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
“萨保”、“萨宝”、“萨薄”、“萨簿”和“萨甫”多见于北朝隋唐时期的史料。很明显，这些皆非汉语原有的词汇，而是从其他语言音译而来。一般认为，“萨保”、“萨宝”和“萨甫”[1]指的都是该时期以粟特人为主的入华“西胡”聚落的首领，只是不同时期的译法不同，“萨薄”和“萨簿”[2]则多见于该时期的佛教经典。
关于“萨保”、“萨薄”问题的研究，自1863年Alexander Wylie首先猜测“萨宝”为希伯来文“Saupher”的音译并解释为“Scribe”（即抄写员）以来[3]，相关研究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解释逐渐深入。学者们把研究的焦点确定在了萨保的性质、萨保的语源、萨保与萨薄的关系、萨保开府制度、萨保的职权范围以及萨保的宗教信仰等问题上来。本文将进一步梳理“萨保”、“萨薄”的原始史料，结合相关研究著述，主要探讨前三个问题。
一 、关于“萨保”性质的讨论
多年来，人们在研究“萨保”的时候，总是试图给其下一个完整科学的定义，即是想搞清楚“萨保”是什么的问题。然而学者们掌握的材料和研究的角度不同，给出的定义也千差万别[4]，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整理一下关于“萨保”的原始史料。
（一）编纂文献中的“萨保”
1.《隋书》卷二十七《百官中》
“典客署，又有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5]
“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以上萨保，为视正九品。”[6]
2.《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
“流内九品三十阶之内，又有视流内起居，五品至从九品，初以萨宝府、亲王国官及三师、三公、开府、嗣郡王、上柱国已下护军以上勋官带职事者府官等品。开元初，一切罢之。今唯有萨宝、祅正二官而已。又有流外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谒、亭长、掌固等品。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开元初唯留萨宝、祅祝及府史，馀亦罢之。”[7]
3.《通典》卷四十《职官二十二·大唐官品》
“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符祆正。……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祓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8]
4.《新唐书》卷七十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在郑氏北祖的世系中，有一位郑行谌，其职位是“萨宝果毅”[9]
5.《元和姓纂》卷四“安”姓条
“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代居凉州，为萨宝。”[10]
（二）墓志中的“萨保”
1.康阿达墓志
“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11]
2.安伽墓志（公元579年）
“君诞之宿祉蔚其早令，不同流俗，不杂喧嚣，……，除同州萨保。”[12]
3.虞弘墓志（公元592年）
“大象末，左丞相府，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13]
4.史诃耽墓志（公元670年）
“君讳诃耽，字说，原州平高县人，……，曾祖尼，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祖思，周京师萨宝、酒泉县令。”[14]
5.安万通墓志
“祖讳，魏雍州萨宝，父讳，隋开府仪同三司……”[15]
6.龙润墓志
“义旗西指，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宝府长史。”[16]
（三）关于“萨保”的其他史料
1.史君双语题铭17（公元580年）
“祖阿史盘陀，为本国萨保……其身为萨保判事曹主□，……，授凉州萨保。”[18]
2. 归义县魏惟俨等题名（公元866年）
“曹莲花智嶐（萨）宝”[19]
以上就是笔者搜集到的“萨保”相关的史料。[20] 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和纪年明确的 “安伽墓志”、“史诃耽墓志”来看，至迟在北周时期“萨保”已经作为正式的官员，并按照当时的选官制度推荐担任，且已有中央和地方之分。隋唐时期，“萨保”制度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萨宝府和“祆正”、“祓祝”、“府史”等属官。其中“祆正”、“祓祝”可能为负责祆教祭祀的官员，“府史”可能是萨保府负责文书的官员，“果毅”可能是护卫萨保出入的官员。“归义县魏惟俨等题名”是存在争议的一条材料，该题铭中有“曹莲花智嶐宝”的记载，端方指出“嶐宝”疑为“萨宝”。值得一提的是，“曹莲花”很可能是昭武九姓的粟特人，但该题铭纪年为唐晚期，与常见的萨保史料年代相差甚远。对该题名笔者将另作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但至少可以说，“萨保”不见于宋及宋以后的史料。
二、 关于“萨保”语源的学术讨论
