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冬
杨成志（1902—1991），字有竟，汉族，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作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先驱，他在田野调查、西南民族研究和民俗学研究方面建树颇深,对民族博物馆的实践和建设有着独特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本文拟就杨成志在民族博物馆方面的实践及贡献作简要阐述。
一、从史学到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1925年，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历史系的杨成志，在学校聆听了孙中山最后离开广州北上前的演讲《青年当立大志》。在那次演讲中，孙中山的一句“学生要立大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成为他一生立志修身的标准。
1927年，杨成志从岭南大学历史系毕业，被聘为中山大学助教。1927年8月，傅斯年、顾颉刚筹办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因译述《历史之目的及其方法》一文得到顾颉刚赞赏的杨成志被聘为事务员。在此期间，杨成志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英语基础，很快接受了民族学人类学理论，走上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路。
（一）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创立及其对杨成志的影响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随着《天演论》、《民种学》、《群学肄言》等一系列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译著在中国的问世，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思想传入中国。这些译著为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思想启蒙作用。在20世纪初期，万千有识之士心系国家存亡，为救国图存，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与他民族接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期望通过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来达到开化国民心志、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
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杂志发表《说民族学》一文，正式提出“民族学”的名称并认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民族学”一词开始逐渐为国内学术界广泛采用。随后蔡元培又发表了《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等文章，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他的民族学观点。在他的极力倡导和推动下，民族学人类学开始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萌芽、发展，并影响了许多学者。民族学人类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学术界知识分子对此学科的实践、探讨，深深吸引着年轻而富有理想的杨成志，这可能激发了他万分的热情和兴趣，促使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民族学人类学上来，并凭借自己良好的英语基础，从书刊上直接获取欧美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二）俄国学者史禄国对杨成志的影响
史禄国（S.M.Shirokogoroff，1887—1939）是俄国著名人类学家，也是较早对文明民族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之一，通古斯研究国际权威，著有《满族的社会组织》、《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等著作。他受资本主义上升期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熏陶，把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和所创造的文化看作自然的一部分，用科学方法来探讨其规律。1915—1917年，他在中国东北地区多次对通古斯人和满人进行民族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调查。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筹设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史禄国被聘为教授。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设立语言学历史研究所，下属八个组，史禄国被聘为第七组即人类学及民族学组人类学工作室负责人。[1]
史禄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践及理论造诣走在了当时世界前沿，杜正胜认为，史禄国的人类学素养堪称其时世界人类学的顶尖水准，他“在中国人类学界的角色或可比拟于考古学界的安特生(J．G．Andersson)。”[2]美国学者顾定国在《中国人类学逸史》中这样描述：“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田野工作中，史禄国都教育自己的学生，让他们将人类学看作是一个充分整合了民族学与语言学及体质人类学的学科。杨成志在中大的时候从史禄国那里接受了这种教育，又将它传授给自己的学生。”[3]在杨成志与史禄国共事并兼任其助手的经历中，史禄国对总体性和跨学科性的注重以及在田野调查中进行体质测量、拍照、实物标本搜集等方法或多或少影响了杨成志，从而为他在以后的田野调查实践中树立了一种科学而实用的范式，这从杨成志后来在云南、粤北进行的民族调查以及所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中可略见一斑。
（三）其他外国学者在华调查对杨成志的影响
在20世纪早期，鸟居龙藏、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等外国学者在华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刺激中国学者转变书斋治学传统,走向田野求知。
