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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 2017年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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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近现代民族文物鉴定的几点思考(唐兰冬)

      摘要:本文以近现代民族文物的鉴定为主题,以近现代文物鉴定为指导,通过自身在工作实践中的积累、认识,对近现代民族文物的真伪判断、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提出了对应的思考,并提出了近现代民族文物鉴定的几条可具操作性的原则,以期解决近现代民族文物在定级上难以定量、定性的具体问题。

      关键词:近现代  民族文物  艺术价值   研究价值

      民族文物通常分为历史文物(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与近现代文物(1840年以后)。而本文拟将民族历史文物的下限定于中国的封建王朝结束以后,即辛亥革命爆发,近现代的时间界限则指的是1911年至今。这样划分的考虑,一是因为鸦片战争虽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没有改变,广大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没有断裂,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辛亥革命爆发;二是因为民族学学科在中国的传播、创立以及本土化主要始于20世纪20年代,我国早期的民族文物工作又始于民族学在中国的实践。近十年来,民族文博工作者越来越重视民族文物鉴定工作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仅可以使民族文物本身得到更好的保护,发挥其展示、研究价值,也可为民族文物的定级做好基础工作,以便衔接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博物馆评估暂行标准》,为民族博物馆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可为防止民族文物的外流提供依据。

      中国博物馆学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近年就《馆藏民族文物界定、分类、定级办法》课题展开了调研,并于2010年在《中国民族文博》上刊出了《馆藏民族文物界定、分类、定级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文物鉴定提出了指导意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些专家学者如沈庆林先生在《近现代文物的鉴定问题》[1]一文中提出的“辨真伪,明事迹,清流传”的概括总结,对近现代民族文物的鉴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此为基础,结合自己这几年文物征集工作的实践,笔者对近现代民族文物鉴定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关于真伪的评估

      文物的真伪是鉴定的核心所在,也是首要目标。近现代民族文物的真伪辨别在实际工作中有着很大的难度。究其原因,宋兆麟先生认为[2],一是民族文物鉴定缺乏经验和知识积累,鉴定专家很少,分布单位又较分散;二是我国民族众多,有些民族内部又有若干支系,同一支系内部又有地域差异;三是民族文物内容十分广泛,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书本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对各民族文物有一个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鉴定。潘守永先生则认为民族文物鉴定难,国家“缺位”是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成立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小组),在鉴定门类的分组(按照书画、青铜器、杂项等划分)中,长期没有“民族文物”门类,当然就不可能有民族文物的鉴定专家,另外,民族文物概念不清内涵不明,各博物馆对民族文物的分类分级意见不同,无法达成共识。[3]但正如《馆藏民族文物界定、分类、定级办法》课题调研报告所说,关于民族文物定级已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专业人才也初具规模,并已积累了初步实践经验,再结合肖贵洞先生《由十个方面判断近现代文物的真伪》和刘军先生《关于民族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和鉴定方法的构想》文章中提出的建议,笔者认为民族文物的真伪鉴定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去辨别。这里含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从族属中去认识,另外一个是从文化中去辨别。以土家族的三滴水雕花床为例,虽然西南的一些民族如苗族也使用,但是土家族的更为独特和明显。从民族文化中去考量,三滴水是指床的结构类似于房屋的层进式结构,每一层床檐都取屋檐滴水之意。三滴水雕花床在过去主要是由土家族首领和富裕人家使用,也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二)从文物的质地来判断。文物的质地可以表明两个层面的信息,一是是否与材料的成分、构造、物理、化学性能相吻合,二是是否与保存的条件相符合。如一个有百年历史的瑶族长木鼓,它主要是由几块木板组成,鼓面是牛皮,中部有三处用竹篾加以固定。器型虽大,但材质决定了其重量较轻,目前木板已被熏黑,竹篾发干,发脆,容易断裂,这些材质都与瑶族所处的地域相符合,其呈现的状态也与当地的气候条件相吻合。

      (三)从工艺特点上去判断。每一件民族文物都具备自身的工艺特点,包括制作的工序、手法、造型和图案等,熟知工艺特点,有助于确定民族文物的真伪。肖贵洞先生认为:“工艺工序不同, 所制造出来的同一种器物的外观效果和实用效果是不相同的。根据不同效果, 便可考察出所采用的技术和顺序,从而可以分辨出某物的真伪和价值。”[4]如鄂伦春族传统的桦树皮加工技艺有四个工序:一是剥取树皮;二是将皮子浸软或煮软;三是剪裁缝合;四是装饰图案。装饰手法有划纹法、剔刻法、压花法、彩绘法等等。在器型方面有篓、箱、盒、碗等。图样多来源于日常生产、生活,模仿驼鹿、花草、山峰、虫鱼等自然构图,象征吉祥、喜庆、平安、丰收。

      (四)从地域文化中去判断。民族文物有着很大的地域特点,同一地域内的不同民族可能共享部分文化,但不同地域的民族,如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南方山地农耕民族在文化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其表现在物质文化遗产上更是如此。

      (五)从文物的流传上去判断。如柯尔克孜族的一口双耳带盖铜锅,据说是柯尔克孜的民族英雄“阿吉别克”在19世纪晚期为争取我国合法领土利益,在去吉尔吉斯斯坦与其首领“奥尔曼汗”谈判时定做的。此铜锅由其后人一直保存,经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和向当地文物部门求证,确实证明其流传有序,极大丰富了文物的内涵。对于民族博物馆来说,要了解文物的流传,就要做田野调查。文物的制作、使用、流传经过、制作的工艺以及蕴含的文化信息,都必须通过田野调查方式获得。这样征集的文物的信息才可能比较完整,这才是民族文物真正的流传有序。

      (六)从古籍资料中去查找相关联系。有的民族文物因为时代与社会的变化,现在已很难见到,但不等于没有。如黎族的筒裙,据民国时期《感恩县志》记载:“女髻跣足,着衣穿筒,……其筒以红黄绿三色柳绒及绣花织纹,四围合缝,穿而结之。……美俘黎:女穿三色绣花筒,颈盘五色粉珠。”这既记录了黎族穿筒裙的习俗,又记录了筒裙的颜色、材质、装饰以及支系的区别。

      (七)运用现代科学仪器对实物进行测量、化验,辅助分析。通过尺具、秤磅天平、温度计、拉力计等简单测量器物的长度、重量、温度、拉力,另外还常使用放大镜、显微镜、光透视、红外线摄影、激光照相扫描、核磁共振等仪器来观察物质结构形式及内部构造。[5]

      当然,鉴定民族文物的真伪并不仅限于此,要做好此项工作,还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还要查阅大量的文献,与其它地区相近的民族文物做比较,才能做出比较科学合理的推断,得出比较真实客观的结论。

      二、关于历史价值的评定参考

      从文物本身的价值来看,历史价值是不可或缺的。一件近现代的藏品完成到文物的转变,时间是必不可少的催化剂。近现代民族文物的历史价值,与历史文物相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我们界定的时间范围也可以看得出来,历史并不悠久,但仍是文物定级的一个参考依据。为了做好文物定级的基础工作,下面拟对同一民族的同类别文物做一个时间区段的划分:

      (一)1911-1949年,这一时期,尽管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但是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没有被打破,上层贵族用品、民族民俗用品承袭了以往对材质、工艺和审美的观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1949-1978年,部分文化现象消退,核心文化艰难维持。由于新中国的成立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一些文化现象如东北鄂伦春族的萨满文化,遭到极大的打击,甚至几近消亡,但是在民俗用品方面仍保留着传统。

      (三)1978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进,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被完全打破,旧的价值观被彻底推翻,传统文化发生重大改变,民族民俗用品的材质、工艺和审美经历从否定走向复燃。有的民俗用品因稀缺或文化现象的消失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作为文物;有的民俗用品因缺少时间的积淀以及突发重大事件所赋予的特殊意义还不能转化为文物,只能作为藏品或工艺品。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界定:同一民族同一类别的民族文物,同等材质、工艺和相近审美的,时代越早,价值就越高?近现代的民族文物固然离不开时间的积淀,但并不是说时间越久,价值就越高,而是需要整体评估。正如我国的史前彩陶艺术,按时间顺序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类型。马家窑文化彩陶最为发达,画彩部位广泛丰满,花纹繁缛多变,讲究对称,是彩陶艺术的一个高峰。因此马家窑的彩陶价值并不比仰韶文化的逊色。近现代民族文物在这百年的时间段里,在材质、工艺和审美上没有超越之前的阶段,但经历了几次历史的变革,留下了时代的烙印,那么时代则成为评估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

      三、关于工艺美术价值的评定参考

      关于民族文物的艺术价值,由于其具有极大的实用性特点,在本文中将它与工艺美术等同起来讨论。根据2009年版《辞海》的解释,工艺美术是“以美术技巧制成的各种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通常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物质产品,又具有精神方面不同程度的审美性。作为物质产品,它反映着一定时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技术发展水平;作为精神产品,它的视觉形象(造型、色彩、装饰)又体现了一定时代的审美观。”民族文物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物本身的造型、纹饰和色彩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二是指文物所体现出来的审美反映了创作者的一种心理活动、意识,并且这种审美对于他人有所启发。关于同一民族同类别民族文物的艺术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评估:

      (一)脱离实用功能,装饰或欣赏功能越强的民族文物工艺美术价值越高。虽然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特点之一是有很强的实用性,少有专供欣赏的,但是还是有一些门类独立出来。相对来说,欣赏功能脱离了实用功能之后,更能主动追求装饰的效果,更能体现创作人的心理情感,更能体现审美的需求。

      (二)从社会中的影响来看,在少数民族历史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时间越长,工艺美术价值越高。

      (三)从工艺特点上来看,工艺繁复,难度越大、耗时越长的,工艺美术价值越高。

      (四)由于艺术还具有对他人影响的特性,因此外界对该艺术形式的认同度应该也是一个评估的标准,认同度越高的工艺美术价值越高。

      在文物的艺术价值之中,美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件民族文物可以给人带来美的愉悦,可以为他人提供创作的灵感和源泉,那么它就有很高的价值。从艺术的特点上来看,民间美术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随意性和创造性。这种随意性和创造性一旦形成条文、规定,它的魅力也将消失。这里提出的是一般性的原则,考虑得还不成熟,有待商榷。而不同类别的民族文物的工艺美术价值,因各人对造型、色彩的观感乃至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认可,在这里不做原则性的划分。

      四、关于研究价值的评定参考

      因为民族文物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科技、人文等等,所以本文拟用研究价值代替历史文物所拥有的科学价值来论述。民族文物被称为人类社会的“活化石”,在民族博物馆的语境中,通过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了解器物在生产、功能发挥以及相关的仪式、赠送、传承等方面的情况,解释物品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各种关系,具有重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价值。同一民族同一类别的民族文物的研究价值,拟做以下几种区分:

      (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起源的文物,代表性越强,研究价值越高。

      (二)能反映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的文物,代表性越强,研究价值越高。

      (三)能反映人类社会各阶段的生产力状况的文物,代表性越强,研究价值越高。

      (四)能反映一个民族的重要社会变化,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关系密切的文物,代表性越强,研究价值越高。

      (五)能反映一个民族独特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化的文物,代表性越强,研究价值越高。

      (六)能反映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的文物,代表性越强,研究价值越高。

      五、结语

      民族文物的价值评估还要与其存世的数量、其它博物馆的收藏情况等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做出科学客观的评估。关于怎么做好民族文物的鉴定工作,笔者认为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既然已经牵头做了调研,并且出了征求意见稿,就可进一步提出细则,即宋兆麟先生所说的“民族文物鉴定标准暂行条例”。以细则为指导,选择一个民族作为试点,依托当地的科研人员和相关的文博工作者,将民族文物进行分类,根据细则逐项评估,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细则的内容。等细则完备后,再在有关地区成立区域性民族文物鉴定机构,逐步完成民族文物的鉴定工作。

      由于知识积累的还不够,有些问题考虑的也不深,此文的不妥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笔者相信,我们目标一致,不同的意见经过讨论,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希望在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民族文物鉴定不再成为制约民族博物馆发展的瓶颈。

      

      参考书目:

      [1]《中国民族文博》第一辑,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10。

      [2]《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12。

      [3]《中国民族文博》第三辑,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10。

      [4]《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陈兆复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2。

      [5]《博物馆藏品概念的思考》,宋向光,《中国博物馆》,1996年02期。

      [6]《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研究的几点看法》,徐万邦,《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7]《民族博物馆学研究》,中国民族博物馆编,民族出版社,2001.10。

      注释:

      

      [1]沈庆林,《近现代文物的鉴定问题》,载《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12。

      [2]宋兆麟,《民族文物鉴定诸问题》,《中国博物馆》2002年第3期。

      [3]潘守永,《民族文物鉴定难在哪里》,《中国民族报》2010年11月19日第9版。

      [4]肖贵洞,《关于近现代文物全息鉴定》,《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

      [5]肖贵洞,《关于近现代文物全息鉴定》,《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

      作者:唐兰冬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部 北京 100080

  • 民族院校博物馆民族文物鉴定系统探讨(马健)

      [摘要]民族院校博物馆属于行业性博物馆,它们数量不多,但却在本行业中发挥着抢救、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宣传、展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和精神风貌,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研究、挖掘少数民族宝贵文化价值的重要作用。因此,建立科学的民族文物鉴定系统对于民族院校博物馆上述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民族院校博物馆的收藏特点,进一步探讨了民族文物鉴定系统的各因素并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  民族院校博物馆  文物鉴定系统

      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博物馆3415个,其中行业性国有博物馆575个,在行业性国有博物馆中有5所民族院校博物馆,它们虽然所占比重轻微,但却在本行业中发挥着抢救、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宣传、展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和精神风貌,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研究、挖掘少数民族宝贵文化价值的重要作用。正是这个作用决定了民族院校博物馆在文物收藏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特点。具体说,民族院校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文物收藏专注于民族文物。民族院校博物馆的藏品以民族文物为主,具体来说,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民族院校博物馆以本区域内世居少数民族遗留的文物为主要收藏对象,兼收其他区域分布的少数民族遗留的文物。二、注重民族文化的专题性累积。民族文物种类繁多,在边疆和民族地区分布广泛,如一概而收,则无主次之分,更不利于彰显特色和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所以,民族院校博物馆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专题性累积,也就是说按民族文化题材分类征集,如可以按少数民族酒文化、宗教文化、服饰文化等专题进行征集。三、注重民族文物收藏的系统性。民族文物要发挥其为教育和科研服务的功能,就必须注重收藏的系统性,建立类型学模型。对某一专题文物的征集力求系统和完整,并建立模型数据库。只有不断完善系统性,才能增强民族文物研究的科学性,为教育和科研工作提供正确的依据。四、与民族教学、科研活动的互通性。民族文物的征集应与民族教学、科研活动互通,而不是封闭的博物馆行为。征集前要以教学、科研的需要为导向,明确征集重点,做到有的放矢;征集后要及时建立模型数据库,并形成专门的研究报告,为教学、科研活动提供重要参考资料。五、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为收藏的重要目的。民族院校博物馆的文物收藏不仅仅是民族文物的积累和展示,它要充分发挥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和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各民族师生通过观看专题民族文物展示,直观地追溯历史,了解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过程以及各民族的智慧和艰辛,从而增强民族团结,树立共同奋斗的理想。

      正式基于以上特征,民族文物的鉴定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真实的遗物才能说明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只有科学的鉴定方式,才能保证我们的研究结论发挥其真正的科学价值。文物鉴定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已有孔夫子鉴定“楛矢石砮”之事,《韩非子·说林下》载:“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雁往。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由此可见,战国时期已有文物的真伪鉴别了。传统的文物鉴定方式是以“目鉴”为主,“它是根据文物的器型、纹饰、款识、品貌等特征判定真伪及价值”[1]。因为文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些特定包含人类社会的文化、知能、科技水平、工艺技术、使用工具等等”[2],是在多维空间中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些特定构成了文物的特性,也为传统的鉴定方式提供了依据。民族院校博物馆的传统文物鉴定方式也是以“目鉴”为主,主要依靠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和校内外的相关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鉴定多以临时会议形式进行。这种鉴定方式有利有弊,其利为对于一般性的民族文物可以较为迅速地捕捉征集时机,一定程度上集中了集体智慧,形式简单,方便执行;其弊为对于识别难度高的民族文物,缺乏充分和科学的论证,鉴定方式简单,易产生误差,没有形成较为详细和科学的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问题,民族院校博物馆应加快建设科学、高效的民族文物鉴定系统。所谓文物鉴定系统,“就是由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鉴别、鉴选和鉴定所组成的稳定且具有一定的程序和功能,并且与博物馆其它职能发生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完整系统。构成文物鉴定系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对象因素,即是指鉴定具有固定文化含量的文物,它是构成文物鉴定系统的基础,也是必备的物质条件;二是程序因素,即是指在文物鉴定过程中所必须进行的鉴别、鉴选和鉴定过程,它是构成文物鉴定系统的方式,也是完成文物鉴定的方法;三是目的因素,即是通过鉴定程序对文物做出科学的确认,它是构成文物鉴定系统最终结果,也是检验鉴定工作水准的尺度。”[3]因此,对象、程序和目的因素是构成该系统完整性不可缺少的条件。

      民族院校博物馆文物鉴定的对象因素主要是指民族文物,它的定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有明确描述:“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就是民族文物。“所谓代表性实物,应该指有一定民族特点的,具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实物资料。”[4]宋兆麟先生将民族文物分成五大系列:一是生产工具,包括采集、狩猎、捕鱼、农业、牧业工具;二是舟车;三是手工工艺;四是神偶与替身;五是文字。这五大系列涵盖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内容,也为纷繁芜杂的民族文物大致归纳了类属。众所周知,少数民族文物主要分布在民族和边疆地区,种类繁多,流布广泛,有些闲置民间,有些仍然在使用,有些则面临消失。由于大部分民族文物经济价值相对于历史文物为低,长期以来无人重视,加上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民族文物的流失和消亡现象十分严重。为了更好地、高效地获取征集对象,民族院校博物馆可以建设民族文物征集系统,利用信息化传递的优势,及时获取民族文物信息。这个系统可以分为两级,即基层子系统和中央信息系统,通过计算机软件和网络将这两个系统联系起来。基层子系统可以由民族院校博物馆在拟定征集区域设采集点,提供基层软件和相应的技术支持。基层信息采集好后,通过互联网传至中央信息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确定征集对象。这个系统可以避免异地征集的盲目性,缩短征集过程耗费的时间和成本,使征集工作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其难点在于采集点的设立和信息录入的完整性。采集点的确立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建立,可以利用地县一级的文物、文化主管部门的合作关系,也可以利用当地经营文化艺术品的商人或文化艺术品收藏、爱好者的临时聘用关系,或是通过民族地区学生的家庭成员提供信息等等。信息录入的完整性也是基层子系统发挥作用的关键一环,它主要包括对象的名称、规格、质地、来源、用途、价格、民族归属、图片等信息,民族院校博物馆要对采集点负责人进行详细的培训,保证其录入的信息完整有效。通过建立民族文物征集系统,民族院校博物馆可以远隔千里搜寻民族文物信息,明确征集对象。 

      民族院校博物馆文物鉴定的程序因素主要是指民族文物的鉴选、鉴别和鉴定的方式和过程。以往的民族文物鉴定方式多以临时会议形式进行,虽然召集了相关专家,但因为时间仓促,对征集对象的前期考证不足,多凭专家的经验进行鉴定,基本没有使用大型科学鉴定仪器,所以鉴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是不稳定的。民族院校博物馆可以利用上述民族文物征集系统,充分发挥网络信息的作用,探讨建立新型的民族文物鉴定方式。使用该方式鉴定民族文物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馆院综合鉴定阶段。民族院校博物馆可以充分发挥周围的资源优势,与校内的科研院所建立比较固定的科学研究关系,利用民族文物征集系统的信息共享功能,与科研院所建设互动研究体系。博物馆通过中央信息平台对拟征集的民族文物进行鉴选,然后将这些文物的信息共享到科研院校的信息平台,由相关专家对拟征集的文物进行相关考证,并将考证结论共享到博物馆的信息平台,博物馆对相关专家的考证结论进行评估,由评估结果确定拟征集的文物清单,然后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现场鉴定。鉴定难度不大的民族文物,可以现场征集,并形成鉴定报告书。鉴别难度大的、价值高的民族文物,需要进一步提交到相关实验室,利用大型科学鉴定仪器进行鉴定,并形成鉴定报告书。通过鉴定的民族文物,即可被博物馆收藏,并办理相关手续。第二阶段是文博专业鉴定机构的复核鉴定。民族院校博物馆属于行业博物馆,在业务上受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这就为文博专业鉴定机构的复核鉴定提供了条件。民族院校博物馆可以加强与专业的文物鉴定委员会或专业鉴定机构的联系,并发展互动合作关系,阶段性地邀请这些机构的鉴定专家对已征集的民族文物进行复核鉴定并定级,对有异议的民族文物进行充分论证,总结专家意见,为以后的征集工作积累宝贵经验。

      民族院校博物馆文物鉴定的目的因素主要是指得出正确的鉴定结论并发挥其作用与价值。民族文物鉴定的目的就是要在鉴别真伪的基础上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并充分确认其文化内涵及其价值。民族院校博物馆征集的民族文物具有双重作用,一是通过实物及其背景文化展示,使师生能够直观地了解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文化的璀璨。二是通过这些文物的研究结论,补证历史文献研究的不足,从物证方面推动科学研究的进展,增强教学的效果和感染力。在程序因素中,我们曾经利用信息平台发挥了科研院校的学术资源,在目的因素中我们也可以将鉴定的结论与科研院所共享,通过建立民族文物数据库和模型,将文物信息及时传递给相关专家,作为科学研究的参考资料。通过这种互动性的科学研究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族文物的科学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民族院校博物馆的新型文物鉴定系统,是对象、程序与目的的高度统一。通过它,保证了民族院校博物馆在所属区域内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时效性、可靠性和科学性,为民族院校博物馆加强民族文物保护力度,加快形成自身特色,提高民族文化宣传和展示水平,推动民族文化的科学研究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系统保障。

      

      [参考文献]:

      [1] 陈肇庆.文物鉴定工作的几点思考[DB/OL].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0.http://www.cnki.net.

