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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 2017年合刊
  • 2016年合刊
  • 2015年合刊
  • 2014年下
  • 2014年上
  • 2013年合刊
  • 2012年合刊
  • 2011年第一期
  • 2008年第四期
  • 200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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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物馆藏品数字化系统建设的思考

      中国民族博物馆  藏品保管部  周婷婷

      博物馆是面向公众提供学习、交流、娱乐的公益性文化服务场所。与图书馆、展览馆、社区文化站等机构区别,藏品是博物馆实现博物馆主题与功能的独特资源,博物馆的一切活动都由藏品而展开。因此,对藏品进行科学有序的管理,是博物馆开展藏品保护、展示、利用、研究、教育、服务、产业开发等业务的根本,博物馆始终寻求更为科学高效的藏品管理方法。上世纪计算机以其独特的二进制运算方法将时空中的诸多事物都置于逻辑顺序中,有效地实现了数据按照既定的计划运算、传输,信息化时代为博物馆藏品的管理带来了新技术。我国博物馆在本世纪初开始启用信息技术,从《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博物馆藏品二维影像技术规范(试行)》,到近期国家文物局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系统的搭建应用,博物馆藏品数字化系统的设计以及标准在不断完善,尽管如此,国家文物部门统一的藏品数字化标准还是很难满足主题不同、藏品各异的各个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建立的全部需要。因此,众多博物馆纷纷建立起适于本馆藏品情况的数字化系统。

      中国民族博物馆的藏品收藏以反映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生产生活、交融发展的文物及与今天同时代各民族代表性文化遗产的实物为主,具有年代跨度大,民族覆盖面广,藏品原状复杂的特点,加之目前我国对近现代民族文物的分类定级还没有定论,这些都增加了民族类博物馆藏品的管理难度,在此之上建立的藏品数字化系统无法照搬其他社科综合博物馆或历史博物馆的软件开发成品,建立适用的软件系统成为必然。本文笔者试图以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数字系统为触点,仅从博物馆藏品管理者的视角谈一谈对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及民族类博物馆藏品数字化系统建设的思考。

      一、数据库、信息系统与藏品管理系统

      博物馆是与信息相关的行业,相对其他行业而言博物馆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创造并使用信息,主要原因在于博物馆对公众和社会影响力是来自于博物馆释放出的知识能量的,而博物馆知识能量构成于博物馆藏品的信息,可以说藏品是博物馆的物质基础,藏品信息是博物馆的核心资源。“通过技术手段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所产生的各类有用的符号(资源)所进行的收集、整理、加工以及保存、传播、利用” 就是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化,藏品信息资源的集合与管理。博物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藏品数字化系统,决定了系统可能达到的博物馆业务的深度和与馆藏品操作相关环节的广度,是系统的定位与本质问题,也是建设博物馆藏品数字化系统的首要。因此,除了系统开发的技术人员外,数字系统的设计者和用户也要辨识“数据库”、“信息系统”与“藏品管理系统”三者的内涵。

      根据最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 “数据”意为“进行计算、统计、科学研究、技术设计等所依据的数值”,藏品数据是原始的、客观的,从观测中得到的单元数值。如藏品单位“套、支、件、双、枚”,年代“明、清、近代、现代……”,质地“棉、麻、丝、毛……”,来源“征集购买、接受捐赠、拨交、发掘、采集……”,测量得到的尺寸与质量数据,以及涉及民族、地区、现状等,都是藏品的数据。这些数据利用物理存贮设备存储,经过数据处理,生产和输出用户需要的信息,这就是藏品的数据库,主要功能在于存储。

      《规范词典》中“信息”意为“通过指令、数据、符号等发出的对接受者来说在此之前没有获知的消息”。信息与数据的区别点在于是否带有博物馆情感,数据是“原始的、真实的材料,从观察或测量得到,它的存在不关乎意义,” 而信息是数据的提升,“当数据通过人类的解释、阅读、书写或说 等等这些行为赋予了一定意义时,就变成了信息”。 藏品信息既包含藏品的名称、年代、民族、类别、数量、影像资料等基本的物质信息,也包括反映藏品内涵的研究成果、视听资料、古籍文献、创作品等。这些信息被整理集合,建立起由人、计算机及其他外围设备组成的进行信息收集、加工、存贮、传递、维护和使用的系统,实现藏品的信息录入、账卡建立、信息检索、藏品统计等行为的计算机化,提高了藏品登录的效率和信息管理的快捷与准确,为信息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信息系统也可以被视为资料检索管理系统。

      博物馆藏品的科学管理是有一定步骤与方法的,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规范的工作流程,其中从藏品的征集、鉴选、登记、编目、入库、保管、提用、核对、注销,到藏品的统计、建档等环节都与各种数值关联,涉及众多表格。手工操作难免琐碎繁杂、准确性差、重复性大。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博物馆界试图利用计算机提高藏品管理的效率,之后多年博物馆业界不断有借助现代计算机及网络通讯技术参与藏品管理,建立起了以藏品信息系统为基础,控制藏品管理各项业务的综合管理系统。系统中,藏品的固定身份被跟踪管理,与藏品管理相关的各部门依据权限参与藏品管理各环节,“全面实现藏品征集、编目、收录、研究、鉴定、图像采集、保护修复、展品点交、产业服务等基本业务的信息化管理”。 将藏品管理系统与“数据库”、“信息系统”相比较,如果说数据库拥有藏品数据的输入与存储功能,信息系统在数据库基础上增加了藏品数据加工与藏品信息输出的功能,那么藏品管理系统是对前二者的提升,在藏品信息输入、存储、加工、输出功能之上,具有了工作流的控制功能,即通过对整个馆藏品的信息加工、处理、传输、输出等环节,实现线下对藏品各项活动的管理与控制。

      二、指标项、指标体系与博物馆标准化建设

      “实施博物馆工作内容的标准化是博物馆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文物知识工程的内容之一”, 有利于行业的专业化建立与规范发展。从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馆藏文物登录规范》到国际博协编辑出版的《博物馆质量与标准提升指南》,关于博物馆行业标准建设的规则与研究成果已经很多。然而,我国博物馆种类繁多,藏品庞杂,博物馆标准化建设既不能脱离行业准则,也要尊重不同博物馆藏品的特点,是一项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对此,藏品数字化建设一方面依赖于已有行业标准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因地制宜,制定出一些满足自身特点的表达与控制的格式,以此作用于博物馆行业标准的成熟化发展,是推进博物馆标准化建设的一个良好机会。

      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的初步建设可以分解为:第一阶段“制定统一的信息指标体系和技术规范,研发、集成信息技术和应用软件”,是指标项与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是结合馆藏实际制定本馆信息标准的阶段;第二阶段“采集、加工、整理满足各类需要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信息资源,建立集中统一与分布分散存储相结合的基础信息数据库”,是数据上传、增量的过程;第三阶段为用户提供“科学研究、辅助决策、展览展示、文化交流、教育培训和游戏娱乐等服务”, 系统进入应用与调整时期,系统搭建基本结束,未来还将在操作中不断优化流程环节,新增数据。其中第一阶段指标项与指标体系的确定是系统建立的关键。藏品管理系统的指标项主要是藏品的信息要素,如 “藏品编号”、“名称”、“年代”、“类别”、“质地”、“数量”、“尺寸”、“质量”、“文物级别”、“来源”、“完残程度”、“入藏时间”等藏品著录基础元素的内容,也包括这些基础元素的取值要求,如藏品编号的限定,藏品的命名方式,适合本馆藏品特点的文物类别划分,藏品的记件原则,不规则藏品和成套藏品的测量数值选择,藏品完残状况的术语,文物二维影像的格式、大小、背景、命名规定等等。除了要对指标项研判确定,藏品管理系统还要依据行业规则和本馆实际提出涉及藏品管理活动的流程、规则、用户、权限等有机联合标准体系,即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中实现藏品日常管理中的征集、入藏、出入库、保护、展览等环节,需要诸如计划、审批、表格、方案、记录等材料的建立与流转,确定藏品运转的流程、涉及人员的权限、各类表格的模式,将征集计划、征集材料、审批手续、交接入藏手续、建账建卡、档案建立、入藏手续、库房管理、技术保护、外展手续、出归库手续、展览记录、保护修复方案等一切围绕藏品展开的行为都通过数字化系统管理起来。藏品信息通过系统按需复制、分配,藏品的数据流通取代藏品实物的流通,避免了藏品不必要的提用,打破了博物馆内部的库房的隔阂与部门的隔阂。

      从博物馆标准化“大致包括了综合性基础标准和名词术语、方法标准、标志标记、环境标准等技术标准,以及管理标准、工作标准” 的内容来看,藏品管理数字化系统建立起了无缝隙的藏品终身管理的工作标准,其中指标项与指标体系几乎涵盖了博物馆标准化建设的每一项内容。可见,藏品管理数字化系统是博物馆标准化建设与数字化建设结合的产物,二者互为促进,藏品管理数字化系统的指标项与指标体系是数字化系统的基础,也是博物馆标准化建设关于藏品信息标准与管理规范的成果。

      三、藏品管理系统的非同质性

      博物馆行业规则在博物馆标准化建设推动下日益专业,很多关于收藏品的信息指标和管理行为的标准通过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定下来,即使面对博物馆功能、藏品、管理特色的差异,藏品管理数字化系统依然能够在与行业数字化管理同步发展,依据行业规范制定文物基础数据、动态信息记录的标准,以及设计递进完成业务行为流程的业务步骤等关键方面表现出行业系统建设的统一性。

      但是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并非因为时代的同步性和行业的统一性,就忽视了博物馆的个性。2013年底我国博物馆注册数量快速增加到4165家,形成包含“综合类、社会历史类、革命史类、军事类、名人类、艺术类、自然类、地矿类、科技类、产业类、民族民俗类等等多种类型在内的门类较为齐全且分别地域广泛的博物馆体系” 。多元格局下的博物馆收藏不再局限于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重要文献资料,更多具有博物馆主题和功能代表性的物件被纳入博物馆藏品体系。其中,民族类博物馆的收藏主要以近现代民族民俗用品为主,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宗教祭祀使用的法器、日常生活中的用品、民间传统工艺的制品、服装饰品等,特点鲜明。鉴于与传统意义的文物有所差别,现行的行业标准不完全适用于民族类博物馆的藏品实际,这类博物馆建立的藏品数字化系统具有非同质性,特别表现在藏品信息著录指标项和数值设置中。对此,可将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与依据行业标准《馆藏文物登录规范(WW/T0017-2013)》搭建的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系统进行比较。

