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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 2017年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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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下
  • 2014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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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时期人类学参与下的民族博物馆建设

      博物馆是从事文化遗产的收藏、保管、宣传、展示、研究以及教育的永久性机构。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作为人类文化产物的文化遗产还是收藏、研究、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博物馆都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人类学不仅从事民族志的记录和采集、民族学的比较研究,从而对深入理解人类变化多端的行为与思考体系、特殊生活方式有其基本而不可取代的贡献,而且,从田野中带回来的标本,不论是放在研究机构或者集中到博物馆,也都不是纯粹的扮演“文化见证者”的角色。人类学更企图解答或平凡、或珍贵、或简单、或复杂的器物与艺术,其中所隐含的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与内在意义。

      一、民族博物馆的发展,离不开人类学家的参与。

      在民族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中,每一个时期里都活跃着人类学家的身影,可以说,人类学家的参与推动了民族博物馆的发展。

      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开始出现了诸如“巴黎民族学会”这样的人类学专业机构,与其他的学科不同,从很早开始,这些人类学的机构就致力于创建自己的标本室、陈列室或博物馆,用于陈列他们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标本和文物/实物资料。这些标本室、陈列室或博物馆即是西方最早的民族博物馆的雏形。19世纪70年代后,英、美、法、德等国家建立了一批民族博物馆,如德国柏林世界民族博物馆,将其在殖民地和附属国收集、掠夺来的民族文物进行展出,民族博物馆正式成为西方博物馆的形式之一。这些民族博物馆所收藏文物中的大部分来自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收集,而拥有博物馆,也成为了人类学区别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西方,许多早期的人类学家的研究和工作都与博物馆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家在1880-1920年的这一段被称为人类学发展史上的“博物馆时代”(Museum Age)。博厄斯曾担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馆馆长,是西方博物馆发展的关键人物。而他自己的第一位博士克虏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的人类学系和校属的人类学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人类学系和校属人类学博物馆之一。此外,德奥文化传播论的代表人物格雷布纳也曾在科伦民族学博物馆任职,他一生的研究都是依靠博物馆的展品和书籍资料。结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等人也曾在博物馆工作过。

      时至今日,人类学家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族博物馆中依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国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6位起草人中,就有5位是人类学家。而在西方社会多以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形式存在的民族博物馆的馆长,也是由知名的人类学家担任。

      在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博物馆则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民族博物馆事业无论是从最初的倡导还是以后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学家的参与。

      20世纪初,人类学的理论刚开始在中国开始传播和学术实践的时候,人类学家蔡元培在1916年北京通俗教育会上就大力倡导博物馆,特别是人类学博物馆的发展。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系统地收集民族文物标本。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开展了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湘西苗族和松花江赫哲族等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实物资料的采集工作。1933年中央博物院成立之后,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先后进行了五次重要的调查和民族文物征集。人类学家马长寿、凌纯声、芮逸夫等对四川、贵州、云南、海南等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民族文物。这些文物的征集、收藏成为新中国民族博物馆和民族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此外,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家杨成志在20世纪30年代在滇川交界的彝族地区进行调查,收集了一批彝族及其他民族文物,并成立中山大学考古文物工作室。大夏大学的人类学家吴泽霖也开始民族文物的系统收集和保护工作。1941年,他创办了“苗夷文物陈列室”,在贵阳举办了三次民族文物展览。在吴泽霖的帮助下,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陆续收藏民族文物,1948年以重金收购的台湾高山族文物成为民族文物中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人类学者继续参与到民族博物馆的建设中,杨成志先生1951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该校民族博物馆;吴泽霖先生1953年在中南民族学院创办了该校民族博物馆;西南民族学院也在1952年创办了该校的民族博物馆。这三个民族院校的民族博物馆,是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最先建立起来的民族博物馆。

      1950年为转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中央开始派慰问团、访问团和调查组奔赴各民族地区。1956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发出针对少数民族“抢救落后”的指示,同时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等工作。建国初期的民族调查研究、慰问团、访问团,其人员构成是多学科的,但是主要的参与人员则是来自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的民族学、社会学、民族历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学生,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林耀华、潘光旦等都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他们在完成民族调查研究工作的同时,还收集了大量价值很高的民族文物,并在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撰写“三套民族问题丛书”(后扩大为“五套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五套丛书”不仅奠定了民族工作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后来单一性民族博物馆陈列展览的重要指导。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民族博物馆的发展陷入停滞,中南民族学院的民族博物馆甚至还被撤销。1978年以后,民族博物馆才逐步得到恢复,进入八九十年代后,一大批省(自治区)、市(自治州)、县级的民族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而这些民族博物馆中的研究、工作人员,很大一部分来自人类学、民族史的毕业生。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贵州省结合本地资源开始了村寨博物馆的探索和尝试,黔东南州雷山县苗族聚居的郎德即是首批村寨博物馆的试点之一。人类学者从一开始,就参与到这种新形式的民族博物馆建设中,中央民族学院83级、84级的两届民族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持续两年到郎德实习,他们调查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为郎德苗寨的发展设计规划,在村寨博物馆的探索中迈出了第一步。此后,进入90年代,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开始在贵州梭嘎首先进行实践。进入21世纪后,西班牙政府支持的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又将贵州雷山的上马路和从江的小黄作为村寨博物馆的试点,这里面也离不开人类学者的参与。同为少数民族人口大省的云南,也在人类学者尹绍亭的带领下,开始了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探索和尝试。

      因此,从民族博物馆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民族博物馆的发展,离不开人类学的参与。

      二、民族博物馆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进入新千年后,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正在消亡,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着新的形式和问题,特别是随着生存环境的不断变迁,一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面临迅速消失的危险。民族博物馆作为抢救、征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民族文化遗产的场所和宣传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明的重要机构,理应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良人文环境,成为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同时,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目前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与以往相比,民族博物馆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1. 国家更加关注和支持民族文化保护及博物馆建设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不仅为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同时也充分表明,保护好我国的文化遗产、弘扬优秀民族传统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成为党和政府不可动摇的坚强信念。

      国家用于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的资金逐年递增,2008年中央文物保护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为25.20亿元,较1978年的0.07亿元,30年间增长了363倍,较1973年设立之初翻了10番。

      2007年4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中央财政设立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专项经费,核定专项经费总规模为2.06亿元;2008年,为配合全国博物馆、纪念馆的免费开放,中央财政及时设立了博物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规定:“除了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外,文物保护的财政经费不应当停留在原有水平,而应当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同步增长。”新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文物保护经费投入快速增长。整个“十五”期间,全国文物业总收入累计为279.74亿元,比“九五”增加143亿元,增幅为104%,年均递增16.7%。

      2. 民族博物馆建设经验、技术日趋成熟

      从五十年代后期,民族文化宫(1959年)和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1957年)、云南省博物馆(1958年)、贵州省博物馆(1958年)、甘肃省博物馆(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62 年)、四川省博物馆(1965年) 等边疆民族地区博物馆的相继落成开放,到八十年代一批省级、自治州级和单一民族的民族博物馆的成立开发,再到九十年代一批乡级民族博物馆和梭嘎等国际合作的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云南25个省级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规划和广西计划的“1+10工程”(“1”就是广西民族博物馆,“10”就是10个民族村寨类博物馆)……五十余年来,通过我们自身的发展及与国际上的合作探索,无论在省(自治区)、市(地、州)、县、村镇各级民族博物馆的建设还是综合、专题等类型民族博物馆的建设方面,我们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进入新千年,随着首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一批新馆的建设以及“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之250年藏品”、“卢浮宫珍藏展——古典希腊艺术”、“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等一系列的展览的举办,我们在博物馆的建造和展览的技术手段上已经同国际标准接轨。这些都给我们建设民族博物馆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3. 民族博物馆发展得到更多的关注

      国家文物局局长、全国政协委员单霁翔曾在2008年3月的两会期间,联合40多位政协委员共同提交议案,呼吁国家为每个民族建立至少一个博物馆。在2009年的两会上,单局长继续呼吁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优先立项支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博物馆建设。按照“逐步实现每个民族拥有1个以上的民族、民俗博物馆”的目标,优先支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建设收藏、研究、展示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博物馆。认真总结在民族地区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成功经验,统筹规划22个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民族博物馆的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4. 博物馆发展进入黄金时期

      从2001年到现在,我国基本上每三天诞生一家新的博物馆。按中等发达国家每20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的标准,我国现在的博物馆数量还是大大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按照20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的标准,中国应该有8千到1万座左右的博物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2010年以后,博物馆增加的速度可能是每天新增2到3个博物馆。

      自2004年起,全国博物馆每年举办的各类展览已经超过10000多个,而从国外引进的各类展览每年都在增加,以及中国出国的展览数目则超过150多个。这些都说明,21世纪中国迎来了文化繁荣的新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民族博物馆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新时期民族博物馆建设中的问题、争议与经验

      随着经济文化上的发展,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思维也发生了转变,博物馆已不单单被视为少数民族文化收藏、保护、研究的场所,它已成为民族地区对外宣传、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促进旅游业的重要方式。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建立各种类型的民族博物馆,这无疑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笔者最近参与的几个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展览策划来看,在新一轮的民族博物馆建设高潮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争议。

      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建筑与陈列展览以及相关的服务共同构成了一个具体的面向社会和观众的空间。一个理想的博物馆建设,应该是先有陈列大纲,然后再根据陈列大纲来设计博物馆建筑,从而使博物馆建筑能够充分适应陈列展览的要求。这也是博物馆界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和强调的。然而各地先交钥匙,后有大纲的现象在民族博物馆的建设中依然没有改变,新建好的博物馆往往拥有华丽的外观,里面的建筑设计却并不适合博物馆的展览。博物馆在展览设计中必须考虑已建好的博物馆的建筑结构,不能完全按照充分向观众展示所要展示的藏品的原则进行设计。2008年中国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全国博物馆评估办法(试行)》,在里面对博物馆各种功能区域的建筑比率都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大多数博物馆的设计、建筑单位对此都不了解,完全是从建筑学、美学的角度去对博物馆进行设计和建造,这样的博物馆最后往往好看不好用,各功能区域的比例也不符合博物馆定级的标准,制约了博物馆以后的发展。笔者近期参与的民族地区博物馆展览策划中,两个专题博物馆的建筑已经建好,但是这两个博物馆的建筑结构都需要做重大的改动,同时还存在安全隐患,根本不适合用作博物馆。另外一个县级民族综合博物馆建筑主体已经完工,我们试图在内部装修上和建筑设计方一同设计,以便符合我们的展览设计,但对方施工期紧,不容许我们进行这样的尝试,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既遗憾又无奈。

      我国新时期的民族博物馆建设将是以县、乡一级的中小型博物馆为主,这些博物馆所要展示的多为本地特色的历史和文化。我国的博物馆,历来重视对于历史的展现。因此,在这些新建的博物馆中对所在地特色民族的历史的展现是这些博物馆重要的功能之一。然而,在县、乡一级的中小型博物馆中展示什么样的民族历史,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意见。

      历史、考古方面的专家、学者比较赞同在这些博物馆中对本地特色民族整个发展历史的展现,这样能够使观众在参观之后清楚地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都是分布于不同的行政县,在其中的一个地方对整个民族历史进行展示,很难使其他该民族分布的地区信服;同时,一个地区拥有的民族历史文物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足以用来展示整个民族历史的发展,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只能以文字和图片为主,而要想在同级别的文物单位获得展品的支持,难度不小。

      来自博物馆本地的专家、学者则比较赞同在这些博物馆中对本地特色民族在本土的发展历史进行展现,使博物馆成为当地人了解家乡、培养对家乡地方与文化认同、情感的场所。同时,这样的展示也能够使不同地方的民族博物馆对相同民族的历史展示能够各有特色,在内容上避免相互重复。然而,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并不是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进行,我们还很难找到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记录的少数民族历史资料。因此,在试图对某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展历史进行了解时,我们只能求助于县志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中形成的“五套丛书”。县志多是对本地行政区划的变革和民族间冲突的记载;而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编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民族研究,是各民族间的关系史。这些资料都缺乏对历史上本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记载,无法真实全面地反应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状况。 

      博物馆就其功能而言,实际上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文化转译”的角色。各种类型的民族博物馆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担负着宣传、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任。 

      人类学一方面自许为人道主义的先端,设身处地的以文化相对论的立场,或保守、或激进地成为少数民族的代言人。另一方面,表面无害的人类学调查研究工作,极可能隐含了危及被研究者生存与尊严的种种问题。因此,作为参与到民族博物馆建设中的人类学者,我们遵循人类学的伦理,让民族博物馆所在地的少数民族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让他们参与到博物馆的建设中来,让他们来决定在博物馆中展示什么。而我们所需要帮助他们做的,就是用博物馆的语言将他们的设想实现。这样才能使我们正确地理解他们文化的真正意义。从博物馆的公共性来看,普通民众对于建什么样的博物馆、建多大的博物馆、博物馆建在哪里等等也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我们已经在贵州的两个民族村寨博物馆中进行了实践,少数民族是他们自己传统文化的主人,我们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自觉,挖掘他们的文化资源,利用他们的团结和谐、自重自救帮助他们建设自己的博物馆。这是他们自己的博物馆,而不是我们给他们建的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在建好之后,才能够更好地发展经营下去。

      小结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国,与东部和中部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博物馆起步晚,数量少,在全国2400多座博物馆中,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西部12个省区只有近500座博物馆,有的地区和民族甚至连一座博物馆都没有(全国只有20余个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博物馆 ) 。我国的民族博物馆事业还任重道远。

      民族博物馆作为抢救、征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民族文化遗产的场所和宣传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明的重要机构,在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良人文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人类学与中国的民族博物馆事业自开始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学应继续参与和推动民族博物馆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和民族文化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杨玲、潘守永:《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12月。

      [2] 李寅:《每个少数民族都应有一座自己的博物馆》,中国民族报,2007年3 月。

      [3] 潘守永、宋新潮:《民族地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未发表)。

      [4] 秦晋庭:《20世纪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兴建与发展》,《中国博物馆》,2004年第1期。

      [5] 吴正光:《开放式保护民族村寨好》,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

      [6] 雍继荣:《中国大陆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历史发展》,《中国博物馆》,2006年第2期。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 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博物馆建设理念

    覃琛

      博物馆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博物馆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一个城市质量的标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深厚文化积淀的体现。建设民族博物馆,意义深远,任务繁重。我国民族博物馆的建立与近代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在我国的传播有关,发展百年以来,民族博物馆在数量、规模上都有所增加,各类民族博物馆形式也变换多样,但问题重重,仍是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研究的重心所在。本文基于笔者参与的少数民族地区博物馆建设相关项目,从中总结出:在人类学视野下,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参与观察,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语境,在实施少数民族博物馆建设工作时,致力于深化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启发其文化自觉,进而进行文化自救,是一种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提高民族博物馆建设成效的一种新理念。

      一、 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文化”

      对“异文化”的关注,是人类学自产生以来的关注传统之一,也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的传统研究议题之一。自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问世以来,对文化遗存物的调查研究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的强项。人类学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是具体历史时空中“各民族及他们生存环境的见证物”。“民族文化”是构成民族博物馆的物质基础,用人类学的理论对“民族文化”进行“情景化”的解构,是最有效的展现“民族文化”内涵、优化“民族文化”资源配置的前提。

      1. 作为“异文化”的“民族文化”

      由于地域、自然环境以及历史发展轨迹的不同,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优秀文化。然而,也是由于地理因素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深藏于我国的山川之中,与汉族文化相比,成为了神秘莫测的“异文化”。如何全面地发掘“异文化”,人类学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指导体系及全面的调查研究方法。深入田野,进行参与观察,可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进行全面的提炼,这是构成民族博物馆的物质基础。正如苏东海先生在《关于民族博物馆的几个基本问题》中所提出的:“中国的民族类博物馆,应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博物馆......中国的民族博物馆应是全面民族志的......”即是说:应该在全面收集少数民族文化资料的基础上建设民族博物馆,因此,人类学理论与调查研究方法,是发掘民族文化的前提所在。

      2. 立足于“情景化”的文化建构

      人类学另一个特征是“情景化”,即是说,在具体的“情景化”中,对实际的文化现象进行解构。格尔兹指出:文化是一种“深描”,必须放在实际的情景中才能还原真实,文化的各项功能必须在当时、当地的语境下才能得到全面的展示,其文化内涵的解释基于时间、空间的基础。民族博物馆是集中展示民族文物与民俗文化的平台,而少数民族地区各类丰富的文化资源往往不能够被当地人所充分认识,常常被埋没于山川之间,要建设一个成功的民族博物馆,首先要在发掘、诠释民族文化内涵上下足功夫。

      3. “整体观”的保护模式

      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个整合系统。”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将文化看成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孤立地看待其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中包含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是同一个文化整体中两个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个体,它们与文化产生的背景一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体系,一个因素的缺失就可能导致文化的整体性被破坏,文化就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因此,面对精致复杂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发掘、保护中应注意文化整体风貌的保存,即是说,在民族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中,应始终将“整体保护”作为原则贯彻起来。

      4. 致力于“文化自觉”的发展目标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迈向了多元化的发展,各种领域里的人类学分支开始兴起,人类学的学术关怀更多地转向了应用方面。更多的人类学家想要运用自己的学科特长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和觉醒。“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是——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文化是少数民族千百年来生活生产中积累下来的瑰宝,只有被人民群众自身充分意识到其价值,才能主动进行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行使自身文化的权利。将“文化自觉”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目标,也是民族博物馆建设的发展策略和发展方向。

