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茜[1]
中国的民族博物馆是西方民族学博物馆在其普世化历程中的一个例外？抑或是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博物馆实践中的一个自我发明与创造？本文探讨西方民族学博物馆在卷入中国近现代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复杂语境后，走向中国式民族博物馆的必然趋势与道路。
中国的民族博物馆是受西方民族学博物馆的启发而发韧的。但是，西方的这一博物馆形态在来到中国后，不得不遵循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逻辑并展开了发展的历程。这一过程是西方式民族学博物馆与中国社会及时代环境互动并重新塑造自我形象的结果。
本文旨在全面梳理建国以来关于“民族博物馆”诸个历史环节及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论述的基础上，为最终理解民族博物馆作为世界博物馆体系中的合理性存在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视角和思路。
一、“民族学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一个悄然之变
1950年8月，一个名叫“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的机构在北京宣告成立。与此同时，文化部文物局召开专题座谈会，讨论“兄弟民族文物搜集范围”。当年10月，以“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名义出台的《对于国内各兄弟民族文物的搜集范围》向全国印发。
在这一个事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民族博物馆”的概念悄然诞生了。如果查阅史料，我们会发现，在此之前，与“民族”相关的博物馆名称是“民族学博物馆”，而与少数民族文物展示空间相关的名称是“民族文物陈列室”。关于“民族学博物馆”，它是20世纪前半期一直作为蓝图存在于民族学家们心中或笔下、却始终没有变成现实的一个理想；而“民族文物陈列室”，则是最迟到20世纪40年代已经由吴泽霖、林惠祥等民族学家完成了的实践。但此时，不论是尚未实现的“民族学博物馆”还是已经落成现实的“民族文物陈列室”，都被1950年忽略了。一个新的名称或概念悄然诞生：民族博物馆。
民族学博物馆→民族博物馆：名称之变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演变的发生？
二、“民族学博物馆”溯源：
15世纪，当陌生的大陆被欧洲航海者发现时，这些土地上的景象显然超出了欧洲人的常识。三个世纪后，最迟在19世纪到来时，一门学问诞生了——Ethnology（民族学）或Anthnology（人类学），它主要针对那些在体质上和文化上都与欧洲人迥然相异的人群。其时，法、德等国先后出现的“民族学会”和英国出现的“人类学会”，表明欧洲人对这些新发现大陆的兴趣和关注已经演为系统的、集群式的学术研究活动。
这个历史过程为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诞生镌刻了一个鲜明的胎记，那就是殖民主义。民族学与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直接产物。后来的学者在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进行分期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学科称为“殖民主义时期的人类学”，甚至直接称之为“殖民主义的人类学”[2]。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人类学之“人类”以及民族学之“民族”都并不指向所有的人类与所有的民族，而是特定地指向殖民地的人群。这些人群成为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的“他者”（the Other）。“他者”是民族学与人类学在表述自身的研究对象时，基于其在血缘与文化上与“我群”的分类而建构出来的概念。由此，人类学或民族学第一次把“我群——他者”的二元结构建立起来并写进了这门学科的扉页。
与此同时，在西方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谛观“他者”的过程中，这些人群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也进入了民族学或人类学学术观照的视野，并且逐渐成为研究的对象。这首先缘于物质文化是“他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因为这些物质文化所带有的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鲜明差异性，足以使西方确立起对于“我群”的价值认知、边界构筑以及文化认同，并进一步通过“物”的具像建构起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进化论的想像性图景。这样，搜集“他者”的物质文化资料就成为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演进过程中一个紧密伴随物。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他者”的文化实物资料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只是学科研究的需求，它们同时也满足于某些意识形态的需求。
早期的人类学家把在田野考察中收集到的实物资料大量带回西方后，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民族学博物馆或人类学博物馆。这个过程呈现出博物馆与民族学之间如同脐带般的联系。可以说：在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与博物馆的关系是如影随形。此后，民族学、人类学在两百多年的学科拓展历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体系中，这些民族学博物馆或人类学博物馆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堪称世界博物馆群中的显著角色。
