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巍（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丽江 674100）
摘要：本文以在四川凉山州盐源地区过彝历新年时的民族学调研为线索，结合民俗文物的相关理论对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民族文物和历史遗迹进行初步探讨和研究，旨在深入理解“民俗文物”这一文化概念，加深对民族地区民族文物和遗迹的认识和掌握，提炼出与民俗文物体系相关的理论思考和物质文化遗存的具体实物。
关键词：民俗文物 彝族地区 物质文化遗存
一、何谓民俗文物
“民俗文物是反映风俗、习惯等民俗现象的遗迹和遗物”。[1]是各民族群众为满足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多方面需要而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遗存的物化部分。其多数是刚刚离开生活，或是正在离开生活的事物，也有的尚在现实生活中，但却是有着典型意义的用品、器具或其它的事物。一切文物民俗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因此民俗文物又是历史的凝固，除其固有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外，它还是民俗文化的载体。
作为一种在华夏先民造物活动取得的成功基础上发展、延续着的物质形态文化，民俗文物所蕴含的丰富的造物经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由劳动者所创造的传统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民俗文物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风俗习惯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其最初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呈现出许多与其它类型文化所不同的特殊性质——即“集体性特征、娱教性特征、区域性特征、延续性特征等······尤为突出”。[2]
在民俗文物众多的历史遗留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信息、民俗信息、科技信息、文明信息和传承轨迹。对民俗文物的研究除了能够更好地保存民俗文物的信息外，还可以了解已逝年代的民俗文化背景，并在这个背景下去观察，探讨，诠释民俗文物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环境状态。
二、四川凉山州盐源地区的民族文物与文化遗存
（一）凉山州的概况及本次考察的目的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这里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管理。唐代以降，历朝历代都在凉山设置了郡、州、司、府以及路、卫、厅、县等地方政权机构。[3]
凉山州由于社会、历史、自然等原因，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自治区，也是四川省民族类别最多、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二是从奴隶制、封建农奴制社会“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至今尚有40多万贫困群众未解决温饱问题。三是历史悠久，保存了许多民族文物、历史遗迹等文化遗存及传统民俗文化事象。
2008年12月，我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星星研究员来到位于凉山州盐源县白乌镇的羊圈村，这里距离县城35公里，海拔2500米左右，地势开阔平坦，是盐源县为解决海拔3200米以上的高山彝族人民生活困难、恢复当地植被而建立的彝族聚居区。一同参加调研的还有《凉山日报》社的记者乌噶及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和考古学专业的研究生。
走进凉山，彝族物质世界的贫乏和宗教世界的神秘立刻吸引了调研组成员的目光。因此，当地的民风民情、生活习俗和宗教仪式自然成了考察团考察的重要内容。
由于当地民族资料的稀缺与局限，我只能凭借考察记录并结合民俗文物的相关理论对当地民俗（民族）文物和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初步探讨和分析。
