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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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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代北方民族文物中的春水秋山饰(贺琛)

      春水秋山,这是一个富于诗意的名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山水画或描绘闲居野趣生活的文学或艺术作品。但在历史上,春水秋山是一个特定的名词,专指辽金元时期与皇家游猎习俗相关的风俗习惯、政治活动、地点代称和服饰图案,在收藏界甚至成为玉器的专有名词。“春水、秋山”还大量出现在辽金元时期的史籍和文学作品中,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特点和畋猎爱好。而在出土或传世的贵族服饰、织物、佩饰文物中,带有狩猎场面和山野景致纹样的春水秋山图案,生动地刻画出浓郁的草原风情,再现了北方游猎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反映了强势的古代马背民族开阔的视野和胸怀。

      一、春水秋山的释义

      1、作为风俗习惯的春水秋山

      春水秋山带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它反映了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狩猎于四时尤其春秋两季的娱乐活动,渊源于辽代契丹族、金代女真族流行的春猎习俗。辽代皇帝春季率臣僚百官去湖畔水滨射猎天鹅,至秋则去山陵草场围猎虎、鹿,因春在水滨,秋在山区,故被称为春水秋山。春水秋山一般泛指为游猎地点,后成为游猎活动的代称。《辽史·营卫志》记契丹族“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金灭辽后于熙宗天眷二年“谕其政省: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 以狩猎与农耕为主的女真人与传统游牧为主的辽人的生活方式不同,将四时捺钵改成了春、秋狩猎之制,即文献所谓的“春水”(春猎)、“秋山”(秋猎)活动。姜夔《白石集》中《契丹歌》对契丹人的四时捺钵渔猎文化进行了总概述。其诗为:“契丹家住云沙中,嗜车如水马如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几千骑绕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无,年年海上驱群胡;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之飞铁为翼,射生小儿空看得;腹中惊怪有新薑,元是江南经宿食。”此诗题下原注曰:“都下闻萧总管自说其风土如此。”

      2、作为政治活动的春水秋山

      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使春水秋山成为一种行政方式。捺钵为契丹语,其义为帝王出游起居之所,《辽史·营卫志》载:“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行营,谓之捺钵。”辽代之春捺钵活动极为盛大,《辽史》载:“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涡,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旗皆兴起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教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戈猎网钩,春尽乃还。”

      四时捺钵不单是辽代契丹之制,而且在金元时期女真、蒙古族中也相沿袭。历代金代皇帝几乎每年春季都要举行规模庞大、历时数月之久的狩猎活动,史载皇族每年的春猎活动“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即便规模小者亦扈从数万。为确保每年春水活动的成功举行并使之规模化、规范化、制度化,金帝还建有多处用于春猎的大型固定“围场”和春猎期间用于生活起居的行宫,春猎期间一些重大的内政外交事务也在春水行宫中处理。所不同的是,辽以捺钵为政治制度,故行政中心也随捺钵而转移,金代捺钵的政治作用则稍弱。

      狩猎是契丹族、女真族世代相袭的传统生活方式,因此皇帝贵族十分重视捺钵活动,将其视作政治生活、社会活动及传统文化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世代传承。直到清朝皇帝的木兰秋猎,也是这种制度的遗风。

      元朝也沿袭游猎制度,著名诗人耶律铸《双溪醉隐集》中有《秋山》诗云:“万骑龙趋两队分,翠华方自发期门;内宫急把朱旗颭,傅道先教诏虎贲。两龙如雾发璿台,蔽日旌旗四面开;疑自锦林花幛里,建章营骑下天来。”春水秋山活动有着十分浓重的政治典礼色彩,在行猎中还有宴会等活动,同时也有习武教战的功能。

      3、作为地点代称的春水秋山

      辽代皇帝进行春水秋山活动一般都有固定的地点,因此春水秋山在史料中有时是作为地点名称,虽然不是长期固定的地点,但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的。宋庞元英《文昌实录》载:“北人谓住所处曰捺钵,四时皆然,如春捺钵是也,犹言‘行在’也。”而《辽史·营卫志中》又说:“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因此,可以说捺钵即春夏秋冬“四季皆有的行在所”。如《辽史》记载:“二年春正月己未,如春水。庚辰,驻跸双泺”,“四年春正月庚辰,如春水”,“九年春正月辛巳,如春水”,“十年春正月辛丑朔,如春水”,“十年春正月,如春水。癸未,惕德来贡”,“二年春正月甲午,如春水”,“三年春正月丁亥,如春水”等。关于秋山的记载也如此,如“秋七月丙辰,如秋山。癸亥,谒庆陵。”,“秋七月戊辰,如秋山”,“秋七月戊子,如秋山”,“秋七月甲午,如秋山”,“庚申,如秋山”等。

      4、作为玉器名称的春水秋山

      “春水玉”和“秋山玉”如今在玉器收藏界具有非常高的价值,但却未见诸于史料,其命名是由古玉鉴定专家杨伯达先生提出的。这类内容的作品充满了淳朴的山林野趣和浓郁的北国情调,春水、秋山图案的玉雕器物有带饰、带头、佩饰、炉顶、刀柄、帽饰等,与传统的玉器有着明显的区别,是契丹、女真民族春秋季节游牧射猎生活的具体反映,是极具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玉器作品,充分体现了玉匠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卓越的观察力。

      春水玉通常采用镂雕来体现水禽,花草,风格写实,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造型多呈厚片状,多数作品比较注重单面雕刻,风格简洁。一般用较好的白玉制成,有的上面有皮色或烤色。背景饰有荷叶水草纹,鹅颈多穿过草茎,海东青或站立鹅头,或在上方盘旋,细腻温润的玉质,紧张动感的画面,将天鹅的惶恐和海东青的斗志刻画得淋漓尽致,使画面惊心动魄,动感十足。

      秋山玉是表现契丹、女真族秋季狩猎,射杀鹿的情景。在金代,秋捺钵也称伏虎林。在雕琢技法上,常留沁色玉皮作秋色。在表现手法上,秋山玉有繁、简、粗、细之分。场面不像春水玉那样残酷无情,而是兽畜共处山林,相安无事,一副世外桃源的北国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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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水玉带饰,宋金时期,8.8*3.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5,作为装饰图案的春水秋山

      春水秋山纹样主要见于辽金元时期的纺织品和玉器。根据现有资料,辽代纺织品中并不多见。辽代春捺钵虽已极盛大,但以海东青捕鹅的场景纳入服饰,及将“鹘捕鹅”图案雕琢于玉器目前尚未明确证实。

      至金元时期春猎承辽俗,“春捺钵”较之辽代更为隆重,皇帝及随从官员必须穿特定图案之服饰,文献记载中,金代春水秋山已广泛用于服装织物和金玉佩饰,尤其是玉佩非常多。《金史·舆服志》:“其胸臆肩袖,或饰以金绣,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其长中骭,取便于骑也。吐鹘,玉为上,金次之,…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春水之服”不仅将“鹘捕鹅”绣于服装上,更将“鹘捕鹅”图案雕琢在玉上,制作玉带饰或玉炉顶。虽然七百余年来“春水”服装难以寻觅,但大量“春水”玉雕却传承至今。

      元代的春水秋山在服饰上大量出现,集中反映在纺织品的织绣图案中。大量元代出土的丝织品上,或织锦、缂丝,或刺绣、印染,均可见到禽鸟戏水或射猎鹿兔的纹样,充分印证了元代贵族的射猎习俗。

      春水秋山纹样一直延续到清代,并且在其他器物上也可见到春水秋山,如清代内蒙赤峰喀喇沁右翼旗亲王府遗物,冬青木火药囊,16*12厘米,冬青木质,两面分别是浮雕牧人骑马射鹿及野炊图,具有浓郁的游牧生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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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青木火药囊,清代,16*12厘米,内蒙赤峰喀喇沁右翼旗亲王府遗物

      二、春水秋山图案分析

      1、春水秋山图案主题及形象特点

      辽金元时期的装饰图案除了写实狩猎场景图案如春水秋山之外,还有很多是想象中的神瑞和宗教图案,如龙、凤、摩羯、神马等,但最有民族特色的则非春水秋山莫数。在春水秋山图案中,最常用的是逐猎场景,也有动物生息的描绘,总之,是以动物为主题。常见的动物有以下几种:

      (1)鹰

      以猛禽捕猎在人类历史上早就出现,作为上层社会贵族畋猎游戏的主要助手,养鹰在先秦时期就已流行,魏晋、隋唐时期蓄养鹰鹘成为风尚。在鹰隼中,女真人驯养的海东青是最为凶猛的飞禽,有“羽中虎”的美誉,历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宋《东都事略》载:“女真有俊禽,曰‘海东青’、次曰‘玉爪俊’,俊异绝伦,一飞千里”。《三朝北盟会编》载:“又有俊鹘,号海东青者,能击天鹅,人即以俊鹘而得天鹅,则于其嗉得珠焉。海东青者,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为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辽代是以鞍马为家、驰兵于民的契丹民族政权,饲养鹰鹘狩猎成为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重要生活内容。野性十足的海东青在捕获后,经过“熬鹰”使其驯服,再通过“勒膘”,使其饥饿但肌肉强健。鹰捕获猎物后,架鹰者要尽快取下猎物,仅饲以动物内脏,不可喂饱,所谓“鹰饱不拿兔”。契丹贵族的鹰都是由女真人贡献,并专人饲养鹰鹘。金、元时期,好尚海东青的遗风犹存。金代诗人赵秉文《春水行》诗云:“内家最爱海东青,锦韛掣臂翻青冥。晴空一击雪花堕,连延十里风毛腥。初得头鹅夸得隽,一骑星驰荐陵寝。”蒙古统治者也设立养鹰官,称为“昔宝赤”,如在春猎中捕得头鹅,能得五十锭黄金的赏赐。当时有4423个捕鹰户,每年养鹰用肉三十多万斤。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代皇帝出猎时,曾有一万鹰师随行,可见海东青需用之多。清代康熙皇帝赞美海东青:“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数海东青。性秉金灵含火德,异材上映摇光星。轩昂时作左右顾,整拂六翮披霜翎。期门射生谙调习,雄飞胡扯黄绦铃。劲如千钧激砮石,迅如九野鞭雷霆。”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辽代海东青纹鎏金铜饰件,24*30厘米,铜薄片裁制,正面鎏金,尖嘴利爪,张翅欲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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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东青纹鎏金铜饰件,辽代,24*30厘米,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2)天鹅

      天鹅是雁形目鸭科雁亚科的大型水禽,身型是海东青的5倍,最大的身长1.5米,体重可超过10公斤。天鹅喜欢群栖在湖泊和沼泽地带,主要以水生植物为食。每年三四月间从南方飞向北方边疆产卵繁殖,一过十月就会结队南迁越冬。天鹅除食用价值外,还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因天鹅食蚌,嗉内往往会藏有珍珠,多是女真地区特产的名贵珍珠“北珠”(清代称为“东珠”,为朝服或官帽中最为贵重的装饰)。契丹人放出海东青,擒杀天鹅,即可获取珍珠。北宋以“北珠”为贵,契丹人以此向宋换取物资,因此大量击杀天鹅,并常常派使者向女真人索要海东青,并将通过生女真直到东海之滨的这条道路称为“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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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镂雕荷叶鹘攫鹅玉带头,元代,无锡博物院藏,江苏省太湖镇向阳村元代钱裕墓出土

      (3)鱼

      辽代不但有“头鹅宴”,还有“头鱼宴”。《辽史 · 天祚皇帝纪一》:“二月丁酉,如春州 ,幸混同江钩鱼,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还有诗云:“倾来匹裂胜金卮,又是头鱼设宴时。薄暮酒酣同拜洗,外臣还得赐貔狸。”《契丹国志》载:刁约奉使契丹,为北语诗。……(又)载,岁时钓鱼,得头鱼,则张宴,名曰“头鱼宴”。金代女真人祖上曾事渔猎,金代文物上也多有鱼纹。黑龙江省阿城县出土的金代双鱼纹水草圈带纹铜镜,直径43.5厘米,水波纹宛转曲回,双鱼同向回游,造型生动逼真,也最具有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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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鱼纹铜镜,金代,直径43.5厘米,黑龙江省阿城县出土

      (4)虎

      虎是山林之王,凶猛威风,相对于猎获狐鹿鼠兔之类的小兽而言,射虎、搏熊无疑是最有成就感的。秋山活动主要的目的就是射虎逐鹿。辽道宗皇帝曾秋山狩猎,皇后萧观音率众嫔妃随行。行至伏虎林,道宗命皇后赋诗,萧观音应声即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叫猛虎不投降。”虽为女子,却也表现出契丹人的豪迈气概和雄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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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石卧虎摆件,金元时期,国家博物馆藏

      (5)熊

      熊身高力大、孔武有力,契丹人和女真人对熊充满了敬畏并引为保护神,因此以熊为题材也体现了对熊的崇拜。1988年11月辽宁省朝阳市老城区西北隅的北塔塔顶第13层檐发现了辽代天宫,出土了上万件金银器、水晶器、瓷器、玉器等奇珍异宝,尤以水晶熊最为突出,数量之大、品种之多、造型之奇、雕工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契丹人对熊情有独钟,因辽地多熊,熊也是秋山活动中的猎获对象,甚至还在开科取士中有所反映。《辽史·兴宗纪》载:“重熙五年九月,猎黄花山,获熊三十六。冬十月,幸南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试进士于庭。”有诗云:“猎马骄嘶插玉锥,黄花满地弹初开。射熊卅六昭神武,选尽南京作赋才”。此为白玉雕秋山熊衔鱼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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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卧熊,辽代,内蒙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出土

      (6)鹿

      鹿是秋山图案中的主要题材,一般以山林中的卧鹿为多。内蒙古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村墓地中出土了一件蒙古时期的鹿纹妆金绢,原是一件酱色地辫线袍的面料,用片金挖织出外形为滴珠窠的卧鹿纹图案,可以是看作以山林之鹿为主的秋山纹样。窠高8厘米,宽7.8厘米。在西方许多博物馆中都收藏着一类滴珠窠卧鹿纹的妆金绢,其地为大红色,窠形大小及卧鹿造形与此都十分接近,稍有不同的是传世织物中的鹿纹上有一个月亮,或许更是表示秋天的意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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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地卧鹿纹妆金绢,内蒙古达茂旗明水乡出土,43*21厘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7)兔

      兔子是自古以来射猎中最为常见的动物。兔子在辽金时期的装饰图案中并不多见,到蒙元时期,春水秋山风格的纹样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秋猎题材中,兔被经常用于鹿的代替物,大量的奔兔纹织金丝绸在元代出现,其造型正与卧鹿纹十分接近。在元代青花瓷中,兔纹至少在元代至正时期就已经产生并相当流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兔纹因被用于皇帝的十二章服饰中代表月亮,因此在中原地区并未广泛应用,而北方民族则将其奔逃的动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元代缠枝牡丹绫地妆金鹰兔胸背袍中的奔兔造型完美,动作迅急,细节刻画细致入微,堪称元代织物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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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枝牡丹绫地妆金鹰兔胸背袍局部 b

      2、春水秋山图案构成及风格特色

      春水秋山的风格特色较为写实,动物纹具有鲜明的形态特征,神情灵动,动态活泼,特点突出,既有贵族的闲逸趣味,也有质朴的乡野风格。

      (1)表现狩猎场景
    虽然“春水”多是描写海东青逐鹅于水塘,“秋山”则以山林虎鹿隐于山石树林之中,但广义上来说,表现春季的北国风光和表现秋季的射猎场景也是春水秋山。尽管射猎生活可通过多种方式来记录,如史料文字、墓葬壁画、传世画卷、泥塑俑甚至音乐(宋末元初古曲《海青拿天鹅》,但真正以高度提炼的艺术形式表达的还是春水秋山的图案,不仅小中见大,而且极为传神。

      (2)风格写实、特征突出
    辽金时期的工匠对飞禽走兽的观察非常细致,捕捉生活中情趣,刻划生活中动态。在表现动物形态时,没有过多的矫揉造作,给人一种清新舒畅,自然恬静的感觉,在方寸之间体会到广袤的大漠草原与丰富的自然生态。动物的身体各部位比例都很均匀协调,特征都非常明显突出,形神兼具,如海东青多为横空展翅、喙尖爪利,凶猛异常;天鹅多作回首状,身躯肥硕,双翼平展;非常具象。

      (3)动态生动、动静结合
    春水秋山图案在方寸之中展示激烈的画面,每个局部都能体会到狩猎的紧张气氛,无论是出猎者还是被猎者,均刻画入微、栩栩如生。即使画面中不见猎者,仅通过猎物惊慌失措的情态可知其后必有猛禽在追逐,更将海东青张力十足的气概展现得一览无余。

      3,春水秋山图案的演变及意义

      (1)文化交融
    唐代时便有池塘小景作为花鸟画中的一种成为画家笔下乐于表现的题材,在宋代写实的院画风格主导下,池塘小景一如江南风物真实再现,同时宋代的丝绸、缂丝、瓷器、玉器等工艺制作在图案设计上也纷纷采用,辽宁省博物馆藏的一段北宋紫地鸾鹊谱缂丝即由鸾鹊、鸳鸯、荷花、鸂鶒、牡丹等池塘风物图案组成。c 到了元代“满池娇”图案将池塘小景精巧雅妙的特点发展到极致,且与春水图案一脉相承。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元代集宁路遗址出土的故城中窖藏的元代“满池娇”绣花罗夹衫,为元代刺绣艺术的杰作。夹衫通绣99组图案,最大的一组为刺绣过肩莲花白鹭,蒹葭、茨菰、香蒲、莲叶、莲花,一对白鹭其一玉立在水边,其一带着祥云宛转而下。罗衫刺绣又有水中的莲花和天鹅自成单元,却好像是从“春水”图截取来的局部。刺绣中的水上泛舟,水边倚树看鹅等图案,把南北风景汇总在一起,使它兼容并蓄,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交融。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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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绣花罗夹衫局部,元代,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元代集宁路遗址出土

      (2)尚武精神

      对于狩猎习俗,在辽代、金代不仅是统治阶级的爱好,更是培养民族尚武精神的训练。皇帝通过对勇士的封赏来加强军事演习,还有许多随行的文臣,极力歌颂这种斗士气概,如金代赵讽的诗:“驾鹅得暖下陂塘,探骑星驰入建章。黄伞轻阴随凤辇,绿衣小队出鹰坊。搏风玉爪凌霄汉,瞥日风毛堕雪霜。共喜园陵得新荐,侍臣齐捧万年觞。” 表现了对海东青以小制大、坚毅勇猛的赞誉。 辽、金、元的春水秋山活动作用主要有两点:一为培养刻苦精神和精湛的骑射技能。女真人自上至下,无一不是狩猎好手;二为达到练兵习武之功效。《金史·兵志》云“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他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畋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女真军队组织严密,战斗力强就得益于长期从事渔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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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绫锦缘海东青狩猎纹刺绣皮囊局部,辽代,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综上所述,第一,春水秋山是辽金元时期最有民族特点的装饰图案,滥觞于辽,发展于金,盛行于元。契丹、女真、蒙古都是马背上的民族,风俗相似,爱好相同,他们将春水秋山制度一直延续,并将春水秋山图案不断发展并与汉族文化相融合,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

