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博物馆建设日新月异，民族博物馆更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到2013年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有4165家，文物行政部门管理的国有博物馆2693家。民族地区博物馆和以民族文物藏品为主的博物馆400多家，占总数不到20%，与民族地区所占国土面积比率相对较低，预示着未来有更大的发展，而目前的发展态势也凸显了民族博物馆的后发势头。摆在所有民族博物馆面前的要务和基础就是藏品的积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开展藏品征集工作成为了所有民族博物馆不可避开的重要话题，而且是需要特别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民族博物馆作为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家级重大文化设施，已于2011年纳入《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将在近期立项。为落实好国家文化发展政策，完善这项系统工程，藏品征集就成为了中国民族博物馆开馆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规划任务之一。通过努力，要使中国民族博物馆的文物藏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为中国民族博物馆开馆和展陈做好充分准备。当然，藏品征集并不仅仅是为开馆和展陈的准备工作，更是中国民族博物馆一项常规的工作，将一直持续下去。
一、亟需建构“新民族博物馆藏品体系”和“民族文物价值体系”来指导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
在新形势下的“民族博物馆藏品理念”已经悄然发生改变，从而要重新解决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中“要征集什么和不需要征集什么”的问题，当然提出建构“新民族博物馆藏品体系”和“民族文物价值体系”的概念，不仅仅对于指导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有实际意义，对于推动在民族博物馆领域建构“话语权”、“知识场域”和“民族博物馆意义”等诸多方面的理论与行业规则规范也有积极意义。所以笔者在本文要做初略的探讨。
1.博物馆藏品理念
博物馆藏品理念一直在不断变迁中：最初的博物馆藏品强调“珍宝”——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是博物馆的萌芽时期，博物馆主要以私人收藏为主，藏品范围一般是王公贵族收藏的珍宝；16、17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为殖民需要，博物馆功能从收藏开始转向研究，此时藏品基本上是从殖民地国家掠夺的文物与自然标本；18、19世纪，博物馆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开始对公众开放，博物馆功能初现了宣传和教育功能，藏品更加接近民众和社区；20世纪开始，博物馆凸显了展示与教育服务功能，博物馆不断明确自己的收藏范围，博物馆开始分门别类，不同类型博物馆的藏品内容差别很大。博物馆功能的转变和多种学科理论的介入，使得博物馆藏品理念不断变化。我国博物馆界在80年代前，普遍认为“藏品”是文物的代名词，8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对于“藏品”概念进行了很广泛的讨论，认为博物馆藏品不应局限于文物范畴，博物馆藏品的基本属性为“供研究和社会教育使用的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标本和科技成果及有关的一切资料”。a
时间车轮进入21世纪，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时代信息量不断增加，成几何级增长，人类生活的世界出现了“信息爆炸”——信息量增长速度远比人类理解的速度要快，并以海浪式四面八方涌入人类的生活。导致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更加迅捷，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更加广泛深入和不可分离——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凸显，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全球生态中，博物馆作为收藏、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物证的非营利性文化机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标志与主要载体，在促进文化多样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一直被寄予厚望。有四个值得关注的新动态：一是生态博物馆 b 的设计；二是区域博物馆概念 c 的提出；三是民族博物馆的快速发展；四是数字博物馆的出现。博物馆领域内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有益探索对藏品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但无疑有一点，就是博物馆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更为广泛和深入——“以人为本”的博物馆藏品理念已经开始颠覆“以物为本”的传统观念。