      [2]高至喜.从铜器鉴定谈文物鉴定的理论与标准问题[DB/OL].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1994-2010.http://www.cnki.net.

      [3]赵起超.关于文物鉴定若干问题的思考[J].科技资讯,2007(24):164.

      [4]王晓宝.关于文物鉴定问题的思考[J].北方文学,2011(5):180-181.

      [5]阮家新.近现代文物鉴定理论和方法的若干思考[DB/OL].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1994,2010.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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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宋兆麟.民族文物鉴定诸问题[J].中国博物馆,2002(3):37-39.

      [10]刘夫珪.浅谈文物鉴定内容与作用[J].戏剧丛刊,2006(4):76.

      [11]齐九玲.文物鉴定,必须传统鉴定科学化[DB/OL]. 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1.http://www.cnki.net.

      [12]刘东瑞.文物鉴定与鉴赏刍议[DB/OL]. 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1.http://www.cnki.net.

      [13]胡强,胡继明.现代分析仪器在考古学和文物鉴定中的应用[J].化学通报,1992(3):27-29.

      [14]刘东瑞.中国历史文物鉴定史略说[J].史学月刊,1982(6):5-11.

      [15]一言.中国文物鉴定市场现状调查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1.http://www.cnki.net.

      [16]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注释:

      [1]陈晨.科技手段解决文物鉴定诚信危机[DB/OL].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1.http://www.cnki.net. 

      [2]陈肇庆.文物鉴定工作的几点思考[DB/OL].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0.http://www.cnki.net.

      [3]刘静贤.论博物馆文物鉴定系统[J].博物馆研究,2008(3):83-87.

      [4]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5.

      作者:马健 甘肃兰州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博物馆馆员

  • 论当前形势下民族文物的征集——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田宇)

      【摘  要】 民族文物征集是民族类博物馆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面对国内民族文物的流失和民族文物市场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加快民族文物征集、保护是民族类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从民族文物的界定、分类、民族文物征集的原则、征集的实施、征集途径及民族文物征集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分析了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民族文物的征集工作。

      【关键词】 民族文物 界定 分类 征集 

      文物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指标,更是博物馆实现社会效益的基础。它为陈列展览、宣传教育和研究提供重要支撑。因此文物征集是博物馆核心工作之一。对于民族类博物馆也是如此。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族文物升值潜力的显现,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涌入民族文物市场,民族文物流失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加大民族文物的征集、抢救保护力度不仅是当前民族博物馆建设、发展的需要,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民族文物的界定与分类;

      1、民族文物的定义,目前说法甚多,比较权威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所下的定义:“民族文物是反映一个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具有本民族特色。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一个民族近现代的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是研究民族历史,特别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实物资料。……”[1]

      民族文物与一般考古历史文物一样,都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以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实物见证,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时期各民族的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其历史和科学价值都是同样重要的。

      2、关于民族文物的时间界定,一般我国文博界过去普遍将民族文物的上限定在1840年,下限定在建国之初或1966年。在上限之前的民族文物定为历史文物,“文革”后制作的定为参考品之类的等外品。笔者认为民族文物与一般考古历史文物不同,它是一种活态、发展的文化,任何时期制作或使用的、能反映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具有一定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实物资料,都应属民族文物。它反映了某一阶段或某一历史时期该民族的发展情况。因此,民族文物的下限可适当放宽。各馆可以根据自己情况进行设定。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3、民族文物的范畴十分广泛,根据我国民族分布和民族文物状况,民族文物征集范围应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文物。根据功能大体可以分为:政治军事、生产用具、生活用品、交通工具、人生礼俗、宗教信仰、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竞技等方面,其中包括不可移动的文物,如各民族传统民居、宗教性质的建筑物、寨门、井亭、铁索桥等。

      二、民族文物征集的原则

      (一)、明确文物征集的目的

      1、文物征集要从博物馆的性质出发。不同性质的博物馆应收藏不同性质的藏品,因而也就有不同的征集对象和范围。博物馆应根据自身定位,有针对性地制定文物征集的短、中、长期计划,以构建符合博物馆性质的藏品体系。作为民族类博物馆,主要征集对象就是民族文物。                                        

      2、要从保护民族文化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实际出发。民族文物是各民族自古以来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资料。各民族无论大小,都有着悠久历史,并有着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有反映本民族特点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民族文物不仅纪录了各民族的历史,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2]

      20世纪70年代以前,民族文化变化甚小,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民族文物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能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民族文物正在快速消失。同时,随着民族文物升值潜力的显现,许多民间资本开始流入民族文物市场。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专门从事民族文物买卖的商贩,他们深入民族地区甚至是扫荡式收购,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许多珍贵的民族文物流入西方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加上我国目前对民族文物还缺乏统一的认识,没有一部针对民族文物保护的全国性法律法规,而一般文物保护法对民族文物的可操作性不强。由此造成民族文物的流失。

      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对民族文物征集和保护更是民族博物馆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在文物征集中,对于几近消失的珍贵民族文物应首先考虑,以避免这些珍贵文物湮没损失。

      3、要从陈列展览的需要出发。国家实施免费开放后,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博物馆所担负的重要社会职能之一就是要通过陈列展览、宣传教育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补充藏品,不断更新和充实陈列内容,提高陈列水平。因而就要求文物征集必须从陈列的需要出发,做到有的放矢。

      (二)、注重文物征集的系统性、完整性、成套性和代表性。

      文物征集不是临时或短期突击性的任务,而是一个长期、经常性的工作。如果一个博物馆停止了文物征集,那就成了一潭无源的死水,必然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即使一个馆在建成后,仍需不断地补充新的藏品,才能保证博物馆正常业务的开展和水平的提高。

      有些博物馆在征集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这样不仅造成了藏品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而且亟需征集和保护的文物最后却因经费问题没能征集到。所以在文物征集时应充分考虑到文物的系统性、成套性、完整性和代表性。

      ⑴、系统性

      民族文物的征集无非两条线索:一条是历史的纵线;从这一角度出发,征集对象就应该包括能反映某一民族或该民族某一方面(如政治军事、生产生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艺术、宗教信仰等)在社会各历史发展阶段的各种代表性实物或文献。如苗族的翻地农具很多,有尖木棒、木插橇、脚踏犁和牛拉犁,它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的,分别是火耕、耜耕和犁耕的代表性农具。[3]经过系统的征集后,在陈列或研究时就能给人一种清晰的历史脉络。

      另一条则是空间的横线。从这一角度出发,主要征集对象指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或某一民族不同支系在某一方面的不同的民族文物。从而便于对各民族进行比较研究,在陈列时也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同是织锦,侗族的织锦多采用通经通纬,双面起花,且多为素锦,给人以素雅大气之感;而壮锦多采用通经断纬,单面起花,且多为彩锦,色彩艳丽。都具有非常典型的民族特征。

      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现实,两者兼而有之从而构成纵横交错的时空脉络,这样才能对某个民族或社会形成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⑵、完整性

      文物征集的重点应放在本馆藏品的空白和薄弱环节,以尽可能地填补空缺。例如广西民族博物馆馆藏主要以广西少数民族为主,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民族属于跨省或跨境民族,要全面反映这些民族文化,就必须突破地域的限制开展征集。如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但在周边省份或国家如广东、湖南、云南及东南亚、美国等均有分布,要全面、完整地反映瑶族文化就必须有计划地填补这些地区的馆藏空白。 

      ⑶、成套性

      民族文物具有一般文物的特点,但也有别于一般文物。一般文物如考古遗物、历史文物等由于其埋藏在地下或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残缺不全;而民族文物多属近现代文物,许多仍在使用。这是民族文物相对一般文物所具有的优势。因此在征集民族文物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成套性。例如一套完整的金秀盘瑶妇女服饰就应该包括头巾、上衣、披肩、胸饰、裤子、围腰和银饰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缺少一项,这套文物就不完整,其文物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对于文物的提用和研究也会造成不小的麻烦。

      同时还应该考虑某一民族在不同时间、场合、年龄、身份等所使用的不同文物的征集。例如同一民族的夏装和冬装,普通装和盛大节日的着装、已婚和未婚着装就有很大的区别。这些都是征集民族文物时应该充分考虑的。

      ⑷、代表性

      博物馆藏品的丰富与否主要不在于藏品数量的增加,而应着重藏品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的丰富。[4]在征集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文物的代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由于民族艺人或工匠个人所掌握的工艺技法、熟练程度、领悟力的不同,必然导致文物的艺术性、品相和价值等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征集过程中,鉴选品相好、艺术价值高和代表性的民族文物就很重要。

      (三)、民族文物的征集必须以研究为前提;

      我国地大物博,有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各民族聚居区的地理环境、气候、自然条件的区域性差异非常大,导致民族文物分布的地域性、差异性均很强。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民族在物质、精神文化千差万别、丰富多彩。以服饰为例,如赫哲族的鱼皮衣、满族的旗袍、侗族的亮布、黎族的树皮衣,在材质、款式、制作工艺等方面就有着很大的不同。

      即使是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由于历史上的迁徙,民族间往来、融合,也导致他们在物质、精神文化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例如同是瑶族,盘瑶、花篮瑶、坳瑶、尖头瑶、蓝靛瑶、布努瑶等在服饰、习俗等方面就存在很大的不同。

      因此,作为民族文物工作者,在征集前,必须对当地民族发展史、支系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文物的分布做到心中有数,制定完整详实的征集计划,这样才能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征集工作。

      三、民族文物征集的实施

      民族文物的征集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专业性。很多博物馆通常由保管部或典藏部、基础工作部负责实施。这些部门往往具备大部制的职能,集研究、征集、展览于一体,这样便于工作的开展,也符合征集为研究、展览服务的宗旨。

      文物征集通常分为基础性征集和结合展览的临时性征集两大类。

      (一)、基础性征集。

      根据博物馆性质、功能定位及建设、发展的需要,制定短、中、长期征集计划。短期计划一般是一年。中期计划一般为五年。长期计划为十年以上。针对博物馆定位,树立整体目标,构建藏品体系。基础性征集又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根据地域开展的征集:包括三种开展形式:①以板块进行划分,如西北、东北、西南、华南等;②以省份进行划分,如广西、海南、云南、湖南、贵州、新疆等;③以民族聚居区进行划分,如大瑶山地区、左右江流域、凉山地区、湘黔贵三省侗族文化圈等等。这种征集方式给人清晰的空间地理概念,能通过一次或多次的征集将区域内的主体民族进行全面的征集,整体上可以节省征集时间和成本。

      2、根据民族开展的征集:通常是结合专题性的展览或研究开展的单一民族、有针对性的征集。这种征集项目的民族性、方向性、研究性都比较强。如苗族、瑶族、壮族、蒙古族等,这也就需要征集者对该民族的历史、支系、分布、发展等情况非常熟悉。

      3、结合课题研究成系列地开展征集工作。这种征集突出专题性、系统性和研究性。通常是以文物功能划分开展的征集,如织锦、背带、银饰、服饰、农具等调查及征集。这种征集便于进行民族间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同时能取得征集和研究的双重成果。例如广西民族博物馆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民族村寨调查项目开展征集的同时,出版了《广西民族村寨调查》;结合广西近代建筑调查开展征集的同时,出版了《广西近代百年建筑》等。

      (二)、结合展览开展的临时性征集。

      这种征集具有目的性、临时性强的特征。通常是在熟悉馆藏的前提下,根据展览大纲所需展品清单开展有针对性的征集。

      四、民族文物征集的途径: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文物意识的提高,加上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火爆和电视媒体鉴宝类节目的炒作,许多民族文物开始流失。为保护抢救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除了加大资金投入和开展实地征集外,还应积极寻求多种途径、多种渠道开展征集。

      (一)、调拨、接收:

      这种征集方式通常是政府行为,带有行政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可以调拨全国的国有馆藏文物。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可以调拨本行政区域内其主管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这种方式最为直接,而且量大。如广西民族博物馆于2007年接收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调拨的各类民族民俗文物5200余件(套);2008年接收了广西文物商店调拨的各类民族文物近600件(套)。这些构成了广西民族博物馆早期藏品的基础。

      (二)实地调查征集:

      1、结合田野调查、深入民族村寨开展征集。

      这是民族文物最主要的征集方式。它要求征集者必须具备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基本素质,知识视野应尽量开阔,对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及自然科学都要有所涉猎,同时掌握多种技能,如记录、录音、摄影、测量、绘图等。还要善于沟通,做好吃苦的准备。

      为使征集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应做到:首先在征集前查找相关资料,如地方志、民族志及相关书籍、文章。对当地情况、民族分布、文化等做到心中有数。其次在征集过程中应联系好三类人群:1、民族专家、学者。他们有着渊博的学识,甚至很多就属于本民族。他们长期从事理论和实践研究,对民族历史、发展、物质和精神文化等非常熟悉,可以给予很多指导性意见,从而进一步明确哪些是代表性民族文物,哪些需要补充征集等。2、当地博物馆或文管所。一方面他们长期在基层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民族分布、民族关系、习俗、文物情况最为熟悉、了解,可以给予我们方向性指导;一方面他们跟村民非常熟悉,便于打开工作局面。大多数情况下,村民对陌生人往往存有戒心,珍贵文物不轻易示人,有了当地博物馆同志的联系,能给征集工作带来很多便利。如广西民族博物馆在海南民族博物馆、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湘西自治州博物馆同志的带领下,征集到海南清代三连幅鲤鱼跃龙门龙被、贵州剑河苗族锡锈衣和民国土家族嫁衣,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民族文物。如果缺少他们的指引,我们只能空手而归。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和优秀代表,从品相、款式、工艺技法、民族特征等各方面都能作为该民族的代表。这样能大大节省时间。

      实地田野调查征集的优点是:1、可以根据展览、研究的需要,进行相关附属信息的采集,如村寨、节庆、服饰穿戴、民居建筑、礼仪等各方面的照片、录音录影资料等,这些作为文物的辅助材料,能进一步丰富馆藏,充实陈列内容。2、可以确保所征集的藏品信息详实可靠;3、可以根据实际进行灵活的调整;4、由于是征集者亲自参与的征集,他们熟悉藏品征集的来龙去脉和相关信息,这样便于今后藏品的建档立账;5、积累田野调查经验,为今后民族文物的鉴定、挑选、征集等打下基础。缺点是:实地田野征集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同时在征集对象上会与当地博物馆存在重叠、冲突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2、古玩市场和藏家;

      随着人们对于民族文物价值的认识,大量民族文物也开始出现在古玩市场、交易市场或集中在藏家的手中。如贵州凯里金湖市场、桂林古玩市场、湖南王村、永州古玩街等。民间藏家一方面介入民族文物时间比较早,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收集。很多村民因为看病、小孩上学等原因将家传几代的民族服饰、银饰、织锦、家具等廉价出售。而当时很多县(市)级博物馆一年经费只有几千块,维持运营都非常困难,更谈不上文物征集;一方面民间藏家在征集方式上非常灵活,没有复杂的征集手续。早期他们深入民族村寨,用市场上的新布或新衣服跟村民换取所谓的“破烂”。这样大量民族文物就集中在少数藏家或国外藏家手中。例如,我们在湘西调查土家织锦时发现,大量早期土家织锦集中在少数藏家手中,很多纹样已经失传,甚至织锦传承人都必须从他们手中购买样品以仿制。

      因此定期或不定期去古玩市场征集应该是征集部门常态化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与藏家建立良好的关系,一方面可以通过他们征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一方面他们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实践证明,这种征集方式能大大节省成本,而且高效,不失为一条征集的捷径。

      当然这种方式也存在不少问题:1、由于民族文物在藏家手中可能已经多次易主,其信息准确性就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具备丰富的田野经验加以辨别;2、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很多古玩市场上出现了仿制、做旧的民族文物。以笔者曾见过的多幅海南龙被为例,由于市场的炒作,龙被的价格已远远超出本身的价值。有的甚至叫价十几万、几十万,由此出现在清末民国的底子上用新的绣线绣成的龙被,再用高锰酸钾做旧,或其中两幅为旧品,另一幅为拼凑的情况,这就需要具备文物鉴定的知识和经验。

      3、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近年来,国家逐步加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力度,公布了一大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人名录。每年还会举办各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如东盟博览会、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这些博览会往往集中了民族民间传承人,他们带来或现场制作的许多东西也不失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同样具有收藏、研究价值。

      (三)、委托征集;

      即通过签订征集协议,委托各县市、外省及国外兄弟文博单位开展代理征集的方式。它可以大大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缺点是缺乏征集的自主性、灵活性。

      (四)捐赠;

      利用电视、报纸、网站等媒体发布相关征集消息,鼓励民间捐献,或优先出售给民族博物馆收藏。同时发予证书,并在媒体加以宣传,营造社会共同关注民族文化,共同守卫民族精神家园的良好氛围。

      (五)、拍卖;

      通过拍卖会征集珍贵的民族文物。当然这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和权威的鉴定,应当量力而行。

      五、民族文物征集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物原始资料的完整性。

      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文物本身,它还与文物所附属的信息息息相关。民族文物也是如此。一面普通的旗帜很可能上不了级别,甚至可能被划为参考品;而“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大纛”(广西民族博物馆藏)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则被定为一级品。因此在文物征集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相关信息的采集,这样才能揭示民族文物的内涵,认识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由于民族文物多是近现代的实物,离我们比较近,很容易知道其用途和来龙去脉。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文物征集工作者往往忽视了文物原始资料的填写。而等到文物建档,或陈列、研究,面对成百上千件文物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文物征集时做好原始资料的记录,不仅方便文物的建档,更为今后文物的提取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重视对近现代、尤其是当代民族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征集和保护。

      目前,国内对民族文物的还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重古轻今,对少数民族历史文物比较重视,但对近现代、尤其对当代文物则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认为这些东西随处可见,随时都可以征集。然而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尤其是近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传统工具迅速变成“文物”。已很难找到完整的实物。同样,许多看似司空见惯、平常无奇的物品,也在不知不觉中衰落消失。在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对转瞬即逝的民族文物进行抢救是博物馆尤其是民族博物馆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

      2、重有形轻无形,在传统的以实物为基础的建馆理念的指导下,有形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无形文化的保护则被弱化或边缘化,导致博物馆只见有形不见无形的状况。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更容易消失。例如一些民族乐器,随着会制作、会演奏的老艺人的去世而面临失传。即使文物本身保存下来,也只是一件“死”的没有生机的“出土文物”。重视和加大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已然成为世界博物馆界的共识。

      (三)、学习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习惯。

      我国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这就要求在征集前对民族政策、禁忌、信仰、习俗进行充分的学习、了解。例如在宗教、祭祀场所如佛教寺庙、回族的清真寺、侗族的萨堂内就不要大声喧哗,未经许可最好不要拍照,其次不做有损民族团结的事。最后,应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意愿,切不可强买强卖。很多民族都有老人去世时,要将其生前使用的服饰、被面、用具等烧掉或陪葬的习俗。侗族、苗族、瑶族、壮族等民族小孩背带象征着灵魂,这些都不会轻易出售。另外,在征集工作中,随身带有烟或糖果对打开工作局面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也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在民族文物保护法尚未健全,民族文物的界定、分类、定级等尚未统一的情况下,作为民族类博物馆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为己任,应该自觉加大对民族文物的征集和保护力度,同时对在民族文物征集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应尽量避免,对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纠正。这样才能使民族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页10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2]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3]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4]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页139。

      作者:田宇 广西民族博物馆 530028

  • 博物馆讲解艺术初探(温科学)

      摘要:讲解是博物馆工作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手段,亦是博物馆学最为关注的内容之一。本文从讲解工作的特点、讲解员的造型艺术、讲解语言艺术、讲解方式方法等方面入手,探索博物馆讲解艺术。

      关键词:民族学博物馆 讲解 艺术

      近年来,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其教育职能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博物馆在互联网上打出公开招聘志愿者、讲解员的公告,这一行动立即引来众多有志青年。一时间,“讲解员”成为互联网上点击率较高的词语之一。如此众多的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投入到讲解事业中来,对我国博物馆讲解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想讲得好不易,需要从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探索。

      一、讲解工作及其艺术特点

      讲解工作是以博物馆陈列品为依据,由讲解人员进行提炼、选择,运用语言艺术、讲解技巧和真挚的感情,直接向观众有针对性地传播知识和信息的一种教育活动[1]。因此,讲解工作应该包括讲解技能和讲解艺术两大部分。

      讲解技能是讲解员必须掌握的,且与陈列展览内容直接相关的基本知识技能,包括对讲解词的熟练程度、对陈列展览设计的理解程度等。而讲解艺术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精益求精、锦上添花。如果说讲解员掌握了讲解技能,仅仅是做完讲解任务而已,那么只有当讲解员具备了讲解艺术的时候,他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一个讲解员的讲解只是完成接待任务,那么他的讲解不会给观众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你的工作职责,理所当然。相反,如果讲解员的讲解抑扬顿挫、充满激情,令人意想不到的话,就会使观众产生共鸣,对讲解内容记忆深刻,长久不忘。这正是一名优秀讲解员所追求的,所希望产生的最佳讲解效果,也正是讲解艺术重要所在。

      博物馆作为一种事物的运动形式,可以说自始至终是围绕着“物”进行的[2]。同样,离开了实物的讲解不能称其为博物馆的讲解,只不过是文物、标本的介绍罢了。博物馆讲解工作必须通过实物向观众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服务于观众。这就要求讲解员在讲解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讲解员并不是观众最终要欣赏的对象,观众要观看的是陈列品,而不是讲解员本人,讲解员不可以哗众取宠,本末倒置,过度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讲解的中心不能离开文物、标本太远,不能脱离陈列一味发挥,选用的故事要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甚至把讲解变成故事会或者讲评书等。民族学博物馆的讲解就要以民族学文物为基础,还原这些文物展品曾经生存的文化情景和历史源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畲族女装,讲解员在讲到这件文物时,除了介绍服装的面料、刺绣等工艺外,常常会根据观众的听取情况,临时加上一段关于畲族三公主凤凰装的故事,来增强趣味性,加深观众对这件畲族传统女服凤凰装的理解。这样的讲解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但是,讲解员在故事的使用上要格外小心,穿插得过多或者不当,会适得其反,“让文物说话”才是讲解的最高艺术。

