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5.4.18
地点 ：北京市文联会议室
郑茜（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
今天这场论坛，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在它之前我们放映了四部跨越百年时光的鄂伦春题材纪录片 ；在它的旁边，我们呈现了一个鄂伦春历史文物及图片展 ；而在它的内部，我们又请来了代表鄂伦春族文化主体的学者、村民和政府官员。或者这样说，作为一个民族志电影的论坛，一般可能会沦为一种文化他者的自言自语。但是，我们今天很幸运，因为这些民族志电影所呈现的文化主体，也置身于现场。所以，我想我们举办的这场论坛很特别，因为它有我者、他者不同身份的人的在场，有各种目光的交织，有不同身份的碰撞。
此外，鉴于我们幸运地请来了 20 世纪 60 年代拍摄《鄂伦春族》的著名民族志纪录片导演杨光海老先生，和最近十年来致力于鄂伦春题材纪录片拍摄的新锐导演顾桃先生，所以我们这里还交织了另外两种身份，一个是导演，一个是观众。如果说今天上午我们的“鄂伦春百年影像展映”用图片、影像、文物及鄂伦春传统歌舞完成了一场图、影、物、人的四维对话，那么现在我们坐在这里，来完成一种不同文化身份——我者与他者、导演和观众的对话，这是一件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有所收获。
鲍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影视人类学委员会委员）：
看了一天时间跨度很长的鄂伦春影片，从上世纪 20 年代到上世纪 60 年代，再到 90 年代直到如今，使我对鄂伦春民族有了客观的认识。但是从学者角度讲，这是不够的。不过从专业角度上，我愿意谈一下这个活动的意义。这个活动不仅对博物馆学有意义，对我们民族志电影的发展也很有意义。民族志电影在 50 年代是自主创新做出来的，但 80 年代后这些已经被边缘化了。我们现场的很多老师一直在坚持做民族志电影，但很少有正规的平台去展示我们的成果。所以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办的这次活动对我们学科建设和推动很有意义。我在此表示感谢。
作为观影感受，我谈谈今天的几部影片。一部 19 世纪 20 年代的片子，其和杨光海老师的片子都是胶片电影。两部影片技术手段是一样的，但是拍摄的主体不一样，使得两部片子差异很大。第一部就像是自然科学家面对标本的客观、超然的观察；而杨老师的电影很贴近对象，深入进他们的生活。将杨老师的电影以“他者”做定义并不是夸大的。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从他者变成你我的关系，这是学术上的一种超越。我们观察的对象不再是远距离的他者，观摩的对象，而是有你我的关系了。顾桃导演的片子和前两部差别很大。杨老师还是注重对整体宏观的把握，方方面面都涉及了，如宗教、经济、手工艺等 ；而顾桃的切入点是个体化的命运，他的关注点在于几个人的命运，他们的日常起居和生活本身。影片最后我觉得是一种隐喻，难产的母马的状态正如现在的鄂伦春，或者不只是鄂伦春，全世界的传统文化都遇到了现代化的冲击力，影片中表现的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冲突具有普遍性。
白兰（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鄂伦春族）：
我本身是鄂伦春族，所以在做研究时可能会不自觉地带入民族情感。这里我想说一句情绪化的话 ：是鄂伦春人幸运地拥有了兴安岭还是兴安岭幸运地拥有了鄂伦春人？毕竟兴安岭森林、狩猎鄂伦春人共同完美了一段北中国的历史，这是我对鄂伦春族的一个定义。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叫作文化遗产的东西，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生活中的鄂伦春族早已不是这个样子了。在看 20 年代的片子时，我很感慨，那时的鄂伦春人过得很自在 ；杨光海老师的片子里能看出鄂伦春人在完整地做着鄂伦春人 ；孙曾田的电影中我们能感受到一脚在传统，一脚想迈进现代的鄂伦春人 ；顾桃的片子我们看到了挣扎的鄂伦春文化。这也是我感到无奈的。我们站在兴安岭放眼望去的时候，会被茫茫的针叶林晃花了眼睛，这片针叶林代表着在这一片土地生活的人和他们脚下的冻土带，鄂伦春族狩猎和驯鹿把泛北极文化带到了今天，这是泛北极文化所占据的地球最南端的位置。在这个层面上鄂伦春族是以文化的方式在与世界对话，他们敬畏自然、尊崇自然的文化理念保护了脆弱的泛北极地区的生态，保护了地球不可或缺的资源。这是在片中逐步讨论的。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现代社会时，鄂伦春文化不仅仅需要被尊重，还应该被理解和学习。
