一、培训班的课程设置、专家选择及理念定位

围绕博物馆音乐文物及文化背景的诠释工作，同时兼顾到围绕我馆“2012-2017年事业发展规划”中的相关任务和需求，我们力图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的设置，为我馆相关工作的开展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准备。而在专家的选择上，则精心选择各领域中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经过认真考虑和协商，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我们主要参考了以下因素对课程进行了设置：如何开展“中国民族文化遗产陈列项目之民族乐舞器具专题研究”的展陈准备工作？目前就我馆已征集乐器资源和正在扩充的资源来说，如何梳理森罗万象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如何将已征集实物的相关文化资料充分扩充？如何将我馆的展览展示、研究、征集与藏品收藏快速推进到国际化行列，使工作开展效率最大化？

中国博物馆协会国际音乐考古培训班之（二）“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博物馆应用培训”，于2015年7月21日在湖北省博物馆正式开班，为期15天。师资为东亚地区从事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研究、传统音乐研究、仪式音乐研究、音乐史学研究、律学研究、乐器学研究与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国内外专家。学员是来自全国30个省区博物馆的专业研究人员及业务馆长等博物馆同行。培训班围绕博物馆音乐文物及文化背景的诠释工作，精心策划推出了《民族音乐学基础理论与方法》；乐律学的《音乐田野工作技术要求与研究方法》；保护与传承《中国戏曲音乐史脉发展》；历史人类学视角下中国传统音乐中《从礼乐看中国音乐文化的功能性意义》；音乐影像志《作为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影像文本》；个案研究(一)《中国传统音乐活化石——南音现状分析》；个案研究（二）《西域丝绸之路乐舞艺术展个案分析》等授课内容，旨在推动我馆与东亚地区博物馆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领域研究方法、藏品收藏、田野采录、展览策划及案例研究等工作开展。

培训班以22场（半天）专题讲座、4场专题研讨、6场（半天）田野方法实践教学为主，通过研讨的形式对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及研究资源进行梳理，通过专题讲座的形式对音乐文化理念统一认识，就目前国内博物馆缺少专业研究力量的现状弥补缺失，从民族音乐学理论基础实用方法的培训着手，以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结合的视角采用“先理论后实践”的方式，重点围绕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实践调查中的民族音乐文物设置课程。

武汉音乐学院的郑荣达教授从乐律学技术要求和研究方法入手，给学员的研究与音乐田野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通过中国戏曲音乐发展史及南音等个案分析谈到非遗保护与传承创新等问题；并由中国传统礼乐制度的梳理与田野案例研究谈到民间音乐接衍，调整了学员对中国音乐文化遗产理念的新认知等问题；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与音乐考古学一样，注重操作规范，这一点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沈阳音乐学院刘桂腾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吴凡教授的指导下，学员们奔赴湖北咸宁、崇阳两地，对米应先家族、崇阳提琴戏、山歌等展开了为期三天的田野考察，以乐器、乐种、乐人及其生态为案例，剖析研究民间音乐、戏曲与残存礼仪规范的关系。三位老师在实践中对学员从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调查规则、标准确立到现场的各种注意事项均进行了一一指导，通过培训学习学员们从中接收到最前沿的学术理念和田野调研中使用器具的规范性及方式方法，是研究学者们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和宝贵的实践经验。通过这次集中学习培训，让各位学员了解了“民族音乐学”的基本思想、理论和范畴，正确理解了音乐文物与文化背景的关系，掌握了民族音乐学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今后的音乐考古和音乐文物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开启了博物馆非遗保护工作的新局面，推动了国内博物馆民族音乐展览展示、收藏和研究事业的发展。