      博物馆讲解是以观众的接受能力为前提,通过互动式的双向交流完成的。这就要求讲解员以平等的思想、知识和情感交流,关注、研究不同观众的艺术接受能力、知识水平、风俗习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给予不同的讲解方式、方法和风格,唤醒观众心灵深处对艺术魅力的共振,激发他们的审美创造力,构建文物标本和观众之间交流的桥梁,使得文物标本、讲解员和观众三者之间达到和谐的境界。例如:下面一段文字记录了某博物馆讲解员在介绍清代满族八蟒袍时的情形: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件清代满族的官服。一般啊,蟒袍三品以上绣九蟒,四至六品绣八蟒,七品以下绣五蟒。大家数一数,我们这件是几蟒啊?”讲解员通过这样的设问,让观众们都跃跃欲试,有的说五蟒,有的说是九蟒,有的眼尖看到说明牌上写的八蟒,就说:“牌上写着呢——八蟒”,大家相视一笑,讲解员接着问:“八蟒,那你说说哪八蟒?”这下问住了他,他只有挠挠脑袋,不好意思地说:“还是您来吧。”讲解员抓住主动权之后,就一一指出八蟒的具体位置。

      这样的讲解不仅得到了观众的信任,也搭建了与观众沟通的桥梁,营造了和谐的气氛,引起了观众心灵的共鸣。

      讲解艺术还具有灵活性特点,这就要求讲解员因时制宜、因人而异、因地制宜。观众的背景不同,讲解的时间不同,讲解的内容、重点也就不同。灵活的讲解在于触景生情、随机应变,以不变应万变。民族学博物馆的观众除了普通观众外,可能还会有民族学专业的专家学者或者某一族群的观众。面对这么多层次的观众,讲解员须做到灵活处理,逐渐形成几套独特的讲解风格。

      二、造型艺术与讲解员的姿态、着装、美容

      讲解员在对观众进行讲解时,观众欣赏的是讲解员与文物、标本一同构成的一个整体,既有对文物、标本价值的赏析,又有对讲解员的文化修养、服饰、仪表、行为方式的品味。一名讲解员端庄的面容,得体的着装,健美的体态,本身就给观众一种美的感受。因此,讲解员的姿态、着装、美容等造型艺术也是讲解艺术的研究内容之一。

      造型美不仅是生理方面的条件,如:身高、长相等,还有精神素养方面的因素,如:气质、风度等,是对讲解员生理和精神面貌的综合要求。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⑴五官端正,眉目清秀;⑵身材苗条,四肢协调,女性身高1.60米以上,男性1.70米以上;⑶衣饰穿戴整洁大方,不庸俗,不赶时髦,以端庄雅致为标准;⑷气质风度较佳,行为举止庄重典雅,不卑不亢[3]。

      讲解员想要通过讲解给观众带来文化的熏陶、美的享受和休闲的愉悦感,自己就要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因而讲解员应该注意保持得体的姿态,抬头、挺胸、收腹,不要弯腰驼背。在给观众讲解的时候,要面对观众或是半侧身讲解,不要背对观众。端庄、得体的姿态,靠的是讲解员自身气质,故作姿态是得不到观众的好感的。

      人类的服装、美容,除了有遮羞蔽体、掩饰保护等实用之外,更被人类赋予了精神功能,使之成为人类心灵的外化表现。服饰的美感,不单纯在于款式的新颖、色彩和构图的绚丽,还要与着装人的体形、气质及活动环境和谐,是实用功能与美感的统一。参观博物馆的观众通过讲解员的讲解来感受文物美,因而讲解员的着装、美容应与文物、标本美相辅相成,这样才能对讲解艺术的实现起到积极的作用。讲解员的着装、美容,既是对文物、标本美的点缀与延伸,又是博物馆社会形象的表征。具体来说讲解应做到以下三个和谐:

      1、着装与美容的和谐。一名讲解员接待观众时,穿着整齐的服装,梳着时尚的发型,配以流行的妆束,一股清新之风便会迎面而来,给观众一种美的享受。倘若服装、发型与化妆之间不协调,就会破坏整体的美感,因而着装与美容要达到整体的和谐。

      2、着装、美容与人的和谐。服装的款式、色彩、质地、装饰物等要素之间的搭配应有统一的风格,同时还须与穿它的人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化妆也是一样,我们在一个面无表情的模具上,是看不出它是否有生机的。只有在活动的讲解员脸上,才能看出是否具有活力与美感。

      3、着装、美容与博物馆的和谐。讲解员的讲解是在博物馆的特定环境中进行的,因而讲解员的着装、美容应该和博物馆展厅等具体环境和谐一致。一方面,讲解员的着装、美容要与博物馆展出的文物、标本本身相协调,不能过分突出,抢了文物的眼;另一方面,讲解员的着装、美容要与博物馆建筑、陈列设计等具体情景相和谐,着装、美容不要破坏这种情景,既要审美又要实用功能。

      民族学博物馆讲解员的着装与美容,可以是着正装、化淡妆,当然也可以是着某一民族的传统服装、化这一民族的传统妆容。总之,讲解员的着装、美容与造型艺术要兼顾“三个和谐”,同时注意自身修养,才能够在观众面前塑造出良好的形象。然而,给观众留下良好的印象,只是做好讲解工作的第一步,还要在讲解语言、讲解方式方法等方面加强,使得内外两方面达到和谐统一。

      三、讲解语言艺术

      讲解员是运用语言向观众讲解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人们常说:“讲解员是靠语言吃饭的。”因此,熟练掌握讲解语言艺术是讲解员必备的基础技能。讲解的语言既有有声语言,又有手势、表情等无声语言(身体语言),两者结合则构成了讲解语言艺术的特征。

      (一)有声语言艺术

      讲解员要使用标准普通话讲解。普通话以北京方言为基础,是我国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一种语言,民国时期即被定为官方语言,可以说普通话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因此,普通话都是讲解员进行讲解的工作语言,是每一个讲解员必须掌握的基本功。简单地说,要注意以下几点:⑴注意多音字与同音字,普通话中有大量的多音字与同音字,讲解员平时要格外注意,经常查字典,读准确;⑵注意音变,普通话的音节与音节、音素与音素、声调与声调,由于互相影响,会出现音变现象[4],音变主要有儿话与变调等。普通话有着无以伦比的音韵之美,只有苦练基本功,熟练地驾驭它,讲解员才能将历史画卷有声有色地展示给观众,给人以启迪和享受[5]。

      讲解员应正确掌握和运用语调、重音、节奏、呼吸发声和吐字归音,并将他们有机结合,为取得最佳讲解效果而采取的表达方式[6]。

      每一个讲解员对博物馆陈列设计的理解都是不同的,讲解员根据自己的理解程度,通过不同的语气和声调,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这就形成了讲解语言艺术中多种多样的语调艺术。常见的语调主要有平调、升调、降调和波浪调四种,讲解员在掌握这四种语调时,应该结合本馆实际,揣摩讲解词,准确判断并恰当使用讲解语调:①平调,这种语调语气比较平稳,没有声音明显的高低变化,多用于叙述或者说明,是讲解员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语调;②升调,语调由低逐渐抬高,一般用于设问、反问、感叹等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情绪比较激昂的语句中。通过语调的变化,达到引起观众注意的效果;③降调,语调由高到底,用于庄重、肯定、请求等语句中;④波浪调,就是语调如波浪一样,或先升后降,或先降后升。多用于幽默、怀疑、话外有话或正话反说等场景。上述四种方法,一般情况下都是综合运用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使用,积累经验,才能用起来得心应手。

      讲解重音,其实就是指在一句话中为了强调、突出重点,而把某些词读得很重,能够加深观众印象,达到良好的讲解效果。讲解重音运用方法有:增强音量(声音强度)以强调语意,增强声音力度以突出语意,夸大音调值以取得强调重音效果三种[7]。

      讲解员讲解时,语速形成高低缓急、快慢强弱的节奏感,深刻地体现了讲解的艺术感、韵律感。讲解节奏的确定首先应该从陈列的内容考虑,其次是观众的构成。陈列的内容,是讲解内容的核心,因而讲解时语速的快慢、语言的韵律,必须遵循陈列内容和讲解内容所设定的情景,急缓高低保持一致性。同时,我们讲解的对象是博物馆观众,观众的接受能力(年龄、兴趣影响着接受能力)、参观时间也决定着讲解员讲解的节奏快慢强弱。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学博物馆的讲解员能使用一两句当地民族的语言,也许是一句问候,也能拉近讲解员同观众的距离。

      (二)无声语言

      讲解员与观众的交流除了有声语言外,还有无声语言(身体语言)。无声语言包括讲解员的眼神、手势等。手势、眼神等动作、表情,也可以说是讲解员的造型,但是它们更多的含有语言的性质,可以为讲解员表情达意。

      手势可以帮助讲解员传达某些信息,给观众以导向,弥补了有声语言的不足,加深了观众的理解。手势的运用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必须伴随着讲解员的有声语言,自然恰当地指向文物、展品,讲有所指,讲哪指哪。指向文物、展品时,要注意指的位置应该在文物、展品的一角,防止手指遮挡住观众视线。此外,在很多博物馆里,已经开始使用指示灯代替纯手势来进行讲解。这种指示灯能够透过玻璃,更为准确地指在文物、展品上,对讲解效果大有好处。但是要注意的是,防止光线对文物的损害。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眼睛对人们沟通交流,表情达意有着很深影响。初次与观众见面时,眼睛应该是热情、诚恳的;讲解过程中,眼睛不要左顾右看,分散观众注意力,应该积极配合讲解。面部表情也是要配合讲解工作,不要过分夸张,自然、得体,使得有声语言与无声的表情紧密切合[8] 。

      四、讲解方式、方法

      讲解工作是讲解员与观众通过语言而发生的情感与心灵的交流,这种交流由双方共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因此,讲解员应随时随地观察体味不同观众的心理特征与心灵所需,并结合自己的特点,总结、归纳并选用不同的讲解方式、方法,以丰富自己的讲解艺术,更好地为观众服务[9]。

      讲解方式是由文物标本、陈列、讲解员和观众四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的,具有不同模式的讲解途径与手段。而讲解方法是为了完成讲解而采用的手段与途径,比讲解方式更具有随意性。例如,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宗教文化厅讲解员在讲到藏传佛教的转经筒时,总会让观众试着转动展厅内陈列的两个大转经筒,并结合讲解转经筒上的八宝纹饰、六字真言,让观众通过手动、耳听,这种与观众互动的做法,能够调动起观众的兴趣,但只是讲解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还构不成一种规律性的模式,只是讲解的一个方法。因此,讲解方式比讲解方法带有更多的规范性质,是一种模式化的方法。

      讲解方式按照讲解媒介的不同,讲解语言的不同,讲解内容的不同划分不同的种类。按讲解媒介分,讲解可以分为人工讲解、录音讲解和电视讲解三种:人工讲解就是由讲解员直接面对观众的讲解;录音讲解主要通过现代技术手段,统一录制好讲解,随着声光同步控制,随着观众的参观播放;电视讲解就是在录影厅内循环播放的声像讲解,它的好处是有图像,形象生动。按讲解语言形式分,同时兼顾讲解对象,讲解可分为交谈式、讲演式和课堂教学式三种:⑴交谈式讲解就是讲解员与观众双方通过交谈的方式,完成博物馆陈列全程的接待任务,观众在听的过程中,结合讲解员的讲解,会对文物、标本产生一些观点、问题,观众提问,讲解员解答,就形成了讲、听双方的交谈,当然,讲解员也可以设置一些问题,让观众回答,讲解员最后再作以总结、点评,但讲解员仍要掌握交谈的主动权,即便是交谈也要以讲解员的“讲”为主,否则就真的是交谈而不是讲解了;⑵讲演式讲解,这种讲解方式类似于讲演,煽情性很强,观点鲜明,语言连贯,一气呵成,主要适用于人数较多的观众,或者是革命、纪念类文物陈列展览使用;⑶课堂教学式讲解,这种讲解类似于教师课堂讲课,观众与讲解员单纯是听讲的关系,这种方式的讲解适用面比较窄,一般仅适用于为学习某方面知识专程前来的观众,特别是学生,因此,这种方式讲解,对文物展品的文化内涵揭示上要有专业深度。按讲解内容分,讲解方式分为:全景式讲解、总介绍式两种:⑴全景式讲解是讲解员在观众参观过程中全程跟随,引导观众参观,并按照陈列顺序进行讲解;⑵总介绍式讲解是在观众参观之前,先总体介绍博物馆陈列的内容,概括文物标本的主题思想并激发观众参观兴趣,使观众对展品有一个总体印象,主要适合于人数较多参观时间较短的团体观众。

      就大多数观众而言,由于参观时间有限,而与展览、展品有关的信息量又非常大,讲解员不可能把所知道的内容全部讲出来,要学会适度取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人施讲”(或者以人为本)[10]。“因人施讲”,是目前博物馆普遍采用的讲解方法,就是要用什么样的语言,讲什么样的内容,都要依照观众是什么样的人。“因人施讲”表面上很难判断观众的类型,其实,我的实践工作告诉我: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通过几分钟的讲解,我就可以从观众的表情、动作来判断他是否在认真听我的讲解,对什么比较感兴趣,即所谓“察言观色”[11]。通过察言观色,我再做下一步的打算,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五、结语

      综上所述,博物馆讲解艺术是实物性、互动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讲解员的讲解应该服从于这三个特点,讲解员也应该善于将这些特点巧妙地运用到工作中,不断提高讲解水平。在博物馆里,观众欣赏文物的同时,也在欣赏讲解员。讲解员的姿态、着装、美容等造型美感,就融入到博物馆整体艺术表现中。讲解员应该熟练地掌握语言艺术,讲解语言艺术包括有声语言和无声(身体)语言。讲解员的讲解,不是依讲解员的兴致,随意讲解,而是要按照一定讲解方式方法进行的。

      当然,讲解员的阅历、性格、教育程度、修养气质等背景不同,在讲解实践过程中,对文物展品、对讲解方式方法的理解也不同,逐渐会形成适合自己的讲解风格。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是长期积淀于讲解员的实践之中,形成一种持久的,较为稳定的习惯性行为。这种风格的形成,需要讲解员勤学苦练,不断琢磨,在追求个性化的同时,做到讲解风格的大同小异。

      

      注释:

      [1]国家文物局:《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49页。

      [2]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3]马青云、贾志强、杨维中:《讲解艺术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页.

      [4]国家文物局:《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5]尚晏芝:《浅谈博物馆讲解员的语言技能》,《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23日第6版。

      [6]范新平、史进平:《讲解员应研究些什么》,《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2日第6版。

      [7]国家文物局:《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8]国家文物局:《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9]马青云、贾志强、杨维中:《讲解艺术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8页。

      [10]黄琛:《讲解中容易被忽视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11日第6版;胡萍:《民族博物馆讲解工作探析》,《中国文物报》2005年04月15日第006版。

      [11]唐琳:《“察言观色”在讲解艺术中的作用》,《中国文物报》2006年2月17日第6版。

      作者:温科学 辽宁省博物馆 文博馆员 沈阳 110013 研究方向:博物馆学、民族考古学及辽金元明清历史文物。

  • 民族博物馆文化产品与产业开发刍议 ——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谢睿)

      摘要:博物馆以开发民族文化产品为基石、支撑和依托,最终汇聚成文化产业。本文试从民族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的意义、实践和存在的相关问题、初步的解决办法来讨论民族博物馆产业开发这一命题。

      关键词:民族博物馆文化产品 文化产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文化产品”下有这样一个定义: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同并影响文化行为。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文化产品”首先是一种消费品,既然是消费品那么必须通过流通才能获取。博物馆的文化产品主要指的是以博物馆资源为依托,通过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相关环节来实现价值的一切产物。这是一个广义的定义。除此之外,在博物馆行业内还有着一个狭义的定义:博物馆文化产品是指博物馆依托自身的文化资源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它主要通过物的形式使公众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从博物馆带走可供回味的纪念物,满足公众“把博物馆带回家的愿望”[1]。从这里可以知道,博物馆文化产品在博物馆服务与公众需求之间处于内外衔接的中心环节,是博物馆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体现,是博物馆社会作用的延续和社会效益的放大。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和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是近年来兴起的朝阳产业。这一词汇由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于1947年首次提出[2]。文化产业从一诞生起就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存储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采取经济战略,其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单纯为了促进文化发展。”我国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行业总称,其特征是以产业化手段来发展文化事业,以文化为资源来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文化产业在当今世界的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作为生产要素的文化已无处不在地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进程。

      广西民族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与其他部分有着许多相通的共性,并具备中华民族文化的总体特征和基本内涵。然而广西民族文化又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我们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趋势来看,文化资源是广西最重要、最可宝贵的资源。可以说,广西是一个民族文化资源富矿,而且这些丰富而独特的资源正适应和吻合了现代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特征、要求、方向及趋势,蕴藏着极高的经济价值,我们必须用经济的眼光来审视和梳理我们的文化资源,要站在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和自然赋予我们的独特优势。

      广西是多民族自治区,除汉族外,境内还居住着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族等世居民族,此外还有布依、满、黎、蒙古、土家等民族。其中,壮族是全区人口最多的民族,有1600多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广西少数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开拓祖国南方宝地的同时,也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他们各自的语言、服饰、建筑、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喜庆节日、民间艺术、工艺特产、民族餐饮等,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其中如壮族杆栏式建筑、苗族吊角楼形成典型的民族建筑景观,众多的民族节日、民族工艺美术、民族饮食等多个领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民族文化特色。

      广西民族博物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一座民族类专题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是广西第三个自治区级博物馆,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迄今为止展示面积最大、设施较为齐备的民族文化专题博物馆。馆址位于美丽的邕江江畔、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区内,距离市中心大约10公里。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功能定位是:以广西12个世居民族为主的各民族繁衍生存,融合发展的社会发展物证、文化与艺术遗存、典籍及无形文化遗产及研究成果的调查收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和教育宣传的专业性民族文化博物馆。本文拟以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产品和产业开发为例展开讨论。

      一、民族博物馆为什么要开发文化产品与文化产业

      受全球文化产业发展大趋势的影响,文化产业在我国于最近一两年间迅速发展,现今正在逐步被提升为我国的支柱型产业之一。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们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除了具有上述意义外,同时还具有自己的特殊含义。其一,博物馆的文化产品开发能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要。由于博物馆的产品都具有博物馆自身的特色或者藏品的特色,因此能满足人们把博物馆带回家的希望;其二,博物馆的文化产品开发有助于帮助博物馆自身提高造血功能,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其三,博物馆的文化产品具有渗透力和影响力,是博物馆文化和文化遗产有效、重要的展示和传播渠道,是博物馆社会教育、文化服务功能的延伸,同时也延伸了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功能。    

      广西民族博物馆在2010年初设立了产业开发部,其主要任务为:负责设计开发民族特色工艺品、开发代表性藏品的文物复仿制品、配合临时展览设计展陈活动纪念品,开展民族特色文化产品销售工作。

      二、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产品观众定位和产品类型

      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必须对观众进行定位分析,以便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结构、职业的观众群的不同审美要求;在满足以上条件的情况下开发不同类型、具有鲜明广西民族特色的创意文化产品。

      1、针对学生人群:由于他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心,但普遍经济购买力较低,所以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发了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卡贴、民族娃手机链、花山壁画文具袋、广西民族博物馆Logo钥匙扣、镜子等一系列民族特色产品,以满足这一年龄层次人群的需要。

      2、针对年龄在20至35岁的观众:这一部分观众一般都已进入社会,开始养活自己,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社会经验和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储备量,对时尚性物品需求高并且还有一部分追求个性较为鲜明的物品,且具有一定的购买能力。广西民族博物馆针对这一部分观众,开发有民族娃卡片式U盘、花山时尚手表、时尚围巾等产品。

      3、家庭型观众:这一类观众一般是带着孩子,举家前来参观,主要目的是教育培养小孩的认识能力与动手能力的。针对这一特定人群,广西民族博物馆主要开发了体验型产品,专门设置了“玩意坊”以供这一特殊人群进行体验。主要服务形式有剪纸、制陶、绣花等,以满足一个家庭的需求。

      4、中老年人群:这些观众一般陪同亲朋好友参观或是自己前来参观,他们普遍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购买力强。这类观众注重欣赏和收藏价值的纪念品,尤其是彰显地方历史文化个性的产品。针对这一类型群体,广西民族博物馆主要开发了文物仿复品,以满足其需求。如合作开发有铜鼓及馆藏铜鼓明信片。铜鼓是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特有的一种古代文物,它也是我国南方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广西由于铜鼓蕴藏量丰富,种类齐全,铸造和使用铜鼓的历史悠久,被誉为“铜鼓之乡”、“铜鼓大本营”。广西民族博物馆是世界上收藏铜鼓最多、种类最为齐全的博物馆。铜鼓是一种打击乐器,但其用途远远超出一般乐器的范畴。在古代,铜鼓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是祭祀、盟会、集会、赏赐、进献、丧葬等场合使用的礼器和重器。广西民族博物馆现合作开发的铜鼓具有一定的收藏和使用价值,故能满足这类人群的需求。

      三、广西民族博物馆产品开发现状

      广西民族博物馆目前在开发文化产品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如下:

      1、现开发的部分产品与其他博物馆的产品相比,同质化倾向较重。一般都是钥匙扣、手机链、书签、笔袋等相类似的产品,这样一来,产品的识别化不突出,吸引力不够。

      2、品种单一,缺少深层次、高水平、个性鲜明的创意,与其他文化产品的多样性相比,缺乏竞争力。产品和产品之间缺乏联系,难以形成系列,无法吸引二度消费[4]。

      3、设计、制作、包装不够精美,与博物馆本身高雅、精致的形象不相称,容易引起低质化的评议。

      4、研究藏品、市场、消费者的人员少;营销手段传统化;等待观众购买仍然是主要的销售手段,走出去的少。

      5、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滞后。目前国家已有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地方也出台了相关规定,但现有的这些政策和规定中,没有与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条款,更不用说关于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的内容。就目前政策条件下博物馆要开发文化产品和发展文化产业还是比较艰难的。

