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是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发达国家所提出的新观念：是知识高度密集、高附加值、高整合性的产业形态。[1]作为21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其有别于传统文化产业的主要特征是：首先，告别了从结构到营销都相对固化的工业发展模式，侧重在创意中寻找热点、利润和机会，从而拥有了持久变化的活力；其次，得益于高端创意人才，依靠其创意群体的高文化、高技术、高管理和新经济的“杂交”优势；并且，在追求产业经济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要注重追求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是“可持续发展”产业的典范。
本文以雷山县西江苗族的服饰保护与开发为例，就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进行若干讨论，不足与不当之处，请同行指正。
一、“穿在身上的史书”——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西江苗族盛装
在各国各地100多个苗族支系中，西江的苗族盛装独树一帜。其总体上看属于长裙系，上装分内层和外层，内层用手织棉布，靛染成浅蓝色，外层则为深蓝色交襟大领衣，苗语称之udbaid(音译：乌摆)，ud(乌)意为衣，baid（摆）意为交叉,加固或加固别饰物，合成词形容胸襟交叉加固的护身服装，其衣袖、衣襟、衣领为刺绣装饰部位，图案多为双头龙、蝴蝶妈妈、宗庙及各种花、鸟、鱼、虫等；下装为长及后脚踝的紫黑色棉布百褶裙，裙外罩有15至25根绣花飘带，飘带分三节式或五节式，每节用平绣绣有各种动、植物图案，并镶金片、银片；脚穿绣花的船型鞋和圆口型布鞋；着盛装时还配套穿戴银饰，其中头饰有银角、银梳、银鸟、银马帕（苗语称“忒”）、银梳和耳环，颈饰有麻花项圈、平纹项圈，胸饰有压领（苗语音译）、银链；上衣后背缀饰有动植物图案的银片、银坠。西江苗装是国内苗族服装中银饰最多、装饰性最强的类型之一，全身上下银装素裹，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本文所研究的西江苗族盛装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独特存在，我们知道研究精神应当通过它的具体现实、它的强烈表现来进行，也就是要把它的外在表现认识为由它的内在方面所制约的表现。[2]本文将西江苗族盛装这一既古老又年轻的艺术瑰宝纳入文化创意产业的视野之中加以分析研究，就是要分析当来自现代的、大众文化的“创意”作用于传统的、某族群独有的“活态”文化遗产，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力？这种 “力”作用的方向和大小又如何？并籍此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开发之间的尺度把握及利弊关系。
进入21世纪的今天，苗族盛装及其工艺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布料考察，由早期的葛藤、苎麻植物纤维织布，到与养蚕巢丝织布到植棉纺纱织布并存后，再到现代以棉布、丝绸及化学纤维作为衣料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染料上考察，是由早期的泥矿物、植物染色，发展到当今的植物、化学药物染色交叉进行。然而，苗族盛装作为表达苗族宇宙观、信仰观，以及族源、迁徙、情感、认知、神话、传说、故事和族群意识的符号意义依然延续至今。多年来，众多学者致力于对这一苗族文化象征进行研究 ,[3]如西方霍斯泰特勒对清代官方修撰的民族志图书“百苗图”所进行的历史文化研究就是学术界的典型范例之一。[4]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归纳，西江苗族盛装传达着以下内涵：
第一、历史记忆的载体。西江苗族盛装上的刺绣图案体现出了祖先崇拜记忆的痕迹，如蝴蝶妈妈、姜央公、蚩尤等；体现出了先民居地记忆的痕迹，如五条江河（黄河、淮河、长江、赣江、湘江）、太湖等；体现出了原始生殖崇拜的痕迹，如葫芦、鱼等；此外，还有部分古文字符号的残留印记。所有这些，都能在西江苗装上找到图纹载体。
第二、民间信仰文化的展现。“乌摆”上看似普通的图案实则深蕴着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文化信仰等隐讳内涵与族群表征，如：抽象的龙图形、鼓纹饰以及太阳、月亮、水牛、枫木、蝴蝶、天鹅、燕子等等都是负载着民间传说与民族信仰的图腾符号。
第三、亚族群文化的符号表征。“乌摆”服饰的款式造型和色彩搭配各具特点，这也是其族群内部分辨支系的重要标志；其次，苗族群体内部界定社会角色如女孩服、老年装、出嫁衣等，也可以从“乌摆”上寻到依据。社会角色的复杂化是服饰内容丰富的主要社会基础，服饰穿着搭配的种种习俗规则也是民族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线索。
第四、女性文化的“活化石”资料。苗族妇女不仅是苗族服饰的主要生产者，也是苗族服饰的主要消费者，她们把男子原来出嫁的“雄衣”穿在身上（关于西江苗族古服“雄衣女穿”的传说源远流长、众说纷纭，请容笔者另撰文加以分析），其间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二、“苗装的延伸”——作为“遗产产业”的西江苗族盛装