（二）凉山州盐源县境内的民族文物与历史遗迹
马克思曾说过：“人类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
服饰，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直接反映了本民族的生活环境、经济从业和生活方式。在彝族内部，服饰又是支系的标志之一，不同的家支，其服饰特征有明显不同。凉山彝族地区的传统服饰绚丽多姿，色彩鲜艳，纹饰丰富。图1至图3所示为一件典型的凉山型女式上衣，衣服全手工缝制，以黑色为底，大襟右衽，衣袖、襟边、环肩、衣领、扣袢均采用挑、绣、镶、嵌、绲等多种手工工艺饰花，图案精美，纹饰艳丽，样式简朴大方，做工精致。
图4所示为一件石磨。在彝族地区，石磨的使用时间最早应该在西汉以后。此件石磨通体被黄土所覆盖，直径60厘米，下扇厚12厘米，上扇厚14厘米。四边有一隆起的圆台，中间有一直径为8厘米的孔，边缘有供推磨时拴绳用的卯眼，磨盘齿纹呈几何形放射状分布，中部以水波纹装饰，整个磨盘做工精细，整体结构合理，据推断应为明清时期之物。
“灯，是指一种承载火苗用于照明的生活用具”。[5]在专为照明而制作的灯具出现之前，人类就有过用贝壳、海螺、凹形石块、石缝等载火照明的行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灯具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灯具的出现，可以说是照明史上的里程碑，是社会向文明迈进的标志。然而彝族社会发展的很缓慢，物质条件十分有限，到目前为止，凉山州还有一些村庄没有通电，依旧使用油灯来照明。在这次考察中，我们就发现离羊圈村不远的干沟地区尚有一个村庄没有通电，那里使用了一种被称作“年灯”的原始灯具，如图5和图6所示。整座灯具为一块木头或一个较粗的树枝做支撑，立于火塘后，紧靠墙壁，通高38～40厘米，一座有五个支架，一座没有，有支架的上方置一盏盘，唇边外翻，腹壁较浅，上有一灯捻，灯捻是搭边燃烧的，这两座灯使用的都应该是液态植物油，而不是化成膏状的动物油或蜡类。从与屋主人的对话得知，这两座灯具大约有100多年的历史，已经历了几代人，由于当地还没有通电，因此“年灯”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
凉山州彝族一般居住在海拔2000～3000米的山区或半山区，村寨的分布与坐落有其独特的传承，一般规模不大，以三五十户为一村者居多，居住的房屋基本上都是瓦板房。瓦板房，彝称“撇野”，意为“板房”，因其双斜面“人”字形的屋顶盖以杉木板，而起到了“瓦”之作用，故得名“瓦板房”。其结构方式有一字型，三合院，四合院等。
图7所示为当地的瓦板房，其结构为一字型，土墙用板筑法即阴湿净土夹板夯实而成，房屋进深三间，长约12米，宽3.5米，双坡屋顶，木架搭成，内隔木板。木构架为原木去皮打眼穿斗，无起棱、刨光等细加工工序。木板做瓦，交错铺两层，板上不用钉，只在木板上横放小木条，再用石块压条固定。其所用的木板长约五六尺，宽一尺许，皆用刀剖砍，不用锯解，如图8所示。房体大跨度的墙身采取木柱排架承重，用土墙和板壁为其围护结构，纵横交错的横梁拱架、拉枋垂柱，直穿直落，排列均衡、对称且富于变化。檩与檩之间、柱与柱之间，用大小不一的方形木条开榫衔接，使整个房体的上部空间虚实相生，充分显示出彝族工匠的聪明智慧和独特的审美观。
作为彝族传统文化核心的毕摩文化，凭借其深厚的底蕴、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形式而强烈地影响着彝族社会的发展，这种宗教意识渗透到了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毕摩在作祭时需要法器的配合，图9至图13所示为三种毕摩使用的法器。[6]图9为神铃，彝语叫“毕句”，由工匠手工铸造，呈铎钟半圆形，内径3.8厘米，外径4.6厘米，铃内有一铜芯，长约3.5厘米，其用一铁丝勾住，铃上端系有一皮绳，皮绳的上方捆有五色彩带。图10所示为神签筒，彝语叫“武土”，木质，中空，筒状。一端为叉形，一端呈盖状，长约28厘米，其上系有一个铜铃和一副野猪獠牙，通体刷成红色，根据其顶端的龙嘴开口状可以判断其应为一雄性神签筒。图11至13为神扇，彝语称为“切克”，此扇长约23厘米，手工制作，用竹篾编成圆扇状，用木柄夹成。整体造型为神话中的“阿普衣曲”神鸟，木柄的中端雕刻有鸟、鹰、虎、豹四种神兽。木柄的底部刻有彝族祭祀用语，通体也刷成红色。以上几件法器平日很少见到，只在做法事时使用，同时，这些法器也不允许女性接触。
