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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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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匈奴王国的鼎盛及其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安丽 安英)

    匈奴是春秋战国及汉代活跃于北方草原的一个强劲游牧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草原、建立庞大游牧王国的民族。其兴起于战国,衰落于东汉时期,在大漠南北活跃了三百年左右,创造了发达的游牧文明及璀璨的青铜文化,对后世草原民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匈奴武士能骑善射,骁勇善战,不仅对当时中原王朝构成极大威胁,马蹄也踏入中亚及欧洲,对中国和世界历史都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匈奴族源及游牧王国的建立

    匈奴是战国时见于史书记载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关于匈奴的族源,据《史记·匈奴列传》(集解引晋灼云)记载 :“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即西周时统称活跃于西部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为荤粥、猃狁。另有“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 a “狄人”自称“胡”或“匈奴”。b 由此,匈奴族源应包括由夏商西周时期的荤粥、鬼方、猃狁,而后演变为“狄”等部族。c 有历史学家考证,匈奴最初为夏代或更之前生活于内蒙古阴山之北草原上的狩猎畜牧氏族人群。约在早商时期,他们南迁到阴山南部河套地区,开始成为主要经营畜牧业的游牧民族,此即中国史籍上所泛称的土方、鬼方,及后来的猃狁、“狄”等部族。至战国时期,作为西部草原众多游牧部族的一支匈奴崛起,始有匈奴之称。亦有专家根据蒙古国境内发现的早期匈奴文化遗存认为,匈奴源于漠北草原,时间长约“千有余岁”,由于气候等原因,后重心南移,并以汉初娄敬记述匈奴“本处北海之滨”(北海,一般指今贝加尔湖)为佐证。d

    《史记·匈奴列传》记述匈奴早期历史称 :“自淳维以至头曼(头曼为秦汉时有记载的第一位匈奴王),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头曼之子)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逐水草迁徙,……然亦各有分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这些记述说明匈奴于头曼单于之前,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尚不稳定,生产与军事组织合而为一,国家未建立,王位亦尚未世袭的社会状况,表明匈奴之民族实体还未最后形成。e

    战国时,匈奴人南迁后驻牧于鄂尔多斯高原、河套一带,建有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和庞大的游牧氏族部落联盟,成为雄踞西部草原的一方霸主。其东邻内蒙古东部草原的东胡,西毗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南与秦赵诸国抗衡,对秦、赵两国构成很大威胁,两国均修筑长城加以防御,长城以北地尽为匈奴所有。

    近几十年来 , 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地区陆续发现了多处战国时期的匈奴文化遗迹。如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杭锦旗桃红巴拉匈奴墓、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匈奴墓、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匈奴墓、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乡匈奴墓等。其中以 1972 年冬季在杭锦旗阿鲁柴登沙窝子里发现的“匈奴王金冠”为最罕见的稀世国宝,这是迄今发现唯一完整的“胡冠”(图 1)。其用黄金锤錾后焊接成形,由一个鹰形顶饰和三条动物纹冠带组成,高 7.1 厘米,重达 1000 余克。其顶饰站立的展翅雄鹰头颈部用两块绿松石雕琢而成,鹰下面踩的是半球面体浮雕图案的四狼咬四盘角羊图案,整个顶饰构成雄鹰鸟瞰狼咬羊的生动画面。冠顶之立鹰的头、颈及尾部是可以来回活动的,随着骑者马背行走之颠簸,王冠上的鹰就会来回摆动。金冠头箍由三条索纹弧形带围合而成,前半部为上下两条围箍,上下两条之间有榫铆插合;后半部为一条围箍。头箍两侧分别饰半浮雕动物纹饰,其卧虎在上,对首卧马、卧羊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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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匈奴王金冠(引自原内蒙古博物馆《成吉思汗故乡历史文物展览》图录,1994 年于美国出版)

    根据史书记载,匈奴以天象中的昴星团(即白虎星)为族星,据《说文》载 :“昴,白虎之中星。”《史记·天官书》也记载 :“昴,胡星也。”“胡”在当时指匈奴,昴星为匈奴族星。而翱翔于天空、巡行广袤草原的雄鹰应为匈奴世代相承的图腾崇拜物。因此,以其图腾崇拜的鹰与虎的艺术造型自然会反映在匈奴王冠上,充分体现出一代大漠霸主的威风和气势。有专家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分析,金王冠的主人极有可能是当时在鄂尔多斯地区活动的匈奴林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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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四虎噬一牛金带饰(引自原内蒙古博物馆《成吉思汗故乡历史文物展览》图录,1994 年于美国出版)

    在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与鹰形金冠同时出土的还有缀于腰带上的两件“虎咬牛纹金带饰牌”,均长 12.7 厘米、宽 7.4 厘米,其中一件有明显的带穿磨损痕迹,起带扣之作用。这套带饰两件图案相同,中间是匍伏的牛,两侧四只斑斓猛虎咬着牛的颈部和腰部(图 2)。牛虽被猛虎挟制,仍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用它锐利的牛角刺穿前面二虎的耳朵。造型生动逼真。此金牛可能取意于黄道十二宫的金牛宫,而作为匈奴族星的白虎星也在金牛宫,牛虎共处一宫,故以四虎噬一牛表现匈奴王的强悍及称雄草原之意图。与此套带饰配套的还有 12 件“嵌宝石虎鸟纹金带饰”,每件长约 5 厘米、宽 3.3 厘米。出土时原穿连的皮带早已腐蚀。此 12 件带饰图案以虎形为主体,其张口露牙,四肢前屈,虎身镶红绿宝石 7 块,或许是象征昴星团的七颗星。虎身上部饰有八鹰图案,由于空间有限,八鹰只突出表现了鹰首部位,鹰身用简易的 S 形线条替代。背面两端均有桥形以穿系之用(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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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嵌宝石虎鸟纹金带饰  摄影 / 孔群

    另外同时出土的还有 “金珠项饰”“金耳饰”“金方扣”等。这组金饰件造型之精美,是极为罕见的,堪称匈奴艺术的瑰宝。由此可以想象出,当时的匈奴王头戴此金王冠,耳挂金耳坠、颈戴金项饰、身穿缀满金晃晃的动物纹金饰件的袍服,腰系金带饰,佩挂着匈奴刀……充分显示出作为大漠霸主的威风和气派。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 215 年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南地”(阴山以南河套地区),匈奴不胜秦,北徙阴山之北。秦始皇下令将原来秦、赵、燕诸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西起甘肃省岷县、东至辽宁省朝阳市的万里长城,以抵御匈奴等北方民族的南下侵扰。至秦末,“蒙恬已死,诸侯衅秦,中国扰乱,诸侯所徙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黄河,与中国界于故塞”。f 即此,匈奴重新占领河套以南地区。匈奴首领称为“单于”,据《汉书·匈奴传》:“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匈奴历史上第一代单于——头曼单于建王廷于漠南阴山之北,即史籍记载的匈奴统治中心“头曼城”。至头曼之子冒顿单于执政时,其励精图治,蓄意改革,使匈奴更加强盛。公元前 206 年(汉
    f 司马迁《匈奴列传》,《史记》卷五十。

    高祖元年),冒顿单于向东击灭东胡,向西击走月氏,“南并娄烦、白羊河南王”。g以国家形式独立于北方草原地区。其影响所及,东达大海,西抵中亚,北控西伯利亚,“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统一北方草原的强大游牧王国。冒顿单于进而又觊觎富饶的中原大地,“围困汉高祖刘邦于白登七天七夜,此为这
    位汉朝开国皇帝平生最困窘的一次”。h

    匈奴社会发展至第一位单于头曼和其子冒顿单于时(公元前 3 世纪晚期—前 2世纪早期),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显著标志是冒顿杀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开始了匈奴单于的世袭制度,标志着匈奴奴隶制社会从此进入阶级社会。” i

    西汉初年,匈奴族雄踞北方广大草原地带,汉统治者对匈奴屈于守势。汉武帝元光二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 133—119 年),汉武帝刘彻对匈奴大举进攻,汉匈之间经过几十年拉锯战争后,汉军再将匈奴逼退阴山、贺兰山、大兴安岭之北。而后匈奴分化为南北二部。北匈奴西迁,入居匈奴故地。西汉末期(约公元前 51 年),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归附汉朝,入居河套,出现汉匈友好的和平景象。汉王朝为其边境安定,采取汉匈和亲政策,即汉朝不断选送宫女嫁于匈奴首领。因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汉朝宫女王昭君与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结成婚姻,从而有了“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汉匈和亲达百年之久,为中原和北方草原人民的和平安宁起到了良好作用,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的佳话。内蒙古包头出土的“单于和亲”瓦当、“单于天降”瓦当即是这段时期遗留的历史文化遗存(图 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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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汉代“单于和亲”瓦当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图片)
    图 5  汉代“单于天降”瓦当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图片)
     

    此时河套地区汉匈杂居,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农耕畜牧并存。由此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不断交融发展,中原传统式青铜器也在内蒙古地区广泛出现。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呼和浩特市地区均出土有大量汉代文物,其中以青铜灶、青桐钫、青铜壶、青铜镜、青铜带钩等汉式青铜器最具代表性。匈奴在与中原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互市”和“战争”中不断发展强大,成为北方草原的统治民族。而此时匈奴墓出土的精美文物,再现了匈奴贵族的豪华生活。如鄂尔多斯西沟畔出土的金镶贝头饰,其嵌贝和连珠纹金边及图案应受中亚及波斯、古希腊、罗马等西方风格的影响。同时出土的嵌松石金玉耳坠,其艺术风格的主流应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但耳坠上方嵌松石鹿形装饰则为典型草原文化风格(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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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汉代匈奴贵族妇女耳饰,内蒙古鄂尔多斯西沟畔出土(引自原 内蒙古博物馆《成吉思汗故乡历史文物展览》图录,1994 年于美国出版)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曾出土一方“汉匈奴栗 借温禺鞮 ”印。印长 2.5厘米、宽 2.5 厘米、高 3.5厘米。驼钮,印文为阳刻 篆字“汉匈奴栗借温禺鞮”。“栗借”是匈奴贵族的姓氏。“温禺鞮”是匈奴王号之一。《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其
    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 ;次左右日逐王, 次左右温鞮是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弟当为单于者也”“北 单于乃遣弟右温鞮是王奉贡入侍”。由此栗借温禺鞮很可能是位异姓王。另外又据《汉书·匈奴传》中所颁单于印文为“匈奴单于玺”,诸王以下首冠“汉”字末称“章”,即所谓之“有汉言章”。而此印有“汉”无“章”,即可能是南匈奴遗物(图 7、图 8、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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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图 8、图 9 为“汉匈奴栗借温禺鞮 ”印、印文及拓片(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图片)

    二、匈奴青铜马饰具及武备

    匈奴以游牧经济立国,畜牧业甚为发达,特别是以养马业著称于世。《史记·匈奴传》载,匈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骑兵围困汉高祖于平城,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黑马,南方尽黄马,可见其马群马种之多及养马技术之先进。此时匈奴族的马具制作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发明了青铜马面饰,包括青铜马衔、防箭击的青铜额饰及鬓饰等。如 :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桃红巴拉战国匈奴墓出土的青铜马面饰(图 10)。其固定于马额部的是一青铜圆牌 ;固定于马首两侧的是青铜圆牌连三角形铜牌 ;青铜马衔由两节组合而成,中间两环相套,两端各有一环圈,以放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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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匈奴青铜马面饰(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图片)

    匈奴人善骑射,控马、御马技术极为高超。最初骑马时只以皮革为鞍韂,后来又发明了前面略起鞍桥的平缓的木马鞍和马镫,他们很可能是最早懂得使用马鞍和马镫的民族。《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族自幼熟习鞍马骑术,举族上下“尽为甲骑”,为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士。匈奴不仅马上武功高超,其武器军备也很精良,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大量青铜短剑、青铜刀、青铜镞等说明了他们的实力。青铜短剑有铃首直刃和曲刃及环首直刃等形制(图 11);青铜刀也有直刃和曲刃之分,上面多装饰有各种动物纹和云纹、斜线纹、圆点纹等几何纹饰(图 12)。青铜兵器的使用,加强了匈奴军事力量,进而推动草原游牧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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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匈奴青铜短剑  摄影 / 孔群
    图 12  青铜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图片)
     

    匈奴人在军事防御方面也非常重视,近年来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实物有厚重的匈奴青铜盔,有的头盔上面绳索痕迹还很明显。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还出土有全套匈奴青铜甲,其由较大的青铜甲片组合而成,钉缀在坚实的皮革上,前胸、后背各有一圆形护心镜,周围缀有圆形铜甲片,下部是叶形铜甲片,排列稀疏,此为北方游牧民族早期铠甲形制。此青铜甲的发现对研究匈奴军事武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图13、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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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匈奴青铜盔  摄影 / 孔群 图 14  匈奴青铜甲  摄影 / 孔群
    图 14  匈奴青铜甲  摄影 / 孔群
     

    匈奴社会为兵牧一体,军事和生产组织相结合,男子于战时皆为骁勇善战的武士,平时从事畜牧狩猎生产活动,马是他们不可缺少的代步交通工具。故男性逝者多殉马头,并配有马具。另外腰间还系挂平时所用的青铜短剑,身侧放置生前所用弓箭和箭支,以此表示匈奴男子一生和来生将要从事的猎牧征战生涯。女性多殉羊,表示女子主要负责衣食,兼事放牧。

    由于骑马术的普及,匈奴人才得以在广阔的蒙古草原上统一为整体民族,并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当时还不会骑马的西方牧羊人,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后来必然会被西迁的北匈奴人所轻易击败。多年后当他们掌握了骑马术,仍不能同在匈奴之后的具有丰富骑术经验的蒙古军队相较量。

    三、精美的动物纹造型艺术

    匈奴雄踞草原达几个世纪,此间随着匈奴王国的强盛和发展,草原游牧文化的艺术创造也得到高度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区大量出土的动物纹青铜器和金银器,中国学者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按其功用可分为兵器、车马具、工具、装饰品类等。因其动物造型方面吸纳有西方草原艺术造型的特点,因而西方学者称之为“斯基泰—西伯利亚”风格的青铜文化。由于纹饰多以动物纹为主,美学界和史学界也称之为“野兽风”艺术。这些青铜器和金银饰品上的动物纹饰,多取材于草原上常见的虎、狼、鹰、鹿、马、羊、牛、驼、豹等动物形象,并突出表现了它们相互搏斗撕咬的场面,从而折射出草原游牧民族强烈的生存竞争意识。如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出土的一套两件“虎豕咬斗纹金饰牌”,长 13厘米、宽 10 厘米,主体图案为猛虎和野猪身躯扭曲纠结在一起咬斗的激烈场面(图 15)。再如镂空“驼虎相争纹青铜带饰牌”,为一头高大的双峰驼俯首咬着虎的腿,虎紧咬着骆驼的颈部(图 16)。此二饰牌写实生动,真实体现了匈奴族强烈的尚武精神和艺术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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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驼虎相争纹青铜带饰牌  摄影 / 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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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 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引自原内蒙古博物馆《成吉 思汗故乡历史文物展览》图录,1994 年于美国出版)

    在游牧文化的艺术造型上,强悍的猛兽飞禽往往代表着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和大漠草原的一方霸主。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虎斗群狼纹金饰牌”,其长 13.5 厘米、宽8厘米,金饰牌主体图案为一身躯庞大的猛虎,虎口大张,衔着两只狼的颈部和一只狼崽 ;虎一前爪抓着下垂的狼腿 ;周身围绕各具形态的五只狼。整体显示出虎的凶猛和群狼的无奈。牌饰背面有二桥形钮,应为腰带上的饰牌。此寓意一种不可战胜的剽悍与威力,为匈奴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真实写照(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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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虎斗群狼纹金饰牌  摄影 / 孔群

    在青铜饰牌的纹饰中,除了表现凶猛动物张口呲牙的形态(图 18),也不乏以大噬小、以强灭弱的题材,其中乌兰察布草原出土的“虎衔羊形铜饰牌”,主题为一斑斓猛虎,虎双眼圆睁,虎口大张,嘴里衔着一只盘角羊的脖颈,似在行走状,前两腿搭在虎首下方,羊的后半部向后扭转,甩搭在虎背上。虎的残暴和羊的束手待毙形成鲜明的反差。反映了当时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生存规律(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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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8  匈奴族虎首形银饰件   摄影 / 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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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9  虎衔羊形铜饰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图片)

    在北方草原出土的匈奴青铜饰牌中,除表现动物搏斗撕咬的场景外,还有一些优美的动物造型。如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玉隆太和速机沟战国匈奴墓出土的车马具和杆头饰件,其中“盘羊首青铜车辕饰”即体现了盘角羊祥和美丽的形态。此盘角羊昂首,双目前视,口微张,双角向前盘曲至两颊,神态生动逼真。盘羊首颈部后延成銎状,銎下部有 3 个方孔,以固定于车辕之用(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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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0  盘羊首青铜车辕饰(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

    “立式青铜鹿”(图 21)和“卧式青铜鹿”中有带角的公鹿和母鹿,它们的神态悠闲而安详。“圆雕鹤首形车辕饰件”突出体现了鹤首优美的长颈和长啄(图 22)。人们将希冀安定祥和的心态寄予这些祥瑞的动物身上,体现出游牧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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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立式青铜鹿(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

    图 22  圆雕鹤首形车辕饰件(引自原内蒙古博物馆《成 吉思汗故乡历史文物展览》图录,1994 年于美国出版)

    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带链“雌雄鹿纹铜饰牌”,表现的是正在交配状的动物纹,这种生殖崇拜的内容在早期社会是很普遍的题材,其寓意为祈求人口繁衍,氏族兴旺,牲畜繁盛。汉武帝之后,北方草原处于稳定的发展阶段,各种动物纹,如双鹿、双马、双驼等均以树木等植物为衬托,表现出动物悠然自得的形态和自然景观。