2.“新民族博物馆藏品体系”的建构
作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展示文化多样性最重要的角色民族博物馆来说，应该建构什么样的藏品体系呢？首先我们从“民族文物”概念说起。
1950年，文化部在以筹建“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的名义发布了《民族文物的搜集范围》，明确了八大类 d 56小项作为民族文物的收藏范围 e ，“民族文物”开始进入学界视野，我国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先驱吴泽霖先生是我国最早对“民族文物”投入理性思考的学者。他认为“凡能反映各少数民族在生产上、生活上的基本情况的一切实物，都是少数民族文物。” f 之后民族博物馆发展进入停滞时期，学界没有深入讨论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国各地民族博物馆建设加快和文物征集工作开展，“民族文物”的概念界定再次进入话题，但学者们倾向于一种宽泛和模糊化处理方式，如宋蜀华先生认为：“民族文物是历史上形成的，它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遗迹和遗物。可以说，自民族产生以来凡具有历史意义、民族特点、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遗物和遗迹，都是民族文物。” g 21世纪初，民族博物馆进入快速发展期，对其“藏品范围”的界定在学界显得更为迫切，需要一种可操作性强的概念来指导民族博物馆建设尤其是文物征集工作。宋兆麟先生的“广义、狭义/民族文物说”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民族文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从民族产生至今各民族所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皆为民族文物，其中包括考古发掘品、传世文物和近代民族正在使用的文物；狭义地说，民族文物主要指近现代各民族所使用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实物资料。” h 广、狭义二元说，试图呈现“民族文物”的最大内涵，并基于此扩大了“民族文物”外延，为民族博物馆文物/藏品征集的可操作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得到了广泛认同。
半个多世纪以来，“民族文物”概念从产生到不断研究讨论，随着“民族文物”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民族博物馆藏品体系建构需要更多探讨。笔者认为，基于“新博物馆学” I，从国家层面构建“新民族博物馆藏品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十分必要。
“新民族博物馆藏品体系”——（1）“新”是指在新形势下，基于多年民族博物馆藏品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基于“以人为本”的藏品理念，在博物馆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未来能发挥和实现“新”功能和“潜在”功能的民族博物馆；（2）民族博物馆藏品体系是指涵了“民族文物”内涵及外延，支撑民族博物馆功能实现的所有物证、载体和空间——最理想状态将会是一种动态的、多元的和多维的藏品体系。
“动态”是指民族博物馆藏品体系构建中要关注民族文化的不断变迁和发展，不仅要收藏过去，也要展示现在，更要启示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博物馆要收藏“民族文物”/“民族学人类学标本”，要收藏“文化复原品” j 和民族当代艺术品，同时也要收藏“民族文化创意品” k 等。
“多元”是指民族博物馆藏品体系构建中要收藏和保护古今中外各民族的各种智慧结晶，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体系建构一定不能只注重搜集55个少数民族近现代的文物，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包括：（1）汉族文物；（2）待识别民族的民族文物；（3）古代民族文物；（4）外国民族文物等。但概念的过分宽广可能让实际工作没有边际，所以如何划定边界成为了难题。
“多维”是指民族博物馆藏品体系构建中要注意挖掘不同藏品的多维价值，精英的和大众的；实用的和艺术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已存的和潜在的；批判的和启示的；原品和复制品，等等。
3.“民族文物价值体系”的建构