      6、政府投入资金少、使用难。现有政策规定国家拨款只能用于博物馆日常营运和文物保护、征集等,资金不能用于特色文化产品开发和经营,所以没有资金的支持,博物馆文化产品要进行批量开发、销售,都是比较困难的。

      四、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特色产品开发的未来方向

      1、深度挖掘藏品内涵,具体结合商品外形,打造别具一格的民族特色文化产品。研究藏品是每一个参与开发人员必须做的事情,只有认真地研究好藏品的内涵,才能做出更有文化意义的产品。

      2、打造符合博物馆高雅、精致形象的精品。品质是每一件商品的灵魂。更重要的是,博物馆文化商品的品质成为博物馆形象的外在表现。要创造出品质卓越的精神产品,必须做到以人为本,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基于人的需要来开发商品,才能获得市场。了解人们的兴趣点是使开发方向不致偏失的必要条件[3]。

      3、建立多元化开发经营体制。单一地靠博物馆自身的财力和人力,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和开发营运需要。通过引进社会力量进行开发设计和销售,进行文化生产和资源与资本的优化组合,共同组成多元的文化生产主体,促进博物馆文化产业多元化格局的形成,这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4]

      4、加强文化产品开发、营销人才培训。广西民族博物馆现有的开发及营销人员都是从其他部门调配过来的,没有相关产品开发和营销经验,只能逐步在实践中探索,缺乏专业培训学习。所以,立足本馆现实际情况,加强对现有人员进行相关专业的培训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步骤。

      5、希望有关部门出台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财政、税收、资金使用等相关方面的扶持政策,以便加快博物馆文化产品的开发和推进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

      

      参考资料

      1、参见《创新文化产品样式 打造名牌特色产品—“博物馆文化产品”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文物报》2007年10月26日

      2、《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

      3、《论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开发经营》  陈德声

      4、《论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开发》  元保祥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

      作者:谢睿 广西民族博物馆助理馆 南宁 530028。

  • 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广西民族博物馆对外交流展览为例(艾兰)

      [摘 要] 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已经引起各国的普遍重视。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展示国家形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手段。广西在对外文化交流“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中,应抓住“中国—东盟”这一契机,发挥地域优势,充分挖掘地方文化和民族特色,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把地方对外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高度,使广西民族文化能够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 文化交流  展览 广西民族文化 博物馆 中国—东盟

      一、引言

      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国际文化交流已经引起各国的普遍重视,文化外交逐渐成为政府和人民关注的外交新模式。国际文化交流是增进各国民族之间互相了解、消融隔阂、加强合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各国提升国际威望、树立形象、扩大影响的重要途径。文化交流,避开了政治合作中的敏感性和经济合作中的利益之争,它对世界的影响往往比其他方面的影响力更持久、更广泛、更深刻。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积极制定了强有力的政策来促进对外文化的交流,扩大自己的影响。其中,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展示国家形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手段。积极配合国家外交事务和国际间的民间交流活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举办和参与对外展览活动,是我国博物馆的一项重要使命。而广西在对外文化交流“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抓住“中国—东盟”这个契机,发挥地域优势,充分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和资源,把地方对外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高度,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意义。

      二、我国博物馆对外交流展览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文物出国展览工作是随着国家外交活动和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建国以来至1985年底,我国曾先后在亚大欧美四大洲的24个国家(地区)进行了84批(次)各种规模和类型的展览,接待观众累计达四千多万人次。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文物出国展出次数逐年增加。其中《中国秦代兵马俑展览》、《中国古代文明——华夏瑰宝展览》、《清代宫廷文物展览》等大型展出,尤其饮誉世界。[1]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有1000余项文物展览走向了世界,年均赴境外文物展览数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3项增加到了目前的70项左右,观众逾亿。进入21世纪,我国参与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博物馆数量不断增大,交流次数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近几年,全国博物馆赴境外的文物展览每年达80项左右。2007年,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初审、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全国出入境展览62个;2008年,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初审、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全国出入境展览68个;2009年,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初审、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全国出入境展览72个;2010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展览53个;2011年,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初审、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全国出入境展览94个;2012年,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初审、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全国出入境展览73个。[2]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有计划地引进国外文物展览,向国内公众推介世界文明。在“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中俄文化年”等系列活动中,两国互办展览正在成为常态,这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正在成为各种文化活动中的亮点。[3]

      三、广西民族博物馆对外交流展览概况

      广西民族博物馆是广西第三个自治区级博物馆,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是迄今广西展示面积最大、设施较为齐备的民族文化专题博物馆,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主要工作任务,同时兼顾对广西周边省份各民族以及东南亚各民族的文化研究、文物资料收藏和宣传展示。由于地处东盟桥头堡位置,广西民族博物馆还特别注重展示东盟国家的文化,举办了展示中国与东盟十国渊源流长、以中国—东盟博览会继往开来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往来的《东盟文化展》。另外,广西民族博物馆一直致力于与东盟国家博物馆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承办了几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文化论坛和东盟国家博物馆馆长论坛。

      自广西民族博物馆建成开放以来,已经多次举办并参与了对外文化展览交流活动。例如,2009年10月引进了“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2010年8月,组织展品赴新加坡参加“异族风情·大同世界:世界传统服装展”。2011年5月赴台湾参加“广西少数民族艺术节”,举办了“锦绣八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展”。2011年10月,引进了“佛风梵韵——缅甸佛文化展”。2011年4月和9月与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合办了“多彩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联展。2012年1月,组织展品赴新加坡参加“春到河畔 醉美广西”迎新春活动。2012年11月赴土库曼斯坦参加中土建交20周年庆祝活动,举办了“锦绣八桂——广西织锦刺绣艺术展”。2013年,引进了美国的“化零为整——21世纪美国拼布作品展”。2013年6月即将赴泰国参加“2013泰国·中国广西文化年——美在广西”文化交流活动,举办“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展”。

      本文以下重点介绍作者亲身参与的活动之一——赴台湾“锦绣八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展”。近年来,桂台两地的文化交流活动十分频繁。从2009年开始,广西经贸文化代表团先后三次访台。2010年在广西举办了“情系八桂——两岸文化联谊行”活动,广西丰富多彩的文化给台湾同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促进桂台之间的文化交流合作、加深彼此了解、增进两岸同胞感情,台湾邀请广西赴台举办“广西少数民族艺术节”,由中华文化联谊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台北市文化艺术促进协会来共同举办此次活动,活动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承办,广西民族博物馆负责组织艺术节的重要内容之一“锦绣八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展”。展览共展出展品80件(套)、图片100余张,以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服饰、织锦、刺绣、蜡染、乐器等为展示重点,并辅以音像数据内容,全面介绍广西悠久灿烂、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展览还配以原生态歌舞、民间传统技艺(织锦、刺绣、蜡染等)现场表演、特色茶宴等(现场打油茶表演、品尝“六堡茶”),鲜活生动地展现出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风情万种。展览于2011年5月21日在台北华山创意文化园成功开幕,并于5月29日圆满落幕。

      “锦绣八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展”不同于以往的文化歌舞展演,而是以广西民族博物馆馆藏实物和工艺品作为展览的基础,结合广西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的展演和教学进行平面、立体互动的展示,展览特点鲜明,主题明确,很好地向台湾人民展示了广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此次展览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由政府牵头,桂台两方密切合作,精心筹备展览。

      此次展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牵头,文化厅及下属单位各个部门密切配合,提前4个月开始筹备,期间桂台双方的主办单位工作人员多次就展览方案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究,对展览的内容结构进行了调整,并对展览提纲作进一步完善,同时根据展览需要补充征集展品,使展览方案得到不断完善,达到最佳效果。根据双方约定,展览形式设计与制作以及展场设施布置交由台湾方面具体负责,广西民族博物馆提供协作;广西民族博物馆则负责展品的包装运输和现场工艺表演的有关准备。双方分工明确,交流频繁。

      (二)定位准确,发挥了广西民族文化的特色。

      “锦绣八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展”是此次广西少数民族艺术节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切合艺术节的主题,我们重点展出了广西少数民族绚丽多彩的服饰以及织锦、刺绣、蜡染等传统工艺品,并配合音像设备展示广西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优美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民间工艺制作过程,加上壮锦工艺、绣球工艺、蜡染工艺的现场表演,生动形象、综合立体地展示了广西民族文化。就展览内容而言,既抓住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民族文化即织绣文化作为重点,又能适当兼顾到广西历史、民族情况、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等相关内容;就展览形式而言,做到了动静相辅、亮点突出、特色鲜明。

      (三)宣传推介工作到位,展览产生轰动效应。

      该展览作为广西少数民族艺术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广西民族歌舞戏曲巡演等活动内容一起,主办方台北市文化艺术促进协会从筹备开始就及时进行了宣传推介,台湾各大媒体提前就进行了关注和报道。台北市主要街道悬挂着广西少数民族艺术节的宣传旗帜,图文并茂的宣传报道也已同时见诸《望报》和《文化快讯》等台湾主流媒体报刊。艺术节开幕前夕,代表团成员还接受了媒体记者采访和电台的专访直播。在艺术节活动期间,又应邀到汉声电台作专题介绍,并且还接受了台湾原住民电视台的采访。通过当地媒体的大力宣传报道,展览活动在台湾产生了轰动效应,参观者络绎不绝,9天时间观众人数达到2万以上,并且受到了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四)选址恰当,活动面向基层和民众。

      本次展览场地位于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其位置位于台北车站和光华电子广场之间,属于台北市中心人流集中区,虽然举办展览的场地条件不是太完备,但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并且园区文化氛围浓厚,吸引了众多普通民众到场参观。9天的展览时间吸引了逾2万民众,并且都是自发而来,包括普通民众、学生、退休老人、文艺界人士、收藏家、教育工作者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参观者。

      (五)民间工艺的展演与教学成为展览亮点。

      壮锦编织工艺、刺绣工艺、蜡染工艺是广西民族工艺文化的精彩之处,为了把静态展示的民族实物鲜活地展现给台湾同胞,我们邀请了宾阳壮锦工艺师、靖西刺绣工艺师、隆林蜡染工艺师分别对壮锦的编织、绣球的制作、蜡染的绘画进行现场展演,这成为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与热点。同时,还安排每天下午2点至6点为工艺教学时间,此举吸引了很多对此感兴趣的台湾观众,许多人提前预约报名学习,并且有很多爱好者数次来到展场进行学习交流。通过这种互动的民间工艺展演与教学,台湾观众切实体验到了广西民族工艺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且加深了两岸同胞的感情。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交流活动的魅力,展览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却是巨大的。大家不仅相叙乡情,更深的是彼此对共同的民族文化的认同,为两岸民众搭建起相互学习、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的平台,对进一步加强桂台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增进两岸民间及青年间文化来往和沟通、推动两岸在文化领域的深层交流与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博物馆对外展览发挥的积极意义

      对外文化交流具有先行性,文化的特质之一就是潜移默化,文化往往能够起到政治、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作用。从我国文化交流史来看,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在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先行一步,可以超越某些敏感的问题,推动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

      对外文化交流具有相互性,它表现在交流双方都主动参与、互相合作,双方期望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交流双方希望展示各自的文化,并将国外的文化带回国展示给自己的国民。例如,广西民族博物馆2011年与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合办的“多彩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联展,两馆各自挑选了一批文物合为一个展览,分别在两馆巡回展出,使广西和印尼的观众感受到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很受两地观众的喜爱。

      对外文化交流具有长期性,历史上成功的对外文化交流常见于长期的交流项目中。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目的也是推动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长期信任,以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对外文化交流的开支其实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虽然数量少,但是回报却是巨大的、长期的。例如,广西民族博物馆2009年引进了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的“印度尼西亚文物珍品展”,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签订了合作备忘录以保证双方未来长期的持续合作。正是在这种长期保持的友谊下,两馆又在2011年合作举办了联展。

      博物馆对外交流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有利于我国博物馆学习国外博物馆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国际接轨。如2013年广西民族博物馆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合作举办了“化零为整——21世纪美国拼布作品展”。在此次展览的合作中,美方的文物包装方式、材料准备、设计理念、陈展方式方法等,让我们受益匪浅。

      博物馆对外展览交流有助于其他国家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助于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例如我国的民族政策是西方媒体非议的焦点之一,而广西民族博物馆完全可以利用对外展览的机会,向外展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真实生活面貌和特有的民族文化。

      博物馆对外展览有助于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在政治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我国赢得国际尊重。例如,作为“友谊大使”的秦兵马俑,自1976年3月首次走出国门,至今已“出访”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过100多个展览,五大洲2000多万参观者受到兵马俑的“友好接待”。外展期间,兵马俑展览在多国引起轰动,在英国还引发了“中国文化热”。

      博物馆的对外交流展览能推动我国的旅游事业,对外展览的成功和产生的轰动效应往往能激发海外观众来中国旅游的意愿。如我们在台湾举办展览时,许多台湾观众通过展览对广西各地的民族文化和风景名胜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纷纷表示计划到广西旅游,实地感受广西的民族文化。

      五、对外展览与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

      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对外展览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

      对外展览文化交流的体系不完善,缺乏完备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性指导。在具体工作中,我们感到缺乏博物馆行业内可供对外交流工作参考的具体措施,更缺少与外交部门、媒体等有关部门的联合推动,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参考,这些都阻碍了博物馆对外交流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对外展出的数量还不够多,全国平均每年对外展览交流的数量也就是几十个。虽然近些年,我国对外展览的数量逐年增多,但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即使到了2012年,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初审、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全国出入境展览为73个,但与全国3589家博物馆(国有博物馆3054个,民办博物馆535个)[4]的基数比较起来,不到全国博物馆的0.02%。而且这些承担对外展览项目的博物馆大多为北京、上海等发达省市的一些大馆,全国很多中小型博物馆甚至从来没有推出或引进过外展,少数民族地区就更少了。

      博物馆对外交流主要表现在文化交流方面,与外交事务配合不够。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等,都把博物馆文化交流和对外展览纳入其文化外交范畴加以利用,如法国是目前每年在国外组织艺术展览次数居世界首位的国家,法国政府之所以肯在对外文化活动上不遗余力地进行财政拨款,就是为了实现法国的文化外交目标:在全世界弘扬法兰西文化,保持世界人民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相比世界上的文化强国,我国博物馆利用对外交流开展文化外交活动的意识较为淡薄,对外展览服务于文化外交的水平较低。[5]

      博物馆外对外展览积极性不高,展出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博物馆对外展览的自主权比较小,举办一次对外展览要面临手续繁复、耗时长、保险费高、安全风险等复杂因素,加上缺乏激励性政策等原因,很难调动博物馆特别是中小型博物馆主动开展对外交流展览的积极性。另外,我国目前对外展出的展览多以青铜、瓷器、玉器、金银器等历史性专题性文物为主,形式比较单一。纵观建国以来我国对外展览的选题,仅有很小部分展览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

      大部分国内博物馆与国外其他博物馆交流与合作的形式比较单一,很多仅局限于交流展览和参观考察,而在管理、技术、研究、人才交流等深层次方面合作比较少,或者仅仅流于表面和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合作和进展。

      六、对外展览的发展方向和对策

      完善博物馆对外展览文化交流体系,提供完备的可供参考的具体操作细则,明确博物馆对外展览的目标,进行整体规划和战略部署。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6这是党中央对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要求和部署。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博物馆应制定符合我国外交方针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需要的政策和目标,加强博物馆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我国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软实力,达到最终提升我国国际地位、改善我国国家形象的目的。

      增加博物馆对外展览交流的数量,关注中小博物馆和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对外展览交流情况。可以制定对外展览的增长计划和预期目标,保证资金的投入。鼓励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请进来”、“走出去”。

      加强与外交事务的配合,培养博物馆对外展览的文化战略意识。举办博物馆对外展览有利于发展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传统友谊,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巩固与其他国家的友谊,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具体工作中,加强与我国驻外机构的联系与合作,积极配合国家外事活动。

      提高博物馆对外展览的积极性,丰富展览内容和形式。为充分调动各博物馆举办对外展览的积极性,可以建立一种奖励机制,并提供部分资金援助。另外,还可以组织一些对外展览培训班,为各博物馆提供经验和咨询。另外,要拓展展览内容,不要局限于某一类展品,形式上也可以增加一些灵活性。

      深化与国外其他博物馆的交流,不断扩大各种交流形式,特别是要加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训交流方面的合作,可通过签订合作备忘录、联合办展、合作考古发掘、合作课题研究、人员互换培训等方式,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交流,提高我国博物馆对外展览的整体水平。

      七、中国—东盟框架下的广西民族文化交流展览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早在明朝,郑和就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船队多次停泊与访问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印尼、文莱、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随着中国与东盟组织关系不断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双边关系更是上升到新的高度。在中国与东盟展开政治、经济外交的同时,文化外交也同样能发挥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注重开展对东盟国家积极有效的文化外交,有助于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广西民族博物馆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级的民族文化类博物馆,应当自觉承担起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的任务和责任,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中国的古代文化对东盟国家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东盟国家与中国尤其是广西具有深厚的文化同源性和亲缘性。广西是壮族的主要聚集地,壮族与越南的侬族、泰国的泰族等东南亚民族有人种学意义上的亲缘关系。远古时代生活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中南半岛北部的骆越人是他们共同的祖先。有学者指出,壮族与东南亚国家越南、老挝、泰国、缅甸4个国家以及印度共20个民族有亲缘关系,其中与越南的岱族、侬族、拉基族、布标族、山斋族的关系最为密切,属亲兄弟关系;与其他15个民族,属堂兄弟关系。“那”,在这些民族的语言中是“水田”的意思,他们以耕种水稻为生,形成了“那”文化,也称稻作文化。“那”文化体现在中国与东盟各国多民族长期形成的生产制度、家庭制度、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上万年的历史。[7]另外,儒家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东南亚各国。东盟各国的历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服饰、建筑等,都多多少少地有着儒家文化的痕迹。尤其是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致力于弘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文化。而东南亚国家也是中国华人华侨的聚居地,据资料显示,在东盟10国的华人人数超过2400万,他们是东盟国家经济的建设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构成了独特的华人文化。广西是中国的第三大侨乡,华侨亲属与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正是广西的地缘和亲缘优势,在推动中国与东盟友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边界线长达1000多公里,广西世居着12个民族,特别是壮族、瑶族、苗族、京族等民族与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广西民族博物馆该抓住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大背景,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民族元素,加快民族特色文化的开发和利用。

      首先,应整合广西的各民族文化资源,提升文化凝聚力,打造特色文化,塑造博物馆文化品牌。广西有12个世居民族,每个民族又有着截然不同的民族特色和风土人情,把这些民族的优秀文化整合起来,组成广西人民和谐美好的生活画卷,展示给东盟国家。跟其他一些省市比,广西没有太多的国宝级文物,但是广西有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可以化劣势为优势,打造少数民族文化品牌。

      其次,广西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等民族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有亲缘关系,他们的语言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应该抓住这个特点,加强广西与东盟国家民族之间的对比研究,加强跨境民族文化的研究,挖掘他们的共同点。笔者认为,举办一个中国与东盟亲缘民族文化比较的展览,能够引起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民之间的共鸣,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和情感。

      再次,应加强广西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研究。广西各少数民族保留有非常丰富的传统手工艺技艺,特别表现在传统服饰、织锦、刺绣、乐器、生活用具等方面。广西民族博物馆近几年来推出去的展览多数以传统工艺品为主,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些展品的优势在于展示效果鲜明立体、展品颜色多彩、展品种类丰富、展地不受限制、观赏性强、通俗易懂、方便携带、贴近民众。

      另外,应注重展览动静结合,加强与观众互动,增加参与性项目。如果只是静物展览,观众看完就走了,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加入观众互动项目,增加动态展示,整个展览就有了亮点。根据我们的展出经验,每次派出的手工技艺表演、歌舞表演、民族服饰走秀,都成为了展览的聚焦点。例如在土库曼斯坦的民族服饰走秀,模特都是当地的观众,这对他们来说特别新鲜,他们不仅能看到展品,而且能把展品穿在自己身上亲身感受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个过程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不失为一种一举两得的方法。

      八、结语

      十七大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广西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广西应充分认识自身优势和劣势,合理利用广西在中国—东盟发展合作中的有利条件,充分深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积极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思想,努力策划和推出一批主题鲜明、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展览,积极参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事务,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形式,使广西民族文化能够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顾伯平.我国文物展览在海外[J],瞭望周刊,1986,43.

