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赴加、美考察交流计划的提出与目的：
博物馆是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与社会现代化变革的产物，世界博物馆文化一直带有西方文化的胎记与基因，国际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至今仍以西方为主导。如同大多数泊来品一样，一百多年前被引进中国的博物馆在一个世纪的运行过程中，始终显示出与西方原生博物馆文化与机制的隔膜，从而使我国的博物馆效益一直在远远落后于西方博物馆的水平上运行。这样的现状理应引起我国当代博物馆界的高度重视与自觉反思。
正是其于对这一差距的深刻认识，正在筹建中的中国民族博物馆十分重视引进西方博物馆的经验，希望在博物馆建设的起点上既能立足国情，又能有效学习西方博物馆的先进理念，以使国家民族博物馆在建筑设计、空间安排等一系列硬件设施的布局以及研究、收藏、保管、数字化等一系列业务软件的规划上拥有国际视野与世界经验，使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建设获取一个较高的起点，为博物馆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为此，我馆近年来初步形成了一个系统学习国际先进博物馆理念的计划与措施。2013年11月，围绕博物馆建筑设计及民族学博物馆展陈策略两大主题，我馆特别邀请世界著名博物馆设计师道格拉斯•卡迪尔先生与加拿大著名人类学家、加拿大文明博物馆印地安文化展示设计者玛丽博士来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讲座与交流。在此基础上，我馆又于今春5月18日组织一行八人的交流访问团，前往加拿大与美国，实地考察道格拉斯•卡迪尔先生以“有机建筑学派”理论完成的两大建筑代表作——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与美国印地安博物馆，同时对包括上述两家博物馆以及加拿大艺术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内的四家博物馆作了关于馆舍建筑、博物馆研究、展示、藏品保管、数字化博物馆等方面的详细考察与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收获与体会。
二、考察交流的主要体会与收获：
（一）通过考察交流，我们加深了对于美国、加拿大两国博物馆制度与博物馆文化的理解，尤其是有针对性地了解了加拿大和美国博物馆理事会制度的构成和运行机制。
党中央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博物馆未来将逐步向理事会制度发展。对于博物馆的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在博物馆这一文化机构的改革方向上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态度。由此，考察团决定有针对性地了解西方博物馆理事会制度的构成与运行机制。
在国际范围内，美国堪称拥有世界上最发达、更成熟的博物馆机制与博物馆文化。以美国印地安博物馆所隶属的斯密森尼文化机构为例，我们较为深入地理解了美国的博物馆制度。斯密森尼博物馆群的管理由一个董事会负责，此董事会由美国最高法院院长、副总统、三名参议员、三名众议员和六名非官方人士组成；董事会负责提名史密森尼下属16座博物馆的16位馆长人选，由馆长管理每一座博物馆，并且直接对董事会负责。
加拿大的博物馆制度通过对于美国的学习从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确立起来，标志是其所制定的《博物馆法》，这是加拿大博物馆制度有效运行的一个法律保障。《博物馆法》规定加拿大国立博物馆的最高管理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主席由政府任命，董事会成员由热爱和关注博物馆发展的成功人士组成；董事会并不直接管理博物馆，而是由董事会主席面向社会聘任馆长，聘任原则是：一，馆长应当具备管理才能；二，馆长应具备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以筹措资金额、争取社会赞助等。董事会还在博物馆设办事机构以监督馆长执行董事会的决议。
在了解和学习美国、加拿大的博物馆理事会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所谓西方的博物馆董事会（理事会），其性质是全体民众的信托机构，他们在理论上代表全体民众来管理属于全社会的文化财产，所以，理事会需要对民众负责，虽然博物馆董事会成员都是由政府指定，但实际上政府是代替人民来交代和托付一个管理机构，而这个机构的负责对象是全体民众而不是政府。回头看我们的博物馆，如果要建立起理事会制度，还需要实现一些观念与机制的根本转变，只有当这样的观念和制度机制建立起来后，博物馆理事会制度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并充分地发挥作用。