      第二,辽金元时期的春水秋山图案与宋代的写实小景图案交相辉映,虽然都写实,但一动一静,实为两种文化的反映。

      第三,春水秋山图案主要是指带有动物纹样的狩猎场景或生态风光,而不是狭义的鹘捕鹅或虎鹿静卧图案,动物纹样特色鲜明,表现力强,尤其是搏杀场景令图案焕发出勃勃生机,与传统的汉族图案大不相同,可以说是草原文化的突出代表。

      第四,春水秋山图案以丝织品和玉器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经过艺术提炼的图案形式,重在写实,但又与写实的壁画不同,它仅为射猎中的一个局部,但又是最为精彩的瞬间的定格,是生活的凝练和升华,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

      

      

      贺琛,现就职于中国民族博物馆。

      a 茅惠伟:辽金元时期织绣鹿纹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02期

      b《黄金、丝绸、青花瓷——马可?波罗时代的时尚艺术》,艺纱堂(服饰)出版社,香港,2005

      c 刘中玉:《元代池塘小景纹样流行背景略论》,《荣宝斋》2009年第2期

      d 扬之水:《“满池娇”源流——从鸽子洞元代窖藏的两件刺绣说起》《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艺纱堂服饰,香港,2005年。

  • 衣服上的“宇宙”——瑶族道公袍上的纹样图案(胡彦龙)

      民族服饰中的纹样图案是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体系中不仅有做工精湛,形象逼真的写实技法,也有粗线条勾勒,轮廓简单的写意方式,传达其审美角度、个人情感、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等信息。由于各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这些信仰、图腾以及情感在民族服饰文化体系中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不同题材表现出来。民族宗教服饰作为宗教文化的载体,拥有一套自身的符号系统。

      瑶族道公袍,又称道公服、鬼师服、道公法衣等,一般由整块布缝制而成,刺绣纹样丰富,制作工艺比较考究,造型比较奇异,绣有各种含义丰富的花纹、图案等,这些图案花纹一般体现的是道公邀请天上诸神降临道场的情形,目的就是增加道公作法的威力。“艺术和宗教都诉诸人的精神生活,并且以各自方式去解释人类生存的意义和目的。”a  从宏观上反映了与浩瀚宇宙相融合的审美心态和心灵归宿。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道公袍是瑶族人对宇宙及其社会人生的生动反映,并逐渐演化为瑶族宗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物载体,是瑶族人对宇宙、人生的直观图解,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收藏价值。b  本文试图通过对两件道公袍纹样图案的解读,展示其蕴含的历史信息和宗教文化。

      根据历史记载,原始社会时期,瑶族曾生活在黄河流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由于部落战争、诸侯割据,瑶族战事连年不断,瑶民被迫逐步迁至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国家,他们大都居住在边远的高寒山区或深山密林,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以不固定的游耕农业经济为主。瑶族信仰原始宗教,崇拜多神,道教传入以后,与其原始宗教信仰相融合,形成了现在的瑶族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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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瑶族道公   列来拉杜摄影

      道公是瑶族宗教礼仪的主持者,信奉道教,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古代社会,面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中各种不解之谜、灾难病祸等,瑶族祖先把它归之有神灵在主宰。正是在这种思维意识中,瑶族先民为生者求福、死者安葬、拜神乞药、斩鬼宁家等,都把这些愿望寄托在介于人神之间的媒介——道公身上,通过道公与神灵交往,企求一切能平安如愿。

      道公在做法事时,身披道公袍,口念经文,手摇铜铃,场所周围悬挂瑶族画像(道公画),并在几案上摆满贡品。道公服饰上图案纹样的含义与其所承担的职责密不可分,即替人开通前往天界的道路,使人的亡灵能得以顺利升入神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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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道公袍(正面)  胡彦龙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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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道公袍(背面)  胡彦龙摄影

      现存于中国民族博物馆的一件瑶族道公袍,长105cm、腰围142cm,采集于湖南江华,黑布贴红布边,直领,无袖长袍,对襟,三对红色盘扣用来固定衣襟。绘有纹样图案的黑布,从肩上向前延伸到道公袍正面底边,向后几乎涵盖了整个背面。图案中动物的眼睛一般都用反光的亮片来装饰,“大罗天”的四周也有小亮片点缀。可以想象在道公作法过程中,光线打在衣服上,反射出道道光芒,给人以灵光乍现,开辟洞天的感觉,营造出神仙显灵的神秘氛围,从而彰显了作法的威力。由于时间较长,一些亮片已经脱落和丢失。道公服绣线用料采用传统五色:红、绿、黄、兰、紫,代表道教中的五行观念:即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要素,或指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故我们今天见到的绣线用色,几乎不超过五色的范围。c

      一、道公袍的正面图案

      道公袍正面图案是对称纹饰(由上而下依次是龙、鱼、葫芦、马),采用红、黄、蓝、紫等彩色丝线绣制而成。纹饰中的两条龙是金色鳞身,摆尾而动,呈现从天上飞腾而下的气势,仰首相视。两条鱼呈摆尾跃起立于水面的状态,相向而对,透露着一种生机活力。一对葫芦分别在腰际间系有一条彩色丝线,遥遥相牵。那么,这里葫芦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含义呢?常任侠先生在其《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中曾提到,苗族、瑶族中有伏羲、女娲以雷公之齿种出葫芦,躲藏其中,得免洪灾,后结婚生民的传说;《盘王歌书》中专门有“葫芦晓歌”的篇章。闻一多先生从葫芦最初的象征意义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所代表的先祖和创生的内涵。d

      关于葫芦蕴含祖先崇拜内涵,刘尧汉先生提出了这样的结论:“盘古、槃瓠、葫芦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多被人格化为伏羲、女娲。各地汉、彝、白、苗、瑶、畲、黎、侗、水、壮、布依、仡佬、崩龙、佤等等各族,语言有别,但都以表征女娲、伏羲的葫芦为原始共祖。” e许多研究者注意到葫芦与生殖的关系,都是缘于葫芦的外形与怀孕的母体极为相似的缘故。“在我国的汉、傣等二十几个民族中,巨腹豪乳的妊娠期妇女,被外化为葫芦”,“避水工具(主要是葫芦)象征了怀孕的母体,则葫芦一天天地成熟,……就是象征了母腹中的婴儿一天天成熟”。因此,从最原始的文化内涵上讲,葫芦具有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文化意义,而不仅仅是今天民俗意义上的谐音关联,即“福禄”。最下面是一对马扬蹄向前,显得温顺而可爱。在道家文化中马是吉祥温顺的符号。

      二、道公袍的背面图案

      瑶族道教承自汉族道教,成仙信仰是核心,内容包括来世和现世。与汉族道教相比来讲,瑶族道教更侧重于来世。在方法路径上,瑶族道教对现世的重视并不如汉族道士那样注重个体性的心法、炼丹术及方术等来实现长生成仙,他们对生命连续性的信念主要是通过对来世的理念来实现的。在成仙方法上,瑶族道教更注重外斋 f。这从道公袍的图案纹样也能有所反映。背面的场景别有一番天地,无边罗天,日月同辉,星罗棋布,祥云瑞兽相伴,神人道仙登场,呈现出一个神秘而美好的世界。

      1.三清

      “三清”绣在衣背中间的最上面,驾仙鹤飞翔的生动形象可以解释为三清受邀光临此次道场。三清,即玉清、上清、太清,是道教的最高尊神,玉清之主为元始天尊,上清之主是灵宝天尊,太清之主是道德天尊。三清是道教中的最高神,也是开天辟地、历劫度人、传道授法的大神。g “三清”下面左边是连体的“福”字,蕴含了人们对万福降临的祈盼。右边是旧体的“寿”字,反映了人们对长寿理想的一种追求。位于下面“大罗天”的两边,寓意福寿齐天,综合起来即是一种美好的祝愿。

      2.大罗天

      “三清”下面是大罗天,处于衣背的中心位置,也是整个背面图案的中心焦点。“大罗天”是一个重檐宫殿,整体造型呈桃形,周围喷着火焰,左右两边是两条游动的祥龙围绕。大罗天在道教中是神仙仙境三十六天中的最上一天,也就是三清的住所。h

      3.神仙

      “大罗天”下面是一只回头往天(大罗天)的瑞兽。除三清外,图案中还有神仙34个,其中两个骑马相向。其他则呈站立姿势,分行均匀对称排列,统一着宽袖彩袍,双手相合,恭执圭简(圭简也称笏、手板等,稍弯,上端略窄。瑶传道教斋醮时以谒见三清、玉帝等神灵使用)于胸前,众神头部的四周画着彩色的圆圈,象征着灵光普照。

      4.神山

      在众神围绕之间是五座山的形象,并且每座山注明山名,分别是:龍虎山、鹤鸣山、玉京山、昆侖山、武當山。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相传道教第一代天师张道陵遍访名山大川,最后选择了龙虎山肇基炼丹,“丹成龙虎见”,龙虎山由此而得名,是道教的发祥地;鹤鸣山地处邛崃山脉东部,道教的发源地,被称为“道国仙都”、“道教祖庭”,史书记载,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26~144在位),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张道陵)在大邑县境的鹤鸣山倡导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奉老子李耳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标志着道教正式创立;中间的玉京山为传说中三清道祖——元始天尊居住的仙山,传说中昆仑山的别名。因为是各方神仙之主的元始天尊居住在玉虚宫中,所以玉虚宫被称为“玉京金阙”;晋·葛洪《枕中书》:“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宫殿,并金玉饰之。”昆仑山是明末道教混元派道场所在地,被誉为“万山之祖”,也是“万神之乡”。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玄武修道的圣地;此五座山都是道家修行圣地。

      5.日月星辰

      衣背的两边是日月星辰点缀,祥云瑞兽环绕,形成一个外围以拱卫“大罗天”。环绕大罗天第二圈的是四对动物形象,图案纹样具体特征跟龙、凤、龟、虎有些不一致,比如龟的形象只是取用其背部的特征并绣有花纹,这些图案并不逼真,更多是彩线勾勒出写意的纹样,推测应该是与道教中的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相对应。最外围是二十八星宿和左右两边各十四种动物,二十八星宿的名称分散绣在背部各种纹饰的空隙,右上是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右下是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左上是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左下是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对应二十八宿,还绣有二十八种动物,是最外的一圈:二十八星宿与二十八种动物的对应关系是东方称青龙: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南方称朱雀: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西方称白虎: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昴日鸡、毕月乌、觜火猴、参水猿;北方称玄武: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貐。 i 二十八星宿是道教采用记时的方法,也有用来代表方位,用来推算良辰吉日。 j

      6.八卦符号

      八卦是中国古代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由三条长画或断画组成的八种图式,用于占卜和象征。用“—”代表阳,用“- -”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即八卦。八卦是指坎、离、兑、巽、巽、离、坤、乾,表示万事万物的性质或运动趋势,也表示时间、方位等抽象概念。八卦符号绣在衣背的底部,分别是:坎、离、兑、巽、巽、离、坤、乾。水云纹、卷草纹、几何纹等绣在衣背的最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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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道公袍背面的八卦纹样

      瑶族道公服的装饰图案丰富,有波涛纹、水纹、云纹、卷草纹、奈河桥等。在道教里奈河桥是指生死之界,绣于衣上,多事之现实生活的变幻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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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蓝靛瑶道公法衣(正面)  张月娥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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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靛瑶道公法衣(背面)  张月娥摄影

      现藏于北京东韵民族艺术博物馆的蓝靛瑶道公法衣,采用平绣技法,长102厘米,宽84厘米,采集于广西金秀。其名为方形无袖贯头道公法衣,道公做法事时所穿,父子相传。其衣服前襟左右各绣有一条头朝下的祥龙,后背绣有最高天界“无极至尊”居住的大罗宝殿,上段是乘鹤飞升的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以及十八星宿名称,下端为宝华山、龙虎山、武当山、昆仑山、坭盖山,还有四个伏羲八卦图;中部为五山九庙十二得道真神面朝“三清”虔诚站立。

      道公袍图案纹样内容丰富,色彩和谐,有道教神灵、二十八星宿、仙山神庙等图案,生动反映了瑶族宗教信仰的“宇宙”构想。道公把宗教理念直白而生动地展现在自己的服饰之上,并以父子相传的形式进行,对瑶族社会宗教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也蕴含着瑶族社会深远而厚重的历史文化。 k

      

      

      胡彦龙:现就职于中国民族博物馆展览部。
    a 雅科夫列夫:《艺术与世界宗教》,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b 余鸣:《云南瑶族宗教服饰的内涵》,《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c 余鸣:《云南瑶族宗教服饰的内涵》,《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d 闻一多:《神话与诗·伏羲考》,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60页。
    e 刘尧汉:《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18—219页。
    f 徐祖祥:《瑶、汉道教成仙信仰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
    g 黄海德:《试论道教“三清”信仰的宗教内涵及其历史演变》,《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2期。

      h 关于居住在大罗天的尊神,汉族、瑶族道教有一定的区别:汉族道教中的“大罗天”是三十六重天之中的最高一重天,这里居住的尊神是元始天尊(马书田:《中国道教诸神》,团结出版社,1998年),而在蓝靛瑶道教,大罗天称为“大罗天宫”,居住的是十方无极太上灵宝天尊(徐祖祥:《瑶、汉道教成仙信仰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

      i 郑张尚芳:《二十八宿取名新释》,《文史知识》,2012年第12期。
    j 祝亚平:《道家文化与科学》,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

      k 何广明:《浅析瑶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与功能》,《黑龙江史志》2010年19期。

  • 新疆山普拉出土毛织服饰纹样研究(毛小娟)

      山普拉墓群位于新疆和田洛浦县山普拉乡西南14公里。洛浦县位于天山南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昆仑山北麓。墓葬的年代约在西汉后期至东晋。发掘从1983-1996年前后共4次,共发掘墓葬68座,殉马坑2座。其中发掘出土毛织服饰近130余件。这些毛织服饰上的精美纹样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令人惊叹。

      山普拉墓群出土的毛织服饰有12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服装,有套头长衣、毛罗上衣、殓衣、裤、裙;另一类是服饰配件,有帽、靴、覆面、手套、袜子、护颌罩以及毛织带子。本文对山普拉出土毛织服饰纹样类型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探究其纹样特点。

      一、毛织服装纹样

      山普拉墓群出土的套头长衣、毛罗上衣多以纯色为主(如原白色、红色),基本无纹样装饰。纹样主要表现于裤、裙。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首马身”纹、“武士”像灯笼裤、缀织绦裙和刺绣裙毛绦。

      1.“人首马身”纹、“武士”像灯笼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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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人首马身”纹、“武士”像灯笼裤(B型:84LS I M01:c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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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人首马身”纹、“武士”像灯笼裤展开图

      此裤出土时右裤腿为人首马身,左裤腿为倒置的武士(如图1所示)。后经过专家分析得出此裤实为上下连成的一体,应是一幅大型壁挂的局部纹样,原物被剪断,缝制成灯笼裤。将裤腿展开,纹样表现为:1、在蓝地上缂织人首马身纹,其肩披披风,手持乐器吹奏状,周围绕以四瓣花纹样(如图2所示);2、在红地上缂织一手持长矛的武士形象(如图2所示)。裤子使用二十余种颜色(主要有红、玫瑰、浅玫瑰、深青、紫、土黄、浅土黄、生褚、灰草绿、黑等)的细毛线采用通经断纬的局部挖花方法织造。以明暗过度,表现晕染的肌肉立体效果,特别是武士面部各器官,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值得一提的是人首马身纹周围的四瓣花纹样排列形式类似联珠纹成菱形排列。而人首马身的题材,显见于希腊神话传说,也称“马人”(centaur)。“武士”像的纹样艺术风格也是受希腊艺术的影响。由此可见,此裤是新疆出土高级毛织物中的精品,应属外来品。

      2.缀织绦裙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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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缀织绦裙(84LS I M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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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缀织毛

      缀织毛绦裙在山普拉出土的毛织服饰中应属于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主要构造是由缀织毛绦或编织绦衔接裙身与荷叶边裙摆。如图3所示。缀织毛绦裙大部分本身是一色的,以红色为主。装饰纹样主要集中在衔接裙身与裙摆的缀织毛绦或编织绦,纹样的色彩丰富柔和,表现题材广泛。由于时间久远,墓葬还曾被盗,故出土的缀织毛绦裙完整度稍差,品相较好有10余件,其余40件均是残缺缀织毛绦裙所剩的缀织毛绦或编织毛绦。如图4所示。

      缀织毛绦裙及缀织毛绦残片的装饰纹样构图方式以二方连续为主。应用题材主要有动物纹样、鸟纹样、植物纹样、景物纹样、人物纹样和几何纹样等。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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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缀织毛绦裙及缀织毛绦残片的装饰纹样是山普拉墓群出土的服装中纹样最为丰富多彩的一类。也正是由于采用了缀织的纺织技术才使得纹样图地结合紧密、细腻;色彩运用明暗相间、色调饱和度高、对比强烈。在这些纹样中大都是以纯色填充边缘勾线完成形象的。这种表现方式与同为汉代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地织锦护臂的填色勾线方式相似,只是纹样的构图及装饰风格迥然不同。

      3.刺绣裙毛绦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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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刺绣裙毛绦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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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刺绣裙毛绦纹样线稿

      在山普拉出土的裙装里除了极具特色的缀织毛绦裙,还有一类是以刺绣为主的毛绦裙。由于没有完整的刺绣毛绦裙,可见的只有少量的刺绣裙毛绦。纹样构图基本以十字草纹组成菱形格,格中填充十字花纹或蔓草纹。如图5所示。另附一幅纹样线稿。如图6所示。

      二、毛织服饰配件纹样

      所谓服饰配件是指与服装相关的装饰物和实用品。山普拉出土的服饰配件品种较多主要有帽、靴、覆面、手套、袜子、护颌罩以及毛织带子,基本涵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这其中帽、覆面、手套、袜子均采用单色织成无纹样装饰。而纹样装饰主要集中在靴、护颌罩、毛织带子上。

      1.靴面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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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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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靴面纹样四方连续构成

      靴面的纹样主要是通过在毛布上以刺绣中锁绣的方法来表现的。通常是在单色毛布上绣各种彩色蔓草纹。受气候、时间等因素影响,出土的靴面都是残缺的(如图7所示)。但依稀可见蔓草纹的构成方式即以蔓草纹组成一个近似菱形的单元,上下左右构成四方连续纹样。如图8所示。