      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突出馆藏特点,以解决民族类博物馆藏品管理的现实为出发点。例如,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系统中没有设计“民族”属性的指标项,记录民族类文物民族属性的方法是在民族文物命名规则中体现,如“瑶族包银木梳”。然而民族类文物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民族”类别,对此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中不仅设计了“民族”属性指标项,将其置于前列,且细化其所选数值项,除包括现代56个民族、“古代民族”,还考虑民族学研究领域涉及到跨境民族,增加了“其他”数值,共计58个数值点选项,数值下级开设“描述栏”做补充说明,突出藏品的意义,增加数值的完整性。再如,“年代”指标项在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系统中包含考古学年代、历史朝代纪年、地方政权控制时期和公历纪年的一级数值选项,在一级选项下设计描述栏填写补充信息,但是民族类博物馆藏品以近现代文物居多,多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实用器,年代虽然不是很久远,但是征集时原物主已难以说清楚具体的时期,对此既不能信息缺失,也不能臆造,对此,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按照《馆藏文物登录规范》设计了“年代”与数值选项,还增设了与“年代”平行的包含“近代”与“现代”数值选项的“时期”指标,在“年代”与“时期”两个指标中至少要完成其中一个的信息登记,用以解决年代不精准的近现代民族类藏品的登记问题。又如,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系统的“文物类别”包含35类,有玉石器、宝石、陶器、瓷器、铜器、金银器、铁器、漆器、雕塑、造像、石器、石刻、砖瓦、书法、绘画、文具、甲骨、玺印、符牌、钱币、牙骨角器、竹木雕、家具、织绣、武器、古籍善本、珐琅器、乐器、音像制品、度量衡器……涉及质地类别、功用类别、工艺类别,包罗万象,基本涵盖了我国现有馆藏可移动文物的全部类别。相对我国可移动文物的浩瀚,民族类博物馆藏品多以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物件为主,类别相对简单。对此,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中涉及“质地”指标项,已经可以满足藏品统计、库房排架与管理的需要,因此在藏品类别中就不再包含涉及质地的数值选项,仅以藏品的功能用途为藏品分类的唯一数值选项,包含有生产工具、交通运输与信息传递工具、交换与贸易工具、医药卫生用具、宗教器物、生活用品、服装与饰品、文体娱乐用品、节庆与礼仪用品、兵器与刑具、语言文字与文献、乐舞器具、书法绘画作品、工艺美术品、印章证件与钱币、音像作品、杂项等17类,以便整理研究,专题利用。

      除了藏品信息著录指标项和数值设计具有特色,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中影像资源的采集与加工也是系统建设的非同质化的很好例证。民族类博物馆的理论支撑之一是人类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式是记录,所以民族类博物馆在藏品征集的田野调查过程中以人类学视角拍摄了很多影像资料,这些资料是藏品的原生资源,可以作为藏品的信息补充,供用户查阅、研究,辅助展览,更是民族类博物馆的特有财富,将其经过加工作为藏品的派生资源或博物馆的再生资源,可以参与更为开阔的博物馆活动——展厅数字展示资源、虚拟博物馆影像资源、人类学研究影像素材……甚至作为博物馆的文创资源再次开发利用。这些影像资源的存储、查阅、整理与管理也是在藏品管理系统中实现的。

      四、结论

      1.当前博物馆行业快速发展,博物馆事业领域不断拓宽,这样的时期更需要固牢博物馆基础,建立藏品数字化系统就是加强藏品信息管理,优化相关管理行为的新技术手段。面对藏品数据库、信息系统和藏品管理系统的功能不同,建设藏品数字系统首先要明确目标,尽管三者作用于博物馆的意义有很大的区别,但博物馆也要综合考量本馆的规模,馆藏品数量、种类,相关管理的规范情况,本馆标准化建设的现状、系统建设投入的人力情况以及建设成本等因素,建立适应自身的藏品数字化系统。

      2.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与标准化建设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数字化系统建设过程中既要依据行业标准制定管理系统中的各个指标项与流程规范,也要尊重博物馆间、博物馆藏品间具有差异的事实,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藏品管理系统,以构建客观详实的藏品信息联合体,推进博物馆工作的规范与科学。

      3.基于博物馆和馆藏文物的现实情况,据此建立的藏品数字系统具有非同质的特点。可以说藏品数字系统的个性是设计者尊重博物馆事实的结果。但是,数字化系统的建设还是要避免唯个性化,不能为求形式上的个性以自我标准代替行业准则,依然要遵循行业标准,从信息指标的确定、信息采集的要求,到藏品流通的程序尽可能在最大范围内统一格式标准,规范管理行为,这样才能实现最大范围的资源共享,避免“孤岛效应”。

      4.藏品管理系统建立不是一个短期项目,不能以软件开发的结束或藏品数据库的数据导入为结束。后续,藏品信息日渐丰富,涉及的很多指标和数值会修改;藏品管理流程在线下实际工作中得到优化,系统也要随之进行修改;博物馆业务范畴在发展中会有壮大,系统也会因此增加在序列中设计新的逻辑流程,总之藏品数字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经过反反复复的磨砺才能走向成熟。

  • 民族文物藏品“民族优先四层次分类法”初探

      蒋佳宁

      藏品是博物馆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如果离开了藏品,博物馆的展陈、研究、教育等功能也就无从谈起。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文物信息的数字化管理已经成为现实,强大的计算机功能可以从方方面面快速地查询到藏品的各种信息,所以近几年针对文物分类的研究逐渐淡出博物馆学界的视野。但是在创建藏品管理数字化系统时,不能简单地视其为编程工作,应该更全面地考虑到文物分类的系统化和前瞻性,并且要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文物的方方面面,需要对文物本身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因为只有全面地分析和排列组合,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套完整合理的科学分类体系,而这些工作只能交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完成。关于文物藏品的分类研究,中国博物馆学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如宋伯胤“四部四项十分位分类法”、何直刚“三系三段分类学”、孙美琦“藏品电脑管理的三维分类法”、祝敬国“多层次组面分类法”、陈肇庆“质地+年代+通称”分类法、严建强“质地优先四层次十进位分类表”以及陈宏京“质地优先三层递进式27制分类法”等,但是这些分类方法大多以中国古代文物为对象,不适用于近现代文物,尤其是民族民俗类文物。截至2013年,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建成博物馆400多座,其中以“民族”命名的博物馆有160座。与民族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的趋势相比,民族博物馆的理论研究还非常落后,全国民族博物馆文物分类方法处于相当混乱的阶段,各馆“各行其是”的情况比较常见。除了近现代文物年代短、种类多的特点以外,民族文物基于自身的民族特性,分类交叉、难以归类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民族博物馆理应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民族文物分类规范标准,以便于自身的研究、管理和馆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民族博物馆是以收藏、展示、研究56个民族文化为对象的博物馆,笔者通过在此的日常工作和建立数据库的实践,参考其他民族博物馆的分类方法,试图提出民族文物藏品“民族优先四层次分类法”,希望能为国内民族博物馆建立统一的文物分类体系尽绵薄之力。

      一、民族文物分类现状

      民族文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明确定义,那就是“反映历史上各年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民族文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从民族产生至今各族所遗留的有价值的实物资料皆为民族文物,其中包括考古发掘品、传世文物和近现代民族文物;狭义的民族文物则指近现代各民族所使用的文物。 因此藏有民族文物的不同类型博物馆,基于各馆的馆藏情况,也对民族文物的定义采取了广义和狭义的判断标准。如甘肃省博物馆将年代较早的回族、藏族等民族的文物视为历史文物,时代较晚的近现代民族文物归于民族文物。综合型博物馆中基本上都采取此种分类法,因为在其馆藏中,民族文物只占极少的比例,但是在主要以民族文物为收藏对象的民族博物馆中,笔者认为应采取广义的判断标准。所谓某个或几个民族的文物,通常要追本溯源,进行整体的分析研究,这样才谈得上全面了解并展示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

      国家文物局于1992年编著的《博物馆藏品保管手册》中规定,藏品的分类体系按部(按藏品的来源划分)、类(以藏品质地为主,兼顾性质、功用的原则划分),对于民族文物,“一般按族别集中,可以入藏先后为序”。而实际上,这样的分类原则过于笼统,不具备可操作性。我国的民族博物馆大多按照各馆的馆藏情况,从工作便利、文物安全等角度出发,制定出了各自的分类体系。目前我国的民族文物分类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采用保管和检索两个系统的分类方法,库房内使用质地分类法,利于文物保护,检索时可分为几种不同的分类,供查询者各取所需;另一种采用复合多层分类法,优先民族、社会功用兼顾质地。应该说这两种分类法,本质上是一样,都是为了既利于区分保管不同材质的文物,又便于研究和办展人员查询提取文物。第一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各种分类方法之间的割裂性,如果文物数量大,重新修改归类的工作量也非常繁重,同时不利于文物信息的数字化。第二种方法比较科学,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确定科学的指标项,保证分类的唯一性,减少分类交叉、无类可归的现象也是难题。如广西的铜鼓是当地几个民族共同使用过的民族文物,如果缺少征集资料或者尚未请专家鉴定的话,很难确定这件文物的族属。再如中国民族博物馆藏有一批藏刀,既可当兵器(刀)也可作为生产工具(狩猎工具),如何区分此类文物的用途存在随意性。另外质地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判断难度,因为民族文物大多是有机复合材质,有些材质非常复杂,多达十几种,如何选择主要材质就要依靠编目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对此件文物的了解程度。除此以外,各层指标项的选择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并不能充分体现文物分类表每个层次分类标准的统一性,即不能混淆、不能重叠,这是文物分类的重要原则。而且不管分类表中有几个层次,每一层次的分类标准都要具有唯一性,不能在同一层次中有几种标准,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异议,且在统计中保持数据的准确性。以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分类为例,缺少建筑一项,有些建筑构件等文物就无法归类,只能暂归于工艺美术品。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一方面是设立指标项时,考虑得不够全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民族文物本身的种类就非常繁多,再加之不断地有新的物件被认定为民族文物,覆盖面广、情况复杂,凭借一馆之力不容易制定出囊括所有文物的分类体系。由于各民族博物馆分类缺乏系统性,既不利于馆内相关人员进行专题研究,也不利于彼此之间的馆际交流,因此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文物藏品数字化系统就是当务之急。