（二）通过考察交流，我们充分感受到加拿大、美国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博物馆文化在社会文化总量中所占据的巨大份额启迪我们对未来中国民族博物馆事业应当怀有更远大的想像力，以更高远的文化理想来规划中国民族博物馆建设方案。
在美国，民众们参观博物馆和分享博物馆珍藏的文化遗产，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牢固的文化传统。美国的博物馆接近一万座，人口只有三亿，但每年美国的博物馆参观人次达到3亿次，其中43%的美国人平均每年参观博物馆4次。斯密森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体系，隶属于它的十六座博物馆，拥有一亿四千多万件艺术珍品和标本，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收藏、展示中心，同时也是一个研究中心，承担着公共教育、国民服务以及艺术、科学和历史各方面的研究。十六座博物馆之一的美国航天航空博物馆，每年的参观者达到800多万；印地安博物馆虽然其展示题材并非主流文化，但其年参观人数也在100多万以上。
加拿大文明博物馆位于首都渥太华，这座城市只有100多万人口，但这座博物馆每年却能吸引130万人来参观，显示出极强的文化感召力。
上述数字只是表现出两国的博物馆在国内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文化份额。事实上，两国的博物馆在引导社会价值观、主导社会舆论、复兴传统文化方面，更加实质性地展示出博物馆的力量。比如，加拿大文明博物馆在过去三十年间，既有力地承担起了重建印地安文化的责任，使灭绝达半个世纪的印地安文化在短短六七年间全面复兴，重现生机，同时又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所发起的闻名世界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运动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而有效地整合了濒临分裂的加拿大英语区与法语区，使国家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大旗下回归统一——一座博物馆在历史传统与当代政治两个维度对于社会所发生的如此强大的影响力，表明西方博物馆所蕴藏的巨大的能量。所以，加拿大在社会事务、国际发展和人权方面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斯蒂芬•利维斯在今年的加拿大博物馆协会年会上，表达了一个观点：博物馆是人类生存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寻求社会正义具有重大作用。
当前的加拿大博物馆正在讨论“如何在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的情况下保持博物馆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动向是：加拿大博物馆正在从收藏静态文物的角色，转化为动态地参与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角色，其中一个主要举措是与社区建立合作，“博物馆必须明晰这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博物馆是社区基本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仅有责任保护过去的历史，而且应当推动和引发公众的讨论。”。这其间隐含着博物馆业态的一次重大转变，同时展现出西方博物馆在当代全球技术浪潮与通讯革命新动向之下主动发起的自我变革，这些变革的目的是保持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的牢固影响力和坚不可摧的传统地位。
我们由此受到的深刻启发是：我们应当对未来中国民族博物馆的事业应当怀有更远大的想像力，以更高远的文化理想有力、有效地规划我们的博物馆建设，使中国民族博物馆在未来我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出更加巨大的作用。
（三）通过考察交流，我们对建立在“有机建筑学派”理论基础上的西方博物馆设计理念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为中国民族博物馆未来馆舍设计理念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极为有益的参考借鉴。
