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原刊于《文博学刊》2024年第1期
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帐篷已有所研究。其中，葛承雍对载帐架骆驼俑中的帐架及毡帐进行论证，指出其为帐篷的间接形象，但其论证多依据历史文献而较少使用民族志材料，与考古学材料的对应关系较弱。吕红亮以青海郭里木地区出土彩绘棺板上的帐篷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穹庐”与“拂庐”进行形象辨析，但未系统梳理帐篷形象，仅就帐篷名称有所论述。程嘉芬较之前学者更进一步，通过考古材料中的帐篷形象分析族群互动，又以“方形帐篷”为例进一步探讨族群互动。 可见，既有研究以辨析形象、名称及分析族群互动为主，未对中国古代帐篷进行系统梳理，对农耕与游牧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少有涉及。
因此，本文将对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帐篷形象进行深入探讨，将其划分为尖顶式、屋脊式和圆顶式三类，并进一步分析游牧文化传统与农耕文化传统下帐篷形象体现的社会生活和族群互动，以期为“胡风东渐”现象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目前发现的帐篷形象共计57例（附表），可分为直接形象和间接形象两类。
（一）直接形象
帐篷的直接形象共29例，可分为以下7种形式。
1.陶质模型中的帐篷直接形象
4例。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M2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平城时期，尖顶式和圆顶式帐篷均有发现。尖顶式帐篷呈长方体，向上逐渐收拢，顶部似用毡覆盖，中间有2个天窗（图一，1）。圆顶式帐篷由下部圆形的围壁和上部隆起的顶盖两部分组成，底部呈圆形，正中开门，用毡或其他织物覆盖在伞形支架上，形成半球形的隆起顶盖（图一，2）。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太和八年（484），为尖顶式帐篷，形制与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M2出土的尖顶式帐篷相同。山西大同云波路北魏墓 M10 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太和之后，为尖顶式帐篷，形制与上述墓葬所出尖顶式帐篷类似。 河南巩义北窑湾唐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盛唐前后，为圆顶式帐篷，整体呈半球形，有长方形开门，门上部为垂帐形（图一，3）。
2.纳骨器中的帐篷直接形象
2例。新疆吉木萨尔墓葬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唐代，为圆顶式帐篷，整件器体下大上小，呈毡帐形，器身塑附加堆纹，呈毡帐饰带状（图一，4）。新疆库车墓葬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唐代，为尖顶式帐篷，圆柱形器身，圆锥形器盖，子母口，装饰以漆绘为主，图案为繁缛的乐舞人物（图一，5）。
3.石质葬具中的帐篷直接形象
3例。西安北周安伽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周大象元年（579），圆顶式和屋脊式帐篷均有发现。圆顶式帐篷为一顶圆形虎皮纹穹隆顶帐篷，帐篷门楣一周及门框涂红彩（图一，6）；屋脊式帐篷为一人字顶帐篷占满上半部，帐篷顶饰贴金日月徽标，并有对称的花叶装饰（图一，7）。 北周史君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周大象二年（580），为圆顶式帐篷，顶部有一圆形装饰，下饰覆莲（图一，8）。太原隋虞弘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隋开皇十八年（598），为屋脊式帐篷，形制与安伽墓中的形象相同。
4. 彩绘棺板中的帐篷直接形象2例。大同智家堡北魏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平城时期，为尖顶式帐篷，用彩布织成（图一，9）。青海德令哈夏塔图吐蕃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吐蕃时期，为圆顶式帐篷，帐篷为半球形，顶部中间开喇叭状天窗（图一，10）。
5. 壁画中的帐篷直接形象16例。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小板申村壁画墓、山西省夏县王村东汉墓、新密打虎亭2号壁画墓、辽宁辽阳南郊街东汉壁画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均为东汉时期。新店子乡小板申村壁画墓为尖顶式帐篷，其余皆为屋脊式帐篷。尖顶式帐篷为长方形，由多布组成（图一，12）；屋脊式帐篷顶部由梁架构成，四角由立柱支撑，四周围挡（图一，13）。安平逯家庄东汉壁画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东汉熹平五年（176），为屋脊式帐篷，形制与上述屋脊式帐篷相同。后面所述帐篷类型与上述帐篷形象相同，此不赘述。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汉魏时期，为尖顶式帐篷。甘肃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1号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曹魏至西晋时期，为圆顶式帐篷，帐篷整体呈半球形，中部开门（图一，14）。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东吴时期，为尖顶式帐篷。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嘉峪关魏晋壁画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魏晋时期，为圆顶式帐篷。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号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十六国时期，为尖顶式帐篷。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太延元年（435），为圆顶式帐篷。山西大同南郊仝家湾北魏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和平二年（461），为尖顶式帐篷。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武平二年（571），为屋脊式帐篷。北齐高润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隆化元年（576），为屋脊式帐篷。太原南郊北齐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时期，为屋脊式帐篷。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吐蕃时期，壁画绘制于木墙之上，画面虽部分残缺，但其帐篷为半球形，上部收拢，推测其可能为圆顶式帐篷（图一，11）。