顾颉刚在《语史所周刊》《发刊词》中指出了研究所的工作职责:“实地去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中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俗，建设新学问。”因此，无论从建设新学科、新学问的工作职责还是从开化国民心智、提高国民素质的目标来说，都迫使杨成志在这个领域上奋起直追。杨成志说：“在学术上不长进的中国，得着外国人的教授来帮忙，这本是应该的；但是要利用他来做调查国内各民族的生活状况，希望他能够尽力致意为中国开新学术的曙光……我现在有几点疑问藏在心里头——外国人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观察，未必较中国人自己认得透辟，外国人的居处，未必能适合‘入乡随俗’的行动，外国人的忍劳耐苦，未必能较中国人为高明……”，“与其让外国人代庖，不如我们自己来干一干。为什么呢？因着历史的背景、社会的习惯和语言的关系，中国人在本国当然比外国人在中国减少许多隔膜。”[4]
二、杨成志在民族博物馆方面的实践及贡献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经过近5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欧美的民族学人类学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注重田野考察和实物的收集、研究，设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供教学研究。因此，民族学人类学与博物馆之间就形成了不可分离的亲缘关系，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亦是如此。王建民在《中国民族学史》一文中说道：“与民族学专业建设有关的民族文物或民族学、人类学器物和标本的搜集、整理，在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5]20世纪3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先驱蔡元培认为民族博物馆既可以供给民族学研究的资料，又可以表现每一个民族文化与“发扬民族精神”，故曾创议设立中华民族博物馆。[6]杨成志受到欧美学术界的影响，也认识到建立博物馆的重要作用，在建设博物馆方面做出许多实践与重要贡献。
（一）民族文物征集的先行者
1928年7月，受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指派，杨成志、容肇祖会同史禄国教授夫妇，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云南进行民族调查。在昆明的时候，他们购买了一些书籍，测量了学生、士兵和犯人的体格，后来容肇祖有事先回广州，史禄国夫妇因土匪劫掠及民族陋俗传闻放弃原有调查计划，杨成志只能单骑进行调查。他说：“我当时所觉得的，有两种背驰的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牠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孤行独往易陷于危险！结果，我的勇敢心战胜了畏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子遂由我个人独挑。”[7]此次调查历经艰难险阻，耗时一年八个月，杨成志搜集了一批民俗用品，记录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拍摄了少数民族的照片，并在后来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等专著。或许，自赴云南进行民族调查之后，杨成志就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文物事业有了再也割不断的联系。
在当时，重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还有林惠祥于1929年赴台湾进行的调查；凌纯声、商承祖于1930年前往东北地区进行的满—通古斯语族民族调查等。正是有了杨成志、林惠祥、凌纯声等这样一批学界先驱，不畏各种艰难险阻，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初创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的民族文物事业的发展播下了种子。
（二）建立博物馆的倡导者
杨成志对欧美博物馆进行考察、学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当时是少见的，他在《我对于博物馆的兴趣谈》一文中说：“前后两次出国环游全球，在各国各地参观过各科别和各类型的博物馆数至三千所。”因此他对博物馆的功能有着正确而超前的认识，多次倡导建立博物馆。
1932年，杨成志赴法国留学，分别师从法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民族学教授Marcel Mauss、民族学研究所主任兼教授Paul Rivet、巴黎人类学院实验室主任兼社会学教授Papillant，学习法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知识以及整理、分类、陈列和保藏民族文物的方法，作博物馆学的研究。[8]其中，在民族志博物馆的这些学习经历，使杨成志对博物馆的功能、结构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产生了兴趣。在留学四年期间,他先后考察了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苏联等国的民族博物馆。他说：“我在欧洲住了四年，每年寒暑假历游各国，能特别注重各种博物馆考察的缘故，就是因为人类科学的研究若脱离了博物馆便等于缺了实验室一样！”[9]
1935年冬,杨成志从法国学成回国，复职于中山大学。他认为：“若想追随欧美振兴文化，科学和教育惟有兴建博物馆为惟一的正途。”[10]于是，1936年他在北平研究院院刊上发表《现代博物馆学》一文，认为“一国的文野，视乎其文化程度的发达与否，惟其文化的真精神，全恃博物院代为表现。故欧美各先进国莫不视博物院为文化的宝库、科学的大本营、教育的实验场、宣传的集团军、专家的资料库。其政府既目此为国家元气，其人民复籍此求知识源泉，诚有以也。”在文章中，他对现代博物馆的起源与历史、各国博物院概况、博物院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参观欧洲各国博物馆的体会作了阐述。
1944年冬，杨成志由教育部选派赴美，先后访问了华盛顿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纽约自然博物院人类学部、波士顿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博物院人类学部,以及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区等地,进行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民俗、考古、语言、社会等专题考察。他在华盛顿的时候，曾数次拜访时任美国博物馆协会会长的哥路门先生（L.V.Coleman），通过交谈，哥路门知道他回国后要建议筹设大学博物馆，就把自己所著的《学院与大学博物馆》一书赠送给杨成志。在选派访美的两年中，杨成志将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对各地博物馆的考察工作，并乐在其中，他“觉得视博物馆真是我一生的乐园!”1948年8月，杨成志将《学院与大学博物馆》翻译后摘录要点，在《广东日报》上发表。