      二、 当代民族博物馆的反思

      我国民族博物馆的建设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宫建成以后,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均建立了自己的具有民族博物馆意义的省级博物馆,其中内蒙古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等都成为了博物馆中的典范,其藏品数量、社会影响力、研究程度都在我国博物馆中处于先进行列。一些自治州、自治县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的民族博物馆,据统计,目前我国有各类民族博物馆约400余家。半个世纪以来,民族博物馆在数量、形式的发展中,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然而,民族博物馆的发展仍然面临很多困境,民族博物馆的发展在我国力度显然不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已提出“每个民族都要有一座博物馆”的目标。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近半数没有自己的博物馆,要达到一个民族一个博物馆的要求,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工作已经持续多年,目前建馆之期还未定,而北京民族文化宫在功能上偏重于展览,在民族文物研究和保护方面的成果也并不突出。2008年,国家文物局制定了博物馆评估定级标准,第一批颁布的83个一级博物馆名录中,民族博物馆或民族性质的博物馆仅有5所,更不用说国家“一流博物馆”计划,民族类博物馆在名录中“全军覆没”;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文化保护和发展的生机,但是,毕竟是舶来之品,在适应中国特色的过程中,这种西方的理念和行动方针必然会面临中国本土现状的窘境,如何开辟新的路径,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少数民族现实情境的生态博物馆模式,仍是需要多方探索的问题。

      基于数十年民族博物馆发展的经验反思,民族博物馆需要在理念中进行整体思路的构建,人类学的情景化、整体观等理论思想,能为民族博物馆的发展提供可行的思路。

      三、 民族博物馆建设理念构想

      将人类学视野纳入民族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中,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1. 博物馆空间概念的转变

      传统博物馆展示空间的封闭性、不可扩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代博物馆的发展需求,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博物馆而言,整体性的保护要求决定了其文化展示和保护区不能受到空间限制。另外,由于受地域条件的局限,传统博物馆空间对展厅、库房的精确要求也不可能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符号分布较为分散,可展览内容丰富而琐碎,一座古老的桥、一幢具有民族特色的房屋,都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符号,这些事物不可能全都放置在一个专门的空间;少数民族生活生产中的各类用具,也凝结了历史智慧和劳动情感,如果固定下来进行展示,离开了其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支持,它们终将变成“文化孤品”,失去其“活”的灵魂。生态博物馆的经验告诉我们:保存整个社区文化,就是保存社区整体、鲜活的文化资源。在进行民族博物馆建设中,我们应该打破原有“博物馆空间建筑”的桎梏,运用开放的眼光,放眼整个社区,对民族文物、生活生产工具、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集和保护,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划分的空间,整个地区都可以是我们博物馆的组成范围。

      2. 博物馆展览核心的转变

      以往的民族博物馆经验,是将“民族文物”作为博物馆展览的核心。上个世纪50年代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识别工作,收集了丰富的各民族文物,其中绝大部分现在都收藏在我国各大博物馆以及省级民族博物馆中。关于民族文物的科学性利用和陈列展览,已有无数前辈进行了研究,珍贵的“民族文物”已经在我国各大民族博物馆中发挥作用。然而,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建设的新型民族博物馆中,十分有必要转变对民族文物“物”的追求,转而重视深藏在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民俗活动,常常无法注意到自身文化的价值,民族博物馆工作者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民俗进行重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帮助其优秀内涵予以传承。宗教礼仪、民间传说、传统节日、艺术工艺,这些都应是民族博物馆建设中发掘和重构的中心。

      3. 博物馆展陈方式的转变

      博物馆陈列是一门艺术,传统博物馆以“物”或“概念”为核心,用灯、光、环境以及辅助展品对展品进行解释和叙述。在新型民族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中,“空间”、“物”的传统概念已被打破,展陈方式也因实际条件而产生变化。民族地区往往不具备标准意义上的博物馆整体功能,空间的分散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增加使得展陈方式无法按照常规进行,比如,展柜要不要?展览路线划不划?展品说明牌怎么做?展览单元说明怎么放?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要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应将民族博物馆目标观众进行定位,我们的博物馆究竟是给谁看,给当地人民看还是给外来游客看。笔者认为,民族博物馆的首要目标观众是当地人民,首先要让当地人民了解自身文化,实现民族自觉,才能主动承担民族文化传承发扬的责任,其次才具备对外宣传和传播的文化基础。因此,在展览说明文字的设置上,应该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采取人民熟悉的表达方式;在表现手段的运用中,运用动静结合的方式,用照片、实物等展示静态文物;进行文化产业的重构和开发,用动态形式诠释民俗类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外,空间的开放也应为展览形式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发散式展览可以应用于民族文化资源较为分散的民族地区。(见下图)博物馆作为收集文化符号的集中点,形成窗口效应,在社区内选取典型文化的家庭载体,具体展示某一文化内容。这样就扩大了博物馆的展示空间,也带动了整个社区的文化互动,对社区家庭而言,既调动了其文化积极性,也加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4. 博物馆经营、发展模式的转变

      以往民族博物馆的发展问题没有引起业内人士的重视,国家投资、政府所有的博物馆模式带来的问题是:民族博物馆的运作与政府行为相辅相成;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当地人民也没有完全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生态博物馆运动在中国发起以来,这种现象有所改善,贵州、广西生态博物馆的经验为新型民族博物馆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借鉴经验。将博物馆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不失为发展民族经济的有效方法。但是,旅游带来的“村寨热”、“文化表演”、“利益至上”等不利于文化的良性发展,因此,开辟一条适合中国本土的民族博物馆经营发展模式,是当前民族工作者、博物馆人最重要的目标。

      首先要明确民族博物馆的建设目标,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博物馆,除了展示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发展传承,还肩负着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是可以创造经济收入的文化资本。博物馆事业可以促进当地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实现文化、经济的共同繁荣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笔者认为,由文化的所有者主动参与博物馆管理,是民族博物馆实现自我发展的最优模式。

      基于此定位,博物馆在建设之初就应考虑社区人民的需求,建设理念基于社区人民,建设属于社区人民自己的博物馆,在社区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知识的培训也应纳入博物馆建设的基础工作,通过培训,增强群众对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使群众能够成为自己文化的保护者、研究者和管理者,自救自重,最终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作为民族工作者和博物馆工作者,不但要建起民族博物馆的实体,更重要的是调动起整个社区人民的文化积极性,真正把博物馆的实际工作交到群众手中,实现博物馆与社区人民的共同发展。

      四、 结语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我国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冲击,其载体和表现形式正在迅速消失的情况日趋严重。在民族民俗文化遗产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全国56个民族,有近一半没有自己的民族博物馆,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仍有12个州没有博物馆,更不用说其他具有鲜明特色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以及特色村寨,民族博物馆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运用人类学理论,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内涵发掘,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保护,可作为现今我国民族博物馆建设发展的理论指导,在人类学整体观的保护视野下,构建情景化的文化展示空间,打破博物馆空间的限制,发掘多方面的展览内容,开辟多层次的展览方式,是展现“活的”民族文化最佳方式,通过对博物馆发展方向的定位,依靠群众,进行民族博物馆的经营和发展,是最大限度发挥民族文化资源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是文化经济发展的最优配置。

      

      参考文献

      [1][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3]潘守永:《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

      [4]单霁翔:《重视和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2007年3月。

      [4]苏东海:《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北京观察》,2008(7)。

      [5]苏东海:《关于民族博物馆的几个问题》。

      [6]杨正文:《从村寨空间到村寨博物馆——贵州村寨博物馆的文化保护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9月。

      [7]张庆宁、尤小菊:《试论生态博物馆本土化及实践困境》,《理论月刊》,2009年第5期。

      [8]单霁翔:《重视和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2007年3月。

      [9]陈兴贵:《人类学整体观视角下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重庆三峡学院院报》,2009年第5期。

  • 国际博物馆理论发展中两条思想路线札记

      1996年国际博协副主席帕特里克·博伊兰在纪念国际博协50周年文章中说,20世纪60年代把古迹、遗址、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从国际博协分化出去,成立国际古迹和遗址保护理事会“是国际博协成立25年间的最为严重的失误”(《国际博物馆》1996年第3期)。现在看来,说这种分化是“失误”并不恰当。因为这种分化并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博物馆发展和博物馆学演进中的一系列分化中的一个事件,是有前因后果的。紧接着这次体制分化的就是新博物馆学从传统博物馆学分化出来的理论分化。博物馆发展中的分化与整合也不是孤立的,它是博物馆适应社会发展大环境中产生的分歧,并且形成了两条各有侧重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以博物馆功能为基础的专业化路线,另一条是以博物馆职能为基础的社会化路线。当前,这两条思想路线正在新整合理论的整合下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本文拟对博物馆发展中两条思想路线的形成及其演变进行一点历史回顾,做一点初步梳理,并对新整合运动进行一点展望。国际博协是国际博物馆界思想交流的大舞台,本文就是沿着国际博协理论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的,称为札记是因为本文还未具有理论形态,只是素材的梳理而已。

      一、分化的开始,两条路线的形成

      国际博物馆界的认识分歧从国际博协一开始建立就产生了。1946年11月在巴黎卢浮宫召开的成立大会上,任命美国人昌西·哈林为主席。大会确定了博物馆第一个定义:“博物馆是指向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但图书馆如无常设陈列室者除外。”这个定义在领导层中产生了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那些不以藏品为中心的机构,如动物园、植物园、图书馆陈列室应否算作博物馆(帕特里克·博伊兰《国际博物馆50年》)。就这个具体争论来看,我认为把收藏活标本的动物园、植物园算作博物馆是不合适的,也是无法实现的。1994年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年会期间,我曾问会议主席马丁·施尔对这个定义中的附加机构怎么看?他说:“我是瑞士博物馆国家委员会主席,我在统计瑞士博物馆名录时,根本不统计他们。”巴西的特丽萨说:“我统计他们,但他们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博物馆。”荷兰的冯·门施说:“把这些机构写进定义,不过是博物馆那些政治家想扩大行业的领地。”这三位先后担任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认识和我一样是不把这些附加机构算作博物馆的(1994年学术对话札记)。之前,我在1993年发表的《从膨胀走向收缩——迎接新世纪的出路》论文,对国际博协的机构外膨胀和机构内膨胀的现象进行了系统批判。现在看来,那时只对机构膨胀持否定态度,并没有认识到第一个定义引发的机构之争,实际上正是博物馆改革的一个新思想的开端,体现了博物馆走向社会最初的一种努力。在博物馆领导层努力开放自己的同时,领导层的另一些馆长们则在努力巩固博物馆自己。当时处于战后恢复时期,战争中欧洲博物馆是重灾区,特别是苏、德两国的博物馆受大战影响最严重。战后欧洲博物馆藏品回迁,博物馆重建任务很重,因此巩固博物馆自己是这一派关注的首要任务。当时培训一大批专业人员以适应重建的需要是紧迫的。在1946年国际博协大会上把专业培训列为国际博协优先考虑的任务,甚至把专业培训作为国际博协的“一个基本原则”。此后,专业培训一直是历次大会不断强调的任务。现在看来,第一次大会把专业培训放在首要位置,实际上是博物馆专业化思路的开端,正如同把外加机构写入定义是社会化思路的开端,这两个开端的分歧在第一次大会上就露出端倪了。接着,1950年伦敦大会关于修改章程又有一场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要增加成员数量。增加成员数量就是在成员结构上从馆长、资深研究人员向普通工作人员扩展,从而使成员构成从精英层到馆内大众。修改后的章程体现了这种扩大机构内民主的主张。实际上这次争论的思路是之前争论的继续,并向进一步的分歧前进了。1965年在纽约召开的第七次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培训,会议细化了《博物馆人员培训》的工作,推进了博物馆专业化的进程。另一派思路则发出了博物馆“非科学化”的呼声。1968年科隆和慕尼黑召开的第八次大会的主题被定为“博物馆与研究”而展开争论,最后大会强调了“博物馆本质上是一个科学机构,因而任何博物馆都必须推进、鼓励、承担或开展基于其收藏和计划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大会又强调“应把博物馆视为真正向研究开放的机构,而不是一些传统的‘堂皇的隔绝’理论的支持者,或是一种私人领域。”接着召开的第九次大会的激烈争论预示着一场新的风暴的到来,改革的方向将走出重大的一步。1971年在巴黎和日内瓦召开的第九次大会主题是“为人民服务的博物馆:今天和明天;博物馆的教育和文化功能”。这次大会在机构民主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在新任主席简·杰里奈克、咨询委员会新主席杰弗里·路易斯和主席雨果·戴瓦兰的支持下,扩大了表决权,使大批人员得以参与表决,从而使改革派赢得了组织上的优势。1974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十次大会主题是“博物馆与现代世界”。这次大会决定了国际博物馆的未来,所有与会者都清楚地意识到章程已变得陈旧不能再代表国际博协的真正目标,终于产生了新的章程及其新定义,给予博物馆更加面对社会、面对未来的新意义:“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赢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它把收藏、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之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包括:1、隶属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库房和展览厅。2、在搜集、保护和传播活动方面具有博物馆性质的考古学、人种学和自然方面的遗迹和遗址及历史遗址、遗迹。3、陈列活标本的机构,如动物园、水族馆、动物饲养场或植物栽培所等。4、自然保护区。5、科学中心和天文馆。”上述1974年定义获得通过,是各方面都能认可的表述(附加机构除外)。这个表述框架一直有争议,但一直使用至今。可以说1974年定义保持了博物馆不同思想路线的平衡,保持了博物馆的平稳发展。这次大会还在戴瓦兰的努力下,使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及其实践为大会认可,从而壮大了新博物馆学诞生的声势。

      二、两次大会的体制分化,两种思想路线的发展

      在1971~1974年新章程、新定义产生之前,国际博协出现了前进中的第一次体制性的分化。在博物馆专业化的挤压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1965年6月21日~22日,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沙召开了成立大会,1971年正式从国际博协分离出去,建立了另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遗产保护机构,从而摆脱了博物馆传统职能的束缚,得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职能,做得有声有色,贡献很大。所以我不认为从博物馆整体中分化出去是什么失误,而是博物馆界的一次瘦身,对两方面都是有益的。与这次体制分化差不多同时,国际博协的改革派进行了博物馆机构的新试验。这个新试验是生态博物馆这种新思维的产物。第一代生态博物馆是在里维埃的指引下,以人与环境的紧密结合为特征,于1967~1975年创建的法国地方公园系统。在生态博物馆另一位倡导者戴瓦兰引导下于1971年~1974年在法国索勒特索煤矿区建立的生态博物馆,则开创了工业社区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先河。1974年~1979年在里维埃的指导下在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开辟了新的实验区,把生态博物馆扩大到小型社会的整体,被称为“社会生态博物馆”(拙著《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史略》)。生态博物馆的新思维推动了新博物馆学的诞生。197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和国际博协改革的领军人物戴瓦兰帮助下,在智利召开了著名的圣地亚哥圆桌会议。戴瓦兰指出:“本次会议应该被视为一座将两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的桥梁。”这次会议除了博物馆方面出席的专家外,还邀请了一些教育、文化、科学机构的学者出席。这些业外学者把博物馆引入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大环境中去思考博物馆改革之路。经过深入讨论终于出现了“整体博物馆”概念。这个新的博物馆概念大大超越了传统博物馆的自我封闭。将博物馆与社会整合在一起的“整体博物馆”思想,启动了新博物馆运动的创建(马里奥·特鲁吉《圣地亚哥圆桌会议》)。

      1984年10月12日新博物馆运动者在加拿大魁北克正式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国际新博物馆学联盟”,发表了《魁北克宣言》。《宣言》的序言写道:“1972年,国际博协在智利首都召开的‘圣地亚哥圆桌会议’上,第一次将一个新博物馆学运动公之于众,因而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这一运动表明了博物馆的社会作用和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特征。”宣言要求:国际博物馆社会承认这次运动;要求将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和地区博物馆纳入博物馆类型之中;要求国际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委员会,设在国际博协内。“国际新博物馆学联盟”宣告与国际博协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协作,其临时总部设在加拿大。

      新博物馆学组织自1984年建立以来,始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运动,一个涵盖所有符合博物馆哲学体系和行动方针的学科运动(涉及社会博物馆学、社区博物馆学和生态博物馆学)(马里奥·穆希尼奥《新博物馆学国际运动的变革》)。新博物馆学虽然在战略方向上有很高的价值,但其理论比较薄弱,在实践上影响力不大,因此直至90年代在国际博物馆理论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1993年时任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的冯·门施访华,在学术交谈中,我问他对新博物馆学的评价,他说:“新博物馆学运动是以法国几位专家为核心,在法国以物为中心的土壤中掀起的对博物馆新的思考。我个人同意新博物馆学运动把博物馆的物置于社会广泛的联系之中,但是新博物馆学否定传统的功能我就不同意了。实际上新博物馆学最有市场的是在地区性博物馆,至于艺术博物馆,新博物馆学运动就找不到办法了。”1994年9月我与新任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马丁·施尔学术谈话时,谈到新博物馆学运动和生态博物馆,他说:“我不喜欢新博物馆学这个词。新博物馆学是研究博物馆一种新现象的理论,这种新现象只是博物馆现象中的一部分,怎么能取代博物馆学而称新博物馆学呢?这是不确切的。我对新博物馆学和生态博物馆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的理论很难实现。安德烈·德斯沃里斯已经和你谈过他的运动,他是新博物馆学的鼻祖之一,我想你会做出自己的判断。”(以上均收入《中国博物馆通讯》)。1994年9月12日晚,我和德斯沃里斯谈话,他对新博物馆学和生态博物馆的现状是忧虑的。他说:“新博物馆学是对社会的一种试验,不知能否继续下去。”(“与安德烈·德斯沃里斯谈新博物馆发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发展”札记)

      学术分化后,国际博协更加有力地推进了以博物馆功能为基础的专业化路线,不断扩大专业培训的范围和规模,培训的重点在非洲。同时不断强化博物馆职业道德建设,1986年正式推出了《国际博协职业道德规范》,把机构和个人的职业行为置于准法律的水平上,大大提高了博物馆机构和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