6.木质彩绘模型中的帐篷直接形象1例。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群98–6号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东汉时期，为屋脊式帐篷，帐篷顶部有明显的梁架结构，中部开门，下部为方形（图一，15）。7.彩绘漆案中的帐篷直接形象1例。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东吴时期，为尖顶式帐篷，图案中皇室众人皆居坐于帐篷观看宴乐活动。（二）间接形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随葬载物骆驼俑等相关陶俑逐渐流行。其中，载帐架骆驼俑最为常见，支架、帐布以及绳索是其基本构成要素。此外，有的骆驼俑还载负其他物品，可能导致形象辨认错误，故此处讨论剔除这部分载物骆驼俑。载帐架骆驼俑的形象也见于壁画、画像砖以及彩绘棺板。葛承雍曾根据白居易《青毡二十韵》及《太平广记》等历史文献，并结合民族志材料辨析载帐架骆驼俑形象。由于载帐架骆驼形象一般只载负帐架、帐布以及绳索，较少载负其他物品，结合相关民族志材料推测其可能为帐篷拆解后的间接形象，故此处将载帐架骆驼形象归为帐篷的间接形象。目前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所见帐篷的间接形象共28例，可分为以下4种形式。1.载帐架骆驼俑中的帐篷间接形象24例。河北曲阳北魏墓、洛阳孟津北魏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正光五年（524），均为载帐架骆驼形象，它们或站立，或前肢下蹲。目前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所见帐篷的间接形象形制大体相同，故后文仅介绍年代。咸阳市渭城区胡家沟候义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西魏时期。西魏吐谷浑公主与茹茹大将军合葬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图二，1），年代为西魏大统七年（541）。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西魏大统十年（544）。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东魏武定八年（550）。北齐元良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天宝四年（553）。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西魏恭帝元年（554）。太原圹坡北齐张肃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天宝十年（559）。太原北齐张海翼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图二，2），年代为北齐天统元年（565）。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图二，3），为北齐武平元年（570）。北齐高润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武平七年（576）。安阳隋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隋代。陕西长安隋宋沙忻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隋开皇七年（587）。西安洪庆北朝、隋家族迁葬墓地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隋开皇至大业时期。隋吕思礼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隋大业十二年（616）。唐代富镇墓、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河南省巩义市孝西村唐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均为唐代。偃师北窑村二号墓、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均为唐咸亨三年（672）。偃师关窑唐墓、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均为盛唐时期。巩义芝田唐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唐天宝五年（746）。
2.载帐架骆驼壁画中的帐篷间接形象
2例。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武平元年（570），为载帐架骆驼，骆驼两侧背负多个帐篷架，由赶路商人牵引。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唐神龙二年（706）北齐武平元年，其图像与上述相同。3.载帐架骆驼画像砖中的帐篷间接形象1例。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盛唐时期，帐篷载于骆驼架上，骆驼由商人牵领（图二，4）。4.载帐架骆驼彩绘棺板中的帐篷间接形象1例。青海德令哈夏塔图吐蕃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吐蕃时期，帐篷载于骆驼架上（图二，5）。
二 帐篷形象的时代特征与地区分布