在主流历史文物的价值评判体系中，民族文物的意义与价值在一种困惑之中寻求认可。根据2001年文化部颁布了《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文化部令第19号）中对于民族文物不同定级标准有描述，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看到民族博物馆藏品中能上级别的民族文物很少。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为解决“民族文物价值认定”的困境，2008年12月，集全国各地民族类博物馆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思考而共同完成了《馆藏民族文物界定、分类、定级办法》，但由于诸多原因，没有在全国施行——主要原因为：虽然这个“办法”从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来试图解决民族文物价值评定问题，但这种学科理论上对于“民族学标本”、“民族文物科学研究价值”的评判与民族博物馆藏品实际和具体工作产生矛盾，从而无法得以全面推广，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在一个“很高的维度”支撑民族博物馆理论，但面对实际工作的时候很难落地。所以一些民族地区博物馆还是依据“主流”的《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来制定适合自己的定级办法，如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制定了唐卡、佛像等文物的定级办法，贵州省博物馆则制订了民族服饰鉴定定级办法等。
后发的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的另一个重要现实是：一方面不再容易有四羊方尊、后母戊鼎等珍贵出土历史“珍宝”，大量民族文物甚至还需要从特定民族现在的生态中剥离，这些物证很多是生活生产资料，不可能达到传统意义上的“珍宝”级别；另外中国民族博物馆立项在即，藏品征集工作成为了开馆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从全国范围的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的实践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标准来规范民族文物价值评判——随着相关工作的深入，建构“民族文物价值体系”这项工作是不可被逾越的。由于没有统一的规范标准，不同专家关于民族文物价值认定差异较大，给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甚至基于历史文物的评判标准，很多民族文物“失去”了收藏价值——所以，建构的“民族文物价值体系”应该是相对独立于“历史文物”的“多元而立体”的评判标准——“多元”指其可能隐含的历史价值、工艺美术价值、研究佐证价值，甚至未知的“真实存在”价值等；“立体”是指质地构造、稀有程度、其富含的文化底蕴以及启示性等等。
下面呈现中国民族博物馆最近几年藏品征集过程中关于价值评定的一个实际问题。判定民族文物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其工艺美术性/审美性，抛开实用功能，装饰、美学或欣赏审美性越强的民族文物价值越高。然而传统的民族工艺美术品大部分是基于实用性基础上的，很少专供欣赏，随着社会发展，一些工艺美术作品逐渐独立出来，所以“工艺美术类”可以作为民族文物征集的一个门类，但绝对不能成为民族文物征集的不二方向。实际征集工作中，因为征集人员不可能有十分广博的知识面来了解各个民族的每类文物，往往比较追求工艺美术性，“以貌取物”，片面强调其展示价值，从而很容易忽略其文化研究价值和“真实存在”价值。一个极端例子为“征集扫把之争”——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扫把”既不是“珍宝”，又没有任何工艺美术性的“扫把”到底要不要成为民族博物馆的藏品？者粗浅的理解是：需要把这类文物/器物/实物重新放置于其原生环境中，用博物馆人类学、民族学的视野来看，它们是否有价值为人们了解特定民族的生产生活，了解其包含的功能、仪式及传承意义，了解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等提供有用信息。还是用扫把的例子做一下说明：土家族在过小年前一天要用扫把“打扬尘”——这反映了在用柴火多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民俗，用扫把打扬尘成为了一种仪式，而这把“价值并不高”的扫把成为了土家族过小年民俗的物证之一；土家族还有专门打扫堂屋祖宗神位的专用小扫把，赋予了其与祖先“沟通”的能力；土家族使用的不同扫把制作有简有繁，有棕、高粱杆、竹子、草等多种材质，制作工艺也有差异等等，这些“扫把”是否可以成为民族博物馆的藏品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些物证在特定的语境中能与观察者沟通，它们具备了传递民族文化信息的价值。民族博物馆绝对不能只收藏“珍宝”、只研究“珍宝”、只展示“珍宝”，当然这并不否认民族博物馆需要征集最能体现特定民族文化的精品、珍品文物。充分挖掘民族文物的价值，目的是为了最好地实现民族博物馆的现有功能和潜在功能。有的学者比较担心这些“非珍宝”、工艺美术性不好的藏品展示问题，这就要看如何挖掘蕴含在这些藏品背后的信息，深入研究，“组织”它们——民族博物馆的展示要更抛弃“以物为本”的观念——观众到民族博物馆来不仅仅是为看艺术品来的，是来体验、感受各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智慧结晶的，是在民族博物馆这个精神家园中吸收营养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或者抛弃人类文明发展中哪怕微小的一个“文化碎片”，这些碎片很可能为未来人类发展提供启示，而这也是未来民族博物馆重要功能的体现。
提出建构“民族文物价值体系”的要求，很可能与国内文物定级依据的《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和《近代现代文物定级标准》等国家标准有所矛盾，但如果不改变和突破，民族文物还将继续被边缘化；如果民族文物定级不法制化、规范化，民族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也不容易落地而具体化，民族文物将面临更严重的流失、破坏和消亡。民族博物馆界共同面对的这个重要课题亟需攻破。
