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博物馆发展历史，从亚历山大城建立起来的缪斯神庙，到中世纪欧洲大教堂、修道院的圣物收藏，到17世界后期具有近代博物馆特征的英国阿仕莫林艺术和考古博物馆的对公众开放，再到18、19世纪世界影响巨大的大型博物馆的先后建立，又至近一百年多年来博物馆发展专业化趋势的明显，博物馆行为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这些让我们看到博物馆建立于藏品的收集与存放之上，进步于博物馆的对公众开放中，发展于博物馆藏品差异的突出表达，藏品是博物馆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博物馆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民族类博物馆是博物馆行业的重要组成。在博物馆理论研究与机构发展领先的西方发达国家，民族类博物馆往往在本地区起着行业引领的作用，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之相反，我国的民族类博物馆虽然已有近四百家[1]，但步履维艰，缺乏博物馆与民族学结合的理论研究对博物馆行为的指导，与国内博物馆的平均发展水平尚有差距。为此，加强博物馆民族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加强对民族类博物馆藏品的概念、意义的认识，理清藏品与博物馆各要素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提升博物馆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社会传播效力，从而提高民族类博物馆竞争力。
一、我国“博物馆藏品的认识”与民族类博物馆的藏品
博物馆来源于西方，我国古代没有博物馆的概念，但是收藏“古物”的行为可以上推至商周时期，历朝历代特别是太平盛世都出现过收藏热，形成了一些“古物”鉴定、保护、研究的成果和古物图录。因此，长久以来我们的祖先都把收藏对象定位于古玩珍奇、艺术珍品，收藏行为事实上是“积宝”行为，以致近代我国受“西学东渐”影响建立起来的公共博物馆仍以“古物”来论博物馆藏品。民国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规定“古物中之有国宝价值者，若为官物，则设立国立与地方官立之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及古物保存处所等，以为保管……古物保管之范围……一可为历史之要证者，一可为艺术之代表者”，突显博物馆藏品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1949年以后博物馆藏品以“文物”一词取代“古物”，并长期使用。“文物”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古迹和文献古物”。以“文物”的类型和用途论博物馆藏品，博物馆必将成为历史馆，博物馆的收藏行为被束缚，专业类博物馆难以有个性化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博物馆数量开始增加，博物馆收藏范围扩大，藏品种类增多，引起了国内博物馆界的关注，引发了学界对博物馆学新理论的研究和围绕博物馆藏品概念展开的关于藏品认知的讨论。在长达20年的探索中，博物馆藏品外延从“自然标本”、“情报资料”、 “不可移动文物”到一切“物证”不断扩充。2005年国家文物局颁布《博物馆管理办法》规定了博物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等活动的对象是 “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是对藏品有了官方的界定。
民族类博物馆发展在我国起步较晚，其收藏以“从民族产生至今各族所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和“近现代各民族所使用的文物”[2]为主，包括各民族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宗教祭祀使用的法器、日常生活中的用品、民间传统工艺的制品、服装饰品等，是民族特有的符号，即是传达民族文化类型、文化现象的物证，也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物证，具有多元性、典型性和民俗性。因此，“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的藏品概念的界定更符合民族类博物馆藏品的现实。
二、从知识建构到文化表达——民族类博物馆藏品的自释性
早期博物馆将藏品置于博物馆规定的知识体系中，利用藏品的视觉表达和知识蕴含来传达博物馆对公众的意图，实现博物馆传递知识、教育大众的功能。然而，现代博物馆学研究发现藏品既是某领域知识建构的实证，又是文化的信息载体，更是信息传播的媒介，因此，博物馆对于藏品的行为不再只是将其孤零零地陈列于厚厚的玻璃窗内，而是深入挖掘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并还原于文化之中做文化表达。藏品不再是博物馆的价值表达和博物馆行为的社会表现，而是“在文化表达的背景制约下，博物馆物件被赋予特定文化的价值标准”。[3]
民族类博物馆藏品是民族文化的物化表现。我国各民族因地域分布不同，历史演进过程的差别，各民族的文化形态存有差异，其文化遗存也反映出不同族群典型的文化形态特征。民族类博物馆的每个藏品个体都带有其特有的知识信息，既有质地、色泽、形制、大小、重量等直观信息，也有用途、工艺、性能等判断信息，更有民族、历史、社会的文化信息，这些信息于本民族文化并非是割裂、独立的，而是置身于博物馆中的“群体记忆”[4]，是最好的文化表达。如何理解藏品“自释”内涵的扩大是博物馆的文化表达呢？观众进入博物馆，看到一件单独陈列于展柜的鱼皮衣，关注点更多在这件鱼皮衣的艺术性，直观感受其精美而天然的纹饰并加以赞叹，之后会关注展品说明牌的藏品物质信息。然而，如果在展示时，不以鱼皮衣为独立体，而是将与鱼皮衣关联的桦树皮船、各种渔钩和渔网有机结合在一起，打破观众的静态视角，藏品自释信息从个体延伸为文化单元，观众看到的可能就会是北方森林民族的渔猎文化的表达了。