欧洲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是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这是一家在1837年莱顿大学民族志博物馆(Ethnographic Museum)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博物馆。事实上，欧洲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首现于荷兰，这一现象在某个角度上是与荷兰作为欧洲第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崛起的历史相对应的，这表明民族学博物馆或人类学博物馆的出现是因应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荷兰莱顿大学民族志博物馆最初的创建者西博尔德在鼓励其他欧洲人士建立类似民族志机构时说：“创建这些欧洲国家拥有的殖民地的（民族志机构）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机构可以成为理解（殖民地）被统治的人民以及唤起公众及商人兴趣的一条途径——所有这些都是众皆受益的有利可图的贸易所必需的条件。”这一说法使我们不得不摒除关于民族学博物馆只是一种纯粹的科学博物馆的假设。民族学博物馆最初的创建，既是学科发展的需求，但同时更是西方社会发展包括商业扩张、殖民拓展的需求。所以，苏东海先生说：“人类学博物馆是西方博物馆早期发展中最主要的门类之一，是在殖民时代发展起来的。西方人类学博物馆并非纯学术的，而是有相当强的意识形态倾向。”[3]
正是因为上述缘由，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潜藏着一个久远的的话题：民族学博物馆的殖民主义残留。事实上，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博物馆理论就屡屡涉及对于殖民主义文化的反思，涉及当代西方博物馆界对于“他者”文化的收藏、展示方式所隐藏的文化不平等现象的深刻质疑与自我省视。此外，民族学博物馆的殖民主义印记所引发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则是20世纪后半叶的“藏品归还运动”，早期民族学博物馆带有掠夺性质而获取的某些藏品，由于其关涉来源地人民的精神信仰或者作为一些族群的重要历史文化见证，而使追索这些藏品的呼声在一个多世纪后一再回响。这一切使得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远非一片平静之地。
三、民族学博物馆的中国历程：
19世纪末至1920年前后，民族学开始在中国萌芽与传播。1916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蔡元培先生将德文的Vōlkerkunde与Ethnologie译为“民族学”；此后，在美国留学的吴文藻和潘光旦先生，则将美国的“人类学”带回中国[4]。民族学、人类学，是西方不同国家对于同一门学科的不同称谓。
最早畅想和提议在中国创建民族学博物馆的人，是蔡元培先生。1916年，蔡元培在北京通俗教育会上发表演说，认为教育机构应包含“有民族学博物馆，陈列民族日用器物、衣服、装饰品以及宫室模型、风俗的照片，可以作文野的比较。”1928年3月，在组建中央研究院时，作为首任院长并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主任的蔡元培先生，认为民族学博物馆既可以供给民族学研究的资料，又可以表现每一个民族文化与发扬民族精神，“标本之采集为民族学组重要工作之一，因标本不但可供组内职员之研究，将来搜集既多，便可成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供外界人士之参观，而为社会教育之助也。”因此，在规划民族学研究时，他列出两项主要事务：开展苗、瑶等民族调查；筹建民族学博物馆。到1934年夏，杨堃、凌纯生等人在探讨“中国民族学会”的筹建问题时，提出中国民族学有五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搜集民族文化的实物”。虽然这项任务并不特地指向民族学博物馆，但民族文化实物搜集的最终路径却是民族学博物馆，由此，这表明民族学博物馆依然是中国民族学家们的一个理想。
此时，一些民族学家已经在走向田野的过程中展开了民族文物搜集工作。这一事业的最早奠基者和开创者是吴泽霖先生。费孝通先生对此曾有评述：“少数民族的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作为第一个在海外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吴泽霖回国后在上海大夏大学开辟社会学研究室，并着手搜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用具。抗战爆发后，在随同大夏大学内迁西南的流亡生活中，吴泽霖先生曾自筹经费率领学生深入云贵少数民族聚居区作田野考察，收集了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文物。1941年，吴泽霖建立“苗夷文物陈列室”，并在贵阳举办“民族文物展览”。1947年，吴泽霖受聘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继续致力于创办文物陈列室。
在南方，林惠祥先生作为中国人类学的杰出先驱，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为创建一座人类学博物馆呕心沥血。1934年，林惠祥先生在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将自已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少数民族聚居地所搜集到的珍贵文物，以及历年收藏的考古、民族、民俗文物，陈列出来供校内师生与校外民众参观。抗战爆发后，林惠祥携带全部文物避难南洋，隐姓埋名，躬耕乡野，在穷愁潦倒而草绳勒裤、敲石取火时，也未变卖一件文物。1947年，林惠祥带着文物返归厦门大学。
