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源于滇西的红河（即元江下游），穿过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进入越南北部入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红河流域出土了青铜胡俑灯、博山炉、三羊盒、凤灯、三足承盘、提梁壶、三足盒等精美绝伦的刻纹铜器，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人们对我国古代刻纹青铜器地域分布的认识，而且为我们探索古代红河流域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研究表明，汉代红河流域盛行的青铜刻纹工艺，受到了来自东南沿海百越文化和滇中滇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色和百越文化色彩。
[关键词] 青铜工艺 红河 青铜器 刻纹 文化交流
刻纹工艺是红河青铜文化最具特色的装饰艺术形式之一，其最大特色在于用坚硬、锐利的金属工具，在青铜器表刻划出精美华丽的装饰图案。迄今，在红河州出土有十数件刻划精美的青铜器，器型包括盛食器、饮食器、熏炉、灯具等，这些青铜器工艺精湛，纹饰华丽，代表了红河青铜文化装饰艺术的最高水平。
一、典型器物简介
红河流域是刻纹青铜器盛行的地区之一。从1989年以来，在云南省红河州个旧黑蚂井古墓群出土刻纹有十余件，其典型代表有三足承盘、三羊盒、胡俑灯、凤灯、提梁壶、熏炉及博具等。
1、灯
灯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是由豆发展而来的照明器具。个旧黑蚂井出土有刻纹青铜灯2件，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即使在丰富多彩、造型千姿百态的汉代青铜灯具中，也属凤毛麟角的艺术珍品。
铜胡俑灯（89GHM4:35），1989年个旧市卡房镇黑马井东汉墓葬4号墓出土。为胡俑座三枝灯造型，灯座为踞状胡俑，坦胸露乳，赤身裸体，尖脸，浓眉大眼，双眼皮，高鼻、高颧骨，大耳，络腮胡子，须发上挠，胸毛发达，外露男性生殖器。头戴斜格纹头箍，在前额上呈前突圆椎状，腰扎菱形纹腰带，在肚脐附件系一扣。俑双手平伸略上举，头顶和双手分别执一灯台。灯盘有烛钎，可插烛扦。灯盘、手臂、头均可拆卸。在俑头头箍和腰带上均刻菱形纹，眉毛、眼毛、胡须也是线刻而成。通高41.4cm，宽47.3 cm[1]，造型古朴生动，线条粗犷，铸工精良。1995年，经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图1）
图1 胡俑灯
釭灯是汉代中空导流管灯具的泛称，也是集实用性、装饰性和科学性于一身的世界上最早的保洁灯具。个旧黑蚂井出土的青铜凤凰釭灯（2010GHM16:1）[2]，为昂首回望的凤鸟造型，凤鸟圆眼突起，高肉冠，双足并立，两爪爪尖弯曲，作抓地状，扁尾下垂，与双足构成三角支架以固定灯体。凤头部刻凤眼、眼翎纹，全身通体刻羽毛纹，颈、身、腹刻鱼鳞形羽毛纹，凤冠、翅膀上刻叶脉状羽毛纹，灯罩上刻神兽和凤鸟纹和锯齿纹。通高33cm ，长45cm，宽15 cm。造型奇特，制作精良，纹饰华美。（图2）
图2凤凰釭灯
2、食盒
汉代铜盒也称为盛，为盛食器。一般为上盖下底，子母口。盖顶隆起，中心有活动环钮，为便于盖子倒置，在钮的周围起圈足。器身深腹，圆底，圈足。线刻花纹常常布满全身。共发现4件，其中1件为采集品，3件为发掘品，分盖顶有羊钮和无钮两型。
1986年在个旧黑蚂蝇采集的三羊盒(86GH采02)，为圆形盒，有盖，盖顶部饰桥形纽衔环，其周围阴刻由四柿蒂纹间二神兽、二凤鸟纹构成的图案，外围焊接卧羊钮三只，羊钮外饰阴刻锯齿纹、菱形纹、锯齿纹构成的图案和锯齿纹各一周；子母口、鼓腹，腹部有铺首衔环一对，盖底扣合处阴刻凤鸟纹，鸟头在盖，鸟身在底；圜底、圈足，腹部饰由组合菱形和菱形纹、锯齿纹构成的图案，圈足上为锯齿纹。（图3）通高18cm，口径22cm，腹径23.2cm，圈足径16．8cm。[3]
图3三羊盒
另一件三羊盒(2010GHM29:14)出自黑蚂井29号墓，其盖顶中央有一环耳，子母口，圆弧腹，圈足。盖顶焊接三只卧羊钮将器盖三等分，盖子中央环耳周围刻一对两只神兽纹和一对凤鸟纹，周围刻锯齿纹、弦纹和由锯齿纹、棱纹组成的纹样各一圈，盖、底扣合处刻神兽纹、鸟纹，头部在器盖，身子在器底。腹部刻菱形锯齿纹组成的纹样一周,圈足上刻锯齿纹一圈。通高8.5 cm，口径9 cm，底径6.6 cm。[4]（图4）
图4三羊盒
同墓出土的另一件铜盒（2010GHM29:27），带盖，盖顶路面有一环耳，子母口，圆弧腹，圈足，盖顶正中阴由四柿蒂纹和4鸟纹组成的图案，盖身饰菱形纹、锯齿纹各一周，盖器、底扣合处刻神兽纹鸟纹,头部在器盖，身子在器底。盒底饰锯齿纹和菱形纹，圈足上饰锯齿纹。通高8.8 cm，口径9底径6.4 cm。[5]（图5）