杨光海（中国人类学民族志电影与摄影事业中是先驱之一，曾拍摄《鄂伦春族》《苦聪人》《独龙族》等代表性作品）：
每次我带着《鄂伦春族》参加活动时，都是带着感恩之心的。当年接到拍摄任务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粮食没有油，谁都吃不饱。拍完片子回老家时，朋友们都浮肿了而我很健康。因为那时我进山里拍片，和鄂伦春兄弟们一起打猎吃肉，吃得饱喝得足，我很感激他们。《鄂伦春族》不仅仅是一部片子，它还是我的人生坐标。我在鄂伦春人生活的地区学到很多，感触很深，他们勤劳勇敢，有包容心，大公无私，这些对我后来的人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的思想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它对我后来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较深的影响。
关于本片的背景，1956 年党中央有一个大举措，做一项全国民族大调查。1957年将电影引入了大调查中。这次影片记录有三个目的 ：文字和影像调查将成为制定民族政策的参考依据 ；为民族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提供形象化的研究资料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为少数民族的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央要求实事求是，一切要以真实的记录为准。《鄂伦春族》是我拍的第四部影片，拍完前三部少数民族纪录片后，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表现形式。过去我们拍的都是云南的农耕民族，但鄂伦春人是狩猎民族，和我们之前拍摄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决定以四季狩猎为主要表现形式，跟拍季节性狩猎，其中融合进他们的民俗、风俗习惯等。
庄孔韶（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当时，杨光海老师的电影叫作科学纪录电影，那时还没有民族志纪录片的说法。博物馆做的这个民族志电影展的落脚点不仅仅是人类学，它也是历史的进程。
看第一部片子时，我断定他们用的是钢丝弦的摄影机，就像钟表上弦，摇摇杆定好五分钟，就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拍摄，所以中间会有字母插进连接那些不连续的画面。电影的编排随着科技的进步，到如今越来越方便。技术的进步和摄影效果以及理论方法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越来越快，使民族志电影更加完善。
从杨光海老师的第二部片子开始，人类学的点变得明显，关注点在社会组织结构上。有的主题不要求面面俱到，所以我们是否一定要用人类学的尺度来衡量每一部纪录片？我觉得没有必要。最初我编《人类学概论》时附了 7 部电影，现在的《人类学通论》里附了 6 部电影。在挑选这些电影时我感觉很无奈，因为要去关注一部人类学影片里有哪些人类学学术点，比如我会告诉学生这部影片有三个学术点对应我们课本的三个章节，我需要恪守人类学的出发点。但如果我们反映大的社会历史等不同角度的事情，大家谁都可以拿摄像机拍摄，我们不一定恪守某个人类学的理论。所以，纪录片在反映一个现实的事情以外，有没有更高层次的普世性理念或区域文化、区域民族的哲理性角度？所以，我们还要思考将来这个民族志电影节的发展该怎么设计？是以跨学科的角度还是普世性角度又或者是以区域文化的角度看待？
人类学的基本发展脉络是功能主义。近几年来表现人类情感的纪录片很受欢迎，情感人类学在弥补功能主义，但它的缺失是很多纪录片制作者着重追求突出人类情感。今后我们怎样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研讨标准以及专业化的视角是需要探讨的。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今天的主题很好，是关于鄂伦春族的百年影像。之前我们所接触到的是去一体化的，不太讲究时间性，尤其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重建式纪录片里，这种缺失更加明显。但今天，通过鄂伦春的四部影片我们可以看到时间的变化，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式分析中，注入了历史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对普通的观影者来讲，杨光海老师那样的早期纪录片是非常重要的，它有人类学的整体宏观性，有总体性的知识传递 ；到了后来的孙曾田和顾桃的作品，他们便加入了多元主义的话语。