      [2]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网站,http://www.aec1971.org.cn/col/col439/

      [3]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谈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在博物馆大家庭中,中国是重要力量[N],人民日报文教周刊,2010-11-5(017)

      [4]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在2012年全国文物局长会议工作报告,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网站

      [5]陆建松.韩翊玲. [J]我国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其政策思考,四川文物,2011(3)

      [6]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7]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民族渊源与文化[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张燕.从“上海周”看对外文化交流的作用[M].上海:复旦大学,2009

      [2]余惠芬.唐翀论.中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J],暨南学报,2010(3)

      [3]韦文武.浅析中国—东盟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5)

      [4]韩翊玲.提升我国博物馆对外展览对策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2011

      [5]邓李肇.文化认同:中国—东盟商务交际与合作的基础[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6)

      [6]马晓明.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路径分析[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1

      [7]陆建松.韩翊玲. [J]我国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其政策思考,四川文物,2011(3)

      [8]蒋玉莲.影响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因素及对策分析[J],广西大学学报,2006(10)

      [9]林景英.中国—东盟框架下的广西民族文化发展策略[J],今日南国,2009(12)

      [10]李耀明.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M].重庆:西南大学,2009

      作者:艾兰广西民族博物馆馆员 南宁 53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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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近现代民族文物鉴定的几点思考(唐兰冬)

      摘要:本文以近现代民族文物的鉴定为主题,以近现代文物鉴定为指导,通过自身在工作实践中的积累、认识,对近现代民族文物的真伪判断、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提出了对应的思考,并提出了近现代民族文物鉴定的几条可具操作性的原则,以期解决近现代民族文物在定级上难以定量、定性的具体问题。

      关键词:近现代  民族文物  艺术价值   研究价值

      民族文物通常分为历史文物(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与近现代文物(1840年以后)。而本文拟将民族历史文物的下限定于中国的封建王朝结束以后,即辛亥革命爆发,近现代的时间界限则指的是1911年至今。这样划分的考虑,一是因为鸦片战争虽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没有改变,广大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没有断裂,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辛亥革命爆发;二是因为民族学学科在中国的传播、创立以及本土化主要始于20世纪20年代,我国早期的民族文物工作又始于民族学在中国的实践。近十年来,民族文博工作者越来越重视民族文物鉴定工作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仅可以使民族文物本身得到更好的保护,发挥其展示、研究价值,也可为民族文物的定级做好基础工作,以便衔接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博物馆评估暂行标准》,为民族博物馆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可为防止民族文物的外流提供依据。

      中国博物馆学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近年就《馆藏民族文物界定、分类、定级办法》课题展开了调研,并于2010年在《中国民族文博》上刊出了《馆藏民族文物界定、分类、定级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文物鉴定提出了指导意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些专家学者如沈庆林先生在《近现代文物的鉴定问题》[1]一文中提出的“辨真伪,明事迹,清流传”的概括总结,对近现代民族文物的鉴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此为基础,结合自己这几年文物征集工作的实践,笔者对近现代民族文物鉴定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关于真伪的评估

      文物的真伪是鉴定的核心所在,也是首要目标。近现代民族文物的真伪辨别在实际工作中有着很大的难度。究其原因,宋兆麟先生认为[2],一是民族文物鉴定缺乏经验和知识积累,鉴定专家很少,分布单位又较分散;二是我国民族众多,有些民族内部又有若干支系,同一支系内部又有地域差异;三是民族文物内容十分广泛,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书本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对各民族文物有一个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鉴定。潘守永先生则认为民族文物鉴定难,国家“缺位”是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成立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小组),在鉴定门类的分组(按照书画、青铜器、杂项等划分)中,长期没有“民族文物”门类,当然就不可能有民族文物的鉴定专家,另外,民族文物概念不清内涵不明,各博物馆对民族文物的分类分级意见不同,无法达成共识。[3]但正如《馆藏民族文物界定、分类、定级办法》课题调研报告所说,关于民族文物定级已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专业人才也初具规模,并已积累了初步实践经验,再结合肖贵洞先生《由十个方面判断近现代文物的真伪》和刘军先生《关于民族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和鉴定方法的构想》文章中提出的建议,笔者认为民族文物的真伪鉴定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去辨别。这里含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从族属中去认识,另外一个是从文化中去辨别。以土家族的三滴水雕花床为例,虽然西南的一些民族如苗族也使用,但是土家族的更为独特和明显。从民族文化中去考量,三滴水是指床的结构类似于房屋的层进式结构,每一层床檐都取屋檐滴水之意。三滴水雕花床在过去主要是由土家族首领和富裕人家使用,也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二)从文物的质地来判断。文物的质地可以表明两个层面的信息,一是是否与材料的成分、构造、物理、化学性能相吻合,二是是否与保存的条件相符合。如一个有百年历史的瑶族长木鼓,它主要是由几块木板组成,鼓面是牛皮,中部有三处用竹篾加以固定。器型虽大,但材质决定了其重量较轻,目前木板已被熏黑,竹篾发干,发脆,容易断裂,这些材质都与瑶族所处的地域相符合,其呈现的状态也与当地的气候条件相吻合。

      (三)从工艺特点上去判断。每一件民族文物都具备自身的工艺特点,包括制作的工序、手法、造型和图案等,熟知工艺特点,有助于确定民族文物的真伪。肖贵洞先生认为:“工艺工序不同, 所制造出来的同一种器物的外观效果和实用效果是不相同的。根据不同效果, 便可考察出所采用的技术和顺序,从而可以分辨出某物的真伪和价值。”[4]如鄂伦春族传统的桦树皮加工技艺有四个工序:一是剥取树皮;二是将皮子浸软或煮软;三是剪裁缝合;四是装饰图案。装饰手法有划纹法、剔刻法、压花法、彩绘法等等。在器型方面有篓、箱、盒、碗等。图样多来源于日常生产、生活,模仿驼鹿、花草、山峰、虫鱼等自然构图,象征吉祥、喜庆、平安、丰收。

      (四)从地域文化中去判断。民族文物有着很大的地域特点,同一地域内的不同民族可能共享部分文化,但不同地域的民族,如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南方山地农耕民族在文化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其表现在物质文化遗产上更是如此。

      (五)从文物的流传上去判断。如柯尔克孜族的一口双耳带盖铜锅,据说是柯尔克孜的民族英雄“阿吉别克”在19世纪晚期为争取我国合法领土利益,在去吉尔吉斯斯坦与其首领“奥尔曼汗”谈判时定做的。此铜锅由其后人一直保存,经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和向当地文物部门求证,确实证明其流传有序,极大丰富了文物的内涵。对于民族博物馆来说,要了解文物的流传,就要做田野调查。文物的制作、使用、流传经过、制作的工艺以及蕴含的文化信息,都必须通过田野调查方式获得。这样征集的文物的信息才可能比较完整,这才是民族文物真正的流传有序。

      (六)从古籍资料中去查找相关联系。有的民族文物因为时代与社会的变化,现在已很难见到,但不等于没有。如黎族的筒裙,据民国时期《感恩县志》记载:“女髻跣足,着衣穿筒,……其筒以红黄绿三色柳绒及绣花织纹,四围合缝,穿而结之。……美俘黎:女穿三色绣花筒,颈盘五色粉珠。”这既记录了黎族穿筒裙的习俗,又记录了筒裙的颜色、材质、装饰以及支系的区别。

      (七)运用现代科学仪器对实物进行测量、化验,辅助分析。通过尺具、秤磅天平、温度计、拉力计等简单测量器物的长度、重量、温度、拉力,另外还常使用放大镜、显微镜、光透视、红外线摄影、激光照相扫描、核磁共振等仪器来观察物质结构形式及内部构造。[5]

      当然,鉴定民族文物的真伪并不仅限于此,要做好此项工作,还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还要查阅大量的文献,与其它地区相近的民族文物做比较,才能做出比较科学合理的推断,得出比较真实客观的结论。

      二、关于历史价值的评定参考

      从文物本身的价值来看,历史价值是不可或缺的。一件近现代的藏品完成到文物的转变,时间是必不可少的催化剂。近现代民族文物的历史价值,与历史文物相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我们界定的时间范围也可以看得出来,历史并不悠久,但仍是文物定级的一个参考依据。为了做好文物定级的基础工作,下面拟对同一民族的同类别文物做一个时间区段的划分:

      (一)1911-1949年,这一时期,尽管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但是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没有被打破,上层贵族用品、民族民俗用品承袭了以往对材质、工艺和审美的观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1949-1978年,部分文化现象消退,核心文化艰难维持。由于新中国的成立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一些文化现象如东北鄂伦春族的萨满文化,遭到极大的打击,甚至几近消亡,但是在民俗用品方面仍保留着传统。

      (三)1978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进,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被完全打破,旧的价值观被彻底推翻,传统文化发生重大改变,民族民俗用品的材质、工艺和审美经历从否定走向复燃。有的民俗用品因稀缺或文化现象的消失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作为文物;有的民俗用品因缺少时间的积淀以及突发重大事件所赋予的特殊意义还不能转化为文物,只能作为藏品或工艺品。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界定:同一民族同一类别的民族文物,同等材质、工艺和相近审美的,时代越早,价值就越高?近现代的民族文物固然离不开时间的积淀,但并不是说时间越久,价值就越高,而是需要整体评估。正如我国的史前彩陶艺术,按时间顺序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类型。马家窑文化彩陶最为发达,画彩部位广泛丰满,花纹繁缛多变,讲究对称,是彩陶艺术的一个高峰。因此马家窑的彩陶价值并不比仰韶文化的逊色。近现代民族文物在这百年的时间段里,在材质、工艺和审美上没有超越之前的阶段,但经历了几次历史的变革,留下了时代的烙印,那么时代则成为评估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

      三、关于工艺美术价值的评定参考

      关于民族文物的艺术价值,由于其具有极大的实用性特点,在本文中将它与工艺美术等同起来讨论。根据2009年版《辞海》的解释,工艺美术是“以美术技巧制成的各种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通常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物质产品,又具有精神方面不同程度的审美性。作为物质产品,它反映着一定时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技术发展水平;作为精神产品,它的视觉形象(造型、色彩、装饰)又体现了一定时代的审美观。”民族文物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物本身的造型、纹饰和色彩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二是指文物所体现出来的审美反映了创作者的一种心理活动、意识,并且这种审美对于他人有所启发。关于同一民族同类别民族文物的艺术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评估:

      (一)脱离实用功能,装饰或欣赏功能越强的民族文物工艺美术价值越高。虽然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的特点之一是有很强的实用性,少有专供欣赏的,但是还是有一些门类独立出来。相对来说,欣赏功能脱离了实用功能之后,更能主动追求装饰的效果,更能体现创作人的心理情感,更能体现审美的需求。

      (二)从社会中的影响来看,在少数民族历史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时间越长,工艺美术价值越高。

      (三)从工艺特点上来看,工艺繁复,难度越大、耗时越长的,工艺美术价值越高。

      (四)由于艺术还具有对他人影响的特性,因此外界对该艺术形式的认同度应该也是一个评估的标准,认同度越高的工艺美术价值越高。

      在文物的艺术价值之中,美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件民族文物可以给人带来美的愉悦,可以为他人提供创作的灵感和源泉,那么它就有很高的价值。从艺术的特点上来看,民间美术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随意性和创造性。这种随意性和创造性一旦形成条文、规定,它的魅力也将消失。这里提出的是一般性的原则,考虑得还不成熟,有待商榷。而不同类别的民族文物的工艺美术价值,因各人对造型、色彩的观感乃至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认可,在这里不做原则性的划分。

      四、关于研究价值的评定参考

      因为民族文物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科技、人文等等,所以本文拟用研究价值代替历史文物所拥有的科学价值来论述。民族文物被称为人类社会的“活化石”,在民族博物馆的语境中,通过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了解器物在生产、功能发挥以及相关的仪式、赠送、传承等方面的情况,解释物品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各种关系,具有重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价值。同一民族同一类别的民族文物的研究价值,拟做以下几种区分:

      (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起源的文物,代表性越强,研究价值越高。

      (二)能反映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的文物,代表性越强,研究价值越高。

      (三)能反映人类社会各阶段的生产力状况的文物,代表性越强,研究价值越高。

      (四)能反映一个民族的重要社会变化,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关系密切的文物,代表性越强,研究价值越高。

      (五)能反映一个民族独特文化的产生、发展、变化的文物,代表性越强,研究价值越高。

      (六)能反映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的文物,代表性越强,研究价值越高。

      五、结语

      民族文物的价值评估还要与其存世的数量、其它博物馆的收藏情况等结合起来分析,才能做出科学客观的评估。关于怎么做好民族文物的鉴定工作,笔者认为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既然已经牵头做了调研,并且出了征求意见稿,就可进一步提出细则,即宋兆麟先生所说的“民族文物鉴定标准暂行条例”。以细则为指导,选择一个民族作为试点,依托当地的科研人员和相关的文博工作者,将民族文物进行分类,根据细则逐项评估,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细则的内容。等细则完备后,再在有关地区成立区域性民族文物鉴定机构,逐步完成民族文物的鉴定工作。

      由于知识积累的还不够,有些问题考虑的也不深,此文的不妥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笔者相信,我们目标一致,不同的意见经过讨论,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希望在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民族文物鉴定不再成为制约民族博物馆发展的瓶颈。

      

      参考书目:

      [1]《中国民族文博》第一辑,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10。

      [2]《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12。

      [3]《中国民族文博》第三辑,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10。

      [4]《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陈兆复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2。

      [5]《博物馆藏品概念的思考》,宋向光,《中国博物馆》,1996年02期。

      [6]《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研究的几点看法》,徐万邦,《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7]《民族博物馆学研究》,中国民族博物馆编,民族出版社,2001.10。

      注释:

      

      [1]沈庆林,《近现代文物的鉴定问题》,载《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12。

      [2]宋兆麟,《民族文物鉴定诸问题》,《中国博物馆》2002年第3期。

      [3]潘守永,《民族文物鉴定难在哪里》,《中国民族报》2010年11月19日第9版。

      [4]肖贵洞,《关于近现代文物全息鉴定》,《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

      [5]肖贵洞,《关于近现代文物全息鉴定》,《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

      作者:唐兰冬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部 北京 100080

  • 民族院校博物馆民族文物鉴定系统探讨(马健)

      [摘要]民族院校博物馆属于行业性博物馆,它们数量不多,但却在本行业中发挥着抢救、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宣传、展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和精神风貌,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研究、挖掘少数民族宝贵文化价值的重要作用。因此,建立科学的民族文物鉴定系统对于民族院校博物馆上述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民族院校博物馆的收藏特点,进一步探讨了民族文物鉴定系统的各因素并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  民族院校博物馆  文物鉴定系统

      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博物馆3415个,其中行业性国有博物馆575个,在行业性国有博物馆中有5所民族院校博物馆,它们虽然所占比重轻微,但却在本行业中发挥着抢救、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宣传、展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和精神风貌,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研究、挖掘少数民族宝贵文化价值的重要作用。正是这个作用决定了民族院校博物馆在文物收藏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特点。具体说,民族院校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文物收藏专注于民族文物。民族院校博物馆的藏品以民族文物为主,具体来说,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民族院校博物馆以本区域内世居少数民族遗留的文物为主要收藏对象,兼收其他区域分布的少数民族遗留的文物。二、注重民族文化的专题性累积。民族文物种类繁多,在边疆和民族地区分布广泛,如一概而收,则无主次之分,更不利于彰显特色和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所以,民族院校博物馆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专题性累积,也就是说按民族文化题材分类征集,如可以按少数民族酒文化、宗教文化、服饰文化等专题进行征集。三、注重民族文物收藏的系统性。民族文物要发挥其为教育和科研服务的功能,就必须注重收藏的系统性,建立类型学模型。对某一专题文物的征集力求系统和完整,并建立模型数据库。只有不断完善系统性,才能增强民族文物研究的科学性,为教育和科研工作提供正确的依据。四、与民族教学、科研活动的互通性。民族文物的征集应与民族教学、科研活动互通,而不是封闭的博物馆行为。征集前要以教学、科研的需要为导向,明确征集重点,做到有的放矢;征集后要及时建立模型数据库,并形成专门的研究报告,为教学、科研活动提供重要参考资料。五、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为收藏的重要目的。民族院校博物馆的文物收藏不仅仅是民族文物的积累和展示,它要充分发挥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和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各民族师生通过观看专题民族文物展示,直观地追溯历史,了解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过程以及各民族的智慧和艰辛,从而增强民族团结,树立共同奋斗的理想。

      正式基于以上特征,民族文物的鉴定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真实的遗物才能说明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只有科学的鉴定方式,才能保证我们的研究结论发挥其真正的科学价值。文物鉴定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已有孔夫子鉴定“楛矢石砮”之事,《韩非子·说林下》载:“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雁往。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由此可见,战国时期已有文物的真伪鉴别了。传统的文物鉴定方式是以“目鉴”为主,“它是根据文物的器型、纹饰、款识、品貌等特征判定真伪及价值”[1]。因为文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些特定包含人类社会的文化、知能、科技水平、工艺技术、使用工具等等”[2],是在多维空间中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些特定构成了文物的特性,也为传统的鉴定方式提供了依据。民族院校博物馆的传统文物鉴定方式也是以“目鉴”为主,主要依靠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和校内外的相关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鉴定多以临时会议形式进行。这种鉴定方式有利有弊,其利为对于一般性的民族文物可以较为迅速地捕捉征集时机,一定程度上集中了集体智慧,形式简单,方便执行;其弊为对于识别难度高的民族文物,缺乏充分和科学的论证,鉴定方式简单,易产生误差,没有形成较为详细和科学的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问题,民族院校博物馆应加快建设科学、高效的民族文物鉴定系统。所谓文物鉴定系统,“就是由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鉴别、鉴选和鉴定所组成的稳定且具有一定的程序和功能,并且与博物馆其它职能发生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完整系统。构成文物鉴定系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对象因素,即是指鉴定具有固定文化含量的文物,它是构成文物鉴定系统的基础,也是必备的物质条件;二是程序因素,即是指在文物鉴定过程中所必须进行的鉴别、鉴选和鉴定过程,它是构成文物鉴定系统的方式,也是完成文物鉴定的方法;三是目的因素,即是通过鉴定程序对文物做出科学的确认,它是构成文物鉴定系统最终结果,也是检验鉴定工作水准的尺度。”[3]因此,对象、程序和目的因素是构成该系统完整性不可缺少的条件。

      民族院校博物馆文物鉴定的对象因素主要是指民族文物,它的定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有明确描述:“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就是民族文物。“所谓代表性实物,应该指有一定民族特点的,具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实物资料。”[4]宋兆麟先生将民族文物分成五大系列:一是生产工具,包括采集、狩猎、捕鱼、农业、牧业工具;二是舟车;三是手工工艺;四是神偶与替身;五是文字。这五大系列涵盖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内容,也为纷繁芜杂的民族文物大致归纳了类属。众所周知,少数民族文物主要分布在民族和边疆地区,种类繁多,流布广泛,有些闲置民间,有些仍然在使用,有些则面临消失。由于大部分民族文物经济价值相对于历史文物为低,长期以来无人重视,加上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民族文物的流失和消亡现象十分严重。为了更好地、高效地获取征集对象,民族院校博物馆可以建设民族文物征集系统,利用信息化传递的优势,及时获取民族文物信息。这个系统可以分为两级,即基层子系统和中央信息系统,通过计算机软件和网络将这两个系统联系起来。基层子系统可以由民族院校博物馆在拟定征集区域设采集点,提供基层软件和相应的技术支持。基层信息采集好后,通过互联网传至中央信息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确定征集对象。这个系统可以避免异地征集的盲目性,缩短征集过程耗费的时间和成本,使征集工作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其难点在于采集点的设立和信息录入的完整性。采集点的确立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建立,可以利用地县一级的文物、文化主管部门的合作关系,也可以利用当地经营文化艺术品的商人或文化艺术品收藏、爱好者的临时聘用关系,或是通过民族地区学生的家庭成员提供信息等等。信息录入的完整性也是基层子系统发挥作用的关键一环,它主要包括对象的名称、规格、质地、来源、用途、价格、民族归属、图片等信息,民族院校博物馆要对采集点负责人进行详细的培训,保证其录入的信息完整有效。通过建立民族文物征集系统,民族院校博物馆可以远隔千里搜寻民族文物信息,明确征集对象。 

      民族院校博物馆文物鉴定的程序因素主要是指民族文物的鉴选、鉴别和鉴定的方式和过程。以往的民族文物鉴定方式多以临时会议形式进行,虽然召集了相关专家,但因为时间仓促,对征集对象的前期考证不足,多凭专家的经验进行鉴定,基本没有使用大型科学鉴定仪器,所以鉴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是不稳定的。民族院校博物馆可以利用上述民族文物征集系统,充分发挥网络信息的作用,探讨建立新型的民族文物鉴定方式。使用该方式鉴定民族文物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馆院综合鉴定阶段。民族院校博物馆可以充分发挥周围的资源优势,与校内的科研院所建立比较固定的科学研究关系,利用民族文物征集系统的信息共享功能,与科研院所建设互动研究体系。博物馆通过中央信息平台对拟征集的民族文物进行鉴选,然后将这些文物的信息共享到科研院校的信息平台,由相关专家对拟征集的文物进行相关考证,并将考证结论共享到博物馆的信息平台,博物馆对相关专家的考证结论进行评估,由评估结果确定拟征集的文物清单,然后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现场鉴定。鉴定难度不大的民族文物,可以现场征集,并形成鉴定报告书。鉴别难度大的、价值高的民族文物,需要进一步提交到相关实验室,利用大型科学鉴定仪器进行鉴定,并形成鉴定报告书。通过鉴定的民族文物,即可被博物馆收藏,并办理相关手续。第二阶段是文博专业鉴定机构的复核鉴定。民族院校博物馆属于行业博物馆,在业务上受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这就为文博专业鉴定机构的复核鉴定提供了条件。民族院校博物馆可以加强与专业的文物鉴定委员会或专业鉴定机构的联系,并发展互动合作关系,阶段性地邀请这些机构的鉴定专家对已征集的民族文物进行复核鉴定并定级,对有异议的民族文物进行充分论证,总结专家意见,为以后的征集工作积累宝贵经验。

      民族院校博物馆文物鉴定的目的因素主要是指得出正确的鉴定结论并发挥其作用与价值。民族文物鉴定的目的就是要在鉴别真伪的基础上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并充分确认其文化内涵及其价值。民族院校博物馆征集的民族文物具有双重作用,一是通过实物及其背景文化展示,使师生能够直观地了解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文化的璀璨。二是通过这些文物的研究结论,补证历史文献研究的不足,从物证方面推动科学研究的进展,增强教学的效果和感染力。在程序因素中,我们曾经利用信息平台发挥了科研院校的学术资源,在目的因素中我们也可以将鉴定的结论与科研院所共享,通过建立民族文物数据库和模型,将文物信息及时传递给相关专家,作为科学研究的参考资料。通过这种互动性的科学研究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族文物的科学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民族院校博物馆的新型文物鉴定系统,是对象、程序与目的的高度统一。通过它,保证了民族院校博物馆在所属区域内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时效性、可靠性和科学性,为民族院校博物馆加强民族文物保护力度,加快形成自身特色,提高民族文化宣传和展示水平,推动民族文化的科学研究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系统保障。

      

      [参考文献]:

      [1] 陈肇庆.文物鉴定工作的几点思考[DB/OL].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0.http://www.cnki.net.

      [2]高至喜.从铜器鉴定谈文物鉴定的理论与标准问题[DB/OL].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1994-2010.http://www.cnki.net.