图5铜盒
2012年在黑蚂井24号墓还出土有三足铜盒（2010GHM24:8）一件，为平顶直口盖、直口短颈、子口合盖、圆鼓腹、圜底，底部接兽面三短足。盖顶正中央有一钮系，肩部也有两个对称的圆形穿系斜出，出土时附有细编绳，说明原有的肩系与盖系之间连接的活链丢失。盖面钮系四周刻柿蒂纹将盖面四等分，柿蒂纹之间分别刻有神鸟纹和神兽纹。口沿外侧及颈部阴刻有锯齿纹、斜格纹、菱形纹和羽状纹。通高8.8 cm，口径6.6 cm，最大腹径10 cm，底径6.4 cm。[6]（图6）
图6三足铜盒
3、承盘
承盘呈圆形，周边起矮缘，下承三足，为盛水器。出土时盘内一般置有簋、樽等器具。刻有花纹的承盘至今只发现有2件。
三足承盘（95GHM8:13），为浅腹状盘、口沿外折，兽状三扁足，断面作圆形状。盘底处有“丫”状凸棱。盘内由四组对接的双菱纹汇于盘心，并将之分为四等份，周围阴刻由柿蒂纹及相对应的一对神兽和凤鸟纹构成的图案，外缘由里及外分别饰双菱形纹、锯齿纹和菱形纹各一圈，在主体纹饰之间以二弦纹相隔。阴刻动物形象生动逼真，纹饰华丽，图案精美。通高7.4cm，口径30.8 cm，盘深1.2cm。[7]（图7）
图7三足承盘
另一三足承盘（2010GHM16:17）,为广口，外折沿，浅腹，兽状三扁足，断面作圆弧三角状。盘底有一周凸匝，内有三凸棱，一头与足相连，另一头则交汇于盘底圆心。盘中心刻有由内外两层组成的圆圈，以此为中心，主体图案分分内外两区刻图，内区阴刻由柿蒂纹及神兽和凤鸟纹构成的主题图案。以圆圈为中心，以柿蒂纹为界，由四组对接的双菱纹汇于盘心，并将之分为四等份，各份内分别刻神兽和凤鸟各两只，神兽高冠、双角，双翼、短尾、四足，作回首奔跑状；凤鸟为高冠、长颈、双翼、三叉状长尾，双翼煽动，双足跳动作舞状。外接菱形纹一周；外区由4个花树纹样分为四等到份，花树纹中心为一条主干，从两边分出若干枝条，上部分枝条上翘，枝头有圆球形物，很像是分枝灯台，其下枝条又弯曲下垂似垂柳。各份内分别刻昂首回望的舞凤一对，双凤高冠、昂首、回望，双翅鼓动、双肢跳动、尾毛作开屏状，相向而舞；鹿纹图案，共2大4小6只，大鹿有分叉形长角一对，回首扬蹄，作奔跑的状。另两份刻有由1游龙与11条游鱼组成的图案共两组，龙为张口、大眼、四足，全身刻鳞纹和鬃、须，龙曲身、扬鬃、须、卷尾，作游动状态，其周围以游鱼。游龙和游鱼全身布满鱼鳞纹。图案外沿饰一圈菱形纹，接锯齿纹和菱形纹各一周，在主体纹饰之间以二弦纹相隔。主体纹饰之间用弦纹相间。口径45.2cm，盘深1.6cm，通高9.8cm，出土时，其上置有一铜簋[8]。（图8）盘面阴刻图案，纹饰繁缛，图案精美，是迄今发现的口径最大、最精美的刻纹青铜承盘。
图8三足承盘
4、熏炉
熏炉也称博山炉，是燃香之器。由盖、炉身、承盘三部分组成。1995年个旧黑蚂井8号墓出土的博山炉（95GHM8:12），由圆锥形盖，豆形炉身和下接承盘构成，盖与身以子母口扣合，炉身和盖之间以圆环链条相连接。盖上镂空为山峦状，其上阴刻的菱形纹和锯齿纹，炉身饰菱形和羽状纹，之间以二弦纹相隔。承盘口沿外折，自沿至里分别饰锯齿纹、菱形纹和锯齿纹，之间均以二弦纹相隔。通高12.5cm、口径6.6cm、腹径7.8cm、座径6.7cm、盘径15.2cm、底径7.2cm。[9]（图9）
图9熏炉（95GHM8:12）
16号墓出土熏炉（2010GHM16:21），为圆锥形盖，豆形炉身，下接承盘，母口扣合，炉身和盖之间以圆环链条相连接。承盘口沿外折，折腹、平底内凹，底部中央有一圆钉。盖顶阴刻四个对称的菱形纹，将盖四等分。第一部分作浮雕山峦及云状纹，其间有圆形镂空，部分细节用阴刻短线纹装饰。四部分的图案基本对称，盖沿刻一圈锯齿纹。炉身沿刻一周菱形纹和一鸟纹，接一周羽状纹，足部刻一周羽状纹，接浮雕山峦和云纹。承盘沿面分别刻一周锯齿纹和菱形纹，之间以二弦纹相隔。通高20.6cm、口径6.6cm、腹径9.2cm、座径9.6cm、盘径23.6cm、底径12.2cm。(图10)[10]
图10熏炉（2010GHM16:21）
铜提桶，（2010GHM34:12），圆柱形，带盖，子母口。盖子正中央有一桥形钮带链扣，器口沿下方有一环耳。盖面刻柿蒂纹、盖沿刻锯齿纹，器身阴刻有神兽纹、锯齿纹等，图案精美，纹饰华丽。[11]（图11）
图11提桶
5、博具
六博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汉代盛行于中原的一种棋类游戏。个旧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铜博具（90GH采1），为20世纪70~80年代在个旧黑玛井征集入藏品。该器呈方形(一角有残缺)。四角各有一个矩形刻线,面上饰有阴刻的棋局图案,图案主要分为三部分,最外层为由菱形纹构成的边框,在边框内四边中部为一“┓”纹,第二层则为分布于该博具四角的四个柿蒂纹,最里层则分布于该博具的中央,为一正方形,在每条边的中央有一“┯”字纹,博具的四角有四个扁状的片足,在足的外侧分别刻划有神兽和凤鸟纹。长23.6~24 cm，宽24~24.4 cm，,高2.2 cm。[12]（图12）