吴泽霖与林惠祥，一南一北，前者孜孜不倦、辛苦累积的“民族文物陈列室”，实际上掩映着一张关于民族学博物馆的规划蓝图，这从吴泽霖先生建国后的一系列作为可知；后者辗转不懈、执著不已的“人类学博物馆”理想，则是基于博物馆之于人类学学科建设重要性的清晰认识，乃是一种学科自觉的体现。除此二位先生，建国前涉入民族文物搜集以及博物馆事业的学者，还有杨成志先生、凌纯声先生等。
但不论是吴泽霖先生的精诚所志还是林惠祥先生的执著所向以及其他学者们的辛勤耕耘，都未能使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的理想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落为现实。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可从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在中西不同历史背景下大异其趣的产生缘由析知。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是在西方发动席卷全球的殖民主义浪潮过程中的一种制度性需求，殖民统治的平稳与顺畅建立在对于“他者”文化的理性认知与科学研究基础上，这使得不论民族学/人类学还是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勃兴背后，都潜藏着一种强大的制度性设计和政治经济的内驱力，所以西博尔德在阐发其创建欧洲第一家民族志博物馆的缘由时，毫不隐讳地道出它是收获“众皆受益的有利可图的贸易所必需的条件。”而在中国，被引进的民族学/人类学脱离了殖民主义语境，而进入一个半殖民地社会以及30年代后愈渐沦入民族存亡危机的国土，此时它必然会发生一系列语义的转换与形态的变化，在此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由于匮乏一种制度性推动力量，而纯粹地变成了一种学科建设的努力，表现为一群学者的坚韧志趣与学术追求，因而它始终是民间的、个体的、零星的现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发展构成转机。在一片广袤的国土上将众多民族、多种文化纳入统一治理的政治努力，客观上对于民族学/人类学可能提供的研究成果产生了期待与依赖。这期间，一系列与少数民族文物、图片相关的展览纷纷呈现——1949年11月，吴泽霖先生主持清华大学在北京艺术专校举办的“台湾、西藏、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个民族文物展览”；1950年10月，“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在北京开幕，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省相继举办有关少数民族展览；此后，北京故宫又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览”；1954年春，“少数民族文物工艺展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同年10月，“台湾高山族文物图片展览”又在中央民族学院举办——这些文物展因应了一个刚建立的国家为其国民勾勒一幅关于“我的祖国”的人文地理图景的需求，帮助国民完成了对于广袤国土的想像与认知，从而使少数民族文物加入进建构国家认同的宏大叙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促使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发展的制度性内驱力隐然显现。由此，在几所渐次成立的高等民族院校里，民族文物陈列室纷纷成立，比如，杨成志先生于1951年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创办民族文物室，1952年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设立民族学陈列室，同年西南民族学院也创办了民族文物室；1953年，吴泽霖先生在中南民族学院创办民族文物室。此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林惠祥先生建立人类学博物馆的理想终于落地。1951年，林惠祥将一生辛苦搜罗、积存的文物悉数捐献给厦门大学，建议设立“人类博物馆”，很快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由此成立并成为福建省第一家博物馆以及中国高校第一家博物馆，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的第一座人类学博物馆。
虽然“民族文物室”纷然建立，但民族学博物馆的最终实现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年逾八旬的吴泽霖赴中南民族学院任教，提出创建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的建议并被批准。5年后，由吴泽霖亲自参与设计的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终于落成。这是我国第一座民族学博物馆。事实上，它也是整个20世纪一百年间中国唯一的一座民族学博物馆。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并无第二座以“民族学”命名的博物馆。
不论是吴泽霖或者林惠祥，其理想都是建立起服务于学科建设以及充满学术关怀的民族学博物馆。但显然，不论是民族学/人类学，还是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其发展逻辑与命运走向，都既牵涉于学科内部的运行轨迹与规律，更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制度性需求与内驱。正如民族学/人类学被引进之初，中国学者曾全盘照搬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体系与理论，但上个世纪30年代到来的严重的民族与边疆危机，很快便促成了中国民族学的本土化历程，这启迪我们：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在中国的展开之程，必然会发生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直接互动而带来的变化之迹。
