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冬（中国民族博物馆 北京 100080）
前言
中国民族博物馆曾于1985年组织工作队赴海南进行了民族文物征集工作，由此收藏了一批黎族文物，其中收藏的黎族服饰就有800多件。笔者在保管部工作时，偶尔接触后就被黎族筒裙种类繁多、多彩而神秘的图案深深地吸引。
这些图案是什么？它们有什么含意？笔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梳理，以此为路径，逐步进入一个古老的文化境地。在这个世界里，笔者既对黎族高超的织锦艺术惊叹，又深深地为黎族文化着迷，同时还有着困惑。正如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所说：“要一一说出那是什么图案是困难的”[1]，但接下来，他又说：“深入详细地研究关于图案化了的装饰的形成及其意义，在把黎族的艺术与东南亚民族的艺术作比较时，对研究黎族及其文化的起源问题将是重要的”[2]。
一、黎族筒裙的历史及分类
黎族筒裙是用手工纺纱织成的裙子，由三到五幅织锦缝接而成。按结构可分为裙头、裙身和裙脚三部分。由于裙头裙脚同样宽窄，无褶无缝，状似布筒，故名筒裙。筒裙由各幅布单独织成，因而适合于织花、绣花等加工。筒裙有长筒、短筒之分。底色一般有黑、蓝二种，另用各种彩色线织成花、鸟、虫、兽、人物花纹或几何图案，色彩艳丽，主体花纹图案被安排在裙身上，更是夺人眼球。
古籍文献对黎族筒裙多有记载，名称稍有不同。《太平寰宇记》记载：“万安州……风俗：女人以五色布为帽，以斑布为裙，似袋也，号曰都笼”[3]。两宋时期，封建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海南岛的管辖，为外人了解黎族社会风情提供了客观条件。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载：“黎装：椎髻徒跣裸袒……亦有著短织花裙者……其妇人高髻绣面，耳带铜环，垂坠至肩，衣裙皆吉贝，五色烂然，无有绔襦，徒系裙数重，裙制四围合缝，以足穿之而系诸腰”[4]。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蛮》载有：“女文身面，用贝锦纺线，以色丝绣成若锦，缝成圈套，从头穿下至腰，……为裙，称曰黎筒”[5]。清代，《广东新语》、《崖州志》等史料对黎族筒裙也有类似上述的记载，而此时的县志编撰则更加翔实，如“妇人高髻，钗上加铜环……下则自织粗麻或粗棉花或五色吉贝，以通连幅为围，名曰裳，亦曰黎筒”[6]。民国时期，据《感恩县志》记载：“女髻跣足，着衣穿筒，……其筒以红黄绿三色柳绒及绣花织纹，四围合缝，穿而结之。……美俘黎：女穿三色绣花筒，颈盘五色粉珠”[7]。从上述资料来看，黎族筒裙具有悠久的历史。
黎族筒裙纹饰多种多样，主要有人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黎族传统文化》认为：“从目前调查和收集到各类织物中，大约有150多种纹样，大体为六种类别，第一为人纹，第二为动物纹，第三为植物纹，第四为日常生产生活用具纹，第五位直线、平行线、方形、菱形组成的几何纹，第六就是汉字纹”[8]。海南民族博物馆黄学魁曾在文章中描述一条长达115厘米的黎族筒裙，图案可多达上千。[9]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也在《海南岛民族志》描述：“这种裙子，其花样、色彩的变化之多，想象力的丰富，准确的技巧，是令人惊叹的”[10]。在众多的纹饰中，黎族的人纹图案尤其突出。史图博说：“黎族衣裳文化中以‘人纹’变化最为丰富多彩，不论是哪个方言，织绣的‘人纹’都有具象、意象和抽象，织绣的方式多样化，色彩古朴，形象完美”[11]。海南民族博物馆罗文雄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形纹样是黎族社会生活历史的缩影，甚至是黎族传统文化的核心”[12]。鉴于人纹图案比较清晰易懂，又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特质，是开展研究的很好尝试，笔者将筒裙图案中的人纹图案进行整理、分析、研究，试图探索研究黎族筒裙图案的方法，了解筒裙图案的文化意境。
二、筒裙中人纹图案中的内容
黎族筒裙中的人形纹是典型的图案形式，是所有织绣染物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纹饰。人纹主要由头部、腹部、双臂和双腿四部分构成，作为筒裙的主体纹样，其中有的还以蛙纹、几何纹作为辅助纹样。
（一）传统“人纹”
在资料上，笔者翻阅到这样一些与人纹有关的描述：“人花，织在筒内，第一个有头，并且在双肩上挑一挑水埕，其余各个只取其身，成连续直排，这种花纹很普遍，形式也比较多”[13]。馆藏的一些筒裙人纹与此类似，头部为上部不封口的菱形，形似牛角。颈部呈“十”字状，挑水的动作已被简化。颈部以下形象与上述资料提供的相符合，是线条化的蛙泳屈腿姿势，共有两部分，中间以一条直线连接。纹样以黑、黄颜色间隔连续直排，采用红、粉红、蓝和绿等颜色衬托(图1)。
