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洁（中国民族博物馆 北京 100080）
一次回到“原点”的探索
2012年4月24日，一场春雨迎来了“中国民博2012春季学术论坛——‘民族博物馆’定义辨识：历史契机与现实可能”的召开。研讨会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举办，来自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
作为此次论坛的发起单位，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顾群向专家学者介绍了中国民族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情况，并分析了当下全国民族博物馆发展所遭遇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指出业内所讨论的关于民族文物的定级、分类等基础性课题，目前尚未成为国家法定的行业标准，不具有法律效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民族博物馆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的滞后，所导致的结果是无法指导新时期民族博物馆的发展与实践。由此，顾群馆长表达了通过学术研究推动行业发展的希望。
作为论坛主持人，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部主任郑茜在介绍会议的主旨时，指出这是一次回到“原点”的探索：站在民族博物馆100多年行走历程的路途上，让思想回到原点探讨一个母题——“民族博物馆”的定义；母题探索应为中国民族类博物馆的当代实践寻找到一个新的起点。
多种理论视野下的“民族博物馆”定义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民族文物学家宋兆麟在会上发言时说：中国的文明史几乎是一部民族史，历史上，秦汉、隋唐、明清帝国的形成，都是多民族迁徙交融的结果。国家博物馆没有对这一历史做出完整叙述，民族博物馆尤其是国家级民族博物馆应担负起这一重任。古代中国文明与世界的交流几乎都是通过民族地区走出的和进入的，比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文化的多样性分布在民族地区。但是，如今民族文物流失、毁坏严重，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抢救民族文物已成当务之急。其次，国内的民族博物馆形式各样，各地依据自身情况其性质也有所不同，有区域性、综合性的民族博物馆（如云南民族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等省级馆），也有反映单一民族、专题性（如同江赫哲族博物馆等地、市、区县级馆）民族博物馆，而国家级民族博物馆则要面对全国。民族博物馆不能放弃田野调查，要认真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专题调查，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
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将民族博物馆纳入民族学与博物馆学两个学科层面进行讨论，并涉及历史、政治、艺术等综合领域。他指出：作为一个跨学科产物的民族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是普通人的过去和现在，以见证时代的变迁；同时，民族博物馆面临着对当下复杂民族问题的讨论和思考，需要一个明确的定位。尤其是正在筹备中的中国民族博物馆，其定位是“一个代表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工程”，应站在国家的高度表现中国乃至世界不同群体的文化与生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物馆学系副主任黄春雨教授认为民族博物馆以博物馆的形式来表述少数民族文化，其性质更像是文化博物馆，而不是历史博物馆。以中国民族博物馆为例，如果在国家文化政策层面上构建一个国家博物馆体系，那么在这个体系中，中国民族博物馆将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以与国家博物馆相呼应；国家博物馆采用历史性表述，中国民族博物馆则采用文化空间上的共时性表述，两者共同完成对中华文明的全面解读。民族博物馆是中国少数民族情感与精神寄托的场所，是少数民族寻求原创文化的家园，是连接民族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作为公共教育机构，中国民族博物馆应具有强烈的文化记忆中心的功能，承担对公众进行民族文化传播、传承非物质文化技艺的重任，在此意义上民族博物馆有别于传统博物馆，从而具有了社区博物馆的特性。因此，若以“文化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思路来架构民族博物馆，则民族博物馆的藏品空间、展陈内容与形式都将获得更为广阔的拓展和延伸。此外，始于英国上世纪50年代的“文化研究”对民族博物馆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应关注它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交叉与互补，在跨界学科的探索下，回答何谓族群、社区、共同体的问题，而这些都是民族博物馆亟需厘清、界定的根本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潘守永介绍了时下西方以“民族”为主题的博物馆正在经历的“跨界”思考。博物馆作为一个生产现代性的重要机构，已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过去按照单一学科收集的藏品，今天则成为了多学科共同探讨的对象；曾经按照民族学的区域划分，将民族文化（按生产、生活、信仰等）分门别类地在博物馆中呈现，时至今日，西方也尝试用“跨界”的新方法论运用在民族博物馆展陈的表述上。虽然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日益增多，但观念上还保持着18世纪中期以来的民族学人类学理念，因而随着民族文化的大量流失，其结果是传统民族学藏品数量大幅度减少。当前国际博物馆界正在进行的“跨界”讨论，让我们看到了博物馆表述方式出现的新的可能性以及藏品收藏逻辑正在发生的变革。民族学、人类学的藏品多是日常使用品，在历史的持续中，或许跟重大事件没有关联，但常态研究意义重大，改变理论逻辑和工作秩序，回到常态的共识性脉络里确定藏品博物馆化的过程，如此一来，藏品就不仅仅是用时间（历史性）来衡量的民族文物，其外延将更为广阔。关于民族类博物馆的定义，依据目前国内实践，绝大多数民族类博物馆称“民族博物馆”，民族博物馆通常被理解为综合性博物馆，而民族学博物馆则更多被认为是学科型博物馆。事实上，使用民族学或人类学博物馆应是一个更为理想的状态，因为民族学博物馆的指向比民族博物馆更为明确，但实际操作上有现实困难。“民族博物馆”称谓在国内已取得合法地位，可仍以“民族博物馆”为名，但其目标、任务和性质实与民族学博物馆无二致，这种较为含糊的提法，不仅可讲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下56个民族的故事，也可以涵括周边的跨界民族。其次，“民族博物馆”的英文翻译也存在分歧，有的翻译为museum of ethnology(民族学博物馆)，有的称作ethnic museum(民族博物馆) ，而前者在国际上显得更为明晰。