      [3]赵起超.关于文物鉴定若干问题的思考[J].科技资讯,2007(24):164.

      [4]王晓宝.关于文物鉴定问题的思考[J].北方文学,2011(5):180-181.

      [5]阮家新.近现代文物鉴定理论和方法的若干思考[DB/OL].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1994,2010.http://www.cnki.net.

      [6]陈晨.科技手段解决文物鉴定诚信危机[DB/OL].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1.http://www.cnki.net.

      [7]刘静贤.论博物馆文物鉴定系统[J].博物馆研究,2008(3):83-87.

      [8]鲍泓,舒小锋.面向文物鉴定本体的基础模型与建模环境[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57):5-9.

      [9]宋兆麟.民族文物鉴定诸问题[J].中国博物馆,2002(3):37-39.

      [10]刘夫珪.浅谈文物鉴定内容与作用[J].戏剧丛刊,2006(4):76.

      [11]齐九玲.文物鉴定,必须传统鉴定科学化[DB/OL]. 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1.http://www.cnki.net.

      [12]刘东瑞.文物鉴定与鉴赏刍议[DB/OL]. 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1.http://www.cnki.net.

      [13]胡强,胡继明.现代分析仪器在考古学和文物鉴定中的应用[J].化学通报,1992(3):27-29.

      [14]刘东瑞.中国历史文物鉴定史略说[J].史学月刊,1982(6):5-11.

      [15]一言.中国文物鉴定市场现状调查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1.http://www.cnki.net.

      [16]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注释:

      [1]陈晨.科技手段解决文物鉴定诚信危机[DB/OL].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1.http://www.cnki.net. 

      [2]陈肇庆.文物鉴定工作的几点思考[DB/OL].beijing:China Academic Journal lectronicPublising House,1994-2010.http://www.cnki.net.

      [3]刘静贤.论博物馆文物鉴定系统[J].博物馆研究,2008(3):83-87.

      [4]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5.

      作者:马健 甘肃兰州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博物馆馆员

  • 论当前形势下民族文物的征集——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田宇)

      【摘  要】 民族文物征集是民族类博物馆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面对国内民族文物的流失和民族文物市场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加快民族文物征集、保护是民族类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从民族文物的界定、分类、民族文物征集的原则、征集的实施、征集途径及民族文物征集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分析了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民族文物的征集工作。

      【关键词】 民族文物 界定 分类 征集 

      文物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指标,更是博物馆实现社会效益的基础。它为陈列展览、宣传教育和研究提供重要支撑。因此文物征集是博物馆核心工作之一。对于民族类博物馆也是如此。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族文物升值潜力的显现,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涌入民族文物市场,民族文物流失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加大民族文物的征集、抢救保护力度不仅是当前民族博物馆建设、发展的需要,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民族文物的界定与分类;

      1、民族文物的定义,目前说法甚多,比较权威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所下的定义:“民族文物是反映一个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具有本民族特色。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一个民族近现代的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是研究民族历史,特别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实物资料。……”[1]

      民族文物与一般考古历史文物一样,都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以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实物见证,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时期各民族的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其历史和科学价值都是同样重要的。

      2、关于民族文物的时间界定,一般我国文博界过去普遍将民族文物的上限定在1840年,下限定在建国之初或1966年。在上限之前的民族文物定为历史文物,“文革”后制作的定为参考品之类的等外品。笔者认为民族文物与一般考古历史文物不同,它是一种活态、发展的文化,任何时期制作或使用的、能反映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具有一定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实物资料,都应属民族文物。它反映了某一阶段或某一历史时期该民族的发展情况。因此,民族文物的下限可适当放宽。各馆可以根据自己情况进行设定。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3、民族文物的范畴十分广泛,根据我国民族分布和民族文物状况,民族文物征集范围应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文物。根据功能大体可以分为:政治军事、生产用具、生活用品、交通工具、人生礼俗、宗教信仰、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竞技等方面,其中包括不可移动的文物,如各民族传统民居、宗教性质的建筑物、寨门、井亭、铁索桥等。

      二、民族文物征集的原则

      (一)、明确文物征集的目的

      1、文物征集要从博物馆的性质出发。不同性质的博物馆应收藏不同性质的藏品,因而也就有不同的征集对象和范围。博物馆应根据自身定位,有针对性地制定文物征集的短、中、长期计划,以构建符合博物馆性质的藏品体系。作为民族类博物馆,主要征集对象就是民族文物。                                        

      2、要从保护民族文化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实际出发。民族文物是各民族自古以来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资料。各民族无论大小,都有着悠久历史,并有着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有反映本民族特点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民族文物不仅纪录了各民族的历史,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2]

      20世纪70年代以前,民族文化变化甚小,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民族文物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能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民族文物正在快速消失。同时,随着民族文物升值潜力的显现,许多民间资本开始流入民族文物市场。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专门从事民族文物买卖的商贩,他们深入民族地区甚至是扫荡式收购,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许多珍贵的民族文物流入西方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加上我国目前对民族文物还缺乏统一的认识,没有一部针对民族文物保护的全国性法律法规,而一般文物保护法对民族文物的可操作性不强。由此造成民族文物的流失。

      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对民族文物征集和保护更是民族博物馆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在文物征集中,对于几近消失的珍贵民族文物应首先考虑,以避免这些珍贵文物湮没损失。

      3、要从陈列展览的需要出发。国家实施免费开放后,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博物馆所担负的重要社会职能之一就是要通过陈列展览、宣传教育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补充藏品,不断更新和充实陈列内容,提高陈列水平。因而就要求文物征集必须从陈列的需要出发,做到有的放矢。

      (二)、注重文物征集的系统性、完整性、成套性和代表性。

      文物征集不是临时或短期突击性的任务,而是一个长期、经常性的工作。如果一个博物馆停止了文物征集,那就成了一潭无源的死水,必然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即使一个馆在建成后,仍需不断地补充新的藏品,才能保证博物馆正常业务的开展和水平的提高。

      有些博物馆在征集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这样不仅造成了藏品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而且亟需征集和保护的文物最后却因经费问题没能征集到。所以在文物征集时应充分考虑到文物的系统性、成套性、完整性和代表性。

      ⑴、系统性

      民族文物的征集无非两条线索:一条是历史的纵线;从这一角度出发,征集对象就应该包括能反映某一民族或该民族某一方面(如政治军事、生产生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艺术、宗教信仰等)在社会各历史发展阶段的各种代表性实物或文献。如苗族的翻地农具很多,有尖木棒、木插橇、脚踏犁和牛拉犁,它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的,分别是火耕、耜耕和犁耕的代表性农具。[3]经过系统的征集后,在陈列或研究时就能给人一种清晰的历史脉络。

      另一条则是空间的横线。从这一角度出发,主要征集对象指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或某一民族不同支系在某一方面的不同的民族文物。从而便于对各民族进行比较研究,在陈列时也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同是织锦,侗族的织锦多采用通经通纬,双面起花,且多为素锦,给人以素雅大气之感;而壮锦多采用通经断纬,单面起花,且多为彩锦,色彩艳丽。都具有非常典型的民族特征。

      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现实,两者兼而有之从而构成纵横交错的时空脉络,这样才能对某个民族或社会形成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⑵、完整性

      文物征集的重点应放在本馆藏品的空白和薄弱环节,以尽可能地填补空缺。例如广西民族博物馆馆藏主要以广西少数民族为主,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民族属于跨省或跨境民族,要全面反映这些民族文化,就必须突破地域的限制开展征集。如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但在周边省份或国家如广东、湖南、云南及东南亚、美国等均有分布,要全面、完整地反映瑶族文化就必须有计划地填补这些地区的馆藏空白。 

      ⑶、成套性

      民族文物具有一般文物的特点,但也有别于一般文物。一般文物如考古遗物、历史文物等由于其埋藏在地下或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残缺不全;而民族文物多属近现代文物,许多仍在使用。这是民族文物相对一般文物所具有的优势。因此在征集民族文物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成套性。例如一套完整的金秀盘瑶妇女服饰就应该包括头巾、上衣、披肩、胸饰、裤子、围腰和银饰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缺少一项,这套文物就不完整,其文物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对于文物的提用和研究也会造成不小的麻烦。

      同时还应该考虑某一民族在不同时间、场合、年龄、身份等所使用的不同文物的征集。例如同一民族的夏装和冬装,普通装和盛大节日的着装、已婚和未婚着装就有很大的区别。这些都是征集民族文物时应该充分考虑的。

      ⑷、代表性

      博物馆藏品的丰富与否主要不在于藏品数量的增加,而应着重藏品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的丰富。[4]在征集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文物的代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由于民族艺人或工匠个人所掌握的工艺技法、熟练程度、领悟力的不同,必然导致文物的艺术性、品相和价值等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征集过程中,鉴选品相好、艺术价值高和代表性的民族文物就很重要。

      (三)、民族文物的征集必须以研究为前提;

      我国地大物博,有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各民族聚居区的地理环境、气候、自然条件的区域性差异非常大,导致民族文物分布的地域性、差异性均很强。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民族在物质、精神文化千差万别、丰富多彩。以服饰为例,如赫哲族的鱼皮衣、满族的旗袍、侗族的亮布、黎族的树皮衣,在材质、款式、制作工艺等方面就有着很大的不同。

      即使是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由于历史上的迁徙,民族间往来、融合,也导致他们在物质、精神文化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例如同是瑶族,盘瑶、花篮瑶、坳瑶、尖头瑶、蓝靛瑶、布努瑶等在服饰、习俗等方面就存在很大的不同。

      因此,作为民族文物工作者,在征集前,必须对当地民族发展史、支系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文物的分布做到心中有数,制定完整详实的征集计划,这样才能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征集工作。

      三、民族文物征集的实施

      民族文物的征集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专业性。很多博物馆通常由保管部或典藏部、基础工作部负责实施。这些部门往往具备大部制的职能,集研究、征集、展览于一体,这样便于工作的开展,也符合征集为研究、展览服务的宗旨。

      文物征集通常分为基础性征集和结合展览的临时性征集两大类。

      (一)、基础性征集。

      根据博物馆性质、功能定位及建设、发展的需要,制定短、中、长期征集计划。短期计划一般是一年。中期计划一般为五年。长期计划为十年以上。针对博物馆定位,树立整体目标,构建藏品体系。基础性征集又可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根据地域开展的征集:包括三种开展形式:①以板块进行划分,如西北、东北、西南、华南等;②以省份进行划分,如广西、海南、云南、湖南、贵州、新疆等;③以民族聚居区进行划分,如大瑶山地区、左右江流域、凉山地区、湘黔贵三省侗族文化圈等等。这种征集方式给人清晰的空间地理概念,能通过一次或多次的征集将区域内的主体民族进行全面的征集,整体上可以节省征集时间和成本。

      2、根据民族开展的征集:通常是结合专题性的展览或研究开展的单一民族、有针对性的征集。这种征集项目的民族性、方向性、研究性都比较强。如苗族、瑶族、壮族、蒙古族等,这也就需要征集者对该民族的历史、支系、分布、发展等情况非常熟悉。

      3、结合课题研究成系列地开展征集工作。这种征集突出专题性、系统性和研究性。通常是以文物功能划分开展的征集,如织锦、背带、银饰、服饰、农具等调查及征集。这种征集便于进行民族间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同时能取得征集和研究的双重成果。例如广西民族博物馆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民族村寨调查项目开展征集的同时,出版了《广西民族村寨调查》;结合广西近代建筑调查开展征集的同时,出版了《广西近代百年建筑》等。

      (二)、结合展览开展的临时性征集。

      这种征集具有目的性、临时性强的特征。通常是在熟悉馆藏的前提下,根据展览大纲所需展品清单开展有针对性的征集。

      四、民族文物征集的途径: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文物意识的提高,加上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火爆和电视媒体鉴宝类节目的炒作,许多民族文物开始流失。为保护抢救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除了加大资金投入和开展实地征集外,还应积极寻求多种途径、多种渠道开展征集。

      (一)、调拨、接收:

      这种征集方式通常是政府行为,带有行政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可以调拨全国的国有馆藏文物。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可以调拨本行政区域内其主管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这种方式最为直接,而且量大。如广西民族博物馆于2007年接收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调拨的各类民族民俗文物5200余件(套);2008年接收了广西文物商店调拨的各类民族文物近600件(套)。这些构成了广西民族博物馆早期藏品的基础。

      (二)实地调查征集:

      1、结合田野调查、深入民族村寨开展征集。

      这是民族文物最主要的征集方式。它要求征集者必须具备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基本素质,知识视野应尽量开阔,对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及自然科学都要有所涉猎,同时掌握多种技能,如记录、录音、摄影、测量、绘图等。还要善于沟通,做好吃苦的准备。

      为使征集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应做到:首先在征集前查找相关资料,如地方志、民族志及相关书籍、文章。对当地情况、民族分布、文化等做到心中有数。其次在征集过程中应联系好三类人群:1、民族专家、学者。他们有着渊博的学识,甚至很多就属于本民族。他们长期从事理论和实践研究,对民族历史、发展、物质和精神文化等非常熟悉,可以给予很多指导性意见,从而进一步明确哪些是代表性民族文物,哪些需要补充征集等。2、当地博物馆或文管所。一方面他们长期在基层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民族分布、民族关系、习俗、文物情况最为熟悉、了解,可以给予我们方向性指导;一方面他们跟村民非常熟悉,便于打开工作局面。大多数情况下,村民对陌生人往往存有戒心,珍贵文物不轻易示人,有了当地博物馆同志的联系,能给征集工作带来很多便利。如广西民族博物馆在海南民族博物馆、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湘西自治州博物馆同志的带领下,征集到海南清代三连幅鲤鱼跃龙门龙被、贵州剑河苗族锡锈衣和民国土家族嫁衣,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民族文物。如果缺少他们的指引,我们只能空手而归。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和优秀代表,从品相、款式、工艺技法、民族特征等各方面都能作为该民族的代表。这样能大大节省时间。

      实地田野调查征集的优点是:1、可以根据展览、研究的需要,进行相关附属信息的采集,如村寨、节庆、服饰穿戴、民居建筑、礼仪等各方面的照片、录音录影资料等,这些作为文物的辅助材料,能进一步丰富馆藏,充实陈列内容。2、可以确保所征集的藏品信息详实可靠;3、可以根据实际进行灵活的调整;4、由于是征集者亲自参与的征集,他们熟悉藏品征集的来龙去脉和相关信息,这样便于今后藏品的建档立账;5、积累田野调查经验,为今后民族文物的鉴定、挑选、征集等打下基础。缺点是:实地田野征集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同时在征集对象上会与当地博物馆存在重叠、冲突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2、古玩市场和藏家;

      随着人们对于民族文物价值的认识,大量民族文物也开始出现在古玩市场、交易市场或集中在藏家的手中。如贵州凯里金湖市场、桂林古玩市场、湖南王村、永州古玩街等。民间藏家一方面介入民族文物时间比较早,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收集。很多村民因为看病、小孩上学等原因将家传几代的民族服饰、银饰、织锦、家具等廉价出售。而当时很多县(市)级博物馆一年经费只有几千块,维持运营都非常困难,更谈不上文物征集;一方面民间藏家在征集方式上非常灵活,没有复杂的征集手续。早期他们深入民族村寨,用市场上的新布或新衣服跟村民换取所谓的“破烂”。这样大量民族文物就集中在少数藏家或国外藏家手中。例如,我们在湘西调查土家织锦时发现,大量早期土家织锦集中在少数藏家手中,很多纹样已经失传,甚至织锦传承人都必须从他们手中购买样品以仿制。

      因此定期或不定期去古玩市场征集应该是征集部门常态化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与藏家建立良好的关系,一方面可以通过他们征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一方面他们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实践证明,这种征集方式能大大节省成本,而且高效,不失为一条征集的捷径。

      当然这种方式也存在不少问题:1、由于民族文物在藏家手中可能已经多次易主,其信息准确性就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具备丰富的田野经验加以辨别;2、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很多古玩市场上出现了仿制、做旧的民族文物。以笔者曾见过的多幅海南龙被为例,由于市场的炒作,龙被的价格已远远超出本身的价值。有的甚至叫价十几万、几十万,由此出现在清末民国的底子上用新的绣线绣成的龙被,再用高锰酸钾做旧,或其中两幅为旧品,另一幅为拼凑的情况,这就需要具备文物鉴定的知识和经验。

      3、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近年来,国家逐步加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力度,公布了一大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人名录。每年还会举办各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如东盟博览会、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这些博览会往往集中了民族民间传承人,他们带来或现场制作的许多东西也不失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同样具有收藏、研究价值。

      (三)、委托征集;

      即通过签订征集协议,委托各县市、外省及国外兄弟文博单位开展代理征集的方式。它可以大大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缺点是缺乏征集的自主性、灵活性。

      (四)捐赠;

      利用电视、报纸、网站等媒体发布相关征集消息,鼓励民间捐献,或优先出售给民族博物馆收藏。同时发予证书,并在媒体加以宣传,营造社会共同关注民族文化,共同守卫民族精神家园的良好氛围。

      (五)、拍卖;

      通过拍卖会征集珍贵的民族文物。当然这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和权威的鉴定,应当量力而行。

      五、民族文物征集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物原始资料的完整性。

      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文物本身,它还与文物所附属的信息息息相关。民族文物也是如此。一面普通的旗帜很可能上不了级别,甚至可能被划为参考品;而“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大纛”(广西民族博物馆藏)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则被定为一级品。因此在文物征集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相关信息的采集,这样才能揭示民族文物的内涵,认识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由于民族文物多是近现代的实物,离我们比较近,很容易知道其用途和来龙去脉。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文物征集工作者往往忽视了文物原始资料的填写。而等到文物建档,或陈列、研究,面对成百上千件文物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文物征集时做好原始资料的记录,不仅方便文物的建档,更为今后文物的提取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重视对近现代、尤其是当代民族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征集和保护。

      目前,国内对民族文物的还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重古轻今,对少数民族历史文物比较重视,但对近现代、尤其对当代文物则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认为这些东西随处可见,随时都可以征集。然而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尤其是近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传统工具迅速变成“文物”。已很难找到完整的实物。同样,许多看似司空见惯、平常无奇的物品,也在不知不觉中衰落消失。在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对转瞬即逝的民族文物进行抢救是博物馆尤其是民族博物馆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

      2、重有形轻无形,在传统的以实物为基础的建馆理念的指导下,有形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无形文化的保护则被弱化或边缘化,导致博物馆只见有形不见无形的状况。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更容易消失。例如一些民族乐器,随着会制作、会演奏的老艺人的去世而面临失传。即使文物本身保存下来,也只是一件“死”的没有生机的“出土文物”。重视和加大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已然成为世界博物馆界的共识。

      (三)、学习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习惯。

      我国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这就要求在征集前对民族政策、禁忌、信仰、习俗进行充分的学习、了解。例如在宗教、祭祀场所如佛教寺庙、回族的清真寺、侗族的萨堂内就不要大声喧哗,未经许可最好不要拍照,其次不做有损民族团结的事。最后,应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意愿,切不可强买强卖。很多民族都有老人去世时,要将其生前使用的服饰、被面、用具等烧掉或陪葬的习俗。侗族、苗族、瑶族、壮族等民族小孩背带象征着灵魂,这些都不会轻易出售。另外,在征集工作中,随身带有烟或糖果对打开工作局面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也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在民族文物保护法尚未健全,民族文物的界定、分类、定级等尚未统一的情况下,作为民族类博物馆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为己任,应该自觉加大对民族文物的征集和保护力度,同时对在民族文物征集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应尽量避免,对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纠正。这样才能使民族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页10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2]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3]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4]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页139。

      作者:田宇 广西民族博物馆 530028

  • 博物馆讲解艺术初探(温科学)

      摘要:讲解是博物馆工作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手段,亦是博物馆学最为关注的内容之一。本文从讲解工作的特点、讲解员的造型艺术、讲解语言艺术、讲解方式方法等方面入手,探索博物馆讲解艺术。

      关键词:民族学博物馆 讲解 艺术

      近年来,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其教育职能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博物馆在互联网上打出公开招聘志愿者、讲解员的公告,这一行动立即引来众多有志青年。一时间,“讲解员”成为互联网上点击率较高的词语之一。如此众多的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投入到讲解事业中来,对我国博物馆讲解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想讲得好不易,需要从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探索。

      一、讲解工作及其艺术特点

      讲解工作是以博物馆陈列品为依据,由讲解人员进行提炼、选择,运用语言艺术、讲解技巧和真挚的感情,直接向观众有针对性地传播知识和信息的一种教育活动[1]。因此,讲解工作应该包括讲解技能和讲解艺术两大部分。

      讲解技能是讲解员必须掌握的,且与陈列展览内容直接相关的基本知识技能,包括对讲解词的熟练程度、对陈列展览设计的理解程度等。而讲解艺术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精益求精、锦上添花。如果说讲解员掌握了讲解技能,仅仅是做完讲解任务而已,那么只有当讲解员具备了讲解艺术的时候,他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一个讲解员的讲解只是完成接待任务,那么他的讲解不会给观众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你的工作职责,理所当然。相反,如果讲解员的讲解抑扬顿挫、充满激情,令人意想不到的话,就会使观众产生共鸣,对讲解内容记忆深刻,长久不忘。这正是一名优秀讲解员所追求的,所希望产生的最佳讲解效果,也正是讲解艺术重要所在。

      博物馆作为一种事物的运动形式,可以说自始至终是围绕着“物”进行的[2]。同样,离开了实物的讲解不能称其为博物馆的讲解,只不过是文物、标本的介绍罢了。博物馆讲解工作必须通过实物向观众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服务于观众。这就要求讲解员在讲解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讲解员并不是观众最终要欣赏的对象,观众要观看的是陈列品,而不是讲解员本人,讲解员不可以哗众取宠,本末倒置,过度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讲解的中心不能离开文物、标本太远,不能脱离陈列一味发挥,选用的故事要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甚至把讲解变成故事会或者讲评书等。民族学博物馆的讲解就要以民族学文物为基础,还原这些文物展品曾经生存的文化情景和历史源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畲族女装,讲解员在讲到这件文物时,除了介绍服装的面料、刺绣等工艺外,常常会根据观众的听取情况,临时加上一段关于畲族三公主凤凰装的故事,来增强趣味性,加深观众对这件畲族传统女服凤凰装的理解。这样的讲解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但是,讲解员在故事的使用上要格外小心,穿插得过多或者不当,会适得其反,“让文物说话”才是讲解的最高艺术。