这引发了人们无限的想象。这次展映的最大特点是时间维度的加入和多元话语的产生。在现今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进入了碎片化的时代，我们现在很难有对这个世界的总体性观察，现在有不同的话语兴起，有多元主义的兴起。顾桃的鄂温克系列电影在当地受到质疑，但鄂温克的本土学者乌热尔图态度就比较宽容，他觉得有顾桃这样的展现也是好的，这算是多元话语的交锋。乌热尔图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提出过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即“我们无法表述自己，总是被他者表述，我们要有自己的主体性，要有自我阐释”。但到现在我们发现，自我阐释和他者表述都是不同声音的一种，都是局部、片面的真实。两者发生碰撞、交织后，反而会沉淀出我们所追求的最真实的一面。
巴义尔（《民族画报》蒙古文编辑部主任）：
我们从事报道工作很清楚地知道，相比静态图像的表意，纪录片有着无法替代的优势和作用。我对四部纪录片的作者表示敬意，四位都不是鄂伦春人，无论处在什么时代，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或宗旨，这些都是震撼性的记录，不同时代的这四部影片中作者都融进了自己的思考。影片记录得越详细就越震撼，联想起现在的状况，反差就会越强。比如从人口上讲，鄂伦春族从新中国成立时的 2000 多人到现在的8000 多人 ；但我相信那 2000 多人是都会讲鄂伦春语的，那么现在这 8000 多人中能够讲母语的可能只占一小部分。
另外，影片以杨光海老师记录的民俗、文化现象为依据，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其中的文化现象、文化元素现在还剩多少？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做到人和社会、人和生态共同持续和谐发展，这是现如今的一大课题。
顾桃（独立纪录片导演，曾拍摄《犴达罕》《敖鲁古雅，敖鲁古雅》等代表作）：
我没有学过人类学，没学过电影，我是美术专业毕业的。坐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心里在流泪，这是因为今天我是替我父亲坐在这里的，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电影展映有这样的情绪。我的父亲顾德清曾在鄂伦春自治旗工作，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首先看到鄂伦春的一些变化，那时人们的生活和他在 60 年代所看见的鄂伦春人的生活已经不一样了。他当时拍了一些片子，这些资料都是弥足珍贵的。距离鄂伦春自治旗 400 公里外有一批养驯鹿的鄂温克人，他也去和他们交流，拍摄他们。父亲深深地影响了我，我随着他的脚步也开始了记录片生涯。
我是满族，小时候在老家阿里河上民族班，班里有很多少数民族。在民族班，鄂伦春族同学最受关照，发棉裤棉袄，补助、助学金都比我们高。18 岁我离开阿里河学美术，毕业后无所事事过了几年，2002 年，离上次回家时隔了 4 年，我去看望父亲时，明显感受到了他的苍老。我想去他去过的地方拍一些照片带回给他看。我拿着父亲的介绍信去敖鲁古雅，去找信中提到的人们，但他们大多都不在了，不是冻死就是渴死了。但他们这个年龄，不该是过世的时候，对此我感触很深。那时正是 2003 年生态移民下山的关口，人们的情绪很激动，言语和行为很激烈，举手投足间都有一种悲情感。我无法说一些什么，所以决定只拍他们的情绪，他们的那种悲情感。我当时也处于一种很孤独的状态，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父亲说鄂伦春、鄂温克的东西他已经拍完了，但我认为生命在延续，一个时代连着另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我感到相机只能拍局部，所以从 2005 年开始我拍《敖鲁古雅》，接着拍了三部纪录片。
庞涛（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主任）：
我以民族志电影作者的角度谈一谈感想。回想我做片子的经历，有一些抱怨，就是不能放开手脚做一些创作性表达。我们多次探讨过什么是民族志电影，要做跨文化比较等，做片子有学术企图，这就影响了作品本身，有了约束。这些也无法做出人类学问题的解释。我们是为了给出解释而做片，但有了这些框框反而走不出来又无法解释。以后我们的影像民族志在形式和表达上可以放开一些。所谓“志”，是基于田野调查上的资料文献。花足够长的时间待在一个地方，对一种文化进行长时间的观察和拍摄，才是民族志电影。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大多是走马观花，记录一时的感触，可能很有表现力，但不是我理想中的“志”。