      二、“民族优先四层次分类法”的原则和框架

      现代的计算机检索技术已经非常完善,可以使用“关键字”的模糊检索方式迅速找到某件或某类藏品。但是“关键字”检索法的问题在于过于依赖检索时选取的关键字,如果关键字选择不当,或者某些藏品的命名不准确、不规范,就会造成检索遗漏或失败。因此在建立文物藏品数字信息库时,还要考虑到分类体系的规范性、科学性、全面性,即使不使用模糊检索,民族文物也能呈现出树状的分类体系,为保管、展陈、研究甚至今后数字化博物馆的建立都提供极大的便捷性,这也是藏品分类研究的意义所在。

      针对民族文物常见的民族、年代、质地、社会功能这四种要素,笔者选择“民族”作为第一层次。因为对分类体系而言,第一层次事关重要,必须选择基本无异议且容易判断的要素,这样才能保证分类体系的稳定性。民族文物的特殊性在于“三多”,年代近现代多、复合有机物多、生产生活用品多,使其在判断年代、质地、社会功能时非常容易出现偏差,分类界限模糊,即使是专家也容易出现意见不一致的现象,因此不适于用做分类体系的第一层次。但是关于文物的族属,基本上较少出现认识上的争议,而且这也是民族博物馆首要关注的问题。当然中国的民族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体到某一件文物上,也会出现无法确定族属的情况。笔者在工作中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原始资料缺失,文物本身又不具备很强的民族特征,难以识别其族属,如生产工具在整个地区都普遍使用,如果没有征集时的详细原始资料就很难再判断为哪一个具体民族使用过;二是现在有些民族文物从私人文物商贩手中购得,文物几经易手,也会出现族属错位的情况。笔者认为,第一种情况可根据馆藏数量情况,结合专家意见,重新给出族属;第二种情况则对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专业人才在编目时进行再判断,同时博物馆也要建立起专家鉴定委员会,分期分批对馆内已藏文物进行再研究。有些未识别民族,如白马人、僜人等也应当考虑在其中,将其归为“其他”。而像穿青人、摩梭人、革家等民族,虽然自我认同为另一民族,但是仍建议将其归为现有民族,如革家的族属为苗族。在设计数据时,可在族属的指标项内预留描述,且在文物命名时要标明民族分支,便于今后查阅。此外还设立“古代民族”和“其他”两项。有些古代民族和今天的某个民族有着较为清晰且无争议的源流关系,应当将其归为今天的族属,如吐蕃和藏族。但是对那些具有争议的古代民族,不能简单视为等同今日某个民族,则应归为“古代民族”。中国民族博物馆还收藏有来自境外的民族文物,如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驯鹿文化民俗文物,这些文物的族属都可归于“其他”。同时要注意到有一些由其他民族创造而非本民族使用的藏品,应以表现的内容或实际使用者为标准来判断其族属,如汉族书写的某少数民族书法作品或已被藏族长期使用过的保安族腰刀,其族属分别为某少数民族和藏族。

      第二层次为年代,这样的分类适用于民族类博物馆,即采取广义的民族文物定义,将所有于少数民族有关的文物都视为民族文物。不先区分历史文物和近现代文物,而在第二层次内再区分年代,这样就避免了有些年代久远的民族文物被划归至历史文物的问题,有利于文物研究的历史延展性。如明代的阿文铜质香炉被归为古代文物,而实际上这件香炉也是一件承载历史的回族文物,对研究明代回族形成具有实证意义。在数字藏品系统的年代指标项设计时,笔者建议选择简易版的历史年代表,因为民族文物大多为近现代文物,复杂的年代表操作性不强。此外年代一层,也要预留描述项。因为对民族文物来说,虽然都是近现代,但是往往差距几十年的文物价值就有较大的不同,所以一定要仔细标注具体的制作时间。

      第三层次为社会功能,目前我馆采取17项分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经常出现无法归类的现象。具体原因在上文中以提及,不再赘述。全国各民族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分类极为分散,大多是依据本馆馆藏实际出发,制定出几项或十几项分类,带有较强的随意性,馆际之间难以交流、统计。当然从各馆的角度考虑,无必要为馆内没有的藏品预设分类,但是从长远的视角出发,还是应该有全国通用的民族类博物馆公认的社会功能分类。除了便于交流、交换信息以外,随着博物馆的迅猛发展,各馆新征集的文物在不断增多,有些新征集的文物超出了之前预设的社会功能分类范围,这就更需要出现通用的综合分类体系,以避免无类可归的现象。另一方面,有些馆专注于某类的藏品,如广西的铜鼓、西藏的唐卡、内蒙古的鞍具,都为其专门设立了一项,便于实际工作开展。但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分类的唯一性和统一性原则,各分类项不再是平行的关系,不利于数据统计和查询利用。为这类博物馆考虑出发,笔者建议在通用的社会功能指标项下按需设置次级选项,如交通运输与信息传递工具下设鞍具等选项,由各馆自己管理指标项字典,达到通用与个性化的兼顾。关于具体的社会功能指标项设定,决不能凭一馆之力,因为每个馆都是从本馆馆藏出发,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出现分类上交叉、遗漏等偏颇,所以这件工作还应由有关博物馆牵头,共同商议出最终意见稿,以期将所有民族文物囊括其中。

      第四层次为质地,民族文物的质地与传世文物相比,有较大的特殊性。一方面,少数民族在制造生产生活用品时,大多是随地取材,动植物等有机材质非常多。另一方面,有些文物采用某民族所特有的工艺,材质比较特殊。此外复合材质的情况也较多,如缀满银饰的苗族上衣,多种材料制成的精美鞍具等等。质地对藏品的保管具有重要意义,不同质地的文物对干湿温度都有不同的要求,分库、分柜、分架是保管的基本要求。因此无论从数据库的管理统计考虑,还是从具体的库房工作出发,笔者认为都应该将一件/套文物先定义出主要质地,然后再选出其他质地,并标明具体的材料名称。这在数字化管理时,较易实现,系统允许多选,默认第一选择是主要质地,其他为辅助质地,再预留描述项,可标明具体的质地名称。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以往只能选择一种质地时的误判,对于复合材质的文物尤有意义。在判断主要材质时,应以功能为判断标准,如一件精美的藏刀,可能刀鞘、刀柄都使用了名贵的材质,但是铁是其成为刀的主要材质,无铁的话,这把刀就不能成立,那么该件文物的主要质地即为铁,其他材质为皮革(牛皮)、骨角质(牛角)、宝玉石(红珊瑚)、银,括号内为描述项。

      由于篇幅原因,现将民族文物藏品“民族优先四层次分类法”略附于后,略去了民族和年代,只列出了社会功能和质地。每个馆可根据馆藏实际,将某一层次中的某些指标项细分,以适用于本馆的工作,层次越多,内容越具体。这种主导性分类表,只是选择了容易辨识的核心要素,以便所有的藏品都能毫无困难地在分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至于藏品的其它属性,可以通过多要素主题词分类系统来检索。而这种树状的检索体系,使那些不熟悉某些藏品,无法给出合适的“关键词”来搜索的使用者,也能通过四层次的指引,找到需要的文物。

      以上是对民族文物分类现状的认识和对分类方法的一点探索,有一些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调整。中国民族文物的藏品信息数字化过程尚在起步阶段,对科学合理的分类体系有着较为急迫的需求。而这一切需要全国民族类博物馆的同仁们共同努力实践,才能最终实现。

      

      附录:
    第一层次:民族
    01汉族  02蒙古族  03回族  略  56基诺族  57古代民族  58其他
    第二层次:年代(略)
    第三层次:社会功能
    01生产工具  02交通运输与信息传递工具  03交换与贸易工具  04医药卫生用具  05宗教器物  06、生活用品  07服装与饰品  08文体娱乐用品  09节庆与礼仪用品  10兵器与刑具  11语言文字与文献  12乐舞器具  13书法绘画作品  14工艺美术品  15印章证件与钱币  16音像作品  17、杂项
    第四层次:质地
    01木  02竹  03纸  04毛  05丝  06皮革  07骨角质  08棉麻纤维  09其他植物质  10其他动物质  11其他有机质  12石  13瓷  14砖瓦  15泥  16陶  17玻璃  18铁  19铜  20宝玉石  21金  22银  23其他金属  24其他无机质

      

      蒋佳宁:现就职于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保管部

  • 格物致知 以文化人——博物馆与高校素质教育相结合的探讨(张敏)

      素质教育是当今中国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教育乃至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因而,素质教育的开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家庭、学校的力量,形成合力方能实现。而作为终身教育组成部分的社会教育资源的引入,则是完成素质教育的必要保证。

      博物馆作为艺术的殿堂,收藏、研究、进行社会教育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其在培养受众历史文化知识、人文素养、审美情趣和道德意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高校素质教育重要的补充,也是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实践场所。本文结合实际工作经历就博物馆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博物馆与大学的合作模式以及意义等方面作一探讨,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

      高校教育的根本目是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的人才。如何培养适应激烈社会竞争的高素质人才,是每一所高校都要面对的巨大挑战。素质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受教育者独立面对复杂竞争环境的情商。当他们进入竞争激烈的社会时,除了智商的比较外,就属情商的较量。许多专家认为,情商甚至比智商更为重要。情商又称情绪智力,它主要包容:认识自我、弘扬自主性、控制情绪、善处人际关系等。 这些素质常常会被学校教育忽视,或者情商所要求的内容超出了很多高校所能提供的培养资源的范围,因此引入社会教育资源作为补充就显得尤为必要。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对补充高校素质教育资源方面的不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博物馆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舒适的环境,专门的讲解人员,加之教育功能的广泛性,正在逐步成为全社会的终身教育基地,其在教育方面的使命不是完成特定人群的精英教育,而是在于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和文化素养,它的教育对象涵盖所有社会成员。 b 同时,博物馆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物及自然科学标本,所搜罗的展品涉及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知识面极广,以此为基础进行陈列展览、科学推介,其在宣传教育的手段上与高校的课堂讲授模式完全不同,这就能使受众在轻松有趣的环境中,通过有益的引导,潜移默化的改变观念。这对强调个性、不受拘束的大学生而言无疑更具吸引力。此外还能在文化解答、学术探讨等环节中让参与的大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产生积极的思考,培养他们的思维模式,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收藏、研究、进行社会教育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将博物馆的藏品及其研究成果向社会公众推介的程度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博物馆在社会教育这一基本功能上运行成功与否的标志。我国于2007年底在全国实施博物馆免费开放制度,这使公众能更便捷的使用博物馆的教育资源。同样也在制度上迫使博物馆转变经营理念,积极研究博物馆的教育模式。如扬州双博馆在对“中国雕版印刷展”进行推广时就有意识的进行受众遴选和时间调配,并根据实际情况在策划时采用流动展览、亲子体验、公益讲座等多重手段进行推介。 c 类似的活动在全国诸多博物馆中均有实施。博物馆同学校的合作亦十分密切,在校学生有着相对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与博物馆形成良好的互动。学生的参与有效提高了知识宣传的效率。馆校合作活动的开展,大大的提高了知识宣传的效率。从目前扬州地区的馆校合作形式来看,中小学校与博物馆的合作明显高于大学,并且以学校直接对接博物馆为主。高校的频度则较低,并多是以个人或学生社团对接博物馆为主。根据调查发现主要原因包括:1、博物馆招募志愿者的信息渠道不畅;2、大学生课业负担对参加博物馆活动的顾忌相对较大,特别是大三、大四两个年级;3、认为博物馆的活动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帮助;4、不感兴趣。结合这些原因,对症下药才能有效解决解决馆校合作所面临的问题。
    二