“萨保”一词显然并非汉文，而是其他语言的音译，学者们在研究“萨保”一词的语源的时候，提出了许多观点。现将主要的观点及其发展历程概述如下。
（一）“萨保”来源于梵文
在2003年西安北周史君墓双语题铭未发现前，有相当多的研究文章赞同“萨保”源自梵文的“Sarthavaho”，意为“商队领袖”、“商主”，和见于佛经中的“萨薄（即萨簿）”相当，只是译法不同。
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藤田在其《萨宝》[21]一文中写道“予辈以为萨宝不外即梵文Sarthavaho对音也”，他举出《贤愚经》中有“萨薄”的记载，其藏文译法、蒙文译法和汉文译法都有力地证明了“萨薄”意为“队商之长”，在词根方面与“萨保”关系密切，是“萨保”的另一种译法。“萨保即萨薄”这一观点也能解释北魏晋荡公宇文护小名萨保的历史事实。
这一观点在后来得到了发展。1962年，A. E. Dien从于阗文中的“sa-po（萨波）”入手，展开论述了“萨保”、“萨薄”和相关的印度中亚语言的对应词汇，进一步论证了“萨保”为梵文“Sarthavaho”的音译。1963年，E.H.Schafer认为“萨保”即粟特文“Sarthavak”[22]，实际上“Sarthavak”为梵文，非粟特文[23]，E.H.Schafer是根据A.E.Dien的说法，但错误认为其为粟特文。
A.Forte在上世纪90年代进一步发展了“萨保即萨薄”的看法，有力地支持了“萨保”来源于梵文“Sarthavaho”的观点。他在1996和1997年先后发表文章论证了此观点。其论证过程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首先，A.Forte在早期佛教文献中找出了许多关于“萨薄”的记载，如《摩诃僧祗律》（东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译；卷13、31）、《十诵律》（后秦弗若多罗译；卷25、26、41）、《罗摩伽经》（西秦圣坚译；卷中）、《旧杂譬喻经》（吴康僧会译；卷上），指出“萨薄”为“有足够资本组织一次商贸远征团的商人”，即“队商首领”，语源为梵文“Sarthavaho”。
然后，他指出目前发现的北朝隋唐时期的墓志中有“摩诃萨宝”、“摩诃大萨宝”的记载，如康君墓志铭中有“君讳元敬，……父仵相，齐□州摩诃大萨宝”、翟突娑墓志中有“父娑，摩诃大萨宝。”[24]，他认为“摩诃”只能是来自梵文“maha”，那么“摩诃萨宝”即为“maha Sarthavaho”，这进一步论证了“萨保”来源于梵文。
再次，A.Forte进一步指出“萨保”与佛教关系密切，与祆教并无关系，他举出《王妙晖等造像记》有北魏宇文护的名字，认为其是佛教徒，还举出许多名字为“萨保”的佛教徒，如“岐萨保”、“米萨宝”和《惠郁造像记》中的“萨甫下司录商人何永康”，证明“萨保”与佛教的关系密切。
最后，他得出结论，建立萨保府是用来控制外来贸易和宗教等相关事宜的，包括佛教、祆教和摩尼教，然而佛教有自身独特的官吏，不必萨保府监管，自然“萨保”就成了管理祆教、摩尼教等的官吏。这是对设立萨保府的一个合理推论。
1998年，罗丰在其文《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中，也持有“萨保即萨薄”的观点。“萨保”一词源于印度地区，随着佛教传至中亚地区，其作为官职转化在粟特地区完成，随着大量粟特人移居中国，萨保一职被带入中国。[25]
2000年，芮传明发表《“萨宝”的再认识》[26]一文，认为“萨保”来源于梵文“Sarthavaho”最为可取，他认为是粟特人在经商过程中把印度的“萨薄”一名借为本族商团首领的称号，随着商团在中国的自治或定居，原来的首领成为移民集团的行政长官，即有了后来的萨保府。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高昌永平二年（550年）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为知祀人名及谪罚事”文书[27]和“高昌义和六年（619年）伯延等传付麦、粟、糜条”文书[28]，其中记载有“虎牙孝恕 萨薄□□ 虎牙孟义 □□□”、“萨薄□□传粟□斛给与车不六多 义和六年□”，芮传明认为“萨薄”与虎牙并提，在古代高昌地区为低级行政官吏，是印度“萨薄”转为“萨保”的过渡环节。其实，早在1986年王素已经注意到这两条记载[29]，王素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主簿”常作“主薄”的现象，将上述文书中的“萨薄”解释为“萨簿”，与后来史书中的“萨保”等同起来，并认为其主要以“汉人”充任，似乎有合理性，但材料甚少，笔者不敢妄加评论。
此外，杨宪益在《萨宝新考》[30]中指出“萨宝”是梵文“Sarva”或康居“Zrw”的对音，亦即中亚康居一带婆罗门教在中国的名称。他认为萨保在中国肇始于汉魏，盛行于唐，唐以后为明教，又分为白云白莲祕密宗教派，至近世犹在民间保留一部势力。但这一观点支撑材料甚少，多属推断，鲜有响应者。
（二）“萨保”来源于粟特文
上文提到藤田丰八早在1925年就提出“萨保”等同于“萨薄”，来源于梵文 “Sarthavaha”。1926年，桑原骘藏就发表文章[31]反对此说，认为“萨保”的语源为粟特文，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但所见回鹘文中的“Sartpau”[32]可能是由“萨保”对应的粟特文发展而来的。
1962年，A. E.Dien找到了“萨保”更为确切的回鹘文拼法“S’rtp’w”。[33]
1971年，羽田明在《粟特人的东方活动》一文中再次强调了桑原骘藏的看法。[34]之后吉田丰在粟特文古信札中检索出“S’rtp’w”一词，认为该词是由梵文和粟特文组合而成，意为“队商首领”，其音义与“萨保”皆吻合。[35]