    以上这些动物题材均取材于北方草原环境,不仅具有草原文化粗犷凝重的风格,也吸纳了西方讲究造型和浪漫的艺术特色。一件件精美的青铜艺术品,均让今人叹为观止。

    东汉初年,匈奴国力再度强盛并发兵南侵,而后又一次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入塞,内附东汉称臣,又在中原地区继续活跃了近二百年,对中国历史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南匈奴各部逐渐融合于后来兴起的鲜卑等游牧民族及中原的汉民族中。北匈奴在公元 91 年(东汉初和帝永元三年)被汉军击败,被迫西迁后,在欧洲曾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并与当地民族融合演变成匈牙利人,在几十年中其势力席卷欧洲大部,沉重打击了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对欧洲历史的发展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匈奴退出大漠南北后,首先进入匈奴故地的是来自东北部的鲜卑族,他们成为新一代的草原之主,并建立了强盛的北魏王朝,黄河以北尽为其所有。至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南北朝。

     

     

     安丽 :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 * 安英 :内蒙古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a 应劭 :《风俗通》,《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

    b 林 :《匈奴的社会意识形态》,见《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c 林 :《试论匈奴的族源族属及其与蒙古族的关系》,见《匈奴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d 转引自杨阳 :《奴民族形成和发展阶段说》,载《历史月刊》,2006(9)。

    e 转引自杨阳 :《奴民族形成和发展阶段说》,载《历史月刊》,2006(9)。

    g 司马迁《匈奴列传》,《史记》卷五十。

    h 赵芳志主编 :《草原文化》,96—9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i转引自杨阳 :《奴民族形成和发展阶段说》,载《历史月刊》,2006(9)。

  • 解析蒙古族萨满法服装饰符号的文化象征意义(邱先鹏)

    萨满教是一种自然原始的宗教形态,是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多神教。以西伯亚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北方是萨满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萨满教专有的特性,在于奇特的仪式,服装、法器和萨满的特殊社会地位等方面。”a 据史书记载,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都有类似萨满教的宗教仪式活动。后来,这些古代民族的后裔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都有过信仰萨满教的历史,他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萨满文化。

    蒙古民族自唐代室韦时期就开始信奉萨满教。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萨满教在蒙古帝国初建时期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而一度成为国教。但后来由于萨满教缺乏统一的教义和核心精神信仰 , 难以适应蒙古贵族统治者巩固政权和对外扩张的需要,元代时藏传佛教宁玛派曾在蒙古上层贵族中盛行。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国策,从而形成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传统道教在蒙地同时流行的局面。元政权被推翻后,萨满教又成为蒙古族普遍信奉的宗教。直到 16 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高原,开启了蒙古族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因为藏传佛教内涵中的苯教元素与萨满教相似,藏传佛教在蒙地的传播并没有很大障碍。但由于萨满教长期以来深深根植于蒙古族社会生活中,藏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不得不做出变通,即将萨满教的某些内容和仪式经过改造后,与藏传佛教教义融为一体。由于萨满教的灵活多变和生存策略,及分散独立性和广泛群众性 , 即使在独尊佛教的时期,萨满教在蒙古高原仍占有一席之地,宫廷和民间仍少不了由萨满进行占卜吉凶和禳灾除病活动,有些大型祭祀活动仍沿用着萨满教祭典仪式,如祭祀成吉思汗和祭天仪式活动等。明清以来,蒙古族在藏传佛教的“包裹下”,仍保留着萨满教祭祀天、地、圣山、圣湖的习俗,其中敖包祭祀便是最具萨满教内涵的活动。

    萨满教与佛教在蒙古族社会的进程中,时而有尖锐的“斗争”,时而妥协融合,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与融合”给蒙古族的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和艺术形态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作为蒙古族萨满教文化的重要物证——萨满法服上镌刻着的诸多宗教文化的信息,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

    一、蒙古族萨满法服的基本形制及装饰

    关于蒙古族萨满法服,在中国民族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通辽博物馆、内蒙古大学博物馆等博物馆都有比较精彩的收藏,法服上的图案和饰物无不传递着蒙古族及其先民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念及其强大精神世界。笔者认为,萨满服饰的内涵不仅仅是指穿戴在萨满身上作法的“衣服”,而且包括所有与萨满祭祀活动有关的萨满法袍、法裙、法冠,以及各种装饰部件深层的文化内涵,是集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的完整精神体系的物化表达。法服中的任何物件均有其讲究及定式,绝非随意附之,萨满不能根据个人好恶来选择服饰或者更换饰品。萨满法服装饰符号文化的外延还涵盖了与萨满法事活动有关的各种法具,如法鼓、法鞭、神杖、神鞭等。这些符号文化同萨满教观念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或者说他们都是萨满教观念和文化意义的象征。本文从中国民族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通辽博物馆收藏的萨满服为基本观察点进行分析探索,尝试解读蒙古族萨满教文化变迁中法服装饰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宗教文化内涵。

    (一)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萨满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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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蒙古族萨满法服(内蒙古博物院藏)

    此套萨满法服及萨满鼓为内蒙古博物馆于上世纪 50 年代在呼伦贝尔地区征集(图 1)。有专家认为,此萨满服特征与巴尔虎部蒙古族萨满服比较接近。其主要特点为 :第一,在犴皮缝制成的对襟皮衣上面满缀各色鹏羽式长飘带,飘带上绣有日、月、鹿和兵器等图案,展开后似雄鹰展翅状。此反映了蒙古族对鹏鸟或神鹰的崇拜。第二,萨满法冠为铁制鹿角状,反映了狩猎时代的鹿图腾崇拜意识。第三,此萨满法服前后缀大小铜镜 20 面,腰际两侧垂挂有锥状三棱兵器、小铁弓箭、荷包及黄鼠皮、禽骨、兽骨等物。这些铁制法器反映了萨满无坚不摧的法力 ;禽兽骨和兽皮等象征萨满会得到各种飞禽及动物神灵的助力。这些装饰符号均为研究萨满法服的重要物证。

    (二)蒙古国鹿皮萨满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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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萨满法服正面(中国民族博物馆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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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  萨满法服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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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萨满法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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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4  萨满法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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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  萨满法冠

    此萨满服形制属于蒙古国蒙古诸部萨满服的一个种类,为老萨满后世沿袭传统形式复制而成,其中个别装饰部件为原破损老萨满服的配件,曾穿用于新萨满作法活动中。根据对比分析,此萨满法服形制与厄鲁特部蒙古族萨满服有共同之处(图 2-1 至2-5)。此套萨满法服的特点是 :第一,此萨满服为柞树熏染鹿皮袍,大披领,袖口、底边剪成穗条状的形制与森林驯鹿鄂温克族萨满服相似 ;第二,萨满法帽前额上方缀小铜镜一面,帽顶鹰头系祭祀或法事活动前用捕猎的鹰首标本制作,帽后缀蓝色绸布拧成的飘带 ;第三,此件萨满法服装饰符号十分丰富,其前胸、后背及肩部缀挂装饰有铁制神像、骷髅头、铜铃、兽骨、小铁弓箭、锥状和三角形铁兵器、铁刀、皮制鹰和马等动物形象。其中萨满服上装饰的骷髅头为藏传佛教传入蒙地后的装饰物,反映了两种宗教文化在同一地区传播的现象 ;第四,萨满鼓沿袭古老传统制作,其用薄木条烘烤弯制成半圆形框,一面蒙以兽皮,鼓背中间固定一根木条为握手。木条制鼓槌上缀有铁环作响物,柄端系蓝色绸布条。萨满鼓不仅是创造萨满教神秘宗教气氛的打击乐器,也是通神和降妖除魔的重要法具。

    (三)蒙古族布里亚特部萨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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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蒙古族布里亚特部萨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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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马头杖(内蒙古博物院藏,图片由安丽提供)

    图 3 所示蒙古族与布里亚特部萨满服,其特点主要为:第一,从萨满法冠下面垂挂的几十条蛇形装饰可以看出,以蛇崇拜为内容的蛇图腾文化曾在蒙古族萨满教中普遍存在;第二,萨满服上装饰的狼、鹿等图案应为蒙古族早期图腾崇拜物 ;第三,萨满服肩颈部有红、黄、蓝三色大披肩为装饰,与藏传佛教寺庙喇嘛跳查玛服装的披肩相同,应为后来受其影响所添附。布里亚特部萨满法具中多用木制或铁制的“马头杖”,如内蒙古博物院收藏在呼伦贝尔地区征集的马首神杖(图 4)。美国萨满学者米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借用学者 P.S. 帕拉斯关于布里亚特类型一个女萨满的描述 :她持有两根一端有马头并用小铃铛环绕的棍杖 ; 用黑白两色毛皮制作的 30 条“蛇”从她两肩垂到地上 ;她头戴的铁盔上 3 个类似鹿角的尖。同时,借用 N.N. 阿加皮托夫和 M.N. 汉加洛夫关于萨满的描述 :萨满必须拥有 :一张皮毛,“白” 萨满 ( 由善神相助 ) 用白色,“ 黑”萨满 ( 由恶神相助 ) 用黑色,在皮毛上缝缀着许多代表马、鸟等的金属形象 ; 拾荆形状的帽子,在他经历 5 次洗礼后 ( 在领神仪式之后某个时间举行 ) 即被授予一顶铁盔 , 铁盔上部两端弯下, 代表双角 ; 一根木制或铁制的“ 马头杖”,他在进行第一次领神仪式的前夕制作马头木杖,要当心不致使那棵从它上面砍下枝杈做马头杖的白桦树枯死。另一根铁制马头杖仅在第五次洗礼之后方可到手,它的一端雕刻成马头并用许多小铃铛装饰。

    (四)由简到繁的萨满法服装饰

    在蒙古族历史发展中,一方面,萨满教经历了不断的自我丰富和完善,从原本的自然崇拜属性逐渐演化成为集自然、宗教、政治、哲学意义为一体的复合观念。萨满服装饰物必然会经历由简到繁的变化过程,就是反映其精神内涵不断充实丰富的过程。萨满服形制的变化为我们呈现了很多规律性的象征符号及意义,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挖掘。另一方面,要成为萨满,首先要成为萨满学徒,学徒期满后要经过严格的“依孙达巴”(九道关)考核。然后在有名望的老萨满见证下,获得“萨满”的称号。日后其萨满服的装饰随着级别的升高增加,其装饰物增加的过程本质上是增加“法力”的过程,如萨满鹿角帽的枝杈和铜镜等即随着萨满级别和法力的提升而增加。

    用符号表意是萨满教颇具代表性的特征。蒙古族萨满教在漫长历史长河和文化变迁中不断充实、改变象征符号,洞悉这些民族文化根基的文化元素,让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人类思维活动的轨迹,思考人类思维与观念的变迁及规律,以及得以知晓蒙古族萨满教文化如何借助某些必要的符号来帮助表达思想和交流信息,这些符号的象征意义从北方出土文物、神话传说和民俗文化中都能得以解释和印证。

    二、蒙古族萨满法服的色彩符号意义

    色彩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符号和服饰的表情,不仅具有丰富的审美效果,也往往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某民族或部落对不同色彩的讲究和偏爱通常能够反映其深层的文化心理。而宗教意义的渗透,使得萨满服饰的色彩符号含义更加深邃,成为其重要的文化载体。满族史料《吴氏我射库祭谱·色经》载 :“先祖崇尚诸色,各有所宗,乃人生大礼,深表情怀。尚白为祖风,尚黄为美风,尚红为猎风,尚黑为雄风 ! 萨满以色铭心,以色铭志,万世崇尚。”此清晰地表达了北方诸民族和萨满教的色彩好尚及深刻的文化寓意。

    蒙古族萨满服色彩很丰富,直接表达着丰富的宗教意义。各部落萨满教对颜色的象征意义的认识有着一定差异,但基本惯用的装饰颜色主要为黄、红、蓝、白、黑五色。其文化象征意义如下 :

    红似圣火——北方寒冷,所以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北方诸民族普遍敬火,并产生了火神崇拜,正是由于火的使用,人们得以摆脱冷冻和黑暗,而红色火光亦可驱散野兽鬼怪,保护人们不受侵害,因此火神普遍受到爱戴。由此萨满法服常用深红或紫红布料制作袍服或装饰带等,上面装饰有各色飘带和各种饰物,给人以庄重热烈和丰富华丽之感。如用兽皮或其他颜色的布料制作萨满袍服,通常另附红罩衣或围红色法裙。如图 2-3 中的红色萨满法裙,其围在浅黄皮袍外,即增添了萨满服的“法力”。

    黄为山石土壤——自古以来蒙古族就崇敬天地,从敖包祭祀中即可看出其文化之遗存。另外蒙古族喜爱戴金饰,故崇尚黄色,黄色被誉为最尊贵的颜色。在蒙古族中,一般有身份者和上层喇嘛以穿黄色袍服为贵,男人多系黄色腰带。图 2-1、图 2-2 中的萨满法服通体以浅黄色兽皮制作,这种柔和的浅黄色是用北方柞树上生长的菌类天然染色而成,表达了萨满与自然通灵的象征意义。

    蓝为天之蓝——天蓝为悠远、开阔、纯洁的象征,自古以来蒙古人崇尚“腾格里”(即“天”或“天神”),其传统观念认为“万物有灵,俱从天来”,因而天空的颜色是他们特别崇尚的一种颜色。通常蒙古人敬尊贵客人时多用蓝色哈达,萨满服的装饰飘带也常用蓝色。如图 2-2、2-3 中萨满法服和法裙上面钉缀天蓝色飘带;图 2-5中萨满法冠用蓝色作为垂饰,表达了呼唤天神之意,帽饰与天最近,加上用蓝色布装饰的萨满鼓槌,可以直接与天神沟通。因蓝色是蒙古族最喜爱的颜色,在民间男子服装也以蓝色为最多,属于永恒的“流行色”。

    白为圣洁之白——蒙古人认为白色最神圣、纯洁,在祭祀“长生天”时要洒洁白的马奶。《元史》中记载帝王衣物、旌旗、仪仗、帷幕多为白色。如忽必烈存世的两副画像中袍服皆为白色。马可·波罗在游记中道 :“每逢新年,举国衣白,四方贡献白色织物,白色马匹,人们互赠白色礼物,以为祝福”。在重要场合,百官“一身皓白为正服”。对蒙古人尚白,时人解释为 :“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另外蒙古族萨满教认为白色最容易吸引魂灵,魂灵一般都躲在白布幡下 ;萨满治疗精神疾病时制作捉鬼的剪纸房子“古碌木”也是白色;皈依佛教的萨满中有穿白色的萨满法服,称之为“莱青”。

    黑为吉祥高贵之黑——黑色是蒙古人心目中庄重威严而神秘的色彩。他们认为黑色是众色之母,融五色为一体,是五色的归宿。黑在五行中占水 , 居宇宙之北方。在萨满法服上,黑色多做镶边和配色点缀之用。在民间,蒙古人以穿黑坎肩、黑靴子、戴黑羊羔皮帽为美。

    三、蒙古族萨满法服动物图纹装饰符号意义

    动物崇拜作为萨满教文化的重要内涵,贯穿蒙古族萨满教文化发展及变迁的整个过程,其外延不断扩展,内涵不断丰富,萨满法服的装饰图案中动物图纹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也体现了蒙古族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

    (一)鹰形图纹装饰

    鹰的蒙语音译为“布日古德”,是萨满与天神交流的神物象征。鹰处于草原食物链顶端,具有极强的高空飞翔能力和迅猛捕食能力,蒙古族最好的猎手被称为“草原雄鹰”,所以在游牧民族的世界观中,鹰是苍天的霸主,鹰是最接近天神腾格里的神鸟,是人与神之间交流的使者。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匈奴族就以雄鹰为民族图腾和精神象征,并将其装饰在匈奴首领的王冠上,如内蒙古阿鲁柴登匈奴墓葬中出土了展翅立鹰形金冠。

    鹰一直是蒙古族萨满起源说的主角。有一则蒙古族神话故事道 :“鹰是天的神鸟使者,它受命降临到人间和部落头领成婚,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女孩,神鹰便传授给她与天及众神通灵的神术,并且用自己的羽毛给女孩编织成一件神衣,头上插上了羽毛做的神冠,让她遨游天界,把她培养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世界上最早的‘渥都根’(女萨满)。”c 在布里亚特蒙古族神话故事中,鹰是天神派到人间的神鸟使者,与一女子结合后生下男性萨满。科尔沁萨满白鹰教派的祈祷词中唱道:“向四方的神祗祷告,请一级一级降临 ;上方的万千神祗,请降临附身。太空的鹰,神圣的白鹰,把灾难祸害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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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萨满法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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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萨满法服正面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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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萨满法服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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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萨满法裙局部


     

    由于鹰孕化了萨满,所以鹰便成为了萨满的象征。图 5 所示萨满法冠以雄鹰头颈为冠饰,寓意为萨满作法时通过鹰可直接与神灵沟通。鹰的造型是萨满服上常见的装饰,纵观图 2 组图整套萨满法服,前胸中央位置是兽皮剪纸的鹰图案,(图 2-1,局部如图 6);萨满法服背面中央位置是变体为“鹰人型”的铁质图案装饰(图 2-2,局部如图 7);萨满法裙中也有用兽皮剪制的鹰图案装饰其中(图 2-3,局部如图 8),反映了鹰在萨满教中的重要地位。

    在萨满发展后期,萨满把人幻化成鹰,鹰既是人,人亦为鹰的变形,或者鹰被认为是人的祖先。至今,蒙古族对鹰仍然有一种崇敬心理,鹰仍是蒙古族最常用的一种装饰艺术图案,那达慕大会摔跤手出场时雄鹰展翅的舞蹈动作,蒙古族舞蹈演员跳的鹰舞都是对鹰的模仿。

    (二)鹿形图纹装饰

    鹿崇拜在北方草原有着悠久的历史,为北方猎牧民族共有的图腾信仰和独具草原气息的传统文化。在北方古代猎牧民族中“鹿文化”十分发达,如鹿形岩画从新时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历代都遗留有很多鹿形象的装饰艺术品,并流传有很多关于鹿的神话传说和尚鹿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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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蒙古族布里亚特部萨满服局部

    鹿,优美而灵敏,善于奔驰,曾是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的狩猎对象,蒙古族先民因喜爱和感激而产生崇拜心理,认为鹿具有神力,可以驱邪镇魔,因而鹿崇拜一直伴随着蒙古族宗教发展轨迹。如布里亚特、科尔沁等地蒙古族萨满法冠均有用铁或铜制成鹿角状,通常萨满法冠的铁质鹿角叉越多,级别越高,其萨满神力越大。萨满服也常用鹿形图案为装饰(图 3,局部如图 9)。北部蒙古族萨满服主题装饰图案为高大的驼鹿,其夸张的长长的鹿角具有与神沟通的能力。