图12博具
6、樽
樽为盛酒器，造型多为广口，圆筒身，直腹。盖为弯窿顶式，顶有环钮。平底，下附三兽形足。一般与承盘共出，有的出土时就置在承盘上。酒樽（86KH采3），带盖，筒身、直腹、子母口、平底、三足。器盖顶部为桥形纽衔环，衔环圆周阴刻有柿蒂纹，器身腹部饰弦纹一周和对称衔环铺首一对，通高18.5cm，口径21 cm，底径21cm。[13]（图13）
图13樽
7、提梁壶
提梁壶为盛酒器，肩部有铺首耳，上衔链和提梁，盖上有双环，链从环中出，造型美观，比例匀称。黑蚂井出土的提梁壶（2010GHM43:9），带盖，小口、束颈、溜肩、鼓腹、圈足。盖顶中央饰一桥形钮，钮四周阴刻柿蒂纹、肩上有一对铺首衔环耳，上接衔链和双头龙形提梁，其上錾刻有龙耳、鳞甲、毛、角等纹饰，腹部饰一周弦纹。通高32.2cm，口径12 cm，最大腹径23.3cm，底径18.2cm。[14]（图14）
图14提梁壶
此外，在黑蚂井古墓群8号墓出土罍（89GHM4:15）盖顶上刻有柿蒂纹， 28号墓出土的提梁壶（2010GHM28:11）的提梁上錾刻有龙形纹， 16号墓出土的釜（2010GHM16:5）的口沿内侧刻划有“大末方人”四字，16号墓出土的铜壶（2010GHM16:8），腹部有一刻划符号，圈足上有两个刻划鱼纹，在另一铜壶（2010GHM16:8），圈足下部阴刻一刻“赵”字[15]等，这些有局部刻划有纹饰、文字或符号的青铜器，也应该属于刻纹青铜装饰工艺的范畴。
二、文化特征及时代推断
以上刻纹铜器制作精细，纹饰繁褥而工整，是汉代滇东南地区青铜装饰艺的经典杰作，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一是红河地区发现的刻纹青铜器全部为墓葬随葬品，未见传世品，且均出自大中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中，不见于小型墓葬、火葬墓和其他遗址。如出土有胡俑灯的4号墓，墓室口长5.84米，宽3.7米，底长4.8米，宽2.1米，四壁有熟土二层台，与胡俑灯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器、铁剑、陶器、银环，料珠等53件器物。而出土刻纹铜器最多的2010GHM16，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带斜坡墓道墓，墓长5.9米，宽3.6米，深3.6米。墓道长2.8米，宽1.3米，墓壁、墓底均有人工涂抹和痕迹，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等31件（套），其中有三足承盘、凤灯等数件刻纹青铜器。出土三羊铜盒（2010GHM29）的29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呈长方形,长2.80米，宽2米，墓坑深1.75米，为中型墓葬。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石器等26件（套）。而在个旧黑蚂井古墓群中的小型墓葬和个旧倘甸、麻玉田、蒙自鸣鹫、泸西洞大石洞等青铜时代墓群和冲子坡等冶炼遗址均不出，这说明汉代的刻纹青铜器已是当时人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就地域而言，虽然在红河州13县（市）范围内都有青铜器出土，但是，仅有个旧黑蚂井汉墓群的大中型墓葬中出土刻纹青铜器，这种现象可能与汉代红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优势和交通位置有关。
关于刻纹青铜器流行的年代。由于未发现可资断代的直接材料，因此，我们只能根据间接的材料作出推断。红河青铜文化上起春秋战国，下至东汉时期，早期以个旧倘甸石榴坝、个旧麻玉田、蒙自鸣鹫、个旧石榴坝为代表，大致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中期以个旧黑蚂井为代表，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较晚的有泸西县大逸圃、泸西县石洞、红河小河底、个旧冲子坡等，大致在东汉时期。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刻纹青铜器仅出现在西汉晚期的个旧黑蚂井墓地，在其他地方均未见发现。报告认为，个旧黑蚂井汉墓群出土的货币主要是汉武帝前后至昭宣时期，最晚的也是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也没有发现东汉时期梁堆墓、土坑墓中常见的陶仓、灶、井、水田等典型模型。