2002年11月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三届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荣新江发表了《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36]一文，他认为，从已经发现的与“萨保”相关的文献记载和墓志来看，担任“萨保”者均与粟特人关系密切，或本身就是粟特人[37]，与印度佛教中译为“商人”、“商主”的“萨薄”本无关系。这进一步证明了“萨保”的语源是粟特文中的“S’rtp’w”，而非梵文。
2003年西安发现了北周史君墓，出土有粟特文和汉文的双语题铭，改写了“萨保”研究的历史。2004年，该墓的发掘简报《西安北周史君石椁墓》[38]中提到了双语题铭的粟特文部分还在翻译之中。
2004年4月23日到25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召开了“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日本学者吉田丰发表了西安北周史君墓双语题铭的粟特语部分，其中汉文“萨保”对应的词汇为粟特文“Srtp’w”[39]，验证了其之前在粟特文古信札中的检索。
至此，关于“萨保”来源于粟特文的讨论暂告一段落，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三）“萨薄”来源于叙利亚文
《法显传·师子国》在记载师子国时有“其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40]的记载，有人将其读成“其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有人认为是“其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把“萨薄”与“商人”读在一起的认为“萨薄”为Sabaean的音译，指古代居住于阿拉伯半岛的素以航海经商著称的赛巴伊人，[41]而把“萨薄”与“长者”读在一起的则认为“萨薄”为叙利亚语“Saba”的音译，即长者之意[42]。伯希和（Pelliot）在文章Le Sa-pao中也认为“萨保”的语源为叙利亚文“Saba”。王素在考证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萨薄”时也持同样的观点[43]。
（四）“萨保”来源于中古波斯语
“萨保”的语源为中古波斯语，是Laufer在Sino-Iranica一书中提出的，认为“萨保”可以追溯到古波斯语Khshathra-pavan，该词的中期波斯语必然为shath-pava或khshath-pav，意为“地区保护者”。[44]此观点支撑材料甚少，仅从对音吻合出发，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假设，鲜有响应者。
“萨保”语源问题，学者们讨论了近一个半世纪，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该问题也逐渐清晰起来。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萨保”来源于粟特文中的S’rtp’w，虽然这一看法有很多实物证据，但其对其它材料还没有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可以说，“萨保”语源的问题还没有定论，还等待新材料的出现和研究。
三 、关于“萨保”和“萨薄”关系的讨论
最初研究“萨保”的学者，如Pelliot、Laufer，没有将“萨保”与佛典中的“萨薄”联系起来。最早认为“萨保”即“萨薄”的学者是藤田丰八，上文已经提到，他认为“萨保”的语源为梵文“Sarthavaho”，与“萨薄”只是不同译法而已，之后的A.Forte、罗丰、芮传明等人发展了这一观点。
2002年，荣新江发表的《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45]一文将截止当时发现的与“萨保”、“萨薄”相关的史料分开列表，同类合并、异类对比，指出“萨保”和“萨薄”本无关系。他指出，古代汉文文献中的“萨保”与“萨薄”是严格区分开来的。佛典中的“萨薄”译自梵文“Sarthavaho”，其形象为置办船具、救助众生的富有商人，大多出现在本生故事中；而“萨保”译自粟特文“S’rtp’w”，是北朝隋唐时期粟特聚落的首领，两者从未混淆过。A.Forte曾指出早期研究“萨保”的Pelliot、Laufer等人对“萨保”与“萨薄”的材料都很熟悉，却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感到十分遗憾。荣新江在文章中指出，Pelliot、Laufer不是没能将“萨保”与“萨薄”联系起来，而是他们不认为其中有什么联系。
在2004年举办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研讨会上，荣新江更正了其“萨保”与“萨薄”从未混淆过的观点。他发表文章《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46]，对佛教石窟壁画上的“萨薄”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为“萨薄”在本生故事中以菩萨的形象出现，在经变画中有时则以僧人的形象出现，而在8世纪中叶的莫高窟第45窟中，“萨薄”的形象很像粟特商队的“萨保”。在图像与文本的转换过程中，汉译佛典的“萨薄”逐渐失去其原本的形象，人们逐渐不清楚“萨薄”为置办船具、救助众生的富有商人，而把其与平常所见到的“萨保”等同起来。这样的推论就可以解释晚期的回鹘文佛典《妙法莲华经·普门品》中“萨薄”作粟特文的“S’rtp’w”这一问题了。但荣新江的整个论证过程推论性强，还需进一步充实材料，而且对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萨薄”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
