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支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在良渚古城遗址发现之前，考古界未曾敢想，五千年前的中国先民会建造出如此大规模的城市与水利工程。英国知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曾因为良渚古城的发现而表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考古学远远低估的时期”。2019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持续80余年的良渚考古研究证实：良渚古城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其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等级差异悬殊的墓地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等出土物，揭示了在5300-4300年前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良渚遗址，也因此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古城的发现与研究
我们今天获知的一个真实来源的良渚文化，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发现和研究历程。1936年，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在余杭良渚镇一带发掘和调查了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共发现12个遗址点，并出版了《良渚》一书，这成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发端。1959年，考古学家夏鼐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后，学界逐渐开始了解这一文化的种种个性特点。
1986年，在“良渚发现50周年”会议上，考古学家王明达提出“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并公布“已知的地点多达四五十处”。同年，考古工作人员在余杭反山遗址发掘出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此次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超过以往发现的所有玉器的总和。尤其在12号墓的“玉琮王”和“玉钺王”上发现了完整的神徽形象，对解读良渚玉器的纹饰内涵和器物造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86至2006年，以反山、瑶山发掘为开端，考古工作者对莫角山宫殿区、塘山水坝及文家山墓地、卞家山遗址持续发掘，逐步形成对遗址的整体性认识，并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
2007年至今，自确认良渚古城城墙后，良渚考古进入功能明确的都邑考古阶段。在这一阶段，科技考古被大规模引入。2009年，古城东南部的外郭被发现，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古城西北山间发现高坝系统和水利系统高坝的溢洪道。2011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利用遥感技术发现了平原低坝，从而揭示出良渚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逐步形成对良渚古城和水利系统的整体认识，划定了完整的保护边界。
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有8个故宫那么大的良渚古城，分为宫殿区、内城、外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统，建造十分有序。其中，内城、水利系统、宫殿和王陵建造于5000年前，外城郭则主要形成于良渚文化晚期。
良渚古城城址区的选址具有明确的规划思想，古城位于三个山体之间大体居中的位置，中心为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其次是300万平方米的内城，最外围是600多万平方米的外郭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滥觞。
良渚古城也是一座水城，城内的河道总长度达32公里，多为人工河道。内城城墙共发现8个用于沟通城内外水系的水城门，在南城墙发现1处陆城门。古城内划分了完整的功能区，包括最中心的莫角山宫殿区、沙土广场、仓储区、作坊区等，多个功能区的配合，保证了良渚古城的正常运行。
良渚古城外围的大型水利系统由山前长堤、谷口高坝和平原低坝组成，形成13平方公里的储水面，库容量可达4500万立方米。这一水利系统，一方面可以防洪，保护良渚古城，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调水、灌溉和运输等功能。
长江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降雨量充沛，湖塘、沼泽、河流密布，适合野生稻生长和水稻种植。业已发掘的考古遗址的植物遗存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的稻作生产贯穿新石器时代始终。进入良渚文化晚期，稻作农业生产已经相当成熟，主要表现为驯化历程基本完成，生产规模大，产量高，稻米成为了先民食物的主要来源。余杭茅山遗址发现的以红烧土铺田埂的古稻田，使我们认识到良渚文化的水稻生产已经是一种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农业的进步为良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和谐发展，使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生活物资，以家庭所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出现，为良渚文明因素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以良渚古城为标志的早期国家机构的率先出现，与此密切相关。
高等级的墓葬与玉礼器的发现，也证实良渚时期甚至已经出现统一的信仰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分化。如今学术界已普遍认为，良渚已进入早期国家社会。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代表，反映了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良渚玉器文化达到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最高峰，良渚神徽的完整形象或简化形象在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都有发现，且表现极为一致，应该是良渚人的统一信仰。
在良渚人的观念里，玉器主要用来祭神并作为权力与身份的象征，是标明身份的礼器。良渚玉器的主要种类有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玉璜等，玉琮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每件玉琮上都刻有神徽图案。玉钺作为权杖，是王权的象征，甲骨文中的“钺”字即源于玉钺的象形。玉璧是良渚文化大型玉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玉器。良渚人所发明的玉琮、玉璧等最终被纳入到了商周时期的六瑞玉礼器系统之中。
▲瑶山龙首纹玉镯。（刘斌 供图）
石器在良渚人生产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良渚遗址中均有大量出土。根据使用功能上的差异，良渚人选择不同石料，制作了品类繁多的石器。根据最近几年的研究，良渚古城及其周边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就地取材，而是可能来自直线距离一两百公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区。这说明了当时很可能存在某种与石器加工链有关的商品流通和贸易网络，也表明了良渚时期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济体系。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的玉文化，对同时期和更晚的龙山时代及周边文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分布范围达到大半个中国。如山西陶寺遗址中的玉琮、陕北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的玉琮，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玉琮等，都是源自于良渚玉文化。殷墟、三星堆、金沙等许多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也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由此可以看出中华礼制文明对良渚文化的吸收和继承。
中国历史和文明是不曾断过的，良渚文化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变，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提供了实证。我们从良渚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走向和形成过程。一句“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就是对良渚申遗的意义最生动的阐释。
（原文于2022年1月7日刊发在《中国民族报》，内容有删减。作者刘斌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张依欣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
原标题：《<良渚：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来源 | 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