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馆发展的方向往往是这个国家博物馆发展的风向标。上世纪90年代，南京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容体系改革的探索；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馆现代化新馆建设的探索，都引领着后建的博物馆的走向。特别是上海博物馆现代化的陈列改革，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现场会后，用现代技术装备陈列，一时成为博物馆发展建设的潮流。进入新世纪后，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进入新阶段，在数量大发展的基础上如何深化博物馆改革，博物馆如何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而又紧迫的现实问题。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的“博物馆发展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的发展方略，是博物馆深化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从博物馆的浅层改革向深层改革发展呢？大馆的实践动向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从中获得启示。本文拟从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个大馆的建设和发展动向，获取一些启示：
一、故宫博物院深化改革的启示
进入新世纪，故宫博物院改革力度空前加大，深化改革的路径日渐清晰，我从旁观察以下几方面非常显著：
第一，博物院的科学研究。故宫博物院一直是重视研究工作的。在建院80多年的长时间里，在古器物研究、古字画研究、宫廷史研究、古建筑研究等诸多领域中，一直是这些领域事实上的研究中心，造就了许多学者和专家。重视研究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的优良传统之一。但是这些研究还是处于分散状态中，故宫虽然拥有研究丛体，但没有学术研究的统一体。如何把故宫博物院的科学研究提升到更高的整体把握的水平上，是故宫博物院深化科学研究、统领研究丛体的课题。当故宫博物馆前院长郑欣淼提出建立“故宫学”的构想时，我眼前一亮。故宫学统领着故宫的一切研究和一切实践，是故宫博物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先导。故宫学的建立把故宫的各项研究整合到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系统之中，从而使故宫的研究走上整体推进的科学发展的轨道。重视科学研究不仅使学术繁荣，而且使实践生机勃勃，真正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
第二，博物院藏品保管的深化改革。藏品是博物馆存在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当初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就是从保护文物出发的。文物保护一直被故宫博物院视为神圣的职责。故宫文物保护史上留下了令人传颂不已的事迹。现在时代在前进，故宫的藏品保管工作也掀开了新的篇章。这次故宫遗产保护的深化改革，在世界遗产的保护理念下，在故宫学遗产保护的理念下，其魄力之大、思路之深、操作之细，令人瞩目。由于藏品概念的深化与精细化，使在账文物（总账）从90余万件上升到1807558件，等于院藏在账（总账）文物新增一倍。在征集工作日益困难的形势下，新增这么大量的在账文物令人何等兴奋！我国博物馆存在账外文物是普遍现象。前些年我在鉴定确认全国近现代一级文物工作中，就看到有的省馆连建国初期入馆的社建文物还未开箱。2002年新版《文物保护法》新增加的第42条规定，未建档的馆藏文物不得随意处置，就是防范对“重复件”“等外品”等账外文物的流失。如果我国博物馆都像故宫博物院那样翻箱倒柜清理馆藏，我国文物总量不知将增加多少。
第三，博物院的资源共享。故宫博物院的参观人数早已居世界前茅。故宫博物院与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博物馆是我国最早的两家网上博物馆。可以说故宫博物院在服务社会上是有贡献的。但是从资源共享的程度上看仍然属于“普及”型的，深化资源共享需要更多的智力投入、技术投入和资金投入。我曾留意过图书馆资源共享工程，进入深层次的共享，困难重重。博物馆的资源共享难度更大。现在《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总目》和上千册的《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以及院藏档案史料等陆续出版，其工具价值、研究价值惠及院内外、国内外的深层研究，其贡献之巨难以估量，也为我国有重要馆藏的博物馆实现社会共享走出一条深化的路子。
近十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新发展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以为有两条是有方向性的。
其一，博物馆要谋发展，首先要研究自己。只有脚踏实地地认识自己，才能清醒地看到前进的道路，才能克服行动的盲目性。故宫学研究的方向就是研究故宫，正是研究自己，故宫学才生气勃勃，才有生命力。研究自己不是不研究别人，但研究自己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这就是故宫博物院发展给我们的一个方向性启示。