      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与高校的结合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蓬勃发展。世界公认的第一所近代公共博物馆是1683年开办于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中国在1905年由张骞创办了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建国后我国博物馆事业迅速发展,截至2012年底,全国通过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年检登记的博物馆已达3866家,比“十五”末期增加1500多家,比“十一五”末期增加614家,目前仍以每年二三百家的速度增长。根据《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博物馆发展目标是:“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人群覆盖率明显提高,从40万人拥有1家博物馆发展到25万人拥有1家博物馆。”按照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人口“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发展思路》,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人,以此测算,2020年若要实现25万人拥有1家博物馆的目标,全国博物馆总量需达到5840家左右,要在2012年的基础上增建博物馆1974家左右,平均每年增加247家左右。从近年来博物馆数量增长情况来看,平均每年实际增加224家左右。这一系列数字意味着将来需要大量专业的博物馆人才充实到各博物馆中,同时,新增的博物馆也给广大大学生提供了大量学习实践的场所。如何用好这样的教育资源,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另外,我国两千多所高校中也有近300座博物馆。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复旦大学博物馆等。可见实力雄厚的高校一般都将博物馆建设与校园文化建设、人才培养结合在一起。但高校博物馆在藏品的数量、质量和配套人员上与社会上众多博物馆有着较大差距,并不能完全满足高校素质教育的需求,因此高校与社会博物馆的合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但高校博物馆在大学生素质教育方面进行的实践也可以为其他博物馆进行馆校合作提供经验。结合以往实践,笔者认为类似的馆校合作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良好的沟通是进行馆校合作的必然前提。分属两个教育体系的机构应当打破以往的隔阂,本着博观约取、以文化人的基本精神,为大学生进入博物馆参与具体活动搭建桥梁。首先,高校的教务部门应当把本校的教学特点及各院的教学计划罗列明确,并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部门专门沟通。博物馆也应当据此调整自己的教育规划,使之与高校教育计划相契合。第二,及时将最新的展讯、志愿者和义工招募计划向高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团委、学生会等机构传递,保证大学生能够及时掌握讯息。第三,博物馆编列的展品图册、讲解词、研究专著可以与高校素质教育教材相融合,若有条件,也可将博物馆的展览办进校园,使之成为大学生的第一课堂。据了解,美国近半数的博物馆会为学校提供进校教学、教材外借与导览服务, 与学校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共生关系。

      总之,沟通是进行合作的前提,双方应打破以往管理理念上的隔阂,破除不必要的管理壁垒。将工作的落脚点落于教育这一最终目标,这样才能有助于馆校双方迅速达成共识。

      (2)制度保证是馆校合作稳固的基石。现今中国高校的学生评价体系以学分制为主,而学生的学分设置可以和博物馆教育结合。西方早在19世纪就有学者提出类似理念。1895年英国的托马斯·霍斯福就提出了修正学校教育法,他提出了允许学生前往博物馆参观,并将之计入有效课时的规定。 这就从法律层面上肯定了博物馆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
    将学生的学分与博物馆教育结合起来,可以消除一些学生担心前往博物馆会影响学校课业评分的顾虑,让学生没有顾忌地投身于博物馆的教育当中,并能够藉此扩展高校的教育平台,对于学校和学生而言都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博物馆应当完善章程,对学生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就目前博物馆与高校合作的模式而言,学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到博物馆的讲解、布展甚至管理当中是较为常见的形式。博物馆专门负责引入志愿者的部门应当通过相关制度明确志愿者的分工与责任,并由志愿者与博物馆工作人员同时组成监督小组,根据相关制度与纪律,对志愿者进行监督管理。

      (3)信任为深化志愿者参与的重要保障。所谓信任就是肯定志愿者在博物馆管理中的作用,并准许志愿者更深入地参与到博物馆的日常运作和管理当中。比如英国政府采取“一臂之距”管理原则,中央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只负责制定文化政策和财政拨款,具体管理事务交由非政府公共文化机构即各类艺术委员会负责执行,并对文化团体和组织进行评估和拨款,博物馆的登记审查和评估由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委员运作,登记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不符合登记标准的博物馆将不能享受财政补助,一些基金会也只向获得登记的博物馆提供资助。人力资源方面,英国民办博物馆主要靠义工。据2000年报告统计,英国义工提供了全英博物馆60%以上的工作人力,而其中独立博物馆有82%的工作人员来自于义工。我国大部分博物馆都是由国家出资承办,由国家或地方文物局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日常的管理运作均由博物馆内部的人员负责执行操作,志愿者则多集中于讲解岗位。实际工作中发现,博物馆的运营和管理也可以让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因为这个群体有能力、有热情、有担当,可以为安静的博物馆带来无穷活力,唯一需要的就是给他们展示才华的平台。如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的志愿者中心负责人由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兼任,同时,选拔一名学生作为主任助理,下设办公室、业务部、宣传部、监督部、外联部。d 让学生全面参与到博物馆的工作中进行锻炼。再如厦门大学校史馆、鲁迅纪念馆、人类博物馆由负责学生工作的校团委指导负责每年工作的审核,各场馆活动的组织、新人招募、培训、奖惩等均由学生负责。各馆之间还经常召开业务评比、先进经验交流等活动。在传帮带的氛围中形成了和谐、团结、上进的校园文化。这些博物馆均是高校所属博物馆,但这种由学生志愿者负责组织工作的模式是社会博物馆可以借鉴的。

      (4)有效的激励机制与和谐的工作环境是激发志愿者工作热情的源泉。在高校就读的青年学生正处于最富有创造力的年纪,又充满激情并满怀赤子之情,对运用自己的能力奉献社会有着源自本能的热忱。在组织其参与到博物馆的运营中时要做好引导,以鞭策与鼓励为主。可以将在志愿者群体中进行业务考核和评比作为促进志愿者在各自岗位保持工作活力的手段。同时,大学生志愿者群体内心细腻、对生活充满热情,可以在博物馆志愿者这个大家庭中保持彼此之间的关系融洽,能够更好地促进志愿者投身于博物馆的工作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关注他们的生活,比如设立勤工助学岗位来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组织团队成员集体出游;举办成员生日聚会等等诸多形式,可以增强整个团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中的志愿者由各个院系学生组成,每学期都会根据大家投票选出优秀讲解员、积极认真奖、进步奖,奖品为经典书籍。同时设有公共记录本,所有值班人员可以在上面留下自己的想法,所有的记录本都被保存下来,成为志愿者们自己的历史。这也是所有同仁友谊的见证。在这里还为游客准备了留言本,他们可以给每一位接待的讲解员打分,也可以留下自己宝贵的意见,这将成为每一位人类馆志愿者上进的动力。

      志愿服务是一项崇高的社会事业,它是建立在自觉精神及美好社会愿景上的主动行为,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对于满腔热情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说,志愿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奖励,这可以让他们在公平的环境中尽情展示才华,对他们而言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志愿者工作既能满足大学生奉献社会、服务公众的良好愿景又能提高大学生工作实践的能力,这绝对是一件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

      三

      随着中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其带来的后果是走向社会的大学生群体日渐庞大,加大了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如何成为激烈竞争中的胜利者?如何使更多的毕业生在招聘面试场合应对自如?这就要求将个人内在的能力外化,即情商的展示。其中,口头表达能力被视为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一个要将自己的想法表述清楚的人,首先需要在脑海中构思出合理的表述路径,再选择合适的表述词句,针对表述的对象与时机,运用正确的神态、语气表达出来。这才能称之为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正如北京卡耐基培训学校的一则训言所说:“人才不一定口才好,但口才好的一定是人才。”在博物馆从事讲解的大学生志愿者需要面对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兴趣爱好甚至不同国籍的游客,这对讲解员的表达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经过专门的培训后,这些大学生讲解员将可以从容面对不同的人群,这对将来在工作应聘时能否展现出良好的自我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

      虽然博物馆陈列和文化氛围展现的是轻松、闲适的一面,但其中的藏品却都非常珍贵,这就对从事管理、保护、布展的大学生志愿者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他们必须拥有高度的责任感,在工作中保持沉着、冷静、细致、认真的态度。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大学生志愿者们可以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下接受严格的培训,并在要求苛刻的工作环境下完成实践。这样的培养环境在公司、企业中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学校无法提供的。

      博物馆由多个部门组成,相互之间要互相协调才能够完成文物保存、展品展示、文化宣传等一系列工作,这就要求各个岗位的人员如机器上的齿轮一般精密运行,才能保证文物、展品的安全。在这种较为复杂的工作流程中,大学生志愿者可以学习到统筹安排及如何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

      总之,博物馆与高校进行良好的合作,是对博物馆、高校、在校学生三方有利的事情。对博物馆而言,可以借用大学高素质的人才群体,扩大活动范围,提升服务水准,又能培养未来优秀的博物馆人才;对高校而言则能有效促进大学的素质教育,完善和丰富大学素质教育实践类型;对在校学生而言,不仅可以在众多博物馆中培养自己的文化修养,又能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因此,博物馆的基础和教育模式可以有效的提高大学生的感知能力、想象能力、领悟能力及审美能力等,提高其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及艺术鉴赏力。e 将课堂所学知识融入到实践中,在享受精神愉悦和文化熏陶的同时,提升综合素质。作为社会未来社会精英群体的大学生对待博物馆的态度也能反映出其对待文化的态度。从根本上而言,博物馆秉承格物致知的教育精神,与高校以文化人的教育理念本质上是契合的。馆校联手对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而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张敏:现就职于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a马晓华:《高校博物馆志愿讲解服务工作与大学生素质教育-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志愿者中心为例》,《民族教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3页。
    b 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c 王潇潇:《传播知识 教育公众-扬州博物馆社教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江淮文化论丛·第二辑》,扬州博物馆编,2013年6月第1版,第85页。
    d 马晓华:《高校博物馆志愿讲解服务工作与大学生素质教育-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志愿者中心为例》,《民族教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0页。
    e 徐玲:《博物馆与大学素质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1期,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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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物馆藏品数字化系统建设的思考