四 、结语
“萨保”、“萨薄”研究还涉及到“萨保开府制度”、“萨保的职权范围”以及“萨保宗教信仰”等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在2004年4月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研讨会的“粟特萨宝与商队贸易”的专场上，学者们对新发现的材料已有了很好的研究。特别是荣新江的文章《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独辟蹊径，从石窟壁画的角度揭示了佛教壁画中的“萨薄”在龟兹和敦煌地区向粟特“萨保”演变的过程，突破了以往仅依据文献记载或墓志的研究，在“萨保”、“萨薄”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笔者接触“萨保”、“萨薄”研究的时间不长，文中难免有不少纰漏。虽然在该问题的研究中未能提出开创性的观点，但形成了两点体会。第一，正如荒川正晴提出的，“迄今为止被称作‘萨宝’官职的研究中，最大的误区是没有意识到自北魏萨宝出现以来到唐代为止，萨宝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47]”，许多研究文章把“萨保”当作一个静止不变的事物，忽略了整个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变迁。这提示我们，在分析史料过程中，不要教条地看待问题，而是要注意史料的时空关系。第二，荣新江在《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一文中，将“萨保”与“萨薄”的史料分开列出，分析出其差异，最后得出“萨保”与“萨簿”联系不大的的结论，后又结合石窟壁画，揭示前人将其混淆的原因。之所以其结论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是因为他在分析史料的时候注重史料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注重史料的辨析，更为重要的是其关注了文字史料之外的图像史料。我认为，注重时空关系和史料的辨析应该是“萨保”、“萨薄”问题将来的研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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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3]荣新江：《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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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孙福喜：《西安史君粟特文汉文双语题铭汉文考释》，《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
[18]森安孝夫撰、徐婉玲译、张铭心校订：《日本研究丝绸之路的粟特人的成就之回顾和近况》，《西域文史》，科学出版社，2008年。
[19]藤田丰八著、杨鍊译：《萨宝》，《西域研究》（四），商务印书馆，1937年。
[20]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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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杨军凯等：《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3期
[24]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
[25]张铭心：《十六国时期碑形墓志源流考》，《文史》，2008年第3期。
[26]邱国峰：《墓志与其书风的思考——以六至七世纪入华粟特人墓志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10年。
注释
[1]因在史料中“萨保”最为常见，为便于表述，故本文暂以“萨保”统称之。但其它材料中原作“萨宝”、“萨甫”的地方，仍忠实于原文。
[2]本文暂以“萨薄”统称之。但其它材料中原作“萨宝”、“萨甫”的地方，仍忠实于原文。
[3]Alexander Wylie, Israelites in China,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of facts and events in science, history, and art, relating to eastern Asia, July. 11,1863 & Aug. 3,1863；又见Alexander Wylie ,Chinese researches ,Shanghai ,1897. Historical Section,P.10（文殿阁书庄，1936年影印本）。