二、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的新形势新问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藏品来源包括社会征集、考古发掘、专题征集、标本征集等形式。社会征集又包括调拨、移交、收购、捐献和馆际交流等具体方式。最近10多年的发展几乎要颠覆传统模式，很多固有的征集方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转和完善难度加大，逐渐被遗弃或者不可行。随着民族文化消失和变迁速度加快，以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难度也不断加大。理清最近十几年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十分必要。
1.原生环境中能剥离的“潜在藏品”少，民间收藏民族文物多。
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使得民族传统文化消亡速度加快，现代工业产品逐渐代替了传统文化产品，交通方便的很多民族村寨比较注重民族旅游开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可以作为民族博物馆的“潜在藏品”减少或消失。当然，由于地理、经济发展等原因，不同民族地区会有差异，如云南基诺山的基诺族现在成为了收门票的旅游景点，除了村寨博物馆里展示的一些民俗文物以外，适合民族博物馆收藏的物品已经难以寻觅；但在南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边远的乌恰县，由于那里的柯尔克孜牧民还保留着游牧生活方式，还能够搜集到部分民俗用品；人口非常少的赫哲族地区基本上搜集不到传统的文化产品，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工艺品……
这种严峻的形势并不表明民族文物和“潜在藏品”的整体匮乏，中国民族博物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比较广泛的民族文化遗产调研和文物信息搜集工作，掌握的情况表明，大部分民族民俗文物都掌握在民间收藏者或者文物贩子手中，量相对比较大，个别的民间收藏者还有成体系分类别的收藏。如西南民族服饰、蒙古族马鞍及装饰品、藏刀、古兰经、南方少数民族傩面等等。这些民间收藏者或者文物贩子具有一定的收藏眼光和兴趣爱好，客观上为民族文物的保留做出了贡献。
2.民族文物市场地区差异大
国内的民族文物市场在整个文物市场生态中长期处于边缘状态。实际上，民族文物的民间贩卖一直存在，外国人专门到中国来搜刮和收购民族文物的历史超过了100年；改革开放后，文物贩子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也把相当一部分精品文物出售给外国人，造成了文物的外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国人重新认识了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从中央到省市各地方政府建设民族博物馆的热情高涨，从而释放出来了强烈的信号——民族博物馆建设藏品需求与民族文物馆藏量严重不足形成了很大矛盾——很多文物贩子专门从事民族文物的搜集和贩卖，民族文物市场逐渐“热”起来，部分地区的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但全国不同地区的民族文物市场差异比较大。
在贵州黔东南最早的两三家苗族文物商人的推动下，形成了以家族亲朋为核心的“西南民族文物圈”。从贩卖本民族文化开始，近三十多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布云南、四川、广西、湖南、贵州等西南省份，搜集了包括苗、土家、壮、瑶、彝、侗、布依、傣、水等多个民族的服饰和其他文物，他们目前囤积的民族文化量是比较大的。这些持续的收购行为加速了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变迁，也增加了博物馆从原生地搜集民族文物的难度。随着文物外流的国家管控和各地雨后春笋般的民族博物馆建设，这些靠贩卖民族文化营生的苗族人也开始游走在不同博物馆之间。他们搜集的民族文物被很多博物馆收藏，中国民族博物馆自然也成为了他们推销的重要目的地。
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民族文物市场是国内最为成熟的市场。据了解，就大昭寺九久街及附近的文物市场中，有几百家超过千人专门从事民族文物贩卖各个环节的工作，他们搜购的范围主要包括陕西、山西、西藏、黑龙江等，市场上也充斥着一些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物，甚至还有南方民族文物。内蒙古各盟旗县的文物也不断往呼和浩特输送，逐渐形成了一个“北方民族文物圈”。近十年来，这些文物贩子还通过各种渠道去外蒙古收购了大量蒙古族文物。催动内蒙民族文物市场火热的重要原因包括：（1）文物市场开发较早，民族文物从开始就是贩卖的最重要门类；（2）文物贩子的信息网络发达，甚至能“非法”收购到相当数量的出土文物；（3）文物贩子原始积累充足，可用于民族文物积累的资金量较大；（4）内蒙古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快，从盟到旗县都在大力推动民族博物馆的建设，客观上推动了市场活跃度，等等，在这个快速发展过程中，造就了几个民族文物贩卖“大鳄”。