胡谱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我先谈一下对顾桃老师发言的一些感想。我们民族志电影作者，有来自各个不同领域和视角的人们，人们接受的层面很复杂。顾桃老师的作品，我个人是当成艺术电影来欣赏，并没有想到影视人类学的种种规范和文化事象等。顾桃老师所表达的现代与传统的冲突、矛盾、困境，是一个大趋势。您刚说到的悲情和焦虑我们都感受到了。那么我们纪录片拍摄少数民族群落时，他们的情感表现方式有否其他方式？这样的表述走向会不会走入困境、一种创伤困境？从影片一开始我们便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从直观角度说，这些鄂伦春人的生活并没有那么悲情，但在影片最后您以艺术化的隐喻画龙点睛地做了一个注解，这和文本内部有些冲突。
第一部作品《森林人 1929》在表现那个时代的鄂伦春人时，有他们生活富足的一面有快乐的时候，但背后的摄影者和被拍摄者的疏远关系让我有些不舒服，当时的殖民主义色彩在本片还是明显的。
本次影展的核心概念是他者。在杨光海老师的《鄂伦春族》这部电影的表述中使用“他者”这个概念我觉得有些不合适。“他者”的概念运用到中国的影视人类学，是否要有主体性这一点是个大问题。当我们用“他者”的概念去描述一种关系时，无形中把知识系统、话语系统也承接下来了，这必然会造成对本体某种程度上的误识。
第三部影片《最后的山神》的导演孙曾田是幸运的，他们那一代的导演有了更广阔的平台来展现。那个时代的人类学家或影视人类学作者并没有专业方面的自觉。那时影视人类学刚刚被引进到中国的高校和机构，他们的作品正好被错位式地接受下来，他们的作品成了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座上宾。从文化学角度讲，他们的片子正是在社会文化转型期间的文化表述，他们的话语是启蒙主义的话语。从几部片子看来，我觉得拍摄者或主创人员也是文化的承载者，不是客观理性中立的研究者。他们身上携带着特定历史的文化信息。
陈学礼（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主任）：
纪录片突破了文字记述的方式，以影像记述作为方法收集资料。拍纪录片这个行动本身的意义没有比长时间关注一个群体的发展变迁的意义更重要。民族志电影对一个群体的历史和文化变迁来说不是唯一的方式，就像今天的论坛，图影人物等可以有全貌的展现。单部的民族志电影可以拍得很好看，但民族志的意义不在于单部电影，而是多部不同的电影，不同人拍摄、不同观点的电影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将很多群体的不同的片子都收集起来构建成影像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让子孙后代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是这样生活的。
俞灵（《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主编）：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看完四部影片最大的感受是“传播”二字，我们圈内人看完已经很有触动，那么更多的中国人能从什么途径得知这一民族生活的真实状况 ? 旅游是看不到一个民族的心灵的变化的，无奈也好，痛苦也罢。作为媒体人，我们有责任把这样的声音传播出去。
刘晓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首位鄂伦春族女博士）：
上午的四部片子表达的就是一个民族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和一个民族对自然的态度。这两年我在研究鄂伦春。为什么会研究鄂伦春？虽然他们人口少，但在亚北极圈中，这个民族特别典型，他们将亚北极的狩猎民族的生活状态延伸到了中国。同时它也是东北亚萨满教文化区的典型代表，满通古斯语区的代表。研究鄂伦春不仅是为了它的文化价值，也是为了研究地球上狩猎民族的历史演变。狩猎是史前主要的经济特征，当代鄂伦春民族的狩猎概念和史前的狩猎概念是不对等的。怎样研究他们呢？要有全球意识，不只在中国，俄罗斯等地也有鄂伦春族，它是跨国家、跨文化也是跨宗教的。我们不仅要有全球意识，也要有中国意识和民族意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口较少民族在国内的发展轨迹以及规律是我们要探索的。那么研究什么？我目前主要研究它们的经济形态。他们的狩猎经济在当代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这个狩猎经济要以什么样的形式继续存在等。