      在专业巩固与提高的基础上,国际博协建立了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从根本上强化了博物馆的基础理论建设。1977年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建立后,逐步聚集了一批国际博物馆界有实际经验又有现代科学知识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建立现代博物馆学。特别是1982年索夫卡担任学委会主席后,加强了学科建设的计划性,经过10年努力,学术论文材料就汇集了30卷(包括《研究系列》的15卷,《博物馆学新闻》11卷)。到1988年,这个委员会宣称他们的研究“已极大地提高了博物馆学的地位,并导致了1988年博物馆学实实在在的振兴”(索夫卡《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与博物馆学——对博物馆基础的十年国际性研究》)。那时国际博物馆界确实出现了空前的博物馆学热。我国博物馆在80年代后期也出现了博物馆研究热:自1984年~1992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物中公开发表的博物馆研究论文已达2000多篇,其中《中国博物馆》(学术季刊)就发表了学术论文785篇,其学术繁荣可见一斑(拙著《博物馆学在中国》、《中国博物馆学综述》)。1994年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年会在中国召开,围绕“博物馆实物与资料”主题,进行了博物馆实物的哲学讨论,其间还进行了关于社区的专题讨论和文化多样化的讨论(《中国博物馆》1994年第4期)。综观这一时期的发展,国际博协的专业培训、职业道德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大大强化了博物馆专业化思路的地位,博物馆数量不断增加,博物馆质量不断提高,出现了全球博物馆70年代、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的大发展,传统博物馆仍居于主流地位,这是不容置疑的。

      三、博物馆社会化的战略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博物馆的整体

      博物馆社会化思想自1974年进入国际博协章程及其定义后,“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战略方向不断深入人心,深入实践,把博物馆从自我封闭引向开放。

      生态博物馆是新博物馆学直接的实验区,从法国逐渐推展到五大洲。我国是从1986年开始传播生态博物馆实践和新博物馆思想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会在挪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技术支持下,在贵州展开了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试验,后来又在广西、内蒙、云南等地,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建立了一批生态博物馆。2005年在贵州召开了生态博物馆国际会议,生态博物馆的许多领军人物和许多国家生态博物馆的馆长们出席会议,盛况空前(拙著《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史略》《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和《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文集》)。社区博物馆也在发展。但新博物馆学最重要的贡献不在实践而在战略方向。博物馆改革的愿望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化改革的思路是整个社会前进中历史反思的结果,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博物馆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适应社会大环境的发展。在现实需要面前,以专业化为基础的主流博物馆的改革与以社会化为基础的改革日益融合起来。两者并非对抗的矛盾,是可以相容的,从两者的对抗到两者的包容是理论日益成熟的表现。

      1974年国际博协第十届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与现代世界”;1977年第十一届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与文化交流”;1980年第十二届大会的主题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博物馆的任务”;1983年第十三届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在发展的世界中的作用”;1992年第十六届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职能的再思考”;1995年第十七届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与社区”;1998年第十九届大会的主题是“驾驭变革——面对经济和社会挑战的博物馆”,等等。从这些大会讨论的主题可以看出国际博协是如何努力把博物馆融入社会的。1990年国际博协当选主席的阿尔法·科纳里答记者问时说:“今后10年,我们将集中全力去迎接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破坏向我们发出的挑战。博物馆无论何时都尽力去满足人们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的需求。现代人们越来越强调博物馆应具有‘人的属性’。作为一种‘社会武器’,博物馆应积极参与社会发展活动。”1993年当他离任就职马里总统时告诫博物馆:“我们不应该为迎合公众对博物馆兴趣的增长而放弃研究和保管工作,这两项工作依然是博物馆有特色的基础工作。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扎实起码的考证工作的博物馆如何从事知识传播活动。”(《中国博物馆通讯》1990年第7期、1993年第2期)之后任国际博协主席的印度人高斯是位新博物馆学者,但在他两任主席期内致力于遗产的保护。可见这时的国际博协领导人的头脑中社会化思想与对专业化的重视是交融在一起的,而不再偏执于一方。国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从90年代后期开始,也随着国际大会的主题变化而变化,90年代末特丽萨担任主席后,博物馆学的研究及年会的主题都从基础课题研究转向现实课题研究,而共同致力于博物馆的改革。

      四、整合博物馆运动的兴起,理论界从分化回归整体

      在世纪之交,对博物馆职能扩大与专业提升进行整合的理论路线逐渐抬头。理论家特丽萨首先在她任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期间提出整合博物馆学的概念。她是国际博物馆理论界崛起的新一代,思想深沉而敏捷,来自新博物馆学发祥地拉丁美洲,有整体博物馆的思想渊源,又有传统博物馆的实践和理论修养。她的整合博物馆学概念如她在论文中所写:“现在,再也不可能把传统的典型的博物馆作为唯一的、一般模式和唯一参照。现在提倡博物馆学的调和,将会把现存的理论和实践的许多积极的方面整合起来。博物馆面临着以下5个方面的扩大:1、博物馆概念的扩大,把博物馆看作一种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机构;2、物品概念的扩大,超越了人类的‘创造物’而包容了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之间的所有证据,收藏行为要作为发展的一个优先考虑。收藏不是手段而是博物馆的一种最终目的;3、遗产概念的扩大,超越了有形文化遗产,包含了文化的无形证据;4、社会概念的扩大,包含所有人类群体、平等地融入博物馆中;5、发展与可持续性概念的扩大——21世纪必须研究发展的多元模式共生的可能性、可持续发展的不同模式。”“一种整合的博物馆学,从传统博物馆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经验的丰富资源中获益。同样也试图描绘出博物馆团体的成功的开创行动,博物馆先驱的经验也开始在实际行动中出现。”她还指出:“整合的博物馆必须强化圣地亚哥圆桌会议的特色。”显然她是把她提出的整合的博物馆概念和30年前圣地亚哥圆桌会议提出的整体博物馆概念进行了历史因果的联系,体现了从整体到分化,再到新的整合的历史辩证法。她在她的论文中提出希望:“希望整合的博物馆概念能够明确地融入博物馆学的知识中;希望社区的有效参与,包含收藏;希望其他形式的文献和保护能够被接受;希望超越了学术知识的其他形式的知识价值能够被博物馆学所接受。”(特丽萨·希尔纳:《博物馆学、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新世纪、新理论》)2006年她在北京国际博物馆馆长论坛上,再次提议建立综合的、调和的博物馆学,她认为“接受差异并在差异中行动,是我们主要的伦理职责。”(2001年特丽萨·希尔纳:《世界博物馆的新思维、新现象和新趋势》)。

      另一位提出对博物馆职能与功能进行整合的新崛起的博物馆理论家,印度裔澳大利亚人阿玛瑞斯瓦尔·加拉是国际博协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物馆和可持续遗产发展机构主席。他的论文《寻找包容性博物馆》指出:“当前博物馆出现了几个发展动态,预示着博物馆将更具包容性,参观者的包容性;还要超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隔,技术科学的与日常普通之间的分隔;全国的现代和民族地区的传统之间的分隔。要创造一种新的普遍性形式,那就是普遍的包容性。”加拉认为:“博物馆的所有权和使用在概念上的分歧必须在保护个体的和集体的权利的框架下得到整合。”2006年国际博协组建了跨文化组织(Icom-Cctf),任命加拉为主席,开展跨文化的整合(加拉:《文化多样性:一个道德的关注点》)。在加拉的推动下,2008年6月在莱顿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包容性博物馆会议,“讨论了在这个发生了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时代,博物馆作为变革的产物和变革的促动者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次会议形成了上述结论。”(加拉:《寻找包容性博物馆——文化多样性——伦理的接触》)。无论特丽萨倡导的整合性博物馆还是加拉倡导的包容性博物馆,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理论的大发展和保护行动对博物馆改革催动的结果,更直接地是对国际博协新的战略方向的理论支撑。国际博协新的战略目标是要使国际博协成为“一个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方面令人尊重的声音”(《国际博协2001~2007年战略规划》)。

      2005年以桑德拉·康明斯为主席的新一届领导制定的战略规划进一步重申了博物馆核心价值和历史使命,再次明确了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物质与非物质世界的文化遗产保存、延续、交流的义务”,其历史使命在于“在社会上致力于保存、传播和交流目前与未来世界的有形与无形、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工作”(《国际博协2005~2007年战略规划》)。这时特丽萨和加拉都已进入国际博协执委会,是制定战略方向的参与者。康明斯主席在2007年宁波高端论坛的演讲中说:“2007年国际博协在其2008~2010年战略计划中进一步强调把博物馆人的多样性联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普遍奉行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确定了我们的‘新责任’。我们继续寻找博物馆和博物馆人进行长期交流、分享知识和参与世界遗产的管理途径”(康明斯:《21世纪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与新责任》)。2010年在中国上海举行的国际博协大会则以和谐为主题词,旨在包容各种分歧使博物馆和谐存在。

      五、新整合运动及其展望

      新整合运动是国际博物馆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视野,包容了博物馆业内的各种流派;向业外的各种文化机构广泛地建立联系;依托教科文组织的理论支持和组织支持,使博物馆有力地向前发展的一种趋势。博物馆职业道德的新版本、博物馆培训的新方向,都紧跟着这种新趋势。博物馆正以更高的热情联系和服务更广大的观众。这些都是博物馆在艰难改革中出现的新曙光,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但是,改革需要锐气,无锐气无以突破;改革也需要理性,无理性则无以为继。改革首先需要锐不可挡,然后在实践的基础上继之以理性的整理。从突破到理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然后才有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巩固,不断地前进。我们正处在改革的征途上。从近10年的实践来看,我认为整合的博物馆思路有两条需要理性地对待。

      其一、博物馆对遗产的收藏与保护不能无所不包。博物馆对不可移动文物,有的可以收藏、保护,如遗址博物馆,但不可能包容“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全部事业。博物馆可以有限度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展示,但这是很有限的,也不是所有博物馆都能做到的。从事实看,目前民俗民族博物馆、戏曲博物馆有一点经验,实事求是地说如何在传统博物馆中保存和展示无形遗产,还是难题。对此不能凭热情而要理性对待(详见拙著《无形遗产就是无形遗产》、《无形遗产保护:博物馆的特殊价值及其局限》)。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现任主席希尔德加德·维尔格明确地说:“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并非对世界性遗产这一整体负有责任,而是只对博物馆内的全部遗产负责。”(希维尔格《国际博协的世界性遗产》)

      其二、整合的博物馆是应博物馆战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应该说它是博物馆的战略学而不是博物馆的基础理论。这些年博物馆理论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研究现实问题,忽视了博物馆学(一般博物馆学)的建设,博物馆的基础理论是滞后的。

      整合博物馆学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研究。整合博物馆学是国际博协整体发展战略的理论概括,显然有一定的空想成分,但方向是正确的,增强了博物馆的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了博物馆的知名度,使博物馆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与此同时,一种有益的新的分化也形成了,这就是遗产保护的社区化的发展。它的形成也是客观发展的结果。

      1.文化遗产的多样化形成博物馆的多样化。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存在,是固有的。但对文化遗产多样性的认识是晚近才逐渐加深的。人类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觉悟是在反文化霸权中开始的。直至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才总结了文化多样性的理论认识和国际联合行动的准则。文化多样化正在促进博物馆的多样化发展及其分化。

      2.文化遗产的两极分化促进了博物馆的两极分化。博物馆是社会文化精品的总汇,是展示国家、民族文化的窗口。文化遗产在博物馆里得到专业的保护、保存,为国内外广大观众享用。传统博物馆的价值和作用,在当代不是弱化而在不断强化之中。同时,由于文化遗产概念的扩大和保护范围的扩大,存在于广大的民间领域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关注,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以及小型的地方博物馆、行业博物馆迅速发展起来。这种贴近文化原生地环境的博物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和产生这些文化的环境连在一起的,于是文化遗产就分成两种存在:一种是聚集在博物馆中的存在,另一种是生活在原生地的存在。两种存在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两极分化,博物馆也由此发生了两极分化,出现了主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共存共荣的新局面。这种分化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认为这种分化是客观存在的,没必要也不可能把它们统一起来,他们应该在博物馆这面大旗下分别发展,共存共荣。2005年8月24日我在给戴瓦兰的信中提出我的“两极一轴”说,我写道:“传统博物馆是北极,新博物馆运动和生态博物馆是南极,但它们并不遥远,地轴把北极和南极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看到了抽象的地轴线,我们就不会把北极和南极分开了;南极和北极并不相互排斥,它们同属于寒带,有着天文上和地理上的共性。我在中国所作的努力就是要使两极接近,共同服务于地球的公转。”(详见《戴瓦兰与苏东海学术通信》) 2007年新博物馆学里斯本会议提出了新的变革目标:“除地方与乡村外,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毗邻大城市地区和新兴城市移民中心社区的干预”。该组织已在加强社区博物馆学的理论建设(马里奥·穆蒂尼奥《新博物馆学国际运动的变革》)。传统博物馆学和新博物馆学正分别改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既有对立又有包容,这是符合发展中的博物馆的现实的,前景也是令人鼓舞的。

      60年来,国际博物馆界和博物馆理论界有合有分,有分有合,博物馆研究的两种思想路线在分合中前进。新世纪以来,新的整合、新的分化给博物馆界带来的不是相互削弱而是共生共存的繁荣。

      作者系中国民族博物馆顾问,原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 论哈尼族非遗保护的认识瓶颈及其突破对策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行动,为全球弱势民族在文化领域谋求与强势民族真正处于平等地位,提供了划时代的思想理念和成功的范例。中国启动非遗保护工作,为我国55个少数民族在全国、全世界的文化大观园中争取一席之地,开创了一条全新的、可操作的实施路径。从传承主体的角度来讲,文化主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主权观念的强弱,直接关系到非遗保护的效果与成败。分析2005年以来我国非遗的四级名录体系和四级传承人体系可以看出:我国各少数民族对传承本民族非遗的文化自觉存在差异,保护行动的成效不尽相同,有的民族成绩斐然,有的民族相对迟滞。哈尼族就是相对迟滞的民族之一,哈尼族非遗保护面临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主权观念薄弱的认识瓶颈。

        一、哈尼族非遗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分析

        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直接关系到保护对象(保护什么)和传承主体(谁来传承)这个非遗保护的根本问题。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已初步建立起非遗四级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拥有26项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3项急需保护的人类非遗名录,公布(含公示)了1218项国家级非物遗名录,命名了1488名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首批综合试点省,云南省现有8590项非遗四级名录和3531名非遗四级传承人。

        非遗的根本特征,就其传承方式而言体现为口传心授,就其存在形式而言体现为以鲜活的状态存在于各民族村落之中、存在于各民族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相较于精英阶层的高文典册,非遗本质上属于民间、属于大众。由此观之,哈尼族的传统文化均可视为非遗。哈尼族的四季生产调、棕扇舞、乐作舞、哈吧、多声部民歌、长街宴等传统文化要素,其影响力早已穿越遥远的空间距离,蜚声海内外,为世人所瞩目,已进入国家级和省级名录体系,朱小和、车格、陈习娘等一批杰出的传统文化大师,已进入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体系。

        在成绩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哈尼族非遗大多处于非主流的弱势地位,不断受到强势民族文化、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变异消亡的速度异常惊人。文化基因和文化多样性的不断丧失,导致了民族认同感、民族自信心、民族特征逐渐弱化的不良后果。具有杰出价值的大量的哈尼族非遗尚未进入四级名录体系,尚未进入各级政府的视野。对我国目前的非遗四级名录体系和四级传承人体系进行量化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云南,在我国的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中,各民族所占的比例并不平衡,在云南省,哈尼族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比例失衡的少数民族之一。

        上表表明:相较于彝族、白族、哈尼族和傣族的人口数量各自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和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四个民族拥有的国家级省级名录数量和传承人人数,在全省所占的比例存在很大的差距,以哈尼族所占的比例为最低,以傣族所占的比例为最高。

        哈尼族和傣族均为我国非遗资源第一大省云南省的特有少数民族,同为分布于中国、越南、老挝、缅甸、泰国五个国家的跨境少数民族,国内的哈尼族人口比傣族人口多21.8万人,但是,哈尼族国家级省级名录数量和传承人人数,在全省所占的比重远低于傣族所占的比重,傣族的国家级和省级名录分别是哈尼族的1.86倍和2.31倍,傣族的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分别是哈尼族的2.33倍和2.43倍。这一现象,反映出傣族的文化自觉意识比哈尼族强得多,傣族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哈尼族大得多,傣族是哈尼族应当潜心仰慕和虚心学习的榜样。

        无论是立足于中华文化的视野还是站在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度进行审视都可以发现:在哈尼族的非遗中蕴藏着大量原创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的文化要素,凝聚着哈尼族千百年来的心血和智慧,展现了卓越的创造才能,既是哈尼族繁衍生息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宝贵精神财富,构成全人类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丰富人类文化多样性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进入国家级省级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的哈尼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不仅数量太少,而且在哈尼族聚居区域的分布极不平衡。

        第一,从全国来看,我国的维吾尔、蒙古、藏、朝鲜等跨境少数民族,已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同为跨境而居的国际性的民族,哈尼族没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第二,全国有1218项国家级非遗名录,云南省有88项(103个申报地区或保护单位),哈尼族仅有7项(乐作舞和普洱茶制作技艺各算0.5项)。

        第三,云南省共有292项省级非遗名录,哈尼族仅有13项(乐作舞和普洱茶制作技艺各算0.5项)。

        第四,全国共有1488名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云南省有51名,哈尼族仅有3名。

        第五,云南省共有824名省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哈尼族仅有35名。

        第六,进入国家级省级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的哈尼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在哈尼族聚居区域的分布极不平衡,典型地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哈尼族的7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有4.5项出自红河州,1.5项出自普洱市,1项出自玉溪市。普洱市的哈尼族人口约有50万人,普洱市哈尼族的国家级非遗名录数量明显偏少。西双版纳州的哈尼族人口约有20万人,但至今没有西双版纳州哈尼族的国家级非遗名录。其次,从语言学角度观察,哈尼族目前的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和传承人,绝大部分来自哈雅方言尤其是哈雅方言中的哈尼次方言地区,来自碧卡方言和豪白方言地区的名录和传承人都很少。比如,在哈尼族的7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6项出自哈雅方言中的哈尼次方言地区,只有1项出自碧卡方言地区。再次,哈尼族的3名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全部出自红河州,普洱市、玉溪市和西双版纳州的哈尼族至今没有国家级传承人。