    (三)狼形图纹装饰

    关于蒙古族起源,流传有“苍狼白鹿”的传说。从蒙古史籍中的记载中可以明确苍狼白鹿为古代蒙古人的图腾观念。在《蒙古秘史》等史籍中记载,远古时期,蒙古部落与其他部落发生战争,终因势单力孤而败,仅剩两男两女逃到额尔古涅昆山中隐居。后来子孙繁衍兴盛,分支渐多,狭小山谷不能容纳,于是其中一部落的首领名叫勃儿帖赤那 ( 意为苍狼 ) 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 ( 意为白鹿 ),率领本部落的人迁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定居下来,生子名巴塔赤罕。因此说蒙古先民存在过狼崇拜也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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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蒙古族布里亚特部萨满服局部

    狼崇拜现象几乎为北方草原诸多民族所共有,不仅匈奴、突厥存在狼崇拜,回鹘人也有过狼神的传说故事。狼对于北方民族来说,首先是一种可怕的动物,它们往往集合成群,协同搏斗,凶猛而富有灵性。于是人们由恐惧而敬畏,把它们视作自己的亲属和同类,这应该是狼崇拜的萌生。虽然对狼心存恐惧,但更多的是敬畏,从《多桑蒙古史》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蒙古人认为狼是吉祥物,属人类保护神,并把帝王的生死命运与狼联系在一起。蒙古族有的部落在萨满服上以狼形图案做装饰,应与传统狼观念有一定的关联。我们在中国民族博物馆征集的萨满服(图 10)中看到两头狼在一头鹿两侧仰天长啸,表达了狼为保护神之意。

    (四)蛇型图纹装饰

    蛇即是蟒。俗语云 :“九尺为蟒,八尺为蛇。”蛇无足而善行,似乎无处不能去,蛇有着人类望尘莫及的本领,能够吞下比自己大很多的东西。虽然蛇毒能致人死命,但在民间蛇是吉祥之物,藏传佛教中的四大天王中西方广目天王手持赤龙,实际为蛇,象征着风调雨顺、繁荣昌盛,与萨满教观念不谋而合。由于怕蛇而将其神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心理。在蒙古族萨满中,蛇被视为太阳神,能送来温暖,而人类繁衍需要阳光,才能兴旺,所以蛇又是守护神和生育神。在阿尔泰山旧石器时代的北曾赫尔洞穴发现有蛇形图案 ;蒙古国境内的匈奴古墓也出土有双虺(毒蛇)图案,说明人类崇拜蛇的历史之悠久及其宗教意义的根深蒂固。

    在蒙古族一些部落的萨满法冠上钉缀有各种布条制作的象征蛇形的长条辫饰,蛇的首段分成两叉,尾端饰以流苏,级别越高,法冠或法服上所缀辫形蛇越多。图3 中可以看到北方蒙古族萨满服法冠,辫形蛇数十条,代表了拥有此件法服的萨满具有很高的法力。

    (五)马形图纹装饰

    在内蒙古广阔的土地上,中国北方草原自古以来就是历代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突厥、乌桓、契丹、蒙古等活动的大舞台,他们从小生长在马背上,平时以放牧和狩猎为主,战时可全民皆兵。在历史长河中,马始终是游牧民族生命力的代表,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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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萨满法裙上的皮质马形图案(图 2-3 局部)

    从蒙古高原大量历代文化遗存和墓室壁画中,可以看到关于马的造型和对马的描绘是很多见的,如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的马 ;内蒙古阴山各种马形态的岩画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极其精彩、活灵活现的马……无不说明了马和古代北方民族的密切关系,以及马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其中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汉墓出土的鎏金带翼飞马纹铜饰牌,与萨满教飞马升天的观念一致。在近现代的萨满法服图案中,仍能看到这种马形图纹装饰(图 11)。

    称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民族 , 对马的赞颂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翻开蒙古族英雄史诗,几乎篇篇都有对骏马的赞歌 , 以及马和主人公同甘苦、共命运的战斗传说。马经常充当蒙古族祭祀礼节中的祭品。我们知道 , 一般情况下 , 蒙古人并没有杀马食肉的习惯 , 但重大节日、重要场合和对重要人物的祭祀却必须以马为牺牲。据《元史》载 , 蒙古人郊祭用马 , 冬至祭“用纯色马”, 七月祭亦用马。而且,萨满必须“衣以白衣 , 乘以白马 , 坐于上座而行祭礼”。

    四、萨满法服上的金属装饰符号意义

    萨满法服通常有铁质装饰图案出现,表明了蒙古族萨满崇尚用铁制品,这和历史上蒙古族崇尚锻铁职业直接相关联,历史上有的蒙古族萨满本身就是铁匠。按照布里亚特人的宗教观念,铁匠的锻铁技能和工具都是由至上的腾格里赐给的,在天神腾格里庇护下的铁匠成为萨满。有史料记载“达尔罕·乌特哈泰·博”被赋予了很多神奇的能力 :能从烈火中过往而不受任何伤害 ;能在熊熊燃烧的簧火中完好无损地回到人们面前 ;能割下自己的头拿在手中 , 任鲜血从伤口涌出而淹没周围的一切 ;在某些必要的情况下 , 他还能变成看不见的隐形人等等。d萨满和铁匠被赋予的共同特征,对专业萨满的产生和确立起了决定性作用。萨满法服上用铁质符号表现就更赋予了装饰符号驱除邪恶的强大神力——符号内容包括铁刀、铁弓箭、铁铲、铁锤、铁矛等都是萨满驱除恶灵的法器。笔者认为,铁质符号能发出清脆的响声,在举行萨满仪式中也传达了一种与神沟通的能力,增加了法力,这也是蒙古族萨满崇尚铁质符号的重要原因。

    蒙古族萨满服的铜质装饰主要是铜镜和铜铃。铜镜因其具有超万物的神力,是光明和正义的象征,所以被古代北方通古斯民族用于萨满教仪式中。铜镜的镜面象征天国的“阳”,其清脆的声音和“照妖”功能使其具有“正气”和神力,铜镜互相碰撞而产生的充满神秘感的声音,象征着神灵的到来。神灵的声音足以对妖魔鬼怪产生惊吓和威慑的力量,进而达到驱魔逐妖的目的。

    有学者认为铜铃装饰源于北方民族的“星辰崇拜”e,最初都装饰 7 颗,象征北斗七星。随着星辰崇拜意识的淡化,后来的萨满服铜铃装饰比较随意,铜铃清脆的声音配合萨满鼓成为了萨满仪式中重要的“音乐”形式——铜铃是“招神”的重要媒介,萨满也认为铜铃清脆的声响就是神灵的脚步声。

    五、萨满法服的佛教与道教符号意义

    16 世纪后,虽然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广泛传播并占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后,但由于萨满教相对的独立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些地区的萨满仍在坚持履行自己的使命。如东部科尔沁草原蒙古族完整保留了萨满教的传承,包括萨满神衣、神冠、法器、唱词、祷词、仪式等。其中萨满法器中包括神鼓、铜镜、腰铃、铃鞭、神仗、神刀、宝剑等。

    而藏传佛教渗透较多的地区,其内容也融入了部分萨满教的成分,萨满教主要精神元素的传承在藏传佛教的“包裹下”仍在进行。如前述祭祀天、地、圣山、圣湖的习俗,以及蒙古族萨满法冠的五瓣莲花造型等,均为明显的萨满教与佛教结合的表现形式。

    蒙古族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

    他(萨满)和佛爷争斗法,几经回合,最后失败了。当他乘双面鼓向白雪山逃跑时被佛爷用“敖其尔”(五钻法器)把双面鼓打破了一面,另一面还被打了一个洞,郝伯格特就从那个洞中掉了下来,掉到一棵“叁丹树”上,他的 18 面铜镜被打得只剩下了 9 面,法裙也被树杈划成几十根破布条,经书也被佛爷收了去。从此萨满教就没有了经书,使用的鼓也变成了单面的,并且在把手那儿有一个窟窿,法裙也变 成了今天这种条带状围裙。f

    这个故事描述了萨满教与佛教的斗争和关系,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萨满服装饰由藏传佛教的传入所带来的变化,反映了蒙古族萨满教文化变迁和自我调适的能力。对萨满本身来讲,世袭的或被已故老萨满选中附身的萨满法力最大,均认为其在人间做善事后转世会得道进入佛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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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蒙古族蓝缎彩绘萨满神衣正、背面(内蒙古博物院藏,图片由安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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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蒙古族萨满神冠(通辽博物馆藏)

    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并存或相互渗透影响的现象,还直接反映在萨满服饰的符号文化上。如内蒙古博物院在呼伦贝尔征集的一件蒙古族蓝缎彩绘萨满神衣(图 12),其正面背弓挂箭的骑马男女手中所持的宝瓶、金刚杵、男子头带的佛冠、后背的金翅鸟均为藏传佛教进入后出现的图案 ;而左右肩下彩绘的日、月纹,以及其下所绘画的龟、蛇、蟾蜍、斧、锯、火纹等图案,即为萨满教的内容。另外科尔沁萨满所带的 5 个莲花瓣状的法冠也是后来受佛教影响而出现的,如通辽博物馆所收藏的与蒙古族萨满服配套的神冠即如此(图13)。神冠正面刻着萨满祖师爷郝伯格特的形象,顶端立 3 只鹰鸟,鸟身拴着 3 个挂有铜铃的彩绸。体现出萨满教对藏传佛教文化符号的吸纳和兼容。

    骷髅头是体现萨满教与藏传佛教交融的重要装饰符号。“骷髅”在萨满教中是神圣的符号,在 ecstasy (昏迷术)仪式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曲枫《大地湾骷髅地画的萨满教含义》一文有专门描述“仪式死亡与骷髅体验”:骨骼乃是不朽的生命的象征,具有神圣的意义指向,而血肉则是属于世俗世界的易于腐朽的物质……萨满从神界那里得到一种去除掉自己的肉体和血液而只剩下骨架的能力,把身体缩减至骷髅状态象征着对俗世社会 的超越和身心的释放。g
     

    萨满每次在完成灵魂旅行后,去掉旧的肉身而得到一个崭新的身体,这是一个重生的过程,骨骼被新的血液和肉体附着,萨满也因此获得更大的能力。

    藏传佛教则认为,通过对髑髅(注 :髑髅 dulou 头骨之意)的修行,能产生强大的神秘力量,实现主宰宇宙的目的。佛教密宗的金刚、明王、护法神等神佛造像大都有以人头或骷髅为装饰,有的戴骷髅冠,有的身上披挂的人头和骷髅璎珞(项链),有解释说其佩戴的骷髅头象征着战胜恶魔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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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萨满法冠局部               图 15  萨满鼓

    蒙古族萨满法服中蕴含的数字“三”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数字。“三”代表天人地三界,在祭敖包时人们要围着敖包转三圈。而祝福、诅咒往往重复三遍才更灵验等等,这些无疑与道教的哲学观念相吻合。老子曰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在民间三是属阳的数,“人三为众,兽三为群。”《易经》八卦中乾和坤是两个最基本的卦象,其中的“一始、二昌、三极”都是宇宙阴阳相和化生万物的终极意义。科尔沁萨满给人治病时就剪一幅白色的八卦天罗网剪纸套在病人头上,用来驱除邪魔。图 14 所示的萨满法冠背面有八卦图的铜镜作为重要装饰符号;图 15 为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非常有特点的蒙古族萨满鼓,鼓面整体画着阴阳八卦图,都表明了道教在萨满教传播中的重要影响。

    六、结语

    正如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一书对于北方萨满教的阐释 :中国北方的萨满教却以它的深厚根基不顾一切地传播着、发展着、变异着 , 顽强地和后来的世界性宗教抗衡着 , 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继续存活着 , 直至今 日。h 萨满法服装饰符号是萨满教文化的特殊语言和文字,对于没有经典的萨满教来说,萨满法服装饰符号的构成、意义及运用均是萨满教在不断发展变迁过程中的成果。


     


     

    邱先鹏 :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

     

    a[ 俄 ] 史禄国、吴有刚等译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b本文中没有特殊注明的图片均来自 于中国民族博物馆。

    c 王迅、 苏赫巴鲁 :《蒙古族风俗 志》,见《民俗文库之十》, 北京,中央 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d[ 苏 ] 加尔达诺娃著,宋长宏译 :《布里亚特蒙古萨满教中的铁匠崇拜》,见《喇嘛教前的布里亚特宗教 信仰》, 新西伯利亚, 科学出版社西伯利亚分社,1987。

    e 转引自刘桂腾 :《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诸民族的萨满铃》,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2)。

    f 转引自哈斯巴根 :《蒙古族萨满教服饰艺术中的三界魂灵说》,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2)。

    g 转引自曲枫 :《大地湾骷髅地画的萨满教 含义》,载《北方文物》,2011(3)。

    h乌丙安 :《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

  • 回族“汤瓶”小考(蒋佳宁)

      “汤瓶”,形似茶壶,鼓腹,长流,曲柄,有陶、铜、锡、铁等材质,为中国回族日常洁净沐浴之工具。回族谚语有云 :“回回家里三件宝,汤瓶盖碗白帽帽。”对于中国内地的回族而言,“汤瓶”极具象征意义,乃是伊斯兰教信仰的重要器物,由此也派生出有关汤瓶渊源的各种传说。笔者试以民间传说与史料文献对比,从中国“壶”之器型流变等角度,考据回族“汤瓶”的形成过程,由此佐证中国回族“和而不同”的二元文化属性。

      一、“汤瓶”传说辨伪

      关于回族“汤瓶”的来历,民间传说离不开唐太宗、宛尕斯(宛嘎素)、徐茂公三人,虽情节略有不同,但梗概几乎一致。传说唐王梦见大殿梁塌,被一位缠头绿袍大汉托起。梦醒后,大臣徐茂公告诉唐王此人为西域回回宛尕斯,遂唐王赐金瓶予他,以作穆斯林小净水器,是为“唐瓶”。后来,宛尕斯中助徐茂公平定安史之乱,从此定居中国。久而久之,唐王所赐的“唐瓶”演变为“汤瓶”。传说固然动人,然深究则与史实不符,笔者择取以下谬误几处,试辩之。

      (一)唐太宗与伊斯兰教入华

      关于伊斯兰教入华的时间,学界向来有争议,在此不辨。但是穆罕穆德 40 岁时始传教(公元 610 年),卒于公元 632 年,是为贞观六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 23 年,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649 年)殁,而公元 642 年,阿拉伯将领努尔曼才率军在波斯哈马丹以南的尼哈万德打败波斯萨珊王朝军队,继而征服波斯全境。 a 因而在此期间,穆斯林来华传教几乎不可能。 此外,传说中的徐茂公原名徐世勣,唐初名将,赐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 改名为李勣。《旧唐书·李勣传》记载,总章二年(公元 669 年),李勣薨。而安史之乱则发生于唐玄宗末年,也就是公元 755 年之后,二者时间上也有出入,可见为后人附会。

      (二)宛尕斯其人

      宛尕斯,也称宛葛思、宛嘎素、斡葛思、瓦嘎素等,乃是阿拉伯语名字 音译。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唐代确有名为宛尕斯的外国穆斯林,其全名为撒哈巴·赛义德·伊本·阿比·宛葛思。其人曾被认为是最早来华传教的穆斯林,今广州桂花岗尚存宛嘎素墓,为中国现有最早的一座穆斯林墓,据传广州怀圣寺(东南沿海四大清真古寺之一)是其所建。此墓本身建筑年代已不可考,但周围建筑则全部为清代重建。b 而《明史·西域四》也记载 :“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c“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循其音即是撒哈巴·赛义德·宛葛思。据国外学者从中文历史文献及日文、法文、英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资料考据,撒哈巴·赛义德·伊本·阿比·宛葛思为伊斯兰教圣人穆罕穆德的表兄弟,位列十大圣门弟子之一。此人生于公元 583 年,曾任伊拉克总督并建立库法城,公元 673—675 年葬于麦地那。d 中国最早记载此人为河北定州清真寺碑跋《重建礼拜寺记》,此碑署时“大元至正八年”。e 也有学者考证为明人假托元人所立,总之不早于元代,唐代尚无此人记载。而清代著名回族学者刘智在其《天方至圣实录》则述 :“圣人乃命其徒赛尔德宛歌斯以真经三十藏,计锁勒一百十四篇,分六千六百六十六段来献。云‘诵此经能灭诸邪’。太宗撰之,颁诸天下。而其教遂大行于中土焉。”f《古兰经》原是早期穆斯林口述背诵,直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期,始有三十章定本。奥斯曼在位为公元 644—656 年,唐太宗卒于公元 649 年,期间绝无可能有“真经三十藏”入华。然清代中叶以后在回族中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文本《回回原来》以及《西来宗谱》却延续了刘智的说法,并将其演绎为“宛尕斯巴巴”的口头文学溯源传说。g

      至此,“汤瓶”传说大抵可见其流传端倪,虽史实谬误,但本质上是回族外来族源说的变体。从宛尕斯的外来伊斯兰先贤身份,再到其助唐王平定安史之乱的功绩,继而得赐“唐壶”,得以保持信仰,由此定居中华大地,最终成为回族的祖先。此种演绎,既保证了回族先人西来的合法性,又强调了主流社会的接纳,使得回族在心理上获得内部与外部的共同认同。美国人类学家杜磊也认为外来族源传说对回族认同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仍代表着关于回族遗产的普同观念。他借用牛街的外来族源传说,以证明中国回族拥有关于共同祖先虚构的想象,源自同一祖先世系的共享观念是中国所有回族认同的根基,并提出通过自我界定和国家承认的有关变化过程后,回族最终成为一个族群或“民族”。

      二、“唐瓶”“汤瓶”与“胡瓶”

      “汤瓶”传说还有一个值得考据的疑点,“汤瓶”是否为“唐瓶”?“唐瓶”又是从何而来?