1947年，杨成志在《中山日报》的广州市立博物馆专刊上，发表了《博物院与教育、文化科学之关系》，他总结道：“博物馆院的功能如此之伟大，何以在素称革命策源地的南华首区，竟被遗弃而无闻……把亟待设立之‘省立博物院’赶快促其实现，无限祷幸焉！”
1956年，杨成志先生发表了《为民族博物馆说几句话》（中央民族学院院刊，第十四期），阐明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的机构，是民族平等爱国主义……，是“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园地的三点重要性表现[11]。
（三）主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物室，为民族博物馆事业尽心尽力
杨成志在中山大学的23年间，一直主持民俗陈列室和古物陈列室同时兼任广州市立博物馆民族和民俗部主任。1949年至1966年，他执教于中央民族学院，兼任研究部民族文物室主任。在他的主持下，当时的文物室拥有23，000多件民族文物，共分为生产、交通运输、农林畜牧、家庭各种工具和用具、文化艺术、历史文献等15类，10,000多幅照片。其中台湾高山族的文物达500多件，多属珍品，是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的精品展览内容。
1949到1950年，杨成志两次参加了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并印发了“文物征集纲要”和组织了“中国民族博物馆”小组。1956年党中央周总理号召在首都北京建立十大博物馆，杨成志作为“中国民族博物馆十二年远景规划”召集人和执笔人，提出在首都设中央民族博物馆，五个自治区设区博物馆，自治州设州博物馆，中央民族学院暨地方民族学院，设展览馆、文物馆。这些规划，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博工作的进行，为后来民族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四）大力支持建立中国民族博物馆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刚闭幕不久，为了加强保护少数民族文物的力度，开创民族地区文物工作新局面，国家民委、文化部于当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杨成志先生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发言，他说：“最近接到通知参加这次少数民族文物与博物馆会议，我的心情非常愉快。开幕那天伍精华同志代表国家民委宣告中国民族博物馆决定筹备建立。我的心情更加兴奋。这个消息震动国内外人们的观望，知道最近中国民族博物馆行将正式成立——是多么可欢庆的喜讯哪。” 在最后，杨成志提了三点意见和希望：一、世界上凡发展国家都有它们自己规模很大的国家民族博物馆，我国地大物博，因此国家民族博物馆的建设面积、规模要表现出大国的风格和姿态；二、要注重抢救文物，同时与各国博物馆交换文物和禁止文物外流。设立基金会，保证博物馆各项业务的开展；三、培养专业人才和开展博物馆事业。
1987年2月，国家民委召开关于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工作的专家座谈会，杨成志在会议上说：“博物馆是国家教育、科研和文化的中心，是文明发达的标志。中国那么大，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汉族博物馆很多，少数民族博物馆太少了，中国民族博物馆，应该快一点建立。”
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20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开展业务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建成。杨成志先生已故去近20年，这对一直支持、关心中国民族博物馆建设的杨成志先生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三、结语
回顾杨成志在民族博物馆建设方面的实践，虽然没有他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方面那么成绩斐然，但是也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他深深明了博物馆的功能，所以倡议建设多所博物馆，以求振兴文化，提高国人的素质；他深深知道学科研究和教育离不开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所以注重征集文物、陈列展览；他在后半生致力民族博物馆的工作，支持建立国家民族博物馆，虽遇种种艰难阻力亦坚持己见，毫不放弃。如今，先生虽已故去多年，但是其单骑调查所体现出来的热情和冒险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民族博物馆的深厚感情仍感动、激励着许多后辈。斯人已逝，我们将行走在前人的路上，勇往直行。
注释
[1]陈训明：《俄国学者史禄国》，http://www.gmw.cn/01ds/2009-03/04/content_894466.htm．
[2]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J]》，《古今论衡》，1998年，第1期。
[3]<美>顾定国著，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C]》，民族出版社，2003年。
[5]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
[6]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民族学研究，民族出版社，1981年。
[7]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C]》，民族出版社, 2003年。
[8]刘小云：《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述论》，《学术探索》，2008年。
[9]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C]》，民族出版社，2003年。
[10]同上。
[11]杨成志：《文物与博物馆》载《民族文物工作通讯》，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组编，1985年，第三期。
作者系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