        出现上述六方面问题的原因很多,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是:首先,哈尼族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当代哈尼族聚居区环境封闭交通不便,哈尼族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后进,外界对哈尼族地区和哈尼族文化的关注和帮助非常有限,导致了哈尼族在与外界的文化竞争中处于劣势。其次,非遗保护在国内外都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多数哈尼族思想认识模糊不清,不明白保护非遗对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所具有的长远意义,不知道在操作层面该怎么办。再次,非遗代表作名录和传承人申报的基本规则,是文化所在地政府积极申报后,上级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会受理评审。当前宏观的体制和政策背景对哈尼族非遗保护有一定的影响,GDP的增幅大小是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尺度,相比之下,文化建设和非遗保护这类事情,并不会直接影响各级政府的政绩大小和个人的职务升迁,也就缺乏基于强烈的政绩诉求而迸发出来的保护非遗的强劲动力。

        在非遗保护领域,哈尼族必须清醒地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到以下两个问题——

        政治角度:哈尼族是跨五个国家而居的国际性的民族,国内外哈尼族的历史文化同根同源。哈尼族的国家级省级名录和传承人太少,不利于扩大我国对周边邻国哈尼族的积极的正面的文化影响,不利于我国与周边邻国在国际社会争夺文化原创权和文化话语权(这一点下文将做详述)。从哈尼族内部来讲,普洱、玉溪、西双版纳等州市哈尼族的国家级省级名录数量和传承人太少,不利于增强哈尼族自身的大团结、不利于哈尼族文化的全面保护和弘扬。

        经济角度: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州(市)级财政和县(区/市)级财政,保护四级非遗名录和传承人的专项资金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各地方、各民族所获得的非遗保护的公共财政专项资金额度,直接取决于各自名录数量和传承人人数的多少。由于名录数量和传承人人数太少,哈尼族在延续族人精神家园方面争取到的公共财政资源非常有限。

        二、呼唤全民文化自觉

        历史和地理,是我们从祖先手里继承下来的,没有选择余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体制政策环境,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改观。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从族人自身身上检讨文化自觉意识淡薄、文化主权意识薄弱等主观原因,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通过深刻反思,达到对自己文化的全面清醒的认识,以平等宽容的态度对待他者的文化。文化自觉的基本要义包括:立足于全人类的高度,洞悉文化流变的普遍规律;在回眸历史的基础上洞察本民族文化渊源变迁的轨迹,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主体结构及其最具有标志性的组成要素;站在本民族未来长远生存发展的角度,认清本民族文化的优劣和变革创新的方向,分析其他民族文化的优势并开掘出借鉴学习为我所用的路径;对自己应摒弃文化虚无主义的自卑,对他者应力避文化沙文主义的霸道。

        呼唤全民文化自觉,是哈尼族文化得以延续并获得新生的思想基础。具体到非遗保护,全体族人急需在以下诸方面形成高度的共识。

        1. 洞悉文化流变的一般规律。

        在拙文《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基础理论共识》中,笔者提出:广义的文化就是人类认识环境、谋求生存的思维的结晶,文化的核心目的在于调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肉体与心灵的关系,寻求从有限的自然生命获得无限的人生意义的途径。世界上没有生存环境完全相同的民族,各民族文化所要调适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千差万别,也就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文化体系。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都有独特性及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都有存在的理由和传承的意义,都是全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应当得到足够的尊重。文化的价值是相对的,应将其放到特定的自然、历史、社会环境之中才能进行评价,否则毫无意义;没有一种普世的坐标可以将不同的文化从各自的环境之中剥离出来进行横向的高低优劣判断。不同民族及其文化之间的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以及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是族际和谐的基础。宇宙天地之间无物常在、万物皆流,文化赖以生成和传承的环境时刻处于生生不息的流变过程之中,每种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乃至整个体系,不可能永远保持静止不动的状态,必将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不同者,只是时间早晚和程度深浅而已。从一般意义上讲,发生、传承、交流、变迁,是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共有的现象,或者说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2. 洞察哈尼文化的变迁历程与主体结构。

        哈尼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在拙著《哈尼族天道人生与文化源流》、《诗意家园——哀牢山系古村落建筑与人文》、《红河水系田野考察实录》中,笔者曾述及:在千百年的历史岁月里,哈尼族经过漫长的迁徙历程,最后定居于滇南的群山峻岭之中。从文化结构方面观察,迁徙历史和梯田稻作是哈尼族传统文化赖以萌芽、生长和构建的两大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哈尼族文化的主体结构经历了数次嬗变与转型,形成了层次分明的三个发展阶段。从唐宋至当代,哈尼族文化的主体结构逐渐定型,形成了以梯田稻作为中轴的文化结构。从非遗的角度观察,哈尼族在梯田稻作、哲学思想、天文历法、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服装服饰、饮食礼仪、居室建筑、岁时节庆、人生礼仪、茶道茶艺等领域,均创造出了由一系列不同文化要素组合而成的能够展现哈尼族族别身份的文化丛,为人类文化大观园奉献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体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将非遗划分为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文化空间等6个大类16个小类。除了戏剧是哈尼族文化的弱势以外,各大类非遗的各种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在哈尼族中都能看到典型范例。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叙事长诗、多声部民歌、棕扇舞、乐作舞、铓鼓舞、竹筒舞、竹杆舞、服装服饰、土掌房、蘑菇房、婚礼、葬礼、昂玛托、长街宴、浩奢扎(开秧门)、库扎扎(六月年)、策奢扎(秋收节)、梅奢扎(十月年)、嘎汤帕、连名谱系、茶道、太阳历法、梯田耕作技术与礼仪、磨秋荡秋转秋竞技等等,都是具有标志性的哈尼族的非遗表现形式。

        3. 理性评价自己和他者文化的价值。

        从专业角度考虑,我们必须站在全中国、全世界的高度,在多学科视野下对哈尼族非遗的主要类别、杰出价值和濒危状况,尽快展开系统考察和科学评估,把握家底、分析优势利弊;深刻理解保护哈尼族非遗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关系,明确保护哈尼族非遗的基础理论共识,界定哈尼族非遗开发利用的原则界限。在此基础之上,才可能提出传承哈尼族非遗的主要方法及其实施路径,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名录申报、项目传承和传承人保护等一系列实际行动。

        在开展价值评估时,不能以经济学是否赚钱的理念评估非遗的价值,必须杜绝把伦理学领域的好、坏等二元对立的范畴,引入到非遗保护实践之中。必须将非遗放到赖以生成和传承的特定的环境,整体评估她们对哈尼族的生存发展是否具有积极意义,对其做出科学视野下的是非分析。有利于文化的原创者和拥有者生存发展,具有杰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遗都应当加以保护。

        全体族人应当认识到包括非遗在内的哈尼族的传统文化,并非尽善尽美完美无缺。时代在变迁、环境在变化,祖先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足以解决族人未来生存发展面临的所有问题,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组成要素甚至会成为族人前进的羁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高自大固步自封,应当敞开胸襟广泛吸纳人类所有民族文化中对我生存发展有利的元素。与此同时,全体哈尼族同胞和所有关心哈尼族的海内外有识之士,都应当认识到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是族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赖以凝聚一体的情感纽带,牢固树立哈尼族文化在人类文化大观园中是唯一的、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化不可替代的自信心,应当认识到文化盛衰与民族存亡之间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应当看到哈尼族文化能够为全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提供具有积极价值的思想智慧源泉。

        在全国和全省层面,哈尼族非遗在文学、音乐、舞蹈、生产商贸礼俗、消费礼俗(服饰饮食建筑)、人生礼俗、节日庆典、传统知识等领域,具有其他民族绝对不可替代甚至难以比拟的突出特征和杰出价值。

        哈尼族梯田耕作技术与礼仪,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山区梯田生产技术与礼俗。

        在衣食住行领域,哈尼族服装服饰的多样化,位居全国各民族服装服饰之前列,每一款服饰的款式、色彩、纹样和饰品,都是一部小型的传统文化百科全书;哈尼族的长街宴,是悦人悦神的节庆盛宴大典,已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在人生礼俗领域,哈尼族的父子连名谱系,既是哈尼族迁徙历程的历史记忆,也是哈尼族维系血缘和地缘共识、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的核心纽带,还是哈尼族确定婚姻圈的主要依据。

        在传统表演艺术领域,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使中国没有多声部音乐的错误结论被终结。

        在传统知识和实践领域,哈尼族的太阳历法和物候历法,是自成体系的天文历法知识;哈尼族的传统医药,对治疗外伤、骨伤、妇科疾病有独特疗效,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传统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尼族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生存原则的生态伦理和自然中心主义思想,调适天人关系、地人关系、身心关系的一整套社会规范,以及维护生态环境的一系列实践,是人类谋求人地和谐、人际和睦的人生理想的智慧典范。

        4. 彰显传承人的文化地位与贡献。

        保护非遗的落脚点是要传承发展,而不是将其视为单纯的历史记忆封存进博物馆和档案馆。传承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传承发展的主体也是人尤其是传承人。

        非遗是通过世代口耳相传的方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由于在历史上没有文字,哈尼族传统文化完全是通过一代又一代才艺超群的传承人的口传心授和行为示范这种传承途径,才能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相承至今。令人痛心的是,哈尼族进入国家级省级传承人体系的传承人本来就少,加之受自然规律的影响,他们当中很多德艺出众的高龄传承人已乘鹤西去,他们掌握的具有杰出价值的哈尼族的很多文化要素,不断化为尘烟。比如,哈尼族的长篇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叙事长诗非常丰富,高度浓缩了本民族繁衍生息的历程,展现出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尤其是长篇迁徙史诗,是我国各民族迁徙史诗的典范。目前,能够系统演唱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叙事长诗的哈尼族传承人,已经越来越少。

        必须清除长期以来对哈尼族非遗传承人的错误认识和错误评价,应当揭去特定的时代贴在传承人身上的负面的政治标签,从正面对传承人的社会属性做出评价,充分肯定传承人在文化史上做出的贡献。传承人是哈尼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系统的承载者,他们在哈尼族非遗生成、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不可替代,他们既是传承本民族非遗的最主要的中坚力量,也是被保护的对象。尊重、关心、爱护、帮助本民族的传承人,是我们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笔者二十多年从事田野考察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受:由于长期处于被迫辗转迁徙的弱势地位,以自我中心、目空一切、唯我独尊为表现形式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在哈尼族历史上始终没有萌芽生根的土壤。哈尼族从来没有以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为尺度,对他民族及其文化作出评判;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最优秀的文化,应当作为全人类的楷模,甚至不惜以武力强迫他人接受。与之相反,万事不如人的文化自卑,是族人非常突出的性格特征,谦和隐忍既是族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也是族人应对族际文化竞争的基本态度。在情感和行为层面上,哈尼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很高,始终将传统文化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尺,甚至有些许孤帆自赏的心理。但在理性层面上,哈尼族除了少数精英人士以外,绝大多数族人缺乏哈尼族文化是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化不可替代的自信,缺乏用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外界异质文化一争高下的雄心。更有甚者,不少族人以妄自菲薄的态度,轻贱全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哈尼族非遗保护的第一大敌。

        对哈尼族而言,呼唤全民文化自觉的目标,就是要在全民族范围内,努力消除因种种原因导致的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卑甚至是自轻自贱心理,促使文化自尊、自重、自信成为族人的共识。

        三、彰显哈尼文化主权

        在全世界范围内彰显文化原创权、争夺文化品牌、夺取话语制高点、提升国家软实力,是世界各国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主要动机。从表面上看,中国以超常规方式在全国启动非遗保护工作,是为了履行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时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但从本质上讲,我国保护非遗要实现两方面的长远目标,从国家层面考虑是要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要素,维系中华民族悠远的文化血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立足于全球视野,是要保护人类的文化基因,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在国内和省内,申报国家级省级名录,事实上包含有各地方各民族在全国全省范围内争夺文化原产地、原创权和争当文化主人的意义。一项非遗名录一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公布,就相当于由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明确了名录所在地是该文化遗产的原产地或者是很有代表性的传播区域,明确了名录所属的民族是该文化遗产的主人,该文化遗产的创造发明权、所有权、阐释权、优先享受权、继承发展权等主权,自然属于该文化遗产的主人。这一点,目前尚未被绝大多数哈尼族同胞所认识,这种思想认识的落差,是哈尼族的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数量和传承人人数太少的重要原因。

        彰显哈尼族文化主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哈尼族是一切由哈尼族创造发明的文化事项的主人,对自己的文化天然地拥有所有权和阐释权,创新变革哈尼族文化的主体是哈尼族,而非任何外来力量。

        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外民族的专家学者和公民个人,在面对哈尼族的非遗时都是“外来者”,从保护人类文化基因的道义上讲,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哈尼族保护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任何外来力量的介入,对哈尼族非遗的保护传承,既可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推动作用,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未必源自主观恶意,相反,大多数情况下是源自思想局限、认识局限,甚至是源自动机上的美好愿望。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比如,哈尼族的昂玛托等节庆大典,曾被冠以封建迷信之名遭到禁止,受到损害的是哈尼族谋求人地和谐、人际和睦的深层价值观念。又如,服饰是哈尼族文化中可以傲然于世的标志性要素之一,哈尼族奕车人曾被外来力量强制禁止穿着自己的传统服饰,受到损害的是哈尼族以健康为美的人体美学追求。再如,近几年在保护的名义下对传统文化的肢解、曲解、恶意开发等种种行为,对哈尼族非遗都是严重的伤害。

        2. 作为文化的主人,哈尼族对本民族文化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天然地拥有优先享受权,这种权利不能被任何外在力量所剥夺。

        近年来,很多商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举办所谓的“天天长街宴” 一类的商业炒作活动。对这种做法,云南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和具有良知的各界人士一直持强烈的质疑和反对态度。理由是:首先,哈尼族从来没有“天天长街宴”之说,哈尼族举办长街宴历来都有严格的时间、规程、礼仪和精神追求,所谓的“天天长街宴”,说轻了是思想认识上的浅薄无知,说重了是对哈尼族的不尊重甚至是亵渎。其次,所谓的“天天长街宴”一类的商业炒作活动,是对长街宴的碎片化、扭曲化,抽空了长街宴庄严、肃穆、神圣的核心骨髓和文化基因,损害了长街宴固有的要素、风格、特征、整体神韵及其携带的文化基因,说白了是商家将长街宴庸俗化为赚钱的工具,与严肃、科学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完全是两回事。再次,就算“天天长街宴”一类的商业炒作活动保留了长街宴的外在躯壳,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哈尼族知识产权的严重侵犯和践踏,因为文化主人始终缺场——没有得到文化主人哈尼族的授权许可,商业炒作活动的场所不在文化的原生地哈尼族村落,哈尼族的声音和利益诉求难于表达,哈尼同胞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体现和保障,经济收益尽入商家囊中。

        真正彰显文化主人的主体地位,对保护传承哈尼族非遗显得格外重要。必须把是否保护传承自己的非遗、保护传承什么、是否进行创新与怎样进行创新、是否进行市场化开发和怎样进行市场化开发等选择权与自主权,完全交还给哈尼族,一切“外来者”都不能代替文化主人越俎代庖,只能从法规、政策、资金、智力等方面提供帮助。

        3. 彰显哈尼族文化主权,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哈尼族在省内和国内争夺文化话语权,还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云南省位于东亚、南亚等文化板块的结合部,红土高原的山间盆地,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彩云之南的江河峡谷,则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和文化传播的通道。元江——红河水系、澜沧江——湄公河水系、怒江——萨尔温江水系域、以及独龙江——伊洛瓦底江水系,将云南省与中南半岛各国紧紧联系起来。哈尼族聚居于元江——红河水系和澜沧江——湄公河水系,分布于中国、越南、老挝、缅甸、泰国五个国家。不同国家的哈尼族,其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心理、以及传统文化的各种组成要素,至今依然保持很高的一致性。这种文化领域的一致性,很难被国境疆域界线所阻断,一个国家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各民族聚居区施行后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的现实作用,在跨境而居的邻国的同一民族地区都会引起反响。

        中国与中南半岛四国的哈尼族非遗同源同质,是中国与东南亚中南半岛邻国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我国如何抢先于中南半岛邻国、或者如何与中南半岛邻国一道,就各国共有的哈尼族非遗向联合国联合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是我国非遗保护领域面临的重大议题。解决该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彰显中华民族文化原创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持边疆稳定、促进睦邻友好国际关系的迫切需要,在我省、我国乃至全世界非遗保护事业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已经受到不少挑战,仅就非遗而言,东亚和中亚有些国家针对各国跨境民族的非遗,先于我国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其目的很清楚,就是想抢在中国之前,在国际社会彰显对各国共有的跨境民族的非遗拥有主权。在中国西南尤其是云南省,中南半岛邻国对我国与他们共有的跨境民族的非遗的原创权和主权的争夺,目前看上去似乎还算平静。但是,若不早做谋划,还会重蹈我国东北、北方和西北省区跨境少数民族非遗主权在国际社会已经碰到的被动局面。泰国和柬埔寨对柏威夏寺文化主权的争夺等很多国际案例表明,文化主权之争与领土主权之争的距离仅有半步之遥。

        构建法规保障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建立专业机构和人才队伍、完善学科体系,是各级政府需要给我国的非遗保护创造的条件。但是,延续自己的文化,是每个民族为了长远发展而采取的理性化的行动,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会强迫任何民族传承保护他的文化遗产,假如本民族自己不珍爱不努力,外部条件再好也没用。鉴此,除了国家创造外部条件以外,哈尼族人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全民文化主权观念的强化,才是保护传承哈尼族非遗的根本之道。

        作者系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荣获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担任云南省非遗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团的首席专家、中国非遗保护工作云南省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客座研究员。已出版《诗意家园——哀牢山系古村落建筑与人文》、《哈尼族天道人生与文化源流》、《红河水系田野考察实录》等学术专著,发表100多篇100多万字专业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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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时期人类学参与下的民族博物馆建设