      2.护颌罩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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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蔓草纹刺绣毛布护颌罩(84LS I M2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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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菱格、麦穗纹双面罽护颌罩(84LS I M24:17-1)

      护颌罩的作用主要是用来保护颌面部。山普拉出土的护颌罩多以丝面为主,毛布地护颌罩数量不多,其形状有方圆形、椭圆形。纹样主以刺绣蔓草纹于毛布上常见(如图9所示)。另有在双面罽上织出较为复杂的纹样即菱格、麦穗纹。如图10所示。

      3.毛织带、毛绦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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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织花条纹毛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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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编织毛带

      山普拉出土的毛织带共有32件,主要用作服装的腰带、系带扣。由于大都不残缺,故其上的装饰纹样也较为完整,特点明确。编织工艺以织花毛带和编织毛带为主。其中织花毛带有15件,带子宽度从2至10cm不等,花纹多为几何条纹,由于用于编织的毛线比较细,所以纹样较为精细。如图11所示。这类毛带构图较为简单但颜色却十分丰富,特别是宽带每条毛带的颜色大都在6-10种以上,窄带的颜色也都在3-5种。编织毛带有17件,与前者相比带子宽度要窄很多,宽度从0.5至1cm不等,受带子宽度限制所以纹样也更加简单以几何格纹居多,个别还有菱格纹。色彩只有2-3种。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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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绦通常要比毛织带窄,其主要用于装饰衣服的领口、肩部、胸前和衣领,增加服装美感,纹样构成形式更为灵活多样。其纹样主要通过织花和编织两种方法表现,但根据不同的装饰部位编织方法又有细微变化。山普拉出土的毛绦类型见表2。

      山普拉出土毛绦的装饰规律主要是位于领口、袖口的编织绦较宽,约8~10厘米;胸前、肩部的编织绦较窄,约2.5厘米左右。虽然毛绦及其纹样本身面积不大,却在服装装饰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结论

      通过对新疆洛浦山普拉出土的毛织服饰纹样类别与特征分析可以看出其风格特点。变化多端的编织方法将题材丰富的纹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其中以缀织毛绦纹样最具代表性。在山普拉毛织服饰纹样的丰富内容中,表达了织造者对自然和生活环境的赞美,更表达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这些拥有独特魅力的精美纹样背后又折射出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及当时的纺织水平以及当时文化艺术的交流情况。纵观历史不难看出,今天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服饰纹样有不少就是山普拉服饰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传承性。

  • 清代至民国云南省楚雄州彝族服饰考释(金永锋)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全国两大彝族自治州之一,彝族人口74.79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28.46%,主要有诺苏、罗罗、纳苏、俚颇、米切、撒尼、葛颇、水彝、格苏、米撒、阿车、山苏、纳罗等13个支系,分布于全州楚雄市及双柏县、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元谋县、武定县、禄丰县。楚雄彝族处于滇川黔三省彝族聚集区的中间地带,融汇了我国彝族六大方言区的诸多文化特征,天文历法、毕摩文化、彝文古籍、彝族服饰等是楚雄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尤其是其色彩绚丽、特色显著、内涵丰富的服饰文化,值得关注。本文按照现今县域范围对清代至民国楚雄州旧方志记载的彝族服饰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纳研究,力求勾勒出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的概貌。

      徐栻、张泽纂修,杜晋宏校注《隆庆楚雄府志》载:“夷亻罗杂处,言语侏离,披毡执弩,忽耕织而务采猎……” a 这是楚雄州现存最早记载彝族服饰的明代地方志。夷亻罗服饰最明显特征是披披毡。清·张嘉颖纂修,芮增瑞校注《康熙楚雄府志》:“倮亻罗有二种:有白有黑,……缠头跣足。妇人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被羊皮,嫁女与皮一片、绳一根,为背负之具。或用笋壳为帽,衣领以海虫巴饰之。织麻布、麻线市卖之。……罗武状类倮亻罗:女不著裤,系桶裙,衣不开胸襟,从首领而挂之。……摩察:黑爨之别种也。……形貌粗黑。男女以青白布裹头,不知盥栉……”

      清康熙时期楚雄府彝族倮亻罗支系男女服饰特征为穿麻布衣裤,披羊皮褂,赤足。区别在于头饰和领饰:妇女衣领饰海贝巴,辫发,缠头,用布裹头;男子缠头。彝族罗婺支系女子服饰特征为穿麻布贯头衣,系麻布桶裙,赤足。贯头衣、桶裙是其主要特征。男子服饰状类倮亻罗。摩察是彝族支系之一,服饰估计为麻布或土棉布质地,男女以青白布裹头。

      一、清代至民国时期方志记载中的楚雄彝族服饰

      1.楚雄市

      苏鸣鹤纂修,熊次宪校注《嘉庆楚雄县志》:“一曰倮亻罗  ……缠头跣足,妇人辫发,男女皆披羊皮。嫁女则与羊皮一张、皮绳一条,以为背负之具。衣领饰以海虫巴,衣襟当胸处绣花,广数寸或尺余。绩麻线,织麻布、羊毛布、火草布,市卖之。…….一曰罗武  状类倮亻罗,第女衣筒裙……”。

      沈宗舜纂修,张海平校注《宣统楚雄县志述辑》:“本籍  曰倮亻罗,有黑、白各种。……缠头跣足。男带刀,女辫发,皆披羊皮。嫁女则与羊皮一张、皮绳一条,以为背负之具。衣襟饰海虫巴。绣花、绩麻、织布,或市洋(羊)毛布、火草布为交易。…….本籍  曰罗武,性犷悍,带短刀,女衣桶裙……”。

      清嘉庆、宣统时期楚雄市彝族倮亻罗支系男女服饰特征为穿麻布、羊毛布、火草布质地衣裤,妇女衣领饰海贝和胸部绣花,披羊皮褂,跣足。刺绣是其特色。罗婺支系服饰与《康熙楚雄府志》所载大体一致。

      2.姚安县

      清·甘雨纂修,张海平校注《光绪姚州志》:“彝种有八,…….彝人种麻,自能织纺。又多畜羊,寒暑皆衣羊皮、麻布。……彝妇老者剃发如尼僧。冬月被重毡,系以两带,如以襁负小儿然。少者喜著红绿,领、帽饰以贝。耳环大如钏,有重至三四两者。”

      清光绪时期姚安彝族女子服饰特征为戴饰贝帽,穿麻布衣裤,女青年穿红绿色衣裤,领饰海贝,披羊皮褂或披毡,赤足。男子服饰特征为穿麻布衣裤,披羊皮褂或披毡,赤足。

      段世璋纂修,卜其明校注《民国姚安县地志》:“衣裳纯用棉布,夏不衣葛,冬仅衣帛。老人贵胄,亦有衣裘者。夷人多衣羊皮,服麻布。夷妇御冬,被重毡,系以两带如襁状。少妇喜著红绿,领帽饰以贝或银泡。”
    民国时期姚安彝族男子服饰特征为穿麻布衣裤,披羊皮。女子服饰特征为穿麻布衣裤或红绿布衣裤,披羊皮或被重毡,领和帽饰以贝或银泡。

      由云龙总纂,芮增瑞校注《民国姚安县志》: “……清《职贡图》女曼且蛮,居姚安府。……男妇皆缠头,衣麻布衣裤,披羊皮,跣足。……近年学生青年,多着制服,间尚西装;青年妇女皆剪发,多衣旗袍,彝人服饰多汉化。”女曼且蛮为彝族支系之一,清代女曼且蛮男女服饰特征为缠头,穿麻布衣裤,披羊皮褂,赤足。到民国时接近城郊的彝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服饰趋于汉化。

      3.大姚县(含永仁县)

      吴殿弼纂修,张海平校注《康熙大姚县志》:“……彝人多不冠,男妇以布帛束首,披毡跣足,山行如飞。除夕,……彝人是日宰牲祀祖,以松叶铺地,蓬头跣足,……着采衣,吹芦笙,男妇携手舞蹈,和歌团绕,此彝俗之陋也。”

      郭存庄纂修,张海平校注《乾隆白盐井志》:“倮亻罗  性驯多愚,着毡衫,带短刃,常以竹木野蔬入市贸易。”
    清康熙时期大姚县彝族男女服饰特征为用布束发,穿麻布衣裤或绣花彩色衣裤,披披毡,赤足。清乾隆白盐井(今石羊)彝族服饰也大致相同。

      清刘荣黼纂修,陈九彬校注《道光大姚县志》:“白倮亻罗,性驯而愚。男子裹头,跣足,披黑羊皮。妇人辫发,青布缠头。披白围毡片,胸前束围腰布,结带,缀五彩缨拂,四、五岁即嫁娶。常男女偕入市,贸麻布、麻线、蜂蜜、松明之类。黑倮亻罗,……衣麻布,披羊皮,男女不甚异。时入市,售竹木、野蔬、麻布等物。傈僳,即力此夕(此在上,夕在下),性狂悍,不通汉语,男蓬头垢面,袒胸跣足,衣麻□□□□□□,以氊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衣。……罗婺,……男子结束高顶,戴笠披氊,衣火草布。妇人辫发,两绺垂肩上,方领黑衣,长裙跣足,居山林高阜,牧养牲畜为业。蛮子,……男女皆衣麻布长衣,以麻布裹腿,带刀辟山地,种干粮。

      清道光时期大姚彝族白倮亻罗支系女子服饰特征为辫发后用布缠头,穿麻布衣裤,系围腰,围腰缀彩色缨络,披白色披毡,赤足。男子服饰特征为裹头,穿麻布衣裤,披黑羊皮褂,赤足。黑倮亻罗支系服饰大致与白倮亻罗相似。傈僳支系男女服饰大致与黑、白倮亻罗相似,傈僳人后来多数融入到彝族当中。罗婺支系男子服饰特征为缠发成髻状,戴斗笠,穿火草布、麻布衣裤,披披毡,赤足。女子服饰特征为辫发成两绺下垂至肩,穿麻布或火草布衣,系麻布或火草布裙,赤足。蛮子即现今居住于永仁县永兴等地北部方言彝族,男女服饰特征为缠发成髻,类似今凉山彝族头饰,穿麻布长衣,着麻布裤或裙,披披毡,打绑腿,赤足。

      郭燮熙纂修,杜晋宏校注《民国盐丰县志》:“夷人:男子衣用羊皮、麻布,女子著色布衫,背上亦著羊皮……”民国时期盐丰(今大姚石羊)彝族男子穿麻布衣裤,披羊皮褂;女子穿彩色麻布或土棉布衣裤,披羊皮褂。  

      大姚县署纂修,张海平、卜其明校注《民国大姚县地志》:“白倮亻罗性驯而愚,男女均裹头跣足,披羊皮、麻布……。黑倮亻罗,……衣服与白倮亻罗同,皆居山谷中。……傈梭即力此夕(此在上,夕在下),犷悍不通汉语,蓬头垢面,袒胸跣足,衣麻布,披毯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上述记载与《道光大姚县志》所记大致相同。

      4.南华县

      陈元、李犹龙纂修,曹晓宏、周琼校注《康熙镇南州志》:“一为倮亻罗,……缠头跣足,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披羊皮,织麻布为衣,……一为罗武,……女不着裤,系桶裙,衣不开胸襟,从首领而挂之,状类倮亻罗,然罗武狡而倮亻罗朴。”

      李毓兰总纂,甘孟贤纂修,曹晓宏、周琼校注《光绪镇南州志略》:“服饰:士安朴素,女不艳妆,农多短褐,以便操作。夷服羊裘,冬夏不易。”

      清康熙时期镇南(今南华)彝族倮亻罗支系男女服饰特征为缠头,辫发,用布裹头,穿麻布衣裤,披羊皮褂,赤足。罗武支系女子服饰特征为辫发缠头,用布包裹,穿贯头衣,系桶裙,赤足。男子服饰状类倮亻罗。到咸丰、光绪时期,镇南彝族先民服饰有所变化,但披羊皮褂之俗未变,依旧“夷服羊裘”, 羊皮褂是楚雄彝族的重要服饰。

      5.元谋县

      莫舜鼐纂修,王弘任续补,李在营校注《康熙元谋县志》:“……白彝 :性狡,包头洗面,不挽长髻,……黑彝:即黑倮亻罗。杂处山箐中,缠头跣足,挽髻捉刀。妇人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披羊皮。嫁女与皮一片、绳一根,为背负之具。衣领以海虫巴饰之。织火草麻布为生。”

      清康熙时期元谋彝族黑彝支系男女服饰特征为穿麻布或火草衣裤,衣领饰海贝,赤足,妇女辫发,缠头,挽髻,用布包裹,男子缠头,不用布包裹。白彝服饰为“包头,不挽长髻”,其它部分应与黑彝相似。

      6.武定县

      王春贤、陈淳纂修,曹晓宏、周琼校注《康熙武定府志》:“傈苏:潜居深山,板片为屋,种荞、稗为食。……白彝:即白亻罗倮,住和曲之麻地、法朗,禄劝之大弥陀、龙潭等处。性狡,包头,洗面不挽长髻。…….黑彝:即黑亻罗倮,杂处山阱中。缠头跣足,挽发捉刀,妇人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披羊皮,嫁女与皮一片、绳一根,为负背之具,或用笋壳为帽,衣领以海虫巴饰之,织火草麻布为生。”

      郭怀礼、孙泽春纂修,赵志刚校注《光绪武定直隶州志》:“……彝俗,旧不务蚕桑纺织。知府王清贤设法委曲教导之,始稍知习业,……白彝:即白倮亻罗。住鸡街之麻地、法朗,禄劝之大弥陀、龙潭村等处。性狭,包头,洗面,不挽长髻。……黑彝:即黑倮亻罗。杂处山箐中。缠头跣足,挽发捉刀。妇人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披羊皮。嫁女与皮一片,绳一根,为背负之具。或用笋壳为帽。衣领以海虫巴节(节应为饰)。织火草麻布为生。……麦岔:住白沙。娶妇以牝牛为聘,吹笙饮酒。担柴荷蒉,治生勤苦。”

      康熙、光绪时期武定白彝与元谋白彝服饰大致相同。黑彝服饰也与元谋黑彝大致相同,仅头饰增加用笋壳为帽。从康熙到光绪近200年时间内,武定彝族服饰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7.禄丰县

      李铨纂修,张海平校注《康熙广通县志》:“土人,不一种。……倮亻罗,有黑、白二种,重黑而轻白。白狡而黑扑。山居田少,食荞,缠头跣足。妇人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披羊皮。嫁女,以皮一片、绳一根,为背负之具。或用笋壳为帽,衣领以海虫巴饰之。织麻布,麻、麻绵(疑为棉)市卖之。罗武状类倮亻罗,扩(犷)诈好讼。有字书。女不着裤,系桶裙。衣不开襟,从首领而褂之。……妇辫发数道,围绕缠头。耳坠铜环,形如铃,有下坠及肩者。…….摩察,黑爨之别种也。蛮音“ □ 舌”。形貌分鹿(分在上,鹿在下))黑。男女以青白布裹头。”

      清康熙时期禄丰彝族黑白倮亻罗支系服饰基本特征与清代康熙《楚雄府志》记载基本一致,罗婺支系头饰更加清楚,即妇女辫发数道缠头,耳坠铃形耳饰。摩察为彝族支系之一,男女以青白布裹头,可能穿麻布衣裤。

      伍作辑纂修,卜其明校注《民国广通县地志》:“……种类广,属种族有四类:……(二)土夷即倮亻罗,四方杂处、多在山坳,语言各异。……(三)罗武人口极少,居于高岭,约男女共五百八十四丁口。耕田而食,织麻而衣,语言奇异,俗尚戈猎,散处于县属西、北两区。”记载彝族罗武支系织麻而衣,即穿麻布衣裤。

      8.牟定县

      张彦绅纂修,卜其明校注《康熙定远县志》:“有倮亻罗,黑、白二种。白者一名撒毛朵,……男人缠头跣足,妇人辫发,用布裹头。有罗婺种类倮亻罗,……男子缠头跣足,女人织毛布为衣,裹头用布,下缀樱花,腰著桶裙,手绾铜镯,居家亦知有礼。”

      李德生纂修,卜其明校注《道光定远县志》:“倮亻罗,黑白二种。白者一名撒毛朵,……男人缠头跣足,被黑羊皮。妇人辫发,用布裹头,背白团毡,胸前束围腰,布结带,缀五采璎珞,四、五岁即嫁聚(应为娶)。……每年三月二十八日,赴城南东岳庙赶会,卖蓑笠羊毡麻线。……罗武种类倮亻罗,其性愚朴,……男子缠头跣足,女人织毛布为衣,裹头用布,下缀樱花,腰着桶裙,手铜镯,居家亦知有礼。”

      清康熙时期定远 (今牟定)彝族白倮亻罗支系(撒毛朵)服饰特征为妇女辫发,用布裹头,男子缠头,无布包裹,估计为麻布衣裤,赤足。到清道光时,妇女服饰增加了背饰白团毡,胸前束围腰,用布做系带,围腰及围腰带缀彩色缨络,说明至迟到清道光时,定远彝族即使用了彩色缨络装饰物。男子服饰与清康熙时大致相当,清道光时增加披黑羊皮褂,羊皮褂早已有之,只是编撰者未记录而已。清道光方志增加了买卖蓑衣、斗笠、羊毡,纺织麻线等内容,定远县历来是手工业发达的地方,工匠较多,制作蓑衣、斗笠、羊毡,纺织麻布是其特长。清康熙、道光时期定远彝族罗武支系女子服饰特征为用布裹头,包头插樱花束,穿麻布或毛布上衣,系麻布或毛布桶裙,手饰铜镯,赤足。男子服饰应与白倮亻罗大体一致。

      赵培元纂修,卜其明校注《民国牟定县地志》:“种类:县属人民,统分汉夷两种。……夷民居四分之一,概居西、北两乡山间,……男人缠头跣足,被黑羊皮。妇人辫发用布裹头,背围黑白毡,胸前束腰布。”与《康熙定远县志》、《道光定远县志》记载大致相似。

      9.双柏县

      张伦至纂修,杨壬林、张海平校注《康熙南安州志》:“亻罗亻罗:有种,有白有黑,白狡而黑扑。……缠头跣足。妇人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披羊皮。嫁女,以皮一片、绳一根,为背负之具。或用笋壳为帽。衣领以海虫巴饰之。织麻布、麻线市卖之。……罗武:状类亻罗亻罗。……女不着袴,系桶裙。衣不开襟,从首领而褂之。”