四、民族博物馆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的话语，在不知不觉间被替换成了“民族博物馆”的提法。这一不知不觉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50年8月，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任命吴泽霖为筹备主任。这是“民族博物馆”概念的首次出现。吴泽霖先生作为过去几十年间与民族学博物馆事业牵涉甚深的学者，此时卷入了“民族博物馆”的话语创生事件，这其中的意味也许大可深究。这至少表明，在从“民族学博物馆”向“民族博物馆”的话语转换过程中，有学者的在场和参与。
由于各种原因，“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工作在以后数年间并无进展。直到1956年，“民族博物馆”的建设计划作为对国庆十周年献礼项目之一重被提起。杨成志先生回忆道：“1956年中央号召在首都建立十大博物馆（历史、革命、军事、农业、自然、美术、民族等），在‘中国民族博物馆十二年远景规划’中，我是召集人和执笔人。我深深记得我们提出：首都设中央民族博物馆，五个自治区设区立博物馆……”就在这一年，费孝通先生在全国博物馆和地方志博物馆会议上作了《关于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馆的意见》的发言，提议在北京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并与我国的地位相称的民族博物馆。”但随后轰轰烈烈到来的“反右”运动以及“大跃进”运动阻延了“中央民族博物馆”的计划。当国庆十周年到来时，一座“民族文化宫”作为十大建筑物矗立在西长安街。在杨成志先生看来，民族文化宫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央民族博物馆”的替代物。
此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民族博物馆”在整个六十和七十年代不再被提起，直到改革开放以后。198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提到中国博物馆事业需要有一个大发展时，特别提到“我们没有民族博物馆，希望将来文化部和其它部，逐步地从一部门开始搞起来。”而此时，地方性的民族博物馆已开始起步。1981年，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开始筹建，并于1986年落成。要注意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虽然“民族博物馆”的话语已经在建国之初便已生成，但真正变为现实，却是在建国30多年后的海南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边僻之地。此后，民族博物馆的省级建置实践在黑龙江首先取得突破，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于1985年成立。迄今为止，全国省区级以“民族博物馆”命名的博物馆有六座，市县级则概有数十座。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市县级博物馆，纷纷更名为“民族博物馆”。这一时期，关于民族博物馆的最重要事件，是作为国家级文化工程的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建工作于1984年正式开启。
综观建国后的民族博物馆实践，其渐已演为中国博物馆领域的群体性现象，并已得到制度性认同与安排。同时，从中国博物馆学会于2006年设立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以及《民族博物馆学教程》的出版等现象，可知有关民族博物馆的知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向专业化、学科化方向发展，这也表明民族博物馆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些孤立的、个别的现象。
五、关于“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名称之辨：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关于“民族博物馆”和“民族学博物馆”的名称之辨。虽然，辨论并未摆上桌面，亦未展开正面交锋，但不同的观点却隐约对峙，若断若续，似乎隐而不发，但始终存而未消。
最早对“民族博物馆”的名称作出辨析的是费孝通先生。在1956年召开的“全国博物馆和地方志博物馆会议”上，费孝通发表了《关于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馆的意见》的讲话。“我在准备这次发言时，一上来在题目上就打住了。首先是个名称问题。”他说，“同一个内容的博物馆有的称民族博物馆，有的称民俗博物馆，有的称人类学博物馆，也许还可以称人文学博物馆。名称当然不应当看得很重要，但是也因为名称不明确，引起工作范围问题。因此，我还不能不先谈谈名称。”在这篇讲话里，费孝通先生指出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区别：欧洲对自身民族进行研究的学问，称为“民俗学”，相应地，那些搜集和陈列欧洲自身民族文化与生活实物资料的博物馆，称为“民俗学博物馆”；相反，欧洲对那些被殖民的海外民族进行研究的学问，则称为“人类学”（民族学）；而“十月革命后苏联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原有民俗学和民族学不合理的界限自然没有立足的余地了。”“我个人的意见，我们决不应走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把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生活称作民俗学，把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化、生活称作民族学。因此，我也不同意以搜集、研究、展出汉族人民文化、生活的博物馆称民俗博物馆，而把搜集、研究、展出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博物馆称民族博物馆。我认为不如都称民族博物馆。”