[4]钱伯泉在《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0页）中解释“萨宝”为古代袄教的官名，北印度称商团的首领为萨宝，因波斯所属的粟特族人善于经商，故借用波斯语Sartavaho来做商团首领的称号。吕宗力的《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第731页）和《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2655页）都认为萨甫为梵语音译，亦译为萨宝、萨保，北齐置，管理境内波斯商人及掌祆教祠宇祭祀。刘维新的《新疆民族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认为萨保是袄教的主教，为古代波斯语Sartavaho的音译，又译作萨宝，吐鲁番文书中的祀部文书又译为萨薄，同书的第551页，又将“萨宝”作为词条解释，认为是波斯语词汇Spsg的汉字音译，意为“侍法者”、“祭司”，与前文的表述有矛盾之处。周伟洲的《丝绸之路大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7页）认为萨宝一词最早源于印度，巴利文中的Sarthavaha梵文中Sarhavaho均为商队导师的音译，汉文史籍大约在2世纪翻译佛经时已有该词的固定译法，译为萨薄、萨婆，以后史籍中萨甫、萨保、萨宝等译法当是循西域胡语而来。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642页）认为 “萨宝”一说是西域康国萨宝水的名称，另说是回鹘语“商队首领”的意思，或是叙利亚语Saba（即“长老”）的音译。
[5]《隋书》卷二十七《百官中》，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756页。
[6]《隋书》卷二十七《百官中》，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第789—791页。
[7]《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803页。
[8]《通典》卷四十《职官二十二?大唐官品》，中华书局影印本，1984年，第230、239页。
[9]《新唐书》卷七十五上《宰相世系表五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1258页。
[10]（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等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年，第500页。又《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表5下“武威李氏，本安氏……后魏有难陀，孙婆罗，周、隋间居凉州武威为萨宝”，苏航在《北朝末期的萨保品位》一文中认为《新唐书》的记载为后人追述，不可据此互证。
[11]张维：《陇右金石录》，《石刻资料新编》（21）（影印本），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5985页。
[1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
[13]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
[14]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9页。图版见此书第71页，按图版为“祖思周京师萨宝酒泉县令”，第69页释文为“祖思，周京左师萨宝、酒泉县令”，其中“左”字恐为误加。
[15]（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正》，中华书局，2001年，第173页。
[16]《全唐文补遗》五，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原文作为“又署薛宝府长史”，可能有误。
[17]许多文章将此题铭称为墓志，是有很大问题的。张铭心在《十六国时期碑形墓志源流考》（载《文史》，2008年第3期）一文中对墓志有科学的定义：埋藏在墓域地下（包括埋藏在墓域地下的墓室、甬道、斜坡墓道、或墓穴的填土中）的，专门为了刻写被葬者姓名、籍贯、享年、身份、埋葬日期及颂词等相关内容而制作的，可以长久保存的随葬品。因该题铭为建筑构件，非专门制作，不能算作墓志。
[18]孙福喜：《西安史君粟特文汉文双语题铭汉文考释》，《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第19页。
[19]（清）端方《陶斋藏石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一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8334页。端方认为“嶐”字微缺，可能是“萨”字。
[20]除上述记载外，还有一些关于“摩诃萨宝”、“摩诃大萨宝”的史料，本文认为其与“萨保”的关系仍待讨论，又涉及到“萨保”与“萨薄”的关系，不在此详列，将在后文讨论。
[21]载藤田丰八著、杨鍊译：《萨宝》，《西域研究》（四），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4页。原文载日文《史学杂志》，1925年3月号。