      康熙时期南安(今双柏)彝族支系黑白倮亻罗、罗武服饰特征大致与楚雄市、南华县、禄丰县、牟定县相似。说明了彝族黑白倮亻罗、罗武支系在今楚雄州分布较广,具有共同的服饰文化特征。

      王国栋纂修,杨壬林校注《民国摩刍县地志》:“摩邑人类,以汉人为最多,汉人而外则有罗罗、窝尼、罗武、扯苏、阿车、摆夷数种。……其风俗,男子以羊毛弹而作冠,女子以帕复顶。嫁娶不用舆马,且嫁女不备妆奁,仅以绳一根、皮一张给以女为背负之具。娶妇不备礼金,独以牝羊一对,酬养育之劳。器用一似汉人,饰物多以海虫巴为之,男女俱随时跣足而行。”民国时,双柏彝族服饰应与康熙时期大致相似。

      二、清代至民国时期楚雄彝族服饰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以上清代至民国楚雄州旧方志有关彝族服饰资料的梳理分析、归纳总结,可大体得知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的基本特征。

      1.质地特征

      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对当地自然环境和当时经济发展方式依赖度较大。质地主要有麻布、土棉布、羊毛布、擀制品、皮革品、火草布。清代几乎家家户户都种麻,每一家族都拥有几套麻布纺织工具,麻布衣是最主要的服饰类型。土棉布也是当时彝人使用的布料之一,其非一般彝人所能制作,而是由官府或产棉花地区民族制作,通过贸易方式流通到各地。清代土棉布非普通彝族穿用,而是彝族上层或富有的家庭使用。

      尤其是擀制品、羊皮、火草布具有明显的民族和区域特点。绵羊毛是该地从古至今最主要的纺织原料之一,擀毡是楚雄彝族传统手工业,将羊毛加工成衣料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是将羊毛纺制成布,二是将羊毛擀制成毡。该地与四川凉山有所不同,主要侧重于将羊毛擀制成毡。兽皮服饰也是必不可少的服饰原料,皮革衣主要有羊皮褂、麂皮褂。《新唐书·南蛮传》说:“乌蛮……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髽髻,女子披发,皆衣羊皮衣。”《通典》记述云南的乌蛮在南诏统一之前,“男子以毡皮为帔,女子施布为裙衫,仍披毡皮为帔。头髻有发,一盘而成,形如髽髻。男女皆跌。”南诏统一之后,“黑倮倮……男挽发贯耳,披毡佩刀,妇人贵者衣套头衣,方领如井字,无襟带,自头罩下,长曳地尺许,披黑羊皮,饰以铃索”。

      火草布是楚雄彝族最具特色的衣料之一。采用野生植物火草的叶子为纺织原料,在中国纺织史上十分独特而罕见,可以说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一项重要的创造发明,至少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明《滇略.产略》引《南诏通纪》:“又有火草布,草叶三四寸,踏地而生。叶背有绵,取其端而抽之,成丝,织以为布,宽七寸许。以为可以为燧取火,故曰火草。” 清代楚雄地区使用火草布比较普遍,尤其是武定县、大姚县,但火草布制作费工费时,产量有限,多数仅限于婚庆、节日等重要场合穿戴。

      2.款式特征

      头衣区别不大,即男子多为缠头或蓬头,而女子则多为辫发,缠头,用布束发或包裹。黑白倮亻罗支系上衣多数为麻布衣、火草布衣、羊毛布衣、土棉布衣,少数系围腰,披羊皮褂或披毡,罗婺女子穿较原始的麻布贯头衣;黑白倮亻罗支系下衣多数为麻布、火草布、羊毛布、土棉布裤,而罗婺女子则为麻布或火草布桶裙。部分彝族足衣打绑腿,多数为赤足。总体来说,主要有衣裤式和衣裙式两类,披羊皮褂或披毡,赤足。

      披毡和羊皮褂是当时最具标识功能的彝族服饰。据载,南诏、大理国时期,“自蛮王而下至小蛮,无一不披毡者”。此类披毡,南诏曾以百床之数作为贡品献给朝廷,并行销我国南方各地。披毡具有厚实保暖、一衣多用的功能,其衣料以毛、麻为主,装饰火镰、羊角、涡形等图案,也有尽为黑色或白色的,下垂线穗,古朴典雅。据汪宁生先生对《南诏图传》考证:“南诏王和官吏皆穿圆领宽袖长袍,有的系有腰带。南诏王的长袍有一披风物,即‘披毡’或‘波罗皮’(虎皮),嫔妃也着宽袖长袍,头梳双髻且垂下。”[2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西南蛮地产绵羊, 固宜多毡毛。自蛮王而下至小蛮, 无一不披毡者。但蛮王中锦衫披毡, 小蛮披毡尔。北毡厚而坚, 南毡之长至三丈余,其阔亦一丈六、七尺。折其阔而夹缝之, 犹阔八、九尺许。以一长毡带贯其折处, 乃披毡而系带于腰, 婆婆然也。昼则披, 夜则卧, 雨晴寒暑, 未始离身。其上有核桃纹,长大而轻者为妙。大理国所产也, 佳者缘以皂。”《桂海虞衡志》说“ 蛮毡出西南诸蕃, 以大理者为最。蛮人昼披夜卧, 无贵贱人有一焉。”

      贯头衣是民族服饰研究的活化石。沈从文《中国服饰史》说贯头衣“大致用整幅织物拼合,不加裁剪而缝成,周身无袖,贯头而着,衣长及膝”。它以一块整布对齐,在中间挖一洞以头套之,披于两肩自然垂下。贯头衣遗留着古代服饰的形制痕迹,清代楚雄诸县彝族罗武支系分布广泛,女子均不著裤,系桶裙,衣不开胸襟,从首领而挂之,穿着古老的贯头衣。

      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成果可知,清代楚雄州彝族支系应有13个以上,但旧地方志服饰记载主要有黑白倮亻罗、罗婺3个支系,其它支系服饰记载甚少或缺。可见时人局限于政治环境和民族偏见,对少数民族未进行过系统的详细调查记录。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看,其它彝族支系服饰大致应与黑白倮亻罗、罗婺相似。

      3.色彩特征

      主要以黑褐色、灰色为主,间或“着采衣”,到清中晚期,出现了五彩装饰,女子服饰喜着红绿。从其它著述中也可佐证,《滇省夷人图说》图八载:“罗婺,一名罗武,戴笠披毡,织火草布为衣,牧于林阜,有屋无床,采松针籍地卧,武定州及楚雄景东皆有之”。《罗婺图》图像描绘了清代武定彝族罗婺女牧羊的场景。一罗婺女子头戴米黄色斗笠,穿灰色右衽开叉上衣,着灰褐色百褶裙,披米黄色披毡,左手执鞭,正在牧羊。据题记可知,其衣料应以火草质地为主。(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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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罗婺图》

      同书图十载:“土人,衣絮,衣带以革,饥则系之,女被毳,耕田弋山,以寅午戌日入城市,武定州属有之”。图中共有3人,两男子正在插秧,1女子送茶饭到田边。甲男子头缠青蓝布,上穿黑褐色右衽上衣,下穿灰绿色裤及膝,系青蓝色腰带。乙男子头戴米黄色斗笠,上穿灰绿色开衩上衣,下穿灰白色裤及膝。女子头缠蓝布,上穿粉色右衽上衣,披羊皮褂,系绿色百褶裙,足穿草鞋,系蓝色腰带。(请见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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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土人》

      以上记载说明清代楚雄州彝族服饰主要以黑褐色、灰色为主,辅以粉色、绿色等彩布。至民国时对外交流逐渐增多,借鉴吸收了以汉族为主的其它民族文化元素。

      4.工艺特征

      主要有纺织、缝制、硝揉、擀毡、装饰等工艺。纺织麻布、火草布,缝制麻布衣、火草衣是当时彝族人民的重要手工业,具有成熟的技术。畜牧业在彝族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羊毛和羊皮丰富,加之彝族多数生活在高寒山区,对保暖有较高要求,故对羊皮硝揉加工和羊毛擀毡具有独特的技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外界的影响以及审美的需求,人们对服饰装饰艺术也有更多的要求,如穿戴具有色彩的衣服,饰海贝,绣花等。

      5.内涵特征

      彝族服饰是彝族文化和心理特征的外在表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楚雄彝族服饰在质地、款式、色彩、工艺、内涵等方面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符号系统,如崇拜虎、马樱花、黑色、火塘、羊神。以黑色为美为贵,主要体现了历史上形成的等级观念,黑倮亻罗为贵族。以羊皮褂、披毡为代表的清代楚雄彝族服饰文化符号具有典型的标识作用,已融入到当地彝族的文化认同及思想意识形态当中。

      6.差异特征

      由于所处区域不同,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发展也不尽相同,其文化差异就会表现在服饰上。彝族是一个典型的复合性民族,在历史发展中融入了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经过历史的分化整合,从彝族先民中分化而形成其它民族,同时其它民族也融入到彝族中形成彝族的不同支系。清代楚雄州旧地方志主要记载黑白罗罗、罗婺等彝族支系的服饰。每一种服饰均有自身的一些特色,不可能完全一致。历史车轮总是不断向前,由于自身的发明创造、它民族的影响等原因,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在300余年中出现了一些变化。如定远(今牟定)彝族先民白倮亻罗(撒毛朵)在清康熙服饰的基础上,妇女服饰增加了背饰白团毡,胸前束围腰,用布做系带,围腰及围腰带缀彩色缨络,说明至迟到清道光时,定远彝族即使用了彩色缨络装饰物。其物从现有民族学资料分析,其原料当来自内地,在本地融入民族元素制作而成。至民国时,接近城郊或与汉族长期杂居的彝族服饰已趋汉化。

      总之,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特征是由当时当地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历史发展阶段、民族风俗、文化交流等多种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以上梳理分析、归纳总结、研究判断,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的大体概貌已基本清晰。

  • 黎族骨簪的文物特性与审美价值(谢军)

      黎族是生活在海南岛的世居民族,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黎族现有人口14630641人,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排列第16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黎族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

      一、黎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根据文献记载,黎族源于岭南的骆越人和驻守岭南的中原人。早在秦始皇征服岭南各部族之后,岭南的“骆越人”与驻守岭南的“中原人”就开始了融合之旅。秦末汉初,秦将赵佗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对隔海相望的海南岛进行开发,古代百越人的一支“骆越人”与戍守岭南的中原人登岛而去,是为黎族先民!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中央政府在海南岛设“珠崖”及”儋耳”两郡,另置潭都、苟中、九龙等16县,是为海南岛之最早的行政建置。自唐朝开始,黎族与岭南其他民族被泛称为“俚”、“蛮”和“僚”等,“黎”之称谓则始于唐末,《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珠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至宋代,“黎”之称谓渐趋定型,《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记载:“(儋州)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宋末元初,黄道婆逃居崖州多年,向当地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术,成为流芳百世的纺织家。明清以降,黎族与汉族人相互交流与通婚,黎族作为族群日益壮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展民族识别工作,遵从本族人民意愿定族称为“黎”。这就是黎族的历史发展脉络!

      二、黎族骨簪的地域特征

      中国黎族主要居住在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和白沙黎族自治县等6个自治县,少部分黎族居住在海南省三亚市、东方市、五指山市、万宁市、儋州市、琼海市等六个城市中,呈现出小聚居、大分散的区域特点!

      黎族又因语言、服饰、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差异,分为哈黎、润黎、美孚黎、赛黎、杞黎五大方言区。哈黎主要居住在乐东县、白沙县和东方市,女子穿对襟、无纽上衣,中筒裙,配饰骨簪;润黎主要居住在白沙县,女子穿贯头衣,超短裙,配饰骨簪;美孚黎主要分布在昌江县,女子穿对襟,有领,宽袖上衣,长裙,骨簪;赛黎主要分布在保亭县和陵水县,女子穿直领,斜襟收腰上衣,中长裙;杞黎主要分布在琼中县和昌江县,女子穿对襟,无领上衣,中长裙,头巾。从黎族分布地域特点看,骨簪主要是海南省黎族润方言、美孚方言和哈方言女子的一种头饰,在黎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被完整地传承到了现代社会!

      近代民族学调查显示,黎族使用骨器由来已久,早至汉代,文献就有记载。《汉书·地理志》载:“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兵则矛盾,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换言之,骨器早在汉代,就被黎族先民作为兵器“箭镞”,用于征战了!具体到骨簪,早至清初,文献也有记载了。清人屈大钧《广东新语》卷七载“黎人”云:“当额做髻,髻有金银钯或牛骨簪。其纵插者生黎,横插者熟黎,以此为别。”换言之,骨簪在清初,就被黎族先民作为装饰品,用于美化日常生活了。这也是骨簪作为民族文物,在信史上的最早记载!

      三、黎族骨簪的制作工艺与文化符号

      黎族骨簪一直沿用传统的制作方法,父子相传,沿袭至今。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黎族先民就地取材,用牛骨、鹿骨、黄猄骨和山猪骨为原料,放入清水中反复冲洗、晒干、除味后,将骨料切割为长方形,放在砺石上磨平、磨光,再根据骨簪规格与尺寸,手工切成长条形状,然后用刻刀将人头像或各种几何纹精雕细刻在长骨条上,涂上一层乌烟,渗入刻痕中,再抹上融化的蜂蜡做封闭,最后对骨条进行抛光与打磨,一只蓝白相间或蓝黑相间的骨簪就制作成功了。

      以中国民族博物馆骨簪为例。馆藏人形骨簪,多数由牛骨刻成,并填有黑色、绿色、蓝色染料。少数骨簪用鹿骨、山猪骨、玳瑁制成,鹿骨的骨簪极为珍贵。从形制上分,馆藏人形骨簪又可分为双人头骨簪和单人头骨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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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族骨簪  地区:海南省白沙县南开区  中国民族博物馆馆藏

      双人头骨簪,由牛骨刻成,并填有黑色染料,通体呈扁平状,由顶部、中部、尾部三个部分组成。双人形骨簪长约20.7厘米,宽2厘米,厚0.25厘米。顶部为尖顶高帽,在顶部系有两条绿珠红丝线的装饰物;中部为男子侧身头像;尾部刻一些象征吉祥、美好的动植物以及常见的水波纹、米字纹、横条纹等几何图案。有的骨簪在其男子侧身头像下1厘米处的空白尾部,刻有水波锯齿纹、正方形小格纹等多种几何图案,器身束腰,刻工精美细致,末端微微向上翘起,头像处坠有料珠小铃铛、按扣、小鱼等做装饰。双人头骨簪外形有双人形鱼纹水波纹双头骨簪、双人形几何纹水波纹双头骨簪,十分精美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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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族骨簪  地区:海南省白沙县南开区  中国民族博物馆

      单人头骨簪,也由牛骨刻成,并填有黑色、绿色、蓝色染料,通体呈扁平状,由顶部、中部、尾部三个部分组成。单人头骨簪长约26厘米,宽1.8厘米,厚0.5厘米。顶部为尖顶高帽;中部为男子侧身头像、兽身;尾部刻有动物图纹和几何图纹。有的骨簪在其男子侧身头像下2.5厘米处空白尾部,刻有半圆纹、方形纹、水波纹等几何图案,在中部男子头像处有两束白色料珠的红缨穗饰物。单人头骨簪外形有人形几何纹水波纹单头骨簪、人形鱼纹水波纹单头骨簪、人形水波纹梅花纹单头骨簪、人形水波纹单头骨簪等,十分生动精美,是黎族生产、生活中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四、黎族骨簪的审美价值

      黎族骨簪是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润方言妇女的重要头饰,从功能上看,它首先是一种实用簪,多用于固定妇女发髻与头型,使黎族女子看起来云鬓高挽,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在现实生活中,黎族妇女视骨簪为爱情、婚姻的象征,婚前常常作为男女定情的信物,婚后丈夫要将骨簪插回妻子的头上,祈愿生活幸福美满,白头偕老。死后,骨簪甚至作为随葬品殉葬,以示敬献列祖、列宗。从这种审美视角看,骨簪体现了一种实用美学的价值。

      从审美形式看,它又是一种装饰簪。骨簪的花纹图案,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骨簪人头像的高尖帽,是权力的象征,据说人头像刻印的就是黎族历史上的一个有名的峒主,因而也体现了宗教意义上的祖先崇拜,也显现了美学意义上的崇高与神圣美。鱼纹象征着年年有余,是黎族渔猎生活的折射。花果纹象征着五谷丰登,是黎族农耕生活的艺术再现。水波纹象征着风调雨顺,是黎族自然崇拜的艺术表现。而方形纹、横条纹、三角纹等几何纹饰,则是黎族人民生活符号的抽象化。黎族骨簪纹饰图案表明: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劳动,创造了美!

      五、黎族骨簪的民族学特征

      黎族服饰在历史上曾经用于区分黎族五大方言区和不同血缘部落的重要标志。黎族妇女盛装时喜欢佩戴各种饰品,头叉、耳环、项圈、手镯、脚环,多为银质或骨质。黎族润方言的妇女上穿宽大而稍短的“贯头衣”,下穿短而窄的筒裙。衣背下半部均以白沙润方言独有的“双头绣”技艺,绣上图腾标志的植物花纹,袖口绣有变形人纹、龙纹为最常见,头围长布条头巾,头插骨簪、骨梳等饰品。据说,按照古老的民族婚姻习俗,黎族妇女在结婚时,新娘要佩戴耳环、项圈、手镯、脚环等,头上插饰多根发簪。黎族妇女挽髻于脑后,插入骨簪,骨簪既起到防止发髻散开、固定发髻的作用,又起到美化装饰的作用。黎族妇女在节假日、出嫁、走访亲戚等重大活动都要插戴骨簪,这已成为白沙黎族妇女服饰的重要标志。甚至在黎族妇女死后必以骨簪作为随葬品,与死者相伴去见祖宗。

      黎族人民生活在素有“宝岛绿洲”之美誉的热带山地自然景观中,热带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以阔叶乔木树种为主,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与海岛自然生态融为一体。

      黎族人民对无限的自然界的探索、窥视与征服,以一种生生不息的顽强与执着,从最原始的蛮荒狩猎时代,到以种植或畜牧为生的农业时代,再到科技与交通发达的国际旅游岛时代,骨簪这种特殊的民族文物载体,感动着黎族人民的心灵,也丰富着我们的认知世界。黎族骨簪的图案花纹,寓意深刻,个性张扬,原生态手工艺,全部取自于自然,完全是生态用料,象征着祖先崇拜及世代的生活环境,与海南岛原生态融为一体,审美价值高,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情结,彰显着黎族人民的民族学特征!

      总之,黎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美的民族文化,黎族骨簪,是黎族代表性的民族文物,也是黎族文化交响乐中最为精彩的乐章。黎族骨簪,为中国民族文物的征集、展览与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载体!