图1
在一条非常赏心悦目的黑底人纹筒裙上，十多个红色人纹连续横排，颜色深浅不一致。头部有简单的装饰，颈部有一根扁担，上下肢与资料上的相似，但是上肢稍有些变化，线条更加复杂。人纹共有四排，上面是一条色彩十分漂亮的连接带。在连接带上方，又有一排人纹，人纹的头部稍小，双手上举，与下方的动作不一样。人纹颜色有淡黄色，也有红色。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在连续排列的人纹中忽然有了空隙，连续的红色人纹中忽然又有了淡黄色的调和，整个图案古朴厚重（图2）。
图2
（二）小人纹
在小人纹中，线条虽然简单约，但形象明确。人物的头部是一个小菱形，下部形似一个上下颠倒的“出”，整体形态更显其图像化和标识化，基本采用横向二方连续的表现手法，此类图案主要表现的是黎族的生活场景。
馆藏的一条短筒裙上，由三幅织锦构成，其中下面两幅织锦的远景山峦，稍近是背向的青蛙形象，在蛙纹下方，有一间小屋的形状，三个小人为一组在小屋前站立，分别代表家庭成员的男人、女人及孩子，成横向二方连续排列，双面共有百余名小人（图3）。
图3
另一条筒裙的小人纹，头部以小菱形表现，双肩上耸，肘部下弯，以底部不封口的菱形代表下肢。织锦以红色为背景色，以双线条为间隔，将画面横向分成七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二十多个小人，双臂呈45度下垂，手向腰部靠拢，双腿分开，膝盖外扩，似舞蹈状。小人的颜色有粉色、黄色、蓝色、白色，煞是好看。排列也很有韵味，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表现出貌似有序中的无序，往往以一个小小的错位来打破过分的程式化，细看之下又表现出无序中的有序，颜色的排列、间隔呈现出一种有序的状态。是在仪式，是在踏歌？（图4）
图4
（三）祖先纹
祖先纹是黎族所有织绣染物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纹饰，千百年来黎族各支系、分支的织绣染物均织或绣染有祖先纹，并且祖先纹被安排在织绣染物的中心或十分显眼的位置上，主要表现的是对祖先的崇拜。祖先纹中人物的形象孔武有力，四肢健硕发达，形似动画片《变形金刚》中的机器人，人纹连续横排。祖先纹多采用嵌套的形式，即在人物的手掌、腹部、双腿及双腿的中间嵌套小人纹。
中国民族博物馆馆藏有不少祖先纹样的黎族筒裙，其中一条筒裙的祖先纹图案，由红、黄、白、蓝、绿五种颜色组成，颜色厚重。人纹头带盔甲，张开的上肢呈拉伸的“M”形，双腿分开，膝盖外扩。巨人双手下垂，手掌内各有一个小人。左手掌的小人为黄色，右手掌则为绿色。小人的头部是一个菱形，中部是一个稍小的菱形，东西走向的两个角的线分别向外延长，作为上肢，下肢形态与巨人的类似，但是多了两条直立的腿。腹部亦有类似的白色小人，体积稍大一些，腹部与双掌的空隙各有与手掌类似的人，颜色为黑色。左腿内的小人为白色，右腿内的小人为蓝色，双腿之间则是黑色的小人。巨形祖先通体为黑色，显然是为了能更好地衬托各部位的小人所为，整体底色为红色，极富庄重感，表达了织者对祖先的敬仰之情。边框的装饰，以及巨人身体上的小人用“卐”和直线的回云纹来间隔、串连。这种概括的造型所表现出神物的非凡张力是不言而喻的。（图5）
图5
另一祖先纹图案由黑、红、黄、白四种颜色组成，主纹样是三个壮硕的巨人，巨人的形态与上一幅图案相类似，但在其它细节上有独特的处理，十分耐人寻味。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头部和双肩不再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而具有了丰富的表现力。每个巨人的中部有五个小人，下部有三个小人，人与人之间主要以直线的回云纹连接。其中又以中部中间的小人更为特殊，他不但腹部有两个蛙形纹样，头上还带上类似牛角的头饰。这个图案，与黎族织锦中著名的《福魂图》有一些神似之处，整体图案夺人眼球而深沉庄重，令人心生敬畏。（图6）
图6
（四）叙事纹
这类图案主要通过一系列相关的人物、动物及其环境来表现黎族社会生产、生活的内容。此类图案受关注的比较多，苏儒光曾描写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馆藏黎族筒裙的《婚礼图》：“有高举火把引路的男宾、有抬新娘图案，有牵牲畜、送聘礼的人纹图样，有身着盛装成群结队打伞陪伴着新娘的男宾女宾，有跳舞奏乐的人纹图样等等”[14]，还有罗文雄描述的《狩猎图》：“其母体图案是猎手举枪射击奔跑中的猎物，围绕这个中心，周边织些树木、花草、山峰等作为装饰，描绘了黎族打猎的动人场面，也说明了在历史上黎族曾经是个从事狩猎的民族。” [15]