此外，在当地新发现的几处岩刻（石刻）也很有研究价值。图14和图15所示为一雕刻在山崖上的符号。两个符号高均为15厘米，宽9厘米，是藏传佛教六字真言的第一个字，读音唵（ōng）。六字真言亦称“六字大明咒”，是藏传佛教中最受人尊崇的一句咒语。“唵”表示“佛部心”，念此字时要身、口、意与佛成为一体，才能获得成就。细观此岩刻可以发现，整个雕刻苍劲有力、文字挺拔，字体粗旷豪迈，笔画之间无丝毫粘连，刻工自然流畅，整体制作精细而又不失豪放，可以说是一件古代石刻珍品。在靠近岩刻不远的山壁上有一处被熏黑的痕迹，两米外有一洞穴，疑是当年藏传佛教僧人在此打坐，进行烧香拜佛和闭关修炼的地点。
至于两处岩刻的出处和年代，我们先要了解对当地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两大政权势力——吐蕃与南诏。
据考证，“唐代吐蕃武功鼎盛，曾先后与当时亚洲国势最强的几个国家——李唐、回纥、大食、南诏等激战，迫使其四周诸国谋联合以求自保”。[7]可见，当时吐蕃俨然以亚洲霸主自居，在其史料中也多以吐蕃控制三分之二天下而自豪。《旧唐书》形容其为：“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8]
而南诏则是唐代蒙舍乌蛮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649年南诏兴起于蒙舍川（今云南大理巍山），公元738年统一洱海地区，公元752年脱离唐朝独立建国。其疆域覆盖了今云南全省，云南与川、黔两省交界的部分地区，以及缅甸、老挝、泰国和越南的部分地区。
由于盐源地区可以控制当地及下游水源，因此一直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据史书记载，唐朝曾联合南诏对吐蕃进行过驱逐战争，夺邓赕、浪穹等地，迫使吐蕃势力范围收缩至野共、剑川一带。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由唐、诏联手与吐蕃打过一场决定性的战争，生擒吐蕃主帅论莽热，歼灭蕃军者半。[9]
由于该岩刻藏语符号现存的规模小，数量少，所在位置也很隐蔽，因此判断其创作的年代应在当地吐蕃势力下降之际，即南诏统一洱海前后（公元738年）左右，由当地吐蕃政权势力范围内的藏传佛教僧人所刻写。
时隔一日，在离羊圈村8公里左右的干沟密林深处又发现两处石刻，两处相距9米左右，均在石头上直接凿刻而成。一处刻有“顺子山”（或称“帅子山”）三字，字为顺读，全部为简体字，其中“顺”字右方8厘米处刻有一棵象形的树，如图16所示。
另一处石刻上刻有符号和文字，其中能辨别出“金”、“土”等字，图17和18所示。值得一提的是该石刻的图案很有趣，在图案最多的一面上（这里暂且称作‘主图案’）可以看到有三条竖的沟道，沟道下方有很多的点密密麻麻呈不规则排列，隐约对应着天空中的星星一般，在点的下方有两条折线对称排列着，组成了一个带有开口的菱形。在主图案右部有线状的直线相互交叉，头尾相连，终点处用一个箭头指向石头的东侧。此外，整个石头的后部、上部、左部和右部均布满了各种符号和字迹。由于石头被土和炭灰所覆盖，因此主图案下方是否还存在符号不得而知，图19所示。
至于该石刻的作用，我们通过对石头所在的位置及其所刻画图案的内容分析后认为：石刻的主图案应为当地百姓在烧炭时所参照的地形图（或方位图），目的在于指引道路和辨别方向，在石刻周围发现的大量炭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通过对地形的观察和对当地植被情况进行分析后可以断定，此处原是一片烧炭的区域，在深山里烧炭，方向的辨别很重要，特别是在晚上。因此，当地百姓根据这块石头所在的位置及其与周围山川、河流、天空中的星星的对应关系刻画了此方位图。我们可以推测出主图案上方的三条沟道分别代表石头对面的三座大山，下方的‘点’代表着石头上方的星象，因此它不是整齐排列的。‘点’下方的两条折线代表着石头前方的一条河流和一条道路。而指向东方的那个箭头，其所指的方位确实有一条山路，通过此路可以直接上山，图20即为该石刻所在地的整体环境和方位。当然，这一切都还只是我们的推测和揣摩，并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也希望这些发现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思考。
三、结语
民俗文物和文化遗产是历史的凝固物和活化石，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价值，是历代少数民族人民的伟大创造和高度智慧的结晶。因此，每一件民俗文物、每一处历史遗存几乎都是一本书，诉说着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展示着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素质，是当代民族关系的历史见证。同时，其作为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是展示和研究民族历史文化的活教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凉山州盐源地区的民族文物与文化遗存是在民俗文物视野下进行的研究，其作为传承民间生活文化的重要载体，始终按照其特有的风格和方式进行传递。在这一过程中，它已然具有了一定的意向性、表达性、可感悟性和叙述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种现代人回味无穷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独特魅力和探索欲望，这样一来，文化的传承得到了延续。