      (一)从“唐瓶”到“胡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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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北周李贤墓萨珊鎏金银壶      图 2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鎏金胡人头像银执壶

      “唐瓶”的器型、工艺及材质应具唐代西域之风,且功用当为水器,因此历史上曾记载的“胡瓶”较符合“唐瓶”的定位。关于“胡瓶”,唐代历史上多有记载,如《通鉴释文辩误》卷九 :“唐太宗赐李大亮胡瓶。瓶,盖酒器也,非汲水器也。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酬者,以曰胡瓶,未识其规制与太宗之胡瓶合乎否也。”此种胡瓶器型为侈口,细颈,溜肩,鼓腹,喇叭形高足,口沿与肩安柄。h 宁夏固原出土的北周李贤墓萨珊鎏金银壶(图 1)即是此类胡瓶的代表,极具异域风情,唐代称其为鹤嘴壶。此外中国各地也出土过其他相似造型的“萨珊式银执壶”,如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鎏金胡人头像银执壶(图 2),还有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的银平脱漆胡瓶,皆是唐代胡瓶的代表。然而后世对胡人常有认识误区,将其泛指中亚、西亚来华的穆斯林,实际上此“胡”非彼“胡”,至少在唐代,胡人确指波斯人、粟特人,非今人所说的“伊斯兰”文明承载者,而波斯与粟特之间的文化特质也有所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而这三件胡瓶,经齐东方考据就极有可能为粟特银器。i 中亚的古老民族粟特人在唐代极盛,史书称其为“昭武九姓”,尤善经商,陆上丝绸之路活跃的商队主要为粟特商人。而西亚的伊朗高原在唐初尚未伊斯兰化,波斯人于公元224—651 年建立的萨珊王朝曾对整个地区的艺术风格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粟特人和波斯人语言接近,高鼻深目,容貌相似,唐人常常混淆,以“西域胡”统称。萨珊王朝国教为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同时还有景教(聂斯脱利派)和摩尼教,而粟特人则主要信仰摩尼教。兼之伊斯兰教禁酒、禁偶像崇拜、禁使用金银器做食具,因此以金银为材质、酒器为用途、人像为装饰的胡瓶,实难担当中国穆斯林视为沐浴净手的“汤瓶”。之所以有此误解,皆因“胡”字。元代色目人大量进入中国,这些人大部分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并由此将伊斯兰教传至中国各地。后经明清两朝,因年代久远,回族遂以西域胡人、番客等词特指前朝来华的穆斯林先人,并将“胡瓶”视作外国穆斯林做小净的水器。殊不知,唐朝此“胡”非彼“胡”,需仔细辨别,才能对回族“汤瓶”溯源。而此类壶短流、无嘴、无盖、长颈,从实用角度而言,容量不大、易倾倒,并不适合穆斯林做小净。因此,依从中国古代器皿的发展规律,结合伊斯兰教中国传播的历史路径,唐代“胡瓶”并非回族“汤瓶”来源,乃是后来才逐渐发展出现的“汤瓶”器型。

      (二)从“胡瓶”到“汤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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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长沙窑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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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清代粉彩折枝花卉纹梨式壶

      既然上文所示“唐瓶”(胡瓶)并非回族“汤瓶”语音相转,那么中国古代“汤瓶”究竟何来?汤,古文意为热水,顾名思义,汤瓶就是盛热水之壶,又名“茶瓶”。唐以前,虽有鸡首壶、凤首壶等,但是中国传统的壶没有把手和管状流,乃是中唐之后才出现“注子”,盖、执、嘴俱全,皆因中国饮茶法之变化才致壶器型的流变。饮茶法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西汉至六朝的粥茶法,类似煮粥;第二阶段是唐至元代前期的末茶法 ;第三阶段是元代后期以来的散茶法。两宋时期,“点茶”的兴盛,催生了茶具的变化,此时开始大量出现便于注水并能控制流量且防烫手的长流执壶。唐末宋初苏廙《十六汤品》讲,茶末入茶盏,用带管状流的茶瓶向盏中注热水,同时用“茶筅”(竹制搅茶工具)调和茶与水,是为“点茶”。j 点茶时,必然要控制流量,注汤有准,唐代短直流的“注子”(图3)就不能满足“斗茶”的需求,由此便产生了现代意义上茶壶的前身——长流管状执壶。元末至明清,点茶式微,散泡法渐盛。茶壶(图4)圆鼓腹最大腹径逐渐下移,重心下沉,不易倾覆。壶流的位置在元代也渐下移至壶腹中部偏下,令液体压力加大,向外倒茶时不需较大倾斜度即可完成,且水也不易自口部溢出。同时为了控制流速,壶流曲线增至多弯,流速变缓,收手时迅速回流,不至于洒落。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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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宁夏博物馆馆藏民国铜汤瓶

      上述流变,使得壶之器型渐趋近于近代回族“汤瓶”,且功能也能满足穆斯林“小净”之需。小净,波斯语称“阿布代斯”,乃礼拜前即用净水按程序清洗身体局部的基本要求。《古兰经》中记载 :“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们当洗脸和手,洗至于两肘,当摩头,当洗脚,洗至两踝。如果你们是不洁的,你们就当洗周身。”l 回族“小净”首要条件必是用流水,且有规定的冲洗顺序和次数。由此可见,小净使用的汤瓶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长流,易控制水量;第二,曲柄,易于抓握;第三,鼓腹,保证一定容积;第四,矮足或无足,不易倾倒;第五,结实,常用之物耐磕碰。今常见民国往后的铜、铁、锡制汤瓶壶(图 5),皆满足以上要求,也是器物发生规律的必然选择。此外,清代回民起义使回族历经多次人口迁移,总趋势为中原迁往西北、西北散至更为偏僻的边疆。这些地区多为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等游牧民族世居之地,日用之物受杂居地传统习惯影响,未无可能。蒙古族、藏族酷爱奶茶,铜壶工艺颇具特色,而回族受其影响,将其稍作改动,作汤瓶之用,也在情理之中。

      三、“汤瓶”之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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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老北京“汤瓶牌”

      回族将“汤瓶”形象符号化,绘有阿拉伯文的汤瓶壶图案一度成为清真餐饮的标志(图 6)。而回族选择“汤瓶”作为自身符号,既可自我识别,也向回族以外的社会发出信号,以作区隔,皆是因为汤瓶与洁净紧密关联。以人类学观点论之,穆斯林在进入神圣空间或接触神圣物时,必须有大小净仪式,身体的洁净意味着断绝与世俗时空的关联,这种阈限使穆斯林从世俗的结构中进入神圣的反结构状态,在礼拜中接近真主。仪式结束后,又重返世俗生活,对穆斯林而言,“汤瓶”即是阈限中至为关键的物体,是流动净水是洁净的象征。

      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对此有过精辟的论断 :“在水中,一切事物被溶解,一切形状都被打破。曾经发生的事物不复存在 ;没有什么先前存在的东西能在浸入水之后残存下来,没有什么轮廓,没有标志,没有事件。打破一切形状,废除过去,水具有这种净化、更新、重生的力量,水之所以能够净化和更新,是因为它使过去无效并重建。”m 玛丽·道格拉斯的观点解释了“汤瓶”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从而使不可测度的文化边界转化为可识别的符号。至此,回族 “汤瓶”传说及其符号化便可得以解释,皆因伊斯兰中国化的事实需求,从而完成了二元一体的文化转变。

      

      

      蒋佳宁 :中国民族博物馆助理馆员。

      

      a 宛耀宾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

      b 刘致平 :《中国伊斯兰教建筑》,174 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c《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西域四》。

      d转引自 [ 澳 ] 唐纳德·丹尼尔·莱斯利 :《撒哈巴·赛义德·伊本·阿比·宛葛思在中国考》,载《宁 夏社会科学》,1999(4)。 

      e 余振贵、雷晓静 :《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f[ 清 ] 刘智 :《天方至圣实录》,北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4。 

      g转引自钟亚军 :《回族民间传说 < 回回原来 > 原型研究》,载《民间文化论坛》,2009(5)。

      h转引自董建丽 :《唐代胡瓶》,载《收藏家》,2004(5)。

      i 转引自齐东方、张静 :《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94(2)。

      j 转引自孙机 :《唐宋时代的茶具 与酒具》,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2。

      k 高纪洋 :《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苏州大学,2012。 

      l 马坚译 :《古兰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m[ 英 ] 玛丽·道格拉斯,黄剑波等译 :《洁净与危险》,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浅析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构成及美学特征(周玉州)

    “隔帐陈述千古事,灯下挥舞鼓乐声。奏的悲欢离合调,演的历史奸与恶。三尺生绡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这是对集民间文学、戏曲、音乐、美术等传统技艺于一身的中国传统皮影戏的真实写照。皮影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民间娱乐形式之一。它起源于秦汉,发展于隋唐,兴盛于明清,没落于民国之后,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见证者。

    河南皮影艺术是中国皮影艺术的重要分支,在历代发展过程中受本土自然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具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皮影戏中的皮影又称“影人”,是皮影戏的物质载体,主要用牛皮、驴皮、羊皮、纸等材质镂刻成戏剧中的人物、动物、布景等造型,在皮影艺人的操纵下借助幕布和灯光,映出一出出生动感人的戏曲故事。鉴于影人在皮影戏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不管什么朝代和地区的皮影艺人都非常注重对影人的制作和加工。河南罗山皮影艺术中的影人同样受到了当地皮影艺人的高度重视,其在当地的地域环境及文化环境中经过几代艺人的积淀而呈现出特有的审美特征。本文将结合中国民族博物馆近期征集的一批罗山皮影影人对其人物造型的审美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一、罗山皮影戏的发展

    中国皮影戏的起源可追溯到西汉武帝时期,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记载:“李夫人少而蚤(早)卒……上(汉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a 此记载中的方士张灯设帐所呈现的李夫人的形象实际上便是一种“影戏”,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剧目形式,而且目的主要是为了缓解汉武帝对李夫人的相思之苦,而非娱乐大众,但是其“设帐张灯”的表演形式显然是皮影戏的滥觞。

    罗山皮影戏源远流长。据 1982 年版的《罗山县志》记载,罗山皮影源自河北滦州,从明嘉靖年间开始在罗山县繁衍发展,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至清代中叶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一说法在罗山民间被众多皮影艺人所推崇。但在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关注和重视,人们对当地皮影的起源问题也尤为重视。因此有一部分专家学者对于罗山皮影起源于明朝的说法产生了质疑,认为罗山皮影的真正滥觞期在南宋时期。据《信阳地区志》记载,北宋末年,皮影戏随宋都南迁而传入信阳。至清代中叶开始发展壮大,清末民初曾出现过一批著名的皮影表演艺术家。他们认为罗山皮影实际上就是信阳皮影的一种,信阳皮影从地域分布和唱腔差异上分为东路皮影和西路皮影,而西路皮影便包括罗山皮影,因其语言接近湖广,因此其唱腔和道白自成体系。

    不管罗山皮影起源于何时,经过历代皮影艺人的不懈努力,罗山县皮影艺术已经发展成熟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罗山影人制作美轮美奂,栩栩如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成为中国传统民间文艺表现形式中的一枝奇葩。
     

    二、罗山皮影人物的构成
    “一张牛皮演绎喜怒哀乐,半边人脸收尽忠奸贤恶”,此语道出了影人在皮影戏这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罗山皮影主要由头部、盔帽、胸部、手臂、腰胯、腿部等几部分构成。

    头部,主要包括头饰、颜面、胡须以及颈部,其中头饰部分主要体现在女性头部的皮影中,根据人物角色身份的不同其头饰雕刻的繁简程度也会不同。有时头部皮影中也雕刻有帽子的造型,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一般情况下帽子会作为人物身份的重要标志而单独雕刻。头部的下端为楔子,演出时插入胸上部的卡口内,不用时则卸下保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影人头这部分因可以随意拆卸,所以没有严格的人物角色特征,根据角色需要,同一个影人头组装在不同的影人身体上而担任不同的角色。

    盔帽 一般为男性影人头部的装饰,是影人身份、角色的重要标志,比如皇帝、武将、官吏、员外等都佩戴不同形制的帽饰。帽饰根据人物身份的不同其装饰的繁简程度也有很大区别。

    胸部 是构成影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上部装置卡口,以备插影人头之用。胸部为整个影人的主体构成部分,其上部所装置的卡口部分是影人操纵杆的连接点,起到支撑整个影人的作用。另外,其镂刻装饰的特点也是影人身份的标志之一。

    手臂 同点钉结于胸部上半部分居中的位置,一般包括上臂、前臂以及手三部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上臂由两节构成,这是罗山皮影造型艺术的独特之处,其作用可以使影人在操作时手臂更加灵活,所展现出来的人物动作更加生动。两只手的位置为操纵影人另外两个操纵杆的连接点所在。

    腰胯 影人躯干的主体部分,上部与胸相连,下部与双腿相连。此部位根据人物角色的需要,有时还雕刻有刀、剑、腰带等装饰物,以显示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点。

    腿部 上部与腰胯相连,其连接点位于腰胯底端左右对称两点,下部与足为一个整体,其中包括靴鞋在内。双腿形态为正侧面,在表演时通过两个与腰胯部的钉结点垂于身体下端。

    三、罗山皮影的制作流程

    罗山影人不仅在形体构成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而且在制作工艺方面也有着严格的工艺流程。一套完整的影人艺术品主要包括制皮、过稿、镂刻、勾绘、上色、固色、连缀等过程 b。

    制皮 罗山皮影的材料主要以黄牛皮为主,经过去毛、除油脂、裁切、敲平等一系列流程,最终使牛皮平整、光滑、透明,以备后面上稿、镂刻。

    过稿 这道工序是影人的造型阶段,通过线稿确定影人的形体特征。皮影艺人在画线稿时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进行自由发挥,而是遵循固定图案样式进行描绘,这些固定的图案样式来自于世代流传下来的图样和经典的雕刻作品。对于线稿的质量则力求线条流畅、比例协调。

    镂刻 在镂刻的过程中一般从外轮廓开始,遵循“由外而内”“先粗后细”的原则,先确定人物的外形,然后逐渐深入刻画内部的细节。在镂刻的过程中必须要保持足够的整体意识,正如绘画创作一样。在刻绘的过程中要以刀为笔,注意线条之间的衔接,避免交叉线条、产生毛刺。皮影制作的镂刻技法与绘画、篆刻等艺术形式的创作技法有众多相通之处。影人在此过程完成之后要及时找重物压平,以便后面上色。

    勾绘 对皮影人物头部及其他部位的勾绘是制作罗山皮影的重要流程,也是罗山皮影人物制作的点睛之笔。此道工序因为要对人物皮影的五官及帽饰、服饰进行勾勒和创作,因此对皮影艺人的工艺水平有较高的要求。在画脸谱时,一般会对照流传下来的粉本小样或经典皮影造型进行临拓,而那些水平较高的艺人则可以直接脱稿进行描绘。

    上色 这道工序一定要趁皮料松软之时进行,目的是为了防止褪色。罗山皮影的上色技法主要分平涂和晕染两种,犹如中国的工笔画。平涂时一定要将颜色涂均匀,尽量不要一遍完成,多涂几遍颜色会显得比较厚重 ;晕染要力求过渡柔和自然,如面颊、腮红等细节的描绘。对于颜色的种类主要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红、绿、黄、黑等颜色为主,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固色 影人在勾完线稿、上好颜色之后要对其进行固色,以便更好地对其保护。固色要用在铁锅中熬制的桐油进行,将桐油熬好后待凉透后便可使用。

    连缀 此道工序是影人制作的最后流程,是把制作好的胸、腹、四肢等部分用棉线连缀起来连接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胸部上端的卡口要用较软的材料包裹,用牛皮绳或铁丝缠绕,以便影人头部的穿插、拼接。最后再用三根细竹竿分别固定在胸部的卡口及两手的位置。

    至此一套完整的皮影艺术品便制作完成。

    四、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美学特征

    罗山因其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氤氲化育出了独特的人文环境,罗山皮影在此环境中传播、发展,自然也表现出与之相契合的美学特征。

    (一)浓厚的乡土气息
    罗山地区自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始置县,后世沿用至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因此罗山县是一个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文化古城。罗山皮影正是在这片充满文明气息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民间艺术,其人物造型则充分体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罗山皮影的人物造型从整体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厚重感和朴实感。罗山地区的皮影所用的材质主要是当地的黄牛皮,黄牛皮的韧性比较大,用此制作的皮影质地比较坚硬、厚实。也正是因为黄牛皮皮影坚硬厚实的特点,所以皮影上所雕刻的花纹图案自然不如驴皮、纸等轻薄材质皮影的图案花纹精细、圆润,其雕刻的线条多以长直线为主,大刀阔斧的雕刻手法表现出了粗犷朴实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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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 薛刚反唐》中的崔文德

    例如罗山皮影中的文官可以饰演这一角色(图 1)。但是从此皮影的衣饰款式来看,却与崔文德所处的年代不相符合。在此剧情中崔文德所处的年代为唐朝,但此皮影中人物角色所佩戴的冠服样式及颜色却具有明显的宋明时期的特征。在民间的文艺表现形式中,老百姓并不太关注“崔文德们”应该穿什么样式的官服,他们真正关心和在意的是其中的故事情节,官与民穿什么样的衣服,只要能让他们区分人物角色,看懂故事情节便可以。罗山皮影不是突然产生的一种民间文艺表现形式,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完善起来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融合新时代的特征。所以皮影中的服饰样式也是不断融合当时的服饰特征,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形式特征,而这种特征也充分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最终他们会达成一种共识,那就是:只有穿这种衣服的才是“崔文德”,他不能穿其他衣服。这种意识观念广泛存在于罗山皮影的人物造型中,是罗山皮影具有浓厚乡土意味的重要表现。

    另外,从雕刻手法的角度,此件皮影整体上给人们以粗犷、大气之美。先从外轮廓来看,其外形由连贯的长直线或弧线构成。如手臂部分由近似于椭圆形、梯形的三段几何形构成、腿部服饰由长弧线表现与正侧面的靴子连为一体,呈现一种剪影的表现效果,使人物造型简洁大方、浑然一体 ;从内部装饰细节来看,装饰简洁,朴实无华。“侧面的形象如同影子,就像植物学家压制的标本,平整了,也单纯了,在艺术的处理上也方便得多了。”c 如腰部装饰,也为三角形、半圆形等几何形状的镂刻装饰,即使是装饰最为复杂的圆形帽翅部分,也是用外圆内方的铜钱造型间饰造型古朴的卷草纹来表现。而在两臂及两腿等部位,几乎采用素面的形式来表现而不做任何装饰。因此,这件皮影从内而外、从整体到局部都表现出了一种朴拙之美,充分体现了黄土高原文化的乡土风情。