因此，其时代为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16]。而出土铜胡俑灯的89GHM4号墓，同时出土有“五铢钱”，而未见“大泉五十”等王莽时期货币，这说明其年代上限不超过汉武帝时期，下限不晚于王莽时期，即西汉晚期墓葬，其出土的胡俑灯应为西汉晚期的器物。出土三足承盘（95GHM8:13）的8号墓中，同时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罐和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几乎完全相同，确认为西汉晚期墓葬[17]；出有三足承盘（2010GHM16:17）和凤灯的（2010GHM16:1）的16号墓，伴有五铢钱等出土，其年代上限不早于西汉武帝时期。同样，在广西合蒲望牛岭一号墓中也出土有一对凤灯和承盘，并有两件“九真府”字样的陶提桶。墓主是曾任九真郡(今越南境内)郡守的官吏。报告推定为西汉后期地方官吏墓。[18]参照望牛岭一号墓，那么，16号墓也是西汉晚期墓，凤灯和三足承盘的年代应为西汉晚期。在出土三羊铜盒（2010GHM29）的29号墓中，还发现有五铢钱3枚，表明其年代上限不早于西汉武帝时期。同类器物在广西合浦堂排2号墓出土1件（M2A:18）[19]，合浦风门岭铜盒（M5:23）也发现1件[20]，同墓出土的铜盒（2010GHM29:27），在广西贵港火车站74号墓[21]和广西梧州鹤头山汉墓[22]各出土一件。《报告》认为，堂排2号墓为西汉晚期郡守一级的高级官吏夫妻合葬墓[23]，同样的，黑蚂井29号墓也应该是西汉晚期，刻纹盒和三羊盒应该是西汉晚期的器物。
可见，红河刻纹青铜的大概时期，上起西汉晚期，下至东汉初期之间，最盛行的时期应该在西汉晚期。
三、工艺、纹样及价值
要在青铜器器表刻划出精美的图案或文字，不仅要有高超的工艺技术和艺术造诣，而且要借助于高硬度的刀具来实现。这种刀具在个旧倘甸石榴坝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中出土有5件，采集品l件，共6件。这6件铜刻刀器表呈墨绿色，长条形，长度在4.5～6.6cm之间，宽约2cm。无柄，正面起二脊，脊间为凹槽，背面平，前端为单面斜刃。背面及刃部光滑，有使用痕。这是在云南是首次发现的青铜刻刀。[24]铜刻刀坚硬、质脆，断口呈银白色。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研究室取样(M12：2)进行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其成分为铜69.8%，锡30.1%,铁0.06铅无，总计99.9%。即此铜刻刀含有较高的锡，锡含量大大高于其它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所有的青铜器中，一般铜镜的含锡量高于其它类型器物。战国至汉唐时期的铜镜，含锡量一般在18-26%范围内，高于其它时期。随着锡含量的增加，硬度大大增强，但脆性亦显著提高。铜刻刀作为一种雕刻工具来说，需要高的硬度，所以高的锡含量还是可以的。[25]表明，红河流域的先民，早在战国到西汉时期就总结出了通过增加锡含量的比例来提高青铜刀硬度的方法，铸造出比一般青铜器更硬、更加锋得的青铜刻刀。正是借助于如此锋利的刀具和高超的工艺，才能刻划出形成线条流畅、纹饰精细、图案精美的刻纹青铜器。红河青铜器上的刻纹，确实为当地加工。
红河青铜器刻纹工艺大体可划分为錾刻和线刻两类。錾刻是通过捶打坚硬的刀具作用于青铜器表面而留下凿痕的方法，其线条比较粗，纵剖面呈矩形、楔形或不规则形状。如上述青铜器上的汉字、符号凤鸟身上的羽翎以及锯齿纹等短直线，都是采用錾刻方法装饰的。线刻是工匠运用刀具直接在器表进行刻划而成的工艺，如弦纹、网纹、回纹等都是刻划出来的，其特点是线条内窄外宽，纵剖面呈楔形，由于用力不匀，线条也有深有浅，个别的在封口处划过了头。
红河青铜器刻纹大体可分为抽象性的几何形图案和写实性的动植物图案两类。几何形图案最常见的是锯齿纹、菱形回纹、勾连S纹、网纹、叶脉纹、柿蒂纹、羽状纹、菱形等。其中的羽状纹图案，见于凤灯上，形象生动，图案华丽，很可能就是孔雀羽毛的模写。植物纹，仅见花树，常见于食盒、承盘之上，多作间隔物出现。动物纹样，以凤、龙、鹿、鱼最普遍，而且常共存于一器。尤以由柿蒂纹与龙、凤、鹿等动物纹组成的图案最为常见，广泛运用于圆形器和器盖中心等显要位置，如承盘中心、食盒、提梁壶和酒樽等器物的盖面，是红河青铜刻纹工艺中最为典型的图案纹饰。特别有意思的是，黑蚂井出土的凤灯在凤嘴与灯罩空白处，分别线刻有凤鸟和神兽纹，即填补了装饰的空白，又取到了画龙点睛之笔的作用。在铜盒盖与器身接合处，往往镂刻一扭头回望的奔鹿或凤鸟，作为上下对合的标志。其上半部分在器盖，下半部分在器身，只有将动物的上下纹样准确对齐，才能将盒盖与底正确扣合，真是匠心独运。