      博物馆是从事文化遗产的收藏、保管、宣传、展示、研究以及教育的永久性机构。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作为人类文化产物的文化遗产还是收藏、研究、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博物馆都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人类学不仅从事民族志的记录和采集、民族学的比较研究,从而对深入理解人类变化多端的行为与思考体系、特殊生活方式有其基本而不可取代的贡献,而且,从田野中带回来的标本,不论是放在研究机构或者集中到博物馆,也都不是纯粹的扮演“文化见证者”的角色。人类学更企图解答或平凡、或珍贵、或简单、或复杂的器物与艺术,其中所隐含的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与内在意义。

      一、民族博物馆的发展,离不开人类学家的参与。

      在民族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中,每一个时期里都活跃着人类学家的身影,可以说,人类学家的参与推动了民族博物馆的发展。

      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开始出现了诸如“巴黎民族学会”这样的人类学专业机构,与其他的学科不同,从很早开始,这些人类学的机构就致力于创建自己的标本室、陈列室或博物馆,用于陈列他们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标本和文物/实物资料。这些标本室、陈列室或博物馆即是西方最早的民族博物馆的雏形。19世纪70年代后,英、美、法、德等国家建立了一批民族博物馆,如德国柏林世界民族博物馆,将其在殖民地和附属国收集、掠夺来的民族文物进行展出,民族博物馆正式成为西方博物馆的形式之一。这些民族博物馆所收藏文物中的大部分来自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收集,而拥有博物馆,也成为了人类学区别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西方,许多早期的人类学家的研究和工作都与博物馆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博厄斯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家在1880-1920年的这一段被称为人类学发展史上的“博物馆时代”(Museum Age)。博厄斯曾担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馆馆长,是西方博物馆发展的关键人物。而他自己的第一位博士克虏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的人类学系和校属的人类学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人类学系和校属人类学博物馆之一。此外,德奥文化传播论的代表人物格雷布纳也曾在科伦民族学博物馆任职,他一生的研究都是依靠博物馆的展品和书籍资料。结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等人也曾在博物馆工作过。

      时至今日,人类学家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族博物馆中依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国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6位起草人中,就有5位是人类学家。而在西方社会多以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形式存在的民族博物馆的馆长,也是由知名的人类学家担任。

      在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博物馆则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民族博物馆事业无论是从最初的倡导还是以后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学家的参与。

      20世纪初,人类学的理论刚开始在中国开始传播和学术实践的时候,人类学家蔡元培在1916年北京通俗教育会上就大力倡导博物馆,特别是人类学博物馆的发展。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系统地收集民族文物标本。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开展了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湘西苗族和松花江赫哲族等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实物资料的采集工作。1933年中央博物院成立之后,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先后进行了五次重要的调查和民族文物征集。人类学家马长寿、凌纯声、芮逸夫等对四川、贵州、云南、海南等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民族文物。这些文物的征集、收藏成为新中国民族博物馆和民族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此外,中山大学的人类学家杨成志在20世纪30年代在滇川交界的彝族地区进行调查,收集了一批彝族及其他民族文物,并成立中山大学考古文物工作室。大夏大学的人类学家吴泽霖也开始民族文物的系统收集和保护工作。1941年,他创办了“苗夷文物陈列室”,在贵阳举办了三次民族文物展览。在吴泽霖的帮助下,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陆续收藏民族文物,1948年以重金收购的台湾高山族文物成为民族文物中的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人类学者继续参与到民族博物馆的建设中,杨成志先生1951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该校民族博物馆;吴泽霖先生1953年在中南民族学院创办了该校民族博物馆;西南民族学院也在1952年创办了该校的民族博物馆。这三个民族院校的民族博物馆,是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最先建立起来的民族博物馆。

      1950年为转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中央开始派慰问团、访问团和调查组奔赴各民族地区。1956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发出针对少数民族“抢救落后”的指示,同时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等工作。建国初期的民族调查研究、慰问团、访问团,其人员构成是多学科的,但是主要的参与人员则是来自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的民族学、社会学、民族历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学生,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林耀华、潘光旦等都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他们在完成民族调查研究工作的同时,还收集了大量价值很高的民族文物,并在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撰写“三套民族问题丛书”(后扩大为“五套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五套丛书”不仅奠定了民族工作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后来单一性民族博物馆陈列展览的重要指导。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民族博物馆的发展陷入停滞,中南民族学院的民族博物馆甚至还被撤销。1978年以后,民族博物馆才逐步得到恢复,进入八九十年代后,一大批省(自治区)、市(自治州)、县级的民族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而这些民族博物馆中的研究、工作人员,很大一部分来自人类学、民族史的毕业生。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贵州省结合本地资源开始了村寨博物馆的探索和尝试,黔东南州雷山县苗族聚居的郎德即是首批村寨博物馆的试点之一。人类学者从一开始,就参与到这种新形式的民族博物馆建设中,中央民族学院83级、84级的两届民族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持续两年到郎德实习,他们调查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为郎德苗寨的发展设计规划,在村寨博物馆的探索中迈出了第一步。此后,进入90年代,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开始在贵州梭嘎首先进行实践。进入21世纪后,西班牙政府支持的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又将贵州雷山的上马路和从江的小黄作为村寨博物馆的试点,这里面也离不开人类学者的参与。同为少数民族人口大省的云南,也在人类学者尹绍亭的带领下,开始了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探索和尝试。

      因此,从民族博物馆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民族博物馆的发展,离不开人类学的参与。

      二、民族博物馆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进入新千年后,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正在消亡,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着新的形式和问题,特别是随着生存环境的不断变迁,一些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面临迅速消失的危险。民族博物馆作为抢救、征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民族文化遗产的场所和宣传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明的重要机构,理应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良人文环境,成为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同时,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目前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与以往相比,民族博物馆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1. 国家更加关注和支持民族文化保护及博物馆建设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不仅为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同时也充分表明,保护好我国的文化遗产、弘扬优秀民族传统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成为党和政府不可动摇的坚强信念。

      国家用于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的资金逐年递增,2008年中央文物保护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为25.20亿元,较1978年的0.07亿元,30年间增长了363倍,较1973年设立之初翻了10番。

      2007年4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中央财政设立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专项经费,核定专项经费总规模为2.06亿元;2008年,为配合全国博物馆、纪念馆的免费开放,中央财政及时设立了博物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规定:“除了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外,文物保护的财政经费不应当停留在原有水平,而应当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同步增长。”新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文物保护经费投入快速增长。整个“十五”期间,全国文物业总收入累计为279.74亿元,比“九五”增加143亿元,增幅为104%,年均递增16.7%。

      2. 民族博物馆建设经验、技术日趋成熟

      从五十年代后期,民族文化宫(1959年)和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1957年)、云南省博物馆(1958年)、贵州省博物馆(1958年)、甘肃省博物馆(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62 年)、四川省博物馆(1965年) 等边疆民族地区博物馆的相继落成开放,到八十年代一批省级、自治州级和单一民族的民族博物馆的成立开发,再到九十年代一批乡级民族博物馆和梭嘎等国际合作的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云南25个省级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规划和广西计划的“1+10工程”(“1”就是广西民族博物馆,“10”就是10个民族村寨类博物馆)……五十余年来,通过我们自身的发展及与国际上的合作探索,无论在省(自治区)、市(地、州)、县、村镇各级民族博物馆的建设还是综合、专题等类型民族博物馆的建设方面,我们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进入新千年,随着首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一批新馆的建设以及“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之250年藏品”、“卢浮宫珍藏展——古典希腊艺术”、“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等一系列的展览的举办,我们在博物馆的建造和展览的技术手段上已经同国际标准接轨。这些都给我们建设民族博物馆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3. 民族博物馆发展得到更多的关注

      国家文物局局长、全国政协委员单霁翔曾在2008年3月的两会期间,联合40多位政协委员共同提交议案,呼吁国家为每个民族建立至少一个博物馆。在2009年的两会上,单局长继续呼吁加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优先立项支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博物馆建设。按照“逐步实现每个民族拥有1个以上的民族、民俗博物馆”的目标,优先支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建设收藏、研究、展示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博物馆。认真总结在民族地区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成功经验,统筹规划22个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民族博物馆的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4. 博物馆发展进入黄金时期

      从2001年到现在,我国基本上每三天诞生一家新的博物馆。按中等发达国家每20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的标准,我国现在的博物馆数量还是大大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按照20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的标准,中国应该有8千到1万座左右的博物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2010年以后,博物馆增加的速度可能是每天新增2到3个博物馆。

      自2004年起,全国博物馆每年举办的各类展览已经超过10000多个,而从国外引进的各类展览每年都在增加,以及中国出国的展览数目则超过150多个。这些都说明,21世纪中国迎来了文化繁荣的新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民族博物馆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新时期民族博物馆建设中的问题、争议与经验

      随着经济文化上的发展,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思维也发生了转变,博物馆已不单单被视为少数民族文化收藏、保护、研究的场所,它已成为民族地区对外宣传、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促进旅游业的重要方式。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建立各种类型的民族博物馆,这无疑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笔者最近参与的几个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展览策划来看,在新一轮的民族博物馆建设高潮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争议。

      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建筑与陈列展览以及相关的服务共同构成了一个具体的面向社会和观众的空间。一个理想的博物馆建设,应该是先有陈列大纲,然后再根据陈列大纲来设计博物馆建筑,从而使博物馆建筑能够充分适应陈列展览的要求。这也是博物馆界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和强调的。然而各地先交钥匙,后有大纲的现象在民族博物馆的建设中依然没有改变,新建好的博物馆往往拥有华丽的外观,里面的建筑设计却并不适合博物馆的展览。博物馆在展览设计中必须考虑已建好的博物馆的建筑结构,不能完全按照充分向观众展示所要展示的藏品的原则进行设计。2008年中国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全国博物馆评估办法(试行)》,在里面对博物馆各种功能区域的建筑比率都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大多数博物馆的设计、建筑单位对此都不了解,完全是从建筑学、美学的角度去对博物馆进行设计和建造,这样的博物馆最后往往好看不好用,各功能区域的比例也不符合博物馆定级的标准,制约了博物馆以后的发展。笔者近期参与的民族地区博物馆展览策划中,两个专题博物馆的建筑已经建好,但是这两个博物馆的建筑结构都需要做重大的改动,同时还存在安全隐患,根本不适合用作博物馆。另外一个县级民族综合博物馆建筑主体已经完工,我们试图在内部装修上和建筑设计方一同设计,以便符合我们的展览设计,但对方施工期紧,不容许我们进行这样的尝试,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既遗憾又无奈。

      我国新时期的民族博物馆建设将是以县、乡一级的中小型博物馆为主,这些博物馆所要展示的多为本地特色的历史和文化。我国的博物馆,历来重视对于历史的展现。因此,在这些新建的博物馆中对所在地特色民族的历史的展现是这些博物馆重要的功能之一。然而,在县、乡一级的中小型博物馆中展示什么样的民族历史,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意见。

      历史、考古方面的专家、学者比较赞同在这些博物馆中对本地特色民族整个发展历史的展现,这样能够使观众在参观之后清楚地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都是分布于不同的行政县,在其中的一个地方对整个民族历史进行展示,很难使其他该民族分布的地区信服;同时,一个地区拥有的民族历史文物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足以用来展示整个民族历史的发展,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只能以文字和图片为主,而要想在同级别的文物单位获得展品的支持,难度不小。

      来自博物馆本地的专家、学者则比较赞同在这些博物馆中对本地特色民族在本土的发展历史进行展现,使博物馆成为当地人了解家乡、培养对家乡地方与文化认同、情感的场所。同时,这样的展示也能够使不同地方的民族博物馆对相同民族的历史展示能够各有特色,在内容上避免相互重复。然而,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并不是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进行,我们还很难找到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记录的少数民族历史资料。因此,在试图对某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展历史进行了解时,我们只能求助于县志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中形成的“五套丛书”。县志多是对本地行政区划的变革和民族间冲突的记载;而少数民族简史、简志编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民族研究,是各民族间的关系史。这些资料都缺乏对历史上本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记载,无法真实全面地反应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状况。 

      博物馆就其功能而言,实际上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文化转译”的角色。各种类型的民族博物馆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担负着宣传、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任。 

      人类学一方面自许为人道主义的先端,设身处地的以文化相对论的立场,或保守、或激进地成为少数民族的代言人。另一方面,表面无害的人类学调查研究工作,极可能隐含了危及被研究者生存与尊严的种种问题。因此,作为参与到民族博物馆建设中的人类学者,我们遵循人类学的伦理,让民族博物馆所在地的少数民族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让他们参与到博物馆的建设中来,让他们来决定在博物馆中展示什么。而我们所需要帮助他们做的,就是用博物馆的语言将他们的设想实现。这样才能使我们正确地理解他们文化的真正意义。从博物馆的公共性来看,普通民众对于建什么样的博物馆、建多大的博物馆、博物馆建在哪里等等也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我们已经在贵州的两个民族村寨博物馆中进行了实践,少数民族是他们自己传统文化的主人,我们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自觉,挖掘他们的文化资源,利用他们的团结和谐、自重自救帮助他们建设自己的博物馆。这是他们自己的博物馆,而不是我们给他们建的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在建好之后,才能够更好地发展经营下去。

      小结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国,与东部和中部发达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博物馆起步晚,数量少,在全国2400多座博物馆中,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西部12个省区只有近500座博物馆,有的地区和民族甚至连一座博物馆都没有(全国只有20余个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博物馆 ) 。我国的民族博物馆事业还任重道远。

      民族博物馆作为抢救、征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民族文化遗产的场所和宣传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明的重要机构,在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良人文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人类学与中国的民族博物馆事业自开始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学应继续参与和推动民族博物馆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和民族文化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杨玲、潘守永:《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12月。

      [2] 李寅:《每个少数民族都应有一座自己的博物馆》,中国民族报,2007年3 月。

      [3] 潘守永、宋新潮:《民族地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未发表)。

      [4] 秦晋庭:《20世纪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兴建与发展》,《中国博物馆》,2004年第1期。

      [5] 吴正光:《开放式保护民族村寨好》,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

      [6] 雍继荣:《中国大陆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历史发展》,《中国博物馆》,2006年第2期。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 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博物馆建设理念

    覃琛

      博物馆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博物馆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一个城市质量的标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深厚文化积淀的体现。建设民族博物馆,意义深远,任务繁重。我国民族博物馆的建立与近代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在我国的传播有关,发展百年以来,民族博物馆在数量、规模上都有所增加,各类民族博物馆形式也变换多样,但问题重重,仍是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研究的重心所在。本文基于笔者参与的少数民族地区博物馆建设相关项目,从中总结出:在人类学视野下,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参与观察,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语境,在实施少数民族博物馆建设工作时,致力于深化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启发其文化自觉,进而进行文化自救,是一种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提高民族博物馆建设成效的一种新理念。

      一、 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文化”

      对“异文化”的关注,是人类学自产生以来的关注传统之一,也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的传统研究议题之一。自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问世以来,对文化遗存物的调查研究一直是文化人类学的强项。人类学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是具体历史时空中“各民族及他们生存环境的见证物”。“民族文化”是构成民族博物馆的物质基础,用人类学的理论对“民族文化”进行“情景化”的解构,是最有效的展现“民族文化”内涵、优化“民族文化”资源配置的前提。

      1. 作为“异文化”的“民族文化”

      由于地域、自然环境以及历史发展轨迹的不同,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优秀文化。然而,也是由于地理因素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深藏于我国的山川之中,与汉族文化相比,成为了神秘莫测的“异文化”。如何全面地发掘“异文化”,人类学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指导体系及全面的调查研究方法。深入田野,进行参与观察,可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进行全面的提炼,这是构成民族博物馆的物质基础。正如苏东海先生在《关于民族博物馆的几个基本问题》中所提出的:“中国的民族类博物馆,应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博物馆......中国的民族博物馆应是全面民族志的......”即是说:应该在全面收集少数民族文化资料的基础上建设民族博物馆,因此,人类学理论与调查研究方法,是发掘民族文化的前提所在。

      2. 立足于“情景化”的文化建构

      人类学另一个特征是“情景化”,即是说,在具体的“情景化”中,对实际的文化现象进行解构。格尔兹指出:文化是一种“深描”,必须放在实际的情景中才能还原真实,文化的各项功能必须在当时、当地的语境下才能得到全面的展示,其文化内涵的解释基于时间、空间的基础。民族博物馆是集中展示民族文物与民俗文化的平台,而少数民族地区各类丰富的文化资源往往不能够被当地人所充分认识,常常被埋没于山川之间,要建设一个成功的民族博物馆,首先要在发掘、诠释民族文化内涵上下足功夫。

      3. “整体观”的保护模式

      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个整合系统。”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将文化看成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孤立地看待其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中包含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是同一个文化整体中两个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个体,它们与文化产生的背景一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体系,一个因素的缺失就可能导致文化的整体性被破坏,文化就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因此,面对精致复杂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发掘、保护中应注意文化整体风貌的保存,即是说,在民族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中,应始终将“整体保护”作为原则贯彻起来。

      4. 致力于“文化自觉”的发展目标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迈向了多元化的发展,各种领域里的人类学分支开始兴起,人类学的学术关怀更多地转向了应用方面。更多的人类学家想要运用自己的学科特长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和觉醒。“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是——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文化是少数民族千百年来生活生产中积累下来的瑰宝,只有被人民群众自身充分意识到其价值,才能主动进行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行使自身文化的权利。将“文化自觉”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目标,也是民族博物馆建设的发展策略和发展方向。