      博物馆讲解是以观众的接受能力为前提,通过互动式的双向交流完成的。这就要求讲解员以平等的思想、知识和情感交流,关注、研究不同观众的艺术接受能力、知识水平、风俗习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给予不同的讲解方式、方法和风格,唤醒观众心灵深处对艺术魅力的共振,激发他们的审美创造力,构建文物标本和观众之间交流的桥梁,使得文物标本、讲解员和观众三者之间达到和谐的境界。例如:下面一段文字记录了某博物馆讲解员在介绍清代满族八蟒袍时的情形: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件清代满族的官服。一般啊,蟒袍三品以上绣九蟒,四至六品绣八蟒,七品以下绣五蟒。大家数一数,我们这件是几蟒啊?”讲解员通过这样的设问,让观众们都跃跃欲试,有的说五蟒,有的说是九蟒,有的眼尖看到说明牌上写的八蟒,就说:“牌上写着呢——八蟒”,大家相视一笑,讲解员接着问:“八蟒,那你说说哪八蟒?”这下问住了他,他只有挠挠脑袋,不好意思地说:“还是您来吧。”讲解员抓住主动权之后,就一一指出八蟒的具体位置。

      这样的讲解不仅得到了观众的信任,也搭建了与观众沟通的桥梁,营造了和谐的气氛,引起了观众心灵的共鸣。

      讲解艺术还具有灵活性特点,这就要求讲解员因时制宜、因人而异、因地制宜。观众的背景不同,讲解的时间不同,讲解的内容、重点也就不同。灵活的讲解在于触景生情、随机应变,以不变应万变。民族学博物馆的观众除了普通观众外,可能还会有民族学专业的专家学者或者某一族群的观众。面对这么多层次的观众,讲解员须做到灵活处理,逐渐形成几套独特的讲解风格。

      二、造型艺术与讲解员的姿态、着装、美容

      讲解员在对观众进行讲解时,观众欣赏的是讲解员与文物、标本一同构成的一个整体,既有对文物、标本价值的赏析,又有对讲解员的文化修养、服饰、仪表、行为方式的品味。一名讲解员端庄的面容,得体的着装,健美的体态,本身就给观众一种美的感受。因此,讲解员的姿态、着装、美容等造型艺术也是讲解艺术的研究内容之一。

      造型美不仅是生理方面的条件,如:身高、长相等,还有精神素养方面的因素,如:气质、风度等,是对讲解员生理和精神面貌的综合要求。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⑴五官端正,眉目清秀;⑵身材苗条,四肢协调,女性身高1.60米以上,男性1.70米以上;⑶衣饰穿戴整洁大方,不庸俗,不赶时髦,以端庄雅致为标准;⑷气质风度较佳,行为举止庄重典雅,不卑不亢[3]。

      讲解员想要通过讲解给观众带来文化的熏陶、美的享受和休闲的愉悦感,自己就要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因而讲解员应该注意保持得体的姿态,抬头、挺胸、收腹,不要弯腰驼背。在给观众讲解的时候,要面对观众或是半侧身讲解,不要背对观众。端庄、得体的姿态,靠的是讲解员自身气质,故作姿态是得不到观众的好感的。

      人类的服装、美容,除了有遮羞蔽体、掩饰保护等实用之外,更被人类赋予了精神功能,使之成为人类心灵的外化表现。服饰的美感,不单纯在于款式的新颖、色彩和构图的绚丽,还要与着装人的体形、气质及活动环境和谐,是实用功能与美感的统一。参观博物馆的观众通过讲解员的讲解来感受文物美,因而讲解员的着装、美容应与文物、标本美相辅相成,这样才能对讲解艺术的实现起到积极的作用。讲解员的着装、美容,既是对文物、标本美的点缀与延伸,又是博物馆社会形象的表征。具体来说讲解应做到以下三个和谐:

      1、着装与美容的和谐。一名讲解员接待观众时,穿着整齐的服装,梳着时尚的发型,配以流行的妆束,一股清新之风便会迎面而来,给观众一种美的享受。倘若服装、发型与化妆之间不协调,就会破坏整体的美感,因而着装与美容要达到整体的和谐。

      2、着装、美容与人的和谐。服装的款式、色彩、质地、装饰物等要素之间的搭配应有统一的风格,同时还须与穿它的人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化妆也是一样,我们在一个面无表情的模具上,是看不出它是否有生机的。只有在活动的讲解员脸上,才能看出是否具有活力与美感。

      3、着装、美容与博物馆的和谐。讲解员的讲解是在博物馆的特定环境中进行的,因而讲解员的着装、美容应该和博物馆展厅等具体环境和谐一致。一方面,讲解员的着装、美容要与博物馆展出的文物、标本本身相协调,不能过分突出,抢了文物的眼;另一方面,讲解员的着装、美容要与博物馆建筑、陈列设计等具体情景相和谐,着装、美容不要破坏这种情景,既要审美又要实用功能。

      民族学博物馆讲解员的着装与美容,可以是着正装、化淡妆,当然也可以是着某一民族的传统服装、化这一民族的传统妆容。总之,讲解员的着装、美容与造型艺术要兼顾“三个和谐”,同时注意自身修养,才能够在观众面前塑造出良好的形象。然而,给观众留下良好的印象,只是做好讲解工作的第一步,还要在讲解语言、讲解方式方法等方面加强,使得内外两方面达到和谐统一。

      三、讲解语言艺术

      讲解员是运用语言向观众讲解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人们常说:“讲解员是靠语言吃饭的。”因此,熟练掌握讲解语言艺术是讲解员必备的基础技能。讲解的语言既有有声语言,又有手势、表情等无声语言(身体语言),两者结合则构成了讲解语言艺术的特征。

      (一)有声语言艺术

      讲解员要使用标准普通话讲解。普通话以北京方言为基础,是我国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一种语言,民国时期即被定为官方语言,可以说普通话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因此,普通话都是讲解员进行讲解的工作语言,是每一个讲解员必须掌握的基本功。简单地说,要注意以下几点:⑴注意多音字与同音字,普通话中有大量的多音字与同音字,讲解员平时要格外注意,经常查字典,读准确;⑵注意音变,普通话的音节与音节、音素与音素、声调与声调,由于互相影响,会出现音变现象[4],音变主要有儿话与变调等。普通话有着无以伦比的音韵之美,只有苦练基本功,熟练地驾驭它,讲解员才能将历史画卷有声有色地展示给观众,给人以启迪和享受[5]。

      讲解员应正确掌握和运用语调、重音、节奏、呼吸发声和吐字归音,并将他们有机结合,为取得最佳讲解效果而采取的表达方式[6]。

      每一个讲解员对博物馆陈列设计的理解都是不同的,讲解员根据自己的理解程度,通过不同的语气和声调,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这就形成了讲解语言艺术中多种多样的语调艺术。常见的语调主要有平调、升调、降调和波浪调四种,讲解员在掌握这四种语调时,应该结合本馆实际,揣摩讲解词,准确判断并恰当使用讲解语调:①平调,这种语调语气比较平稳,没有声音明显的高低变化,多用于叙述或者说明,是讲解员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语调;②升调,语调由低逐渐抬高,一般用于设问、反问、感叹等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情绪比较激昂的语句中。通过语调的变化,达到引起观众注意的效果;③降调,语调由高到底,用于庄重、肯定、请求等语句中;④波浪调,就是语调如波浪一样,或先升后降,或先降后升。多用于幽默、怀疑、话外有话或正话反说等场景。上述四种方法,一般情况下都是综合运用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使用,积累经验,才能用起来得心应手。

      讲解重音,其实就是指在一句话中为了强调、突出重点,而把某些词读得很重,能够加深观众印象,达到良好的讲解效果。讲解重音运用方法有:增强音量(声音强度)以强调语意,增强声音力度以突出语意,夸大音调值以取得强调重音效果三种[7]。

      讲解员讲解时,语速形成高低缓急、快慢强弱的节奏感,深刻地体现了讲解的艺术感、韵律感。讲解节奏的确定首先应该从陈列的内容考虑,其次是观众的构成。陈列的内容,是讲解内容的核心,因而讲解时语速的快慢、语言的韵律,必须遵循陈列内容和讲解内容所设定的情景,急缓高低保持一致性。同时,我们讲解的对象是博物馆观众,观众的接受能力(年龄、兴趣影响着接受能力)、参观时间也决定着讲解员讲解的节奏快慢强弱。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学博物馆的讲解员能使用一两句当地民族的语言,也许是一句问候,也能拉近讲解员同观众的距离。

      (二)无声语言

      讲解员与观众的交流除了有声语言外,还有无声语言(身体语言)。无声语言包括讲解员的眼神、手势等。手势、眼神等动作、表情,也可以说是讲解员的造型,但是它们更多的含有语言的性质,可以为讲解员表情达意。

      手势可以帮助讲解员传达某些信息,给观众以导向,弥补了有声语言的不足,加深了观众的理解。手势的运用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必须伴随着讲解员的有声语言,自然恰当地指向文物、展品,讲有所指,讲哪指哪。指向文物、展品时,要注意指的位置应该在文物、展品的一角,防止手指遮挡住观众视线。此外,在很多博物馆里,已经开始使用指示灯代替纯手势来进行讲解。这种指示灯能够透过玻璃,更为准确地指在文物、展品上,对讲解效果大有好处。但是要注意的是,防止光线对文物的损害。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眼睛对人们沟通交流,表情达意有着很深影响。初次与观众见面时,眼睛应该是热情、诚恳的;讲解过程中,眼睛不要左顾右看,分散观众注意力,应该积极配合讲解。面部表情也是要配合讲解工作,不要过分夸张,自然、得体,使得有声语言与无声的表情紧密切合[8] 。

      四、讲解方式、方法

      讲解工作是讲解员与观众通过语言而发生的情感与心灵的交流,这种交流由双方共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因此,讲解员应随时随地观察体味不同观众的心理特征与心灵所需,并结合自己的特点,总结、归纳并选用不同的讲解方式、方法,以丰富自己的讲解艺术,更好地为观众服务[9]。

      讲解方式是由文物标本、陈列、讲解员和观众四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的,具有不同模式的讲解途径与手段。而讲解方法是为了完成讲解而采用的手段与途径,比讲解方式更具有随意性。例如,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宗教文化厅讲解员在讲到藏传佛教的转经筒时,总会让观众试着转动展厅内陈列的两个大转经筒,并结合讲解转经筒上的八宝纹饰、六字真言,让观众通过手动、耳听,这种与观众互动的做法,能够调动起观众的兴趣,但只是讲解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还构不成一种规律性的模式,只是讲解的一个方法。因此,讲解方式比讲解方法带有更多的规范性质,是一种模式化的方法。

      讲解方式按照讲解媒介的不同,讲解语言的不同,讲解内容的不同划分不同的种类。按讲解媒介分,讲解可以分为人工讲解、录音讲解和电视讲解三种:人工讲解就是由讲解员直接面对观众的讲解;录音讲解主要通过现代技术手段,统一录制好讲解,随着声光同步控制,随着观众的参观播放;电视讲解就是在录影厅内循环播放的声像讲解,它的好处是有图像,形象生动。按讲解语言形式分,同时兼顾讲解对象,讲解可分为交谈式、讲演式和课堂教学式三种:⑴交谈式讲解就是讲解员与观众双方通过交谈的方式,完成博物馆陈列全程的接待任务,观众在听的过程中,结合讲解员的讲解,会对文物、标本产生一些观点、问题,观众提问,讲解员解答,就形成了讲、听双方的交谈,当然,讲解员也可以设置一些问题,让观众回答,讲解员最后再作以总结、点评,但讲解员仍要掌握交谈的主动权,即便是交谈也要以讲解员的“讲”为主,否则就真的是交谈而不是讲解了;⑵讲演式讲解,这种讲解方式类似于讲演,煽情性很强,观点鲜明,语言连贯,一气呵成,主要适用于人数较多的观众,或者是革命、纪念类文物陈列展览使用;⑶课堂教学式讲解,这种讲解类似于教师课堂讲课,观众与讲解员单纯是听讲的关系,这种方式的讲解适用面比较窄,一般仅适用于为学习某方面知识专程前来的观众,特别是学生,因此,这种方式讲解,对文物展品的文化内涵揭示上要有专业深度。按讲解内容分,讲解方式分为:全景式讲解、总介绍式两种:⑴全景式讲解是讲解员在观众参观过程中全程跟随,引导观众参观,并按照陈列顺序进行讲解;⑵总介绍式讲解是在观众参观之前,先总体介绍博物馆陈列的内容,概括文物标本的主题思想并激发观众参观兴趣,使观众对展品有一个总体印象,主要适合于人数较多参观时间较短的团体观众。

      就大多数观众而言,由于参观时间有限,而与展览、展品有关的信息量又非常大,讲解员不可能把所知道的内容全部讲出来,要学会适度取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人施讲”(或者以人为本)[10]。“因人施讲”,是目前博物馆普遍采用的讲解方法,就是要用什么样的语言,讲什么样的内容,都要依照观众是什么样的人。“因人施讲”表面上很难判断观众的类型,其实,我的实践工作告诉我: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通过几分钟的讲解,我就可以从观众的表情、动作来判断他是否在认真听我的讲解,对什么比较感兴趣,即所谓“察言观色”[11]。通过察言观色,我再做下一步的打算,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五、结语

      综上所述,博物馆讲解艺术是实物性、互动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讲解员的讲解应该服从于这三个特点,讲解员也应该善于将这些特点巧妙地运用到工作中,不断提高讲解水平。在博物馆里,观众欣赏文物的同时,也在欣赏讲解员。讲解员的姿态、着装、美容等造型美感,就融入到博物馆整体艺术表现中。讲解员应该熟练地掌握语言艺术,讲解语言艺术包括有声语言和无声(身体)语言。讲解员的讲解,不是依讲解员的兴致,随意讲解,而是要按照一定讲解方式方法进行的。

      当然,讲解员的阅历、性格、教育程度、修养气质等背景不同,在讲解实践过程中,对文物展品、对讲解方式方法的理解也不同,逐渐会形成适合自己的讲解风格。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是长期积淀于讲解员的实践之中,形成一种持久的,较为稳定的习惯性行为。这种风格的形成,需要讲解员勤学苦练,不断琢磨,在追求个性化的同时,做到讲解风格的大同小异。

      

      注释:

      [1]国家文物局:《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49页。

      [2]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3页。

      [3]马青云、贾志强、杨维中:《讲解艺术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2页.

      [4]国家文物局:《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5]尚晏芝:《浅谈博物馆讲解员的语言技能》,《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23日第6版。

      [6]范新平、史进平:《讲解员应研究些什么》,《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2日第6版。

      [7]国家文物局:《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8]国家文物局:《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9]马青云、贾志强、杨维中:《讲解艺术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8页。

      [10]黄琛:《讲解中容易被忽视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11日第6版;胡萍:《民族博物馆讲解工作探析》,《中国文物报》2005年04月15日第006版。

      [11]唐琳:《“察言观色”在讲解艺术中的作用》,《中国文物报》2006年2月17日第6版。

      作者:温科学 辽宁省博物馆 文博馆员 沈阳 110013 研究方向:博物馆学、民族考古学及辽金元明清历史文物。

  • 民族博物馆文化产品与产业开发刍议 ——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谢睿)

      摘要:博物馆以开发民族文化产品为基石、支撑和依托,最终汇聚成文化产业。本文试从民族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的意义、实践和存在的相关问题、初步的解决办法来讨论民族博物馆产业开发这一命题。

      关键词:民族博物馆文化产品 文化产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文化产品”下有这样一个定义: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同并影响文化行为。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文化产品”首先是一种消费品,既然是消费品那么必须通过流通才能获取。博物馆的文化产品主要指的是以博物馆资源为依托,通过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相关环节来实现价值的一切产物。这是一个广义的定义。除此之外,在博物馆行业内还有着一个狭义的定义:博物馆文化产品是指博物馆依托自身的文化资源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它主要通过物的形式使公众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从博物馆带走可供回味的纪念物,满足公众“把博物馆带回家的愿望”[1]。从这里可以知道,博物馆文化产品在博物馆服务与公众需求之间处于内外衔接的中心环节,是博物馆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体现,是博物馆社会作用的延续和社会效益的放大。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和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是近年来兴起的朝阳产业。这一词汇由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于1947年首次提出[2]。文化产业从一诞生起就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存储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采取经济战略,其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单纯为了促进文化发展。”我国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行业总称,其特征是以产业化手段来发展文化事业,以文化为资源来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文化产业在当今世界的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作为生产要素的文化已无处不在地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进程。

      广西民族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与其他部分有着许多相通的共性,并具备中华民族文化的总体特征和基本内涵。然而广西民族文化又有着自己的独特价值,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我们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趋势来看,文化资源是广西最重要、最可宝贵的资源。可以说,广西是一个民族文化资源富矿,而且这些丰富而独特的资源正适应和吻合了现代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特征、要求、方向及趋势,蕴藏着极高的经济价值,我们必须用经济的眼光来审视和梳理我们的文化资源,要站在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和自然赋予我们的独特优势。

      广西是多民族自治区,除汉族外,境内还居住着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族等世居民族,此外还有布依、满、黎、蒙古、土家等民族。其中,壮族是全区人口最多的民族,有1600多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广西少数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开拓祖国南方宝地的同时,也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他们各自的语言、服饰、建筑、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喜庆节日、民间艺术、工艺特产、民族餐饮等,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其中如壮族杆栏式建筑、苗族吊角楼形成典型的民族建筑景观,众多的民族节日、民族工艺美术、民族饮食等多个领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民族文化特色。

      广西民族博物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一座民族类专题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是广西第三个自治区级博物馆,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迄今为止展示面积最大、设施较为齐备的民族文化专题博物馆。馆址位于美丽的邕江江畔、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区内,距离市中心大约10公里。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功能定位是:以广西12个世居民族为主的各民族繁衍生存,融合发展的社会发展物证、文化与艺术遗存、典籍及无形文化遗产及研究成果的调查收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和教育宣传的专业性民族文化博物馆。本文拟以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产品和产业开发为例展开讨论。

      一、民族博物馆为什么要开发文化产品与文化产业

      受全球文化产业发展大趋势的影响,文化产业在我国于最近一两年间迅速发展,现今正在逐步被提升为我国的支柱型产业之一。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们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除了具有上述意义外,同时还具有自己的特殊含义。其一,博物馆的文化产品开发能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要。由于博物馆的产品都具有博物馆自身的特色或者藏品的特色,因此能满足人们把博物馆带回家的希望;其二,博物馆的文化产品开发有助于帮助博物馆自身提高造血功能,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其三,博物馆的文化产品具有渗透力和影响力,是博物馆文化和文化遗产有效、重要的展示和传播渠道,是博物馆社会教育、文化服务功能的延伸,同时也延伸了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功能。    

      广西民族博物馆在2010年初设立了产业开发部,其主要任务为:负责设计开发民族特色工艺品、开发代表性藏品的文物复仿制品、配合临时展览设计展陈活动纪念品,开展民族特色文化产品销售工作。

      二、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产品观众定位和产品类型

      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必须对观众进行定位分析,以便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结构、职业的观众群的不同审美要求;在满足以上条件的情况下开发不同类型、具有鲜明广西民族特色的创意文化产品。

      1、针对学生人群:由于他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心,但普遍经济购买力较低,所以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发了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卡贴、民族娃手机链、花山壁画文具袋、广西民族博物馆Logo钥匙扣、镜子等一系列民族特色产品,以满足这一年龄层次人群的需要。

      2、针对年龄在20至35岁的观众:这一部分观众一般都已进入社会,开始养活自己,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社会经验和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储备量,对时尚性物品需求高并且还有一部分追求个性较为鲜明的物品,且具有一定的购买能力。广西民族博物馆针对这一部分观众,开发有民族娃卡片式U盘、花山时尚手表、时尚围巾等产品。

      3、家庭型观众:这一类观众一般是带着孩子,举家前来参观,主要目的是教育培养小孩的认识能力与动手能力的。针对这一特定人群,广西民族博物馆主要开发了体验型产品,专门设置了“玩意坊”以供这一特殊人群进行体验。主要服务形式有剪纸、制陶、绣花等,以满足一个家庭的需求。

      4、中老年人群:这些观众一般陪同亲朋好友参观或是自己前来参观,他们普遍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购买力强。这类观众注重欣赏和收藏价值的纪念品,尤其是彰显地方历史文化个性的产品。针对这一类型群体,广西民族博物馆主要开发了文物仿复品,以满足其需求。如合作开发有铜鼓及馆藏铜鼓明信片。铜鼓是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特有的一种古代文物,它也是我国南方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广西由于铜鼓蕴藏量丰富,种类齐全,铸造和使用铜鼓的历史悠久,被誉为“铜鼓之乡”、“铜鼓大本营”。广西民族博物馆是世界上收藏铜鼓最多、种类最为齐全的博物馆。铜鼓是一种打击乐器,但其用途远远超出一般乐器的范畴。在古代,铜鼓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是祭祀、盟会、集会、赏赐、进献、丧葬等场合使用的礼器和重器。广西民族博物馆现合作开发的铜鼓具有一定的收藏和使用价值,故能满足这类人群的需求。

      三、广西民族博物馆产品开发现状

      广西民族博物馆目前在开发文化产品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如下:

      1、现开发的部分产品与其他博物馆的产品相比,同质化倾向较重。一般都是钥匙扣、手机链、书签、笔袋等相类似的产品,这样一来,产品的识别化不突出,吸引力不够。

      2、品种单一,缺少深层次、高水平、个性鲜明的创意,与其他文化产品的多样性相比,缺乏竞争力。产品和产品之间缺乏联系,难以形成系列,无法吸引二度消费[4]。

      3、设计、制作、包装不够精美,与博物馆本身高雅、精致的形象不相称,容易引起低质化的评议。

      4、研究藏品、市场、消费者的人员少;营销手段传统化;等待观众购买仍然是主要的销售手段,走出去的少。

      5、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滞后。目前国家已有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地方也出台了相关规定,但现有的这些政策和规定中,没有与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相关的条款,更不用说关于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的内容。就目前政策条件下博物馆要开发文化产品和发展文化产业还是比较艰难的。