可以看出，费孝通辨析“民族博物馆”名称的原因，是他敏感到首先要为中国的民族博物馆和西方的民族学博物馆之间划出一个质的分界，因为后者只收藏和展示那些被认为是文化落后的“他者”的文化实物与资料；中国的民族博物馆不能复制西方的民族学博物馆与民俗学博物馆把欧洲自身民族与海外被殖民民族区隔开来的模式，而应当把汉族的历史文化也纳入其中。所以，费孝通要建立的中国式的民族博物馆，是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学博物馆的一种新博物馆。
关注“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名称差异的还有吴泽霖先生。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建国初期“中央民族博物馆”的筹备主任，吴泽霖是“民族博物馆”这一概念诞生时的见证者。可以推测：其时吴泽霖先生已经敏感到民族博物馆对于民族学博物馆的语义之变，并且开始思考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一思考的结果，是他于1985年发表的《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一文。其时，“民族博物馆事业正在受到重视……同时，民族学作为一种学科，也正在日益进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当民族学的发展“需要民族学博物馆与之相配合”时，吴泽霖先生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来确定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是否有区别，我认为此其时也。”吴泽霖先生在该文中为民族博物馆下了一个定义：“民族博物馆在今天的中国，指的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一种专业性博物馆。”他同时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别作出了明确界定：“民族博物馆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民族学博物馆主要是为科学服务的，它是一种传播知识性的专业博物馆，是建立在民族学的基础上同时也是依附于民族学而存在的。”
可以看出：吴泽霖先生是站在民族学学科本位基础上区别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以民族学为本位的立场显出了民族学博物馆的特别价值，那就是“民族学博物馆就是民族学的一种间接的田野调查的基地，两方相互依存，形成了一种共生状态。每种科学负有两种使命：一是使本学科的知识理论不断深化更新；二是把已有的知识广为散播。在民族学科总的范围内，民族学主要承担了第一种使命，第二种使命，则由民族学博物馆来肩负。”在这篇文章中，吴泽霖先生表现出对于一座国家级民族博物馆的极大热情，但显然他对于建立一座民族学博物馆怀着更深的向往、激情和使命感。在该文发表前三年，吴泽霖先生已南下湖北，在中南民族学院执教并终于成就了一座民族学博物馆。此举显示出一个学者孜孜于学科发展的行为逻辑：他用一种个人的努力，来推动明显乏力的一种纯学术性博物馆机构的产生、存在和发展。
此外，在这篇文章中，吴泽霖还指出：“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名称在外文中，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如以英文为例，民族博物馆是 museum of nationalities,民族学博物馆是museum of ethnology。”但事实上，“民族博物馆”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英文对应词汇，这是因为欧美国家迄今为止也并没有“民族博物馆”这样一种博物馆机构，当然也就没有公认的、权威的、通用的英文译法；而当今中国各地的民族博物馆在翻译馆名时，也各自采取了不同的表达，这正是因为在英语中没有一个现成译法的缘故。由此，对英文名称的辨析让我们可知：“民族博物馆”是中国的一个独特概念，民族博物馆是中国的一种独特的博物馆现象。
陈克进先生曾担任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副馆长，在题为《从“民族博物馆”名称说开去》的文章中，他指出“属国家级的和教学科研重要基地的‘民族博物馆’应更名为‘民族学博物馆’的三个原因”：其一，民族博物馆藏品中有大量文物不能够确定民族属性，但属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范畴；其二，民族学在学科分类中为一级学科，民族博物馆从实物收集、鉴定、研究、陈列到发挥其社会功用，离不开民族学学科群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科研成果；其三，国际学术界的惯例都是此类博物馆称为民族学博物馆[5]。陈克进先生的观点从某个角度呼应了吴泽霖的民族学博物馆实践，他认为应使那些服务于教学科研的“民族博物馆”的名称与其内涵、功能相一致，正本清源将其改称为“民族学博物馆”。
1981年，林耀华先生也曾为民族学博物馆下了一个定义：“民族学博物馆工作是整个民族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民族学博物馆不同于其它类型的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的作用除了陈列、研究、保藏文物和标本以外，还有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介绍我们的民族研究工作的成果、促进各民族的团结等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一般的文化教育机构，同时也是进行民族学研究的科研机构。”[6]在这个定义中，林耀华先生用“民族工作+民族学研究”的双重功能，将中国的民族学博物馆区别于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民族学博物馆，也就是说，林耀华并不像吴泽霖和陈克进二位先生那样，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博物馆应当只服务、传播民族学。这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民族学博物馆”定义，它表明林耀华先生的一个基本看法：中国的民族学博物馆是一种独立于西方民族学博物馆体系外的、有自己独特双重功能的博物馆。