      二、 当代民族博物馆的反思

      我国民族博物馆的建设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宫建成以后,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均建立了自己的具有民族博物馆意义的省级博物馆,其中内蒙古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等都成为了博物馆中的典范,其藏品数量、社会影响力、研究程度都在我国博物馆中处于先进行列。一些自治州、自治县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的民族博物馆,据统计,目前我国有各类民族博物馆约400余家。半个世纪以来,民族博物馆在数量、形式的发展中,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然而,民族博物馆的发展仍然面临很多困境,民族博物馆的发展在我国力度显然不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已提出“每个民族都要有一座博物馆”的目标。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近半数没有自己的博物馆,要达到一个民族一个博物馆的要求,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工作已经持续多年,目前建馆之期还未定,而北京民族文化宫在功能上偏重于展览,在民族文物研究和保护方面的成果也并不突出。2008年,国家文物局制定了博物馆评估定级标准,第一批颁布的83个一级博物馆名录中,民族博物馆或民族性质的博物馆仅有5所,更不用说国家“一流博物馆”计划,民族类博物馆在名录中“全军覆没”;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文化保护和发展的生机,但是,毕竟是舶来之品,在适应中国特色的过程中,这种西方的理念和行动方针必然会面临中国本土现状的窘境,如何开辟新的路径,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少数民族现实情境的生态博物馆模式,仍是需要多方探索的问题。

      基于数十年民族博物馆发展的经验反思,民族博物馆需要在理念中进行整体思路的构建,人类学的情景化、整体观等理论思想,能为民族博物馆的发展提供可行的思路。

      三、 民族博物馆建设理念构想

      将人类学视野纳入民族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中,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1. 博物馆空间概念的转变

      传统博物馆展示空间的封闭性、不可扩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代博物馆的发展需求,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博物馆而言,整体性的保护要求决定了其文化展示和保护区不能受到空间限制。另外,由于受地域条件的局限,传统博物馆空间对展厅、库房的精确要求也不可能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符号分布较为分散,可展览内容丰富而琐碎,一座古老的桥、一幢具有民族特色的房屋,都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符号,这些事物不可能全都放置在一个专门的空间;少数民族生活生产中的各类用具,也凝结了历史智慧和劳动情感,如果固定下来进行展示,离开了其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支持,它们终将变成“文化孤品”,失去其“活”的灵魂。生态博物馆的经验告诉我们:保存整个社区文化,就是保存社区整体、鲜活的文化资源。在进行民族博物馆建设中,我们应该打破原有“博物馆空间建筑”的桎梏,运用开放的眼光,放眼整个社区,对民族文物、生活生产工具、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集和保护,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划分的空间,整个地区都可以是我们博物馆的组成范围。

      2. 博物馆展览核心的转变

      以往的民族博物馆经验,是将“民族文物”作为博物馆展览的核心。上个世纪50年代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识别工作,收集了丰富的各民族文物,其中绝大部分现在都收藏在我国各大博物馆以及省级民族博物馆中。关于民族文物的科学性利用和陈列展览,已有无数前辈进行了研究,珍贵的“民族文物”已经在我国各大民族博物馆中发挥作用。然而,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建设的新型民族博物馆中,十分有必要转变对民族文物“物”的追求,转而重视深藏在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民俗活动,常常无法注意到自身文化的价值,民族博物馆工作者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民俗进行重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帮助其优秀内涵予以传承。宗教礼仪、民间传说、传统节日、艺术工艺,这些都应是民族博物馆建设中发掘和重构的中心。

      3. 博物馆展陈方式的转变

      博物馆陈列是一门艺术,传统博物馆以“物”或“概念”为核心,用灯、光、环境以及辅助展品对展品进行解释和叙述。在新型民族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中,“空间”、“物”的传统概念已被打破,展陈方式也因实际条件而产生变化。民族地区往往不具备标准意义上的博物馆整体功能,空间的分散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增加使得展陈方式无法按照常规进行,比如,展柜要不要?展览路线划不划?展品说明牌怎么做?展览单元说明怎么放?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要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应将民族博物馆目标观众进行定位,我们的博物馆究竟是给谁看,给当地人民看还是给外来游客看。笔者认为,民族博物馆的首要目标观众是当地人民,首先要让当地人民了解自身文化,实现民族自觉,才能主动承担民族文化传承发扬的责任,其次才具备对外宣传和传播的文化基础。因此,在展览说明文字的设置上,应该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采取人民熟悉的表达方式;在表现手段的运用中,运用动静结合的方式,用照片、实物等展示静态文物;进行文化产业的重构和开发,用动态形式诠释民俗类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外,空间的开放也应为展览形式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发散式展览可以应用于民族文化资源较为分散的民族地区。(见下图)博物馆作为收集文化符号的集中点,形成窗口效应,在社区内选取典型文化的家庭载体,具体展示某一文化内容。这样就扩大了博物馆的展示空间,也带动了整个社区的文化互动,对社区家庭而言,既调动了其文化积极性,也加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4. 博物馆经营、发展模式的转变

      以往民族博物馆的发展问题没有引起业内人士的重视,国家投资、政府所有的博物馆模式带来的问题是:民族博物馆的运作与政府行为相辅相成;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当地人民也没有完全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生态博物馆运动在中国发起以来,这种现象有所改善,贵州、广西生态博物馆的经验为新型民族博物馆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借鉴经验。将博物馆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不失为发展民族经济的有效方法。但是,旅游带来的“村寨热”、“文化表演”、“利益至上”等不利于文化的良性发展,因此,开辟一条适合中国本土的民族博物馆经营发展模式,是当前民族工作者、博物馆人最重要的目标。

      首先要明确民族博物馆的建设目标,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博物馆,除了展示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发展传承,还肩负着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是可以创造经济收入的文化资本。博物馆事业可以促进当地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实现文化、经济的共同繁荣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笔者认为,由文化的所有者主动参与博物馆管理,是民族博物馆实现自我发展的最优模式。

      基于此定位,博物馆在建设之初就应考虑社区人民的需求,建设理念基于社区人民,建设属于社区人民自己的博物馆,在社区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知识的培训也应纳入博物馆建设的基础工作,通过培训,增强群众对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使群众能够成为自己文化的保护者、研究者和管理者,自救自重,最终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作为民族工作者和博物馆工作者,不但要建起民族博物馆的实体,更重要的是调动起整个社区人民的文化积极性,真正把博物馆的实际工作交到群众手中,实现博物馆与社区人民的共同发展。

      四、 结语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我国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冲击,其载体和表现形式正在迅速消失的情况日趋严重。在民族民俗文化遗产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全国56个民族,有近一半没有自己的民族博物馆,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中,仍有12个州没有博物馆,更不用说其他具有鲜明特色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以及特色村寨,民族博物馆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

      综上所述,运用人类学理论,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内涵发掘,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保护,可作为现今我国民族博物馆建设发展的理论指导,在人类学整体观的保护视野下,构建情景化的文化展示空间,打破博物馆空间的限制,发掘多方面的展览内容,开辟多层次的展览方式,是展现“活的”民族文化最佳方式,通过对博物馆发展方向的定位,依靠群众,进行民族博物馆的经营和发展,是最大限度发挥民族文化资源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是文化经济发展的最优配置。

      

      参考文献

      [1][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3]潘守永:《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

      [4]单霁翔:《重视和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2007年3月。

      [4]苏东海:《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北京观察》,2008(7)。

      [5]苏东海:《关于民族博物馆的几个问题》。

      [6]杨正文:《从村寨空间到村寨博物馆——贵州村寨博物馆的文化保护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9月。

      [7]张庆宁、尤小菊:《试论生态博物馆本土化及实践困境》,《理论月刊》,2009年第5期。

      [8]单霁翔:《重视和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2007年3月。

      [9]陈兴贵:《人类学整体观视角下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重庆三峡学院院报》,2009年第5期。

  • 国际博物馆理论发展中两条思想路线札记

      1996年国际博协副主席帕特里克·博伊兰在纪念国际博协50周年文章中说,20世纪60年代把古迹、遗址、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从国际博协分化出去,成立国际古迹和遗址保护理事会“是国际博协成立25年间的最为严重的失误”(《国际博物馆》1996年第3期)。现在看来,说这种分化是“失误”并不恰当。因为这种分化并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博物馆发展和博物馆学演进中的一系列分化中的一个事件,是有前因后果的。紧接着这次体制分化的就是新博物馆学从传统博物馆学分化出来的理论分化。博物馆发展中的分化与整合也不是孤立的,它是博物馆适应社会发展大环境中产生的分歧,并且形成了两条各有侧重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以博物馆功能为基础的专业化路线,另一条是以博物馆职能为基础的社会化路线。当前,这两条思想路线正在新整合理论的整合下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本文拟对博物馆发展中两条思想路线的形成及其演变进行一点历史回顾,做一点初步梳理,并对新整合运动进行一点展望。国际博协是国际博物馆界思想交流的大舞台,本文就是沿着国际博协理论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的,称为札记是因为本文还未具有理论形态,只是素材的梳理而已。

      一、分化的开始,两条路线的形成

      国际博物馆界的认识分歧从国际博协一开始建立就产生了。1946年11月在巴黎卢浮宫召开的成立大会上,任命美国人昌西·哈林为主席。大会确定了博物馆第一个定义:“博物馆是指向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但图书馆如无常设陈列室者除外。”这个定义在领导层中产生了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那些不以藏品为中心的机构,如动物园、植物园、图书馆陈列室应否算作博物馆(帕特里克·博伊兰《国际博物馆50年》)。就这个具体争论来看,我认为把收藏活标本的动物园、植物园算作博物馆是不合适的,也是无法实现的。1994年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年会期间,我曾问会议主席马丁·施尔对这个定义中的附加机构怎么看?他说:“我是瑞士博物馆国家委员会主席,我在统计瑞士博物馆名录时,根本不统计他们。”巴西的特丽萨说:“我统计他们,但他们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博物馆。”荷兰的冯·门施说:“把这些机构写进定义,不过是博物馆那些政治家想扩大行业的领地。”这三位先后担任博物馆学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认识和我一样是不把这些附加机构算作博物馆的(1994年学术对话札记)。之前,我在1993年发表的《从膨胀走向收缩——迎接新世纪的出路》论文,对国际博协的机构外膨胀和机构内膨胀的现象进行了系统批判。现在看来,那时只对机构膨胀持否定态度,并没有认识到第一个定义引发的机构之争,实际上正是博物馆改革的一个新思想的开端,体现了博物馆走向社会最初的一种努力。在博物馆领导层努力开放自己的同时,领导层的另一些馆长们则在努力巩固博物馆自己。当时处于战后恢复时期,战争中欧洲博物馆是重灾区,特别是苏、德两国的博物馆受大战影响最严重。战后欧洲博物馆藏品回迁,博物馆重建任务很重,因此巩固博物馆自己是这一派关注的首要任务。当时培训一大批专业人员以适应重建的需要是紧迫的。在1946年国际博协大会上把专业培训列为国际博协优先考虑的任务,甚至把专业培训作为国际博协的“一个基本原则”。此后,专业培训一直是历次大会不断强调的任务。现在看来,第一次大会把专业培训放在首要位置,实际上是博物馆专业化思路的开端,正如同把外加机构写入定义是社会化思路的开端,这两个开端的分歧在第一次大会上就露出端倪了。接着,1950年伦敦大会关于修改章程又有一场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要增加成员数量。增加成员数量就是在成员结构上从馆长、资深研究人员向普通工作人员扩展,从而使成员构成从精英层到馆内大众。修改后的章程体现了这种扩大机构内民主的主张。实际上这次争论的思路是之前争论的继续,并向进一步的分歧前进了。1965年在纽约召开的第七次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培训,会议细化了《博物馆人员培训》的工作,推进了博物馆专业化的进程。另一派思路则发出了博物馆“非科学化”的呼声。1968年科隆和慕尼黑召开的第八次大会的主题被定为“博物馆与研究”而展开争论,最后大会强调了“博物馆本质上是一个科学机构,因而任何博物馆都必须推进、鼓励、承担或开展基于其收藏和计划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大会又强调“应把博物馆视为真正向研究开放的机构,而不是一些传统的‘堂皇的隔绝’理论的支持者,或是一种私人领域。”接着召开的第九次大会的激烈争论预示着一场新的风暴的到来,改革的方向将走出重大的一步。1971年在巴黎和日内瓦召开的第九次大会主题是“为人民服务的博物馆:今天和明天;博物馆的教育和文化功能”。这次大会在机构民主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在新任主席简·杰里奈克、咨询委员会新主席杰弗里·路易斯和主席雨果·戴瓦兰的支持下,扩大了表决权,使大批人员得以参与表决,从而使改革派赢得了组织上的优势。1974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十次大会主题是“博物馆与现代世界”。这次大会决定了国际博物馆的未来,所有与会者都清楚地意识到章程已变得陈旧不能再代表国际博协的真正目标,终于产生了新的章程及其新定义,给予博物馆更加面对社会、面对未来的新意义:“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赢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它把收藏、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之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包括:1、隶属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库房和展览厅。2、在搜集、保护和传播活动方面具有博物馆性质的考古学、人种学和自然方面的遗迹和遗址及历史遗址、遗迹。3、陈列活标本的机构,如动物园、水族馆、动物饲养场或植物栽培所等。4、自然保护区。5、科学中心和天文馆。”上述1974年定义获得通过,是各方面都能认可的表述(附加机构除外)。这个表述框架一直有争议,但一直使用至今。可以说1974年定义保持了博物馆不同思想路线的平衡,保持了博物馆的平稳发展。这次大会还在戴瓦兰的努力下,使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及其实践为大会认可,从而壮大了新博物馆学诞生的声势。

      二、两次大会的体制分化,两种思想路线的发展

      在1971~1974年新章程、新定义产生之前,国际博协出现了前进中的第一次体制性的分化。在博物馆专业化的挤压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1965年6月21日~22日,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沙召开了成立大会,1971年正式从国际博协分离出去,建立了另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遗产保护机构,从而摆脱了博物馆传统职能的束缚,得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职能,做得有声有色,贡献很大。所以我不认为从博物馆整体中分化出去是什么失误,而是博物馆界的一次瘦身,对两方面都是有益的。与这次体制分化差不多同时,国际博协的改革派进行了博物馆机构的新试验。这个新试验是生态博物馆这种新思维的产物。第一代生态博物馆是在里维埃的指引下,以人与环境的紧密结合为特征,于1967~1975年创建的法国地方公园系统。在生态博物馆另一位倡导者戴瓦兰引导下于1971年~1974年在法国索勒特索煤矿区建立的生态博物馆,则开创了工业社区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先河。1974年~1979年在里维埃的指导下在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开辟了新的实验区,把生态博物馆扩大到小型社会的整体,被称为“社会生态博物馆”(拙著《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史略》)。生态博物馆的新思维推动了新博物馆学的诞生。197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和国际博协改革的领军人物戴瓦兰帮助下,在智利召开了著名的圣地亚哥圆桌会议。戴瓦兰指出:“本次会议应该被视为一座将两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的桥梁。”这次会议除了博物馆方面出席的专家外,还邀请了一些教育、文化、科学机构的学者出席。这些业外学者把博物馆引入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大环境中去思考博物馆改革之路。经过深入讨论终于出现了“整体博物馆”概念。这个新的博物馆概念大大超越了传统博物馆的自我封闭。将博物馆与社会整合在一起的“整体博物馆”思想,启动了新博物馆运动的创建(马里奥·特鲁吉《圣地亚哥圆桌会议》)。

      1984年10月12日新博物馆运动者在加拿大魁北克正式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国际新博物馆学联盟”,发表了《魁北克宣言》。《宣言》的序言写道:“1972年,国际博协在智利首都召开的‘圣地亚哥圆桌会议’上,第一次将一个新博物馆学运动公之于众,因而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这一运动表明了博物馆的社会作用和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特征。”宣言要求:国际博物馆社会承认这次运动;要求将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和地区博物馆纳入博物馆类型之中;要求国际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委员会,设在国际博协内。“国际新博物馆学联盟”宣告与国际博协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协作,其临时总部设在加拿大。

      新博物馆学组织自1984年建立以来,始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运动,一个涵盖所有符合博物馆哲学体系和行动方针的学科运动(涉及社会博物馆学、社区博物馆学和生态博物馆学)(马里奥·穆希尼奥《新博物馆学国际运动的变革》)。新博物馆学虽然在战略方向上有很高的价值,但其理论比较薄弱,在实践上影响力不大,因此直至90年代在国际博物馆理论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1993年时任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的冯·门施访华,在学术交谈中,我问他对新博物馆学的评价,他说:“新博物馆学运动是以法国几位专家为核心,在法国以物为中心的土壤中掀起的对博物馆新的思考。我个人同意新博物馆学运动把博物馆的物置于社会广泛的联系之中,但是新博物馆学否定传统的功能我就不同意了。实际上新博物馆学最有市场的是在地区性博物馆,至于艺术博物馆,新博物馆学运动就找不到办法了。”1994年9月我与新任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马丁·施尔学术谈话时,谈到新博物馆学运动和生态博物馆,他说:“我不喜欢新博物馆学这个词。新博物馆学是研究博物馆一种新现象的理论,这种新现象只是博物馆现象中的一部分,怎么能取代博物馆学而称新博物馆学呢?这是不确切的。我对新博物馆学和生态博物馆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的理论很难实现。安德烈·德斯沃里斯已经和你谈过他的运动,他是新博物馆学的鼻祖之一,我想你会做出自己的判断。”(以上均收入《中国博物馆通讯》)。1994年9月12日晚,我和德斯沃里斯谈话,他对新博物馆学和生态博物馆的现状是忧虑的。他说:“新博物馆学是对社会的一种试验,不知能否继续下去。”(“与安德烈·德斯沃里斯谈新博物馆发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发展”札记)

      学术分化后,国际博协更加有力地推进了以博物馆功能为基础的专业化路线,不断扩大专业培训的范围和规模,培训的重点在非洲。同时不断强化博物馆职业道德建设,1986年正式推出了《国际博协职业道德规范》,把机构和个人的职业行为置于准法律的水平上,大大提高了博物馆机构和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