      6、政府投入资金少、使用难。现有政策规定国家拨款只能用于博物馆日常营运和文物保护、征集等,资金不能用于特色文化产品开发和经营,所以没有资金的支持,博物馆文化产品要进行批量开发、销售,都是比较困难的。

      四、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特色产品开发的未来方向

      1、深度挖掘藏品内涵,具体结合商品外形,打造别具一格的民族特色文化产品。研究藏品是每一个参与开发人员必须做的事情,只有认真地研究好藏品的内涵,才能做出更有文化意义的产品。

      2、打造符合博物馆高雅、精致形象的精品。品质是每一件商品的灵魂。更重要的是,博物馆文化商品的品质成为博物馆形象的外在表现。要创造出品质卓越的精神产品,必须做到以人为本,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基于人的需要来开发商品,才能获得市场。了解人们的兴趣点是使开发方向不致偏失的必要条件[3]。

      3、建立多元化开发经营体制。单一地靠博物馆自身的财力和人力,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和开发营运需要。通过引进社会力量进行开发设计和销售,进行文化生产和资源与资本的优化组合,共同组成多元的文化生产主体,促进博物馆文化产业多元化格局的形成,这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4]

      4、加强文化产品开发、营销人才培训。广西民族博物馆现有的开发及营销人员都是从其他部门调配过来的,没有相关产品开发和营销经验,只能逐步在实践中探索,缺乏专业培训学习。所以,立足本馆现实际情况,加强对现有人员进行相关专业的培训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步骤。

      5、希望有关部门出台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财政、税收、资金使用等相关方面的扶持政策,以便加快博物馆文化产品的开发和推进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

      

      参考资料

      1、参见《创新文化产品样式 打造名牌特色产品—“博物馆文化产品”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文物报》2007年10月26日

      2、《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

      3、《论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开发经营》  陈德声

      4、《论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开发》  元保祥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

      作者:谢睿 广西民族博物馆助理馆 南宁 530028。

  • 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广西民族博物馆对外交流展览为例(艾兰)

      [摘 要] 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已经引起各国的普遍重视。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展示国家形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手段。广西在对外文化交流“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中,应抓住“中国—东盟”这一契机,发挥地域优势,充分挖掘地方文化和民族特色,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把地方对外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高度,使广西民族文化能够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 文化交流  展览 广西民族文化 博物馆 中国—东盟

      一、引言

      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国际文化交流已经引起各国的普遍重视,文化外交逐渐成为政府和人民关注的外交新模式。国际文化交流是增进各国民族之间互相了解、消融隔阂、加强合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各国提升国际威望、树立形象、扩大影响的重要途径。文化交流,避开了政治合作中的敏感性和经济合作中的利益之争,它对世界的影响往往比其他方面的影响力更持久、更广泛、更深刻。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积极制定了强有力的政策来促进对外文化的交流,扩大自己的影响。其中,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展示国家形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手段。积极配合国家外交事务和国际间的民间交流活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举办和参与对外展览活动,是我国博物馆的一项重要使命。而广西在对外文化交流“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抓住“中国—东盟”这个契机,发挥地域优势,充分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和资源,把地方对外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高度,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意义。

      二、我国博物馆对外交流展览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文物出国展览工作是随着国家外交活动和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建国以来至1985年底,我国曾先后在亚大欧美四大洲的24个国家(地区)进行了84批(次)各种规模和类型的展览,接待观众累计达四千多万人次。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文物出国展出次数逐年增加。其中《中国秦代兵马俑展览》、《中国古代文明——华夏瑰宝展览》、《清代宫廷文物展览》等大型展出,尤其饮誉世界。[1]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有1000余项文物展览走向了世界,年均赴境外文物展览数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3项增加到了目前的70项左右,观众逾亿。进入21世纪,我国参与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博物馆数量不断增大,交流次数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近几年,全国博物馆赴境外的文物展览每年达80项左右。2007年,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初审、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全国出入境展览62个;2008年,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初审、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全国出入境展览68个;2009年,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初审、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全国出入境展览72个;2010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展览53个;2011年,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初审、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全国出入境展览94个;2012年,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初审、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全国出入境展览73个。[2]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有计划地引进国外文物展览,向国内公众推介世界文明。在“中法文化年”、“中意文化年”、“中俄文化年”等系列活动中,两国互办展览正在成为常态,这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正在成为各种文化活动中的亮点。[3]

      三、广西民族博物馆对外交流展览概况

      广西民族博物馆是广西第三个自治区级博物馆,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是迄今广西展示面积最大、设施较为齐备的民族文化专题博物馆,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广西12个世居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主要工作任务,同时兼顾对广西周边省份各民族以及东南亚各民族的文化研究、文物资料收藏和宣传展示。由于地处东盟桥头堡位置,广西民族博物馆还特别注重展示东盟国家的文化,举办了展示中国与东盟十国渊源流长、以中国—东盟博览会继往开来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往来的《东盟文化展》。另外,广西民族博物馆一直致力于与东盟国家博物馆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承办了几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文化论坛和东盟国家博物馆馆长论坛。

      自广西民族博物馆建成开放以来,已经多次举办并参与了对外文化展览交流活动。例如,2009年10月引进了“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2010年8月,组织展品赴新加坡参加“异族风情·大同世界:世界传统服装展”。2011年5月赴台湾参加“广西少数民族艺术节”,举办了“锦绣八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展”。2011年10月,引进了“佛风梵韵——缅甸佛文化展”。2011年4月和9月与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合办了“多彩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联展。2012年1月,组织展品赴新加坡参加“春到河畔 醉美广西”迎新春活动。2012年11月赴土库曼斯坦参加中土建交20周年庆祝活动,举办了“锦绣八桂——广西织锦刺绣艺术展”。2013年,引进了美国的“化零为整——21世纪美国拼布作品展”。2013年6月即将赴泰国参加“2013泰国·中国广西文化年——美在广西”文化交流活动,举办“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展”。

      本文以下重点介绍作者亲身参与的活动之一——赴台湾“锦绣八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展”。近年来,桂台两地的文化交流活动十分频繁。从2009年开始,广西经贸文化代表团先后三次访台。2010年在广西举办了“情系八桂——两岸文化联谊行”活动,广西丰富多彩的文化给台湾同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促进桂台之间的文化交流合作、加深彼此了解、增进两岸同胞感情,台湾邀请广西赴台举办“广西少数民族艺术节”,由中华文化联谊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台北市文化艺术促进协会来共同举办此次活动,活动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承办,广西民族博物馆负责组织艺术节的重要内容之一“锦绣八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展”。展览共展出展品80件(套)、图片100余张,以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服饰、织锦、刺绣、蜡染、乐器等为展示重点,并辅以音像数据内容,全面介绍广西悠久灿烂、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展览还配以原生态歌舞、民间传统技艺(织锦、刺绣、蜡染等)现场表演、特色茶宴等(现场打油茶表演、品尝“六堡茶”),鲜活生动地展现出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的风情万种。展览于2011年5月21日在台北华山创意文化园成功开幕,并于5月29日圆满落幕。

      “锦绣八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展”不同于以往的文化歌舞展演,而是以广西民族博物馆馆藏实物和工艺品作为展览的基础,结合广西少数民族民间工艺的展演和教学进行平面、立体互动的展示,展览特点鲜明,主题明确,很好地向台湾人民展示了广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此次展览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由政府牵头,桂台两方密切合作,精心筹备展览。

      此次展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牵头,文化厅及下属单位各个部门密切配合,提前4个月开始筹备,期间桂台双方的主办单位工作人员多次就展览方案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究,对展览的内容结构进行了调整,并对展览提纲作进一步完善,同时根据展览需要补充征集展品,使展览方案得到不断完善,达到最佳效果。根据双方约定,展览形式设计与制作以及展场设施布置交由台湾方面具体负责,广西民族博物馆提供协作;广西民族博物馆则负责展品的包装运输和现场工艺表演的有关准备。双方分工明确,交流频繁。

      (二)定位准确,发挥了广西民族文化的特色。

      “锦绣八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展”是此次广西少数民族艺术节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切合艺术节的主题,我们重点展出了广西少数民族绚丽多彩的服饰以及织锦、刺绣、蜡染等传统工艺品,并配合音像设备展示广西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优美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民间工艺制作过程,加上壮锦工艺、绣球工艺、蜡染工艺的现场表演,生动形象、综合立体地展示了广西民族文化。就展览内容而言,既抓住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民族文化即织绣文化作为重点,又能适当兼顾到广西历史、民族情况、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等相关内容;就展览形式而言,做到了动静相辅、亮点突出、特色鲜明。

      (三)宣传推介工作到位,展览产生轰动效应。

      该展览作为广西少数民族艺术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广西民族歌舞戏曲巡演等活动内容一起,主办方台北市文化艺术促进协会从筹备开始就及时进行了宣传推介,台湾各大媒体提前就进行了关注和报道。台北市主要街道悬挂着广西少数民族艺术节的宣传旗帜,图文并茂的宣传报道也已同时见诸《望报》和《文化快讯》等台湾主流媒体报刊。艺术节开幕前夕,代表团成员还接受了媒体记者采访和电台的专访直播。在艺术节活动期间,又应邀到汉声电台作专题介绍,并且还接受了台湾原住民电视台的采访。通过当地媒体的大力宣传报道,展览活动在台湾产生了轰动效应,参观者络绎不绝,9天时间观众人数达到2万以上,并且受到了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四)选址恰当,活动面向基层和民众。

      本次展览场地位于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其位置位于台北车站和光华电子广场之间,属于台北市中心人流集中区,虽然举办展览的场地条件不是太完备,但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并且园区文化氛围浓厚,吸引了众多普通民众到场参观。9天的展览时间吸引了逾2万民众,并且都是自发而来,包括普通民众、学生、退休老人、文艺界人士、收藏家、教育工作者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参观者。

      (五)民间工艺的展演与教学成为展览亮点。

      壮锦编织工艺、刺绣工艺、蜡染工艺是广西民族工艺文化的精彩之处,为了把静态展示的民族实物鲜活地展现给台湾同胞,我们邀请了宾阳壮锦工艺师、靖西刺绣工艺师、隆林蜡染工艺师分别对壮锦的编织、绣球的制作、蜡染的绘画进行现场展演,这成为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与热点。同时,还安排每天下午2点至6点为工艺教学时间,此举吸引了很多对此感兴趣的台湾观众,许多人提前预约报名学习,并且有很多爱好者数次来到展场进行学习交流。通过这种互动的民间工艺展演与教学,台湾观众切实体验到了广西民族工艺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且加深了两岸同胞的感情。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交流活动的魅力,展览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却是巨大的。大家不仅相叙乡情,更深的是彼此对共同的民族文化的认同,为两岸民众搭建起相互学习、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的平台,对进一步加强桂台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增进两岸民间及青年间文化来往和沟通、推动两岸在文化领域的深层交流与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博物馆对外展览发挥的积极意义

      对外文化交流具有先行性,文化的特质之一就是潜移默化,文化往往能够起到政治、经济手段难以达到的作用。从我国文化交流史来看,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在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先行一步,可以超越某些敏感的问题,推动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

      对外文化交流具有相互性,它表现在交流双方都主动参与、互相合作,双方期望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交流双方希望展示各自的文化,并将国外的文化带回国展示给自己的国民。例如,广西民族博物馆2011年与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合办的“多彩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联展,两馆各自挑选了一批文物合为一个展览,分别在两馆巡回展出,使广西和印尼的观众感受到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很受两地观众的喜爱。

      对外文化交流具有长期性,历史上成功的对外文化交流常见于长期的交流项目中。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目的也是推动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长期信任,以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对外文化交流的开支其实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虽然数量少,但是回报却是巨大的、长期的。例如,广西民族博物馆2009年引进了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的“印度尼西亚文物珍品展”,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签订了合作备忘录以保证双方未来长期的持续合作。正是在这种长期保持的友谊下,两馆又在2011年合作举办了联展。

      博物馆对外交流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有利于我国博物馆学习国外博物馆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国际接轨。如2013年广西民族博物馆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合作举办了“化零为整——21世纪美国拼布作品展”。在此次展览的合作中,美方的文物包装方式、材料准备、设计理念、陈展方式方法等,让我们受益匪浅。

      博物馆对外展览交流有助于其他国家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助于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例如我国的民族政策是西方媒体非议的焦点之一,而广西民族博物馆完全可以利用对外展览的机会,向外展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真实生活面貌和特有的民族文化。

      博物馆对外展览有助于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在政治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我国赢得国际尊重。例如,作为“友谊大使”的秦兵马俑,自1976年3月首次走出国门,至今已“出访”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过100多个展览,五大洲2000多万参观者受到兵马俑的“友好接待”。外展期间,兵马俑展览在多国引起轰动,在英国还引发了“中国文化热”。

      博物馆的对外交流展览能推动我国的旅游事业,对外展览的成功和产生的轰动效应往往能激发海外观众来中国旅游的意愿。如我们在台湾举办展览时,许多台湾观众通过展览对广西各地的民族文化和风景名胜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纷纷表示计划到广西旅游,实地感受广西的民族文化。

      五、对外展览与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

      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对外展览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

      对外展览文化交流的体系不完善,缺乏完备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性指导。在具体工作中,我们感到缺乏博物馆行业内可供对外交流工作参考的具体措施,更缺少与外交部门、媒体等有关部门的联合推动,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参考,这些都阻碍了博物馆对外交流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对外展出的数量还不够多,全国平均每年对外展览交流的数量也就是几十个。虽然近些年,我国对外展览的数量逐年增多,但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即使到了2012年,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初审、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全国出入境展览为73个,但与全国3589家博物馆(国有博物馆3054个,民办博物馆535个)[4]的基数比较起来,不到全国博物馆的0.02%。而且这些承担对外展览项目的博物馆大多为北京、上海等发达省市的一些大馆,全国很多中小型博物馆甚至从来没有推出或引进过外展,少数民族地区就更少了。

      博物馆对外交流主要表现在文化交流方面,与外交事务配合不够。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等,都把博物馆文化交流和对外展览纳入其文化外交范畴加以利用,如法国是目前每年在国外组织艺术展览次数居世界首位的国家,法国政府之所以肯在对外文化活动上不遗余力地进行财政拨款,就是为了实现法国的文化外交目标:在全世界弘扬法兰西文化,保持世界人民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相比世界上的文化强国,我国博物馆利用对外交流开展文化外交活动的意识较为淡薄,对外展览服务于文化外交的水平较低。[5]

      博物馆外对外展览积极性不高,展出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博物馆对外展览的自主权比较小,举办一次对外展览要面临手续繁复、耗时长、保险费高、安全风险等复杂因素,加上缺乏激励性政策等原因,很难调动博物馆特别是中小型博物馆主动开展对外交流展览的积极性。另外,我国目前对外展出的展览多以青铜、瓷器、玉器、金银器等历史性专题性文物为主,形式比较单一。纵观建国以来我国对外展览的选题,仅有很小部分展览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

      大部分国内博物馆与国外其他博物馆交流与合作的形式比较单一,很多仅局限于交流展览和参观考察,而在管理、技术、研究、人才交流等深层次方面合作比较少,或者仅仅流于表面和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合作和进展。

      六、对外展览的发展方向和对策

      完善博物馆对外展览文化交流体系,提供完备的可供参考的具体操作细则,明确博物馆对外展览的目标,进行整体规划和战略部署。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6这是党中央对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要求和部署。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博物馆应制定符合我国外交方针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需要的政策和目标,加强博物馆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我国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软实力,达到最终提升我国国际地位、改善我国国家形象的目的。

      增加博物馆对外展览交流的数量,关注中小博物馆和民族地区博物馆的对外展览交流情况。可以制定对外展览的增长计划和预期目标,保证资金的投入。鼓励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请进来”、“走出去”。

      加强与外交事务的配合,培养博物馆对外展览的文化战略意识。举办博物馆对外展览有利于发展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传统友谊,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巩固与其他国家的友谊,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具体工作中,加强与我国驻外机构的联系与合作,积极配合国家外事活动。

      提高博物馆对外展览的积极性,丰富展览内容和形式。为充分调动各博物馆举办对外展览的积极性,可以建立一种奖励机制,并提供部分资金援助。另外,还可以组织一些对外展览培训班,为各博物馆提供经验和咨询。另外,要拓展展览内容,不要局限于某一类展品,形式上也可以增加一些灵活性。

      深化与国外其他博物馆的交流,不断扩大各种交流形式,特别是要加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训交流方面的合作,可通过签订合作备忘录、联合办展、合作考古发掘、合作课题研究、人员互换培训等方式,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交流,提高我国博物馆对外展览的整体水平。

      七、中国—东盟框架下的广西民族文化交流展览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早在明朝,郑和就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船队多次停泊与访问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印尼、文莱、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随着中国与东盟组织关系不断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双边关系更是上升到新的高度。在中国与东盟展开政治、经济外交的同时,文化外交也同样能发挥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注重开展对东盟国家积极有效的文化外交,有助于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广西民族博物馆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级的民族文化类博物馆,应当自觉承担起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的任务和责任,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中国的古代文化对东盟国家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东盟国家与中国尤其是广西具有深厚的文化同源性和亲缘性。广西是壮族的主要聚集地,壮族与越南的侬族、泰国的泰族等东南亚民族有人种学意义上的亲缘关系。远古时代生活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中南半岛北部的骆越人是他们共同的祖先。有学者指出,壮族与东南亚国家越南、老挝、泰国、缅甸4个国家以及印度共20个民族有亲缘关系,其中与越南的岱族、侬族、拉基族、布标族、山斋族的关系最为密切,属亲兄弟关系;与其他15个民族,属堂兄弟关系。“那”,在这些民族的语言中是“水田”的意思,他们以耕种水稻为生,形成了“那”文化,也称稻作文化。“那”文化体现在中国与东盟各国多民族长期形成的生产制度、家庭制度、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上万年的历史。[7]另外,儒家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东南亚各国。东盟各国的历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服饰、建筑等,都多多少少地有着儒家文化的痕迹。尤其是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致力于弘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文化。而东南亚国家也是中国华人华侨的聚居地,据资料显示,在东盟10国的华人人数超过2400万,他们是东盟国家经济的建设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构成了独特的华人文化。广西是中国的第三大侨乡,华侨亲属与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正是广西的地缘和亲缘优势,在推动中国与东盟友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边界线长达1000多公里,广西世居着12个民族,特别是壮族、瑶族、苗族、京族等民族与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广西民族博物馆该抓住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大背景,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民族元素,加快民族特色文化的开发和利用。

      首先,应整合广西的各民族文化资源,提升文化凝聚力,打造特色文化,塑造博物馆文化品牌。广西有12个世居民族,每个民族又有着截然不同的民族特色和风土人情,把这些民族的优秀文化整合起来,组成广西人民和谐美好的生活画卷,展示给东盟国家。跟其他一些省市比,广西没有太多的国宝级文物,但是广西有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可以化劣势为优势,打造少数民族文化品牌。

      其次,广西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等民族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有亲缘关系,他们的语言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应该抓住这个特点,加强广西与东盟国家民族之间的对比研究,加强跨境民族文化的研究,挖掘他们的共同点。笔者认为,举办一个中国与东盟亲缘民族文化比较的展览,能够引起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民之间的共鸣,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和情感。

      再次,应加强广西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研究。广西各少数民族保留有非常丰富的传统手工艺技艺,特别表现在传统服饰、织锦、刺绣、乐器、生活用具等方面。广西民族博物馆近几年来推出去的展览多数以传统工艺品为主,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些展品的优势在于展示效果鲜明立体、展品颜色多彩、展品种类丰富、展地不受限制、观赏性强、通俗易懂、方便携带、贴近民众。

      另外,应注重展览动静结合,加强与观众互动,增加参与性项目。如果只是静物展览,观众看完就走了,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加入观众互动项目,增加动态展示,整个展览就有了亮点。根据我们的展出经验,每次派出的手工技艺表演、歌舞表演、民族服饰走秀,都成为了展览的聚焦点。例如在土库曼斯坦的民族服饰走秀,模特都是当地的观众,这对他们来说特别新鲜,他们不仅能看到展品,而且能把展品穿在自己身上亲身感受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个过程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不失为一种一举两得的方法。

      八、结语

      十七大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广西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广西应充分认识自身优势和劣势,合理利用广西在中国—东盟发展合作中的有利条件,充分深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积极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思想,努力策划和推出一批主题鲜明、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展览,积极参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事务,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形式,使广西民族文化能够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顾伯平.我国文物展览在海外[J],瞭望周刊,1986,43.

      [2]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网站,http://www.aec1971.org.cn/col/col439/

      [3]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谈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在博物馆大家庭中,中国是重要力量[N],人民日报文教周刊,2010-11-5(017)

      [4]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在2012年全国文物局长会议工作报告,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网站

      [5]陆建松.韩翊玲. [J]我国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其政策思考,四川文物,2011(3)

      [6]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7]范宏贵.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民族渊源与文化[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张燕.从“上海周”看对外文化交流的作用[M].上海:复旦大学,2009

      [2]余惠芬.唐翀论.中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J],暨南学报,2010(3)

      [3]韦文武.浅析中国—东盟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5)

      [4]韩翊玲.提升我国博物馆对外展览对策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2011

      [5]邓李肇.文化认同:中国—东盟商务交际与合作的基础[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6)

      [6]马晓明.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路径分析[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1

      [7]陆建松.韩翊玲. [J]我国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其政策思考,四川文物,2011(3)

      [8]蒋玉莲.影响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因素及对策分析[J],广西大学学报,2006(10)

      [9]林景英.中国—东盟框架下的广西民族文化发展策略[J],今日南国,2009(12)

      [10]李耀明.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M].重庆:西南大学,2009

      作者:艾兰广西民族博物馆馆员 南宁 53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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