红河流域发现的三足承盘、凤灯、三羊盒等刻纹青铜器，铸造精湛、典雅，构图精妙、刀法娴熟、刻纹精美，堪称中国罕见、世界一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些不朽艺术珍品，无不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民俗和宗教信息，彰显出先民们独特的审美情趣和非凡的想象力。是研究和探讨红河流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以及民俗等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四、刻纹工艺之源流
据考古报告，汉代刻纹青铜器主要发现于滇中、滇东南和及两广地区，并形成了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圃头、呈贡天子庙等为代表的古滇文化中心和以广西合浦、贵港、梧州为主的广西东部地区中心。此外，在贵州清镇、兴仁，湖南资兴、衡阳和长沙，江西南昌，江苏盱眙和陕西西安等地也有零星发现。
1、与南方百越文化的关系
铜器刻纹工艺是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于吴越地区的青铜装饰工艺。目前发现最早的刻纹青铜器是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春秋晚期的线刻纹铜匜残片[26]。此外发现的东周线刻划像铜器也当属吴越之器，它们是通过各种渠道从吴越地区流传出去的器物。认为在铜器上刻划图像很可能与吴越民族的纹身习俗有关，其方法来源于吴越地区的纹身[27]。关于红河青铜器刻纹工艺与吴越地区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刻纹工艺之间的关系，由于时代和地域的间隔，考虑到交通和地理等因素，我们认为，红河青铜文化的刻纹工艺直接从吴越地区传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红河青铜器中的刻纹工艺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吴越青铜刻纹工艺的影响也是不容易置疑的。
2、与滇文化刻纹青铜器的关系
据统计，滇文化中共发现74件刻纹青铜器，主要发现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昆明羊圃头等地古墓葬。其特点是大型墓葬往往会共出多件，中型墓罕见，小型墓不出[28]。器型包括有生产工具:锄、镰、铲、削、凿、卷刃器等；兵器：剑、矛、戈、臂甲、箭箙等；礼器：铜鼓、贮贝器；生活用具：铜锥、铜镇、铜盒、铜筒、铜铃、铜壶、铜俑等，点多面广，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说明古滇青铜刻纹工艺比较成熟，也较普遍，是汉代最主要的刻纹青铜器盛行的中心之一。而红河刻纹青铜器发现的不过十数件，且器型单一，仅见于博山炉、博具、灯具、釜、盘等生活用具和壶等酒具，且仅发现于个旧黑蚂井古墓群的大、中型墓葬中，不见于其他青铜文化遗址，说明红河青铜器发育并不健全，也不普及。虽然两地出土的刻纹青铜器不少，但是，很难在两个文化中找到器型和纹饰相同的器物。
从工艺角度看，滇文化与红河青铜文化的刻纹工艺如出一辙。红河青铜文化中的刻纹工艺是在器物表面设计好图案和位置，先刻轮廓，后刻细部，最后再用圆点或者短线来做装饰，刻纹都施在器表，未见内壁刻纹器。以线刻为主，少见錾刻，有的复杂纹饰两者兼用，这一点与古滇青铜文化中盛行的刻纹装饰工艺相同[29]。但是，滇文化中所见刻纹工艺多施于铜鼓、贮贝器等当地特有的器型上，而红河发现的青铜器刻纹则多施于博山炉、盒、灯等中原常见的汉式器物上。特别是在红河刻纹青铜器中，发现有“赵”、“大新”、“姑”“大末方人”等阴刻汉字（图15），这在滇文化中是没有的，表明红河刻纹青铜器比滇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更大。
图15铜釜2010GHM16:5）口沿刻字
滇文化青铜器刻纹内容丰富多彩，刻纹图案以动、植物纹样为主，其中，动物纹样共43件，占全部总数的58%。而几何图案共15件，占总数的20%，主要有圆圈纹、刺点纹、太阳纹、平行纹、卷云纹。显而易见，滇人比较喜欢写实性动物纹饰[30]。红河青铜文化也别有特色，不仅有几何纹、菱纹、锯纹等常见纹样，而且还有龙、凤、神兽、鱼和柿蒂纹等图案。装饰题材上，前者以动、植物纹样为主，几何纹为辅。多见人物、虎、牛、羊等具象的动植物纹饰，少见抽象的龙凤、神兽、神树、凤鸟、龙等纹样；几何纹以圆圈纹、刺点纹、太阳纹、平行纹、卷云纹为主，少见红河青铜文化中常见的锯齿纹、菱形回纹、勾连S纹、菱形锦纹、羽状锦纹等几何纹。