西江苗族盛装不仅是苗族先人对后世的慷慨遗赠，也是今日苗族群体内部认同的标志性工具之一。族群得以维系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族群意识的存在，人天性中的“反观自身”[5]。当代哲学主张人格与自我总是受到环境与他人的影响并因此而不断变化，始终处于冲突、矛盾和断裂的状态中——“人不再能够被看作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实体性存在”[6]——那些不可避免地附着在每个人身上的符号意义就通过如西江苗族盛装等物质文明表现出来。具体来说，盛装在今日西江苗人社会中的凝聚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穿着实用作用。这一点毋庸赘言，西江苗族盛装类型多样，是人们生产生活中身心要求多样性的表现。人们通过文化再生产机制，塑造了特定版本的“集体记忆”，进而塑造了特定的民族认同观。[7]西江苗装制作包括纺织、靛染、裁缝、刺绣、织锦、制作银饰、镶缀饰物等工艺在西江主要以家户、村庄为范围的代际传承方式进行传承。苗族女性自七、八岁始，就在祖母、母亲、姐姐等年长者的引导、教授下，学习传统服饰制作的纺织、制靛、染色、刺绣、织锦、裁缝等全套工艺，到十五、六岁，就可与邻里姊妹结成群体，利用农闲、夜晚会聚一起，互相切磋、学习。苗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就是经过一代又一代承袭发展而来的。
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产业经营作用。在今天，西江盛装已为当地苗族生产者、经营者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是一笔名符其实的、丰厚的文化“遗产”。
目前苗装文化产业在西江已经初具规模、有声有色，其现有经营模式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请进来——建立生态博物馆，开发旅游经济，吸引外资。
文化遗产的天职是以适当的方式为全人类所共享，其中向公众展示和开放正是使它们的历史、科学、文化与艺术等价值得到体现并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途径。苗装原本就在西江世代相传，生活在千户苗寨中的人们每日的衣食住行展示在观众面前，他们的衣着自然是最直观、最惹人注目的一项展示内容。民俗旅游作为一种十分有效的文化遗产开发、分享和利用的方式。通过吸引游客来西江参观游玩，使当地苗族居民在不经意的穿着、行止中给予游人审美上的视觉享受，从而为当地带来旅游收益（如门票收入、农家餐饮、住宿的经营收入等），这当然是一单“双赢”的买卖。
（二）走出去——对外进行宣传展示，扩大民族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新经济发展趋势之下，世界各国都已经把文化发展战略变成一种国家发展战略。[8]众所周知，与我国经济领域持续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状况相比，我国的文化贸易比重非常弱小，这与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明的文化大国的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为改变这种状况，破解这一困局，“走出去”成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必然抉择。银装素裹的西江苗装与世上任何国家或地方的盛装相比都毫不逊色，其突出的、独特的观赏性有口皆碑。2004年，中国民族博物馆把西江苗装带到法国、新加坡等国进行展出，所到之处都赢得不绝的赞叹之声。如今苗装作为一种特色民族文化精品已走出西江，在全国各地，甚至在欧美市场皆有销售。
（三）深开发——传承、传播文化遗产工艺，深入发掘其升值潜力。
文化遗产，尤其是活态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资源，从经济学的视角上进行审视是具有经营上的可操作性和获取利益的可能性的[9]，因此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产业和经济开发手段的作用日益突出的大势下，西江苗族居民在民俗文化旅游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乌摆”在旅游经济上的增长点，对文化符号进行大量复制和商业传播——将“乌摆”成品（包括服装和首饰各个部分）成批量地制作成商品向游人进行贩卖。这种做法既能为当地居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不失为是鼓励西江苗寨的织布、扎染、刺绣和银饰打造等传统手工艺传承的有效方法。
三、“濒危手工艺品”与“原创赝品”——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出路的思考
“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一词的发明者阿多诺早已预言：“现代大众文化的重复性、雷同性和无处不在的特点，倾向于产生自动反应并削弱个体抵抗力量。”[10]这句话警示我们如果完全放手任由西江苗装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沉浮，将会有因某些目光短浅的利益需求而牺牲掉其原貌与特质的危险，尤其是在文化市场运作不甚规范，大多数人对“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新名词内涵还不甚了了的我国当下。我国许多民族地方政府把推动旅游产业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举措，对民俗旅游产业急功近利的粗放型经营，为吸引游客而不惜修改文化习俗内容，甚至把民族文化和生态资源作为政府开发的产业化商品等，这已经严重威胁到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认同的传承，威胁到基层社区和民众对地方自然资源、生态和文化生活的掌握能力。
文化遗产是一种不可替代、不可再生、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科学与艺术价值的公共资源，不当的开发和经营非常容易造成经济学中所经常提到的“公共物品悲剧”[11]，从而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时刻注意开发尺度和对经营性质的把握，特别是要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思想来指导实践。所谓可持续性或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根据世界旅游组织（1993）给出的定义：“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在维持文化完整，保持生态环境的同时，满足人们对经济、社会和审美的要求，能为今天的主人和客人们提供生计，又能保护和增进后代人的利益并为其提供同样的机会。”[12]对于处在产业化经营中的活态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也可归纳出三项基本衡量指标，或者说三个主要致力方向，它们分别是：