[22]此据E.H.Schafer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5页。原书为：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Berkeley & Los Angels，1963。
[23]参考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8—143页。
[24]赵万里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四八四，《石刻资料新编》（第三辑—四），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215页。
[25]姜伯勤：《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华学》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罗丰：《萨宝——一个唐代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6]芮传明：《“萨宝”的再认识》，《史林》，2000年3期。
[27]《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6—47页。
[28]《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11页。
[29]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3期。
[30]杨宪益：《萨宝新考》，《译馀偶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337页。
[31]桑原騭藏：《隋唐時代に支那に來往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桑原騭藏全集》第二卷，東京，1968年，292—293、359—360頁。
[32]按森安孝夫撰、徐婉玲译、张铭心校订：《日本研究丝绸之路的粟特人的成就之回顾和近况》（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25—353页）中的说法，“Sartpau”在回鹘文经典《观音经》中含义为“商主”。
[33]A. E. Dien, “The Sa-pao Problem Re-examine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2.3, 1962, pp.336-346.
[34]羽田明：《ソゲド人の東方活動》，《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6卷《内陆アヅア世界の形成》，岩波书店，1971，426—427页，转引自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35]吉田丰：《ソゲド雜錄（Ⅱ）》，《オリエント》第31卷第2号，1989，168—171页，转引自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36]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8—143页。
[37]《翟突娑墓志》和《虞弘墓志》中的“翟”姓和“虞（鱼）”姓不能确定，但与粟特的关系紧密。焉耆也一样。
[38]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史君石椁墓》，考古，2004年第7期。
[39]吉田丰：《西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释文》，《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第26—42页。
[40]东晋沙门释法显撰、章巽校注 ：《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280页。
[41]持这种观点有Herbert Giles 和 James Legge。
[42]Deveria,Musulmans et Manicheans Chinois,Journal Asiatique,1897，转引自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43]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3期。
[44]英文原文未找到，参考了芮传明：《“萨宝”的再认识》，《史林》，2000年第3期；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45]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8—143页。
[46]荣新江：《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第49—71页，又见于《龟兹学研究》（第一辑），2006年9月。
[47]森安孝夫撰、徐婉玲译、张铭心校订：《日本研究丝绸之路的粟特人的成就之回顾和近况》，《西域文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29页。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