我馆郑茜副馆长认为：“本次培训班可取之处在于，将本专业领域涉及的各个方向能够深度剖析讲解，并进行实质探讨总结，有助于博物馆工作实践的应用”。

二、音乐文化相关展陈理念对比及培训班理念解析

   1.国内外博物馆音乐文化展陈理念的对比——展览展示与公共教育

目前博物馆音乐相关器物的基础陈列状态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观赏需求，观众更希望能通过‘实物’更多地了解与人民生活相关的音乐人类学信息知识，更重视亲耳听一听那些精美形制的乐器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并了解其发音原理，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去感受彼时的气氛等等交互式的体验。所以，要阐释清楚民族乐器的历史渊源、特点、用途及与人民生活相关的音乐人类学信息，就必须系统地梳理每件乐器的民族属性，对其历史源流有较清楚的认识。当我们拉开肖邦博物馆作者手稿的抽屉时，我们通过泛黄、勾划的手稿所联想到的并不只是音乐本身，闭目时，我们也会些许感受到作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这种联想是跨越文化背景的情感沟通，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这种乐音之“象”更能轻易征得主观的文化认同；莫斯科格林卡中央音乐博物馆将学生的音乐普及教育问题列入展览陈列互动的常态，目标定位在服务于“公共教育”的机构；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17个主要部门中，乐器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部门单独设立，观众会定期提出期许，如希望能听到某架著名小提琴或其它著名乐器的声音，他们认为乐器的价值不该只是陈列在橱窗里；英国牛津大学Pitt Rivers人类学与考古学博物馆的收藏中，乐器不仅占有很重要的收藏分量，而且还被视为人类进化、迁徙过程的一个重要证据等等。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众多综合性博物馆中乐器（音乐）收藏及与音乐相关的专属博物馆林立时，我们看到乐器（音乐）在以其独特的展示形式诠释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从拥有九千年历史的18支贾湖骨笛的出土到各种青铜乐器的冶炼制作工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正是我国音乐理论与实践智慧超前发展的确证。自195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创立以来，到现在的综合性及专属乐器（音乐）博物馆，如：上海东方乐器博物馆（上海音乐学院）、西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西安音乐学院）及湖北音乐博物馆（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省博物馆“中国音乐考古中心”等成立的几十年时间中，对音乐器物的考古研究与文化解读也在不断进步。在这一过程中，以湖北省博物馆音乐考古为首，经过37年的科研积淀，12年倾力编撰打造的《曾侯乙编钟》一书，可谓是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与展览展示的范式成果，系统全面地展示了我国具有国际前沿性的音乐考古及理论研究。然而，我们经常在观展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展览展示时留有遗憾，遗憾那些精美器物只能得到一些直观的基础信息，遗憾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图片注解或总体性概述。对于乐器的音响影像信息解读、具体分类体系关系、形制（材质）构建信息、乐器生源发音机制、演奏技巧、系统的民族音乐学信息等少之又少或仍停留在学术争议阶段，有学者形容其历史功能定义的整体概念如一盘散落的珠子亦不足为过，更不用谈它的音乐审美功能的诠释或教育功能的体现。这种两极现象是历史进程中之必然，但也不能不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

2.培训班的理念定位——开启非遗保护的新局面

中华文化是由各种不同存在形态的文化相互关联构成的。中华民族形成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强的文化整合能力。我们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以，我们谈中国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就不能只是平面地去阐释它的文化现象。面对目前松散的“横断面”专题展示研究状态，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现象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融合状态，单一地从某一视角切入探讨中国音乐文化概念，多少会有以偏概全或断章取义引导之嫌。而“乐”在中国农业文明社会被赋予了怎样的功能？能否仅以审美或欣赏功能而定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项阳在《以乐观礼》中说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征，在于国家制度和用乐功能性保障‘礼乐’和‘俗乐’两条脉络并行不悖，这两条脉络在相当长的时段由社会人士与官属乐人共同创造之后，由官属乐人主导承载，从宫廷、地方官府乃至民间接衍形成完整的体系化脉络。” 这里的礼乐文化就是指传统文化中“乐”对国家未曾断层的三千年贯穿意义的代表，直至清雍正饬禁乐籍才止。“礼乐”在中国是一种具有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的用乐，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动力。我们从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的曾侯乙墓125件乐器群发现，在大型“钟鼓之乐（115件）”和小型“琴瑟之乐（10件）”并存的上古时期墓葬中，我们有幸看到了雅乐用乐与俗乐用乐共存的实物佐证。古代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谓，“礼乐文明”是区别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礼”源于古人事神祈福的原始宗教仪式，贯穿于器物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文化之中，在天、地、祖的部落祭祀形态下得以成形。“乐”为礼的附庸手段，附有颂神娱神的功能，荀子称之为“和”。以上最终成为礼乐制度的逻辑起点。周公制礼作乐“大礼三百、小礼三千”，将礼升华并与政治融为一体。礼乐文化在当时代表着国家制度，是上层建筑的四大重要支柱之一，并主导着社会文化的趋向，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塑造作用是其它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无法比拟的，更是自周代以后历朝历代所信守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礼乐本身虽不相袭，但礼乐文化传统的精神、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等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铺设了一条礼乐文化的基本路线。礼乐文化的传播特点和独特的人性塑造功能由实践问题深化为思辨哲学的理论高度，如《论语·泰伯》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诲将礼乐文化作为立身、处世、做人的修身之学。被誉为“活化石”的蒙古长调体裁的“古日道”是迄今典型代表，是蒙古皇室贵族在宫廷举行隆重仪式的象征符号。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杭锦旗一带缓慢的文化变迁使这种音乐文化无时间地、完好的保存了下来。直到解放前期，杭锦旗的王爷府内还拥有着古代宫廷的武装部队、乐队编制及一直沿袭传承的艺人，解放后这些艺人才散落民间，成为今天非遗重点保护项目古日道民间传承的主要传播人。象征民间的“俗乐”（小曲小调、曲艺、戏曲等）与象征国家的“礼乐”（五礼“吉、凶、嘉、军、宾”）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音乐文化的整体概念，其社会功能、实用功能、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等共同架构起硕大的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体系，忽略哪一项都不能完整地诠释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整体内涵，两者缺一不可。

而中国民族博物馆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展陈研究应将音乐作为文化的有机构成进行整体研究把握，引用《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中一段话作为培训班理念核心表述：