      在专业巩固与提高的基础上,国际博协建立了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从根本上强化了博物馆的基础理论建设。1977年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建立后,逐步聚集了一批国际博物馆界有实际经验又有现代科学知识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建立现代博物馆学。特别是1982年索夫卡担任学委会主席后,加强了学科建设的计划性,经过10年努力,学术论文材料就汇集了30卷(包括《研究系列》的15卷,《博物馆学新闻》11卷)。到1988年,这个委员会宣称他们的研究“已极大地提高了博物馆学的地位,并导致了1988年博物馆学实实在在的振兴”(索夫卡《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与博物馆学——对博物馆基础的十年国际性研究》)。那时国际博物馆界确实出现了空前的博物馆学热。我国博物馆在80年代后期也出现了博物馆研究热:自1984年~1992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物中公开发表的博物馆研究论文已达2000多篇,其中《中国博物馆》(学术季刊)就发表了学术论文785篇,其学术繁荣可见一斑(拙著《博物馆学在中国》、《中国博物馆学综述》)。1994年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年会在中国召开,围绕“博物馆实物与资料”主题,进行了博物馆实物的哲学讨论,其间还进行了关于社区的专题讨论和文化多样化的讨论(《中国博物馆》1994年第4期)。综观这一时期的发展,国际博协的专业培训、职业道德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大大强化了博物馆专业化思路的地位,博物馆数量不断增加,博物馆质量不断提高,出现了全球博物馆70年代、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的大发展,传统博物馆仍居于主流地位,这是不容置疑的。

      三、博物馆社会化的战略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博物馆的整体

      博物馆社会化思想自1974年进入国际博协章程及其定义后,“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战略方向不断深入人心,深入实践,把博物馆从自我封闭引向开放。

      生态博物馆是新博物馆学直接的实验区,从法国逐渐推展到五大洲。我国是从1986年开始传播生态博物馆实践和新博物馆思想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会在挪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技术支持下,在贵州展开了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试验,后来又在广西、内蒙、云南等地,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建立了一批生态博物馆。2005年在贵州召开了生态博物馆国际会议,生态博物馆的许多领军人物和许多国家生态博物馆的馆长们出席会议,盛况空前(拙著《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史略》《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和《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文集》)。社区博物馆也在发展。但新博物馆学最重要的贡献不在实践而在战略方向。博物馆改革的愿望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化改革的思路是整个社会前进中历史反思的结果,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博物馆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适应社会大环境的发展。在现实需要面前,以专业化为基础的主流博物馆的改革与以社会化为基础的改革日益融合起来。两者并非对抗的矛盾,是可以相容的,从两者的对抗到两者的包容是理论日益成熟的表现。

      1974年国际博协第十届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与现代世界”;1977年第十一届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与文化交流”;1980年第十二届大会的主题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博物馆的任务”;1983年第十三届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在发展的世界中的作用”;1992年第十六届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职能的再思考”;1995年第十七届大会的主题是“博物馆与社区”;1998年第十九届大会的主题是“驾驭变革——面对经济和社会挑战的博物馆”,等等。从这些大会讨论的主题可以看出国际博协是如何努力把博物馆融入社会的。1990年国际博协当选主席的阿尔法·科纳里答记者问时说:“今后10年,我们将集中全力去迎接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破坏向我们发出的挑战。博物馆无论何时都尽力去满足人们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的需求。现代人们越来越强调博物馆应具有‘人的属性’。作为一种‘社会武器’,博物馆应积极参与社会发展活动。”1993年当他离任就职马里总统时告诫博物馆:“我们不应该为迎合公众对博物馆兴趣的增长而放弃研究和保管工作,这两项工作依然是博物馆有特色的基础工作。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扎实起码的考证工作的博物馆如何从事知识传播活动。”(《中国博物馆通讯》1990年第7期、1993年第2期)之后任国际博协主席的印度人高斯是位新博物馆学者,但在他两任主席期内致力于遗产的保护。可见这时的国际博协领导人的头脑中社会化思想与对专业化的重视是交融在一起的,而不再偏执于一方。国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从90年代后期开始,也随着国际大会的主题变化而变化,90年代末特丽萨担任主席后,博物馆学的研究及年会的主题都从基础课题研究转向现实课题研究,而共同致力于博物馆的改革。

      四、整合博物馆运动的兴起,理论界从分化回归整体

      在世纪之交,对博物馆职能扩大与专业提升进行整合的理论路线逐渐抬头。理论家特丽萨首先在她任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期间提出整合博物馆学的概念。她是国际博物馆理论界崛起的新一代,思想深沉而敏捷,来自新博物馆学发祥地拉丁美洲,有整体博物馆的思想渊源,又有传统博物馆的实践和理论修养。她的整合博物馆学概念如她在论文中所写:“现在,再也不可能把传统的典型的博物馆作为唯一的、一般模式和唯一参照。现在提倡博物馆学的调和,将会把现存的理论和实践的许多积极的方面整合起来。博物馆面临着以下5个方面的扩大:1、博物馆概念的扩大,把博物馆看作一种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机构;2、物品概念的扩大,超越了人类的‘创造物’而包容了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之间的所有证据,收藏行为要作为发展的一个优先考虑。收藏不是手段而是博物馆的一种最终目的;3、遗产概念的扩大,超越了有形文化遗产,包含了文化的无形证据;4、社会概念的扩大,包含所有人类群体、平等地融入博物馆中;5、发展与可持续性概念的扩大——21世纪必须研究发展的多元模式共生的可能性、可持续发展的不同模式。”“一种整合的博物馆学,从传统博物馆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经验的丰富资源中获益。同样也试图描绘出博物馆团体的成功的开创行动,博物馆先驱的经验也开始在实际行动中出现。”她还指出:“整合的博物馆必须强化圣地亚哥圆桌会议的特色。”显然她是把她提出的整合的博物馆概念和30年前圣地亚哥圆桌会议提出的整体博物馆概念进行了历史因果的联系,体现了从整体到分化,再到新的整合的历史辩证法。她在她的论文中提出希望:“希望整合的博物馆概念能够明确地融入博物馆学的知识中;希望社区的有效参与,包含收藏;希望其他形式的文献和保护能够被接受;希望超越了学术知识的其他形式的知识价值能够被博物馆学所接受。”(特丽萨·希尔纳:《博物馆学、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新世纪、新理论》)2006年她在北京国际博物馆馆长论坛上,再次提议建立综合的、调和的博物馆学,她认为“接受差异并在差异中行动,是我们主要的伦理职责。”(2001年特丽萨·希尔纳:《世界博物馆的新思维、新现象和新趋势》)。

      另一位提出对博物馆职能与功能进行整合的新崛起的博物馆理论家,印度裔澳大利亚人阿玛瑞斯瓦尔·加拉是国际博协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物馆和可持续遗产发展机构主席。他的论文《寻找包容性博物馆》指出:“当前博物馆出现了几个发展动态,预示着博物馆将更具包容性,参观者的包容性;还要超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隔,技术科学的与日常普通之间的分隔;全国的现代和民族地区的传统之间的分隔。要创造一种新的普遍性形式,那就是普遍的包容性。”加拉认为:“博物馆的所有权和使用在概念上的分歧必须在保护个体的和集体的权利的框架下得到整合。”2006年国际博协组建了跨文化组织(Icom-Cctf),任命加拉为主席,开展跨文化的整合(加拉:《文化多样性:一个道德的关注点》)。在加拉的推动下,2008年6月在莱顿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包容性博物馆会议,“讨论了在这个发生了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时代,博物馆作为变革的产物和变革的促动者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次会议形成了上述结论。”(加拉:《寻找包容性博物馆——文化多样性——伦理的接触》)。无论特丽萨倡导的整合性博物馆还是加拉倡导的包容性博物馆,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理论的大发展和保护行动对博物馆改革催动的结果,更直接地是对国际博协新的战略方向的理论支撑。国际博协新的战略目标是要使国际博协成为“一个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方面令人尊重的声音”(《国际博协2001~2007年战略规划》)。

      2005年以桑德拉·康明斯为主席的新一届领导制定的战略规划进一步重申了博物馆核心价值和历史使命,再次明确了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物质与非物质世界的文化遗产保存、延续、交流的义务”,其历史使命在于“在社会上致力于保存、传播和交流目前与未来世界的有形与无形、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工作”(《国际博协2005~2007年战略规划》)。这时特丽萨和加拉都已进入国际博协执委会,是制定战略方向的参与者。康明斯主席在2007年宁波高端论坛的演讲中说:“2007年国际博协在其2008~2010年战略计划中进一步强调把博物馆人的多样性联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普遍奉行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确定了我们的‘新责任’。我们继续寻找博物馆和博物馆人进行长期交流、分享知识和参与世界遗产的管理途径”(康明斯:《21世纪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与新责任》)。2010年在中国上海举行的国际博协大会则以和谐为主题词,旨在包容各种分歧使博物馆和谐存在。

      五、新整合运动及其展望

      新整合运动是国际博物馆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视野,包容了博物馆业内的各种流派;向业外的各种文化机构广泛地建立联系;依托教科文组织的理论支持和组织支持,使博物馆有力地向前发展的一种趋势。博物馆职业道德的新版本、博物馆培训的新方向,都紧跟着这种新趋势。博物馆正以更高的热情联系和服务更广大的观众。这些都是博物馆在艰难改革中出现的新曙光,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但是,改革需要锐气,无锐气无以突破;改革也需要理性,无理性则无以为继。改革首先需要锐不可挡,然后在实践的基础上继之以理性的整理。从突破到理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然后才有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巩固,不断地前进。我们正处在改革的征途上。从近10年的实践来看,我认为整合的博物馆思路有两条需要理性地对待。

      其一、博物馆对遗产的收藏与保护不能无所不包。博物馆对不可移动文物,有的可以收藏、保护,如遗址博物馆,但不可能包容“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全部事业。博物馆可以有限度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展示,但这是很有限的,也不是所有博物馆都能做到的。从事实看,目前民俗民族博物馆、戏曲博物馆有一点经验,实事求是地说如何在传统博物馆中保存和展示无形遗产,还是难题。对此不能凭热情而要理性对待(详见拙著《无形遗产就是无形遗产》、《无形遗产保护:博物馆的特殊价值及其局限》)。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现任主席希尔德加德·维尔格明确地说:“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并非对世界性遗产这一整体负有责任,而是只对博物馆内的全部遗产负责。”(希维尔格《国际博协的世界性遗产》)

      其二、整合的博物馆是应博物馆战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应该说它是博物馆的战略学而不是博物馆的基础理论。这些年博物馆理论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研究现实问题,忽视了博物馆学(一般博物馆学)的建设,博物馆的基础理论是滞后的。

      整合博物馆学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研究。整合博物馆学是国际博协整体发展战略的理论概括,显然有一定的空想成分,但方向是正确的,增强了博物馆的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了博物馆的知名度,使博物馆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与此同时,一种有益的新的分化也形成了,这就是遗产保护的社区化的发展。它的形成也是客观发展的结果。

      1.文化遗产的多样化形成博物馆的多样化。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存在,是固有的。但对文化遗产多样性的认识是晚近才逐渐加深的。人类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觉悟是在反文化霸权中开始的。直至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才总结了文化多样性的理论认识和国际联合行动的准则。文化多样化正在促进博物馆的多样化发展及其分化。

      2.文化遗产的两极分化促进了博物馆的两极分化。博物馆是社会文化精品的总汇,是展示国家、民族文化的窗口。文化遗产在博物馆里得到专业的保护、保存,为国内外广大观众享用。传统博物馆的价值和作用,在当代不是弱化而在不断强化之中。同时,由于文化遗产概念的扩大和保护范围的扩大,存在于广大的民间领域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关注,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以及小型的地方博物馆、行业博物馆迅速发展起来。这种贴近文化原生地环境的博物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和产生这些文化的环境连在一起的,于是文化遗产就分成两种存在:一种是聚集在博物馆中的存在,另一种是生活在原生地的存在。两种存在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两极分化,博物馆也由此发生了两极分化,出现了主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共存共荣的新局面。这种分化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认为这种分化是客观存在的,没必要也不可能把它们统一起来,他们应该在博物馆这面大旗下分别发展,共存共荣。2005年8月24日我在给戴瓦兰的信中提出我的“两极一轴”说,我写道:“传统博物馆是北极,新博物馆运动和生态博物馆是南极,但它们并不遥远,地轴把北极和南极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看到了抽象的地轴线,我们就不会把北极和南极分开了;南极和北极并不相互排斥,它们同属于寒带,有着天文上和地理上的共性。我在中国所作的努力就是要使两极接近,共同服务于地球的公转。”(详见《戴瓦兰与苏东海学术通信》) 2007年新博物馆学里斯本会议提出了新的变革目标:“除地方与乡村外,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毗邻大城市地区和新兴城市移民中心社区的干预”。该组织已在加强社区博物馆学的理论建设(马里奥·穆蒂尼奥《新博物馆学国际运动的变革》)。传统博物馆学和新博物馆学正分别改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既有对立又有包容,这是符合发展中的博物馆的现实的,前景也是令人鼓舞的。

      60年来,国际博物馆界和博物馆理论界有合有分,有分有合,博物馆研究的两种思想路线在分合中前进。新世纪以来,新的整合、新的分化给博物馆界带来的不是相互削弱而是共生共存的繁荣。

      作者系中国民族博物馆顾问,原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 论哈尼族非遗保护的认识瓶颈及其突破对策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行动,为全球弱势民族在文化领域谋求与强势民族真正处于平等地位,提供了划时代的思想理念和成功的范例。中国启动非遗保护工作,为我国55个少数民族在全国、全世界的文化大观园中争取一席之地,开创了一条全新的、可操作的实施路径。从传承主体的角度来讲,文化主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主权观念的强弱,直接关系到非遗保护的效果与成败。分析2005年以来我国非遗的四级名录体系和四级传承人体系可以看出:我国各少数民族对传承本民族非遗的文化自觉存在差异,保护行动的成效不尽相同,有的民族成绩斐然,有的民族相对迟滞。哈尼族就是相对迟滞的民族之一,哈尼族非遗保护面临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主权观念薄弱的认识瓶颈。

        一、哈尼族非遗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分析

        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直接关系到保护对象(保护什么)和传承主体(谁来传承)这个非遗保护的根本问题。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已初步建立起非遗四级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拥有26项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3项急需保护的人类非遗名录,公布(含公示)了1218项国家级非物遗名录,命名了1488名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首批综合试点省,云南省现有8590项非遗四级名录和3531名非遗四级传承人。

        非遗的根本特征,就其传承方式而言体现为口传心授,就其存在形式而言体现为以鲜活的状态存在于各民族村落之中、存在于各民族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相较于精英阶层的高文典册,非遗本质上属于民间、属于大众。由此观之,哈尼族的传统文化均可视为非遗。哈尼族的四季生产调、棕扇舞、乐作舞、哈吧、多声部民歌、长街宴等传统文化要素,其影响力早已穿越遥远的空间距离,蜚声海内外,为世人所瞩目,已进入国家级和省级名录体系,朱小和、车格、陈习娘等一批杰出的传统文化大师,已进入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体系。

        在成绩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哈尼族非遗大多处于非主流的弱势地位,不断受到强势民族文化、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变异消亡的速度异常惊人。文化基因和文化多样性的不断丧失,导致了民族认同感、民族自信心、民族特征逐渐弱化的不良后果。具有杰出价值的大量的哈尼族非遗尚未进入四级名录体系,尚未进入各级政府的视野。对我国目前的非遗四级名录体系和四级传承人体系进行量化比较不难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云南,在我国的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中,各民族所占的比例并不平衡,在云南省,哈尼族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比例失衡的少数民族之一。

        上表表明:相较于彝族、白族、哈尼族和傣族的人口数量各自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和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四个民族拥有的国家级省级名录数量和传承人人数,在全省所占的比例存在很大的差距,以哈尼族所占的比例为最低,以傣族所占的比例为最高。

        哈尼族和傣族均为我国非遗资源第一大省云南省的特有少数民族,同为分布于中国、越南、老挝、缅甸、泰国五个国家的跨境少数民族,国内的哈尼族人口比傣族人口多21.8万人,但是,哈尼族国家级省级名录数量和传承人人数,在全省所占的比重远低于傣族所占的比重,傣族的国家级和省级名录分别是哈尼族的1.86倍和2.31倍,傣族的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分别是哈尼族的2.33倍和2.43倍。这一现象,反映出傣族的文化自觉意识比哈尼族强得多,傣族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哈尼族大得多,傣族是哈尼族应当潜心仰慕和虚心学习的榜样。

        无论是立足于中华文化的视野还是站在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度进行审视都可以发现:在哈尼族的非遗中蕴藏着大量原创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的文化要素,凝聚着哈尼族千百年来的心血和智慧,展现了卓越的创造才能,既是哈尼族繁衍生息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宝贵精神财富,构成全人类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丰富人类文化多样性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进入国家级省级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的哈尼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不仅数量太少,而且在哈尼族聚居区域的分布极不平衡。

        第一,从全国来看,我国的维吾尔、蒙古、藏、朝鲜等跨境少数民族,已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同为跨境而居的国际性的民族,哈尼族没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第二,全国有1218项国家级非遗名录,云南省有88项(103个申报地区或保护单位),哈尼族仅有7项(乐作舞和普洱茶制作技艺各算0.5项)。

        第三,云南省共有292项省级非遗名录,哈尼族仅有13项(乐作舞和普洱茶制作技艺各算0.5项)。

        第四,全国共有1488名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云南省有51名,哈尼族仅有3名。

        第五,云南省共有824名省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哈尼族仅有35名。

        第六,进入国家级省级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体系的哈尼族非遗名录和传承人,在哈尼族聚居区域的分布极不平衡,典型地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哈尼族的7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有4.5项出自红河州,1.5项出自普洱市,1项出自玉溪市。普洱市的哈尼族人口约有50万人,普洱市哈尼族的国家级非遗名录数量明显偏少。西双版纳州的哈尼族人口约有20万人,但至今没有西双版纳州哈尼族的国家级非遗名录。其次,从语言学角度观察,哈尼族目前的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和传承人,绝大部分来自哈雅方言尤其是哈雅方言中的哈尼次方言地区,来自碧卡方言和豪白方言地区的名录和传承人都很少。比如,在哈尼族的7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6项出自哈雅方言中的哈尼次方言地区,只有1项出自碧卡方言地区。再次,哈尼族的3名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全部出自红河州,普洱市、玉溪市和西双版纳州的哈尼族至今没有国家级传承人。