    (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相结合

    罗山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地处江淮之间,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处,南与湖北孝感、黄陂接壤,东与安徽刘安、阜阳毗邻,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促使中原文化与相邻的荆楚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本地特有的文化特色。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罗山皮影的造型特征表现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特点。

    中原文化是以商周礼乐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其一切文化现象基本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荆楚文化则是以夏朝神巫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表现出了崇尚鬼神的原始宗教气息,比较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因此其文化作品表现出了一种上天入地、放荡不羁、怪诞幻想的浪漫主义色彩。罗山皮影艺术则是这两种文化想结合的产物。

    如前文所述,罗山皮影人物造型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这种乡土气息便是建立在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特征。罗山皮影的人物造型概括整体,制作手法朴拙大胆是以黄土高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真实反映。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剪影式外轮廓的处理手法,以及皮影人物内部简洁的几何形镂刻图案等都是中原文化特征的反映,这种装饰风格和造型特征来自于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爱好,直接反映了当地人实实在在的生活面貌,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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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皮影妖怪头部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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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皮影丑角头部造型

    通过观察罗山皮影的人物造型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其很多造型还运用了夸张、变形、意会、象征等手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造型手法在罗山皮影头部造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图 2 所示皮影头部造型为妖怪角色,妖怪本身是出现在神话传说中被人们想象出来的人物角色,表现在罗山皮影造型中更是充分发挥了罗山艺人的丰富想象力。这件皮影夸张的造型主要表现在其头顶部位,其尖尖的独角和夸张的发型以及眼睛、嘴部的表现都充分体现了罗山皮影艺人天马行空、无所拘束的风格。再如图 3 所示,皮影人物的眉毛上方及脸颊处弯弯曲曲的波浪线、从眉毛经过外眼睑环绕到鼻翼的绿色彩带以及鼻头、下巴、眼睛下方所绘的红色圆圈等抽象的装饰符号,充分体现了其丑角的人物角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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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皮影人物整体造型

    另外,罗山皮影的人物造型还充分体现出了观念性、意向性的特征。罗山皮影属于平面的二维造型艺术,尽管如此,罗山民间艺人在雕刻皮影人物时,运用变形、移位等手法,将空间感和立体感融入到皮影的平面造型中。罗山皮影人物的头部造型为正侧面的视角,但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其间的眼睛和眉毛的造型却是正面的造型,再看人物造型的盔帽部分,其帽体部分为半侧面的形象,但是帽翅部分却为正侧面造型(如图 1 所示);皮影人物造型中包括双脚在内的四肢及腰胯部位也基本上为正侧面的视角,但通过观察人物服饰造型我们能够明确看出人物胸部的视角为正面的造型(如图 4 所示)。这种变形、移位的造型手法是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典型特征,使得“在同一件皮影的艺术造型中,会出现平视、俯视、侧视、仰视的不同角度被综合在一个平面上,并形成一定的立体感”d。

    综上所述,罗山皮影人物造型从材质到整体造型特点都体现出了明显的中原文化的现实主义特点,而其结构内部的装饰、透视等方面则体现出了浓厚的荆楚文化的浪漫主义风格。因此,罗山皮影人物造型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化风格的有机结合体。

    (三)刻绘结合的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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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皮影人物造型

    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另一个特征是刻绘结合的表现手法。通过观察我们很容易发现,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结构表现是通过镂刻的方式,而其内部的细节特别是人物头部的细节处理,则主要是通过勾绘的表现方式。如图5所示,此皮影人物的头部除了张开的嘴巴为了表现露出的牙齿而采用了镂刻的方式以外,剩余的部分都是采用笔墨描绘的方式,如眼睛、眉毛、胡须、耳朵、头发等部位描绘得生动传神、惟妙惟肖 ;而其服饰衣帽的表现也是通过镂刻的方式表现出服饰的结构、腰带的位置以及帽子的内部装饰结构,其内部细节则是采用线描彩绘的方式进行补充。如此镂刻与勾绘两种表现手法的有机结合、互相补充的造型手段使罗山皮影的人物造型更富艺术美感。另外,这种表现方式与中国传统年画的表现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传统年画如天津杨柳青、山东高密等地的木版年画都是“半印半绘”的表现手法,即在年画印好以后还要经过手绘的工序流程,使得年画更加出彩生辉。罗山皮影艺术的人物造型中的手绘流程同样也是皮影制作工程中的重要环节。皮影艺人通过对影人头部的精细描绘,使得罗山皮影人物相对粗犷朴拙的外形增加了精致的内容,使得人物造型粗中有细,朴实中见精致,大大提升了罗山皮影的整体艺术水平,形成了罗山皮影独特的审美特征。
     

     

     

    周玉州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

     

    a 班固撰,颜师古注 :《汉书》,第十二册,3952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b 转引自李菊红 :《罗山皮影的造型、色彩及其工艺特征研究》,载《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5)。

    c 张道一 :《张道一论民艺》,189 页,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

    d 转引自江玉祥:《略谈皮影的造型特征》,载《文史杂志》, 1997(4)。

  • 清世祖福临 “顺治乙未仲冬” 御笔书画小考(杜恒伟)

      清世祖福临(1638 年—1661 年),法名行痴,字山臆,号痴道人、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等,爱新觉罗氏,满族,盛京 ( 今沈阳 ) 人。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子,于清崇德三年 ( 明崇祯十一年,1638 年 ) 三月十五日出生在盛京宫廷 ( 今沈阳故宫 ) 内院的“永福宫”( 原称次西宫 ),生母是庄妃 ( 蒙古王爷之女 ),姓博尔济吉特氏,死后晋封为孝庄文皇后。清崇德八年 (1643 年 ) 九月,皇太极死后不久,年仅六岁的福临由其叔父多尔衰和济尔哈朗等护立,于 1643 年 10 月 8 日登上了皇位,年号顺治。1644 年 5 月,清军入关定鼎北京,顺治成为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受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爱好绘画、书法。俞剑华《中国绘画史》记载 :“世祖顺治以政治之暇,游心翰墨,善山水,工写貌,时以所作颁赐群臣。”其山水泉壑窈窕,烟云幽颐,得宋元人神髓。他曾为中书盛际斯画像,面如钱大而须眉毕现,十分逼真,令众臣咸叹。福临在指头画的形成中也有突出贡献,他曾以指作画,对于清初指头画派的形成影响甚大,如高其佩指头画派的推广。乾隆朝编辑的皇家书画录《石渠宝笈》中著录了福临的绘画 15 件。其中有 5 幅作品落款“顺治乙未仲冬”是赏赐给大臣的,“顺治乙未年”即顺治十二年(1655 年),为福临 18 岁所作。

      一、《石渠宝笈》著录以及广东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所藏清世祖赏赐大臣的几件作品

      《世祖章皇帝御笔山水轴》 素绫本,墨画。款识云:“顺治乙未仲冬朔日御笔写。”上钤“广运之宝”玺一,又另行署“赐大学士刘正宗”七字。纵四尺七寸五分,横一尺六寸一分。

      受赏赐者刘正宗 (1594 年—1662 年 ),字可宗,号宪石,清顺治时赐字中轩,明末清初大臣,世称“刘阁老”,山东安丘城里人。生于书香门第,天启五年(1625 年)县岁试第一,天启七年(1627 年)八月乡试中举。崇祯元年(1628 年)三月中进士,历任真定府司理、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侍讲、礼部会试副主考。清顺治元年(1644年)为暂避战乱,携眷南下金陵。翌年五月清兵破金陵后,携眷回归安丘故里。

      《清史列传》有详细记载 :“(刘正宗)顺治二年,以山东巡按李之奇奏荐,起授国史院编修。六年,迁侍讲。九年,由弘文院侍读学士,迁秘书院学士。十年四月,上亲试翰林,分别外转,正宗留原职;五月,擢吏部右侍郎,仍兼秘书院学士;十一月,谕曰 :‘吏部居六部之首,尚书员缺,宜慎加选用。大学士刘正宗清正耿介,堪充此任。特加太子太保,管吏部尚书事。’十四年,考满,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五年,改授文华殿大学士。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狭隘,终日诗文自矜,大廷议论,辄以已意为是,虽公事有误,亦不置念,降旨严饬。十七年二月,应诏自陈乞罢,不允;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浙江道御史季振宜先后奏劾正宗阴险欺罔诸罪,命明白回奏,正宗被革职追夺诰命,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十八年,圣祖仁皇帝御极,以世祖章皇帝遗诏内曾及正宗罪状,当置之重典,念其年老,特予宽免。未几,病死。”

      刘正宗博览群书,最工诗律,尤精五言古诗。他爱好书法,笔法秀妙无伦,顺治帝凡得著名书画,经他鉴别评定后才归御府收藏,常将所得名人字画和自己作的字画及亲笔题字赐给他,御府图书题跋也多出自他手。为显示所获荣耀,他于安丘城相府内特建“御墨楼”。著作有《逋斋诗集》八卷、《御墨楼诗选》《木天草》《雪鸿斋草》一卷等,及诗集数卷。

      《世祖章皇帝御笔仿米家山轴》 素笺本,墨画。款识云 :“顺治岁在乙未仲冬望日御笔仿宋米元章父子画赐司吏院承院王进善。”上钤“广运之宝”“万几余暇”二印。左方上有:“寄兴图书漱六艺之芳润,怡情翰墨措万物于笔端”印一。纵三尺五寸二分,横一尺六分。

      《清实录》(顺治朝)、《清史列传》关于王进善的生卒以及履历均未有记载。由上述题款可知,顺治朝,王进善官职为司吏院承院。他曾于顺治十三年撰写了《内铨奏草》一书,共四卷,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于顺治十二年十月十六日至顺治十三年六月十七日期间,上奏皇帝的奏折以及顺治皇帝的御旨情况,显示了他的耿耿忠心。画中题款“顺治乙未年仲冬”,即顺治十二年之冬十一月,在《内铨奏草》中“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奏折虽未提及受到顺治皇帝赏赐的情况,但是此间王进善欲辞去司吏院承院一职 :“……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题二十五日奉御旨 :司吏院议奏钦此,年终自陈疏奏为微臣年稚、才疏,重任实难肩荷,谨揣分自陈祈准罢……”见卷一,六十八页。顺治皇帝不但没有罢免王进善,而且还嘉赏了他 :“……顺治十二年十五日奏十七日奉御旨 :王进善精勤敏练,才力素优……请辞自陈加级疏。”王进善回奏 :“天眷弥隆臣心亦惧……国家之爵赏原以予非常之功。”那么此幅“顺治乙未仲冬”款《世祖章皇帝御笔仿米家山轴》之作,亦或为顺治皇帝赏赐给王进善的御笔墨宝,以安抚之。

      《世祖章皇帝御笔仿黄公望山水轴》 素绫本,墨画。款识云 :“顺治岁在乙未仲冬望日仿元黄子久画赐左承议、郭进忠。”上钤“广运之宝”“万几余暇”二印。左方上有:“寄兴图书漱六艺之芳润,怡情翰墨措万物于笔端”印一。纵三尺六寸四分,横一尺五寸五分。

      郭进忠在《清实录》《清史列传》等文献中均未见记载,有待考证。

      以上三件是在《石渠宝笈》著录的“顺治乙未仲冬”款赏赐大臣的作品。

      《福临古柏图》 藏广东省博物馆,绢本,水墨。顺治乙未十二年(1655 年 )。 纵 167.5 公分,横 47.6 公分。画面上题“顺治乙未仲冬朔日御笔写赐大学士陈之遴”。钤“广运之宝”玺一。

      画中受赏赐者陈之遴 (1605—1666 年 ),字彦升,号素庵,海宁盐官人,出身名门望族。年轻时与东林、复社名士钱谦益、吴伟业、陈名夏等结交,参与活动。明崇祯十年(1637 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迁中允。顺治二年,投诚,授秘书院侍读学士。五年,迁礼部右侍郎。六年,恩诏加都察院右都御史。八年,擢礼部尚书。时御史张煊劾大学士陈名夏结党营私,语涉之遴,鞠讯不实,免议。寻加太子太保。九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十年,调任户部尚书。会与名夏等集议革。职总兵任珍罪状,与同官两议,得旨责问,复以支饰欺朦,论死,诏从宽削官衔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十二年正月,奏请照律例以定满洲官员有罪籍没家产、降革职之法,下所司议行 ;二月,复授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后陈之遴被革职,皇上念之遴既已擢用,位至大臣,不忍即行斥革,以原官发辽阳居住。是年冬,上复念之遴效力多年,不忍终弃,令回京入旗。

      《清世祖画钟馗轴》 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纸本,纵 132.4 公分,横 63.6 公分。水墨画,款书“御笔”二字。上钤“广运之宝”,又墨书一行“赐户部尚书戴明说”。钤玺二“顺治御笔”“顺治乙未御笔”。鉴藏宝玺“宣统尊亲之宝”。此幅钟馗造型和水墨技法呈现指画风格,作为清初皇帝,他对于清后期指头画风的流行和形成规模作用不小。

      受赏赐者戴明说,字道默,号岩荦,晚号定圃,沧州(河北沧县)人。崇祯七年 (1634年 ) 进士,入清顺治十二年(1655 年)擢户部尚书,由户部主事,累迁兵科都给事中。流贼李自成陷京师,明说从贼。贼遁,明说逃归原籍,十七年(1660 年)去官。

      《清史列传》记载:“(戴明说)顺治元年六月,以招抚天津锦衣卫百户危列宿荐,起原官。顺治二年五月,迁太常寺少卿。九月,调大理寺少卿。四年,迁太常寺卿。五年,擢户部右侍郎。六年,加右都御史御。七年,给事中杜笃祜劾户部不奏销钱粮及徇私注差等事,尚书谢启光降二级,明说罚俸。十年,补河南汝南道。十一年四月,迁广西布政使。七月,谕吏部 :‘戴明说年力富强,才识明敏,向经降调惩诫,必洗涤自新。遇京堂缺补用。’十二年正月,授刑部右侍郎。三月,擢户部尚书。十三年六月,调太常寺少卿。十四年,迁右通政。十五年,迁太仆寺卿。十七年, 左都御史魏裔介劾。明说居心浮躁,前在户部时,家有庆贺事,必徧告司官,希图馈送。丁忧回籍后,私入京师。有乖礼制。疏下部议,革职。寻死。”

      戴明说为官同时工书、画;墨竹得吴镇法,尤精山水。世宗时赐以银质巨章,曰“米芾、画禅(董其昌),烟峦如觌,明说克传,图章用锡。”王铎评为博大奇奥,不让 古人。天启五年(1625 年)作《墨竹图》藏故宫博物院。康熙五年(1666 年)作《谿涧高隐图》,著作有《定圃集》。

      二、福临的儒学修养与汉化情结以及笼络大臣的赏赐手段

      顺治皇帝作为满族最高统治者、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位皇帝,虽在风华正茂时辞世 , 但他短暂而极富个性的一生却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他的儒学修养与汉化情结更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顺治皇帝自幼受汉族文化的熏陶,饱读儒家经典,传统文化修养很深。且受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重视汉族传统文化、重用汉族文人的影响。亲政后对汉族传统文化艺术、宗教等倍加提倡。福临是一位好学而明智的年轻君主。1651 年,当他开始亲政后执掌政权处理朝政时,他很难看懂各方呈递上来的奏折,由此深感自己对汉文化的无知,于是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攻读汉文。短短几年后,他已经能够用汉文读、写、评定考卷、批阅公文。据《国朝画征录》《中国绘画史》等记载 :“清室以皇帝好书画,故一班王公宗室,亦多附庸雅从事书画为雅兴。”“世祖顺治以政治之暇,游心输墨,善山水、工写貌,时以所作颁赐群臣,山水泉壑窈窕,烟云幽颐,得之者珍逾珠贝,又尝以指蘸墨印其螺纹作渡水牛,神肖多姿,可谓生面别开,为高其佩指画之所仿,所擅指墨其法盖始自世祖也。”据画史记载,有一次顺治驾临内阁,“适中书盛际斯(满族大学士)趋而过,
    世祖呼使前跪,凝视片刻,命取笔墨画一盛际斯肖像,须眉毕肖,十分逼真,以示诸臣,众皆咸叹,震翰之工也”。

      从《清世祖实录》第九十三卷可知 :“(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顺治帝谕令兵部 :‘国家选举人才,共襄治理,文武两途,允宜并重……’九月二十五日,顺治帝颁赐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御制’之《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儆心录》各一部。”其目的就是要汉族官僚做忠于清朝的忠臣孝子、贤人廉吏。

      清初期,顺治帝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汉族官员的措施,赏赐几位大臣书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清史稿》有记载,顺治皇帝曾旨谕 :“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胭焉弗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明礼达用。诸臣政事之暇,亦宜留心学问佐朕右之治……”并召纳文学博雅之士及高僧,编纂大部历史与文化艺术等书籍。这说明顺治皇帝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宗教的崇尚,也体现了顺治皇帝的雄才大略以及治国方策的远见卓识。

      

      

      杜恒伟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参考书目 :
    《石渠宝笈》第一卷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三册
    《国立故宫书画》第十卷
    《清史列传》第五卷、七十九卷
    俞剑华《中国绘画史》
    赵尔巽《清史稿》(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
    王洪源《清世祖福临及其书画艺术》(发表于《满族研究》1995 年第 1 期)
    王进善《内铨奏草》(选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科丛刊三编第三十九辑》,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天山阿尔泰山古代游牧民族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吴艳春)

    天山、阿尔泰山,是横亘在亚欧大陆上的两座重要山系。这里的高山草场和戈壁原野,不但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林木、植物等资源,还养育着多种多样的动物生灵,两大山系的自然宝藏更是形成古代亚欧游牧文化的坚实基础。自古以来许多游牧民族在这里驰骋牧放,利用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创造了独特而辉煌的游牧文化。动物纹艺术则是古代游牧民族文化中最为璀璨的明珠。

    天山、阿尔泰山又是两座跨境山脉。天山山系横亘在中国新疆境内,向西延伸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 ;阿尔泰山跨越中国、蒙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部分领土。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天山、阿尔泰山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艺术与中国北方草原、中亚、西伯利亚古代文化艺术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中国北方草原、中亚和西伯利亚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学界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新疆境内两山系的动物纹艺术尚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研究。这是一个涉及许多古代游牧民族,且文化相互联系,思想意识相互交融的重要演化发展课题,凭一篇论文难以周全,本文仅在笔者的能力范围内做粗略梳理和探讨。
     