鄂伦春族的话题是永无止境的，有这么多人在关注这个民族。虽然这种文化在渐渐消失，但文化的复苏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用另一种形式延续它。我们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各位学者、媒体人共同的努力。
陈湘（民族出版社西南工作站站长）：
今天坐在这里，以几种形式解读鄂伦春民族，我们不单只是讨论影像，而是这个民族的方方面面，历史、现在和未来，这样的关注很有意义和价值。这个影展是以一个民族为主题的深入化影像展，它开启了影展的另一种方式。各个不同学科在这一个平台上相互交织，做到了对方方面面的关注。正如费孝通老先生所说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张小军（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民族文化在快速地消失，在这个大背景下怎样留存民族文化，这是一件很令人纠结的事情。从顾桃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当代人特别想守住这个文化，但内心却与这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难以守住。我们能做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像刘晓津导演，她在做一些身体力行的保护。我们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上面说到的状况，包括我们在做的民族文化保护工作。说实话，开始几年，我们没有做成功过一个。是因为对很多东西认识不清楚。是否需要以商业方式保护它们？什么样的方式是正确的、合理的保护？近些年来我们在慢慢认识并有了较为清晰的看法。中国民族博物馆发起的这个活动，影片的放映是一个很重要的空间，能使大家思考、讨论问题。也许将来围绕着这个空间，我们可以生出新的团队，尤其是学生团队。一些理想主义的学生可以走上这条路，做一些文化保护工作。做这些事情很有难度，但很值得去做。
民族的东西无论对中国还是全世界，都是宝贵的财富。一谈民族就紧张，神经过敏，这是完全错误的。最近也有文章和会议在批评我们民族研究的范式里有根本性的错误。从学术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的一些问题，对我来说，这是需要纠正的。如果不纠正，不仅我们的民族文化会毁掉，对我们的社会也不会有好处。顾桃导演他们的影片也在我们清华大学做了展映，我希望通过他们的作品让我们的学生也关注到这些问题。
胡台丽（台湾著名民族志纪录片导演）：
在 2003 年的“台湾国际民族志电影展”中，我们也恰巧选择了杨光海老师的《鄂伦春族》。当时我们以“迁徙”为主题，杨老师的片子特别符合这个主题。我们意识到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便有这么好的少数民族纪录片，在最偏远的山林里背着早期沉重的 35 厘米摄影器材，待了八个多月，拍摄镜头精密用心，涉及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为我们保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现实状况的记录。我们所有的文化保存、传统复振是回不到以前的状态了，文化一直在变化。纪录片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就像一面镜子，不断让外人了解这个族群，同时不断让族群内的人做反省和思考。这些影片中都有展现萨满的部分，尤其在顾桃先生的电影《神·翳》中，老萨满希望女儿继承下去。我想问顾桃先生，您的《神·翳》鄂伦春族看过吗？他们有没有受到刺激或有所讨论？我们外人在展现他们的东西，怎么展现都是外人的角度。这些记录会使他们族群本身的一种内部东西激发出来。
顾桃 ：
北方少数民族都离不开萨满信仰。《神·翳》的结果出人意料也不是事先我没想到的。我只是以一个独立拍摄者的身份去那里待一段时间，记录一个族群、一件事情。我以前参加的影展活动都是独立电影展，中国的独立电影是关于一个人的独立电影。一个人去一个地方付出时间精力以最简单的方法记录和体验。我参加一个独立展时，云南那边的组织邀请我去拍摄那里的少数民族纪录片，有经费支持。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真拍不了那里。我的呼吸、我感受到的北方的天空和人们交流的方式，那种敏感和悲悯仅仅属于北方。而且我并不是那种能做项目的专业电影人，我只是在用自己的视角表达。正如在座的老师们所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用自己独立的态度去表达，拥有自己不同的视角才会丰富一个民族史、民族志。一百年才出四部纪录片，虽然关注得多，但呈现得太少。未来的一百年里有没有年轻人在不同的时代里做这样的关注？