此次考察交流的主要内容，是对道格拉斯•卡迪尔博士所创建的“有机建筑学派”理论及在此基础上所设计的加拿大文明博物馆及美国印地安博物馆进行现场式理解与学习。“有机建筑”（organic architecture）是现代建筑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派别，是一套有关建筑设计的系统哲学观念。在2013年11月前来我馆所作的专题交流中，道格拉斯博士完整阐述了这一建筑理论从哲学学说到运用于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应用转化。此次考察交流，道格拉斯博士则亲自带领考察交流团全体成员，对其所设计的加拿大文明博物馆与美国印地安博物馆的建设外观、内部结构、功能布局等等，作了细致深入的现场讲解，使考察团对建立在“有机建筑学派”理论基础上的西方博物馆设计理念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有机建筑学派”将建筑视为有机生物体，认为建筑设计应尊重自然并保护自然平衡，融合自然环境的一切力量去实现人造建筑与宇宙的真正契合，实现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道格拉斯博士对此称自己将每一座建筑都视为有灵魂的生命体，把每一个房间都当作细胞，“从某种意义来说，建筑师就是在探索建筑的细胞与细胞之间的关系，建筑结构就像是人的骨骼，有机机制就像是动脉，电路系统就像是神经组织……”道格拉斯博士相信这样设计出来的建筑具有强大的能量。事实上，“有机建筑学派”的观念是与我国古代道家哲学所倡导的“道法自然”契合相通的。
作为有机建筑理念的成功实践，加拿大文明博物馆与美国印地安博物馆已成为驰名世界的经典博物馆建筑。尤其是前者，现已成为加拿大的国家象征。当加拿大文明博物馆创建之时，正值加拿大北部魁北克法语地区试图与南部英语区相分裂之际，因而这座位于英语、法语两区交接处的博物馆，便承担着表达国家团结统一愿望的重大使命，而道格拉斯先生通过他的设计，巧妙地用一座建筑物“说”出了加拿大北方与南方的血缘与文化联系，讲述了“我们是一家人，人类彼此联系、相互开放与融合”的历史理念，从而使这座博物馆成为加拿大国家整合、民族团结的伟大象征。与此同时，加拿大文明博物馆还以它对于博物馆各种独特业务功能的卓越体现而成为世界博物馆建筑的典范。比如，为了满足印地安特有毛皮、羽毛等有机文物的特殊敏感需求，加拿大文明博物馆提供了“像医院的手术室”一样的保护空间，使室内的温度从屋顶到地板始终保持一致，同时还将灯光、方向、重力等各种可能对文物造成影响的因素一并纳入建筑设计的考虑之中。而道格拉斯先生所着力构建的博物馆与环境相协调的系统机制，还使加拿大文明博物馆创造出了利用渥太华河水的能量形成博物馆地热系统，使河水在博物馆与渥太华河之间循环流动而提供博物馆所需能量的建筑奇观。
此外，道格拉斯先生还以八十岁高龄之躯，不辞辛劳亲自陪同我们远赴华盛顿，站在美国印第安博物馆建筑前为我们作详细讲解。这座面朝美国国会大厦的博物馆，在设计时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那就是它既需表达出印地安人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还须与华盛顿核心区的其他一系列体现了罗马古典风格的经典建筑物取得协调。道格拉斯先生用他的设计理念，不仅使印地安博物馆如雕塑般对印地安人特殊的文化历史进行了强烈的自我展示，而且使这座博物馆成功地融入了首都的整体环境气氛中。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座建筑，其外形充分地表达了印地安人与土地、与太阳月亮紧密相连的古老哲学。特意为博物馆周围设计的水流，一直延伸到博物馆入口处，旨在借助水流方向将参观完邻近航天博物馆的观众引向印第安博物馆。而真正走近博物馆时，观众会发觉博物馆周边种植着印地安的传统植物，博物馆大楼前方则创造性地建造了一方象征性的湿地，以表达出对华盛顿该地域曾经作为一片湿地的原生环境的敬意，同时湿地所引来的小鸟与小动物，则反映出印地安文化之于自然的紧密关联。进入展区后，一个醒目的圆形剧场，其设计尊从了美国印地安部落的意愿，旨在展现原住民部落各自的故事和传奇；此外，迎宾区内所设的餐厅，也体现了道格拉斯先生对于印地安传统观念的遵从——“食物是重要的表达欢迎的方式”，“食物可以使观众像在自家一样地放松”。这座餐厅不仅为观众提供饮食，同时也为博物馆工作人员提供工作餐；而它独具特色的印地安风味食品，使这座博物馆声名远扬，成为华盛顿地区最受欢迎的地方。
在道格拉斯先生的详细介绍下，我们能够感受到加拿大文明博物馆与美国印地安博物馆每一个建筑局部与细节的匠心独运，从而深刻地体会到一种优良的建筑设计理念对于一座博物馆实现其社会功能、文化使命、业务功能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认为自身应当怀有深刻的警省：在完成博物馆设计任务时，一定要采取一个优良的设计理念，以充分体现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与古老哲学，同时为充分实现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与业务功能打下良好的基础并做出铺垫。
