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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对撒拉族文化艺术的影响

撒拉族是一个神奇而剽悍的优秀民族,她是一个以中国西部为生存平台,以中亚撒鲁尔人为主体,以伊斯兰文化为纽带,吸收周边汉、藏、回等许多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个人口虽少,但凝聚力很强的民族。

撒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传承了伊斯兰文化,又弘扬了突厥文化、蒙古族文化、藏族文化、汉族文化和回族文化,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

一、蒙古族对撒拉族文化艺术的影响

撒拉族与蒙古族是有历史机缘的。撒拉族的先民是乌古斯部的撒鲁尔人,原来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西突厥的一个支系,游牧在伊犁河一带。后经过迁徒分合,13世纪前半叶,阿干罕的儿子尕勒莽被蒙古贵族签军,他率领本族170户东行,辗转行军,与蒙古军一道参加了攻克西夏都郡(宁夏银川)的战役。因为在蒙古族统一中国的进程中,撒拉族的先民发挥了非常寻常的作用,为此受到元朝统治者的赏识,不但在政治上作为“色目人”的一支受到优待,而且将循化地区安排给背井离乡,跟随蒙古人南征北战,为统一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撒拉族先民居住。

撒拉族先民们在东迁过程中,与蒙古军的关系是友好、融洽、有难共当的。可贵的是,撒拉族先民们从蒙古军的身上,学到了蒙古族好战、习武、刚毅的秉性,并吸收了他们的文化和性格特征。因此,可以这样说,撒拉族的尚武精神与蒙古族的勇武尚战之风是一脉相承的,而且祖先赋予的这种尚武精神在循化地区严酷的环境中得到了发扬,撒拉人没有被恶劣的自然条件所吓倒,而是靠一身胆气和超人的本领,靠脚户、狩猎、伐木来维持生存。正是撒拉族先民们的骨子里有了尚武精神,不敢受辱,因而得到了自元代以来统治者的青睐,多次被证调,参加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在明代有史可查的就有17次之多,其中12次是抗击蒙古贵族扰明边塞,其余5次是征剿反明武装斗争。正是这种尚武精神的影响,才引发了一次次的反清起义;正是尚武精神的作用,撒拉人才具备了吃苦精神。

要说蒙古族对撒拉族文化艺术的影响,那就是经济文化(畜牧业文化)和体育文化。撒拉族先民们从蒙古人那里学到了放牧。为此,初来乍到的撒拉族先民们,一边从事畜牧业,一边搞皮张生意。与此同时,撒拉族先民们十分酷爱体育运动,铸就一身强健的体魄。

撒拉族的传统体育骑射、摔跤、拔腰、抛石、蹬棍等原属于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撒拉族先民们在东迁时从蒙古人那里学来用之。尤其是骑射为主的兵民合一制曾是蒙古人重要的军事制度。它对定居的,从事农业的撒拉族早已失去了作用,但撒拉族在早期经营过一定规模的畜牧业,且为纳马之族,因此,撒拉人都爱养马骑马,每逢农闲时节,进行赛马比赛。解放后,凡在县上举行的重大节庆活动中,总有撒拉人的“赛马”比赛,展示撒拉尔汉子的威武的风采。骑射向来是相铺相成的,两者缺一不可,射艺超群被认为是男子的最高荣誉之一,因而撒拉族地区以前经常举行射箭比赛,培养善战能力。除此之外,撒拉族语言中渗透了不少蒙古语。

二、藏族对撒拉族文化艺术的影响

撒拉族与藏族的关系在一定层次上还是比较密切,几百年来一直存在着“夏尼”(意即本家)的关系。从传说和文字资料中可以看到,撒拉族先民初来循化之时,人口不足千人,据本民族传说,撒拉族先民在循化定居下来之后,便向邻近的边都沟(文都)的藏族通媒求婚,藏族同意和他们通婚,继而,藏族文化对撒拉族文化艺术的传播与创造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藏族人的农业文化对撒拉族的经济生活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撒拉族先民从中亚迁徙循化时,曾带来黑芝麦和白芝麦,定居循化后,在与藏族的交往过程中,学会了藏族人用铧犁耕地种植农作物的技术,这为以后撒拉人从事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

二是藏族畜牧业文化对撒拉族经济生活的转变有着很大的关系。因特殊的自然环境,撒拉人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兼营发展畜牧业,所饲养的牲畜又与周围藏族进行商业交换。据《循化志》载:撒拉族在元明,甚至清初,主要饲养的是马、牛、羊、鸡、狗等,这与藏族饲养的牲畜家禽种类大体相同。藏族对撒拉族畜牧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三是藏族商业文化对撒拉族经济生活的改善起了一定的作用。撒拉族先民善于经商,先民们从周围藏族那里用自己的土特产或钱币收购羊毛、皮张做转手买卖,或者充当类似在清代出现“歇家”的角色,这在客观上无疑促进了撒拉族和藏族人民的商业交流。