西藏地区成为了相对独立的一个民族文物市场，由于藏传佛教文化十分丰富辉煌，西藏民族文物一直以来是国内外收藏者或文物贩子比较重视的领域。在早期，大量文物外流，其数量和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我们甚至能在美国新泽西的州立博物馆内看到有专门展示藏传佛教文化的展厅。现在国内各大拍卖公司也非常重视藏传佛教文物，其价格也往往处于一个相当的高位。
西北包括新疆、青海、甘肃等地区文物市场总体不活跃，民族文物市场活跃度更是处于慢速阶段；中东南地区的民族文物市场被快速发展的城市经济逐渐淹没。民族文物市场活跃程度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民族文物价格差异。目前是以内蒙古民族文物价格较高，西北地区民族文物价格较低。
3.各地民族博物馆之间的文物需求角力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曾呼吁每个民族都应建立一座或一座以上的博物馆。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省自治区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广西省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黑龙江民族博物馆和海南民族博物馆等都十分重视民族文物的征集工作，每年都安排相应的经费预算。再到地州旗县，甚至到乡村都开始建设民族/民俗/生态博物馆，客观上造成了民族文物的较大需求量，特别是一个区域内建设的各个层级博物馆非常类似，对民族文物类别的需求也相似，形成了“竞争角力”的局面，并推动了民族文物价格的飙升，从而给国家层级的中国民族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带来了挑战。
4.民族文物“实物造假”相对较少，信息缺失和“信息造假”相对严重
目前市场里大部分民族文物“实物造假”相对很少，主要因为：（1）民族文物比不上“古玩”，价值总体“不高”，其形成的市场相对滞后，造假利润空间小；（2）民族文物有机质比较多，有价值的珍品工艺复杂，造假难度大等原因。但并不是说市场上没有“假货”，民族文物的造假门类主要是与民族有关的历史出土文物、珍贵宗教文物或者传世文物等，有很大部分充斥在各大拍卖行中，往往不是以“民族文物”身份出现。民族文物现有的其他造假方式比较容易鉴别，如：（1）拼接或移植造假，如把民族服饰毁坏部分用另外的绣品拼接缝上；（2）装饰造假，为了提升价格，增加民族文物的装饰品；（3）嫁接和“制造”民族文物，为了逢迎民族文物市场，贴上“民族”标签，混淆视听。内蒙古已经悄然形成了民族文物“赝品市场”，利用古代未可知的一些民族元素，用“嫁接术”和“创意”制造了一批“民族文物”，它们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很多“创意”还有比较深的研究，附加的“价值”比较大，这是博物馆征集人员需要加倍小心的。
在民族文物市场比“实物造假”更加难以甄别的是“信息造假”。民族文物传递的信息量随着倒卖次数的增加而不断减少。由于文物贩子只重视实物本身，缺乏对民族文物背后信息的搜集和记录，从原生环境到倒卖的各个环节的信息是缺乏的。对于民族文物价值来说，蕴含在其中的文化信息往往是比实物更有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展示传递价值——文物贩子随着对民族博物馆需求的深入了解，开始“信息造假”，以“保证”和“提升”民族文物的价值，让征集人员在记录的时候很难区别信息的真伪，更多的时候要凭经验和已有的知识进行判断，并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更多的鉴别。
三、关于拓宽藏品征集渠道的思考
前文提到的传统征集模式/渠道在新的形势下已经发生了转变，但传统模式不能丢弃；同时，从当前民族文物现状和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有些过去我们不重视的征集途径开始扩展，并成为藏品征集的主流。中国民族博物馆为探索适合当前形势的征集办法，制定了“2012-2017年民族文物征集五年规划”，并明确了征集方向和思路，笔者根据征集工作实践经验，再次思考如何拓宽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渠道。
1.以博物馆人类学理论架构“区域性调查征集”，建立一个汇聚全国民族博物馆力量的“征集网络”。
“区域性调查征集”是中国民族博物馆近几年在理论和实践不断磨合中摸索出来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以中国民族博物馆为中心和主导，利用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平台优势，以民族地区博物馆和相关机构为点连成线，以线拉网开展田野调查和搜集民族文物信息，理想状态是构建一张快捷高效的“征集网络”。鉴于民族地区地广人稀，越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能从原生地剥离的民族文物潜在量越大，这种模式很好地分解了巨大的交通和人力成本，既能把博物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做活，又能增加民族文物征集的效率。
2.建立“民族精英信息网络”，拓展征集渠道