      

      

      谢军,就职于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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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代北方民族文物中的春水秋山饰(贺琛)

      春水秋山,这是一个富于诗意的名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山水画或描绘闲居野趣生活的文学或艺术作品。但在历史上,春水秋山是一个特定的名词,专指辽金元时期与皇家游猎习俗相关的风俗习惯、政治活动、地点代称和服饰图案,在收藏界甚至成为玉器的专有名词。“春水、秋山”还大量出现在辽金元时期的史籍和文学作品中,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特点和畋猎爱好。而在出土或传世的贵族服饰、织物、佩饰文物中,带有狩猎场面和山野景致纹样的春水秋山图案,生动地刻画出浓郁的草原风情,再现了北方游猎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反映了强势的古代马背民族开阔的视野和胸怀。

      一、春水秋山的释义

      1、作为风俗习惯的春水秋山

      春水秋山带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它反映了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狩猎于四时尤其春秋两季的娱乐活动,渊源于辽代契丹族、金代女真族流行的春猎习俗。辽代皇帝春季率臣僚百官去湖畔水滨射猎天鹅,至秋则去山陵草场围猎虎、鹿,因春在水滨,秋在山区,故被称为春水秋山。春水秋山一般泛指为游猎地点,后成为游猎活动的代称。《辽史·营卫志》记契丹族“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金灭辽后于熙宗天眷二年“谕其政省: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 以狩猎与农耕为主的女真人与传统游牧为主的辽人的生活方式不同,将四时捺钵改成了春、秋狩猎之制,即文献所谓的“春水”(春猎)、“秋山”(秋猎)活动。姜夔《白石集》中《契丹歌》对契丹人的四时捺钵渔猎文化进行了总概述。其诗为:“契丹家住云沙中,嗜车如水马如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几千骑绕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无,年年海上驱群胡;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之飞铁为翼,射生小儿空看得;腹中惊怪有新薑,元是江南经宿食。”此诗题下原注曰:“都下闻萧总管自说其风土如此。”

      2、作为政治活动的春水秋山

      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使春水秋山成为一种行政方式。捺钵为契丹语,其义为帝王出游起居之所,《辽史·营卫志》载:“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行营,谓之捺钵。”辽代之春捺钵活动极为盛大,《辽史》载:“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涡,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旗皆兴起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教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戈猎网钩,春尽乃还。”

      四时捺钵不单是辽代契丹之制,而且在金元时期女真、蒙古族中也相沿袭。历代金代皇帝几乎每年春季都要举行规模庞大、历时数月之久的狩猎活动,史载皇族每年的春猎活动“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即便规模小者亦扈从数万。为确保每年春水活动的成功举行并使之规模化、规范化、制度化,金帝还建有多处用于春猎的大型固定“围场”和春猎期间用于生活起居的行宫,春猎期间一些重大的内政外交事务也在春水行宫中处理。所不同的是,辽以捺钵为政治制度,故行政中心也随捺钵而转移,金代捺钵的政治作用则稍弱。

      狩猎是契丹族、女真族世代相袭的传统生活方式,因此皇帝贵族十分重视捺钵活动,将其视作政治生活、社会活动及传统文化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世代传承。直到清朝皇帝的木兰秋猎,也是这种制度的遗风。

      元朝也沿袭游猎制度,著名诗人耶律铸《双溪醉隐集》中有《秋山》诗云:“万骑龙趋两队分,翠华方自发期门;内宫急把朱旗颭,傅道先教诏虎贲。两龙如雾发璿台,蔽日旌旗四面开;疑自锦林花幛里,建章营骑下天来。”春水秋山活动有着十分浓重的政治典礼色彩,在行猎中还有宴会等活动,同时也有习武教战的功能。

      3、作为地点代称的春水秋山

      辽代皇帝进行春水秋山活动一般都有固定的地点,因此春水秋山在史料中有时是作为地点名称,虽然不是长期固定的地点,但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的。宋庞元英《文昌实录》载:“北人谓住所处曰捺钵,四时皆然,如春捺钵是也,犹言‘行在’也。”而《辽史·营卫志中》又说:“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因此,可以说捺钵即春夏秋冬“四季皆有的行在所”。如《辽史》记载:“二年春正月己未,如春水。庚辰,驻跸双泺”,“四年春正月庚辰,如春水”,“九年春正月辛巳,如春水”,“十年春正月辛丑朔,如春水”,“十年春正月,如春水。癸未,惕德来贡”,“二年春正月甲午,如春水”,“三年春正月丁亥,如春水”等。关于秋山的记载也如此,如“秋七月丙辰,如秋山。癸亥,谒庆陵。”,“秋七月戊辰,如秋山”,“秋七月戊子,如秋山”,“秋七月甲午,如秋山”,“庚申,如秋山”等。

      4、作为玉器名称的春水秋山

      “春水玉”和“秋山玉”如今在玉器收藏界具有非常高的价值,但却未见诸于史料,其命名是由古玉鉴定专家杨伯达先生提出的。这类内容的作品充满了淳朴的山林野趣和浓郁的北国情调,春水、秋山图案的玉雕器物有带饰、带头、佩饰、炉顶、刀柄、帽饰等,与传统的玉器有着明显的区别,是契丹、女真民族春秋季节游牧射猎生活的具体反映,是极具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玉器作品,充分体现了玉匠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卓越的观察力。

      春水玉通常采用镂雕来体现水禽,花草,风格写实,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造型多呈厚片状,多数作品比较注重单面雕刻,风格简洁。一般用较好的白玉制成,有的上面有皮色或烤色。背景饰有荷叶水草纹,鹅颈多穿过草茎,海东青或站立鹅头,或在上方盘旋,细腻温润的玉质,紧张动感的画面,将天鹅的惶恐和海东青的斗志刻画得淋漓尽致,使画面惊心动魄,动感十足。

      秋山玉是表现契丹、女真族秋季狩猎,射杀鹿的情景。在金代,秋捺钵也称伏虎林。在雕琢技法上,常留沁色玉皮作秋色。在表现手法上,秋山玉有繁、简、粗、细之分。场面不像春水玉那样残酷无情,而是兽畜共处山林,相安无事,一副世外桃源的北国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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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水玉带饰,宋金时期,8.8*3.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5,作为装饰图案的春水秋山

      春水秋山纹样主要见于辽金元时期的纺织品和玉器。根据现有资料,辽代纺织品中并不多见。辽代春捺钵虽已极盛大,但以海东青捕鹅的场景纳入服饰,及将“鹘捕鹅”图案雕琢于玉器目前尚未明确证实。

      至金元时期春猎承辽俗,“春捺钵”较之辽代更为隆重,皇帝及随从官员必须穿特定图案之服饰,文献记载中,金代春水秋山已广泛用于服装织物和金玉佩饰,尤其是玉佩非常多。《金史·舆服志》:“其胸臆肩袖,或饰以金绣,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其长中骭,取便于骑也。吐鹘,玉为上,金次之,…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春水之服”不仅将“鹘捕鹅”绣于服装上,更将“鹘捕鹅”图案雕琢在玉上,制作玉带饰或玉炉顶。虽然七百余年来“春水”服装难以寻觅,但大量“春水”玉雕却传承至今。

      元代的春水秋山在服饰上大量出现,集中反映在纺织品的织绣图案中。大量元代出土的丝织品上,或织锦、缂丝,或刺绣、印染,均可见到禽鸟戏水或射猎鹿兔的纹样,充分印证了元代贵族的射猎习俗。

      春水秋山纹样一直延续到清代,并且在其他器物上也可见到春水秋山,如清代内蒙赤峰喀喇沁右翼旗亲王府遗物,冬青木火药囊,16*12厘米,冬青木质,两面分别是浮雕牧人骑马射鹿及野炊图,具有浓郁的游牧生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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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青木火药囊,清代,16*12厘米,内蒙赤峰喀喇沁右翼旗亲王府遗物

      二、春水秋山图案分析

      1、春水秋山图案主题及形象特点

      辽金元时期的装饰图案除了写实狩猎场景图案如春水秋山之外,还有很多是想象中的神瑞和宗教图案,如龙、凤、摩羯、神马等,但最有民族特色的则非春水秋山莫数。在春水秋山图案中,最常用的是逐猎场景,也有动物生息的描绘,总之,是以动物为主题。常见的动物有以下几种:

      (1)鹰

      以猛禽捕猎在人类历史上早就出现,作为上层社会贵族畋猎游戏的主要助手,养鹰在先秦时期就已流行,魏晋、隋唐时期蓄养鹰鹘成为风尚。在鹰隼中,女真人驯养的海东青是最为凶猛的飞禽,有“羽中虎”的美誉,历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宋《东都事略》载:“女真有俊禽,曰‘海东青’、次曰‘玉爪俊’,俊异绝伦,一飞千里”。《三朝北盟会编》载:“又有俊鹘,号海东青者,能击天鹅,人即以俊鹘而得天鹅,则于其嗉得珠焉。海东青者,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为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辽代是以鞍马为家、驰兵于民的契丹民族政权,饲养鹰鹘狩猎成为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重要生活内容。野性十足的海东青在捕获后,经过“熬鹰”使其驯服,再通过“勒膘”,使其饥饿但肌肉强健。鹰捕获猎物后,架鹰者要尽快取下猎物,仅饲以动物内脏,不可喂饱,所谓“鹰饱不拿兔”。契丹贵族的鹰都是由女真人贡献,并专人饲养鹰鹘。金、元时期,好尚海东青的遗风犹存。金代诗人赵秉文《春水行》诗云:“内家最爱海东青,锦韛掣臂翻青冥。晴空一击雪花堕,连延十里风毛腥。初得头鹅夸得隽,一骑星驰荐陵寝。”蒙古统治者也设立养鹰官,称为“昔宝赤”,如在春猎中捕得头鹅,能得五十锭黄金的赏赐。当时有4423个捕鹰户,每年养鹰用肉三十多万斤。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代皇帝出猎时,曾有一万鹰师随行,可见海东青需用之多。清代康熙皇帝赞美海东青:“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数海东青。性秉金灵含火德,异材上映摇光星。轩昂时作左右顾,整拂六翮披霜翎。期门射生谙调习,雄飞胡扯黄绦铃。劲如千钧激砮石,迅如九野鞭雷霆。”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辽代海东青纹鎏金铜饰件,24*30厘米,铜薄片裁制,正面鎏金,尖嘴利爪,张翅欲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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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东青纹鎏金铜饰件,辽代,24*30厘米,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2)天鹅

      天鹅是雁形目鸭科雁亚科的大型水禽,身型是海东青的5倍,最大的身长1.5米,体重可超过10公斤。天鹅喜欢群栖在湖泊和沼泽地带,主要以水生植物为食。每年三四月间从南方飞向北方边疆产卵繁殖,一过十月就会结队南迁越冬。天鹅除食用价值外,还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因天鹅食蚌,嗉内往往会藏有珍珠,多是女真地区特产的名贵珍珠“北珠”(清代称为“东珠”,为朝服或官帽中最为贵重的装饰)。契丹人放出海东青,擒杀天鹅,即可获取珍珠。北宋以“北珠”为贵,契丹人以此向宋换取物资,因此大量击杀天鹅,并常常派使者向女真人索要海东青,并将通过生女真直到东海之滨的这条道路称为“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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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镂雕荷叶鹘攫鹅玉带头,元代,无锡博物院藏,江苏省太湖镇向阳村元代钱裕墓出土

      (3)鱼

      辽代不但有“头鹅宴”,还有“头鱼宴”。《辽史 · 天祚皇帝纪一》:“二月丁酉,如春州 ,幸混同江钩鱼,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还有诗云:“倾来匹裂胜金卮,又是头鱼设宴时。薄暮酒酣同拜洗,外臣还得赐貔狸。”《契丹国志》载:刁约奉使契丹,为北语诗。……(又)载,岁时钓鱼,得头鱼,则张宴,名曰“头鱼宴”。金代女真人祖上曾事渔猎,金代文物上也多有鱼纹。黑龙江省阿城县出土的金代双鱼纹水草圈带纹铜镜,直径43.5厘米,水波纹宛转曲回,双鱼同向回游,造型生动逼真,也最具有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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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鱼纹铜镜,金代,直径43.5厘米,黑龙江省阿城县出土

      (4)虎

      虎是山林之王,凶猛威风,相对于猎获狐鹿鼠兔之类的小兽而言,射虎、搏熊无疑是最有成就感的。秋山活动主要的目的就是射虎逐鹿。辽道宗皇帝曾秋山狩猎,皇后萧观音率众嫔妃随行。行至伏虎林,道宗命皇后赋诗,萧观音应声即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叫猛虎不投降。”虽为女子,却也表现出契丹人的豪迈气概和雄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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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石卧虎摆件,金元时期,国家博物馆藏

      (5)熊

      熊身高力大、孔武有力,契丹人和女真人对熊充满了敬畏并引为保护神,因此以熊为题材也体现了对熊的崇拜。1988年11月辽宁省朝阳市老城区西北隅的北塔塔顶第13层檐发现了辽代天宫,出土了上万件金银器、水晶器、瓷器、玉器等奇珍异宝,尤以水晶熊最为突出,数量之大、品种之多、造型之奇、雕工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契丹人对熊情有独钟,因辽地多熊,熊也是秋山活动中的猎获对象,甚至还在开科取士中有所反映。《辽史·兴宗纪》载:“重熙五年九月,猎黄花山,获熊三十六。冬十月,幸南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试进士于庭。”有诗云:“猎马骄嘶插玉锥,黄花满地弹初开。射熊卅六昭神武,选尽南京作赋才”。此为白玉雕秋山熊衔鱼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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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卧熊,辽代,内蒙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出土

      (6)鹿

      鹿是秋山图案中的主要题材,一般以山林中的卧鹿为多。内蒙古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村墓地中出土了一件蒙古时期的鹿纹妆金绢,原是一件酱色地辫线袍的面料,用片金挖织出外形为滴珠窠的卧鹿纹图案,可以是看作以山林之鹿为主的秋山纹样。窠高8厘米,宽7.8厘米。在西方许多博物馆中都收藏着一类滴珠窠卧鹿纹的妆金绢,其地为大红色,窠形大小及卧鹿造形与此都十分接近,稍有不同的是传世织物中的鹿纹上有一个月亮,或许更是表示秋天的意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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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地卧鹿纹妆金绢,内蒙古达茂旗明水乡出土,43*21厘米,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7)兔

      兔子是自古以来射猎中最为常见的动物。兔子在辽金时期的装饰图案中并不多见,到蒙元时期,春水秋山风格的纹样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秋猎题材中,兔被经常用于鹿的代替物,大量的奔兔纹织金丝绸在元代出现,其造型正与卧鹿纹十分接近。在元代青花瓷中,兔纹至少在元代至正时期就已经产生并相当流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兔纹因被用于皇帝的十二章服饰中代表月亮,因此在中原地区并未广泛应用,而北方民族则将其奔逃的动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元代缠枝牡丹绫地妆金鹰兔胸背袍中的奔兔造型完美,动作迅急,细节刻画细致入微,堪称元代织物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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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枝牡丹绫地妆金鹰兔胸背袍局部 b

      2、春水秋山图案构成及风格特色

      春水秋山的风格特色较为写实,动物纹具有鲜明的形态特征,神情灵动,动态活泼,特点突出,既有贵族的闲逸趣味,也有质朴的乡野风格。

      (1)表现狩猎场景
    虽然“春水”多是描写海东青逐鹅于水塘,“秋山”则以山林虎鹿隐于山石树林之中,但广义上来说,表现春季的北国风光和表现秋季的射猎场景也是春水秋山。尽管射猎生活可通过多种方式来记录,如史料文字、墓葬壁画、传世画卷、泥塑俑甚至音乐(宋末元初古曲《海青拿天鹅》,但真正以高度提炼的艺术形式表达的还是春水秋山的图案,不仅小中见大,而且极为传神。

      (2)风格写实、特征突出
    辽金时期的工匠对飞禽走兽的观察非常细致,捕捉生活中情趣,刻划生活中动态。在表现动物形态时,没有过多的矫揉造作,给人一种清新舒畅,自然恬静的感觉,在方寸之间体会到广袤的大漠草原与丰富的自然生态。动物的身体各部位比例都很均匀协调,特征都非常明显突出,形神兼具,如海东青多为横空展翅、喙尖爪利,凶猛异常;天鹅多作回首状,身躯肥硕,双翼平展;非常具象。

      (3)动态生动、动静结合
    春水秋山图案在方寸之中展示激烈的画面,每个局部都能体会到狩猎的紧张气氛,无论是出猎者还是被猎者,均刻画入微、栩栩如生。即使画面中不见猎者,仅通过猎物惊慌失措的情态可知其后必有猛禽在追逐,更将海东青张力十足的气概展现得一览无余。

      3,春水秋山图案的演变及意义

      (1)文化交融
    唐代时便有池塘小景作为花鸟画中的一种成为画家笔下乐于表现的题材,在宋代写实的院画风格主导下,池塘小景一如江南风物真实再现,同时宋代的丝绸、缂丝、瓷器、玉器等工艺制作在图案设计上也纷纷采用,辽宁省博物馆藏的一段北宋紫地鸾鹊谱缂丝即由鸾鹊、鸳鸯、荷花、鸂鶒、牡丹等池塘风物图案组成。c 到了元代“满池娇”图案将池塘小景精巧雅妙的特点发展到极致,且与春水图案一脉相承。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元代集宁路遗址出土的故城中窖藏的元代“满池娇”绣花罗夹衫,为元代刺绣艺术的杰作。夹衫通绣99组图案,最大的一组为刺绣过肩莲花白鹭,蒹葭、茨菰、香蒲、莲叶、莲花,一对白鹭其一玉立在水边,其一带着祥云宛转而下。罗衫刺绣又有水中的莲花和天鹅自成单元,却好像是从“春水”图截取来的局部。刺绣中的水上泛舟,水边倚树看鹅等图案,把南北风景汇总在一起,使它兼容并蓄,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交融。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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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绣花罗夹衫局部,元代,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元代集宁路遗址出土

      (2)尚武精神

      对于狩猎习俗,在辽代、金代不仅是统治阶级的爱好,更是培养民族尚武精神的训练。皇帝通过对勇士的封赏来加强军事演习,还有许多随行的文臣,极力歌颂这种斗士气概,如金代赵讽的诗:“驾鹅得暖下陂塘,探骑星驰入建章。黄伞轻阴随凤辇,绿衣小队出鹰坊。搏风玉爪凌霄汉,瞥日风毛堕雪霜。共喜园陵得新荐,侍臣齐捧万年觞。” 表现了对海东青以小制大、坚毅勇猛的赞誉。 辽、金、元的春水秋山活动作用主要有两点:一为培养刻苦精神和精湛的骑射技能。女真人自上至下,无一不是狩猎好手;二为达到练兵习武之功效。《金史·兵志》云“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他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畋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女真军队组织严密,战斗力强就得益于长期从事渔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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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绫锦缘海东青狩猎纹刺绣皮囊局部,辽代,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综上所述,第一,春水秋山是辽金元时期最有民族特点的装饰图案,滥觞于辽,发展于金,盛行于元。契丹、女真、蒙古都是马背上的民族,风俗相似,爱好相同,他们将春水秋山制度一直延续,并将春水秋山图案不断发展并与汉族文化相融合,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