图16铜臂甲
从装饰风格来看，古滇青铜文化注重的是器身的装饰和动植物细节描绘，注意对动物的神态的表现和对器身的点缀。如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的铜臂甲上刻划了虎、豹、狸猫、野猪、猴、鸡、蜜蜂、蜥蜴、鱼、虾、甲虫等不同的动物形象。其中，三虎一豹居中，显然暗示了臂甲主人的勇猛威武（图16）。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刻纹铜片(石M13:67)上的图案包括“封牛”，虎、豹、奴隶、号角、难鸡、海贝等物。这些物品下方都用横线、圆圈标计数目。显然已经不仅局限于“装饰”，而是具有了“记事”、“表意”的功能（图17）。
图17刻纹铜片(石M13:67)
而红河地区则更加重视局部的表现，如器盖、盘心的装饰，主图案以抽象的柿蒂纹为主，配合以神兽、神鸟、神树等组成的图案，器身多以由锯齿纹、菱形回纹、勾连S纹、菱形锦纹、羽状锦纹等几何纹组成的带状纹饰，采用逐层装饰的手法进行装饰。滇线刻青铜器流行范围为战国中期～西汉中期，之前（楚雄万家坝）之后（东汉砖室墓）都未发现[31]。而红河的刻纹青铜工艺仅见于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年代比古滇文化略晚，流行时间也较短暂。
纵观红河青铜文化与古滇青铜文化发现的青铜器刻纹工艺，两地青铜文化之间当以工艺传承为主，红河青铜文化的刻纹工艺受古滇青铜刻纹工艺影响不大，而受到广西、广东青铜文化的影响确很明显。
3、与广西刻纹青铜器的关系
据报告，广西发现了上百件刻纹青铜器，器形包括簋、瓿、案等食用器；壶、高足杯、樽等酒器；洗、筒、盘等水器；剑、矛、戈等兵器和灯、盒、仓、炉、魁、环、镇兽等杂器。且都是实用器具[32]。其中以铜凤灯、铜池塘、铜俑、三足铜盘、铜熏炉、三足盒等最为著名，是刻纹青铜器盛行的又一中心。红河与广西两地刻纹青铜器之间确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是器形相同。如黑蚂井出土的凤灯（95GHM4:35），与1971年在广西合浦县望牛岭一号汉墓出土的一对凤灯[33]相比，从器形、纹饰到工艺等方面基本相同。（图18）
图18广西望牛岭凤灯
三足承盘（95GHM8:13）与广西合浦母猪岭东汉墓[34]、合浦望牛岭西汉晚期墓[35]（图19）、合浦县北插江盐堆1号墓、贵港深钉岭汉墓[36]的同类器相似。三羊盒，在广西合浦堂排2号墓（M2A:18）[37]、合浦风门岭汉墓（M5:23）[38]都有同类器物发现。1955年在广西贵港总仓库墓还出土了一件陶三羊陶盒[39]，其形制纹饰与个旧青铜三羊盒相似（图20）。铜盒（2010GHM29:27）与1955年贵港火车站74号墓出铜盒[40]， 1982年广西梧
图19合浦望牛岭承盘
州鹤头山汉墓铜盒[41]，1984年江苏扬州西北郊平山新葬墓出土 “小铜盒”比较，其形制、大小和纹饰也十分相近[42]。三足铜盒（2010GHM24:8）与广西合浦望风岭26号墓出土三足小壶（M26：105）[43]，比较相似（图21）。个旧黑蚂井出土的刻纹博山炉，与广西合浦望牛岭一号墓、合浦风门岭10号墓、贵县(今贵港)东湖新村4号墓、梧州鹤头山1号墓出土的刻纹博山炉相类似。
图20贵港陶三羊盒
其次是纹饰、风格相似。刻纹主要有各种动物纹及几何纹，其中，芾蒂纹与神兽、神鸟结合的图案，在两地青铜盘心、盒盖、樽盖、壶盖等圆形器物装饰中被大量运用。特别是羽纹等写实性纹饰，在广西合浦凤灯和个旧黑蚂井凤灯上同时出现，预示着两地刻纹青铜工艺之间的必然联系。
图21合浦风门岭壶( M26：105)
第三是时代相当。红河刻纹青铜的大概时期，上起西汉晚期，下至东汉初期之间，最盛行的时期应该在西汉晚期。广西刻纹铜器的流行时间，上起西汉中期，下至东汉晚期，最繁盛的时期是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即新莽时期前后[44]。两都之间比较接近。
第四是组合基本相同。黑蚂井汉墓出土器物组合与滇文化青铜器以铜鼓、贮贝器为组合[45]的特点有一定差别。与而广西相比，却有许多相同或者类似的地方，如黑蚂井16号墓出土的器物以凤灯、提梁壶、三足承盘为组合，这种组合与广西合浦望牛岭一号汉墓的组合基本相似。出土时，三足承盘（2010GHM16:17）上置有一铜簋。同样的，在广西出土的刻刻纹青铜承盘上，往往也置有铜簋、酒蹲等饮食具[46]。如此看来，黑蚂井青铜文化更多的受到了来自南方百越文化、特别是广西青铜文化的影响。
4、与其他地区的关系