曾在中央民族学院率先创办全国第一个民族博物馆学专业的石建中先生，在其《民族博物馆学教程》一书中，也为“民族博物馆”下了定义：“民族博物馆在今天的中国，指的就是国内少数民族的专业性博物馆或反映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的一种博物馆。”“其存在形式多种多样，可分为四个类型：一、中央的综合性民族博物馆；二，地方性民族博物馆；三，民族学博物馆；四，专题性博物馆。”石建中先生所下定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民族学博物馆作为民族博物馆的一个子项，表明民族博物馆有可能是一种更具涵容能力的、可将民族学博物馆功能涵盖其中的博物馆形态。
21世纪以来，潘守永先生再度关注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在《民族博物馆是什么》一文中，他指出：“我国语境中的‘民族博物馆’，在西方通常称为‘人类学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英美）、‘世界民族博物馆’（德国）、‘人类博物馆’（法国）等。此外，‘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人类学部’也是此类性质的博物馆。”而对于一些高校民族博物馆不愿认同自身实质就是民族学博物馆、而希望定位为“综合性博物馆”的现象，他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人类学的缺席，使得民族博物馆游离于应有‘规范’之外，自身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地位，甚至连起码的尊重也得不到。”从民族博物馆应获得一个学科知识体系支撑的考虑出发，他认为：“把民族博物馆定位为‘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正是国际视野的反映。”[7]同时，通过指出“依托民族博物馆、社区发展的理念发展起来的生态博物馆”，潘守永还揭示“民族博物馆并不是一个固定历史范畴的产物”。
从以上诸多观点的梳理和罗列可以看出，虽然民族博物馆实践在中国已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但民族博物馆并未获得一个公认的定义，其性质与功能定位亦莫衷一是。从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关系而言，倾向于民族博物馆应是一种独立存在者有之，如费孝通、林耀华、石建中诸先生的观点；倾向于在政治/学术的二元结构中来界定民族博物馆的存在价值者有之，如吴泽霖与陈克进先生；倾向于民族博物馆应从人类学那里获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者有之，如潘守永先生。这其中的关节，是民族博物馆的存在始终纠缠于其所渊源的民族学博物馆，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未能得到明晰的厘清，这使得民族博物馆迄今为止也没有得到来自学理的明确认定与公认裁定，由此导致民族博物馆的身份是模糊的，其存在在学理上至今仍是一个尴尬。
六、“我”与“他者”：
建国初期，“民族博物馆”被一些重要学者关注并加以辨析，这表明了在中国社会面临巨大转折时民族博物馆被嵌进新的社会历史文化链条中的潜在动能。但“民族博物馆”话语的突然生成，似乎截断了“民族学博物馆”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的行进历程，而前者看上去好像是对后者在引进、借鉴、复制过程中的一个变形的实践。然追踪这一名称衍变的历史轨迹，我们却发现：民族博物馆是新中国的一个发明，是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
中国的民族学博物馆发韧于西方的民族学博物馆。自20世纪20年代被引进中国，“民族学博物馆”承继了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语意惯性，一直行进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博物馆”的产生似乎带有历史的偶然性。但是，如果细究一个问题，也许我们能够看到在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内部，“民族学博物馆”不能依照其原有的文化语意继续运行下去的真实缘由，那就是：为西方文化提供一个“他者”文化镜像、制造一个社会进化论阶序具像、从而展现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民族学博物馆”，如何适应新中国社会文化环境里正在努力抛弃“我群”与“他者”二元对立结构的新的话语模式？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民族学博物馆”形态，遭遇了一个如何将对“他者”的文化表达与展示立场转换为对“兄弟民族”的文化表达与展示立场的问题。也就是说，建国后存在着一个在传统民族学博物馆里如何消泯“他者”叙事的语境转换的难题。如何完成这一转换？当敏感的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就有了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方案：中国的民族博物馆不能像西方的民族学博物馆那样，只把“他者”作为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的对象，应当把汉族也纳入博物馆，从而在民族博物馆的场域里消解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结构。费孝通的方案潜在地克服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指向“他者”的特定叙事立场。