      第二,辽金元时期的春水秋山图案与宋代的写实小景图案交相辉映,虽然都写实,但一动一静,实为两种文化的反映。

      第三,春水秋山图案主要是指带有动物纹样的狩猎场景或生态风光,而不是狭义的鹘捕鹅或虎鹿静卧图案,动物纹样特色鲜明,表现力强,尤其是搏杀场景令图案焕发出勃勃生机,与传统的汉族图案大不相同,可以说是草原文化的突出代表。

      第四,春水秋山图案以丝织品和玉器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经过艺术提炼的图案形式,重在写实,但又与写实的壁画不同,它仅为射猎中的一个局部,但又是最为精彩的瞬间的定格,是生活的凝练和升华,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

      

      

      贺琛,现就职于中国民族博物馆。

      a 茅惠伟:辽金元时期织绣鹿纹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02期

      b《黄金、丝绸、青花瓷——马可?波罗时代的时尚艺术》,艺纱堂(服饰)出版社,香港,2005

      c 刘中玉:《元代池塘小景纹样流行背景略论》,《荣宝斋》2009年第2期

      d 扬之水:《“满池娇”源流——从鸽子洞元代窖藏的两件刺绣说起》《丝绸之路与元代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艺纱堂服饰,香港,2005年。

  • 衣服上的“宇宙”——瑶族道公袍上的纹样图案(胡彦龙)

      民族服饰中的纹样图案是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体系中不仅有做工精湛,形象逼真的写实技法,也有粗线条勾勒,轮廓简单的写意方式,传达其审美角度、个人情感、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等信息。由于各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这些信仰、图腾以及情感在民族服饰文化体系中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不同题材表现出来。民族宗教服饰作为宗教文化的载体,拥有一套自身的符号系统。

      瑶族道公袍,又称道公服、鬼师服、道公法衣等,一般由整块布缝制而成,刺绣纹样丰富,制作工艺比较考究,造型比较奇异,绣有各种含义丰富的花纹、图案等,这些图案花纹一般体现的是道公邀请天上诸神降临道场的情形,目的就是增加道公作法的威力。“艺术和宗教都诉诸人的精神生活,并且以各自方式去解释人类生存的意义和目的。”a  从宏观上反映了与浩瀚宇宙相融合的审美心态和心灵归宿。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道公袍是瑶族人对宇宙及其社会人生的生动反映,并逐渐演化为瑶族宗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物载体,是瑶族人对宇宙、人生的直观图解,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收藏价值。b  本文试图通过对两件道公袍纹样图案的解读,展示其蕴含的历史信息和宗教文化。

      根据历史记载,原始社会时期,瑶族曾生活在黄河流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由于部落战争、诸侯割据,瑶族战事连年不断,瑶民被迫逐步迁至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国家,他们大都居住在边远的高寒山区或深山密林,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以不固定的游耕农业经济为主。瑶族信仰原始宗教,崇拜多神,道教传入以后,与其原始宗教信仰相融合,形成了现在的瑶族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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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瑶族道公   列来拉杜摄影

      道公是瑶族宗教礼仪的主持者,信奉道教,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古代社会,面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中各种不解之谜、灾难病祸等,瑶族祖先把它归之有神灵在主宰。正是在这种思维意识中,瑶族先民为生者求福、死者安葬、拜神乞药、斩鬼宁家等,都把这些愿望寄托在介于人神之间的媒介——道公身上,通过道公与神灵交往,企求一切能平安如愿。

      道公在做法事时,身披道公袍,口念经文,手摇铜铃,场所周围悬挂瑶族画像(道公画),并在几案上摆满贡品。道公服饰上图案纹样的含义与其所承担的职责密不可分,即替人开通前往天界的道路,使人的亡灵能得以顺利升入神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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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道公袍(正面)  胡彦龙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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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道公袍(背面)  胡彦龙摄影

      现存于中国民族博物馆的一件瑶族道公袍,长105cm、腰围142cm,采集于湖南江华,黑布贴红布边,直领,无袖长袍,对襟,三对红色盘扣用来固定衣襟。绘有纹样图案的黑布,从肩上向前延伸到道公袍正面底边,向后几乎涵盖了整个背面。图案中动物的眼睛一般都用反光的亮片来装饰,“大罗天”的四周也有小亮片点缀。可以想象在道公作法过程中,光线打在衣服上,反射出道道光芒,给人以灵光乍现,开辟洞天的感觉,营造出神仙显灵的神秘氛围,从而彰显了作法的威力。由于时间较长,一些亮片已经脱落和丢失。道公服绣线用料采用传统五色:红、绿、黄、兰、紫,代表道教中的五行观念:即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要素,或指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故我们今天见到的绣线用色,几乎不超过五色的范围。c

      一、道公袍的正面图案

      道公袍正面图案是对称纹饰(由上而下依次是龙、鱼、葫芦、马),采用红、黄、蓝、紫等彩色丝线绣制而成。纹饰中的两条龙是金色鳞身,摆尾而动,呈现从天上飞腾而下的气势,仰首相视。两条鱼呈摆尾跃起立于水面的状态,相向而对,透露着一种生机活力。一对葫芦分别在腰际间系有一条彩色丝线,遥遥相牵。那么,这里葫芦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含义呢?常任侠先生在其《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中曾提到,苗族、瑶族中有伏羲、女娲以雷公之齿种出葫芦,躲藏其中,得免洪灾,后结婚生民的传说;《盘王歌书》中专门有“葫芦晓歌”的篇章。闻一多先生从葫芦最初的象征意义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所代表的先祖和创生的内涵。d

      关于葫芦蕴含祖先崇拜内涵,刘尧汉先生提出了这样的结论:“盘古、槃瓠、葫芦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多被人格化为伏羲、女娲。各地汉、彝、白、苗、瑶、畲、黎、侗、水、壮、布依、仡佬、崩龙、佤等等各族,语言有别,但都以表征女娲、伏羲的葫芦为原始共祖。” e许多研究者注意到葫芦与生殖的关系,都是缘于葫芦的外形与怀孕的母体极为相似的缘故。“在我国的汉、傣等二十几个民族中,巨腹豪乳的妊娠期妇女,被外化为葫芦”,“避水工具(主要是葫芦)象征了怀孕的母体,则葫芦一天天地成熟,……就是象征了母腹中的婴儿一天天成熟”。因此,从最原始的文化内涵上讲,葫芦具有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文化意义,而不仅仅是今天民俗意义上的谐音关联,即“福禄”。最下面是一对马扬蹄向前,显得温顺而可爱。在道家文化中马是吉祥温顺的符号。

      二、道公袍的背面图案

      瑶族道教承自汉族道教,成仙信仰是核心,内容包括来世和现世。与汉族道教相比来讲,瑶族道教更侧重于来世。在方法路径上,瑶族道教对现世的重视并不如汉族道士那样注重个体性的心法、炼丹术及方术等来实现长生成仙,他们对生命连续性的信念主要是通过对来世的理念来实现的。在成仙方法上,瑶族道教更注重外斋 f。这从道公袍的图案纹样也能有所反映。背面的场景别有一番天地,无边罗天,日月同辉,星罗棋布,祥云瑞兽相伴,神人道仙登场,呈现出一个神秘而美好的世界。

      1.三清

      “三清”绣在衣背中间的最上面,驾仙鹤飞翔的生动形象可以解释为三清受邀光临此次道场。三清,即玉清、上清、太清,是道教的最高尊神,玉清之主为元始天尊,上清之主是灵宝天尊,太清之主是道德天尊。三清是道教中的最高神,也是开天辟地、历劫度人、传道授法的大神。g “三清”下面左边是连体的“福”字,蕴含了人们对万福降临的祈盼。右边是旧体的“寿”字,反映了人们对长寿理想的一种追求。位于下面“大罗天”的两边,寓意福寿齐天,综合起来即是一种美好的祝愿。

      2.大罗天

      “三清”下面是大罗天,处于衣背的中心位置,也是整个背面图案的中心焦点。“大罗天”是一个重檐宫殿,整体造型呈桃形,周围喷着火焰,左右两边是两条游动的祥龙围绕。大罗天在道教中是神仙仙境三十六天中的最上一天,也就是三清的住所。h

      3.神仙

      “大罗天”下面是一只回头往天(大罗天)的瑞兽。除三清外,图案中还有神仙34个,其中两个骑马相向。其他则呈站立姿势,分行均匀对称排列,统一着宽袖彩袍,双手相合,恭执圭简(圭简也称笏、手板等,稍弯,上端略窄。瑶传道教斋醮时以谒见三清、玉帝等神灵使用)于胸前,众神头部的四周画着彩色的圆圈,象征着灵光普照。

      4.神山

      在众神围绕之间是五座山的形象,并且每座山注明山名,分别是:龍虎山、鹤鸣山、玉京山、昆侖山、武當山。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相传道教第一代天师张道陵遍访名山大川,最后选择了龙虎山肇基炼丹,“丹成龙虎见”,龙虎山由此而得名,是道教的发祥地;鹤鸣山地处邛崃山脉东部,道教的发源地,被称为“道国仙都”、“道教祖庭”,史书记载,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26~144在位),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张道陵)在大邑县境的鹤鸣山倡导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奉老子李耳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标志着道教正式创立;中间的玉京山为传说中三清道祖——元始天尊居住的仙山,传说中昆仑山的别名。因为是各方神仙之主的元始天尊居住在玉虚宫中,所以玉虚宫被称为“玉京金阙”;晋·葛洪《枕中书》:“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宫殿,并金玉饰之。”昆仑山是明末道教混元派道场所在地,被誉为“万山之祖”,也是“万神之乡”。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玄武修道的圣地;此五座山都是道家修行圣地。

      5.日月星辰

      衣背的两边是日月星辰点缀,祥云瑞兽环绕,形成一个外围以拱卫“大罗天”。环绕大罗天第二圈的是四对动物形象,图案纹样具体特征跟龙、凤、龟、虎有些不一致,比如龟的形象只是取用其背部的特征并绣有花纹,这些图案并不逼真,更多是彩线勾勒出写意的纹样,推测应该是与道教中的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相对应。最外围是二十八星宿和左右两边各十四种动物,二十八星宿的名称分散绣在背部各种纹饰的空隙,右上是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右下是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左上是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左下是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对应二十八宿,还绣有二十八种动物,是最外的一圈:二十八星宿与二十八种动物的对应关系是东方称青龙: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南方称朱雀: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西方称白虎: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昴日鸡、毕月乌、觜火猴、参水猿;北方称玄武: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貐。 i 二十八星宿是道教采用记时的方法,也有用来代表方位,用来推算良辰吉日。 j

      6.八卦符号

      八卦是中国古代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由三条长画或断画组成的八种图式,用于占卜和象征。用“—”代表阳,用“- -”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即八卦。八卦是指坎、离、兑、巽、巽、离、坤、乾,表示万事万物的性质或运动趋势,也表示时间、方位等抽象概念。八卦符号绣在衣背的底部,分别是:坎、离、兑、巽、巽、离、坤、乾。水云纹、卷草纹、几何纹等绣在衣背的最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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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道公袍背面的八卦纹样

      瑶族道公服的装饰图案丰富,有波涛纹、水纹、云纹、卷草纹、奈河桥等。在道教里奈河桥是指生死之界,绣于衣上,多事之现实生活的变幻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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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蓝靛瑶道公法衣(正面)  张月娥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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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靛瑶道公法衣(背面)  张月娥摄影

      现藏于北京东韵民族艺术博物馆的蓝靛瑶道公法衣,采用平绣技法,长102厘米,宽84厘米,采集于广西金秀。其名为方形无袖贯头道公法衣,道公做法事时所穿,父子相传。其衣服前襟左右各绣有一条头朝下的祥龙,后背绣有最高天界“无极至尊”居住的大罗宝殿,上段是乘鹤飞升的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以及十八星宿名称,下端为宝华山、龙虎山、武当山、昆仑山、坭盖山,还有四个伏羲八卦图;中部为五山九庙十二得道真神面朝“三清”虔诚站立。

      道公袍图案纹样内容丰富,色彩和谐,有道教神灵、二十八星宿、仙山神庙等图案,生动反映了瑶族宗教信仰的“宇宙”构想。道公把宗教理念直白而生动地展现在自己的服饰之上,并以父子相传的形式进行,对瑶族社会宗教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也蕴含着瑶族社会深远而厚重的历史文化。 k

      

      

      胡彦龙:现就职于中国民族博物馆展览部。
    a 雅科夫列夫:《艺术与世界宗教》,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b 余鸣:《云南瑶族宗教服饰的内涵》,《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c 余鸣:《云南瑶族宗教服饰的内涵》,《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d 闻一多:《神话与诗·伏羲考》,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60页。
    e 刘尧汉:《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18—219页。
    f 徐祖祥:《瑶、汉道教成仙信仰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
    g 黄海德:《试论道教“三清”信仰的宗教内涵及其历史演变》,《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2期。

      h 关于居住在大罗天的尊神,汉族、瑶族道教有一定的区别:汉族道教中的“大罗天”是三十六重天之中的最高一重天,这里居住的尊神是元始天尊(马书田:《中国道教诸神》,团结出版社,1998年),而在蓝靛瑶道教,大罗天称为“大罗天宫”,居住的是十方无极太上灵宝天尊(徐祖祥:《瑶、汉道教成仙信仰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

      i 郑张尚芳:《二十八宿取名新释》,《文史知识》,2012年第12期。
    j 祝亚平:《道家文化与科学》,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

      k 何广明:《浅析瑶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与功能》,《黑龙江史志》2010年19期。

  • 新疆山普拉出土毛织服饰纹样研究(毛小娟)

      山普拉墓群位于新疆和田洛浦县山普拉乡西南14公里。洛浦县位于天山南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昆仑山北麓。墓葬的年代约在西汉后期至东晋。发掘从1983-1996年前后共4次,共发掘墓葬68座,殉马坑2座。其中发掘出土毛织服饰近130余件。这些毛织服饰上的精美纹样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令人惊叹。

      山普拉墓群出土的毛织服饰有12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服装,有套头长衣、毛罗上衣、殓衣、裤、裙;另一类是服饰配件,有帽、靴、覆面、手套、袜子、护颌罩以及毛织带子。本文对山普拉出土毛织服饰纹样类型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探究其纹样特点。

      一、毛织服装纹样

      山普拉墓群出土的套头长衣、毛罗上衣多以纯色为主(如原白色、红色),基本无纹样装饰。纹样主要表现于裤、裙。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首马身”纹、“武士”像灯笼裤、缀织绦裙和刺绣裙毛绦。

      1.“人首马身”纹、“武士”像灯笼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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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人首马身”纹、“武士”像灯笼裤(B型:84LS I M01:c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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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人首马身”纹、“武士”像灯笼裤展开图

      此裤出土时右裤腿为人首马身,左裤腿为倒置的武士(如图1所示)。后经过专家分析得出此裤实为上下连成的一体,应是一幅大型壁挂的局部纹样,原物被剪断,缝制成灯笼裤。将裤腿展开,纹样表现为:1、在蓝地上缂织人首马身纹,其肩披披风,手持乐器吹奏状,周围绕以四瓣花纹样(如图2所示);2、在红地上缂织一手持长矛的武士形象(如图2所示)。裤子使用二十余种颜色(主要有红、玫瑰、浅玫瑰、深青、紫、土黄、浅土黄、生褚、灰草绿、黑等)的细毛线采用通经断纬的局部挖花方法织造。以明暗过度,表现晕染的肌肉立体效果,特别是武士面部各器官,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值得一提的是人首马身纹周围的四瓣花纹样排列形式类似联珠纹成菱形排列。而人首马身的题材,显见于希腊神话传说,也称“马人”(centaur)。“武士”像的纹样艺术风格也是受希腊艺术的影响。由此可见,此裤是新疆出土高级毛织物中的精品,应属外来品。

      2.缀织绦裙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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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缀织绦裙(84LS I M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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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缀织毛

      缀织毛绦裙在山普拉出土的毛织服饰中应属于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主要构造是由缀织毛绦或编织绦衔接裙身与荷叶边裙摆。如图3所示。缀织毛绦裙大部分本身是一色的,以红色为主。装饰纹样主要集中在衔接裙身与裙摆的缀织毛绦或编织绦,纹样的色彩丰富柔和,表现题材广泛。由于时间久远,墓葬还曾被盗,故出土的缀织毛绦裙完整度稍差,品相较好有10余件,其余40件均是残缺缀织毛绦裙所剩的缀织毛绦或编织毛绦。如图4所示。

      缀织毛绦裙及缀织毛绦残片的装饰纹样构图方式以二方连续为主。应用题材主要有动物纹样、鸟纹样、植物纹样、景物纹样、人物纹样和几何纹样等。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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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缀织毛绦裙及缀织毛绦残片的装饰纹样是山普拉墓群出土的服装中纹样最为丰富多彩的一类。也正是由于采用了缀织的纺织技术才使得纹样图地结合紧密、细腻;色彩运用明暗相间、色调饱和度高、对比强烈。在这些纹样中大都是以纯色填充边缘勾线完成形象的。这种表现方式与同为汉代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地织锦护臂的填色勾线方式相似,只是纹样的构图及装饰风格迥然不同。

      3.刺绣裙毛绦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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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刺绣裙毛绦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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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刺绣裙毛绦纹样线稿

      在山普拉出土的裙装里除了极具特色的缀织毛绦裙,还有一类是以刺绣为主的毛绦裙。由于没有完整的刺绣毛绦裙,可见的只有少量的刺绣裙毛绦。纹样构图基本以十字草纹组成菱形格,格中填充十字花纹或蔓草纹。如图5所示。另附一幅纹样线稿。如图6所示。

      二、毛织服饰配件纹样

      所谓服饰配件是指与服装相关的装饰物和实用品。山普拉出土的服饰配件品种较多主要有帽、靴、覆面、手套、袜子、护颌罩以及毛织带子,基本涵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这其中帽、覆面、手套、袜子均采用单色织成无纹样装饰。而纹样装饰主要集中在靴、护颌罩、毛织带子上。

      1.靴面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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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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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靴面纹样四方连续构成

      靴面的纹样主要是通过在毛布上以刺绣中锁绣的方法来表现的。通常是在单色毛布上绣各种彩色蔓草纹。受气候、时间等因素影响,出土的靴面都是残缺的(如图7所示)。但依稀可见蔓草纹的构成方式即以蔓草纹组成一个近似菱形的单元,上下左右构成四方连续纹样。如图8所示。