      中国民族博物馆  藏品保管部  周婷婷

      博物馆是面向公众提供学习、交流、娱乐的公益性文化服务场所。与图书馆、展览馆、社区文化站等机构区别,藏品是博物馆实现博物馆主题与功能的独特资源,博物馆的一切活动都由藏品而展开。因此,对藏品进行科学有序的管理,是博物馆开展藏品保护、展示、利用、研究、教育、服务、产业开发等业务的根本,博物馆始终寻求更为科学高效的藏品管理方法。上世纪计算机以其独特的二进制运算方法将时空中的诸多事物都置于逻辑顺序中,有效地实现了数据按照既定的计划运算、传输,信息化时代为博物馆藏品的管理带来了新技术。我国博物馆在本世纪初开始启用信息技术,从《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博物馆藏品二维影像技术规范(试行)》,到近期国家文物局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系统的搭建应用,博物馆藏品数字化系统的设计以及标准在不断完善,尽管如此,国家文物部门统一的藏品数字化标准还是很难满足主题不同、藏品各异的各个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建立的全部需要。因此,众多博物馆纷纷建立起适于本馆藏品情况的数字化系统。

      中国民族博物馆的藏品收藏以反映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生产生活、交融发展的文物及与今天同时代各民族代表性文化遗产的实物为主,具有年代跨度大,民族覆盖面广,藏品原状复杂的特点,加之目前我国对近现代民族文物的分类定级还没有定论,这些都增加了民族类博物馆藏品的管理难度,在此之上建立的藏品数字化系统无法照搬其他社科综合博物馆或历史博物馆的软件开发成品,建立适用的软件系统成为必然。本文笔者试图以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数字系统为触点,仅从博物馆藏品管理者的视角谈一谈对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及民族类博物馆藏品数字化系统建设的思考。

      一、数据库、信息系统与藏品管理系统

      博物馆是与信息相关的行业,相对其他行业而言博物馆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创造并使用信息,主要原因在于博物馆对公众和社会影响力是来自于博物馆释放出的知识能量的,而博物馆知识能量构成于博物馆藏品的信息,可以说藏品是博物馆的物质基础,藏品信息是博物馆的核心资源。“通过技术手段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所产生的各类有用的符号(资源)所进行的收集、整理、加工以及保存、传播、利用” 就是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化,藏品信息资源的集合与管理。博物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藏品数字化系统,决定了系统可能达到的博物馆业务的深度和与馆藏品操作相关环节的广度,是系统的定位与本质问题,也是建设博物馆藏品数字化系统的首要。因此,除了系统开发的技术人员外,数字系统的设计者和用户也要辨识“数据库”、“信息系统”与“藏品管理系统”三者的内涵。

      根据最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 “数据”意为“进行计算、统计、科学研究、技术设计等所依据的数值”,藏品数据是原始的、客观的,从观测中得到的单元数值。如藏品单位“套、支、件、双、枚”,年代“明、清、近代、现代……”,质地“棉、麻、丝、毛……”,来源“征集购买、接受捐赠、拨交、发掘、采集……”,测量得到的尺寸与质量数据,以及涉及民族、地区、现状等,都是藏品的数据。这些数据利用物理存贮设备存储,经过数据处理,生产和输出用户需要的信息,这就是藏品的数据库,主要功能在于存储。

      《规范词典》中“信息”意为“通过指令、数据、符号等发出的对接受者来说在此之前没有获知的消息”。信息与数据的区别点在于是否带有博物馆情感,数据是“原始的、真实的材料,从观察或测量得到,它的存在不关乎意义,” 而信息是数据的提升,“当数据通过人类的解释、阅读、书写或说 等等这些行为赋予了一定意义时,就变成了信息”。 藏品信息既包含藏品的名称、年代、民族、类别、数量、影像资料等基本的物质信息,也包括反映藏品内涵的研究成果、视听资料、古籍文献、创作品等。这些信息被整理集合,建立起由人、计算机及其他外围设备组成的进行信息收集、加工、存贮、传递、维护和使用的系统,实现藏品的信息录入、账卡建立、信息检索、藏品统计等行为的计算机化,提高了藏品登录的效率和信息管理的快捷与准确,为信息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信息系统也可以被视为资料检索管理系统。

      博物馆藏品的科学管理是有一定步骤与方法的,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规范的工作流程,其中从藏品的征集、鉴选、登记、编目、入库、保管、提用、核对、注销,到藏品的统计、建档等环节都与各种数值关联,涉及众多表格。手工操作难免琐碎繁杂、准确性差、重复性大。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博物馆界试图利用计算机提高藏品管理的效率,之后多年博物馆业界不断有借助现代计算机及网络通讯技术参与藏品管理,建立起了以藏品信息系统为基础,控制藏品管理各项业务的综合管理系统。系统中,藏品的固定身份被跟踪管理,与藏品管理相关的各部门依据权限参与藏品管理各环节,“全面实现藏品征集、编目、收录、研究、鉴定、图像采集、保护修复、展品点交、产业服务等基本业务的信息化管理”。 将藏品管理系统与“数据库”、“信息系统”相比较,如果说数据库拥有藏品数据的输入与存储功能,信息系统在数据库基础上增加了藏品数据加工与藏品信息输出的功能,那么藏品管理系统是对前二者的提升,在藏品信息输入、存储、加工、输出功能之上,具有了工作流的控制功能,即通过对整个馆藏品的信息加工、处理、传输、输出等环节,实现线下对藏品各项活动的管理与控制。

      二、指标项、指标体系与博物馆标准化建设

      “实施博物馆工作内容的标准化是博物馆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文物知识工程的内容之一”, 有利于行业的专业化建立与规范发展。从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馆藏文物登录规范》到国际博协编辑出版的《博物馆质量与标准提升指南》,关于博物馆行业标准建设的规则与研究成果已经很多。然而,我国博物馆种类繁多,藏品庞杂,博物馆标准化建设既不能脱离行业准则,也要尊重不同博物馆藏品的特点,是一项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对此,藏品数字化建设一方面依赖于已有行业标准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因地制宜,制定出一些满足自身特点的表达与控制的格式,以此作用于博物馆行业标准的成熟化发展,是推进博物馆标准化建设的一个良好机会。

      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的初步建设可以分解为:第一阶段“制定统一的信息指标体系和技术规范,研发、集成信息技术和应用软件”,是指标项与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是结合馆藏实际制定本馆信息标准的阶段;第二阶段“采集、加工、整理满足各类需要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信息资源,建立集中统一与分布分散存储相结合的基础信息数据库”,是数据上传、增量的过程;第三阶段为用户提供“科学研究、辅助决策、展览展示、文化交流、教育培训和游戏娱乐等服务”, 系统进入应用与调整时期,系统搭建基本结束,未来还将在操作中不断优化流程环节,新增数据。其中第一阶段指标项与指标体系的确定是系统建立的关键。藏品管理系统的指标项主要是藏品的信息要素,如 “藏品编号”、“名称”、“年代”、“类别”、“质地”、“数量”、“尺寸”、“质量”、“文物级别”、“来源”、“完残程度”、“入藏时间”等藏品著录基础元素的内容,也包括这些基础元素的取值要求,如藏品编号的限定,藏品的命名方式,适合本馆藏品特点的文物类别划分,藏品的记件原则,不规则藏品和成套藏品的测量数值选择,藏品完残状况的术语,文物二维影像的格式、大小、背景、命名规定等等。除了要对指标项研判确定,藏品管理系统还要依据行业规则和本馆实际提出涉及藏品管理活动的流程、规则、用户、权限等有机联合标准体系,即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中实现藏品日常管理中的征集、入藏、出入库、保护、展览等环节,需要诸如计划、审批、表格、方案、记录等材料的建立与流转,确定藏品运转的流程、涉及人员的权限、各类表格的模式,将征集计划、征集材料、审批手续、交接入藏手续、建账建卡、档案建立、入藏手续、库房管理、技术保护、外展手续、出归库手续、展览记录、保护修复方案等一切围绕藏品展开的行为都通过数字化系统管理起来。藏品信息通过系统按需复制、分配,藏品的数据流通取代藏品实物的流通,避免了藏品不必要的提用,打破了博物馆内部的库房的隔阂与部门的隔阂。

      从博物馆标准化“大致包括了综合性基础标准和名词术语、方法标准、标志标记、环境标准等技术标准,以及管理标准、工作标准” 的内容来看,藏品管理数字化系统建立起了无缝隙的藏品终身管理的工作标准,其中指标项与指标体系几乎涵盖了博物馆标准化建设的每一项内容。可见,藏品管理数字化系统是博物馆标准化建设与数字化建设结合的产物,二者互为促进,藏品管理数字化系统的指标项与指标体系是数字化系统的基础,也是博物馆标准化建设关于藏品信息标准与管理规范的成果。

      三、藏品管理系统的非同质性

      博物馆行业规则在博物馆标准化建设推动下日益专业,很多关于收藏品的信息指标和管理行为的标准通过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定下来,即使面对博物馆功能、藏品、管理特色的差异,藏品管理数字化系统依然能够在与行业数字化管理同步发展,依据行业规范制定文物基础数据、动态信息记录的标准,以及设计递进完成业务行为流程的业务步骤等关键方面表现出行业系统建设的统一性。

      但是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并非因为时代的同步性和行业的统一性,就忽视了博物馆的个性。2013年底我国博物馆注册数量快速增加到4165家,形成包含“综合类、社会历史类、革命史类、军事类、名人类、艺术类、自然类、地矿类、科技类、产业类、民族民俗类等等多种类型在内的门类较为齐全且分别地域广泛的博物馆体系” 。多元格局下的博物馆收藏不再局限于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重要文献资料,更多具有博物馆主题和功能代表性的物件被纳入博物馆藏品体系。其中,民族类博物馆的收藏主要以近现代民族民俗用品为主,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宗教祭祀使用的法器、日常生活中的用品、民间传统工艺的制品、服装饰品等,特点鲜明。鉴于与传统意义的文物有所差别,现行的行业标准不完全适用于民族类博物馆的藏品实际,这类博物馆建立的藏品数字化系统具有非同质性,特别表现在藏品信息著录指标项和数值设置中。对此,可将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与依据行业标准《馆藏文物登录规范(WW/T0017-2013)》搭建的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系统进行比较。

