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透过物的面影看民族
- 吴洁（中国民族博物馆北京 100080）
- 夏夜台北，年轻的人们手里攥着啤酒，席地坐在街边的小花园里，情绪上松垮，身体上自在。曾经，那是影像中的台湾：杨德昌的“青春”在挣扎与社会的疏离中，显出人性的纯真；侯孝贤在宁静乡村中将城市的悲情在生命的举重若轻中隐匿沉淀。
- 如今，换一种观看的方式——在“博物馆”这个“有限空间”呈现“无限时间”的奇妙剧场里，台湾社会则以别于“街角花园”的另一种真实再现一个宏观的社会景象：原住民、客家人、本省人和外省人四大文化群体被囊括在历史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下。于是，台湾不再只是父辈耳中的邓丽君歌声，也不再是满街的奶茶与“甜不辣”。
- 博物馆让人们理解何谓“了解我的明白”。这是一句极富原住民语言逻辑和幽默感的话语，细细咂摸，却有着深刻的意味。台湾少数民族人口为52万（2011年），占全台人口2%左右，目前为台湾当局认定识别的有14个族群，居住在日月潭人口最少的邵人族群现仅有280多人。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台湾原住民与世界上大部分少数族群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在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结构性的边缘。于是，“了解我的明白”在这样的情境中却有了听着乐观有趣、实则充满无奈的悲情之感。现代性摧“枯”拉“朽”，何曾去“了解”过他人的“明白”？
- 台湾境内400多座博物馆中，呈现岛内少数民族文化的博物馆大概有30余座，通过代表性的物质展示、不断强化的“台湾是南岛语系的原乡”、原住民“正名”运动的介绍等等——不惜笔墨地传达台湾文化的多元与丰富，博物馆日益成为地方整体叙事中的一个重要道具，博物馆与民族的关系于当下究竟为何？
- 他们在展什么？
- 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博物馆的原住民展览，以“一族一主题”为原则，分别由相关的研究人员拟定展示主题，并规划展出该主题的相关文物。其中，展示说明分为四部分：文物名称、采集地点、采集时间等基本信息；每三五件文物为一个单位，有约二百字的整体说明。更详细的各族主题介绍，则印制成折页供观众取阅，并提供相关研究人员及著作信息、参考书目。引导观众由简入繁、由浅入深理解原住民文化。
- “中研院”史语所博物馆的“中国西南民族”专题展览，以“人与环境的关系”、“族群的认同与区分”、“生命的礼俗”为脉络，展现上世纪20-30年代以凌纯声、芮逸夫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先驱，在“国族”主义引导下的边疆民族研究以及西方人类学学科指导下的民族志资料收集成果。
- 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私人收藏公益化，除了以“再脉络化”的人类学方法展示原住民传统物质文化（纺织、服饰、礼器文化），还订制传统复制品、现代青年原住民艺术品，结合“传统”与“真实”，将原住民的过去与现在一同呈现。这似乎也让我们看到收藏现代少数民族的艺术品已逐渐成为民族类博物馆的收藏趋势。另外，制作以原住民为主角的3D动漫产品，通过3D影院向社会，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原住民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播与教育。
- 位于台东的“国立”史前文化博物馆，一座基于考古发掘遗址建立的博物馆，以台湾自然史、史前史和台湾南岛民族三个主题为主线，将台湾自然地理的变迁、历史演变和人文做了科学与知识性的整体梳理，是了解台湾原住民文化－生态整体观的良好起点。
- 台北世界宗教博物馆则让人置身于对世界、宇宙和生命的追问中，将展览主题植入人的心里。进入展厅大门，眼前一道水幕，用手去触摸，感受犹如生命之初的清凉，接着是一条朝圣大道，“我从哪里来？“生命是什么”的中英文字幕在迎面的大柱子上若隐若现。展览分为“生命之初”——“青春年华”——“婚礼殿堂”——“人到中年”——“生的逝去”，每一个主题，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生活、生产、宗教用品去展示，配合视频。在球幕影院中，让观众身处佛寺、教堂、清真寺建筑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 他们收藏什么？