    一、天山、阿尔泰山古代动物纹艺术研究概述

    探讨天山、阿尔泰山古代游牧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必须首先明确它是整个亚欧草原古代游牧文化动物纹艺术整体构成中的一部分,其产生发展变化都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整体的律动息息相关。国内外学界对欧亚草原古代游牧文化艺术的研究,依托考古学的重大发现进行。前苏联借助地域优势早在 19 世纪初就开始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针对动物纹艺术的研究,笔者所知鲁金科著《阿尔泰的斯基泰艺术》 a,是一部专门从艺术角度对阿尔泰山系所发现动物纹遗存研究的较早著作。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研究颇具系统性,论述了“斯基泰艺术出现的理论”“阿尔泰斯基泰艺术造型方法和技术”“阿尔泰斯基泰艺术主题”“现实存在的动物圆雕及图案制品”“野兽风格”“阿尔泰斯基泰艺术中的前亚成分”“抽象化动物造型”“阿尔泰斯基泰艺术中的装饰主题”“复杂的艺术结构和整体组合”等问题。

    波罗斯马克 2001 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乌科克高原上的骑马人》b,虽然没有直接从动物纹艺术入手,但却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呈现了阿尔泰古代动物纹艺术所发挥的社会文化功能,如动物纹艺术产生的生活环境、服饰、毡毯、马具、礼仪器具、纹身绘体中出现的动物纹艺术等等。或者说这本书从更加广泛的层面,对早期铁器时代阿尔泰山区游牧民族的生活及精神追求进行探讨,且这种探讨大部分资料都涉及对动物纹艺术的研究。

    笔者所知涉及天山山系动物纹艺术研究的前苏联学者主要是阿基舍夫。在他所著《伊塞克古墓——哈萨克斯坦的塞人艺术》c 一书中,有专门的一个章节探索伊塞克古墓出土 165 件装饰动物纹样器物的造型与风格。在这 165 件动物纹的器物中,表现题材有狮子、老虎、雪豹、狼、狐狸、野猪、马、鹿、羚羊、盘羊等,出现最多的是生活在天山的雪豹形象。阿基舍夫对这些动物纹艺术的研究,首先是详细观察描述其细致入微的造型情景,并把它们的特征与亚欧草原其他地区类似艺术品相比较,指出“在伊塞克古墓艺术品上,多半是单一动物形象,其中每件都是完美制品。”这些古代金属浮雕佳品“源于当地是不容置疑的”。但他同时指出 :“伊塞克古墓的塞克野兽纹艺术是一种混合艺术,是自身和外来两种成分的混合体,但在这种艺术中……难以划出各成分间明显的界限,他们已经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并溶为一体了。”在所谓的外来成分中,狮子、狮身鹰头兽、有翼兽明显是借用了伊朗艺术的元素。

    在阿尔泰古代动物纹艺术中,鹰兽合体动物造型比较常见,这种动物也被称作“格里芬”。从造型形态上看,阿尔泰的“格里芬”与古希腊、伊朗狮身鹰头兽“格里芬”还是有所区别。日本学者林俊雄所著《格里芬的飞翔——圣兽所见之文化交流》d 一书专门研究追溯其产生发展脉络。中国学者李零在《入山与出塞》e一书中,也对东西方古代文化艺术中的有翼兽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随着新疆考古事业的发展,新疆各地发现的动物纹艺术品不断增加,但对它们的研究尚没有全面、系统地展开,有限的几篇论文仅选取某一种风格动物纹,将其与周边地区相似类型作比较,或者对动物纹资料按照时序进行梳理。以天山、阿尔泰山两大山系为观察视角,研究古代游牧民族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是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方向,有利于我们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考虑动物纹艺术发展、传播、交流的状态。
    二、天山阿尔泰山系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动物纹艺术品

    本文所指天山、阿尔泰山系考古发现古代游牧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主要指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制品。以各种动物形象为表现题材的艺术制品种类繁多,有野生动物中的走兽、飞禽、游鱼,也有家养动物中的马、牛、羊、驼等。数量较多的动物纹艺术品,在艺术题材的选择、艺术表现手法的应用、艺术思想的表达等方面,展示出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风格。以下选择典型纹样进行探讨。

    (一)典型动物纹样的概念界定

    这里所说典型动物纹样特指在亚欧草原古代游牧文化艺术中既具有普遍性,同时又具有特殊性的艺术品。就艺术题材的选择而言,食肉类动物中的狮、虎、猛禽、野猪,食草类动物中的鹿、马、牛、羊等是动物纹艺术中最普遍的表现主题。在表达这些主题时,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为 :同类动物两两相对或相背造型、异类动物两个或多个相咬斗出现、多个动物某种躯体特征组合为一体现象、单个动物夸大某种器官造型或抽象其肢体形象造型等等,从而形成典型动物纹。通过这些独特的艺术展示手法,可以感受到蕴藏其中的独特艺术思维及与其相关联的思想文化意识。以下选择一些典型纹样加以介绍。

    (二)天山阿尔泰山典型动物纹主题类型

    虎 在新疆境内天山、阿尔泰山系的考古发现中,以虎为题材的造型艺术品数量比较多,表现风格也多样化。概括起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组 :单个虎造型、两两组合虎造型、虎与其他动物相互咬斗造型。

    第一组 : 单个虎形

    从第一组虎形造像看,侧面全身像较多,正面全身或正面头像相对较少。侧面全身造型中,后半体上翻曲卷成圆形的表现形式有纹章似的风格,中亚和阿尔泰地区类似造型虽然也有所见,但展示形态比较自然。而头部及前半体向后扭转的表现风格在整个亚欧草原动物纹中更为普遍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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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中天山北麓阿拉沟出土 图 2  东天山南麓鄯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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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东天山北麓奇台出土 图 4  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出土 图 5  东天山北麓吉木萨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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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阿尔泰山南麓哈巴河出土 图 7  阿尔泰山南麓青河出土 图8  阿尔泰山北麓乌科 克出土

     

    第二组 :两两组合虎形

    虎形构筑在同一个物件上,或两两相对、或相背,或上下分置、或左右错位,或者独立构件,但对称排布,形成有意味的造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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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中天山北麓阿拉沟出土 图 10  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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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中天山北麓伊犁新源出土 图 12  西天山阿拉木图伊塞克出土 图 13  中天山北麓鱼儿沟出土

    第三组 :虎与其他动物组合型

    虎与其他动物组合形成一个整体画面的典型个例有三例,其中两个是虎与羊的组合,一个是鹰与虎的组合。根据现实生活中虎为羊的天敌、以羊等食草动物为食物的情况,学界将这类主题的动物纹命名为“咬斗”或“撕咬”型。按照这个思路,下面的三个画面被命名为“虎食羊”“鹰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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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出土 图 15  中天山北麓伊犁巩留出土 图 16  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出土

    通过上述不完全资料的搜集整理可知,目前新疆东天山地区虎形动物纹发现相对较多。虽然新疆境内阿尔泰山南麓也有发现,但数量相对较少。最近披露的阿尔泰山南麓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出土的 800 多件金器中,有 10件金箔虎形 f,为阿尔泰山麓动物纹艺术中的虎形主题增添了新看点。

    狮 在新疆境内天山、阿尔泰山系的考古发现中,以狮为题材的造型艺术品数量与虎比较刚好相反,极为少见。具有代表性的是天山北麓阿拉沟出土的狮形金箔。这个狮形金箔的典型性在于其表现形式及造型风格与同出的虎纹金牌饰、虎纹金箔完全类同,应该是当地工匠的艺术创作。但就狮子题材的来源而言,狮子主题元素来自西亚古老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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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中天山北麓阿拉沟出土
     

    格里芬 首先要介绍一下格里芬的概念。格里芬是希腊神话中一种鹰头狮身有翅怪兽,据记载格里芬“有很长的耳朵,豹子嘴,脚上有爪,大如牛角”。亚欧考古发现表明,“除了西亚和爱琴,亚欧内陆草原、斯基泰和中亚文明,均有大量格里芬及与之同类的带飞翼的诸兽混合的造型”g。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文化动物纹艺术中,格里芬的形像很多,其最鲜明的特点是鹰头、兽耳造型凸显,兽体抽象简略化。新疆境内天山山系有类似形象发现,但数量不多。最典型的是伊犁尼勒克县加勒格斯哈音古墓出土的骨质剑鞘上雕刻的格里芬形象。将其与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的格里芬比较,都有鹰嘴兽耳,兽体抽象简化的特征,不同的是前者采用了阴刻的造型手法,而后者却是立体塑形。新疆天山山麓发现的格里芬形象中,还有另类的一例,即与伊犁新源对虎纹铜环同出的对翼兽铜环。铜环上塑造的身带翼翅、头上长角长耳的有翼兽,被学者林俊雄认为是格里芬。但这个格里芬鹰嘴特征不明显,可看作是混合特征的兽类。著名的中亚阿姆河宝藏中有一个金手镯上的有翼兽,兽头上的嘴有鹰喙特征。通过这两个器物的比较可以判断,伊犁的有翼兽虽然缺了鹰喙特征,但格里芬的因素还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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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8  中天山北麓伊犁尼勒 克出土
    图 19  西天山山麓阿拉木图伊 塞克出土
    图 20  阿尔泰山北麓乌科克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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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中天山北麓伊犁新源出土
    图 22  阿姆河宝藏
     

    有翼兽 这里所说的有翼兽指混合了两种及以上动物特征、体侧生翼的动物。在新疆阿尔泰山南麓青河发现的金质有翼兽(也称飞鹿或飞马)是一个代表性形象。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文化中兽性特征明显,鹰喙特征减弱的有翼兽也比较多见。通过图片可以观察到,青河有翼兽和乌科克有翼兽总体风格类同,兽呈侧面奔跑状,尾巴高竖,细部有区别,最大的共同点是体侧展开的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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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新疆阿尔泰青河有翼兽图样 图 24  俄罗斯阿尔泰乌科克有翼兽图样

    鹿 在亚欧古代艺术中,鹿作为一种吉祥的动物,被各地区不同民族广泛选用,表达不同的思想文化内涵。新疆天山、阿尔泰山系考古发现的鹿形动物纹也有所见。代表性文物有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发现的骨雕鹿头、中天山北麓呼图壁石门子墓出土鹿形铜带钩,中天山南麓米兰发现的鎏金铜卧鹿、西天山南麓发现的鹰鹿组合金牌饰等。在阿尔泰山系,新疆阿勒泰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现的鹿形金箔,以简约的形态,塑造了一只曲肢回首的鹿形。俄罗斯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动物纹艺术中,鹿的形象也比较多见。以鹿形为题材的动物纹艺术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鹿鸟组合图像。组合的类型又有两种,一种是鹿与鸟(有时表现为鹰)为两个独立个体组合出现,另一种是鹿的躯体和鸟的头像合为一体,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构图。新疆天山西部克孜勒苏阿合奇出土的金鹿与金鹰组合最典型,类似的图像在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也有表现。更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有鹿上生产多个鸟头的造像,这种题材在西天山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墓、东天山巴里坤黑沟遗址等处都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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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  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出土 图 26  天山南麓米兰出土  图 27  阿尔泰山北麓乌科克 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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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8  天山西南麓克孜勒苏阿合奇出土 图 29  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图样

    除了鹿角生鸟的鹿形,鹿嘴巴变为鸟喙的情况在阿尔泰地区也有典型表现,如乌科克木雕鹿形的嘴呈鸟喙状,巴泽雷克古尸纹身图案中也有鹿嘴为鸟喙的造型,这种造型在中国东北部的鄂尔多斯金器、新疆南部扎滚鲁克古墓毛织物上都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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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0  俄罗斯阿尔泰乌科克 出土  图 31  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巴 泽雷克图样  图 32  新疆天山南扎滚鲁克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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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  东天山巴里坤黑沟梁出土 图 34  西天山哈萨克斯坦伊塞克 出土

    图 35  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 克出土

    马 马在亚欧游牧文化中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地位。马是游牧民族亲密的伙伴,也是他们思想意识中神圣的崇拜对象,是太阳神的象征。天山、阿尔泰山系动物纹艺术中写实性普通马的造型在此不一一例举,这里只举出阿尔泰山系巴泽雷克文化中出土马头上有鹿角装扮的艺术造型和哈萨克斯坦有翼马的头上有盘羊角的造形。前者是对祭祀马的装扮,后者则是人体冠帽上的装饰。马头饰鹿角或羊角,究其是角形艺术题材的移植还是有意味的象征,需要专门的讨论,这里暂时仅提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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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6  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马头 鹿角造型    图 37  天山山麓哈萨克斯坦伊塞克马头盘羊角造型
     

     

     

    羊 羊的形象在亚欧游牧文化动物纹艺术中也被广泛使用。天山、阿尔泰山系考古发现中,大角羊的造像因数目相对多、造型醒目而给人以深刻印象。东天山地区的哈密、伊吾、阜康,西天山地区的伊犁、哈萨克斯坦伊塞克,俄罗斯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大角羊以单个独立、成对相向或背向,或者大小羊相依等各种造型的艺术形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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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8  东天山伊吾出土 图 39  东天山哈密出土 图 40  东天山阜康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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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1  西天山伊犁出土 图 42  俄罗斯阿尔泰乌科克出土 图 43  俄罗斯阿尔泰乌科克出土

    在现实生活中,羊是被人畜养和食肉类猛兽捕食的弱小动物。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在游牧文化意识及艺术题材中不重要。相反,正因为它是支撑游牧社会和草原生态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所以在游牧文化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野猪、骆驼、牛 东天山木垒发现过多个组成野猪圆环透雕牌饰和野猪与马组合牌饰。阿尔泰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现用黄金制作的野猪形牌饰,使野猪题材动物纹艺术的流布范围延伸到阿尔泰地区。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发现过小的金骆驼牌饰和金质双联牛头、绿松石镶金金牛头。东天山北麓昌吉四棵树墓地也发现了金牛造型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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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6  阿尔泰山哈巴哈金质野猪 牌饰
    图 44  东天山木垒野猪牌饰 图 45  东天山木垒野猪与马牌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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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7  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双联金牛头   图 48  东天山北麓昌吉金牛

    综上,对天山、阿尔泰山古代游牧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资料进行粗略梳理可以感觉到,天山山系虎及猫科类动物、马、羊为题材的艺术造型比较突出,地位相对重要 ;阿尔泰山系飞禽、格里芬及类似混合型兽、鹿、马所占比重较大、较重要。但这只是一个趋向,其他动物题材也都有所表现。

    三、天山、阿尔泰山典型动物纹涉及的一些问题

    天山、阿尔泰山是古代游牧民族生活、驰骋的疆场。长期的游牧生产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生活,使动物在游牧文化意识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用动物符号进行艺术思想的表达是亚欧草原游牧文化的共同特征。具体到每种动物纹艺术品或者某一组相互关联的动物纹艺术品(如一个王或贵族服装上的成套装饰,或者一匹殉葬马匹马具上的成套装饰),其创造者所要表达的艺术思想,则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文化背景做分析。

    (一)天山山系虎、狮等猫科类动物纹艺术的文化归属问题

    目前学术界认为,新疆境内阿拉沟发现的虎纹、狮纹金牌饰是古代塞人的文化遗物。如果从古代民族文化心理视角探讨,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学界的研究表明,塞人早期图腾信仰中,鹿、马是重要的图腾动物。在公元前 5 世纪前后信仰祆教后,马又作为太阳神的象征得到尊崇。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墓发现的全身穿金衣的塞人贵族,其头戴金冠正中的动物,主题元素就是马,但这种马又长上了盘羊的角和猛禽的翼翅。主持发掘这座古墓的阿基舍夫先生认为,这是塞人文化与当地更古老的图腾文化(以盘羊为图腾文化)融合的表现。

    在新疆天山山系,天山东部、中部各地都发现数量较多的虎纹,而用黄金、青铜等贵重金属表现马的形象并不多见。天山西部地区的克孜勒苏阿合奇有一例金马出现,这个地区恰恰是与文献记载塞人迁徙后一段时间的活动地域相符。塞人在公元前 5 至公元前 4 世纪与波斯人交往频繁,并接受了波斯祆教信仰。在祆教经典《阿维斯塔》中,记载了祆教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所创战斗神十次变化显示其威力的情景。十次变化中,除了两次化显为青年和中年男子汉形象,一次化作疾风外,其他七次分别化作金犄角公牛、黄金耳朵的白骏马、极其威严且力大无比的骆驼、凶猛好斗的公野猪、矫健的雄鹰、弯犄角的肥美绵羊、尖犄角的肥美公羚羊,h 但没有提及虎。在古代亚欧游牧文化中,虎到底与哪个游牧部族关系密切呢?从整个亚欧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整体情况看,东部草原地区动物纹艺术中,虎的形象更多一些。从东天山地区虎形艺术形象凸显的情况推测,我们认为东天山地区虎的形象应该和亚欧东部草原联系更为紧密。目前新疆学术界把东天山许多带有游牧文化特色的文物都划归塞克或者月氏,但却忽略了天山东南部也有古羌人这个游牧民族的存在,他们的图腾信仰是猛虎。学界有学者研究推测,塞克与羌人在天山山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往与融合。这个观点也应该适合对天山、阿尔泰山动物纹艺术的认识。塞克从祁连山地区向天山山系迁徙的过程中,应该与当地早就存在的古羌人发生过斗争与融合。学界有一种认识,认为中国古代传说的西王母原型,是远嫁塞克的古羌人女首领。i 东天山北麓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学界大多推测是塞人遗存,但我们注意到,这幅岩画中表现的图腾动物中,除了有对马图外,还有斑斓猛虎的图像。康家石门子岩画的文化成分,除了塞人文化元素外,诸如猴形图像、虎形图像的文化内涵都需要做进一步思考。