      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突出馆藏特点,以解决民族类博物馆藏品管理的现实为出发点。例如,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系统中没有设计“民族”属性的指标项,记录民族类文物民族属性的方法是在民族文物命名规则中体现,如“瑶族包银木梳”。然而民族类文物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民族”类别,对此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中不仅设计了“民族”属性指标项,将其置于前列,且细化其所选数值项,除包括现代56个民族、“古代民族”,还考虑民族学研究领域涉及到跨境民族,增加了“其他”数值,共计58个数值点选项,数值下级开设“描述栏”做补充说明,突出藏品的意义,增加数值的完整性。再如,“年代”指标项在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系统中包含考古学年代、历史朝代纪年、地方政权控制时期和公历纪年的一级数值选项,在一级选项下设计描述栏填写补充信息,但是民族类博物馆藏品以近现代文物居多,多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实用器,年代虽然不是很久远,但是征集时原物主已难以说清楚具体的时期,对此既不能信息缺失,也不能臆造,对此,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按照《馆藏文物登录规范》设计了“年代”与数值选项,还增设了与“年代”平行的包含“近代”与“现代”数值选项的“时期”指标,在“年代”与“时期”两个指标中至少要完成其中一个的信息登记,用以解决年代不精准的近现代民族类藏品的登记问题。又如,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系统的“文物类别”包含35类,有玉石器、宝石、陶器、瓷器、铜器、金银器、铁器、漆器、雕塑、造像、石器、石刻、砖瓦、书法、绘画、文具、甲骨、玺印、符牌、钱币、牙骨角器、竹木雕、家具、织绣、武器、古籍善本、珐琅器、乐器、音像制品、度量衡器……涉及质地类别、功用类别、工艺类别,包罗万象,基本涵盖了我国现有馆藏可移动文物的全部类别。相对我国可移动文物的浩瀚,民族类博物馆藏品多以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物件为主,类别相对简单。对此,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中涉及“质地”指标项,已经可以满足藏品统计、库房排架与管理的需要,因此在藏品类别中就不再包含涉及质地的数值选项,仅以藏品的功能用途为藏品分类的唯一数值选项,包含有生产工具、交通运输与信息传递工具、交换与贸易工具、医药卫生用具、宗教器物、生活用品、服装与饰品、文体娱乐用品、节庆与礼仪用品、兵器与刑具、语言文字与文献、乐舞器具、书法绘画作品、工艺美术品、印章证件与钱币、音像作品、杂项等17类,以便整理研究,专题利用。

      除了藏品信息著录指标项和数值设计具有特色,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中影像资源的采集与加工也是系统建设的非同质化的很好例证。民族类博物馆的理论支撑之一是人类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式是记录,所以民族类博物馆在藏品征集的田野调查过程中以人类学视角拍摄了很多影像资料,这些资料是藏品的原生资源,可以作为藏品的信息补充,供用户查阅、研究,辅助展览,更是民族类博物馆的特有财富,将其经过加工作为藏品的派生资源或博物馆的再生资源,可以参与更为开阔的博物馆活动——展厅数字展示资源、虚拟博物馆影像资源、人类学研究影像素材……甚至作为博物馆的文创资源再次开发利用。这些影像资源的存储、查阅、整理与管理也是在藏品管理系统中实现的。

      四、结论

      1.当前博物馆行业快速发展,博物馆事业领域不断拓宽,这样的时期更需要固牢博物馆基础,建立藏品数字化系统就是加强藏品信息管理,优化相关管理行为的新技术手段。面对藏品数据库、信息系统和藏品管理系统的功能不同,建设藏品数字系统首先要明确目标,尽管三者作用于博物馆的意义有很大的区别,但博物馆也要综合考量本馆的规模,馆藏品数量、种类,相关管理的规范情况,本馆标准化建设的现状、系统建设投入的人力情况以及建设成本等因素,建立适应自身的藏品数字化系统。

      2.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与标准化建设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数字化系统建设过程中既要依据行业标准制定管理系统中的各个指标项与流程规范,也要尊重博物馆间、博物馆藏品间具有差异的事实,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藏品管理系统,以构建客观详实的藏品信息联合体,推进博物馆工作的规范与科学。

      3.基于博物馆和馆藏文物的现实情况,据此建立的藏品数字系统具有非同质的特点。可以说藏品数字系统的个性是设计者尊重博物馆事实的结果。但是,数字化系统的建设还是要避免唯个性化,不能为求形式上的个性以自我标准代替行业准则,依然要遵循行业标准,从信息指标的确定、信息采集的要求,到藏品流通的程序尽可能在最大范围内统一格式标准,规范管理行为,这样才能实现最大范围的资源共享,避免“孤岛效应”。

      4.藏品管理系统建立不是一个短期项目,不能以软件开发的结束或藏品数据库的数据导入为结束。后续,藏品信息日渐丰富,涉及的很多指标和数值会修改;藏品管理流程在线下实际工作中得到优化,系统也要随之进行修改;博物馆业务范畴在发展中会有壮大,系统也会因此增加在序列中设计新的逻辑流程,总之藏品数字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经过反反复复的磨砺才能走向成熟。

  • 民族文物藏品“民族优先四层次分类法”初探

      蒋佳宁

      藏品是博物馆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如果离开了藏品,博物馆的展陈、研究、教育等功能也就无从谈起。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文物信息的数字化管理已经成为现实,强大的计算机功能可以从方方面面快速地查询到藏品的各种信息,所以近几年针对文物分类的研究逐渐淡出博物馆学界的视野。但是在创建藏品管理数字化系统时,不能简单地视其为编程工作,应该更全面地考虑到文物分类的系统化和前瞻性,并且要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文物的方方面面,需要对文物本身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因为只有全面地分析和排列组合,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套完整合理的科学分类体系,而这些工作只能交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完成。关于文物藏品的分类研究,中国博物馆学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如宋伯胤“四部四项十分位分类法”、何直刚“三系三段分类学”、孙美琦“藏品电脑管理的三维分类法”、祝敬国“多层次组面分类法”、陈肇庆“质地+年代+通称”分类法、严建强“质地优先四层次十进位分类表”以及陈宏京“质地优先三层递进式27制分类法”等,但是这些分类方法大多以中国古代文物为对象,不适用于近现代文物,尤其是民族民俗类文物。截至2013年,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建成博物馆400多座,其中以“民族”命名的博物馆有160座。与民族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的趋势相比,民族博物馆的理论研究还非常落后,全国民族博物馆文物分类方法处于相当混乱的阶段,各馆“各行其是”的情况比较常见。除了近现代文物年代短、种类多的特点以外,民族文物基于自身的民族特性,分类交叉、难以归类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民族博物馆理应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民族文物分类规范标准,以便于自身的研究、管理和馆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民族博物馆是以收藏、展示、研究56个民族文化为对象的博物馆,笔者通过在此的日常工作和建立数据库的实践,参考其他民族博物馆的分类方法,试图提出民族文物藏品“民族优先四层次分类法”,希望能为国内民族博物馆建立统一的文物分类体系尽绵薄之力。

      一、民族文物分类现状

      民族文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明确定义,那就是“反映历史上各年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民族文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从民族产生至今各族所遗留的有价值的实物资料皆为民族文物,其中包括考古发掘品、传世文物和近现代民族文物;狭义的民族文物则指近现代各民族所使用的文物。 因此藏有民族文物的不同类型博物馆,基于各馆的馆藏情况,也对民族文物的定义采取了广义和狭义的判断标准。如甘肃省博物馆将年代较早的回族、藏族等民族的文物视为历史文物,时代较晚的近现代民族文物归于民族文物。综合型博物馆中基本上都采取此种分类法,因为在其馆藏中,民族文物只占极少的比例,但是在主要以民族文物为收藏对象的民族博物馆中,笔者认为应采取广义的判断标准。所谓某个或几个民族的文物,通常要追本溯源,进行整体的分析研究,这样才谈得上全面了解并展示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

      国家文物局于1992年编著的《博物馆藏品保管手册》中规定,藏品的分类体系按部(按藏品的来源划分)、类(以藏品质地为主,兼顾性质、功用的原则划分),对于民族文物,“一般按族别集中,可以入藏先后为序”。而实际上,这样的分类原则过于笼统,不具备可操作性。我国的民族博物馆大多按照各馆的馆藏情况,从工作便利、文物安全等角度出发,制定出了各自的分类体系。目前我国的民族文物分类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采用保管和检索两个系统的分类方法,库房内使用质地分类法,利于文物保护,检索时可分为几种不同的分类,供查询者各取所需;另一种采用复合多层分类法,优先民族、社会功用兼顾质地。应该说这两种分类法,本质上是一样,都是为了既利于区分保管不同材质的文物,又便于研究和办展人员查询提取文物。第一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各种分类方法之间的割裂性,如果文物数量大,重新修改归类的工作量也非常繁重,同时不利于文物信息的数字化。第二种方法比较科学,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确定科学的指标项,保证分类的唯一性,减少分类交叉、无类可归的现象也是难题。如广西的铜鼓是当地几个民族共同使用过的民族文物,如果缺少征集资料或者尚未请专家鉴定的话,很难确定这件文物的族属。再如中国民族博物馆藏有一批藏刀,既可当兵器(刀)也可作为生产工具(狩猎工具),如何区分此类文物的用途存在随意性。另外质地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判断难度,因为民族文物大多是有机复合材质,有些材质非常复杂,多达十几种,如何选择主要材质就要依靠编目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对此件文物的了解程度。除此以外,各层指标项的选择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并不能充分体现文物分类表每个层次分类标准的统一性,即不能混淆、不能重叠,这是文物分类的重要原则。而且不管分类表中有几个层次,每一层次的分类标准都要具有唯一性,不能在同一层次中有几种标准,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异议,且在统计中保持数据的准确性。以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分类为例,缺少建筑一项,有些建筑构件等文物就无法归类,只能暂归于工艺美术品。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一方面是设立指标项时,考虑得不够全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民族文物本身的种类就非常繁多,再加之不断地有新的物件被认定为民族文物,覆盖面广、情况复杂,凭借一馆之力不容易制定出囊括所有文物的分类体系。由于各民族博物馆分类缺乏系统性,既不利于馆内相关人员进行专题研究,也不利于彼此之间的馆际交流,因此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文物藏品数字化系统就是当务之急。

      二、“民族优先四层次分类法”的原则和框架

      现代的计算机检索技术已经非常完善,可以使用“关键字”的模糊检索方式迅速找到某件或某类藏品。但是“关键字”检索法的问题在于过于依赖检索时选取的关键字,如果关键字选择不当,或者某些藏品的命名不准确、不规范,就会造成检索遗漏或失败。因此在建立文物藏品数字信息库时,还要考虑到分类体系的规范性、科学性、全面性,即使不使用模糊检索,民族文物也能呈现出树状的分类体系,为保管、展陈、研究甚至今后数字化博物馆的建立都提供极大的便捷性,这也是藏品分类研究的意义所在。