- 台湾涉及岛内少数民族文化的博物馆，大多以人类学、民族学为学科基础，用研究带动典藏。台湾人类学、民族学的传统始于日据时代。日本学者伊能嘉矩、鸟居龙藏、森丑之助受殖民政府委托开启了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民族学调查与研究先河，并首次为台湾原住民识别命名。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此后，民族学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凌纯声、林惠祥等老一辈民族学者开始了在台湾山地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原住民资料。此后的台湾人类学、民族学结合西方理论和方法，对台湾原住民展开了文化的地方性阐释，形成了丰厚的民族学藏品和民族志学术资产。
- 一些新兴建立的博物馆，在收藏伊始就确立了典藏制度和典藏目标，以系统的田野工作为基础，“田野”过程包括了文物征集、民族志撰写、影像拍摄、测量绘图及录音等；除此之外以购买、捐赠、交换（博物馆之间、民间）等辅助方式收集原住民文物。家居建筑、生活服饰、生产劳作、神圣空间与宗教象征物等均在收藏之列，原住民的纺织、陶器制作、木雕等重要原生工艺也予以呈现。此外，“中研院”民族所、史前文化博物馆等长期有研究人员在大陆西南地区做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目前，史前馆收藏着几百条精美的苗、侗、瑶族“背儿带”，并对“背儿带”所涉入的社会生活与象征领域中的价值做深刻阐释。
- 结束在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参观，记忆中未有金碧辉煌之“器物”，大都是民众日常生活用品，然而观后却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生活形态、社会结构、历史事件如日据时代的“雾社事件”、国民政府时期的正名运动等、以及当下原住民社会有了较深入的理解，虽不一定有真正的“明白”。不难看出，台湾原住民文化博物馆的收藏覆盖了原住民生态适应、社会文化体系及体系变迁的相关文物和资料，于是，进入博物馆看到的是这个民族被呈现出来的关于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的知识，诠释过程即“故事”的整体性讲述比单个器物更应被以“普通人－人群”为对象的民族博物馆所重视，收藏原则上秉持“文化”价值超越“文物”价值的思路，是由“民族”类博物馆的研究对象（变迁中的少数民族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 收藏之初，亦是研究之始，记录与梳理藏品背后的社会文化脉络和内涵，是对“器物”与“知识”关系进行整体性思考的路径，没有这一过程就没有对文化的整体理解与把握，更无法阐释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民族类博物馆以“物”为媒介，开启对人的行为、意识的意义研究。
- 博物馆与民族
-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天才般地发现“博物馆”为历史上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博物馆，一个对身份认同有着重要表述作用的机构，一旦某种文化进入博物馆便拥有了合理言说的身份，于是，每一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的博物馆，甚至每个村寨也应该有放置共同记忆的公共空间，拥有历史，便拥有了现在与未来。只是，大部分这样的博物馆（尤其是拥有民族身份的地方博物馆）在轰轰烈烈的建馆运动后便逐渐陷入了自我絮语、标明固有身份的“蚊子馆”（无人参观、大门长期紧锁的博物馆）。
- 各种“物”置身在博物馆的空间与明暗光线中体现出某种结构的秩序感。自第一件“物”被永久收藏以来，博物馆的叙述语言围绕着“物”展开，而这也是传统博物馆的立馆之本。然而，这种“物”更多是针对艺术品（历史文物）而言，艺术品本身无需外在阐释，凝聚其中的工艺（艺术家的创作）、材质（稀有）都能引发公众的“审美”与“感悟”之情。而对于呈现“人”和“群体”的博物馆，情形则会复杂许多，离开原生情境和空间，“物”则显得不值一名；离开其主体的参与和观众的体验，文化则会落入符号和刻板的窠臼，为“他者”而言他。如此，现代民族博物馆或成为一个“剧场”而不是影院，用体验式（主动）代替观看（被动）的方式，政府、少数民族、社会与观众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不同角色，共同完成这场浩繁持久的文化传递。