（四）通过考察交流，我们得以了解加拿大文明博物馆的藏品保管理念，其一系列工作细节为我们优化自身藏品保管与文物修复工作提供了借鉴。
加拿大文明博物馆的收藏已有150年的历史，现有300万件藏品与档案资料，其中原住民收藏品有7万件，其余收藏为考古文物、文化研究藏品、历史文物和大量的档案资料。馆藏依据存放方式不同被分为20类。目前，藏品保管部有5个专家，2个职员主要从事与藏品有关的研究工作，另有从事库房管理、展览提库、藏品养护的管理人员18人，藏品登编人员5人及临时人员2名；除此文物技术保护作为藏品保护的独立功能，也有相应的专家与工作人员从事实验、研究与修复工作。
加拿大文明博物馆的藏品保管部的工作职能不仅是藏品的管理与保护，近25年来，该部门还帮助原住民组织传统文化学习班，申请贷款帮助原住民组织展览，以及配合加拿大文物赎买政策对原住民收藏品进行退还和寄存。文明博物馆的文物保护技信在加拿大处于领先地位，技术人员对每件入藏品都依据其性状采取适合的消毒措施，以对藏品进行预防性保护和保持藏品库房的环境。文物修复主要涉及书画、雕塑、纺织品和生活器物等方面，建有修复实验室，完成藏品性状的分析等。藏品修复的方案由修复专家与研究人员共同商议决定，修复方案包括：选择修复对象、确定修复原则和修复程度，以及修复成果验收等事项。
加拿大文明博物馆库房藏品排架非常注重空间的高效利用，柜、架的平面排列十分紧密，柜架的侧部也固定了可竖直排列的藏品，但紧密的排架方式并不混乱、无序。大体量藏品库房的架板底部用方木横隔用以承重，确保藏品安全。
加拿大文明博物馆的藏品装具讲求实用，注重藏品保护效果而不是保护的形式，相对于目前国际博物馆界广泛使用RP材料包装而言，该馆更多使用的是无酸材质对藏品进行预防性保护，比如民族器物藏品库房大量使用高质量无酸聚乙烯发泡棉块，挖凿成适合藏品的各式形状，存放器物，以利于藏品固定保存和搬运。
原住民藏品是加拿大文明博物馆的特色藏品，在加强对器物保护的同时，该馆还特别注重对原住民文化的尊重：与宗教相关的神圣器物被束之高阁，用红布通体覆盖；每当要利用这些器物进行相关礼仪活动时，博物馆会邀请该器物所属部落的宗教人员前来举行仪式，在仪式结束后器物才可被移动。
（五）通过考察交流，我们得以深入了解加拿大、美国博物馆在数字化博物馆建设方面的经验，这将为我馆规划一个更加务实、更具特色的、更适合自身需求的信息化系统提供有益的参考。
综观国内目前博物馆数字化技术的相关应用，一些普遍问题仍然存在，例如信息化设备应用过多所导致的本末倒置，由于对自身特色和馆内功能定位缺乏足够深入的理解导致信息化技术在博物馆自身业务系统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等。中国民族博物馆的信息化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挖掘自身特点，更好地吸收更大范围内博物馆已有的成功经验，打造更加务实、更具特色的、适合我馆自身要求的信息化系统，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工作。所以，与此相关的内容也成为此次考察交流的重点。
1、实体场馆的信息化
在博物馆的藏品展陈中，信息化的技术手段为藏品多维信息的呈现提供了可能。在传统的实物+文字的基础上，声音、视频、动画等媒体形式可以更好地帮助展览人员和观众传达或接受与藏品有关的信息。在此次所参观的几座加拿大、美国博物馆中，场馆中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无一例外地传达出这样一个理念：技术是手段，技术的应用直接服务于内容的需要。这样的理念下，观众的直接感受则是：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以需要的方式（或文字或音乐或视频……）获得其需要了解的信息。而在形式的设计和选择上，数字展示设备在色彩、尺度和空间位置上可以很好地和展示的藏品级文字说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自然而不突兀。
2、信息化技术对博物馆业务的帮助和提升
博物馆的业务内容涉及收藏、保管、研究、展览、教育等诸方面，业务之间又相互关联，互为依托。随着藏品规模的逐渐增大，对相关工作的管理也日趋复杂。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可以大大提升各业务部门的工作效率，规范其工作流程，为博物馆日常业务的管理提供帮助和决策依据。此次考察所历的几座博物馆都有较长的建馆历史、较大规模的藏品数量，信息化工作开展得都很早，已经完成了博物馆内部业务系统的信息化工作。研究部、保管部、展览部以及教育部等各业务部门的工作基本都在网络环境中开展，极大地提高了业务部门的工作效率，也使得部门之间的合作和沟通变得更为顺畅和紧密。