根据上述考古材料，可归纳出帐篷形象的时代特征与地区分布特点。东汉时期墓葬中的帐篷形象都是直接形象，且仅见于墓室壁画，分布于当时属边疆地区的内蒙古、辽宁、山西以及甘肃等地。由此推测，此时期的帐篷形象可能一定程度上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帐篷形象数量增多，既有直接形象也有间接形象，两者数量相当，见于墓室壁画、葬具、载帐架骆驼俑以及陶质模型，地区分布范围较东汉扩大，集中在北方以及西北地区，中原地区也有少数发现。由此推测，游牧文化在此时期进一步往南传播扩散。隋唐时期墓葬中的帐篷形象基本为间接形象，形式以载帐架骆驼俑为主，此外也见于墓室壁画及画像砖，远离中原的青海地区则以彩绘棺板上的直接形象为主，体现出与中原文化的差异。此时期的帐篷形象主要分布在关中及中原地区，在西北及青海地区也有部分发现。由此可见，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所见帐篷形象受到游牧民族南下和西来影响，呈现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如屋脊式帐篷逐步融入中原汉族家庭的日常生活，所见场景皆为身着汉服的人们宴饮或居家闲坐。综上可见，其深受农耕传统文化的熏陶，呈现出农耕与游牧文化交融的特点。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墓葬中的帐篷形象见于北方及西北地区，不见于南方地区，表明帐篷在北方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此外，这些帐篷形象既表现出农耕文化因素，也表现出游牧文化因素，反映出此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自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帐篷显现出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形象。从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帐篷形象来看，这些形象可归入游牧和农耕两大文化传统。这一时期中亚及北方草原民族的墓葬中尚保留大量游牧文化传统中的帐篷形象，如北魏司马金龙墓、北周安伽墓、隋虞弘墓等，而这些帐篷形象又可根据其结构归为圆顶式、尖顶式、屋脊式三类。受农耕文化影响，关中及中原地区的墓葬中，部分帐篷形象逐渐呈现出屋脊式帐篷特征，这种形象亦反映出农耕文化特质。然而，在隋唐时期墓葬中，帐篷的间接形象仍保留了一定的游牧文化痕迹。
由此可见，这些帐篷形象背后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融合。
（一）游牧文化传统
1. 圆顶式帐篷圆顶式帐篷与中国内蒙古地区以及土耳其地区所见的圆形毡帐（图三，1）形制相似，这类帐篷一直存在于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多用弯曲的木枝相互交错形成经纬结构，并在顶部形成圆形的透气口，外附毛毡，拆分之后用骆驼运输（图三，2）。这种形制的帐篷与文献记载中的“穹庐”相符：“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结合使用这类帐篷的民族分布区域推测，穹庐属于典型的游牧文化传统帐篷。
2.尖顶式帐篷尖顶式帐篷与北非、中东的阿拉伯以及中国境内青海、四川西北部等地区的黑帐篷（图三，3）相似，都采用尖顶式的帐篷结构，这类帐篷主要以支撑帐架、具有张力的帐布以及绳索相互固定而成，外观如房屋一般，因此容易被农耕文化所接受。历史文献中的“拂庐”可能指向这种帐篷形象，《通典》记载：“其君长或在跋布川，或居逻娑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毡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容数百人。”此处“张大拂庐”应指帐篷特性，其具有一定张力，与黑帐篷一致。此外，文献记载中采用这种帐篷的地区与考古材料显示的地区分布相符，推测“拂庐”即尖顶式帐篷。
（二）农耕文化传统
从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发现的帐篷形象来看，早期北方或西北边疆地区主要受游牧文化影响，其帐篷形象多为圆顶式帐篷，而中原的河南、河北以及山西等地则出现了受游牧文化影响产生的屋脊式帐篷形象。这种帐篷形象源于游牧文化中的尖顶式帐篷，与中原地区使用的帷帐不同。帷帐在中国古代属于重要的室内陈设，有遮挡坐具、卧具的功能，根据不同的遮挡方式又有幕、帷、幄之分，主要作为家具在室内使用。屋脊式帐篷虽然采用中国古代建筑的屋脊造型，且多与屏风组合，具有较突出的农耕文化特点，且形制逐步摆脱游牧文化传统风格，但其结构和使用方式仍保留游牧文化传统帐篷的可移动性与用于室外临时居住的特点。由此可见，中国境内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所见的帐篷形象，部分源于游牧文化传统的帐篷，主要见于游牧民族的墓葬。然而，随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部分中原地区的墓葬亦开始出现帐篷形象，并逐渐发展为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屋脊式帐篷形象。在此过程中，载帐架骆驼形象在墓葬中仍显著体现游牧文化传统特点，主要见于隋唐墓葬，且多与胡人俑同出，反映出“胡风东渐”的文化传播现象。
东汉至隋唐时期，游牧民族与中原往来频繁，他们通过战争、贸易等方式将游牧文化带入中原地区，与中原本土的农耕文化传统相互碰撞。在此过程中，游牧民族不仅吸收了农耕文化，还改变了部分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中原汉族也积极吸收游牧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帐篷形象揭示了社会活动中游牧文化的丰富内涵，随葬的陶俑则体现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的特点，总体反映了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的状况。
（一）社会活动