- 全球化语境下的后博物馆时代，对文化多元的渴求，都将当下的博物馆带入到历史记忆、身份认同、文化生产和社会政治的纠缠中。博物馆对“民族主义”的建构功能（安德森：1991）随着社会的变迁已然发生了变化，身份（移民社会）与地方性（传统社会结构、亲属制度等）日益缺乏实质性联系（吉登斯：1990），从“群体”到“个人”发生了认同的转变，人开始了个体对自我的寻找，身份变得多重和复杂，正如设计柏林犹太博物馆的建筑师D·李布斯金所思考的：“在技术至上的时代如何建立信仰？在流转中如何把握确定？在商业中坚持自己的理想？什么在改变？什么是永恒？每个漂泊者走在自己的路上，寻找属于各自的答案。”
- 博物馆无法忽略这一转变，面对变迁如何开启与非单一、跨文化背景下的“身份”对话，探索深层、广袤的认同，“博物馆化”的民族呈现需要新的思路和多元视角的叙述方式。
- 写这篇文章时，CD机里一直放着台湾排湾族古调，那悠长空灵的调声，一如在西伯利亚乌兰乌德教堂里听见的赞美诗，一如在西双版纳曼峦“回傣”村里听见的伊斯兰诵经声，这些跨越历史、空间、语言和文化的“声音”，敲打着灵魂，传递着关于生命的讯息和高贵。鲁迅曾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今，方才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 夜深了，在台北城市的一角，一个排湾族盲人歌手自问自答：“人生到了哪个阶段，才能回归？”这不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疑惑么？
- 参考书目：
- 1.“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馆，《人类学家的足迹——台湾人类学百年特展》
- 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3.王嵩山，《文化传译-博物馆与人类学想象》，台北稻乡出版社，2000.
- 4.[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

透过物的面影看民族
- 吴洁（中国民族博物馆北京 100080）
- 夏夜台北，年轻的人们手里攥着啤酒，席地坐在街边的小花园里，情绪上松垮，身体上自在。曾经，那是影像中的台湾：杨德昌的“青春”在挣扎与社会的疏离中，显出人性的纯真；侯孝贤在宁静乡村中将城市的悲情在生命的举重若轻中隐匿沉淀。
- 如今，换一种观看的方式——在“博物馆”这个“有限空间”呈现“无限时间”的奇妙剧场里，台湾社会则以别于“街角花园”的另一种真实再现一个宏观的社会景象：原住民、客家人、本省人和外省人四大文化群体被囊括在历史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下。于是，台湾不再只是父辈耳中的邓丽君歌声，也不再是满街的奶茶与“甜不辣”。
- 博物馆让人们理解何谓“了解我的明白”。这是一句极富原住民语言逻辑和幽默感的话语，细细咂摸，却有着深刻的意味。台湾少数民族人口为52万（2011年），占全台人口2%左右，目前为台湾当局认定识别的有14个族群，居住在日月潭人口最少的邵人族群现仅有280多人。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台湾原住民与世界上大部分少数族群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在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结构性的边缘。于是，“了解我的明白”在这样的情境中却有了听着乐观有趣、实则充满无奈的悲情之感。现代性摧“枯”拉“朽”，何曾去“了解”过他人的“明白”？
- 台湾境内400多座博物馆中，呈现岛内少数民族文化的博物馆大概有30余座，通过代表性的物质展示、不断强化的“台湾是南岛语系的原乡”、原住民“正名”运动的介绍等等——不惜笔墨地传达台湾文化的多元与丰富，博物馆日益成为地方整体叙事中的一个重要道具，博物馆与民族的关系于当下究竟为何？
- 他们在展什么？
