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6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沈阳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刘桂腾先生来馆开设讲座“音乐影像志——作为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影像文本”，本文根据刘桂腾先生讲座内容整理而成。
“住居式”作业崇拜终结了吗·个案研究能否构成比较视野·民族志的研究是转身还是回眸·田野行脚止于何·2015年9月16日，受中国民族博物馆邀约，刘桂腾老师在中国民族博物馆举办了“音乐影像志——作为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影像文本”为题的讲座，从影视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讲座总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概念与问题，刘桂腾老师对民族志记录的方法，个案多案研究构成的比较视野，民族志和文化志的转型以及一度田野和二度田野的概念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采集方法，刘老师列举了测量、绘图、录音、摄影、摄像等的具体方法和操作流程。他提出了绘图的重要性，通过萨满鼓的实例和田野采集的实际情况描述了拍摄和录音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三部分影像文本，刘老师从学理的角度分析了音乐人类学的三种书写方式：文字、曲谱、图片的不同，通过《鼓语：达斡尔族萨满的斡米南仪式音乐》，《西拉木伦河的呼唤——科尔沁蒙古莱青仪式音乐》等案例深入浅出的道出了如何用影像去表达意图和目的。
在最早的民族志的研究中，大多是采用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对历史上已知地域或族群的静态研究——即定点民族志。而20世纪90年代人类学家乔治·E·马库斯提出“多点民族志”让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变得更丰富，也更适用于一些游牧民族的研究。刘老师认为，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是呈现事物最真实的样子，而不是刻意回避一些已经改变了的不再传统的方面。研究者不必在个案中进行比较，应将“比较”意识贯穿于特定对象的研究框架内：始于“经验研究”，逐层提升，当单一个案积累一定数量时，进行“中层理论”归纳，最终进入“分析理论”层面。在田野调查中，同调查地区的居民交流而获取数据信息资料的一度田野与在博物馆等研究机构采集已有数据的二度田野同样重要，作为民族志电影及纪录片，应该尽量不用字幕，而让影像自己说话，少用技巧而让真实再现。刘老师对于音乐影像志的总结经验让我们对于作为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影像文本有了深刻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