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副馆长，现任雍和宫管委会副主任的刘军先生经历了多年业内关于民族博物馆界的定位、展示收藏范围的讨论。民族博物馆是仅仅指少数民族的博物馆，还是同时也包括汉族？古代民族是否包括在民族博物馆的工作范围之内？刘军指出：民族博物馆的工作对象以近现代民族文物为主，同时兼顾古代民族和国外民族的文物研究。国内有很多以“民族”冠名的博物馆，包括国家级、省市级、区县级的综合性、地域性、专题性民族博物馆，而中国民族博物馆作为国家级的综合性博物馆，应兼具历史性、共时性，方能全方位展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与变迁的整个过程，否则就是不全面的。至于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别，在性质上，民族学博物馆建立在民族学学科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学术性更强，而民族博物馆的政治性和文化性更为明显。其次，功能定位上，民族学博物馆以研究为主，以宣传、教育为辅；民族博物馆则以宣传、教育为主，研究为辅；再者，从藏品来源看，民族学博物馆藏品建立在长期、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系统而完整，而民族博物馆则难以达到这一要求；展陈方式上，民族学博物馆更为全面和深入，不仅展示物质文化，还展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而当下的民族博物馆仅反映物质一面。
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雍继荣认为：中国的民族博物馆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民族博物馆需要多学科理论的支持，也将服务于多学科建设。学科理念在发展，国际上关于民族博物馆的思索也在不断推进，中国的民族博物馆要有前瞻性、包容性，多方位思考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重建等现实问题和难点，确立自身位置，服务于社会、民族的发展，满足国家政治文化需求以及各族人民的期待。
中国地质博物馆刘世风博士传递了“文化理解”应该成为民族博物馆工作核心理念的观点。民族博物馆以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为起点，在藏品保护、展览展示、科学研究、社会教育中，都应以独特的视角去实现文化理解，不能用某一种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其他文化。民族博物馆因此应成为实现文化理解的工具，为公众全方位阐释每一种文化完整的文化体系，实现整体论视野下的文化理解，令不同文化在对话与沟通中取长补短，实现交流与理解，最终实现世界视野下“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专家学者在交流民族类博物馆的概念界定、功能定位等行业基础理论的同时，也对在筹备立项中的中国民族博物馆给予了关注和期望。
宋兆麟先生从1985年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至今，近三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民族博物馆的成长与未来。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级民族博物馆，应重点解决中国各民族的起源问题，呈现各民族当前的现状，在各种理论纷然出现，比如有人提出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当下，对党的民族政策进行合理、公正的评价和再现。
黄春雨教授认为中国民族博物馆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公共博物馆，她的特殊性体现在对区域和单一民族公共博物馆（地方民族类博物馆）集研究、教育、传播、保护以及文化交流等功能的升华与扩展，体现国家文化行为。此外，作为城市意向空间，中国民族博物馆应具备国家标志性文化景观的象征性功能和礼仪功能。一旦解决了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定位问题，即为中国所有的民族类博物馆提供了一个普遍的指导意义。
潘守永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核心在展示中国各民族创造国家的历史，那么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工作重心就是体现共时性的中国多元结构主体及其文化的相互关系。这就是所谓国家博物馆体现历时性，而中国民族博物馆体现共时性。因此，在收藏展示体系上，中国民族博物馆需要建立新的理论逻辑和工作秩序，扩大藏品范围，且不仅仅围绕“物”来进行诠释，更要增加“声音”等新的表述可能性。
“跨界”，搭建民族博物馆学学科体系
综上，学者们的观点有交锋，有争议。不难看出，在全球化的震动下，民族博物馆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文化现象，进入到不同领域的视野。人类学家通过深描与阐释，使博物馆铺陈开“物”背后一系列与“人”有关的故事；文化研究者关注民族博物馆这种介质或文化现象如何影响意识形态、民族关系、文化传承甚至政府决策；在美学与艺术领域，民族博物馆则呈现了博物馆最初的本质——Mouseion（缪斯的神庙）——美的殿堂。对实物的收藏，对非物质文化记忆的关照，对个体普通人创造力的关怀，使得她又与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惺惺相惜，肝胆相照……
长久以来，民族博物馆理论在我国博物馆理论中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原因当然众多，但民族博物馆缺乏所谓“跨界”眼光，则必居其一。民族学/人类学显然是民族博物馆赖以生存并区别于其他类型博物馆的核心支撑理论，而在此基础上，借鉴当下“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论，发掘诸多新课题，或许由此能搭建一套民族博物馆学学科框架体系？这是我们所期盼的未来图景。
几个世纪以来，民族博物馆从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文化观，走到肯定每一种文化价值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如今，在世界变革、文化震荡中，她又超越过往，将文化的多元共生作为一种核心价值……我们相信，唯有把那些如涓涓细流般普通人的文化记忆将以安放、承继，民族博物馆在激变的时代中方能确立和坚守自身的道路，民族文化的自觉与重建也势必卷入到一场新的挑战和机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