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的帐篷形象反映出较丰富的社会活动，根据不同活动场景中的具体内容，可将社会活动分为以下五类。1.宴飨宴飨场景常见于壁画及葬具，且涉及不同民族，如新密打虎亭汉墓中的宴乐图（图四，1）、北周安伽墓石质葬具上的宴饮图以及青海德令哈夏塔图吐蕃墓彩绘棺板上的宴飨画面等。这些宴飨活动随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逐渐被中原地区各阶层接受，且比较受重视，这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尚一定程度上受“胡风东渐”的影响。2.游猎游猎场景可见于壁画及随葬陶俑，如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的捕鸟图（图四，2）、北周安伽墓石质葬具上的狩猎图等，反映出游猎活动已成为当时较重要的社会风俗。《开元天宝遗事》“探春”条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这种探春活动与游猎较相似，表现出游牧文化传统的特点。
战争战争场景较为少见，仅在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群中有所发现，该墓葬群壁画有屯营戍卫的军事战争场景（图四，4），由此推测这一时期帐篷形象所反映的战争冲突较少，侧面体现出游牧文化在壁画装饰题材中选择较为温和的表现形式，以及“胡风东渐”的渐进式特点。4.居坐居坐场景较常见于壁画，且大部分出现在中原地区墓葬中，表现出农耕文化的特点，如山西省夏县王村东汉墓居坐图、北齐徐显秀墓夫妇并坐图（图四，5）等。帐篷形象中的居坐场景一般是夫妇并坐，正视向前，表现墓主人夫妇在地下世界的生活场景。不仅如此，这种帐篷形象也常与屏风组合出现，构成帐与屏的组合空间，用以表达墓主人地下生活的空间区分及布局。5.贸易贸易场景常见于壁画及随葬陶俑，其中壁画画面多表现胡人商贩与载帐架骆驼，且有商品货物的出现，由此推测其题材为商旅出行，如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商旅图（图四，3）、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行商图以及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画像砖等。以上墓葬中，商旅贸易活动画面中的间接帐篷形象集中见于隋唐时期，侧面揭示了隋唐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二）族群互动
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帐篷形象反映的墓主人身份、画面内容以及葬俗，主要涉及三大族群，即北方草原民族、西域胡人以及中原汉族，他们自东汉至隋唐以来一直不断互动交流，通过战争、贸易等方式，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逐渐融合。
东汉至魏晋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南下入侵中原，其中以鲜卑为主。这一时期发现帐篷形象的墓葬中均可见到具有鲜卑族文化因素的随葬器物，如雁北师院北魏墓中的具装骑俑、鲜卑服饰人物俑以及鳖甲车等。随着鲜卑势力的壮大，部分汉族墓葬中发现的帐篷现象也表现出鲜卑文化特征，它们多处在鲜卑统治区域内，因此表现出明显的游牧文化风格，但其中也保留了汉族文化的特征。
隋至初唐时期，北方的突厥发展较盛，不断入侵中原，但在与唐朝的战争中落败，部分突厥人由此迁入中原地区，并将风俗习惯带入中原，北方草原民族的游牧文化在此时期逐渐以一种较缓和的方式与汉族农耕文化融合。汉族的居室文化也与突厥的毡帐文化相互影响，文献中有关唐代日常使用帐篷的记录逐渐增多，如太子李承乾在宫中“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3]，搭设毡帐以游玩。这表明此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受到汉族文化吸引，而汉族也在吸收游牧文化，形成一种文化融合的趋势。
盛唐以后，西域胡人大批进入中原开展贸易、传教等活动，他们将中亚、西亚的习俗带入中原。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大量胡人俑、骆驼俑等随葬器物表现出明显的中亚、西亚文化特色。此外，此时期西域胡人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西亚粟特地区使用的葬具纳骨器，以及入华胡人墓葬中发现的石椁、石榻等石质葬具都表现出汉族农耕文化风格，但装饰图样仍保留了一定的西域风格。可见这一时期西域胡人与汉族之间的互动十分密切，农耕与游牧文化相互融合，有别于传统游牧文化传统的帐篷形象因此得以形成，折射出“胡风东渐”的文化传播过程。
综上所述，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的帐篷形象，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西域胡人以及中原汉族的兴衰而流转变化。在此期间，各文化的风格在帐篷形象上有所反映，游牧与农耕文化相互排斥直至彼此融合，成为当时的趋势。帐篷形象背后的社会风俗也逐渐为各个阶层所接受，成为一时社会风尚。
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的帐篷形象，为研究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及族群区域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帐篷形象反映了该时期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趋势。通过分析不同形式的帐篷形象，可以辨析“胡风东渐”的文化现象，进一步了解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的实际情况。此外，墓葬中还出土了具有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陶质模型、纳骨器、石质葬具以及骆驼俑等遗存。同时，涉及游猎、宴飨、居坐以及贸易等活动的遗存也开始表现出农耕文化特色，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时期沿丝绸之路产生的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从这一时期墓葬所出的帐篷形象表现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特征来看，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文化逐渐相互渗透和吸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帐篷作为游牧民族文化标识的象征符号也逐渐被中原汉族所接受，成为两种文化融合的标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