“区域性调查征集”可以说是走入少数民族社区、走入民间，而基于一个更高维度建立“民族精英信息网络”将是拓展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渠道的一个潜在重要的方式。近现代以来，一批少数民族政治领袖、文化精英为民族发展、民族团结和民族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她）们拥有更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源，潜在能挖掘的民族文物资源也将成为中国民族博物馆的重要收藏——一方面这些精英家族有很多遗物为解读民族历史、民族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支持；另一方面这些民族精英及后代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将为拓展民族文物征集渠道提供更多便利条件。
3.充分挖掘信息，争取民族文物的私人收藏。
在多年寻求民族文物信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私人收藏者的收藏量很大，有的收藏专题明确，有的主题突出，有的门类众多等，如贵州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有专门收藏水族文物的藏家，其中以形制齐全的水族背儿带为特点；如内蒙阿拉善盟有专门收藏蒙古族马鞍的藏家，数量多达数百件，其中不乏精品，等等，这些私人收藏者有的是出于爱好初衷，但更多的是一种投资。我们如何引导这些私人藏家帮助民族博物馆做好藏品征集工作，有许多工作可以做。
未来这些民族文物藏家都可以成为“中国民族博物馆之友”，我们要充分研究他们的不同需求。有的可以现金购买，有的可以借用和条件交换，可以合作举办藏品陈列展览或者合作研究，有的可以争取捐赠，等等。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主动为私人收藏的民族文物服务，为其提供专业的保养、鉴定、修复以及复制服务等等，传授保管技术，并接受委托保管收藏。另外，民族博物馆还要及时了解和掌握这些藏家动向——他们是否有意出售或者捐赠，并积极争取。
4.利用现代传播媒体，搭建网络沟通平台，把民族文物吸引进来。
首先可以利用现代各种传播媒体发布“征集意向”，特别是要利用网络技术，当然搭建网络沟通平台并不仅仅是“征集广告”——需要建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激励刺激制度等，目的是吸引民族文物拥有者——个人或机构主动与民族博物馆合作。理想状体是搭建一个面对全世界的“中国民族文物征集平台”与“世界民族文物征集平台”，高调吸引海内外民族文物拥有者为中国民族博物馆提供藏品。
5.行政手段调拨民族文物资源。
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行政手段这只“手”的力量开始弱化，但是不能缺少。从国家层面必须思考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充分利用好民族文物，把民族文物价值发挥到最大。行政手段调拨可操作空间有：（1）从国家层面的国家文物局寻求支持，其文物库房中的民族文物数量高达数万件，可移交中国民族博物馆；（2）各地方民族博物馆拥有很多同类别或者形制重复的民族文物；（3）其他类别博物馆中利用率极低的民族文物；（3）海关、公安、工商等部门在打击文物走私、贩卖中查获的民族文物，等等。
6.探索文物“回归”渠道。
文物返还（ Restitution）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持续探讨，但有诸多限制的话题。1996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按照《公约》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 但自签署以来，中国依照《公约》从海外追讨回的文物寥寥无几。2009年沸沸扬扬的法国佳士得拍卖铜兔、鼠首事件中，中国律师团的文物归还诉讼也不得而终。2010年，英国总理卡梅伦在接受印度记者采访时被要求英国归还一颗名为“科伊诺尔”的钻石，而卡梅伦经过短暂的思索，最终做出了令印度民众失望的回答：“如果这样做，英国的博物馆很快就会空空如也。”
在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民族文物”在殖民国家的意义悄然改变，民族文物不再服务于殖民需要，而更多的在全人类发展背景下的研究、展示需要，推动了部分殖民国家“文物返还”的意愿。民族文化交流成为了国与国之间交流的重要方式，国家层面推动“文物返还”的力度加大。虽然文物原生地的国家与殖民国家之间“文物回归”与“文物返还”矛盾始终存在，但这个话题逐渐成为了学界热议的话题。中国的民族文物外流情况一直存在，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期，流出国外的民族文物数量可能十分惊人，所以探索“民族文物回归”成为了民族博物馆领域一个重要课题。
在实际操作中，民族文物实物的返还工作难度很大，但是图文资料的先行回归为此项工作的开展勾勒出了可喜局面——中国民族博物馆正在努力研究“民族文物和资料回归”课题，积极推动了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关于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部分珍贵照片的返还工作，预计到2015年将有1万余张拍摄于1929至1931年间的照片全部数字化后，被中国民族博物馆等几家博物馆收藏和共享。
另外，要努力探寻国外民间收藏者手中的中国民族文物信息的渠道。如中国民族博物馆已从马来西亚华侨手中购回了数件珍贵的土家族西兰卡普。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未来应在更便捷的平台上与国际上收藏中国民族文物的收藏机构和个人进行沟通，从而建立中国民族文物的“世界收藏信息资料库”，为开展各项业务工作、更有效利用民族文物提供信息资料源。
7.积极探索境外民族文物征集渠道。