三、从精英艺术到大众艺术——民族类博物馆的藏品重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理论转型……艺术史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精英艺术和高雅艺术，而是逐渐扩展到大众艺术和通俗文化图像”，[5]这一变化在博物馆，特别是藏品收集与展示上也作用明显。博物馆起源于古希腊，是思考哲学的机构，是保存珍贵艺术品的神庙，因此，博物馆一开始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是普通民众仰视的宝塔。但是，近代随着人们对自然和人类自身认知的渴求，博物馆开始对公众开放，博物馆的藏品有序的管理起来，呈现在观众面前满足他们认识自然和历史的精神需求。博物馆藏品也不再局限于视觉高雅，而是广博、通俗。究其原因在于，（一）博物馆种类增加，专业类博物馆应运而生，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物件要符合本馆特色，收藏范围扩大，藏品种类增加；（二）早年建立的博物馆藏品丰富，特别是在专业类博物馆大量出现前就扩大收藏范围，一些所谓的纯艺术品大多被收藏，现存于社会间的“精英艺术品”少之又少。
民族类博物馆是人类学、民族学专业博物馆，藏品多以民族民间器物为主，具有很强的民俗性，缺乏纯艺术性或精英艺术气息。以往前来博物馆参观的观众通常关注博物馆是否有“重器”，博物馆的某某藏品价格几何，为此民族类博物馆也曾在追求“精英艺术”的道路上迷失过，不能明确自身馆藏的方向与范围。加拿大文明博物馆是一座以收藏、展现加拿大国家原住民文化为主的人类学博物馆，也是民族类博物馆的典范。该馆的藏品中有25年前收藏的原住民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当年并不被国立艺术博物馆认可，认为它们不应该成为博物馆的收藏对象，但是今天这些艺术品的价值被重新认识，它们已经从加拿大文明博物馆转移到了加拿大国立艺术博物馆被收藏与展示，以艺术品的面貌展示在观众面前。其中的桦树皮船只，不仅是民族实用品，而是以特殊材质制作的雕塑品的身份被放置于展厅最醒目的位置。透过加拿大文明博物馆藏品收藏之初的不入流到现今其藏品被艺术馆推崇的事例，可以看到普遍存在于民族类博物馆的收藏窘境，也可以看到民族类博物馆藏品的潜在价值。
事实上，以“精英艺术”为标准判断民族类博物馆的藏品价值已经被证明是背离人类学研究轨迹的。民族类博物馆的藏品体系将更为独特的表达其大众艺术的趋势，其收藏是各民族通俗图形向民间艺术，再向纯艺术的前行过程的实证。大众艺术与通俗文化比重的增加正是民族类博物馆藏品体系重构，并以此建立起符合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研究，适应大众文化娱乐需求，满足博物馆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四、从实物教育到社会需求——民族类博物馆的藏品转型
在新博物馆学研究中，认为传统博物馆在预先设定好的教育目标下传播知识，观众被动接受博物馆“说教型”知识；新博物馆学则主张博物馆是观众获取知识的途径，博物馆要提供给观众柔和的光线、合理的展线、客观的说明资料，博物馆服务于观众。但是无论新旧理论有何不同，藏品终究是博物馆与观众的媒介，是博物馆有别于其他文化机构行使教育职能的独特之处。藏品发挥着实物对大众最直接、最高效的教育方式。然而博物馆建构的基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物质资源、博物馆管理研究的人力资源、博物馆的场馆、社会观众等，这些都是社会给予博物馆的资源，因此博物馆制定发展规划，集合博物馆各要素有序运行，共同推进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以回馈社会，满足博物馆的“社会需求”，即“社会之所以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去搜集、研究、保护、利用博物馆藏品，并不是要将它们作为展现社会富足程度的窗口，而是要利用它们，以满足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的需求”。[6]因此，社会需求是博物馆有计划开展藏品收集，并围绕藏品资源发挥博物馆社会功能的高层次目标。
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是民族类博物馆重要的功能。除了加强对藏品的保护与研究，展示民族文化物证外，民族类博物馆还会创新运营方式，拓展博物馆传播力，满足大众的精神娱乐需求和当代社会赋予的责任。201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写到“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加强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一时成为社会对民族类博物馆提出的要求。此时，民族类博物馆藏品被考量，藏品角色不再单一，它成为博物馆的工作资源、物质基础、工作环节、传播媒介、研究成果等，整合在博物馆运行的大机器中，参与博物馆研究、展览、保护、宣传、服务、文化产业等多项活动，向社会产出各类成果，助推民族类博物馆功能的实现，从而发挥藏品多角色参与博物馆行为契合社会需要的重要作用。
五、小结
藏品是博物馆区别于其他大众文化机构的独特之处，其作用于博物馆的意义可以分为：第一，藏品被博物馆利用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藏品是被动的，作用是受限的；第二，博物馆专业化管理藏品，发挥藏品的基础作用，促进博物馆各项功能有条不紊实现；第三，博物馆整合内部各要素，藏品合理参与集合体的行动，产出成果，发挥藏品最大作用以满足社会需求。由此，民族类博物馆需要把握藏品的自释性，注重藏品的文化表达，围绕本馆的特点与功能，开展民族文化物证的收藏，通过展示、研究、保护、宣传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大众影响力，不断满足和适应当代社会对民族类博物馆的社会需求，在博物馆的实践中将藏品意义最大化，使藏品成为博物馆运营的资源，既是具象的实物陈列，也是抽象的文化影响力，更是博物馆符合社会需求发展的有力参与者。
注释：
[1]目前，仅五大自治区和少数民族人口集中的云南、贵州、青海，经文物部门正式登记并通过年检的博物馆就有370余家，见《中国民族报》2012年5月18日。
[2]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3]宋向光：《公共博物馆的发展轨迹：从知识建构到文化表达》，《中国博物馆》2013年1期，第47页。
[4]安来顺：《再谈当代博物馆的信息收藏与共享》，《中国博物馆》 2012年1期，第22页。
[5]〔美〕大卫·卡里尔：《博物馆怀疑论——公共美术馆中的艺术展览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总序。
[6]宋向光：《博物馆藏品的意义：社会行为的物化》，《中国博物馆》 1997年3期，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