        出现上述六方面问题的原因很多,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是:首先,哈尼族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当代哈尼族聚居区环境封闭交通不便,哈尼族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后进,外界对哈尼族地区和哈尼族文化的关注和帮助非常有限,导致了哈尼族在与外界的文化竞争中处于劣势。其次,非遗保护在国内外都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多数哈尼族思想认识模糊不清,不明白保护非遗对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所具有的长远意义,不知道在操作层面该怎么办。再次,非遗代表作名录和传承人申报的基本规则,是文化所在地政府积极申报后,上级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会受理评审。当前宏观的体制和政策背景对哈尼族非遗保护有一定的影响,GDP的增幅大小是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重要尺度,相比之下,文化建设和非遗保护这类事情,并不会直接影响各级政府的政绩大小和个人的职务升迁,也就缺乏基于强烈的政绩诉求而迸发出来的保护非遗的强劲动力。

        在非遗保护领域,哈尼族必须清醒地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到以下两个问题——

        政治角度:哈尼族是跨五个国家而居的国际性的民族,国内外哈尼族的历史文化同根同源。哈尼族的国家级省级名录和传承人太少,不利于扩大我国对周边邻国哈尼族的积极的正面的文化影响,不利于我国与周边邻国在国际社会争夺文化原创权和文化话语权(这一点下文将做详述)。从哈尼族内部来讲,普洱、玉溪、西双版纳等州市哈尼族的国家级省级名录数量和传承人太少,不利于增强哈尼族自身的大团结、不利于哈尼族文化的全面保护和弘扬。

        经济角度: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州(市)级财政和县(区/市)级财政,保护四级非遗名录和传承人的专项资金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各地方、各民族所获得的非遗保护的公共财政专项资金额度,直接取决于各自名录数量和传承人人数的多少。由于名录数量和传承人人数太少,哈尼族在延续族人精神家园方面争取到的公共财政资源非常有限。

        二、呼唤全民文化自觉

        历史和地理,是我们从祖先手里继承下来的,没有选择余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体制政策环境,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改观。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从族人自身身上检讨文化自觉意识淡薄、文化主权意识薄弱等主观原因,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通过深刻反思,达到对自己文化的全面清醒的认识,以平等宽容的态度对待他者的文化。文化自觉的基本要义包括:立足于全人类的高度,洞悉文化流变的普遍规律;在回眸历史的基础上洞察本民族文化渊源变迁的轨迹,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主体结构及其最具有标志性的组成要素;站在本民族未来长远生存发展的角度,认清本民族文化的优劣和变革创新的方向,分析其他民族文化的优势并开掘出借鉴学习为我所用的路径;对自己应摒弃文化虚无主义的自卑,对他者应力避文化沙文主义的霸道。

        呼唤全民文化自觉,是哈尼族文化得以延续并获得新生的思想基础。具体到非遗保护,全体族人急需在以下诸方面形成高度的共识。

        1. 洞悉文化流变的一般规律。

        在拙文《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基础理论共识》中,笔者提出:广义的文化就是人类认识环境、谋求生存的思维的结晶,文化的核心目的在于调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肉体与心灵的关系,寻求从有限的自然生命获得无限的人生意义的途径。世界上没有生存环境完全相同的民族,各民族文化所要调适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千差万别,也就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文化体系。每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都有独特性及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都有存在的理由和传承的意义,都是全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应当得到足够的尊重。文化的价值是相对的,应将其放到特定的自然、历史、社会环境之中才能进行评价,否则毫无意义;没有一种普世的坐标可以将不同的文化从各自的环境之中剥离出来进行横向的高低优劣判断。不同民族及其文化之间的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以及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是族际和谐的基础。宇宙天地之间无物常在、万物皆流,文化赖以生成和传承的环境时刻处于生生不息的流变过程之中,每种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乃至整个体系,不可能永远保持静止不动的状态,必将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不同者,只是时间早晚和程度深浅而已。从一般意义上讲,发生、传承、交流、变迁,是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共有的现象,或者说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2. 洞察哈尼文化的变迁历程与主体结构。

        哈尼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在拙著《哈尼族天道人生与文化源流》、《诗意家园——哀牢山系古村落建筑与人文》、《红河水系田野考察实录》中,笔者曾述及:在千百年的历史岁月里,哈尼族经过漫长的迁徙历程,最后定居于滇南的群山峻岭之中。从文化结构方面观察,迁徙历史和梯田稻作是哈尼族传统文化赖以萌芽、生长和构建的两大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哈尼族文化的主体结构经历了数次嬗变与转型,形成了层次分明的三个发展阶段。从唐宋至当代,哈尼族文化的主体结构逐渐定型,形成了以梯田稻作为中轴的文化结构。从非遗的角度观察,哈尼族在梯田稻作、哲学思想、天文历法、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服装服饰、饮食礼仪、居室建筑、岁时节庆、人生礼仪、茶道茶艺等领域,均创造出了由一系列不同文化要素组合而成的能够展现哈尼族族别身份的文化丛,为人类文化大观园奉献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体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将非遗划分为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文化空间等6个大类16个小类。除了戏剧是哈尼族文化的弱势以外,各大类非遗的各种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在哈尼族中都能看到典型范例。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叙事长诗、多声部民歌、棕扇舞、乐作舞、铓鼓舞、竹筒舞、竹杆舞、服装服饰、土掌房、蘑菇房、婚礼、葬礼、昂玛托、长街宴、浩奢扎(开秧门)、库扎扎(六月年)、策奢扎(秋收节)、梅奢扎(十月年)、嘎汤帕、连名谱系、茶道、太阳历法、梯田耕作技术与礼仪、磨秋荡秋转秋竞技等等,都是具有标志性的哈尼族的非遗表现形式。

        3. 理性评价自己和他者文化的价值。

        从专业角度考虑,我们必须站在全中国、全世界的高度,在多学科视野下对哈尼族非遗的主要类别、杰出价值和濒危状况,尽快展开系统考察和科学评估,把握家底、分析优势利弊;深刻理解保护哈尼族非遗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关系,明确保护哈尼族非遗的基础理论共识,界定哈尼族非遗开发利用的原则界限。在此基础之上,才可能提出传承哈尼族非遗的主要方法及其实施路径,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名录申报、项目传承和传承人保护等一系列实际行动。

        在开展价值评估时,不能以经济学是否赚钱的理念评估非遗的价值,必须杜绝把伦理学领域的好、坏等二元对立的范畴,引入到非遗保护实践之中。必须将非遗放到赖以生成和传承的特定的环境,整体评估她们对哈尼族的生存发展是否具有积极意义,对其做出科学视野下的是非分析。有利于文化的原创者和拥有者生存发展,具有杰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遗都应当加以保护。

        全体族人应当认识到包括非遗在内的哈尼族的传统文化,并非尽善尽美完美无缺。时代在变迁、环境在变化,祖先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足以解决族人未来生存发展面临的所有问题,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组成要素甚至会成为族人前进的羁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高自大固步自封,应当敞开胸襟广泛吸纳人类所有民族文化中对我生存发展有利的元素。与此同时,全体哈尼族同胞和所有关心哈尼族的海内外有识之士,都应当认识到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是族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赖以凝聚一体的情感纽带,牢固树立哈尼族文化在人类文化大观园中是唯一的、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化不可替代的自信心,应当认识到文化盛衰与民族存亡之间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应当看到哈尼族文化能够为全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提供具有积极价值的思想智慧源泉。

        在全国和全省层面,哈尼族非遗在文学、音乐、舞蹈、生产商贸礼俗、消费礼俗(服饰饮食建筑)、人生礼俗、节日庆典、传统知识等领域,具有其他民族绝对不可替代甚至难以比拟的突出特征和杰出价值。

        哈尼族梯田耕作技术与礼仪,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山区梯田生产技术与礼俗。

        在衣食住行领域,哈尼族服装服饰的多样化,位居全国各民族服装服饰之前列,每一款服饰的款式、色彩、纹样和饰品,都是一部小型的传统文化百科全书;哈尼族的长街宴,是悦人悦神的节庆盛宴大典,已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在人生礼俗领域,哈尼族的父子连名谱系,既是哈尼族迁徙历程的历史记忆,也是哈尼族维系血缘和地缘共识、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的核心纽带,还是哈尼族确定婚姻圈的主要依据。

        在传统表演艺术领域,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使中国没有多声部音乐的错误结论被终结。

        在传统知识和实践领域,哈尼族的太阳历法和物候历法,是自成体系的天文历法知识;哈尼族的传统医药,对治疗外伤、骨伤、妇科疾病有独特疗效,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传统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尼族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生存原则的生态伦理和自然中心主义思想,调适天人关系、地人关系、身心关系的一整套社会规范,以及维护生态环境的一系列实践,是人类谋求人地和谐、人际和睦的人生理想的智慧典范。

        4. 彰显传承人的文化地位与贡献。

        保护非遗的落脚点是要传承发展,而不是将其视为单纯的历史记忆封存进博物馆和档案馆。传承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传承发展的主体也是人尤其是传承人。

        非遗是通过世代口耳相传的方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由于在历史上没有文字,哈尼族传统文化完全是通过一代又一代才艺超群的传承人的口传心授和行为示范这种传承途径,才能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相承至今。令人痛心的是,哈尼族进入国家级省级传承人体系的传承人本来就少,加之受自然规律的影响,他们当中很多德艺出众的高龄传承人已乘鹤西去,他们掌握的具有杰出价值的哈尼族的很多文化要素,不断化为尘烟。比如,哈尼族的长篇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叙事长诗非常丰富,高度浓缩了本民族繁衍生息的历程,展现出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尤其是长篇迁徙史诗,是我国各民族迁徙史诗的典范。目前,能够系统演唱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叙事长诗的哈尼族传承人,已经越来越少。

        必须清除长期以来对哈尼族非遗传承人的错误认识和错误评价,应当揭去特定的时代贴在传承人身上的负面的政治标签,从正面对传承人的社会属性做出评价,充分肯定传承人在文化史上做出的贡献。传承人是哈尼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系统的承载者,他们在哈尼族非遗生成、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不可替代,他们既是传承本民族非遗的最主要的中坚力量,也是被保护的对象。尊重、关心、爱护、帮助本民族的传承人,是我们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笔者二十多年从事田野考察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受:由于长期处于被迫辗转迁徙的弱势地位,以自我中心、目空一切、唯我独尊为表现形式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在哈尼族历史上始终没有萌芽生根的土壤。哈尼族从来没有以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为尺度,对他民族及其文化作出评判;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最优秀的文化,应当作为全人类的楷模,甚至不惜以武力强迫他人接受。与之相反,万事不如人的文化自卑,是族人非常突出的性格特征,谦和隐忍既是族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也是族人应对族际文化竞争的基本态度。在情感和行为层面上,哈尼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很高,始终将传统文化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尺,甚至有些许孤帆自赏的心理。但在理性层面上,哈尼族除了少数精英人士以外,绝大多数族人缺乏哈尼族文化是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化不可替代的自信,缺乏用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外界异质文化一争高下的雄心。更有甚者,不少族人以妄自菲薄的态度,轻贱全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哈尼族非遗保护的第一大敌。

        对哈尼族而言,呼唤全民文化自觉的目标,就是要在全民族范围内,努力消除因种种原因导致的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卑甚至是自轻自贱心理,促使文化自尊、自重、自信成为族人的共识。

        三、彰显哈尼文化主权

        在全世界范围内彰显文化原创权、争夺文化品牌、夺取话语制高点、提升国家软实力,是世界各国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主要动机。从表面上看,中国以超常规方式在全国启动非遗保护工作,是为了履行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时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但从本质上讲,我国保护非遗要实现两方面的长远目标,从国家层面考虑是要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要素,维系中华民族悠远的文化血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立足于全球视野,是要保护人类的文化基因,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在国内和省内,申报国家级省级名录,事实上包含有各地方各民族在全国全省范围内争夺文化原产地、原创权和争当文化主人的意义。一项非遗名录一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公布,就相当于由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明确了名录所在地是该文化遗产的原产地或者是很有代表性的传播区域,明确了名录所属的民族是该文化遗产的主人,该文化遗产的创造发明权、所有权、阐释权、优先享受权、继承发展权等主权,自然属于该文化遗产的主人。这一点,目前尚未被绝大多数哈尼族同胞所认识,这种思想认识的落差,是哈尼族的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数量和传承人人数太少的重要原因。

        彰显哈尼族文化主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哈尼族是一切由哈尼族创造发明的文化事项的主人,对自己的文化天然地拥有所有权和阐释权,创新变革哈尼族文化的主体是哈尼族,而非任何外来力量。

        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外民族的专家学者和公民个人,在面对哈尼族的非遗时都是“外来者”,从保护人类文化基因的道义上讲,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哈尼族保护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任何外来力量的介入,对哈尼族非遗的保护传承,既可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推动作用,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未必源自主观恶意,相反,大多数情况下是源自思想局限、认识局限,甚至是源自动机上的美好愿望。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比如,哈尼族的昂玛托等节庆大典,曾被冠以封建迷信之名遭到禁止,受到损害的是哈尼族谋求人地和谐、人际和睦的深层价值观念。又如,服饰是哈尼族文化中可以傲然于世的标志性要素之一,哈尼族奕车人曾被外来力量强制禁止穿着自己的传统服饰,受到损害的是哈尼族以健康为美的人体美学追求。再如,近几年在保护的名义下对传统文化的肢解、曲解、恶意开发等种种行为,对哈尼族非遗都是严重的伤害。

        2. 作为文化的主人,哈尼族对本民族文化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天然地拥有优先享受权,这种权利不能被任何外在力量所剥夺。

        近年来,很多商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举办所谓的“天天长街宴” 一类的商业炒作活动。对这种做法,云南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和具有良知的各界人士一直持强烈的质疑和反对态度。理由是:首先,哈尼族从来没有“天天长街宴”之说,哈尼族举办长街宴历来都有严格的时间、规程、礼仪和精神追求,所谓的“天天长街宴”,说轻了是思想认识上的浅薄无知,说重了是对哈尼族的不尊重甚至是亵渎。其次,所谓的“天天长街宴”一类的商业炒作活动,是对长街宴的碎片化、扭曲化,抽空了长街宴庄严、肃穆、神圣的核心骨髓和文化基因,损害了长街宴固有的要素、风格、特征、整体神韵及其携带的文化基因,说白了是商家将长街宴庸俗化为赚钱的工具,与严肃、科学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完全是两回事。再次,就算“天天长街宴”一类的商业炒作活动保留了长街宴的外在躯壳,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哈尼族知识产权的严重侵犯和践踏,因为文化主人始终缺场——没有得到文化主人哈尼族的授权许可,商业炒作活动的场所不在文化的原生地哈尼族村落,哈尼族的声音和利益诉求难于表达,哈尼同胞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体现和保障,经济收益尽入商家囊中。

        真正彰显文化主人的主体地位,对保护传承哈尼族非遗显得格外重要。必须把是否保护传承自己的非遗、保护传承什么、是否进行创新与怎样进行创新、是否进行市场化开发和怎样进行市场化开发等选择权与自主权,完全交还给哈尼族,一切“外来者”都不能代替文化主人越俎代庖,只能从法规、政策、资金、智力等方面提供帮助。

        3. 彰显哈尼族文化主权,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哈尼族在省内和国内争夺文化话语权,还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云南省位于东亚、南亚等文化板块的结合部,红土高原的山间盆地,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彩云之南的江河峡谷,则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和文化传播的通道。元江——红河水系、澜沧江——湄公河水系、怒江——萨尔温江水系域、以及独龙江——伊洛瓦底江水系,将云南省与中南半岛各国紧紧联系起来。哈尼族聚居于元江——红河水系和澜沧江——湄公河水系,分布于中国、越南、老挝、缅甸、泰国五个国家。不同国家的哈尼族,其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心理、以及传统文化的各种组成要素,至今依然保持很高的一致性。这种文化领域的一致性,很难被国境疆域界线所阻断,一个国家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各民族聚居区施行后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的现实作用,在跨境而居的邻国的同一民族地区都会引起反响。

        中国与中南半岛四国的哈尼族非遗同源同质,是中国与东南亚中南半岛邻国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我国如何抢先于中南半岛邻国、或者如何与中南半岛邻国一道,就各国共有的哈尼族非遗向联合国联合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是我国非遗保护领域面临的重大议题。解决该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彰显中华民族文化原创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持边疆稳定、促进睦邻友好国际关系的迫切需要,在我省、我国乃至全世界非遗保护事业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已经受到不少挑战,仅就非遗而言,东亚和中亚有些国家针对各国跨境民族的非遗,先于我国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其目的很清楚,就是想抢在中国之前,在国际社会彰显对各国共有的跨境民族的非遗拥有主权。在中国西南尤其是云南省,中南半岛邻国对我国与他们共有的跨境民族的非遗的原创权和主权的争夺,目前看上去似乎还算平静。但是,若不早做谋划,还会重蹈我国东北、北方和西北省区跨境少数民族非遗主权在国际社会已经碰到的被动局面。泰国和柬埔寨对柏威夏寺文化主权的争夺等很多国际案例表明,文化主权之争与领土主权之争的距离仅有半步之遥。

        构建法规保障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建立专业机构和人才队伍、完善学科体系,是各级政府需要给我国的非遗保护创造的条件。但是,延续自己的文化,是每个民族为了长远发展而采取的理性化的行动,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会强迫任何民族传承保护他的文化遗产,假如本民族自己不珍爱不努力,外部条件再好也没用。鉴此,除了国家创造外部条件以外,哈尼族人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全民文化主权观念的强化,才是保护传承哈尼族非遗的根本之道。

        作者系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荣获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担任云南省非遗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团的首席专家、中国非遗保护工作云南省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客座研究员。已出版《诗意家园——哀牢山系古村落建筑与人文》、《哈尼族天道人生与文化源流》、《红河水系田野考察实录》等学术专著,发表100多篇100多万字专业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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