我没有主动地给当地人看我拍摄的作品。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未来还想持续地关注他们，我们总会用现在的感受做一个最快速的反应。比如酗酒问题，在其他电影展上放映时我会观察观众们对此现象的反应。看独立电影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带有一定思考、有民族认知和文化关联的人。他们会感觉到片子呈现的是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人们的精神迷茫，为了找到平衡，便用酒来麻痹自己，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的。但在他们族群内部本身，在敖鲁古雅聚集地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觉得拍他们喝酒不雅观，甚至我的片中主人公维加的母亲见到我就骂，说要把我抓起来，因为我拍摄的东西对他们不好。但我长期住在他们家里，知道那是她一时的愤怒，一个母亲看到了孩子的醉态，她受不了。我在想纪录片是真的现在看合适还是在未来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再回看这个时代的历史。我在这个时代的现场，我悲悯的孤独感是扎根于北方的，现在我只能这么拍，随着自己的感受和视角。
刘晓津（中国第一代纪录片导演、“源生坊”创办人）：
鄂伦春民族在某些方面很幸运，因为那么珍贵的影像资料都保留下来了。百年前外国人拍的影像里人们自由自在、惬意，但是是远距离的，我们不清楚他们的生活。杨光海老师的片子虽然是摆拍，但没有不舒服的感觉，镜头精准。以后的片子更加走进了生活。我没有人类学的学科背景，因为对自己内心和精神的不满足，开始希望能探索和拍摄一些有深度的、和个人生活、内心以及社会变迁有关的片子。在这里我更想听听专家们的见解。
史哲宇（中国传媒大学教师）：
我是孙曾田老师的博士，跟着他学习纪录片拍摄。我在此之前做的是商业记录片，和本次活动的宗旨还有些不一样。老师这次出国来不及回来，我代他参加此次论坛。孙老师的这部《最后的山神》是 1993 年拍摄完成的。这一年在中国影视行业是比较重要的一年。第五代电影导演在 1993 年集中“爆发”，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那一代的影像是突出的。而第六代电影导演在那年集体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对电视行业来说，1993 年实行了电视新闻改革。我在思考为什么这些片子和活动在90 年代初爆发？孙老师他们这一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密切地关注着社会大变动、大的历史变迁、文化变迁。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游猎到定居是一条线，这条线分割了鄂伦春人的两个时代。
从技术角度讲，纪录片具有传播属性。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一样。中国有这么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有这么多有抱负有激情的影视从业人员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应该用更好的影视语言传播它，让更多的人们知道它。
关红英（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民族研究会秘书长）：
我是来自最基层的工作人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鄂伦春自治旗政府组织举办的一些主要活动。