按照中国民族博物馆作为“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基地”的功能定位，在国家文物保护法许可的范围内，要积极探讨国与国之间民族文化资源和资料的交流，并探索可能的世界民族文物征集方式。首先，可以寻求可操作性强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影像、声音、文献资料的收藏；其次，广泛与世界各种文物机构合作，挖掘潜在的藏品资源，还可利用资源共享、文物借展等机会，探索合作方式，复制部分国外民族文物。
另外，重点要积极开拓跨境民族文物征集工作——我国有30多个跨境民族，无论地缘还是血缘上跨境的相关民族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国家政治层面、从文化交流层面收藏和研究跨境民族是中国民族博物馆重要工作之一。中国民族博物馆已经建立渠道，征集了东北跨境民族文物近100件，效果是明显的，未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开拓更加顺畅的渠道。
四、关于“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参与民族文物征集的思考
《博物馆人类学通讯》是美国博物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办的，它提供了学术对话的场所，并首倡了今天所谓的“博物馆人类学”（Museum Anthropology）,人类学家强调如何使用博物馆中的物品来展示文化和对物质文化的内容进行反思，立足于“后殖民”、“后现代”的全球视野，对博物馆体系进行的理论反思。这种反思首先从对作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人类学博物馆的整体批评开始。博物馆研究出于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的新需要，与族群认同、国家意识等大众话语紧密联系。不少族群正在借助自己创造和管理的博物馆表达自己的声音。
初略的理解博物馆人类学所指涉的基本概念包括“在博物馆中实践的人类学”和“有关博物馆的人类学”两方面。前者指博物馆物品征集(人类学田野工作)、博物馆典藏研究(意义诠释)、博物馆展示与教育(文化的重构与诠释)；后者主要关注内容包括社区博物馆的主位思考、信息时代的博物馆知识建构与文化多样性、博物馆知识生产与非遗保护呈现的文化政治等等。
实际上，中国民族博物馆从2005年开始了“博物馆人类学”研究与民族文物征集结合的研究工作。以《鄂伦春族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课题为契机，创造了“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民族博物馆介入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协同发展和工作的新模式，也可以说是博物馆人类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尝试——包括基金会、政府、国内外研究机构、精英知识分子、民族文化传承人和其他志愿者的共同参与，采用“抢救征集”、“立体记录”、“文化遗产复原”和“文化产品的市场推介”等方式，所有参与机构和人员各有诉求，各有成绩。其中“抢救征集”和“立体记录”是基础环节——抢救征集的民族文物自然是民族博物馆的藏品；从文物原生地搜集的资料充实了文物原始档案，而图片搜集和拍摄、影像素材的拍摄让原始档案更立体，可以说，这种“博物馆人类学”工作方式搜集资料和记录工作某种程度上比文物征集本身更为重要，博物馆人类学田野实践本身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博物馆人类学”作为民族博物馆实践中的人类学工作方式，对于（1）“理解”民族博物馆藏品真实性；（2）“建构”民族文物的文化意义；（3）“组织”民族文物参与博物馆展示和教育等服务工作；（4）“利用”信息时代的传播方式参与更广泛的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5）“生产”民族博物馆知识；（6）“参与”民族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7）“提炼”“新民族博物馆”意义和文化政治，等等，都有重要作用，而这个领域内的研究空间也是巨大的。
五、关于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人员素质和能力的思考
建立和完善“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完成这样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来协作推进。新形势下民族博物馆征集工作既是庞大的组织工作，也是系统的研究工作，对征集人员有新的要求，更高的要求:
第一，要有优良的职业操守和工作作风。要有从事民族博物馆事业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要遵守文物工作者的职业操守、道德规范和办事规则；要有不断更新观念、求实进取、勤奋、严谨、敬业的工作作风。
第二，要有更高的学科专业知识储备。要具有民族学、人类学和博物馆学等学科理论水平；具有田野工作经验；要具有民族文物鉴选、研究能力；要熟悉民族知识和民族法律法规等。
第三，要有复合型知识储备。要掌握摄影、录音、计算机操作和信息传播等信息时代技能，适应“博物馆人类学”工作方式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第四，要有组织和宣传能力。强大的组织能力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族文物征集的保障，组织有效的征集模式，有利于节省时间、资金和人力物力成本；持续的宣传能力，要把民族博物馆功能，作用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的人关注并提供有效藏品信息。