尽管此类中国民族博物馆馆藏的筒裙中为数不多，在一幅尚未完成的黎族筒裙上，描绘有牵牲畜、送聘礼、男宾和女宾的形象，似乎是婚礼图的一部分（图7）。而在另外一些华丽的筒裙上面，则有陪伴新娘的图案，新娘头部的装饰繁复绚丽，似乎想将帽子、项链、簪子、耳环等也表现出来。在一个方格内，有单个人纹的形象，也有几个人纹连续直排的形象，使人感觉这是在某种喜庆盛会的仪式上，姑娘都穿着美丽的服装，戴上心爱的饰物。（图8）
图7
图8
另一幅主要用扎染技术染成的图案上，表现的是黎族人民狩猎的情景。其中一个局部有四格图像，最左边一格描绘的两只较大的马鹿，中间有一个小人，第二格图像是四个较大的人，再往右的图案是三个菱形，菱形中各有一个人，最右边一格图像是四个人和两只马鹿。其它局部虽然还不明了，但是这也应该传递了与狩猎有关的信息。（图9）
图9
三、黎族筒裙人纹图案的艺术表现特点
在表现手法上，人纹图案基于正面全身剪影为前提，采用横二方连续或竖二方连续，使人形图案形象直观生动，简约明了。从形式上看，黎族筒裙人纹图案在写实、色彩、组合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图案的叙事写实性
黎族织锦图案多以直线、平行线、菱形、三角形等表现各种物的形象，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以人纹图案的叙事性来说，无疑又是写实的。罗文雄先生认为“黎锦织物图案有近百种，其中五十多种是具象图案……大部分是人和动物的形象。” [16]
从上述几件筒裙来看，人纹的基本轮廓还是比较清晰的，头部、腹部和四肢基本都可以辨认出来。在叙事纹中，人物的动作也都比较明确，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人纹图案的叙事写实性。
（二）图案色彩丰富
筒裙作为织锦的一种副产品，在色彩表现方面也沿袭了织锦的一贯传统。关于黎锦的描述，古人多有赞叹：“间以上五彩，异文炳然，联四幅可为幕者，名曰黎饰；五彩鲜明，可以盖文书几案者，名曰鞍搭”[17]，清代程秉剑则赞曰“黎锦光辉艳如云”。黎族筒裙五色分用的色彩语言，在民间艺术界和美术界一直倍受推崇。
黎族筒裙的人纹图案，主要是以黑色为基调，或单独运用红、黄、蓝、青、白等作为主色调，或将它们相间隔开，相互辉映。
（三）整体性与随意性的结合
黎族筒裙的人纹图案，表现手法多采用平视体均齐式，出现最多的二方连续的横向排列，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秩序感，体现出整体性。但正如前文所说，在连续的图案中，出现间隙或错位；在统一的色彩中，突然运用另一种颜色进行调和，给人平静中一个意外的惊喜。
四、黎族筒裙人纹图案的文化内涵
“穿鞋戴帽着衣裳，从来就不完全是个人的小事，它首先是文化的表征——既是有文化与无文化的表征，又是此种文化和它种文化的表征。”[18]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份，黎族筒裙的人纹图案同样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反映了黎族祖先崇拜的价值观
黎族有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宗教传统，祖先崇拜已渗透到黎族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祖先纹的形象，就是黎族民间故事《大力神》中的大力神。大力神是被神化的人，他为黎族人民驱除灾害，射落6个灼热的太阳和6个刺眼的月亮[19]。他还建设了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是黎族心中的英雄。在人们的观念中，祖先的灵魂会保护活在世间的子孙后代，使他们避开各种灾难，获得健康、平安。黄学魁认为：“润支系黎族的复合祖先图，其把“祖先”的形象设计成外形像一间金字形茅屋，茅屋中央有个大人，大人的腹、双腿、双臂等又套着较小的人，小人中又套更小的人，形成了房屋——大人——小人——更小的人的复合构图，取意为房子——父亲——儿子——孙子，代代相传。”[20]“祖先一直是扮演呵护全村或本家族兴旺的重要角色。……目的就是要与‘祖先’保持心理上的沟通和认同，达到每时每刻都被‘保护’的心理上的满足。”[21]
（二）反映了黎族对生命的重视
大量的人纹还体现了黎族人民对生命的重视。“关于人形纹的象征意义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抽象，是对人的反映，也是对人的肯定；还有一种认为它反映着人们对生育繁衍的态度，希望人丁兴旺，子孙满堂。”[22]关于这方面的论断，可以从黎族对待孩子的出生和处理丧事的态度和行为得到证实。黎族家庭对生儿育女非常重视，把它看成是家里、寨里、族里的一件喜事。不管生男生女，都认为对家庭有利，生男子继承家业，多生男子不受人欺负，日后生病、死亡有子侍候送终；亦说“育女多福”，女大出嫁，父母可收获钱财。黎族对于丧事的处理也极为重视，丧事仪式复杂而又隆重，高度体现了对人的重视。大量的人纹体现的是对人的群体力量的歌颂和赞美。
（三）凝结了历史的记忆