      2.护颌罩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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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蔓草纹刺绣毛布护颌罩(84LS I M2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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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菱格、麦穗纹双面罽护颌罩(84LS I M24:17-1)

      护颌罩的作用主要是用来保护颌面部。山普拉出土的护颌罩多以丝面为主,毛布地护颌罩数量不多,其形状有方圆形、椭圆形。纹样主以刺绣蔓草纹于毛布上常见(如图9所示)。另有在双面罽上织出较为复杂的纹样即菱格、麦穗纹。如图10所示。

      3.毛织带、毛绦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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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织花条纹毛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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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编织毛带

      山普拉出土的毛织带共有32件,主要用作服装的腰带、系带扣。由于大都不残缺,故其上的装饰纹样也较为完整,特点明确。编织工艺以织花毛带和编织毛带为主。其中织花毛带有15件,带子宽度从2至10cm不等,花纹多为几何条纹,由于用于编织的毛线比较细,所以纹样较为精细。如图11所示。这类毛带构图较为简单但颜色却十分丰富,特别是宽带每条毛带的颜色大都在6-10种以上,窄带的颜色也都在3-5种。编织毛带有17件,与前者相比带子宽度要窄很多,宽度从0.5至1cm不等,受带子宽度限制所以纹样也更加简单以几何格纹居多,个别还有菱格纹。色彩只有2-3种。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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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绦通常要比毛织带窄,其主要用于装饰衣服的领口、肩部、胸前和衣领,增加服装美感,纹样构成形式更为灵活多样。其纹样主要通过织花和编织两种方法表现,但根据不同的装饰部位编织方法又有细微变化。山普拉出土的毛绦类型见表2。

      山普拉出土毛绦的装饰规律主要是位于领口、袖口的编织绦较宽,约8~10厘米;胸前、肩部的编织绦较窄,约2.5厘米左右。虽然毛绦及其纹样本身面积不大,却在服装装饰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结论

      通过对新疆洛浦山普拉出土的毛织服饰纹样类别与特征分析可以看出其风格特点。变化多端的编织方法将题材丰富的纹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其中以缀织毛绦纹样最具代表性。在山普拉毛织服饰纹样的丰富内容中,表达了织造者对自然和生活环境的赞美,更表达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这些拥有独特魅力的精美纹样背后又折射出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及当时的纺织水平以及当时文化艺术的交流情况。纵观历史不难看出,今天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服饰纹样有不少就是山普拉服饰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传承性。

  • 清代至民国云南省楚雄州彝族服饰考释(金永锋)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全国两大彝族自治州之一,彝族人口74.79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28.46%,主要有诺苏、罗罗、纳苏、俚颇、米切、撒尼、葛颇、水彝、格苏、米撒、阿车、山苏、纳罗等13个支系,分布于全州楚雄市及双柏县、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元谋县、武定县、禄丰县。楚雄彝族处于滇川黔三省彝族聚集区的中间地带,融汇了我国彝族六大方言区的诸多文化特征,天文历法、毕摩文化、彝文古籍、彝族服饰等是楚雄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尤其是其色彩绚丽、特色显著、内涵丰富的服饰文化,值得关注。本文按照现今县域范围对清代至民国楚雄州旧方志记载的彝族服饰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纳研究,力求勾勒出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的概貌。

      徐栻、张泽纂修,杜晋宏校注《隆庆楚雄府志》载:“夷亻罗杂处,言语侏离,披毡执弩,忽耕织而务采猎……” a 这是楚雄州现存最早记载彝族服饰的明代地方志。夷亻罗服饰最明显特征是披披毡。清·张嘉颖纂修,芮增瑞校注《康熙楚雄府志》:“倮亻罗有二种:有白有黑,……缠头跣足。妇人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被羊皮,嫁女与皮一片、绳一根,为背负之具。或用笋壳为帽,衣领以海虫巴饰之。织麻布、麻线市卖之。……罗武状类倮亻罗:女不著裤,系桶裙,衣不开胸襟,从首领而挂之。……摩察:黑爨之别种也。……形貌粗黑。男女以青白布裹头,不知盥栉……”

      清康熙时期楚雄府彝族倮亻罗支系男女服饰特征为穿麻布衣裤,披羊皮褂,赤足。区别在于头饰和领饰:妇女衣领饰海贝巴,辫发,缠头,用布裹头;男子缠头。彝族罗婺支系女子服饰特征为穿麻布贯头衣,系麻布桶裙,赤足。贯头衣、桶裙是其主要特征。男子服饰状类倮亻罗。摩察是彝族支系之一,服饰估计为麻布或土棉布质地,男女以青白布裹头。

      一、清代至民国时期方志记载中的楚雄彝族服饰

      1.楚雄市

      苏鸣鹤纂修,熊次宪校注《嘉庆楚雄县志》:“一曰倮亻罗  ……缠头跣足,妇人辫发,男女皆披羊皮。嫁女则与羊皮一张、皮绳一条,以为背负之具。衣领饰以海虫巴,衣襟当胸处绣花,广数寸或尺余。绩麻线,织麻布、羊毛布、火草布,市卖之。…….一曰罗武  状类倮亻罗,第女衣筒裙……”。

      沈宗舜纂修,张海平校注《宣统楚雄县志述辑》:“本籍  曰倮亻罗,有黑、白各种。……缠头跣足。男带刀,女辫发,皆披羊皮。嫁女则与羊皮一张、皮绳一条,以为背负之具。衣襟饰海虫巴。绣花、绩麻、织布,或市洋(羊)毛布、火草布为交易。…….本籍  曰罗武,性犷悍,带短刀,女衣桶裙……”。

      清嘉庆、宣统时期楚雄市彝族倮亻罗支系男女服饰特征为穿麻布、羊毛布、火草布质地衣裤,妇女衣领饰海贝和胸部绣花,披羊皮褂,跣足。刺绣是其特色。罗婺支系服饰与《康熙楚雄府志》所载大体一致。

      2.姚安县

      清·甘雨纂修,张海平校注《光绪姚州志》:“彝种有八,…….彝人种麻,自能织纺。又多畜羊,寒暑皆衣羊皮、麻布。……彝妇老者剃发如尼僧。冬月被重毡,系以两带,如以襁负小儿然。少者喜著红绿,领、帽饰以贝。耳环大如钏,有重至三四两者。”

      清光绪时期姚安彝族女子服饰特征为戴饰贝帽,穿麻布衣裤,女青年穿红绿色衣裤,领饰海贝,披羊皮褂或披毡,赤足。男子服饰特征为穿麻布衣裤,披羊皮褂或披毡,赤足。

      段世璋纂修,卜其明校注《民国姚安县地志》:“衣裳纯用棉布,夏不衣葛,冬仅衣帛。老人贵胄,亦有衣裘者。夷人多衣羊皮,服麻布。夷妇御冬,被重毡,系以两带如襁状。少妇喜著红绿,领帽饰以贝或银泡。”
    民国时期姚安彝族男子服饰特征为穿麻布衣裤,披羊皮。女子服饰特征为穿麻布衣裤或红绿布衣裤,披羊皮或被重毡,领和帽饰以贝或银泡。

      由云龙总纂,芮增瑞校注《民国姚安县志》: “……清《职贡图》女曼且蛮,居姚安府。……男妇皆缠头,衣麻布衣裤,披羊皮,跣足。……近年学生青年,多着制服,间尚西装;青年妇女皆剪发,多衣旗袍,彝人服饰多汉化。”女曼且蛮为彝族支系之一,清代女曼且蛮男女服饰特征为缠头,穿麻布衣裤,披羊皮褂,赤足。到民国时接近城郊的彝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服饰趋于汉化。

      3.大姚县(含永仁县)

      吴殿弼纂修,张海平校注《康熙大姚县志》:“……彝人多不冠,男妇以布帛束首,披毡跣足,山行如飞。除夕,……彝人是日宰牲祀祖,以松叶铺地,蓬头跣足,……着采衣,吹芦笙,男妇携手舞蹈,和歌团绕,此彝俗之陋也。”

      郭存庄纂修,张海平校注《乾隆白盐井志》:“倮亻罗  性驯多愚,着毡衫,带短刃,常以竹木野蔬入市贸易。”
    清康熙时期大姚县彝族男女服饰特征为用布束发,穿麻布衣裤或绣花彩色衣裤,披披毡,赤足。清乾隆白盐井(今石羊)彝族服饰也大致相同。

      清刘荣黼纂修,陈九彬校注《道光大姚县志》:“白倮亻罗,性驯而愚。男子裹头,跣足,披黑羊皮。妇人辫发,青布缠头。披白围毡片,胸前束围腰布,结带,缀五彩缨拂,四、五岁即嫁娶。常男女偕入市,贸麻布、麻线、蜂蜜、松明之类。黑倮亻罗,……衣麻布,披羊皮,男女不甚异。时入市,售竹木、野蔬、麻布等物。傈僳,即力此夕(此在上,夕在下),性狂悍,不通汉语,男蓬头垢面,袒胸跣足,衣麻□□□□□□,以氊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衣。……罗婺,……男子结束高顶,戴笠披氊,衣火草布。妇人辫发,两绺垂肩上,方领黑衣,长裙跣足,居山林高阜,牧养牲畜为业。蛮子,……男女皆衣麻布长衣,以麻布裹腿,带刀辟山地,种干粮。

      清道光时期大姚彝族白倮亻罗支系女子服饰特征为辫发后用布缠头,穿麻布衣裤,系围腰,围腰缀彩色缨络,披白色披毡,赤足。男子服饰特征为裹头,穿麻布衣裤,披黑羊皮褂,赤足。黑倮亻罗支系服饰大致与白倮亻罗相似。傈僳支系男女服饰大致与黑、白倮亻罗相似,傈僳人后来多数融入到彝族当中。罗婺支系男子服饰特征为缠发成髻状,戴斗笠,穿火草布、麻布衣裤,披披毡,赤足。女子服饰特征为辫发成两绺下垂至肩,穿麻布或火草布衣,系麻布或火草布裙,赤足。蛮子即现今居住于永仁县永兴等地北部方言彝族,男女服饰特征为缠发成髻,类似今凉山彝族头饰,穿麻布长衣,着麻布裤或裙,披披毡,打绑腿,赤足。

      郭燮熙纂修,杜晋宏校注《民国盐丰县志》:“夷人:男子衣用羊皮、麻布,女子著色布衫,背上亦著羊皮……”民国时期盐丰(今大姚石羊)彝族男子穿麻布衣裤,披羊皮褂;女子穿彩色麻布或土棉布衣裤,披羊皮褂。  

      大姚县署纂修,张海平、卜其明校注《民国大姚县地志》:“白倮亻罗性驯而愚,男女均裹头跣足,披羊皮、麻布……。黑倮亻罗,……衣服与白倮亻罗同,皆居山谷中。……傈梭即力此夕(此在上,夕在下),犷悍不通汉语,蓬头垢面,袒胸跣足,衣麻布,披毯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上述记载与《道光大姚县志》所记大致相同。

      4.南华县

      陈元、李犹龙纂修,曹晓宏、周琼校注《康熙镇南州志》:“一为倮亻罗,……缠头跣足,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披羊皮,织麻布为衣,……一为罗武,……女不着裤,系桶裙,衣不开胸襟,从首领而挂之,状类倮亻罗,然罗武狡而倮亻罗朴。”

      李毓兰总纂,甘孟贤纂修,曹晓宏、周琼校注《光绪镇南州志略》:“服饰:士安朴素,女不艳妆,农多短褐,以便操作。夷服羊裘,冬夏不易。”

      清康熙时期镇南(今南华)彝族倮亻罗支系男女服饰特征为缠头,辫发,用布裹头,穿麻布衣裤,披羊皮褂,赤足。罗武支系女子服饰特征为辫发缠头,用布包裹,穿贯头衣,系桶裙,赤足。男子服饰状类倮亻罗。到咸丰、光绪时期,镇南彝族先民服饰有所变化,但披羊皮褂之俗未变,依旧“夷服羊裘”, 羊皮褂是楚雄彝族的重要服饰。

      5.元谋县

      莫舜鼐纂修,王弘任续补,李在营校注《康熙元谋县志》:“……白彝 :性狡,包头洗面,不挽长髻,……黑彝:即黑倮亻罗。杂处山箐中,缠头跣足,挽髻捉刀。妇人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披羊皮。嫁女与皮一片、绳一根,为背负之具。衣领以海虫巴饰之。织火草麻布为生。”

      清康熙时期元谋彝族黑彝支系男女服饰特征为穿麻布或火草衣裤,衣领饰海贝,赤足,妇女辫发,缠头,挽髻,用布包裹,男子缠头,不用布包裹。白彝服饰为“包头,不挽长髻”,其它部分应与黑彝相似。

      6.武定县

      王春贤、陈淳纂修,曹晓宏、周琼校注《康熙武定府志》:“傈苏:潜居深山,板片为屋,种荞、稗为食。……白彝:即白亻罗倮,住和曲之麻地、法朗,禄劝之大弥陀、龙潭等处。性狡,包头,洗面不挽长髻。…….黑彝:即黑亻罗倮,杂处山阱中。缠头跣足,挽发捉刀,妇人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披羊皮,嫁女与皮一片、绳一根,为负背之具,或用笋壳为帽,衣领以海虫巴饰之,织火草麻布为生。”

      郭怀礼、孙泽春纂修,赵志刚校注《光绪武定直隶州志》:“……彝俗,旧不务蚕桑纺织。知府王清贤设法委曲教导之,始稍知习业,……白彝:即白倮亻罗。住鸡街之麻地、法朗,禄劝之大弥陀、龙潭村等处。性狭,包头,洗面,不挽长髻。……黑彝:即黑倮亻罗。杂处山箐中。缠头跣足,挽发捉刀。妇人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披羊皮。嫁女与皮一片,绳一根,为背负之具。或用笋壳为帽。衣领以海虫巴节(节应为饰)。织火草麻布为生。……麦岔:住白沙。娶妇以牝牛为聘,吹笙饮酒。担柴荷蒉,治生勤苦。”

      康熙、光绪时期武定白彝与元谋白彝服饰大致相同。黑彝服饰也与元谋黑彝大致相同,仅头饰增加用笋壳为帽。从康熙到光绪近200年时间内,武定彝族服饰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7.禄丰县

      李铨纂修,张海平校注《康熙广通县志》:“土人,不一种。……倮亻罗,有黑、白二种,重黑而轻白。白狡而黑扑。山居田少,食荞,缠头跣足。妇人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披羊皮。嫁女,以皮一片、绳一根,为背负之具。或用笋壳为帽,衣领以海虫巴饰之。织麻布,麻、麻绵(疑为棉)市卖之。罗武状类倮亻罗,扩(犷)诈好讼。有字书。女不着裤,系桶裙。衣不开襟,从首领而褂之。……妇辫发数道,围绕缠头。耳坠铜环,形如铃,有下坠及肩者。…….摩察,黑爨之别种也。蛮音“ □ 舌”。形貌分鹿(分在上,鹿在下))黑。男女以青白布裹头。”

      清康熙时期禄丰彝族黑白倮亻罗支系服饰基本特征与清代康熙《楚雄府志》记载基本一致,罗婺支系头饰更加清楚,即妇女辫发数道缠头,耳坠铃形耳饰。摩察为彝族支系之一,男女以青白布裹头,可能穿麻布衣裤。

      伍作辑纂修,卜其明校注《民国广通县地志》:“……种类广,属种族有四类:……(二)土夷即倮亻罗,四方杂处、多在山坳,语言各异。……(三)罗武人口极少,居于高岭,约男女共五百八十四丁口。耕田而食,织麻而衣,语言奇异,俗尚戈猎,散处于县属西、北两区。”记载彝族罗武支系织麻而衣,即穿麻布衣裤。

      8.牟定县

      张彦绅纂修,卜其明校注《康熙定远县志》:“有倮亻罗,黑、白二种。白者一名撒毛朵,……男人缠头跣足,妇人辫发,用布裹头。有罗婺种类倮亻罗,……男子缠头跣足,女人织毛布为衣,裹头用布,下缀樱花,腰著桶裙,手绾铜镯,居家亦知有礼。”

      李德生纂修,卜其明校注《道光定远县志》:“倮亻罗,黑白二种。白者一名撒毛朵,……男人缠头跣足,被黑羊皮。妇人辫发,用布裹头,背白团毡,胸前束围腰,布结带,缀五采璎珞,四、五岁即嫁聚(应为娶)。……每年三月二十八日,赴城南东岳庙赶会,卖蓑笠羊毡麻线。……罗武种类倮亻罗,其性愚朴,……男子缠头跣足,女人织毛布为衣,裹头用布,下缀樱花,腰着桶裙,手铜镯,居家亦知有礼。”

      清康熙时期定远 (今牟定)彝族白倮亻罗支系(撒毛朵)服饰特征为妇女辫发,用布裹头,男子缠头,无布包裹,估计为麻布衣裤,赤足。到清道光时,妇女服饰增加了背饰白团毡,胸前束围腰,用布做系带,围腰及围腰带缀彩色缨络,说明至迟到清道光时,定远彝族即使用了彩色缨络装饰物。男子服饰与清康熙时大致相当,清道光时增加披黑羊皮褂,羊皮褂早已有之,只是编撰者未记录而已。清道光方志增加了买卖蓑衣、斗笠、羊毡,纺织麻线等内容,定远县历来是手工业发达的地方,工匠较多,制作蓑衣、斗笠、羊毡,纺织麻布是其特长。清康熙、道光时期定远彝族罗武支系女子服饰特征为用布裹头,包头插樱花束,穿麻布或毛布上衣,系麻布或毛布桶裙,手饰铜镯,赤足。男子服饰应与白倮亻罗大体一致。

      赵培元纂修,卜其明校注《民国牟定县地志》:“种类:县属人民,统分汉夷两种。……夷民居四分之一,概居西、北两乡山间,……男人缠头跣足,被黑羊皮。妇人辫发用布裹头,背围黑白毡,胸前束腰布。”与《康熙定远县志》、《道光定远县志》记载大致相似。

      9.双柏县

      张伦至纂修,杨壬林、张海平校注《康熙南安州志》:“亻罗亻罗:有种,有白有黑,白狡而黑扑。……缠头跣足。妇人辫发,用布裹头。不分男女,俱披羊皮。嫁女,以皮一片、绳一根,为背负之具。或用笋壳为帽。衣领以海虫巴饰之。织麻布、麻线市卖之。……罗武:状类亻罗亻罗。……女不着袴,系桶裙。衣不开襟,从首领而褂之。”