1958年广州横枝岗汉墓出土一件刻纹铜盒[47]， (图22)其器形、刻纹与个旧黑蚂井铜盒相似。江苏盯眙东阳4号汉墓出土博山炉[48]，与个旧黑蚂井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
图22广州横枝岗铜盒
1986年出土于江西南昌市京家山2号墓的三足承盘[49]，从器型、纹饰、图案到装饰手法，与个旧黑蚂进出土的同类器型相类似(图23)。此外，在贵州省清镇琊珑汉墓和兴仁交乐汉墓也出土过两件细刻纹铜长颈壶，时代大概在西汉末至东汉初[50]。这两件刻纹青铜器可能是从云南传入的。
图23南昌市京家山承盘
五、刻纹工艺传播的条件
汉代红河流域的主体民族为“濮人”，即越人。汉代红河称为濮水，据《水经·江水注》记载：“仆水东至交州交趾郡麋泠县（今越南河内），南流入于海。”此仆水指今红河。红河下游一带地方都有濮，而濮族人口较多，所以水被命名为“仆水”，即“濮水”[51]。即“仆水（濮水）因仆族（濮族）而得名”[52]，今天生活在红河沿岸的壮族，分为侬人、沙人和土僚三支，其分别自称为“濮侬（布侬）”、“濮雅衣”（或“布雅依”）、“濮傣”（或“布岱”）。仍然保留着“濮”或“僚”的族称[53]。其实，“濮”为汉晋时期，出自百越系统的民族的称谓之一，与百越“基本上就是同一个族的不同称谓。”[54]即濮人属于百越。而出土刻纹青铜器的个旧黑蚂井汉墓群距离红河仅10余公里，处于汉代濮族聚居的范围内，其出土的三足承盘、靴形铜钺、铜鼓、凤灯等器物带有典型的百越民族文化特点，应属于百越民族的器物。红河（汉代濮水）流域、古滇国和岭南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同属于百越族，是刻纹青铜在红河流域盛行的社会基础。
青铜器刻纹工艺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的吴越地区，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风貌。汉代时，在岭南和西南夷地区盛行一时，形成了广西和滇中两大刻纹青铜文化中心。而古滇国为百越民族濮人建立的政权，也称“滇濮”，广西是百越文化中心，所以，在这些区域内兴盛一时的刻纹青铜工艺是百越民族的伟大创造，当无疑义。汉代濮水（今红河）流域处于南越、夜郎和滇之间，与交趾和岭南为邻，是联系中国西南与东南地区的桥梁和枢纽地带。东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伏波将军马援在交趾向东汉朝廷报告说：“从麋泠(今越南省永安、福安一带)水道出进桑(今云南河口、屏边一带)至益州郡贲古县(今云南个旧、建水一带)，转输通利，盖兵车资运所由矣。自西随(今云南金平县)至交趾，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55]这条交通路线就是从今越南河内溯红河水道而上，进入今云南红河州个旧或建水南部一带之后，即转陆路北上入滇中地区史称“进桑-麋泠道”或“马援道”。这条古道往北，在滇中与“博南古道”相连，可达滇西永昌（今云南保山）、身毒（今印度）等地，与 “五尺道”连接，可到达巴蜀和中原地区。而往南延伸到交州港后，渡海可到达汉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合浦，进入东南沿海一带。这一便利的交通为红河与广西青铜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条件。从时间上看，刻纹青铜最早出现在东周时期的吴越地区，为公认的刻纹青铜工艺发源地。而广东、广西刻纹青铜器的流行时间，上起西汉中期，下至东汉晚期，与黑蚂井大致相当。因此，黑蚂井青铜刻纹工艺应该来自于东南沿海一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六、结束语
青铜器刻纹工艺是最初起源于吴越地区的具有百越文化特征的青铜装饰工艺，大约在秦汉时期，随着百越民族的逐渐西移，其工艺经广东、广西出入云南东南部的红河流域，经此向滇中传播，在滇中地区迅速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青铜装饰工艺。刻纹青铜器在红河流域的发现说明，位于古滇青铜文化与两广青铜文化之间的红河，是继广西、滇中之后的又一刻纹青铜文化中心，一方面受到东南沿海、滇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河青铜文化；另一方面，也将内地青铜文化、滇文化和红河青铜文明传播到周边地区，是内地青铜文明向东南亚传播的桥梁和桥头堡，同时也是东南百越文化西传的中途站。
参考文献
[1][3][7][9][12][16][17]云南省考古研究 红河州文物管理所 个旧市博物馆《个旧黑玛井古墓群发掘报告》《云南教研报告集体（二）》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12月。