“所谓传承既包括由一代传给另一代的传，······，也包括在横的方面直接或间接的传”。[10]这次在凉山州彝族地区发现的民族和民俗文物的有序传承正是这种横向的一代传给一代的直接传递，同时，又正是这种最稳固并且最为有效的民间文化传递方式才给我们留下了这久远而又灿烂的民族物质文化遗产。
图1 凉山州彝族女式上衣
图2 凉山州彝族女式上衣细部
图3 凉山州彝族女式上衣细部
图4 凉山州彝族地区的石磨
图5凉山州盐源县干沟地区的“年灯”
图6 凉山州盐源县干沟地区的“年灯”
图7 凉山州彝族地区的“瓦板房”
图8 “瓦板房”细部
图9 凉山州彝族毕摩使用的神铃
图10 凉山州彝族毕摩使用的神签筒
图11 凉山州彝族毕摩使用的神扇（正面）
图12 凉山州彝族毕摩使用的神扇（背面）
图13 凉山州彝族毕摩使用的神扇（侧面）
图14 雕刻在山壁上的藏语符号
图15 雕刻在山壁上的藏语符号
图16 石刻上的‘金’字符号
图17 ‘顺子山’石刻字迹
图18 尚待辨别的字符
图19 石刻下部的炭灰痕迹清晰可见
图20 石刻所在地的整体环境和方位
参考文献：
【1】黄建明：《走进彝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8月。
【2】巴莫姊妹彝学小组编著：《四川大凉山》，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5月。
【3】杨楠编：《考古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4】叶文宪著：《趣味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
【5】卿烈军著：《中国民间陶瓷土灯精品鉴赏》，北京：京华出版社，2008年5月。
【6】冯军胜、班澜著：《中国岩画艺术》，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7】束锡红、李祥石著：《岩画与游牧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
【8】徐万邦、祁庆富著：《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9】周明甫、金星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4月。
【10】徐艺乙著：《中国民俗文化概论》，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
注释
[1]谢辰生：《文物》，《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第585页，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月。
[2]徐艺乙：《中国民俗文物概论》，第40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12月。
[3]金炳镐主编：《中国民族自治州的民族关系》，第89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
[4]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5]卿烈军：《中国民间陶瓷土灯精品鉴赏》，第3页，北京：京华出版社，2008年5月。
[6]图片9、10、13由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星星研究员提供。
[7]林冠群：《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第3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8]《旧唐书》第196卷上《吐蕃传》载，台北：鼎文书局点校本，1986年。
[9]《旧唐书》第140卷《韦皋传》载，台北：鼎文书局点校本，1986年。
[10]乌丙安：《民俗学原理》，第126-12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