    狮子的形象学界一般认为其源头应该在西亚地区。但在天山阿拉沟,狮子与虎的形象同处。数量上虎形多于狮形。

    (二)阿尔泰山系格里芬与西方格里芬的造型区别

    如果把阿尔泰山系发现的格里芬形象和亚欧草原西部发现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格里芬形象做对比就会发现,阿尔泰山系发现的格里芬与亚欧西部草原格里芬形象差异较大。阿尔泰山系格里芬更多地凸显鹰的特征,兽形仅仅表现在耳朵部位,躯体往往抽象化了,而西部草原格里芬形象明显地具有狮子的兽体特征。或者说阿尔泰山系的格里芬是从鹰的原型演化而来,草原雄鹰在早期游牧民族文化艺术中,可能与早期的太阳崇拜意识相结合,已经有象征太阳的寓意。阿尔泰山系巴泽雷克考古文化中有一件非常独特的双鹰环日艺术品,看后会使人马上联想到中国的成语“凤鸣朝阳”或“丹凤朝阳”。这个成语产生的文化背景非常遥远,早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文献《诗经·大雅·卷阿》中就已出现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而诗中所提到的梧桐树,是凤凰栖息之所。凤凰这种在传说中象征吉祥幸福的太阳鸟,为何只栖于梧桐树?或许是因为梧桐树高入云天,繁盛茂密,让古代先民们将之与神话传说中的扶桑树相联系。扶桑树是远古社会先民们想象太阳升起之所在,这种树与太阳的升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中国先秦文献记载凤凰的形象是“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与阿勒泰山系巴泽雷克考古文化中发现的双鹰环日图中的鹰形象上有差异,但根据阿尔泰巴泽雷克考古资料复原的独特的女性头饰在高棒状头饰上装饰的多鸟栖息状的情景,又让我们联想到中国远古神话太阳母亲羲和与她的十个儿子在扶桑树上轮流值日的故事。这种装饰似乎是太阳母亲羲和与她的十个太阳儿子,维持自然界光明日夜循环的一个象征性情景。我国先秦时代的阿尔泰地区是游牧民族联系东西方文明的一个中转站,其西部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间接东渐,影响着阿尔泰游牧世界的文化发展。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描述西方文化中与东方凤凰性情相似的不死鸟时说 :“我并没有亲眼见过它,只是在绘画中见过,它的羽毛一部分是金黄色的,一部分是鲜红色的,外形像一只巨鹰,而且还拥有美丽的歌喉。”从对动物纹艺术的观察中我们更加确信,古老的阿尔泰山系早期游牧民族,不但是东西方古老文明的传播者,更是将两者融汇贯通并整合发展的智慧民族。古老的阿尔泰山系,是远古东西文明交汇的圣地,更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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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9  阿尔泰格里芬造型图                50  亚欧西部草原格里芬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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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  阿尔泰山系巴泽雷克文化中双鹰环日造型

    (三)天山、阿尔泰山动物艺术造型与对立统一哲学观念的表达天山、阿尔泰山动物纹艺术,在艺术表达形式上,显示出清晰的两元对立统一模式。无论是同一种动物的两两相对或相背,还是不同种动物的相咬相斗,都巧妙地统一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艺术形态表达,如果仅仅理解是为了装饰或者适应空间布局的要求而创作可能是不够的。首先,用黄金和青铜等贵重金属制作动物纹艺术,表明动物纹艺术所表达的主题绝不是简单模拟动物的形象进行视觉愉悦,而是利用动物形象作文化表达符号,表达游牧民族对世界万物相互关联的认知,并力图把这种认知表达体现出来,让所有游牧社会的人们形成共识和认同,也就是说动物纹艺术是当时游牧社会统治者进行文化引领的有效手段。古代东方古老哲学的两元对立思想,不是凭空构想出来的,而是对现实生活不断体验、深刻领会总结出来的。其中,游牧文化艺术的作用不可忽视。或者说,通过动物纹艺术内敛(相向而对)、外放(背向而联)、自旋如圆(后体反转、前体扭旋)的律动形态,我们似乎对古代中国的原始哲学意境有了清晰的感知和形象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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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2  阿尔泰山系巴泽雷克文化中女性头饰多鸟装饰

    动物纹艺术主题中常见的草原上野生动物猛兽猛禽对食草动物的袭击的情景,如果简单地理解对现实生活中类似事件的记录或者不同部落斗争的反映,就不能圆满解释草原动物纹艺术中最典型的现象 :鹰鹿组合图像的多种意味。如果把鹰啄鹿(雄鹰站在鹿背上)解释为雄鹰袭击鹿,就无法解释鹿嘴变成鸟喙或者鹿角生出鸟头这种现象。后两者现象显然表达两种动物的完美结合,构成一体的意味。正如对中国内地著名的青铜雕塑艺术品虎食人图像的解释,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认为是原始宗教中对巫师与神灵(虎是神灵化显的标志)能量合一的表现。我们认为,天山、阿尔泰动物纹艺术中两种动物相咬斗的主题,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争斗,最起码应是两种能量的相互碰撞与融合。

    草原动物纹艺术最繁胜的时期,恰恰是各种文化繁荣交流最兴盛的时期,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交流融合是大趋势,动物纹艺术正是应和这种趋势而出现的。

     

     

    吴艳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

     

    a[ 俄 ]НМ 鲁金科 :《阿尔泰的斯基泰艺术》,俄罗斯,普希金国立艺术博物馆,1949。

    b[ 俄 ]НП 波罗斯马克 :《乌科克高原上的骑马人》,见新西伯利亚《 ИНФОЛИО—пресс》,2001。

    c[ 俄 ] 阿基舍夫 :《伊塞克古墓——哈萨克斯坦的塞人艺术》,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87。

    d 日 ] 林俊雄 :《格里芬的飞翔——圣兽所见之文化交流》,东京,雄山阁出版社,2006。

    e 李零 :《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f 转引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考古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13(1),17 页。

    g 沈艾凤 :《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405 页,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

    h[ 伊朗 ]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元文琪选编译:《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244—251 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i 叶舒宪、萧兵、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下册),1270 页,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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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匈奴王国的鼎盛及其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安丽 安英)

    匈奴是春秋战国及汉代活跃于北方草原的一个强劲游牧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草原、建立庞大游牧王国的民族。其兴起于战国,衰落于东汉时期,在大漠南北活跃了三百年左右,创造了发达的游牧文明及璀璨的青铜文化,对后世草原民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匈奴武士能骑善射,骁勇善战,不仅对当时中原王朝构成极大威胁,马蹄也踏入中亚及欧洲,对中国和世界历史都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匈奴族源及游牧王国的建立

    匈奴是战国时见于史书记载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关于匈奴的族源,据《史记·匈奴列传》(集解引晋灼云)记载 :“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即西周时统称活跃于西部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为荤粥、猃狁。另有“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 a “狄人”自称“胡”或“匈奴”。b 由此,匈奴族源应包括由夏商西周时期的荤粥、鬼方、猃狁,而后演变为“狄”等部族。c 有历史学家考证,匈奴最初为夏代或更之前生活于内蒙古阴山之北草原上的狩猎畜牧氏族人群。约在早商时期,他们南迁到阴山南部河套地区,开始成为主要经营畜牧业的游牧民族,此即中国史籍上所泛称的土方、鬼方,及后来的猃狁、“狄”等部族。至战国时期,作为西部草原众多游牧部族的一支匈奴崛起,始有匈奴之称。亦有专家根据蒙古国境内发现的早期匈奴文化遗存认为,匈奴源于漠北草原,时间长约“千有余岁”,由于气候等原因,后重心南移,并以汉初娄敬记述匈奴“本处北海之滨”(北海,一般指今贝加尔湖)为佐证。d

    《史记·匈奴列传》记述匈奴早期历史称 :“自淳维以至头曼(头曼为秦汉时有记载的第一位匈奴王),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头曼之子)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逐水草迁徙,……然亦各有分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这些记述说明匈奴于头曼单于之前,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尚不稳定,生产与军事组织合而为一,国家未建立,王位亦尚未世袭的社会状况,表明匈奴之民族实体还未最后形成。e

    战国时,匈奴人南迁后驻牧于鄂尔多斯高原、河套一带,建有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和庞大的游牧氏族部落联盟,成为雄踞西部草原的一方霸主。其东邻内蒙古东部草原的东胡,西毗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南与秦赵诸国抗衡,对秦、赵两国构成很大威胁,两国均修筑长城加以防御,长城以北地尽为匈奴所有。

    近几十年来 , 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地区陆续发现了多处战国时期的匈奴文化遗迹。如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杭锦旗桃红巴拉匈奴墓、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匈奴墓、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匈奴墓、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乡匈奴墓等。其中以 1972 年冬季在杭锦旗阿鲁柴登沙窝子里发现的“匈奴王金冠”为最罕见的稀世国宝,这是迄今发现唯一完整的“胡冠”(图 1)。其用黄金锤錾后焊接成形,由一个鹰形顶饰和三条动物纹冠带组成,高 7.1 厘米,重达 1000 余克。其顶饰站立的展翅雄鹰头颈部用两块绿松石雕琢而成,鹰下面踩的是半球面体浮雕图案的四狼咬四盘角羊图案,整个顶饰构成雄鹰鸟瞰狼咬羊的生动画面。冠顶之立鹰的头、颈及尾部是可以来回活动的,随着骑者马背行走之颠簸,王冠上的鹰就会来回摆动。金冠头箍由三条索纹弧形带围合而成,前半部为上下两条围箍,上下两条之间有榫铆插合;后半部为一条围箍。头箍两侧分别饰半浮雕动物纹饰,其卧虎在上,对首卧马、卧羊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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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匈奴王金冠(引自原内蒙古博物馆《成吉思汗故乡历史文物展览》图录,1994 年于美国出版)

    根据史书记载,匈奴以天象中的昴星团(即白虎星)为族星,据《说文》载 :“昴,白虎之中星。”《史记·天官书》也记载 :“昴,胡星也。”“胡”在当时指匈奴,昴星为匈奴族星。而翱翔于天空、巡行广袤草原的雄鹰应为匈奴世代相承的图腾崇拜物。因此,以其图腾崇拜的鹰与虎的艺术造型自然会反映在匈奴王冠上,充分体现出一代大漠霸主的威风和气势。有专家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分析,金王冠的主人极有可能是当时在鄂尔多斯地区活动的匈奴林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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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四虎噬一牛金带饰(引自原内蒙古博物馆《成吉思汗故乡历史文物展览》图录,1994 年于美国出版)

    在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与鹰形金冠同时出土的还有缀于腰带上的两件“虎咬牛纹金带饰牌”,均长 12.7 厘米、宽 7.4 厘米,其中一件有明显的带穿磨损痕迹,起带扣之作用。这套带饰两件图案相同,中间是匍伏的牛,两侧四只斑斓猛虎咬着牛的颈部和腰部(图 2)。牛虽被猛虎挟制,仍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用它锐利的牛角刺穿前面二虎的耳朵。造型生动逼真。此金牛可能取意于黄道十二宫的金牛宫,而作为匈奴族星的白虎星也在金牛宫,牛虎共处一宫,故以四虎噬一牛表现匈奴王的强悍及称雄草原之意图。与此套带饰配套的还有 12 件“嵌宝石虎鸟纹金带饰”,每件长约 5 厘米、宽 3.3 厘米。出土时原穿连的皮带早已腐蚀。此 12 件带饰图案以虎形为主体,其张口露牙,四肢前屈,虎身镶红绿宝石 7 块,或许是象征昴星团的七颗星。虎身上部饰有八鹰图案,由于空间有限,八鹰只突出表现了鹰首部位,鹰身用简易的 S 形线条替代。背面两端均有桥形以穿系之用(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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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嵌宝石虎鸟纹金带饰  摄影 / 孔群

    另外同时出土的还有 “金珠项饰”“金耳饰”“金方扣”等。这组金饰件造型之精美,是极为罕见的,堪称匈奴艺术的瑰宝。由此可以想象出,当时的匈奴王头戴此金王冠,耳挂金耳坠、颈戴金项饰、身穿缀满金晃晃的动物纹金饰件的袍服,腰系金带饰,佩挂着匈奴刀……充分显示出作为大漠霸主的威风和气派。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 215 年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南地”(阴山以南河套地区),匈奴不胜秦,北徙阴山之北。秦始皇下令将原来秦、赵、燕诸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西起甘肃省岷县、东至辽宁省朝阳市的万里长城,以抵御匈奴等北方民族的南下侵扰。至秦末,“蒙恬已死,诸侯衅秦,中国扰乱,诸侯所徙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黄河,与中国界于故塞”。f 即此,匈奴重新占领河套以南地区。匈奴首领称为“单于”,据《汉书·匈奴传》:“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匈奴历史上第一代单于——头曼单于建王廷于漠南阴山之北,即史籍记载的匈奴统治中心“头曼城”。至头曼之子冒顿单于执政时,其励精图治,蓄意改革,使匈奴更加强盛。公元前 206 年(汉
    f 司马迁《匈奴列传》,《史记》卷五十。

    高祖元年),冒顿单于向东击灭东胡,向西击走月氏,“南并娄烦、白羊河南王”。g以国家形式独立于北方草原地区。其影响所及,东达大海,西抵中亚,北控西伯利亚,“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统一北方草原的强大游牧王国。冒顿单于进而又觊觎富饶的中原大地,“围困汉高祖刘邦于白登七天七夜,此为这
    位汉朝开国皇帝平生最困窘的一次”。h

    匈奴社会发展至第一位单于头曼和其子冒顿单于时(公元前 3 世纪晚期—前 2世纪早期),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显著标志是冒顿杀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开始了匈奴单于的世袭制度,标志着匈奴奴隶制社会从此进入阶级社会。” i

    西汉初年,匈奴族雄踞北方广大草原地带,汉统治者对匈奴屈于守势。汉武帝元光二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 133—119 年),汉武帝刘彻对匈奴大举进攻,汉匈之间经过几十年拉锯战争后,汉军再将匈奴逼退阴山、贺兰山、大兴安岭之北。而后匈奴分化为南北二部。北匈奴西迁,入居匈奴故地。西汉末期(约公元前 51 年),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归附汉朝,入居河套,出现汉匈友好的和平景象。汉王朝为其边境安定,采取汉匈和亲政策,即汉朝不断选送宫女嫁于匈奴首领。因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汉朝宫女王昭君与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结成婚姻,从而有了“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汉匈和亲达百年之久,为中原和北方草原人民的和平安宁起到了良好作用,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的佳话。内蒙古包头出土的“单于和亲”瓦当、“单于天降”瓦当即是这段时期遗留的历史文化遗存(图 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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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汉代“单于和亲”瓦当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图片)
    图 5  汉代“单于天降”瓦当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图片)
     

    此时河套地区汉匈杂居,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农耕畜牧并存。由此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不断交融发展,中原传统式青铜器也在内蒙古地区广泛出现。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呼和浩特市地区均出土有大量汉代文物,其中以青铜灶、青桐钫、青铜壶、青铜镜、青铜带钩等汉式青铜器最具代表性。匈奴在与中原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互市”和“战争”中不断发展强大,成为北方草原的统治民族。而此时匈奴墓出土的精美文物,再现了匈奴贵族的豪华生活。如鄂尔多斯西沟畔出土的金镶贝头饰,其嵌贝和连珠纹金边及图案应受中亚及波斯、古希腊、罗马等西方风格的影响。同时出土的嵌松石金玉耳坠,其艺术风格的主流应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但耳坠上方嵌松石鹿形装饰则为典型草原文化风格(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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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汉代匈奴贵族妇女耳饰,内蒙古鄂尔多斯西沟畔出土(引自原 内蒙古博物馆《成吉思汗故乡历史文物展览》图录,1994 年于美国出版)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曾出土一方“汉匈奴栗 借温禺鞮 ”印。印长 2.5厘米、宽 2.5 厘米、高 3.5厘米。驼钮,印文为阳刻 篆字“汉匈奴栗借温禺鞮”。“栗借”是匈奴贵族的姓氏。“温禺鞮”是匈奴王号之一。《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其
    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 ;次左右日逐王, 次左右温鞮是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弟当为单于者也”“北 单于乃遣弟右温鞮是王奉贡入侍”。由此栗借温禺鞮很可能是位异姓王。另外又据《汉书·匈奴传》中所颁单于印文为“匈奴单于玺”,诸王以下首冠“汉”字末称“章”,即所谓之“有汉言章”。而此印有“汉”无“章”,即可能是南匈奴遗物(图 7、图 8、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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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图 8、图 9 为“汉匈奴栗借温禺鞮 ”印、印文及拓片(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图片)

    二、匈奴青铜马饰具及武备

    匈奴以游牧经济立国,畜牧业甚为发达,特别是以养马业著称于世。《史记·匈奴传》载,匈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骑兵围困汉高祖于平城,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黑马,南方尽黄马,可见其马群马种之多及养马技术之先进。此时匈奴族的马具制作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发明了青铜马面饰,包括青铜马衔、防箭击的青铜额饰及鬓饰等。如 :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桃红巴拉战国匈奴墓出土的青铜马面饰(图 10)。其固定于马额部的是一青铜圆牌 ;固定于马首两侧的是青铜圆牌连三角形铜牌 ;青铜马衔由两节组合而成,中间两环相套,两端各有一环圈,以放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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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匈奴青铜马面饰(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图片)

    匈奴人善骑射,控马、御马技术极为高超。最初骑马时只以皮革为鞍韂,后来又发明了前面略起鞍桥的平缓的木马鞍和马镫,他们很可能是最早懂得使用马鞍和马镫的民族。《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族自幼熟习鞍马骑术,举族上下“尽为甲骑”,为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士。匈奴不仅马上武功高超,其武器军备也很精良,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大量青铜短剑、青铜刀、青铜镞等说明了他们的实力。青铜短剑有铃首直刃和曲刃及环首直刃等形制(图 11);青铜刀也有直刃和曲刃之分,上面多装饰有各种动物纹和云纹、斜线纹、圆点纹等几何纹饰(图 12)。青铜兵器的使用,加强了匈奴军事力量,进而推动草原游牧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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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匈奴青铜短剑  摄影 / 孔群
    图 12  青铜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图片)
     

    匈奴人在军事防御方面也非常重视,近年来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实物有厚重的匈奴青铜盔,有的头盔上面绳索痕迹还很明显。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还出土有全套匈奴青铜甲,其由较大的青铜甲片组合而成,钉缀在坚实的皮革上,前胸、后背各有一圆形护心镜,周围缀有圆形铜甲片,下部是叶形铜甲片,排列稀疏,此为北方游牧民族早期铠甲形制。此青铜甲的发现对研究匈奴军事武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图13、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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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匈奴青铜盔  摄影 / 孔群 图 14  匈奴青铜甲  摄影 / 孔群
    图 14  匈奴青铜甲  摄影 / 孔群
     