3、数字（虚拟博物馆）博物馆
数字博物馆是国内近几年的热点，它可以有效地弥补实体场馆在空间和开放时间上的局限，使得更多、更远的潜在观众可以足不出户地了解一个博物馆的基本信息。而在国外，这一工作已在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博物馆中得到了实际的开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加拿大文明博物馆的数字博物馆就已颇成规模，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实体博物馆介绍、馆藏品查询、虚拟展览等，其受众包括普通观众和专业研究者。较之于其他的数字博物馆，该数字博物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庞大的数据资源。几十万件藏品已完成数字化工作，数据资源具有相当的规模；（2）有效的展示手段。以印第安民族的文化展示为主旨，基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科理论和实践经验有针对性地进行展示，展示形式简洁、有效；（3）专业完善的服务。面向研究者，提供全面、深入的藏品信息和相关参考文献，堪称印第安民族文化的研究资料中心。
(六) 通过考察交流, 我们得以与美国、加拿大的几个相同领域博物馆建立起了业务联系，并可望在未来通过加强沟通联络而建立起更加稳固的交往关系，以利于中国民族博物馆在建设过程中形成国际视野，融汇先进的西方博物馆经验，从而构筑起自身能与国际博物馆接轨的业务工作机制。
在国际博物馆领域，以民族学、人类学为学科背景而创立的博物馆，堪称为一个共同领域的博物馆。比如，加拿大文明博物馆以及美国印地安博物馆，就代表了此一领域博物馆的国际先进水平。它们的经营模式、展陈理念、管理机制等等，应当为我们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可使我们在建设过程中避免因从头摸索而走的弯路。为此，积极地与这些博物馆保持业务往来与沟通交流，不失为使我们逐渐形成和拥有国际视野的一条捷径。
此次考察交流，考察团与加拿大文明博物馆、美国印地安博物馆以及加拿大国家艺术馆的管理高层均进行了会谈，对双方可能达成的业务交流作了初步探讨与展望。在此过程中，顾群馆长充分表达了中国民族博物馆愿与对方保持沟通、进一步深化业务交往的良好愿望。
我们相信：在当代中国，要建设一座高质量的国家级博物馆，必须拥有国际视野，必须借鉴国际前沿经验。近年来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对外交流始终秉持着这样的宗旨与目的。而此次考察交流进一步为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一步增加了我们吸纳国际先进经验的敏感度与力度。
（七）通过对加拿大印地安事务与北方发展部的拜访，了解到该部门与我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展友好交往关系的真诚愿望。
加拿大原住民事务与北方发展部，是加拿大政府专司原住民政策制定与相关行政事务管理的部门。为更加广泛地了解加拿大的民族问题以及其管理国内民族事务的相关政策，考察交流团团长、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顾群在加拿大期间，特别带领部分团员，专程前往加拿大原住民事务与北方发展部，拜访了该部负责原住民及对外关系工作的官员，表达了通过该部门建立并发展中国民族博物馆与加拿大原住民文化交流关系的愿望。在此过程中，加拿大原住民及对外关系工作负责人Christopher Duschenes 先生谈及该部门曾与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建立过友好的交往关系，曾派遣文化交流团体互访，但后因一些偶然因素，双方的交往关系已中断数年，现在他们十分希望能够恢复与重建与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友好交往，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对此，顾群馆长表示回国后一定郑重地向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传递加方意愿。
在与加拿大原住民及对外关系工作负责人的交谈中，我方人员感觉到加方的意愿是诚恳和真挚的。为此，我们郑重建议：在合适的条件下，我委可创造机会重建与加拿大原住民及对外关系部门的联系，通过文化交流，缔结友好关系，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开辟一个有益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