第一、技术层面上的“可持续”——这是文化遗产“保种留根”的最底线要求。目前西江苗民每天都身着传统服装，并大量制作“乌摆”成衣对外销售，这貌似为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但应清醒地看到在市场经济的快节奏和近年来民俗旅游热的刺激下，当地苗人身着的和旅游商店中出售“乌摆”成衣及首饰中80%以上是出于机器制造，一方面是服饰材料的非本土化，衣料、绣线、染料等大多为外地泊来品；另一方面传统工艺衰落，包括棉花种植、种桑养蚕、纺纱、缫丝、织布、染料种植与制靛、染布的活动减少，特别是对形成西江苗装风格至关重要的“双针锁绣”、“织锦”、“丝絮贴绣”等技艺濒临绝种。
第二、文化层面上的“可持续”——仅仅有技术上的传承当然还不足以保证文化遗产的鲜活状态，笔者在西江进行调研期间曾发现了若干文化层面上的不和谐现象，如一些为游客提供食宿的“农家乐”业主在与游客合影时强行收取“拍照费”。又如本地银匠为了迎合个别游客的粗俗口味，在打造的银饰上大量雕刻诸如“花花公子”、“鳄鱼”、“LV”等世界服装品牌的LOGO图标，使原本带有本民族图腾的文化遗产变得不伦不类……以上这些现象都是民族文化商品化、低俗化的危险信号。其中最典型也最普遍的一例就是——传统生活装的礼服化。西江苗装原本有便装与盛装之分，盛装只有在节日、庆典、祭祀、婚嫁和走亲访友等社交场合穿着，平日遮羞御寒、生产生活时穿便装足以。可目前在西江，从事旅游接待的业主不分场合、不合规矩地穿着盛装，使得象征民族文化的盛装几乎沦为旅游接待的工作服。
第三、经营层面上的“可持续”——这一点关乎对文化遗产进行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博物馆学中认为任何文物都具有一定的“承载力系数”，即要在确定保护技术措施能使得文物的持存时间超过自然磨损极限的多少倍标准时，才可以进行公众陈列。同理，对于极易与观众产生互动反应、为外在经济环境所影响的活态文化遗产，更有必要注意其展示过程中的那些或自然或人为的“磨损”，尽量设法避免前文所述不和谐现象的出现，从而为“持续”经营奠定基础。
如上所述，当前阶段西江苗装的保护与经营事业仍面临重重困境，其根源从宏观上看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弱的经济基础与作为数千年文明古国的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之间存在着矛盾，而这就衍生出诸如地方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文化遗产保护的宏观整体规划与分档次、分阶段、分地区的具体策略实施之间的矛盾；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当代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等等。尤其是当文化遗产被置于经济运作中，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会涉及社会不同层面的利益主体，因而成为各种不同层面利益的聚焦点，调和起来往往十分困难。如目前西江文化遗产产业的经营现状和主要矛盾是：与其相关的国家机关代表着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要求对遗产资源保护并持续利用；当地社群的公众利益体现在通过遗产旅游改善生活质量；而开发商的利益就纯乎是经济收益和利润增长。在此局面下，西江苗装作为一种处于活跃变化中的文化遗产，其保护和经营都面临着重重困难和挑战。笔者认为在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和盘根错节的矛盾面前，我们下一阶段应首要考虑把握的就是对文化遗产进行创意产业开发的前提——不得改变其“真实性”，毕竟，“保持文化的特性、真实性和不同性，保护和增强文化资源的创造力和表现力，是文化产业生存的必要条件。”[13]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文化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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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早在清代《黔记》、《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等中就有关于“九股苗”、“黑苗”的记载。《苗蛮图册》图十七为黔苗图，绘有四男吹笙，人人均手持芦笙作边吹边舞状，头椎髻，内穿长袖素色衣，外穿面满纹饰背心，腰束绣片制成的飘带，宽脚裤、长及膝，绑腿赤足并注明“黑苗在丹江”等。“丹江”即今雷山，可见其是对雷山等地西江苗族服饰的描述。1989年华梅著《中国服装史·修订本》，提到苗族服饰，其文字、附图与西江苗装大同小异，实际是描写西江苗装的概括和描绘。1996年李廷贵等主编的《苗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1997年杨昌鸟国著的《苗族服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1998年杨正文著的《苗族服饰文化》，宛志贤主编的《苗族盛装》、《苗族银饰》、《苗族剪纸》、《苗族织锦》（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等都把西江苗族盛装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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