近几年来我们鄂伦春自治旗政府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发扬民族文化的原生性、特殊性，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 2006 年开始，桦树皮手工艺制作技艺进入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08 年兽皮制作技艺进入了第二批名录 ；2010 年仙人柱和鄂伦春民族篝火节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目前，鄂伦春自治旗区级非遗保护项目有 12 项。2007 年举办了首届鄂伦春民族手工艺品大赛评比活动 ；2009 年，作为第十一届亚洲艺术节的重要内容，“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印象展”上，有鄂伦春民族的传统服饰、手工艺展品展出 ；2010 年，中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桦树皮制作技艺获得银奖 ；2012 年，鄂化春自治旗民间表演队的斗熊舞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演。
2006 年鄂伦春自治旗开设了民族篝火节永久场地。从 1991 年到 2014 年已举办了 24 届篝火节。还有老人祭祖、传统比赛、体育竞技等活动都相继开展。
鄂伦春幼儿园、小学等开展鄂伦春语课程已有十余年 ；另外开设了民族手工艺课、民族歌舞课、民族绘画课、民族体育课等。
鄂伦春民族博物馆建于 1991 年，是全国最早的县级博物馆，以鄂伦春族狩猎文化为主，是了解鄂伦春文化的重要窗口。文化馆组织以民族舞为基础的广场舞活动，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乌兰牧骑在创作、挖掘、整理民间艺术有显著成绩。鄂伦春自治旗民族研究会于 1991 年成立，组织过研讨会，出版书籍与杂志。各地来访的学者由我们民族研究会接待。
白兰 ：
感谢中国民族博物馆做了许多关于鄂伦春展演展示的活动，中国民族博物馆带着对文化的理想，带着对历史文化关注的精神，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他们做了中国东北五个跨境民族的文物征集和民族志调查，这个课题的结果可能会使中国民族博物馆成为全国拥有最丰富的驯鹿皮、犴皮、鹿皮、狍皮文物藏品的博物馆。如此丰富的皮张制品收藏，我相信即便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权威的狩猎文化、驯鹿文化研究博物馆。他们以他们的胆识和智慧为人类保护了一种文化。
由于中国民族博物馆用心征集大量的皮制品，而皮子的价格由当地人来定 ；老人制作皮子，自己忙不过来便会叫女儿、儿媳来帮忙。这样下一代的人就学会了这门手工艺，文化便传承下去了，这就是博物馆收藏工作的价值所在，文化保护不是由实施什么政策而实现的。博物馆做这件事的价值，在现实中可能只是体现为让老百姓挣了一些钱，但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的文物征集活动使得文化传承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悄悄地实现了。所以我很感谢中国民族博物馆所做的这些努力。
另外，感谢在场的各位一直关注着鄂伦春族。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人在关注。鄂伦春未来要怎样发展，是在座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这次论坛，鄂伦春族人民已经再次得到了朋友们的关心和关注。在此我也非常感谢大家！
鲍江 ：
关于文化自觉，不仅鄂伦春人要有文化自觉，整个中国都应该有文化自觉。还有就是学者们的学术自觉。在杨光海老师的那一个时代，全世界很少有人以科学方法制作人类学纪录片。我觉得这些片子都是很珍贵的人类遗产。到现在以我们的认知，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可以继续挖掘、解读这些片子。我最珍视的一点是，那时候对这个学科来说是一个闭关修行的时代，杨光海老师在那时候做片子困难重重，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一笔非常珍贵的财富，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有意义。
郑茜 ：
我们预设的是多元对话，我认为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从鄂伦春文化谈到文化自觉、学术自觉的话题。对于全球化时代而言，“自觉”可能是一个终极话题，“自觉”的背后隐含着“身份”“认同”等等一系列话语。我们今天的这个论坛本身将成为一个文本，它的价值在于对话、讨论和交锋。多元本身是精彩的，多元带来对话、交流和交锋。我们要相信每一个人所秉持的真实是有限度的，如果我们能看到自身的局限，不同的人所秉持的真实最后就将汇聚成为这个世界的真实。我希望此次的鄂伦春百年影像论坛能够让我们看到鄂伦春的某种真实，看到历史的某种真实。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