第五，要有市场经济思维方式。不要“逃避”谈市场问题，要实时掌握市场信息，把握民族文物市场脉搏，同时要根据各种藏家和“文物贩子”的心理和需求，个性制定策略，调整征集方案。
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任重道远，这是一项团队协作工作，没有最完美的“专业人才解决方案”，工作人员只有在藏品征集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学习摸索，总结经验，永无止境。
六、小结
中国社会飞速发展把民族博物馆发展推上了更高的历史舞台，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把民族博物馆也推向经济舞台。尤其最近10多年来，民族文化收藏热度激增，民族文物市场的形成与快速变化，流通方式的便捷，民族文物走向的多元化和价格的差异化等等，让很多征集人员从“殿堂”跌落，感觉自己成了“买卖人”，加上工作任务艰巨，不能适应，感到茫然。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领域还有很多关键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充分研究——认清形势、建构“两个体系”、挖掘问题、理清思路、规范制度、灵活组织、敏锐观察——这些关键词所涉及问题和工作方法的继续研究将为民族博物馆藏品征集工作的落地提供全方位保证。
邱先鹏：现就职于中国民族博物馆。
a 宋向光：《博物馆藏品概念的思考》，载《中国博物馆》，1996（2）。
b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其“生态”的涵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
c “区域博物馆”是指在同一或相近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定区域中所产生的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博物馆，反映出该区域有一定共性的文化特征，由此可组成区域博物馆群。
d 八大类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成品（附原料）；关于生产的其他资料；人民生活资料；社会组织资料；关于语言文字、艺术、教育、科学、宗教等资料；特殊个人物品——如历史名人遗物、现在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各民族的体制、历史及其所在环境的资料等。
e 秦晋庭：《民族文博研究》，101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f 吴泽霖：《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的一点认识》，《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04期
g 宋蜀华：《从民族学视角论中国民族文物及其保护与抢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4年04期。
h 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中国考古文物通论丛书》，紫禁城出版社，2000。
i “新博物馆学”是博物馆学中的一个学派，以1984年《魁北克宣言》为诞生的标志。参与宣言的博物馆学者认为人类面临着生态环境破环和全球化社会道德下降的双重危机，必须对传统的博物馆学做出新的修改和解释。宣言指出：“当我们包存过去文明的遗存以及保护今日之渴望与科技的成就时，新博物馆学（包括生态博物馆学、社区博物馆学、以及其他形式活动的博物馆学），主要关注于社区发展，反映社会进步的旺盛力量，并且将其与未来计划相联接。”“新博物馆学”认为博物馆应该是社会拥有的准备和完成社会改革的最佳工具”。相对于传统博物馆学的观念而言，新博物馆学的重心在于关怀社群和社区的需求，而不是传统博物馆所一向奉为准则的藏品的整理、保护、研究和陈列等。新博物馆学反对忽略社会关系、执意坚持精英观念的博物馆，提倡大众化博物馆。新博物馆学提倡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即不仅是遗产本身，与遗产有关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也要一起保存。
j “文化复原”是中国民族博物馆在做博物馆人类学工作中探索的一种博物馆保护和传承模式。博物馆介入，以复原某些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方式，让某些文化遗产从民族博物馆“高阁”中，重新回到文化原生地，使之在特定的经济与生活中重新建立起意义、发挥出作用，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复制品”概念不同。不过往往复原品由于其存在土壤发生了变化，其意义的构建也随之改变。之所以称为“文化复原品”，需要具备几个要素：博物馆的介入；原生地原住民的参与；忠于原品等。
k “民族文化创意品”，粗略地说，是以民族文化元素为基础，以“创意力”为核心，以“保存和传承文化多样性”为宗旨、以“服务和启示人类”为目的，用不同载体再造与创新的民族文化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