- 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博物馆的原住民展览，以“一族一主题”为原则，分别由相关的研究人员拟定展示主题，并规划展出该主题的相关文物。其中，展示说明分为四部分：文物名称、采集地点、采集时间等基本信息；每三五件文物为一个单位，有约二百字的整体说明。更详细的各族主题介绍，则印制成折页供观众取阅，并提供相关研究人员及著作信息、参考书目。引导观众由简入繁、由浅入深理解原住民文化。
- “中研院”史语所博物馆的“中国西南民族”专题展览，以“人与环境的关系”、“族群的认同与区分”、“生命的礼俗”为脉络，展现上世纪20-30年代以凌纯声、芮逸夫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先驱，在“国族”主义引导下的边疆民族研究以及西方人类学学科指导下的民族志资料收集成果。
- 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私人收藏公益化，除了以“再脉络化”的人类学方法展示原住民传统物质文化（纺织、服饰、礼器文化），还订制传统复制品、现代青年原住民艺术品，结合“传统”与“真实”，将原住民的过去与现在一同呈现。这似乎也让我们看到收藏现代少数民族的艺术品已逐渐成为民族类博物馆的收藏趋势。另外，制作以原住民为主角的3D动漫产品，通过3D影院向社会，尤其是对青少年进行原住民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播与教育。
- 位于台东的“国立”史前文化博物馆，一座基于考古发掘遗址建立的博物馆，以台湾自然史、史前史和台湾南岛民族三个主题为主线，将台湾自然地理的变迁、历史演变和人文做了科学与知识性的整体梳理，是了解台湾原住民文化－生态整体观的良好起点。
- 台北世界宗教博物馆则让人置身于对世界、宇宙和生命的追问中，将展览主题植入人的心里。进入展厅大门，眼前一道水幕，用手去触摸，感受犹如生命之初的清凉，接着是一条朝圣大道，“我从哪里来？“生命是什么”的中英文字幕在迎面的大柱子上若隐若现。展览分为“生命之初”——“青春年华”——“婚礼殿堂”——“人到中年”——“生的逝去”，每一个主题，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生活、生产、宗教用品去展示，配合视频。在球幕影院中，让观众身处佛寺、教堂、清真寺建筑中感受信仰的力量。
- 他们收藏什么？
- 台湾涉及岛内少数民族文化的博物馆，大多以人类学、民族学为学科基础，用研究带动典藏。台湾人类学、民族学的传统始于日据时代。日本学者伊能嘉矩、鸟居龙藏、森丑之助受殖民政府委托开启了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民族学调查与研究先河，并首次为台湾原住民识别命名。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此后，民族学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凌纯声、林惠祥等老一辈民族学者开始了在台湾山地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原住民资料。此后的台湾人类学、民族学结合西方理论和方法，对台湾原住民展开了文化的地方性阐释，形成了丰厚的民族学藏品和民族志学术资产。
- 一些新兴建立的博物馆，在收藏伊始就确立了典藏制度和典藏目标，以系统的田野工作为基础，“田野”过程包括了文物征集、民族志撰写、影像拍摄、测量绘图及录音等；除此之外以购买、捐赠、交换（博物馆之间、民间）等辅助方式收集原住民文物。家居建筑、生活服饰、生产劳作、神圣空间与宗教象征物等均在收藏之列，原住民的纺织、陶器制作、木雕等重要原生工艺也予以呈现。此外，“中研院”民族所、史前文化博物馆等长期有研究人员在大陆西南地区做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目前，史前馆收藏着几百条精美的苗、侗、瑶族“背儿带”，并对“背儿带”所涉入的社会生活与象征领域中的价值做深刻阐释。