以主体性语境完成少数民族形象的自我展示，以本位化立场进行少数民族文化的自我描述，雕塑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国民作为国家主人公的共同群像，这是在新成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建构国家认同的迫切需求；这样的需求势必把传统民族学博物馆里的“他者”语意很快排斥在体制之外。这应当是“民族学博物馆”突然地被“民族博物馆”替代的深层原因。“学”字的失落，很有可能被理解为“民族学属性”的失落以及“政治属性”的添加，正如吴泽霖先生所作的民族博物馆“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一论断，但吴先生眼中的民族博物馆与“政治”的关涉，实际上有着更为广大的语意，它牵涉着民族国家如何完成自我述说，如何塑造新的历史主体，如何铺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的历史语境。所以，民族博物馆的“为政治服务”并非只作浅薄的理解，它的本质是“他者”→“我”的深层语境转化。
事实上，既便如吴泽霖先生这样执著地追求以民族学博物馆来完善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学者，对于建国初期民族博物馆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与使命也是非常明确的：“民族博物馆的建设是消除民族隔阂的重要方式，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各兄弟民族的主要情况和如何体现一个和睦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而努力。至于博物馆的其他功能，则属于从属地位。”[8]上世纪50年代，在经过一番讨论后，国家将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展示原则确定为：“以民族关系的主流为经，以民族团结和谐事件为纬，展现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辉煌。”[9]这样的宗旨，必然要求一个新的博物馆形态来容纳。
与此同时，如果说上述转化的动力来自于国家层面的制度性需求，那么，在少数民族内部的层面上，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当少数民族需要针对自身历史文化进行博物馆收藏与展示时，“民族学博物馆”的意义框架和西式体制如何来容纳这些民族的自我表达与描述？这的确是一个困境。而“民族博物馆”的称谓转换，不失为解决困境的一个可行性方案——名称之变潜在地带来了突破“民族学博物馆”旧有意义框架与西式体制的可能空间，由此使“民族博物馆”成为一个新式的博物馆场域，它与“民族学博物馆”之间似乎有着关联，但实际上已经南辕北辙，相离甚远。
而当时光推移到21世纪，站在全球化的社会历史环境里，我们也许会更加清晰地看到半个多世纪前，在一个刚摆脱了半殖民地沉重历史屈辱与负担后的新中国，“民族博物馆”话语诞生的内在逻辑性与历史合理性。在《民族博物馆是什么》一文中，潘守永先生指出：“在民族文化原生地建立博物馆，是第三世界博物馆运动的重要表现，传统民族博物馆所展现的‘远方文化之谜’的姿态，已经为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维系民族情感’的目标所替代。”[10]这道出了那些正在当今世界各地民族文化原生地建立的博物馆的内在时代需求，它们正越来越将走离“远方文化之谜”的他者叙事，而一步步接近“本民族”自主叙事的目标，这显然是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博物馆所不能涵纳的功能。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已经尝试以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来解决旧有博物馆体制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直接针对殖民主义的博物馆遗产的。那么，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博物馆能否在新博物馆运动的潮流里，成功地完成从文化“他者”向“本民族”的叙事转换和语意过渡？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式的民族博物馆是西方的民族学博物馆在普世化历程中的一个合理例外，它是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博物馆实践中的一个自我发明与创造。在西方民族学博物馆卷入中国近现代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复杂语境后，它必然走向中国式的民族博物馆道路。这是西方的博物馆文化与中国社会及时代展开互动并重新建构的结果。而“民族博物馆”的实践与道路，也是西方的博物馆传统在20世纪的中国所展开的所有本土化历程的一部分。
七、苏东海先生：“可能存在一个东方博物馆体系”
1986年，我国著名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发表《世界博物馆及博物馆学存在着两个系统》一文，他指出：由于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地理的以及政治的诸种因素，在世界博物馆的发展中，在博物馆学体系的形成中，实际上存在着东方系统和西方系统。苏东海先生还指出：尽管有很多人想建立世界统一的现代博物馆学理论，但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为博物馆是一种文化事业，它分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人们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一致性，但建立统一的现代博物馆学的共同体系则是艰难的[11]。