黎族只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文化的传承大都以口传身授的方式，存在着人为加工、误传等弊病。罗文雄认为：“图案记载就相对能保持文化的原样……不同时代的服饰图案、色彩、款式都准确地反映了不同时代黎族人民审美时尚及织绣工艺水平，反映黎族人民的文化发展历史和轨迹。”[23]
我国著名学者郭沫若曾说过：“由服饰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俗、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料。”[24]黎族筒裙人纹图案中的祖先纹、叙事纹所表现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种信仰，了解到一种生产的方式，了解到一些生活的礼仪。而这些，就是历史的碎片，这些碎片虽然无法重新构筑历史，但却是历史的记忆。
对于南方的山地民族，尤其是那些历史较久、服饰绚丽的民族来说，服饰的历史文化痕迹处处可见。蔡荭在《苗族服饰——穿在身上的史书》一文说：“对于没有文字的苗族，服饰图案代替了文字，发挥出文化符号的功用，从而使没有文字的苗族在这服饰文化史书中找到了自己特殊的文字，使服饰具有了历史的认识价值。”[25]我想，这话同样适用于黎族。
五、结语
黎族筒裙图案的研究，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我沉醉于其间，有时会为一点点新的发现而兴奋，有时又会被其中的一些内容所困扰，更多的时候是被“为什么”纠结于脑中。我期望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指导与帮助，同时也虚心接受各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进而做好黎族筒裙图案的相关研究。
注释：
[1]同上
[2]（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印，1964年6月
[3]《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九，岭南道十三
[4]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
[5]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
[6]清·光绪，吴应廉《安定县志》，卷九
[7]民国·周文海《感恩县志》，卷十五
[8]王学萍主编：《黎族传统文化》，新华出版社，2001年
[9]黄学魁：《黎族织绣图识》，载《装饰》2004年第4期
[10]（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印，1964年6月
[11]洪寿祥、李永喜主编：《黎族织贝珍品·衣裳艺术图腾百图集》，海南出版社，2007年4月
[12]罗文雄：《黎族妇女服饰艺术及其文化内涵》，载《民族艺术》，2001
[1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1957年6月
[14]苏儒光：《浅谈我馆陈列品中几件黎族民间工艺珍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15]罗文雄：《黎族妇女服饰艺术及其文化内涵》，载《民族艺术》，2001年
[16]罗文雄：《黎族妇女服饰艺术及其文化内涵》，载《民族艺术》，2001年
[17]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18]卢卡奇著，徐恒醇译：《审美特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卷
[19]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编：《黎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20]黄学魁：《黎族织绣图识》，载《装饰》，2004年第4期
[21]黄学魁：《黎族几种典型传统织绣花纹图案内涵解读》，载《装饰》，2006年3月
[22]李翠玲：《福关村黎族妇女服饰的象征人类学分析》，摘自http://www.ibookman.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539
[23]罗文雄：《黎族妇女服饰艺术及其文化内涵》，载《民族艺术》，2001年
[24]张赟：《南诏辖境各民族的服饰及其文化内涵》，载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25]蔡荭：《苗族服饰——穿在身上的史书》，载《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