      针对民族文物常见的民族、年代、质地、社会功能这四种要素,笔者选择“民族”作为第一层次。因为对分类体系而言,第一层次事关重要,必须选择基本无异议且容易判断的要素,这样才能保证分类体系的稳定性。民族文物的特殊性在于“三多”,年代近现代多、复合有机物多、生产生活用品多,使其在判断年代、质地、社会功能时非常容易出现偏差,分类界限模糊,即使是专家也容易出现意见不一致的现象,因此不适于用做分类体系的第一层次。但是关于文物的族属,基本上较少出现认识上的争议,而且这也是民族博物馆首要关注的问题。当然中国的民族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体到某一件文物上,也会出现无法确定族属的情况。笔者在工作中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原始资料缺失,文物本身又不具备很强的民族特征,难以识别其族属,如生产工具在整个地区都普遍使用,如果没有征集时的详细原始资料就很难再判断为哪一个具体民族使用过;二是现在有些民族文物从私人文物商贩手中购得,文物几经易手,也会出现族属错位的情况。笔者认为,第一种情况可根据馆藏数量情况,结合专家意见,重新给出族属;第二种情况则对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专业人才在编目时进行再判断,同时博物馆也要建立起专家鉴定委员会,分期分批对馆内已藏文物进行再研究。有些未识别民族,如白马人、僜人等也应当考虑在其中,将其归为“其他”。而像穿青人、摩梭人、革家等民族,虽然自我认同为另一民族,但是仍建议将其归为现有民族,如革家的族属为苗族。在设计数据时,可在族属的指标项内预留描述,且在文物命名时要标明民族分支,便于今后查阅。此外还设立“古代民族”和“其他”两项。有些古代民族和今天的某个民族有着较为清晰且无争议的源流关系,应当将其归为今天的族属,如吐蕃和藏族。但是对那些具有争议的古代民族,不能简单视为等同今日某个民族,则应归为“古代民族”。中国民族博物馆还收藏有来自境外的民族文物,如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驯鹿文化民俗文物,这些文物的族属都可归于“其他”。同时要注意到有一些由其他民族创造而非本民族使用的藏品,应以表现的内容或实际使用者为标准来判断其族属,如汉族书写的某少数民族书法作品或已被藏族长期使用过的保安族腰刀,其族属分别为某少数民族和藏族。

      第二层次为年代,这样的分类适用于民族类博物馆,即采取广义的民族文物定义,将所有于少数民族有关的文物都视为民族文物。不先区分历史文物和近现代文物,而在第二层次内再区分年代,这样就避免了有些年代久远的民族文物被划归至历史文物的问题,有利于文物研究的历史延展性。如明代的阿文铜质香炉被归为古代文物,而实际上这件香炉也是一件承载历史的回族文物,对研究明代回族形成具有实证意义。在数字藏品系统的年代指标项设计时,笔者建议选择简易版的历史年代表,因为民族文物大多为近现代文物,复杂的年代表操作性不强。此外年代一层,也要预留描述项。因为对民族文物来说,虽然都是近现代,但是往往差距几十年的文物价值就有较大的不同,所以一定要仔细标注具体的制作时间。

      第三层次为社会功能,目前我馆采取17项分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经常出现无法归类的现象。具体原因在上文中以提及,不再赘述。全国各民族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分类极为分散,大多是依据本馆馆藏实际出发,制定出几项或十几项分类,带有较强的随意性,馆际之间难以交流、统计。当然从各馆的角度考虑,无必要为馆内没有的藏品预设分类,但是从长远的视角出发,还是应该有全国通用的民族类博物馆公认的社会功能分类。除了便于交流、交换信息以外,随着博物馆的迅猛发展,各馆新征集的文物在不断增多,有些新征集的文物超出了之前预设的社会功能分类范围,这就更需要出现通用的综合分类体系,以避免无类可归的现象。另一方面,有些馆专注于某类的藏品,如广西的铜鼓、西藏的唐卡、内蒙古的鞍具,都为其专门设立了一项,便于实际工作开展。但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分类的唯一性和统一性原则,各分类项不再是平行的关系,不利于数据统计和查询利用。为这类博物馆考虑出发,笔者建议在通用的社会功能指标项下按需设置次级选项,如交通运输与信息传递工具下设鞍具等选项,由各馆自己管理指标项字典,达到通用与个性化的兼顾。关于具体的社会功能指标项设定,决不能凭一馆之力,因为每个馆都是从本馆馆藏出发,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出现分类上交叉、遗漏等偏颇,所以这件工作还应由有关博物馆牵头,共同商议出最终意见稿,以期将所有民族文物囊括其中。

      第四层次为质地,民族文物的质地与传世文物相比,有较大的特殊性。一方面,少数民族在制造生产生活用品时,大多是随地取材,动植物等有机材质非常多。另一方面,有些文物采用某民族所特有的工艺,材质比较特殊。此外复合材质的情况也较多,如缀满银饰的苗族上衣,多种材料制成的精美鞍具等等。质地对藏品的保管具有重要意义,不同质地的文物对干湿温度都有不同的要求,分库、分柜、分架是保管的基本要求。因此无论从数据库的管理统计考虑,还是从具体的库房工作出发,笔者认为都应该将一件/套文物先定义出主要质地,然后再选出其他质地,并标明具体的材料名称。这在数字化管理时,较易实现,系统允许多选,默认第一选择是主要质地,其他为辅助质地,再预留描述项,可标明具体的质地名称。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以往只能选择一种质地时的误判,对于复合材质的文物尤有意义。在判断主要材质时,应以功能为判断标准,如一件精美的藏刀,可能刀鞘、刀柄都使用了名贵的材质,但是铁是其成为刀的主要材质,无铁的话,这把刀就不能成立,那么该件文物的主要质地即为铁,其他材质为皮革(牛皮)、骨角质(牛角)、宝玉石(红珊瑚)、银,括号内为描述项。

      由于篇幅原因,现将民族文物藏品“民族优先四层次分类法”略附于后,略去了民族和年代,只列出了社会功能和质地。每个馆可根据馆藏实际,将某一层次中的某些指标项细分,以适用于本馆的工作,层次越多,内容越具体。这种主导性分类表,只是选择了容易辨识的核心要素,以便所有的藏品都能毫无困难地在分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至于藏品的其它属性,可以通过多要素主题词分类系统来检索。而这种树状的检索体系,使那些不熟悉某些藏品,无法给出合适的“关键词”来搜索的使用者,也能通过四层次的指引,找到需要的文物。

      以上是对民族文物分类现状的认识和对分类方法的一点探索,有一些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调整。中国民族文物的藏品信息数字化过程尚在起步阶段,对科学合理的分类体系有着较为急迫的需求。而这一切需要全国民族类博物馆的同仁们共同努力实践,才能最终实现。

      

      附录:
    第一层次:民族
    01汉族  02蒙古族  03回族  略  56基诺族  57古代民族  58其他
    第二层次:年代(略)
    第三层次:社会功能
    01生产工具  02交通运输与信息传递工具  03交换与贸易工具  04医药卫生用具  05宗教器物  06、生活用品  07服装与饰品  08文体娱乐用品  09节庆与礼仪用品  10兵器与刑具  11语言文字与文献  12乐舞器具  13书法绘画作品  14工艺美术品  15印章证件与钱币  16音像作品  17、杂项
    第四层次:质地
    01木  02竹  03纸  04毛  05丝  06皮革  07骨角质  08棉麻纤维  09其他植物质  10其他动物质  11其他有机质  12石  13瓷  14砖瓦  15泥  16陶  17玻璃  18铁  19铜  20宝玉石  21金  22银  23其他金属  24其他无机质

      

      蒋佳宁:现就职于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保管部

  • 格物致知 以文化人——博物馆与高校素质教育相结合的探讨(张敏)

      素质教育是当今中国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教育乃至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因而,素质教育的开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家庭、学校的力量,形成合力方能实现。而作为终身教育组成部分的社会教育资源的引入,则是完成素质教育的必要保证。

      博物馆作为艺术的殿堂,收藏、研究、进行社会教育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其在培养受众历史文化知识、人文素养、审美情趣和道德意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高校素质教育重要的补充,也是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实践场所。本文结合实际工作经历就博物馆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博物馆与大学的合作模式以及意义等方面作一探讨,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

      高校教育的根本目是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的人才。如何培养适应激烈社会竞争的高素质人才,是每一所高校都要面对的巨大挑战。素质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受教育者独立面对复杂竞争环境的情商。当他们进入竞争激烈的社会时,除了智商的比较外,就属情商的较量。许多专家认为,情商甚至比智商更为重要。情商又称情绪智力,它主要包容:认识自我、弘扬自主性、控制情绪、善处人际关系等。 这些素质常常会被学校教育忽视,或者情商所要求的内容超出了很多高校所能提供的培养资源的范围,因此引入社会教育资源作为补充就显得尤为必要。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对补充高校素质教育资源方面的不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博物馆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舒适的环境,专门的讲解人员,加之教育功能的广泛性,正在逐步成为全社会的终身教育基地,其在教育方面的使命不是完成特定人群的精英教育,而是在于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和文化素养,它的教育对象涵盖所有社会成员。 b 同时,博物馆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物及自然科学标本,所搜罗的展品涉及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知识面极广,以此为基础进行陈列展览、科学推介,其在宣传教育的手段上与高校的课堂讲授模式完全不同,这就能使受众在轻松有趣的环境中,通过有益的引导,潜移默化的改变观念。这对强调个性、不受拘束的大学生而言无疑更具吸引力。此外还能在文化解答、学术探讨等环节中让参与的大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产生积极的思考,培养他们的思维模式,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收藏、研究、进行社会教育是博物馆的基本职能。将博物馆的藏品及其研究成果向社会公众推介的程度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博物馆在社会教育这一基本功能上运行成功与否的标志。我国于2007年底在全国实施博物馆免费开放制度,这使公众能更便捷的使用博物馆的教育资源。同样也在制度上迫使博物馆转变经营理念,积极研究博物馆的教育模式。如扬州双博馆在对“中国雕版印刷展”进行推广时就有意识的进行受众遴选和时间调配,并根据实际情况在策划时采用流动展览、亲子体验、公益讲座等多重手段进行推介。 c 类似的活动在全国诸多博物馆中均有实施。博物馆同学校的合作亦十分密切,在校学生有着相对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与博物馆形成良好的互动。学生的参与有效提高了知识宣传的效率。馆校合作活动的开展,大大的提高了知识宣传的效率。从目前扬州地区的馆校合作形式来看,中小学校与博物馆的合作明显高于大学,并且以学校直接对接博物馆为主。高校的频度则较低,并多是以个人或学生社团对接博物馆为主。根据调查发现主要原因包括:1、博物馆招募志愿者的信息渠道不畅;2、大学生课业负担对参加博物馆活动的顾忌相对较大,特别是大三、大四两个年级;3、认为博物馆的活动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帮助;4、不感兴趣。结合这些原因,对症下药才能有效解决解决馆校合作所面临的问题。
    二