西方发明的近代博物馆在其普世化的过程中，不仅在中国展开了本土化历程，同时也在其他东方国家展开了类似历程。这就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东方博物馆体系。苏东海先生曾再三著文表述中国特色博物馆的客观历史存在。而“中国特色”的具体内容，其中之一便是中国博物馆的使命性。在《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综述》一文中，他说：“中国第一批博物馆的建立不是自发产生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使命而自觉创办的，是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下产生的。”正是因为博物馆是作为“强国的要事之一”而被引进国土的，所以，与西方博物馆不同的是，“中国从西方移植博物馆，一开始就突出了博物馆的社会使命。”这种使命性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体现：建国前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其时博物馆体现了高度的社会使命；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其时博物馆体现了高度的政治使命；改革开放后中国博物馆迎来第三个发展时期，博物馆则正在体现出越来越强的文化使命。[12]若此，如果从“使命性”的角度去解释“民族博物馆”的产生与发展，应当能够得到另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
事实上，苏东海先生还曾特别研究过我国的民族类博物馆问题。2006年，在《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几个基本问题（提纲）》一文中，他说：“中国的民族类博物馆应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博物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类博物馆，将在世界民族类博物馆中绽放异彩。”同时，他还指出：“中国民族博物馆应是全面民族志的，而不限于学术民族志。”[13]这是一个超越于学科本位立场之上对民族博物馆的观照，表明中国的民族博物馆不应只建立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之上，而应自觉地去肩负和完成中国文化与现实语境中的任务。
当然，还有另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观察民族博物馆时应当直面的，那就是民族博物馆如何才能获取学理的合法性。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民族博物馆得不到民族学学理支持的焦虑，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可以从前辈学者以及当代学者的论述中，一一辨析到这样的隐性话语：中国的民族博物馆应当从民族学那里获取学理的合法性，只有将民族博物馆归于民族学博物馆才能找到一种学理归宿。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缺乏民族学理论与学术支撑的民族博物馆，其存在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而这正是中国的民族博物馆在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民族博物馆的中国化道路，并不能在远离民族学/人类学或者抛弃民族学/人类学的道路上行走；民族博物馆的键康发展，必须从民族学/人类学那里获取理论基础和学理资源，这与中国特色民族博物馆道路并不矛盾，而且，只有凭籍学理的支撑，这一条道路才能够行走得通达和光明。
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国家民族博物馆，其英译馆名为the Chines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直译：中国国家民族学博物馆)。这一译法也许表达了同世界接轨的愿望，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对于一座建立在以民族学理论为基础上的民族博物馆的愿景与规划。这是一个合理的设计。事实上，提高民族博物馆的科学化与专业化水平，正在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民族类博物馆的一个重要论题。而这正是中国式的民族博物馆的希望所在。
注释：
[1]郑茜：就职于中国民族博物馆。
[2]杨圣敏：《中国学派的道路》，载《中国民族报》2013-11-22，第五版。
[3]苏东海：《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几个基本问题》，载《博物馆沉思录》（卷三），第18页。
[4]杨圣敏：《中国学派的道路》，载《中国民族报》2013-11-22，第五版。
[5]陈克进：《从“民族博物馆”名称说开去》，载《民族学教研一得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6]林耀华：《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与展望》，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
[7]潘守永：《民族博物馆是什么？》，载《中国民族报》2010-10-29
[8]吴泽霖：《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载《民族博物馆通讯》，1985年
[9]覃琛：《表征困顿下的对象、语境与文本》，http://www.doc88.com/p-333749416068.html
[10]潘守永：《民族博物馆是什么？》，载《中国民族报》2010-10-29
[11]苏东海：《世界博物馆及博物馆学存在着两个系统》，载《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3期
[12]苏东海：《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综述》，载《博物馆的沉思》，文物出版社。
[13]苏东海：《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几个基本问题》，载《博物馆沉思录》（卷三），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