中国音乐文化遗产研究是将音乐形态和本体涵盖其中，注重将音乐文化的历史存在与当下的积淀进行有效的整合，即努力将传统音乐文化的当下活态与历史接通。强调知识结构的不断调整和知识面的拓展，尽可能在宏观把握下进行微观研究，或称在进行个案研究的同时一定要有宏观视野.既注重既有的传统学科理念，又将传统学科意义上音乐史和传统音乐两个论域结合在一起，注重共识层面的传统活态与历史层面的历史动态之互动；注重大学术界多学科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的借鉴吸收，诸如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制度学、发生学、美学等，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的关照；对非物质文化类下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涵盖哲学、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影视等等）的交互作用予以把握，从而更加有效的认知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中礼乐与俗乐的两条主导脉络；注重音乐存在的多种功能性意义，对音乐学界既有研究论域在基本把握的前提下进行拓宽；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制度和功能性理念下的整体一致性和区域丰富性的内含，注重传统音乐在历史上和当下存在方式、传播方式的认知，厘清诸种音乐事项的演化关系，对音乐本体中心特征（律调谱器曲）和诸种音声技艺形式（乐舞、曲艺、戏曲等等）之间的内在关联相对清晰的把握，并对多民族、多地域、多种文化的个性特征以及相互影响与融合加以考量… …。

唯有如此把握才能清晰地认识到中国音乐文化遗产的纵横关系，溯源探流厘清其历史演化，建立起立体的思维理念是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展陈研究的学术理念支撑。

三、培训工作的长期影响与综合效应

1.促进交流

培训活动的实施不仅仅是完成业务理论输出和培养业务人才的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培训项目搭建起业务合作交流的平台。作为国家级别的综合性民族博物馆，与各地区兄弟单位在业务理念上统一认识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培训活动的开展积极地促进了我馆与全国各地区博物馆馆际之间、学术专委会之间的业务交流，这有助于各馆之间在今后共同谋划、承担保护、传承或各自研究工作等方面达成共识，为深化研究合作奠定基础。同时，通过培训平台的搭建对全国各地民族类博物馆的业务资源进行了梳理，有利于今后高效地整合业界资源促进合作，为完成建馆后展陈研究及相关工作做长远储备。通过与湖北省博这样的业务领先单位合作，在乐器专委会的学术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可以有效地树立起中国民族博物馆在业界的地位。

2.梳理目前工作，提出发展构想

通过培训活动的开展和各单位的交流，对目前的展陈活动进行了梳理，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一些构想。教育是中华弥足文化复兴的基础，博物馆应在展览展示策划的环节注重教育功能的定位。而博物馆的展览展示策划理应本着保护文化精髓，变化其展示形态为原则，以学术为基础，化繁为简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在没有馆舍及研究力量匮乏的现实情况下，我馆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研究展示工作应本着两条思路向前推进。

（1）注重现代化数字理念的应用

网络数据库已经成为资料信息容量的新载体。一方面，它将各种形式的资料转换为数字形式存储，使容量和保存效果便于跟进新科技产品的转换标准。另一方面，它的建设实际上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可以避免学者之间重复劳动和重复建设的发生。再者，展陈研究强调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基础资料的重要性，将其视为研究展陈的基础与辅助手段。通过对已有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基础资料的掌握了解，策展人员可以在其领域内进行思路梳理，进入开拓研究层次的策展方案拟定。数据库的搭建，意味着资料的信息化管理，也就是运用信息化的规律来重新组合、盘活（运作）学者的智力资源，并在合理的智力资源运作下让资料创造学术价值。所以，以储备研究资源为基础的“数据库”,是我馆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研究展示资源整合的重要形式。打造虚拟数字展是我馆聚拢研究力量的重要手段，不仅仅是为建馆后的实体展做足前战准备，更是节省资源的有效手段。

（2）整合资源借助研究互补理念达成一致目标

正如培训班理念所说，我国民族音乐除“独创性”、“特殊性”之外，各民族音乐文化之间还有“共同性”的一面，这些共同性使各民族音乐文化得以联系在一起。为完成中国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展览展示及相关工作，组建本方向的专家团队作为业务指导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

目前，我馆已征集用于音乐展示的相关器物近千余件。如何定位我们的展陈体系，将森罗万象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遗产梳理出一条展陈路线，既能纵向地理清历史脉络，又能将绚丽多彩的民族音乐文化横向地阐释清楚，这不仅是我馆作为国家级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展陈体系定位研究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音乐研究学者的共同心愿。

通过培训活动我们了解到，各地方民族类博物馆也在对所处区域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梳理研究，而专业研究人员与专业理念缺失是我们面对的共同问题。作为国家级的博物馆，我们完全可以作为发起单位，联合各区域兄弟单位，组织专家制定标准，通过数据库的形式整合研究资源、共享研究成果，高效率完成这项工作。与此同时，通过良好的互动环节，统筹运作，共同打造中国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研究展示的文化精品。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博物馆承担着保存和传播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任务，向社会提供好的文化产品、文化环境和文化服务，可以满足公众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对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的期待。精品文化是以博物馆为窗口，向外对内宣扬国家文化和提升软实力之根，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甚为深远。

研究展陈二部

2015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