其二，博物馆要提高存在质量，就要根据自己的业务特征，整体地而不是“单打一”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改革。我们看到故宫的深化改革以科研为先导，以藏品保管为基础，以扩大服务为方向，整体地、系统地推进自己的改革。可以说这是一种系统论的方法。古希腊哲圣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整体大于各部分总和”的命题是古代系统论的基本表达。现代系统论进一步把系统原理运用到各领域，建立所谓“系统工程”（包括文化系统），贯彻整体大于各部分总和的原理。上世纪80年代我国博物馆界在讨论管理改革时，有的馆长、研究者就用系统论方法对机构的横向设置与垂直设置作过比较研究。故宫博物院在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努力中，给了我们统筹发展的方法上的启示。
二、中国国家博物馆建设的启示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以“国家”命名的博物馆。它的国家使命，它的建设动向，显然会受到广泛关注。我虽然离开实际工作多年，但忝任馆的学术委员，对其发展略知一二。现就我的感受略谈一点国博的新发展。
第一，从历史类专门博物馆向历史、艺术类综合博物馆发展。我对这一发展的感受要稍微向前追溯一下。1999年，我应《中国文物报》之邀撰写了《立于世界高度 鸟瞰中国博物馆》，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写了20世纪中国博物馆的两点世纪遗憾。其一就是100年来中国博物馆美学的缺失；其二就是中国博物馆世界文化的缺少。我写道：“20世纪初，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者蔡元培，多次介绍西方博物馆的审美价值，但未引起社会重视，因为社会的注意力在于博物馆的教育价值。遗憾的是本世纪我们对博物馆美学的研究和美育实践做得太少了。”【见拙著《博物馆的沉思》（卷二）】改革开放后，不光博物馆包括学校美育在内，美的缺失状态还没有根本改观。所以当我得知国博吕章申馆长提出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方向并从历史专题类博物馆调整为历史、艺术类的综合性博物馆的定性时，我十分赞同。因为美的奉献是博物馆最原始的职能，是博物馆文化魅力的源泉。国家博物馆带头提升博物馆的艺术价值，我认为对提高博物馆的质量、深化博物馆的改革是有启发意义的。
第二，从展示单一的中国文化向展示世界多元文化发展。这一发展化解了我的第二个世纪遗憾。20世纪，外国人在外国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精品，而中国人在中国却看不到外国的文化精品。虽然这种遗憾是殖民时代造成的，是不可抹去的历史遗憾。然而历史向前发展了，20世纪末期兴起的文化多元化浪潮，涤荡着旧的殖民文化的恶果，冲击着新的文化霸权的横行。博物馆是文化多样性的天然平台，我国博物馆界开始引进西方文明的展览。这次国家博物馆以更加开放的胸怀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动作很大，将在展厅中常设亚洲厅、非洲厅、欧洲厅、美洲厅等专室，观众将可以常年看到多元化的文化展出。开馆后先是推出中德国家博物馆合作的“启蒙的艺术”展，接着准备推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珍品展，同时在罗马的威尼斯宫也有一个常设的600平方米的中国展厅，从而把中外文化交流推向常设化。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系列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战略构想及其实现，对我国博物馆更加开放的改革，更加顺应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应该是有方向性启示的。
第三，屋顶绿地的启示。当我得知国博楼顶种植2万平方米的巨大的屋顶绿地的消息后，深感意外。在旧楼改扩建前，院内南北各有一个花园，我称之为两个肺。大楼扩建后，两个肺小了一些。我寄希望大厅内设置喷泉、花坛以改善生态环境，未能实现。现在在楼顶种植这么大的一片绿地，真是神来之笔。铺满楼顶的绿地，不仅为整个建筑安上绿肺，而且为广场增加绿色。天安门广场缺水，国家大剧院有巨大的水槽；天安门广场缺绿，国家博物馆有全市最大的楼顶绿地，大大改善了天安门广场的生态环境。国博的这一绿化创意，使我想起不久前的一件事。国际博协上海大会后，副主席加拉路过北京，到家中来看望我。他提了6个热门问题听我的意见。其中有一个问题，我回答得很糟糕。他问：“气候变暖，博物馆的责任是什么？”我说：“那是政府的事”。现在在国博绿地的启发下，我会回答：“建立绿色博物馆”。绿色博物馆不仅是博物馆环境建设的需要，也是博物馆宣传现代环境思想和现代生态理论的课堂。
总起来看，故宫的深化改革和国博的扩大开放，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也许“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就是“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之路。愿我国博物馆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自主创新、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