- 结束在台湾原住民博物馆的参观，记忆中未有金碧辉煌之“器物”，大都是民众日常生活用品，然而观后却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生活形态、社会结构、历史事件如日据时代的“雾社事件”、国民政府时期的正名运动等、以及当下原住民社会有了较深入的理解，虽不一定有真正的“明白”。不难看出，台湾原住民文化博物馆的收藏覆盖了原住民生态适应、社会文化体系及体系变迁的相关文物和资料，于是，进入博物馆看到的是这个民族被呈现出来的关于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的知识，诠释过程即“故事”的整体性讲述比单个器物更应被以“普通人－人群”为对象的民族博物馆所重视，收藏原则上秉持“文化”价值超越“文物”价值的思路，是由“民族”类博物馆的研究对象（变迁中的少数民族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 收藏之初，亦是研究之始，记录与梳理藏品背后的社会文化脉络和内涵，是对“器物”与“知识”关系进行整体性思考的路径，没有这一过程就没有对文化的整体理解与把握，更无法阐释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民族类博物馆以“物”为媒介，开启对人的行为、意识的意义研究。
- 博物馆与民族
-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天才般地发现“博物馆”为历史上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博物馆，一个对身份认同有着重要表述作用的机构，一旦某种文化进入博物馆便拥有了合理言说的身份，于是，每一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的博物馆，甚至每个村寨也应该有放置共同记忆的公共空间，拥有历史，便拥有了现在与未来。只是，大部分这样的博物馆（尤其是拥有民族身份的地方博物馆）在轰轰烈烈的建馆运动后便逐渐陷入了自我絮语、标明固有身份的“蚊子馆”（无人参观、大门长期紧锁的博物馆）。
- 各种“物”置身在博物馆的空间与明暗光线中体现出某种结构的秩序感。自第一件“物”被永久收藏以来，博物馆的叙述语言围绕着“物”展开，而这也是传统博物馆的立馆之本。然而，这种“物”更多是针对艺术品（历史文物）而言，艺术品本身无需外在阐释，凝聚其中的工艺（艺术家的创作）、材质（稀有）都能引发公众的“审美”与“感悟”之情。而对于呈现“人”和“群体”的博物馆，情形则会复杂许多，离开原生情境和空间，“物”则显得不值一名；离开其主体的参与和观众的体验，文化则会落入符号和刻板的窠臼，为“他者”而言他。如此，现代民族博物馆或成为一个“剧场”而不是影院，用体验式（主动）代替观看（被动）的方式，政府、少数民族、社会与观众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不同角色，共同完成这场浩繁持久的文化传递。
- 全球化语境下的后博物馆时代，对文化多元的渴求，都将当下的博物馆带入到历史记忆、身份认同、文化生产和社会政治的纠缠中。博物馆对“民族主义”的建构功能（安德森：1991）随着社会的变迁已然发生了变化，身份（移民社会）与地方性（传统社会结构、亲属制度等）日益缺乏实质性联系（吉登斯：1990），从“群体”到“个人”发生了认同的转变，人开始了个体对自我的寻找，身份变得多重和复杂，正如设计柏林犹太博物馆的建筑师D·李布斯金所思考的：“在技术至上的时代如何建立信仰？在流转中如何把握确定？在商业中坚持自己的理想？什么在改变？什么是永恒？每个漂泊者走在自己的路上，寻找属于各自的答案。”
- 博物馆无法忽略这一转变，面对变迁如何开启与非单一、跨文化背景下的“身份”对话，探索深层、广袤的认同，“博物馆化”的民族呈现需要新的思路和多元视角的叙述方式。
- 写这篇文章时，CD机里一直放着台湾排湾族古调，那悠长空灵的调声，一如在西伯利亚乌兰乌德教堂里听见的赞美诗，一如在西双版纳曼峦“回傣”村里听见的伊斯兰诵经声，这些跨越历史、空间、语言和文化的“声音”，敲打着灵魂，传递着关于生命的讯息和高贵。鲁迅曾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今，方才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 夜深了，在台北城市的一角，一个排湾族盲人歌手自问自答：“人生到了哪个阶段，才能回归？”这不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疑惑么？
- 参考书目：
- 1.“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馆，《人类学家的足迹——台湾人类学百年特展》
- 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3.王嵩山，《文化传译-博物馆与人类学想象》，台北稻乡出版社，2000.
- 4.[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