四是藏族的语言和习俗文化对撒拉族的衣食住行影响较大。由于撒拉族与藏族的通婚,藏族的一些习俗和语言在撒拉族中留存的较多。民居方面,撒拉族依仿藏族民居特征,依沟壑而居,庄廓四周为高大的土墙,土墙底层用石砌筑,土木房、单扇门、门内边缘安有木锁、用木匙开启,房顶四周齐放干柴,庄廓墙四角放白石头,室内衣服要挂在一根横杆上等。(1)饮食方面。撒拉族依仿藏族习惯喜欢吃牛羊肉、酥油糌粑、奶茶、浆水饭、搅团、馄锅馍等;(2)婚嫁方面。撒拉族遵行了藏族的好多礼节。在送亲的路上,给迎亲者吃“油搅团”;用三碗牛奶,其中一碗泼在新娘骑的马蹄上;新娘离开娘家大门时,倒退而出,同时泼洒手中的粮食;新娘在一路上要唱“哭嫁歌”;在宴席场上,对舅舅要抬羊背子等。(3)语言方面。由于频繁持久的交往,大部分撒拉男子(甚至一些女性)也掌握了藏语。而且从藏语中吸收了很大数量的词汇在撒拉族中经常运用。

五是藏族民间文学艺术对撒拉族文艺的传播与创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撒拉族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其中:藏族民间文学艺术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撒拉族民间文学艺术当中,许多撒拉族民间故事、谚语来自藏族的民间文学,如“莽斯哈日”、“高赛日的故事”、“后娘”、“天池的来历”、“庵古日拱北的传说”等。撒拉族花儿的颤音也受到藏族拉伊的影响,尤其是《孟达令》的开场音“哎哟”与拉伊的开头曲调完全一致,这种兼收并蓄的唱法,使撒拉族花儿在整个西北花儿中别具魅力,颇受人们欢迎。

三、回族对撒拉族文化艺术的影响

撒拉族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是与积石关以东和大力加山以东的回族移入后融合而成的,撒拉族中有所谓韩姓以外的“外姓五族”,其中“马姓者居九”,还有沈姓等,寻根溯源,均为回族。回族主要聚居在县城附近的托坝、瓦匠庄、线尕拉、沙坝塘,城内西街及道帏沟中的贺隆堡塘等村庄。由于回族和撒拉族同信伊斯兰教,为此,风俗习惯等方面基本相同,也可以这样说,撒拉族的大部分风俗习惯是借鉴了回族习俗的,如:婚嫁中的念尼卡亥,丧葬中的给亡者净身,以白布缠身,站殡礼、速葬、土葬等。饮食文化中的碎饭、馒头、油香、散饭、包子等。服饰艺术中妇女戴盖头、男子戴白色的圆顶帽等。在文学艺术方面。回族的宴席曲《没奈何》、《马五哥》以及回族花儿(河州花儿)在撒拉族中也广为流传,为撒拉族歌谣的传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汉族对撒拉族文化艺术的影响

循化的汉族是在清雍正八年(1730年)修城设防以后陆续迁入的,他们中有的系驻防军人的后裔,有的系官员或商人的后代,当地人称他们为“中原人”。长期以来,他们与撒拉族友好相处,相互学习、相互支持。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以及民风民俗,对撒拉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较深的影响。在过去,撒拉族的许多习俗方面,有汉族习俗的遗风,如:婚礼上给新郎佩红挂带;洞房上要张贴剪纸图案;人去世后,亲人戴孝,腰系白布,三天内不能清理房间,昼夜点燃卫生香,日后的有三天、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四十天,周年等忌日;建房上梁时,在中梁正中用红布裹麝香、粮食、硬币等。在服饰艺术方面,穿中山装、斜襟门大衬,檐帽(着遮帽),鸭舌帽。如今,随着时代潮流,撒拉族习俗中保留信仰、宗教节日、服饰上戴白号帽、盖头、语言外,其它均趋之于汉化,尤其是服饰、婚礼、饮食变化较大。语言中也掺杂了很多汉语词汇。与此同时,汉族对撒拉族文化艺术的贡献,还体现在教育方面。乾隆五十六年,清政府开始在循化设立“教育官”,先后设义学、儒学、书院、传授汉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循化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同时培养了一批为封建阶级服务的文武人才,其中也包括撒拉族的文武人才。民国至解放前夕,全县学校达15所,其中接受汉文化的撒拉族学校有10所,在校生达千余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撒拉族文化教育得以迅速发展,撒拉族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文学,韩秋夫首先敲开了撒拉族现代文学殿堂的大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序幕,从此,迎来了新时期撒拉族文学的繁荣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如秋夫、马丁、马学义、闻采、韩新华、翼人、韩文德、马梅荣、马建新、韩莉等。就体裁而言,有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评论、剧本等。就作品而论,出版的诗集有《秋夫诗选》(韩秋夫著),《家园的颂词与挽歌》(马丁著)、《被神祗放逐的誓言》(翼人著)、《撒玛尔罕的鹰》(韩文德著)等;小说集有《命运的呼唤》(马学文著);散文集有《指甲花》(马梅英著)、《我的撒拉乡》(马建新著);报告文学集有《撒拉尔传人》(翼人著)等。在音乐方面,韩进锋、马俊、韩占武、韩鑫等均出版了个人专辑。

作者单位:青海省循化县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