[2][4][5][8][10][15]红河州文物管理所编 《红河考古》66页、101页、101页、68页、70页、72页，云南民族出版，2011年8月。
[6][11][13][14]红河州文物管理所编《红河青文化》，107页、121页、56页、53页、页，云南民族出版，2011年8月。
[18][33][3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蒲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05期
[19][23][3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1981年。
[20][36][38][44][46]蒋廷瑜：《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
[2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出土文物》，图138，文物出版，1978年。
[22]黄贵贤、邝淑媛《汉代龙凤纹针线筒》，《广西文物》1991年2期。
[24]云南省博物馆 个旧市群艺馆《云南个旧市石榴坝古墓发掘简报》《云南文物》1989年2期总26期
[25]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云南个旧石榴坝青铜时代墓葬出土的铜刻刀分析鉴定报告》，《考古》1992 年2期。
[26]汪遵国 郁厚本 尤振尧 《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载《考古》1965年第3期。
[27]贺西林《东周线刻画像铜器研究》《美术研究》1995年01期。
[28][29][30][31]黄德荣《滇国青铜器上的线刻技术》《云南文物》2007年第1期。
[32]覃国宁《广西汉代细线刻纹青铜文化艺术之初步研究》，张镇洪主编《岭南考古研究（10）》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0年8月。
[34]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5期。
[39]现收藏于广西博物馆
[4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出土文物》，图138，文物出版，1978年。
[41]黄贵贤、邝淑媛《汉代龙凤纹针线筒》，《广西文物》1991年2期。
[42]扬州博物馆：《扬州市郊发现两座新葬时期墓》，《考古》1986年11期。
[4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61页，科学出版，2006年1月。
[45]蒋志龙《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360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47]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285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48]南京博物院:《江苏盱眙东阳汉墓》，《考古》1979年5期。
[49]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京家山汉墓》，《考古》1989年8期。
[50]贵州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载《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第236-v264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51]《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
[52][54]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5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53]《红河州志》，314页，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7年7月。
[55]郦道元《水经.叶榆河注》。
作者：李朝春 红河州博物馆研究馆员 云南蒙自 邮编661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