      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与高校的结合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蓬勃发展。世界公认的第一所近代公共博物馆是1683年开办于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中国在1905年由张骞创办了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建国后我国博物馆事业迅速发展,截至2012年底,全国通过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年检登记的博物馆已达3866家,比“十五”末期增加1500多家,比“十一五”末期增加614家,目前仍以每年二三百家的速度增长。根据《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博物馆发展目标是:“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人群覆盖率明显提高,从40万人拥有1家博物馆发展到25万人拥有1家博物馆。”按照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人口“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发展思路》,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人,以此测算,2020年若要实现25万人拥有1家博物馆的目标,全国博物馆总量需达到5840家左右,要在2012年的基础上增建博物馆1974家左右,平均每年增加247家左右。从近年来博物馆数量增长情况来看,平均每年实际增加224家左右。这一系列数字意味着将来需要大量专业的博物馆人才充实到各博物馆中,同时,新增的博物馆也给广大大学生提供了大量学习实践的场所。如何用好这样的教育资源,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另外,我国两千多所高校中也有近300座博物馆。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复旦大学博物馆等。可见实力雄厚的高校一般都将博物馆建设与校园文化建设、人才培养结合在一起。但高校博物馆在藏品的数量、质量和配套人员上与社会上众多博物馆有着较大差距,并不能完全满足高校素质教育的需求,因此高校与社会博物馆的合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但高校博物馆在大学生素质教育方面进行的实践也可以为其他博物馆进行馆校合作提供经验。结合以往实践,笔者认为类似的馆校合作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良好的沟通是进行馆校合作的必然前提。分属两个教育体系的机构应当打破以往的隔阂,本着博观约取、以文化人的基本精神,为大学生进入博物馆参与具体活动搭建桥梁。首先,高校的教务部门应当把本校的教学特点及各院的教学计划罗列明确,并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部门专门沟通。博物馆也应当据此调整自己的教育规划,使之与高校教育计划相契合。第二,及时将最新的展讯、志愿者和义工招募计划向高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团委、学生会等机构传递,保证大学生能够及时掌握讯息。第三,博物馆编列的展品图册、讲解词、研究专著可以与高校素质教育教材相融合,若有条件,也可将博物馆的展览办进校园,使之成为大学生的第一课堂。据了解,美国近半数的博物馆会为学校提供进校教学、教材外借与导览服务, 与学校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共生关系。

      总之,沟通是进行合作的前提,双方应打破以往管理理念上的隔阂,破除不必要的管理壁垒。将工作的落脚点落于教育这一最终目标,这样才能有助于馆校双方迅速达成共识。

      (2)制度保证是馆校合作稳固的基石。现今中国高校的学生评价体系以学分制为主,而学生的学分设置可以和博物馆教育结合。西方早在19世纪就有学者提出类似理念。1895年英国的托马斯·霍斯福就提出了修正学校教育法,他提出了允许学生前往博物馆参观,并将之计入有效课时的规定。 这就从法律层面上肯定了博物馆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
    将学生的学分与博物馆教育结合起来,可以消除一些学生担心前往博物馆会影响学校课业评分的顾虑,让学生没有顾忌地投身于博物馆的教育当中,并能够藉此扩展高校的教育平台,对于学校和学生而言都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博物馆应当完善章程,对学生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就目前博物馆与高校合作的模式而言,学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到博物馆的讲解、布展甚至管理当中是较为常见的形式。博物馆专门负责引入志愿者的部门应当通过相关制度明确志愿者的分工与责任,并由志愿者与博物馆工作人员同时组成监督小组,根据相关制度与纪律,对志愿者进行监督管理。

      (3)信任为深化志愿者参与的重要保障。所谓信任就是肯定志愿者在博物馆管理中的作用,并准许志愿者更深入地参与到博物馆的日常运作和管理当中。比如英国政府采取“一臂之距”管理原则,中央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只负责制定文化政策和财政拨款,具体管理事务交由非政府公共文化机构即各类艺术委员会负责执行,并对文化团体和组织进行评估和拨款,博物馆的登记审查和评估由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委员运作,登记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不符合登记标准的博物馆将不能享受财政补助,一些基金会也只向获得登记的博物馆提供资助。人力资源方面,英国民办博物馆主要靠义工。据2000年报告统计,英国义工提供了全英博物馆60%以上的工作人力,而其中独立博物馆有82%的工作人员来自于义工。我国大部分博物馆都是由国家出资承办,由国家或地方文物局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日常的管理运作均由博物馆内部的人员负责执行操作,志愿者则多集中于讲解岗位。实际工作中发现,博物馆的运营和管理也可以让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因为这个群体有能力、有热情、有担当,可以为安静的博物馆带来无穷活力,唯一需要的就是给他们展示才华的平台。如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的志愿者中心负责人由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兼任,同时,选拔一名学生作为主任助理,下设办公室、业务部、宣传部、监督部、外联部。d 让学生全面参与到博物馆的工作中进行锻炼。再如厦门大学校史馆、鲁迅纪念馆、人类博物馆由负责学生工作的校团委指导负责每年工作的审核,各场馆活动的组织、新人招募、培训、奖惩等均由学生负责。各馆之间还经常召开业务评比、先进经验交流等活动。在传帮带的氛围中形成了和谐、团结、上进的校园文化。这些博物馆均是高校所属博物馆,但这种由学生志愿者负责组织工作的模式是社会博物馆可以借鉴的。

      (4)有效的激励机制与和谐的工作环境是激发志愿者工作热情的源泉。在高校就读的青年学生正处于最富有创造力的年纪,又充满激情并满怀赤子之情,对运用自己的能力奉献社会有着源自本能的热忱。在组织其参与到博物馆的运营中时要做好引导,以鞭策与鼓励为主。可以将在志愿者群体中进行业务考核和评比作为促进志愿者在各自岗位保持工作活力的手段。同时,大学生志愿者群体内心细腻、对生活充满热情,可以在博物馆志愿者这个大家庭中保持彼此之间的关系融洽,能够更好地促进志愿者投身于博物馆的工作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关注他们的生活,比如设立勤工助学岗位来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组织团队成员集体出游;举办成员生日聚会等等诸多形式,可以增强整个团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中的志愿者由各个院系学生组成,每学期都会根据大家投票选出优秀讲解员、积极认真奖、进步奖,奖品为经典书籍。同时设有公共记录本,所有值班人员可以在上面留下自己的想法,所有的记录本都被保存下来,成为志愿者们自己的历史。这也是所有同仁友谊的见证。在这里还为游客准备了留言本,他们可以给每一位接待的讲解员打分,也可以留下自己宝贵的意见,这将成为每一位人类馆志愿者上进的动力。

      志愿服务是一项崇高的社会事业,它是建立在自觉精神及美好社会愿景上的主动行为,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对于满腔热情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说,志愿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奖励,这可以让他们在公平的环境中尽情展示才华,对他们而言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志愿者工作既能满足大学生奉献社会、服务公众的良好愿景又能提高大学生工作实践的能力,这绝对是一件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

      三

      随着中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其带来的后果是走向社会的大学生群体日渐庞大,加大了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如何成为激烈竞争中的胜利者?如何使更多的毕业生在招聘面试场合应对自如?这就要求将个人内在的能力外化,即情商的展示。其中,口头表达能力被视为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一个要将自己的想法表述清楚的人,首先需要在脑海中构思出合理的表述路径,再选择合适的表述词句,针对表述的对象与时机,运用正确的神态、语气表达出来。这才能称之为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正如北京卡耐基培训学校的一则训言所说:“人才不一定口才好,但口才好的一定是人才。”在博物馆从事讲解的大学生志愿者需要面对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兴趣爱好甚至不同国籍的游客,这对讲解员的表达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经过专门的培训后,这些大学生讲解员将可以从容面对不同的人群,这对将来在工作应聘时能否展现出良好的自我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

      虽然博物馆陈列和文化氛围展现的是轻松、闲适的一面,但其中的藏品却都非常珍贵,这就对从事管理、保护、布展的大学生志愿者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他们必须拥有高度的责任感,在工作中保持沉着、冷静、细致、认真的态度。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大学生志愿者们可以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下接受严格的培训,并在要求苛刻的工作环境下完成实践。这样的培养环境在公司、企业中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学校无法提供的。

      博物馆由多个部门组成,相互之间要互相协调才能够完成文物保存、展品展示、文化宣传等一系列工作,这就要求各个岗位的人员如机器上的齿轮一般精密运行,才能保证文物、展品的安全。在这种较为复杂的工作流程中,大学生志愿者可以学习到统筹安排及如何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

      总之,博物馆与高校进行良好的合作,是对博物馆、高校、在校学生三方有利的事情。对博物馆而言,可以借用大学高素质的人才群体,扩大活动范围,提升服务水准,又能培养未来优秀的博物馆人才;对高校而言则能有效促进大学的素质教育,完善和丰富大学素质教育实践类型;对在校学生而言,不仅可以在众多博物馆中培养自己的文化修养,又能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因此,博物馆的基础和教育模式可以有效的提高大学生的感知能力、想象能力、领悟能力及审美能力等,提高其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及艺术鉴赏力。e 将课堂所学知识融入到实践中,在享受精神愉悦和文化熏陶的同时,提升综合素质。作为社会未来社会精英群体的大学生对待博物馆的态度也能反映出其对待文化的态度。从根本上而言,博物馆秉承格物致知的教育精神,与高校以文化人的教育理念本质上是契合的。馆校联手对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而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张敏:现就职于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a马晓华:《高校博物馆志愿讲解服务工作与大学生素质教育-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志愿者中心为例》,《民族教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3页。
    b 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c 王潇潇:《传播知识 教育公众-扬州博物馆社教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江淮文化论丛·第二辑》,扬州博物馆编,2013年6月第1版,第85页。
    d 马晓华:《高校博物馆志愿讲解服务工作与大学生素质教育-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志愿者中心为例》,《民族教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0页。
    e 徐玲:《博物馆与大学素质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1期,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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