      康熙时期南安(今双柏)彝族支系黑白倮亻罗、罗武服饰特征大致与楚雄市、南华县、禄丰县、牟定县相似。说明了彝族黑白倮亻罗、罗武支系在今楚雄州分布较广,具有共同的服饰文化特征。

      王国栋纂修,杨壬林校注《民国摩刍县地志》:“摩邑人类,以汉人为最多,汉人而外则有罗罗、窝尼、罗武、扯苏、阿车、摆夷数种。……其风俗,男子以羊毛弹而作冠,女子以帕复顶。嫁娶不用舆马,且嫁女不备妆奁,仅以绳一根、皮一张给以女为背负之具。娶妇不备礼金,独以牝羊一对,酬养育之劳。器用一似汉人,饰物多以海虫巴为之,男女俱随时跣足而行。”民国时,双柏彝族服饰应与康熙时期大致相似。

      二、清代至民国时期楚雄彝族服饰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以上清代至民国楚雄州旧方志有关彝族服饰资料的梳理分析、归纳总结,可大体得知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的基本特征。

      1.质地特征

      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对当地自然环境和当时经济发展方式依赖度较大。质地主要有麻布、土棉布、羊毛布、擀制品、皮革品、火草布。清代几乎家家户户都种麻,每一家族都拥有几套麻布纺织工具,麻布衣是最主要的服饰类型。土棉布也是当时彝人使用的布料之一,其非一般彝人所能制作,而是由官府或产棉花地区民族制作,通过贸易方式流通到各地。清代土棉布非普通彝族穿用,而是彝族上层或富有的家庭使用。

      尤其是擀制品、羊皮、火草布具有明显的民族和区域特点。绵羊毛是该地从古至今最主要的纺织原料之一,擀毡是楚雄彝族传统手工业,将羊毛加工成衣料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一是将羊毛纺制成布,二是将羊毛擀制成毡。该地与四川凉山有所不同,主要侧重于将羊毛擀制成毡。兽皮服饰也是必不可少的服饰原料,皮革衣主要有羊皮褂、麂皮褂。《新唐书·南蛮传》说:“乌蛮……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髽髻,女子披发,皆衣羊皮衣。”《通典》记述云南的乌蛮在南诏统一之前,“男子以毡皮为帔,女子施布为裙衫,仍披毡皮为帔。头髻有发,一盘而成,形如髽髻。男女皆跌。”南诏统一之后,“黑倮倮……男挽发贯耳,披毡佩刀,妇人贵者衣套头衣,方领如井字,无襟带,自头罩下,长曳地尺许,披黑羊皮,饰以铃索”。

      火草布是楚雄彝族最具特色的衣料之一。采用野生植物火草的叶子为纺织原料,在中国纺织史上十分独特而罕见,可以说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一项重要的创造发明,至少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明《滇略.产略》引《南诏通纪》:“又有火草布,草叶三四寸,踏地而生。叶背有绵,取其端而抽之,成丝,织以为布,宽七寸许。以为可以为燧取火,故曰火草。” 清代楚雄地区使用火草布比较普遍,尤其是武定县、大姚县,但火草布制作费工费时,产量有限,多数仅限于婚庆、节日等重要场合穿戴。

      2.款式特征

      头衣区别不大,即男子多为缠头或蓬头,而女子则多为辫发,缠头,用布束发或包裹。黑白倮亻罗支系上衣多数为麻布衣、火草布衣、羊毛布衣、土棉布衣,少数系围腰,披羊皮褂或披毡,罗婺女子穿较原始的麻布贯头衣;黑白倮亻罗支系下衣多数为麻布、火草布、羊毛布、土棉布裤,而罗婺女子则为麻布或火草布桶裙。部分彝族足衣打绑腿,多数为赤足。总体来说,主要有衣裤式和衣裙式两类,披羊皮褂或披毡,赤足。

      披毡和羊皮褂是当时最具标识功能的彝族服饰。据载,南诏、大理国时期,“自蛮王而下至小蛮,无一不披毡者”。此类披毡,南诏曾以百床之数作为贡品献给朝廷,并行销我国南方各地。披毡具有厚实保暖、一衣多用的功能,其衣料以毛、麻为主,装饰火镰、羊角、涡形等图案,也有尽为黑色或白色的,下垂线穗,古朴典雅。据汪宁生先生对《南诏图传》考证:“南诏王和官吏皆穿圆领宽袖长袍,有的系有腰带。南诏王的长袍有一披风物,即‘披毡’或‘波罗皮’(虎皮),嫔妃也着宽袖长袍,头梳双髻且垂下。”[2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西南蛮地产绵羊, 固宜多毡毛。自蛮王而下至小蛮, 无一不披毡者。但蛮王中锦衫披毡, 小蛮披毡尔。北毡厚而坚, 南毡之长至三丈余,其阔亦一丈六、七尺。折其阔而夹缝之, 犹阔八、九尺许。以一长毡带贯其折处, 乃披毡而系带于腰, 婆婆然也。昼则披, 夜则卧, 雨晴寒暑, 未始离身。其上有核桃纹,长大而轻者为妙。大理国所产也, 佳者缘以皂。”《桂海虞衡志》说“ 蛮毡出西南诸蕃, 以大理者为最。蛮人昼披夜卧, 无贵贱人有一焉。”

      贯头衣是民族服饰研究的活化石。沈从文《中国服饰史》说贯头衣“大致用整幅织物拼合,不加裁剪而缝成,周身无袖,贯头而着,衣长及膝”。它以一块整布对齐,在中间挖一洞以头套之,披于两肩自然垂下。贯头衣遗留着古代服饰的形制痕迹,清代楚雄诸县彝族罗武支系分布广泛,女子均不著裤,系桶裙,衣不开胸襟,从首领而挂之,穿着古老的贯头衣。

      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成果可知,清代楚雄州彝族支系应有13个以上,但旧地方志服饰记载主要有黑白倮亻罗、罗婺3个支系,其它支系服饰记载甚少或缺。可见时人局限于政治环境和民族偏见,对少数民族未进行过系统的详细调查记录。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看,其它彝族支系服饰大致应与黑白倮亻罗、罗婺相似。

      3.色彩特征

      主要以黑褐色、灰色为主,间或“着采衣”,到清中晚期,出现了五彩装饰,女子服饰喜着红绿。从其它著述中也可佐证,《滇省夷人图说》图八载:“罗婺,一名罗武,戴笠披毡,织火草布为衣,牧于林阜,有屋无床,采松针籍地卧,武定州及楚雄景东皆有之”。《罗婺图》图像描绘了清代武定彝族罗婺女牧羊的场景。一罗婺女子头戴米黄色斗笠,穿灰色右衽开叉上衣,着灰褐色百褶裙,披米黄色披毡,左手执鞭,正在牧羊。据题记可知,其衣料应以火草质地为主。(如图1)

    p1.jpg

      图1《罗婺图》

      同书图十载:“土人,衣絮,衣带以革,饥则系之,女被毳,耕田弋山,以寅午戌日入城市,武定州属有之”。图中共有3人,两男子正在插秧,1女子送茶饭到田边。甲男子头缠青蓝布,上穿黑褐色右衽上衣,下穿灰绿色裤及膝,系青蓝色腰带。乙男子头戴米黄色斗笠,上穿灰绿色开衩上衣,下穿灰白色裤及膝。女子头缠蓝布,上穿粉色右衽上衣,披羊皮褂,系绿色百褶裙,足穿草鞋,系蓝色腰带。(请见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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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土人》

      以上记载说明清代楚雄州彝族服饰主要以黑褐色、灰色为主,辅以粉色、绿色等彩布。至民国时对外交流逐渐增多,借鉴吸收了以汉族为主的其它民族文化元素。

      4.工艺特征

      主要有纺织、缝制、硝揉、擀毡、装饰等工艺。纺织麻布、火草布,缝制麻布衣、火草衣是当时彝族人民的重要手工业,具有成熟的技术。畜牧业在彝族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羊毛和羊皮丰富,加之彝族多数生活在高寒山区,对保暖有较高要求,故对羊皮硝揉加工和羊毛擀毡具有独特的技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外界的影响以及审美的需求,人们对服饰装饰艺术也有更多的要求,如穿戴具有色彩的衣服,饰海贝,绣花等。

      5.内涵特征

      彝族服饰是彝族文化和心理特征的外在表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楚雄彝族服饰在质地、款式、色彩、工艺、内涵等方面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符号系统,如崇拜虎、马樱花、黑色、火塘、羊神。以黑色为美为贵,主要体现了历史上形成的等级观念,黑倮亻罗为贵族。以羊皮褂、披毡为代表的清代楚雄彝族服饰文化符号具有典型的标识作用,已融入到当地彝族的文化认同及思想意识形态当中。

      6.差异特征

      由于所处区域不同,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发展也不尽相同,其文化差异就会表现在服饰上。彝族是一个典型的复合性民族,在历史发展中融入了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经过历史的分化整合,从彝族先民中分化而形成其它民族,同时其它民族也融入到彝族中形成彝族的不同支系。清代楚雄州旧地方志主要记载黑白罗罗、罗婺等彝族支系的服饰。每一种服饰均有自身的一些特色,不可能完全一致。历史车轮总是不断向前,由于自身的发明创造、它民族的影响等原因,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在300余年中出现了一些变化。如定远(今牟定)彝族先民白倮亻罗(撒毛朵)在清康熙服饰的基础上,妇女服饰增加了背饰白团毡,胸前束围腰,用布做系带,围腰及围腰带缀彩色缨络,说明至迟到清道光时,定远彝族即使用了彩色缨络装饰物。其物从现有民族学资料分析,其原料当来自内地,在本地融入民族元素制作而成。至民国时,接近城郊或与汉族长期杂居的彝族服饰已趋汉化。

      总之,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特征是由当时当地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历史发展阶段、民族风俗、文化交流等多种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以上梳理分析、归纳总结、研究判断,清代至民国楚雄州彝族服饰的大体概貌已基本清晰。

  • 黎族骨簪的文物特性与审美价值(谢军)

      黎族是生活在海南岛的世居民族,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黎族现有人口14630641人,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排列第16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黎族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

      一、黎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根据文献记载,黎族源于岭南的骆越人和驻守岭南的中原人。早在秦始皇征服岭南各部族之后,岭南的“骆越人”与驻守岭南的“中原人”就开始了融合之旅。秦末汉初,秦将赵佗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对隔海相望的海南岛进行开发,古代百越人的一支“骆越人”与戍守岭南的中原人登岛而去,是为黎族先民!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中央政府在海南岛设“珠崖”及”儋耳”两郡,另置潭都、苟中、九龙等16县,是为海南岛之最早的行政建置。自唐朝开始,黎族与岭南其他民族被泛称为“俚”、“蛮”和“僚”等,“黎”之称谓则始于唐末,《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珠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至宋代,“黎”之称谓渐趋定型,《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记载:“(儋州)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宋末元初,黄道婆逃居崖州多年,向当地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术,成为流芳百世的纺织家。明清以降,黎族与汉族人相互交流与通婚,黎族作为族群日益壮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展民族识别工作,遵从本族人民意愿定族称为“黎”。这就是黎族的历史发展脉络!

      二、黎族骨簪的地域特征

      中国黎族主要居住在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和白沙黎族自治县等6个自治县,少部分黎族居住在海南省三亚市、东方市、五指山市、万宁市、儋州市、琼海市等六个城市中,呈现出小聚居、大分散的区域特点!

      黎族又因语言、服饰、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差异,分为哈黎、润黎、美孚黎、赛黎、杞黎五大方言区。哈黎主要居住在乐东县、白沙县和东方市,女子穿对襟、无纽上衣,中筒裙,配饰骨簪;润黎主要居住在白沙县,女子穿贯头衣,超短裙,配饰骨簪;美孚黎主要分布在昌江县,女子穿对襟,有领,宽袖上衣,长裙,骨簪;赛黎主要分布在保亭县和陵水县,女子穿直领,斜襟收腰上衣,中长裙;杞黎主要分布在琼中县和昌江县,女子穿对襟,无领上衣,中长裙,头巾。从黎族分布地域特点看,骨簪主要是海南省黎族润方言、美孚方言和哈方言女子的一种头饰,在黎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被完整地传承到了现代社会!

      近代民族学调查显示,黎族使用骨器由来已久,早至汉代,文献就有记载。《汉书·地理志》载:“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兵则矛盾,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换言之,骨器早在汉代,就被黎族先民作为兵器“箭镞”,用于征战了!具体到骨簪,早至清初,文献也有记载了。清人屈大钧《广东新语》卷七载“黎人”云:“当额做髻,髻有金银钯或牛骨簪。其纵插者生黎,横插者熟黎,以此为别。”换言之,骨簪在清初,就被黎族先民作为装饰品,用于美化日常生活了。这也是骨簪作为民族文物,在信史上的最早记载!

      三、黎族骨簪的制作工艺与文化符号

      黎族骨簪一直沿用传统的制作方法,父子相传,沿袭至今。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黎族先民就地取材,用牛骨、鹿骨、黄猄骨和山猪骨为原料,放入清水中反复冲洗、晒干、除味后,将骨料切割为长方形,放在砺石上磨平、磨光,再根据骨簪规格与尺寸,手工切成长条形状,然后用刻刀将人头像或各种几何纹精雕细刻在长骨条上,涂上一层乌烟,渗入刻痕中,再抹上融化的蜂蜡做封闭,最后对骨条进行抛光与打磨,一只蓝白相间或蓝黑相间的骨簪就制作成功了。

      以中国民族博物馆骨簪为例。馆藏人形骨簪,多数由牛骨刻成,并填有黑色、绿色、蓝色染料。少数骨簪用鹿骨、山猪骨、玳瑁制成,鹿骨的骨簪极为珍贵。从形制上分,馆藏人形骨簪又可分为双人头骨簪和单人头骨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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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族骨簪  地区:海南省白沙县南开区  中国民族博物馆馆藏

      双人头骨簪,由牛骨刻成,并填有黑色染料,通体呈扁平状,由顶部、中部、尾部三个部分组成。双人形骨簪长约20.7厘米,宽2厘米,厚0.25厘米。顶部为尖顶高帽,在顶部系有两条绿珠红丝线的装饰物;中部为男子侧身头像;尾部刻一些象征吉祥、美好的动植物以及常见的水波纹、米字纹、横条纹等几何图案。有的骨簪在其男子侧身头像下1厘米处的空白尾部,刻有水波锯齿纹、正方形小格纹等多种几何图案,器身束腰,刻工精美细致,末端微微向上翘起,头像处坠有料珠小铃铛、按扣、小鱼等做装饰。双人头骨簪外形有双人形鱼纹水波纹双头骨簪、双人形几何纹水波纹双头骨簪,十分精美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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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族骨簪  地区:海南省白沙县南开区  中国民族博物馆

      单人头骨簪,也由牛骨刻成,并填有黑色、绿色、蓝色染料,通体呈扁平状,由顶部、中部、尾部三个部分组成。单人头骨簪长约26厘米,宽1.8厘米,厚0.5厘米。顶部为尖顶高帽;中部为男子侧身头像、兽身;尾部刻有动物图纹和几何图纹。有的骨簪在其男子侧身头像下2.5厘米处空白尾部,刻有半圆纹、方形纹、水波纹等几何图案,在中部男子头像处有两束白色料珠的红缨穗饰物。单人头骨簪外形有人形几何纹水波纹单头骨簪、人形鱼纹水波纹单头骨簪、人形水波纹梅花纹单头骨簪、人形水波纹单头骨簪等,十分生动精美,是黎族生产、生活中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四、黎族骨簪的审美价值

      黎族骨簪是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润方言妇女的重要头饰,从功能上看,它首先是一种实用簪,多用于固定妇女发髻与头型,使黎族女子看起来云鬓高挽,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在现实生活中,黎族妇女视骨簪为爱情、婚姻的象征,婚前常常作为男女定情的信物,婚后丈夫要将骨簪插回妻子的头上,祈愿生活幸福美满,白头偕老。死后,骨簪甚至作为随葬品殉葬,以示敬献列祖、列宗。从这种审美视角看,骨簪体现了一种实用美学的价值。

      从审美形式看,它又是一种装饰簪。骨簪的花纹图案,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骨簪人头像的高尖帽,是权力的象征,据说人头像刻印的就是黎族历史上的一个有名的峒主,因而也体现了宗教意义上的祖先崇拜,也显现了美学意义上的崇高与神圣美。鱼纹象征着年年有余,是黎族渔猎生活的折射。花果纹象征着五谷丰登,是黎族农耕生活的艺术再现。水波纹象征着风调雨顺,是黎族自然崇拜的艺术表现。而方形纹、横条纹、三角纹等几何纹饰,则是黎族人民生活符号的抽象化。黎族骨簪纹饰图案表明: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劳动,创造了美!

      五、黎族骨簪的民族学特征

      黎族服饰在历史上曾经用于区分黎族五大方言区和不同血缘部落的重要标志。黎族妇女盛装时喜欢佩戴各种饰品,头叉、耳环、项圈、手镯、脚环,多为银质或骨质。黎族润方言的妇女上穿宽大而稍短的“贯头衣”,下穿短而窄的筒裙。衣背下半部均以白沙润方言独有的“双头绣”技艺,绣上图腾标志的植物花纹,袖口绣有变形人纹、龙纹为最常见,头围长布条头巾,头插骨簪、骨梳等饰品。据说,按照古老的民族婚姻习俗,黎族妇女在结婚时,新娘要佩戴耳环、项圈、手镯、脚环等,头上插饰多根发簪。黎族妇女挽髻于脑后,插入骨簪,骨簪既起到防止发髻散开、固定发髻的作用,又起到美化装饰的作用。黎族妇女在节假日、出嫁、走访亲戚等重大活动都要插戴骨簪,这已成为白沙黎族妇女服饰的重要标志。甚至在黎族妇女死后必以骨簪作为随葬品,与死者相伴去见祖宗。

      黎族人民生活在素有“宝岛绿洲”之美誉的热带山地自然景观中,热带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以阔叶乔木树种为主,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与海岛自然生态融为一体。

      黎族人民对无限的自然界的探索、窥视与征服,以一种生生不息的顽强与执着,从最原始的蛮荒狩猎时代,到以种植或畜牧为生的农业时代,再到科技与交通发达的国际旅游岛时代,骨簪这种特殊的民族文物载体,感动着黎族人民的心灵,也丰富着我们的认知世界。黎族骨簪的图案花纹,寓意深刻,个性张扬,原生态手工艺,全部取自于自然,完全是生态用料,象征着祖先崇拜及世代的生活环境,与海南岛原生态融为一体,审美价值高,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情结,彰显着黎族人民的民族学特征!

      总之,黎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美的民族文化,黎族骨簪,是黎族代表性的民族文物,也是黎族文化交响乐中最为精彩的乐章。黎族骨簪,为中国民族文物的征集、展览与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载体!

      

      

      谢军,就职于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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