    匈奴社会为兵牧一体,军事和生产组织相结合,男子于战时皆为骁勇善战的武士,平时从事畜牧狩猎生产活动,马是他们不可缺少的代步交通工具。故男性逝者多殉马头,并配有马具。另外腰间还系挂平时所用的青铜短剑,身侧放置生前所用弓箭和箭支,以此表示匈奴男子一生和来生将要从事的猎牧征战生涯。女性多殉羊,表示女子主要负责衣食,兼事放牧。

    由于骑马术的普及,匈奴人才得以在广阔的蒙古草原上统一为整体民族,并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当时还不会骑马的西方牧羊人,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后来必然会被西迁的北匈奴人所轻易击败。多年后当他们掌握了骑马术,仍不能同在匈奴之后的具有丰富骑术经验的蒙古军队相较量。

    三、精美的动物纹造型艺术

    匈奴雄踞草原达几个世纪,此间随着匈奴王国的强盛和发展,草原游牧文化的艺术创造也得到高度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区大量出土的动物纹青铜器和金银器,中国学者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按其功用可分为兵器、车马具、工具、装饰品类等。因其动物造型方面吸纳有西方草原艺术造型的特点,因而西方学者称之为“斯基泰—西伯利亚”风格的青铜文化。由于纹饰多以动物纹为主,美学界和史学界也称之为“野兽风”艺术。这些青铜器和金银饰品上的动物纹饰,多取材于草原上常见的虎、狼、鹰、鹿、马、羊、牛、驼、豹等动物形象,并突出表现了它们相互搏斗撕咬的场面,从而折射出草原游牧民族强烈的生存竞争意识。如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出土的一套两件“虎豕咬斗纹金饰牌”,长 13厘米、宽 10 厘米,主体图案为猛虎和野猪身躯扭曲纠结在一起咬斗的激烈场面(图 15)。再如镂空“驼虎相争纹青铜带饰牌”,为一头高大的双峰驼俯首咬着虎的腿,虎紧咬着骆驼的颈部(图 16)。此二饰牌写实生动,真实体现了匈奴族强烈的尚武精神和艺术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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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驼虎相争纹青铜带饰牌  摄影 / 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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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 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引自原内蒙古博物馆《成吉 思汗故乡历史文物展览》图录,1994 年于美国出版)

    在游牧文化的艺术造型上,强悍的猛兽飞禽往往代表着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和大漠草原的一方霸主。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虎斗群狼纹金饰牌”,其长 13.5 厘米、宽8厘米,金饰牌主体图案为一身躯庞大的猛虎,虎口大张,衔着两只狼的颈部和一只狼崽 ;虎一前爪抓着下垂的狼腿 ;周身围绕各具形态的五只狼。整体显示出虎的凶猛和群狼的无奈。牌饰背面有二桥形钮,应为腰带上的饰牌。此寓意一种不可战胜的剽悍与威力,为匈奴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真实写照(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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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虎斗群狼纹金饰牌  摄影 / 孔群

    在青铜饰牌的纹饰中,除了表现凶猛动物张口呲牙的形态(图 18),也不乏以大噬小、以强灭弱的题材,其中乌兰察布草原出土的“虎衔羊形铜饰牌”,主题为一斑斓猛虎,虎双眼圆睁,虎口大张,嘴里衔着一只盘角羊的脖颈,似在行走状,前两腿搭在虎首下方,羊的后半部向后扭转,甩搭在虎背上。虎的残暴和羊的束手待毙形成鲜明的反差。反映了当时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生存规律(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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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8  匈奴族虎首形银饰件   摄影 / 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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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9  虎衔羊形铜饰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图片)

    在北方草原出土的匈奴青铜饰牌中,除表现动物搏斗撕咬的场景外,还有一些优美的动物造型。如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玉隆太和速机沟战国匈奴墓出土的车马具和杆头饰件,其中“盘羊首青铜车辕饰”即体现了盘角羊祥和美丽的形态。此盘角羊昂首,双目前视,口微张,双角向前盘曲至两颊,神态生动逼真。盘羊首颈部后延成銎状,銎下部有 3 个方孔,以固定于车辕之用(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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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0  盘羊首青铜车辕饰(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

    “立式青铜鹿”(图 21)和“卧式青铜鹿”中有带角的公鹿和母鹿,它们的神态悠闲而安详。“圆雕鹤首形车辕饰件”突出体现了鹤首优美的长颈和长啄(图 22)。人们将希冀安定祥和的心态寄予这些祥瑞的动物身上,体现出游牧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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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立式青铜鹿(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

    图 22  圆雕鹤首形车辕饰件(引自原内蒙古博物馆《成 吉思汗故乡历史文物展览》图录,1994 年于美国出版)

    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带链“雌雄鹿纹铜饰牌”,表现的是正在交配状的动物纹,这种生殖崇拜的内容在早期社会是很普遍的题材,其寓意为祈求人口繁衍,氏族兴旺,牲畜繁盛。汉武帝之后,北方草原处于稳定的发展阶段,各种动物纹,如双鹿、双马、双驼等均以树木等植物为衬托,表现出动物悠然自得的形态和自然景观。

    以上这些动物题材均取材于北方草原环境,不仅具有草原文化粗犷凝重的风格,也吸纳了西方讲究造型和浪漫的艺术特色。一件件精美的青铜艺术品,均让今人叹为观止。

    东汉初年,匈奴国力再度强盛并发兵南侵,而后又一次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入塞,内附东汉称臣,又在中原地区继续活跃了近二百年,对中国历史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南匈奴各部逐渐融合于后来兴起的鲜卑等游牧民族及中原的汉民族中。北匈奴在公元 91 年(东汉初和帝永元三年)被汉军击败,被迫西迁后,在欧洲曾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并与当地民族融合演变成匈牙利人,在几十年中其势力席卷欧洲大部,沉重打击了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对欧洲历史的发展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匈奴退出大漠南北后,首先进入匈奴故地的是来自东北部的鲜卑族,他们成为新一代的草原之主,并建立了强盛的北魏王朝,黄河以北尽为其所有。至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南北朝。

     

     

     安丽 :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 * 安英 :内蒙古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a 应劭 :《风俗通》,《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

    b 林 :《匈奴的社会意识形态》,见《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c 林 :《试论匈奴的族源族属及其与蒙古族的关系》,见《匈奴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d 转引自杨阳 :《奴民族形成和发展阶段说》,载《历史月刊》,2006(9)。

    e 转引自杨阳 :《奴民族形成和发展阶段说》,载《历史月刊》,2006(9)。

    g 司马迁《匈奴列传》,《史记》卷五十。

    h 赵芳志主编 :《草原文化》,96—9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i转引自杨阳 :《奴民族形成和发展阶段说》,载《历史月刊》,2006(9)。

  • 解析蒙古族萨满法服装饰符号的文化象征意义(邱先鹏)

    萨满教是一种自然原始的宗教形态,是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多神教。以西伯亚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北方是萨满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萨满教专有的特性,在于奇特的仪式,服装、法器和萨满的特殊社会地位等方面。”a 据史书记载,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都有类似萨满教的宗教仪式活动。后来,这些古代民族的后裔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都有过信仰萨满教的历史,他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萨满文化。

    蒙古民族自唐代室韦时期就开始信奉萨满教。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萨满教在蒙古帝国初建时期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而一度成为国教。但后来由于萨满教缺乏统一的教义和核心精神信仰 , 难以适应蒙古贵族统治者巩固政权和对外扩张的需要,元代时藏传佛教宁玛派曾在蒙古上层贵族中盛行。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国策,从而形成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传统道教在蒙地同时流行的局面。元政权被推翻后,萨满教又成为蒙古族普遍信奉的宗教。直到 16 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高原,开启了蒙古族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因为藏传佛教内涵中的苯教元素与萨满教相似,藏传佛教在蒙地的传播并没有很大障碍。但由于萨满教长期以来深深根植于蒙古族社会生活中,藏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不得不做出变通,即将萨满教的某些内容和仪式经过改造后,与藏传佛教教义融为一体。由于萨满教的灵活多变和生存策略,及分散独立性和广泛群众性 , 即使在独尊佛教的时期,萨满教在蒙古高原仍占有一席之地,宫廷和民间仍少不了由萨满进行占卜吉凶和禳灾除病活动,有些大型祭祀活动仍沿用着萨满教祭典仪式,如祭祀成吉思汗和祭天仪式活动等。明清以来,蒙古族在藏传佛教的“包裹下”,仍保留着萨满教祭祀天、地、圣山、圣湖的习俗,其中敖包祭祀便是最具萨满教内涵的活动。

    萨满教与佛教在蒙古族社会的进程中,时而有尖锐的“斗争”,时而妥协融合,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与融合”给蒙古族的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和艺术形态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作为蒙古族萨满教文化的重要物证——萨满法服上镌刻着的诸多宗教文化的信息,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

    一、蒙古族萨满法服的基本形制及装饰

    关于蒙古族萨满法服,在中国民族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通辽博物馆、内蒙古大学博物馆等博物馆都有比较精彩的收藏,法服上的图案和饰物无不传递着蒙古族及其先民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念及其强大精神世界。笔者认为,萨满服饰的内涵不仅仅是指穿戴在萨满身上作法的“衣服”,而且包括所有与萨满祭祀活动有关的萨满法袍、法裙、法冠,以及各种装饰部件深层的文化内涵,是集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的完整精神体系的物化表达。法服中的任何物件均有其讲究及定式,绝非随意附之,萨满不能根据个人好恶来选择服饰或者更换饰品。萨满法服装饰符号文化的外延还涵盖了与萨满法事活动有关的各种法具,如法鼓、法鞭、神杖、神鞭等。这些符号文化同萨满教观念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或者说他们都是萨满教观念和文化意义的象征。本文从中国民族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通辽博物馆收藏的萨满服为基本观察点进行分析探索,尝试解读蒙古族萨满教文化变迁中法服装饰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宗教文化内涵。

    (一)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萨满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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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蒙古族萨满法服(内蒙古博物院藏)

    此套萨满法服及萨满鼓为内蒙古博物馆于上世纪 50 年代在呼伦贝尔地区征集(图 1)。有专家认为,此萨满服特征与巴尔虎部蒙古族萨满服比较接近。其主要特点为 :第一,在犴皮缝制成的对襟皮衣上面满缀各色鹏羽式长飘带,飘带上绣有日、月、鹿和兵器等图案,展开后似雄鹰展翅状。此反映了蒙古族对鹏鸟或神鹰的崇拜。第二,萨满法冠为铁制鹿角状,反映了狩猎时代的鹿图腾崇拜意识。第三,此萨满法服前后缀大小铜镜 20 面,腰际两侧垂挂有锥状三棱兵器、小铁弓箭、荷包及黄鼠皮、禽骨、兽骨等物。这些铁制法器反映了萨满无坚不摧的法力 ;禽兽骨和兽皮等象征萨满会得到各种飞禽及动物神灵的助力。这些装饰符号均为研究萨满法服的重要物证。

    (二)蒙古国鹿皮萨满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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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萨满法服正面(中国民族博物馆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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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  萨满法服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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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萨满法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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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4  萨满法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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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  萨满法冠

    此萨满服形制属于蒙古国蒙古诸部萨满服的一个种类,为老萨满后世沿袭传统形式复制而成,其中个别装饰部件为原破损老萨满服的配件,曾穿用于新萨满作法活动中。根据对比分析,此萨满法服形制与厄鲁特部蒙古族萨满服有共同之处(图 2-1 至2-5)。此套萨满法服的特点是 :第一,此萨满服为柞树熏染鹿皮袍,大披领,袖口、底边剪成穗条状的形制与森林驯鹿鄂温克族萨满服相似 ;第二,萨满法帽前额上方缀小铜镜一面,帽顶鹰头系祭祀或法事活动前用捕猎的鹰首标本制作,帽后缀蓝色绸布拧成的飘带 ;第三,此件萨满法服装饰符号十分丰富,其前胸、后背及肩部缀挂装饰有铁制神像、骷髅头、铜铃、兽骨、小铁弓箭、锥状和三角形铁兵器、铁刀、皮制鹰和马等动物形象。其中萨满服上装饰的骷髅头为藏传佛教传入蒙地后的装饰物,反映了两种宗教文化在同一地区传播的现象 ;第四,萨满鼓沿袭古老传统制作,其用薄木条烘烤弯制成半圆形框,一面蒙以兽皮,鼓背中间固定一根木条为握手。木条制鼓槌上缀有铁环作响物,柄端系蓝色绸布条。萨满鼓不仅是创造萨满教神秘宗教气氛的打击乐器,也是通神和降妖除魔的重要法具。

    (三)蒙古族布里亚特部萨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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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蒙古族布里亚特部萨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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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马头杖(内蒙古博物院藏,图片由安丽提供)

    图 3 所示蒙古族与布里亚特部萨满服,其特点主要为:第一,从萨满法冠下面垂挂的几十条蛇形装饰可以看出,以蛇崇拜为内容的蛇图腾文化曾在蒙古族萨满教中普遍存在;第二,萨满服上装饰的狼、鹿等图案应为蒙古族早期图腾崇拜物 ;第三,萨满服肩颈部有红、黄、蓝三色大披肩为装饰,与藏传佛教寺庙喇嘛跳查玛服装的披肩相同,应为后来受其影响所添附。布里亚特部萨满法具中多用木制或铁制的“马头杖”,如内蒙古博物院收藏在呼伦贝尔地区征集的马首神杖(图 4)。美国萨满学者米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借用学者 P.S. 帕拉斯关于布里亚特类型一个女萨满的描述 :她持有两根一端有马头并用小铃铛环绕的棍杖 ; 用黑白两色毛皮制作的 30 条“蛇”从她两肩垂到地上 ;她头戴的铁盔上 3 个类似鹿角的尖。同时,借用 N.N. 阿加皮托夫和 M.N. 汉加洛夫关于萨满的描述 :萨满必须拥有 :一张皮毛,“白” 萨满 ( 由善神相助 ) 用白色,“ 黑”萨满 ( 由恶神相助 ) 用黑色,在皮毛上缝缀着许多代表马、鸟等的金属形象 ; 拾荆形状的帽子,在他经历 5 次洗礼后 ( 在领神仪式之后某个时间举行 ) 即被授予一顶铁盔 , 铁盔上部两端弯下, 代表双角 ; 一根木制或铁制的“ 马头杖”,他在进行第一次领神仪式的前夕制作马头木杖,要当心不致使那棵从它上面砍下枝杈做马头杖的白桦树枯死。另一根铁制马头杖仅在第五次洗礼之后方可到手,它的一端雕刻成马头并用许多小铃铛装饰。

    (四)由简到繁的萨满法服装饰

    在蒙古族历史发展中,一方面,萨满教经历了不断的自我丰富和完善,从原本的自然崇拜属性逐渐演化成为集自然、宗教、政治、哲学意义为一体的复合观念。萨满服装饰物必然会经历由简到繁的变化过程,就是反映其精神内涵不断充实丰富的过程。萨满服形制的变化为我们呈现了很多规律性的象征符号及意义,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挖掘。另一方面,要成为萨满,首先要成为萨满学徒,学徒期满后要经过严格的“依孙达巴”(九道关)考核。然后在有名望的老萨满见证下,获得“萨满”的称号。日后其萨满服的装饰随着级别的升高增加,其装饰物增加的过程本质上是增加“法力”的过程,如萨满鹿角帽的枝杈和铜镜等即随着萨满级别和法力的提升而增加。

    用符号表意是萨满教颇具代表性的特征。蒙古族萨满教在漫长历史长河和文化变迁中不断充实、改变象征符号,洞悉这些民族文化根基的文化元素,让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人类思维活动的轨迹,思考人类思维与观念的变迁及规律,以及得以知晓蒙古族萨满教文化如何借助某些必要的符号来帮助表达思想和交流信息,这些符号的象征意义从北方出土文物、神话传说和民俗文化中都能得以解释和印证。

    二、蒙古族萨满法服的色彩符号意义

    色彩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符号和服饰的表情,不仅具有丰富的审美效果,也往往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某民族或部落对不同色彩的讲究和偏爱通常能够反映其深层的文化心理。而宗教意义的渗透,使得萨满服饰的色彩符号含义更加深邃,成为其重要的文化载体。满族史料《吴氏我射库祭谱·色经》载 :“先祖崇尚诸色,各有所宗,乃人生大礼,深表情怀。尚白为祖风,尚黄为美风,尚红为猎风,尚黑为雄风 ! 萨满以色铭心,以色铭志,万世崇尚。”此清晰地表达了北方诸民族和萨满教的色彩好尚及深刻的文化寓意。

    蒙古族萨满服色彩很丰富,直接表达着丰富的宗教意义。各部落萨满教对颜色的象征意义的认识有着一定差异,但基本惯用的装饰颜色主要为黄、红、蓝、白、黑五色。其文化象征意义如下 :

    红似圣火——北方寒冷,所以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北方诸民族普遍敬火,并产生了火神崇拜,正是由于火的使用,人们得以摆脱冷冻和黑暗,而红色火光亦可驱散野兽鬼怪,保护人们不受侵害,因此火神普遍受到爱戴。由此萨满法服常用深红或紫红布料制作袍服或装饰带等,上面装饰有各色飘带和各种饰物,给人以庄重热烈和丰富华丽之感。如用兽皮或其他颜色的布料制作萨满袍服,通常另附红罩衣或围红色法裙。如图 2-3 中的红色萨满法裙,其围在浅黄皮袍外,即增添了萨满服的“法力”。

    黄为山石土壤——自古以来蒙古族就崇敬天地,从敖包祭祀中即可看出其文化之遗存。另外蒙古族喜爱戴金饰,故崇尚黄色,黄色被誉为最尊贵的颜色。在蒙古族中,一般有身份者和上层喇嘛以穿黄色袍服为贵,男人多系黄色腰带。图 2-1、图 2-2 中的萨满法服通体以浅黄色兽皮制作,这种柔和的浅黄色是用北方柞树上生长的菌类天然染色而成,表达了萨满与自然通灵的象征意义。

    蓝为天之蓝——天蓝为悠远、开阔、纯洁的象征,自古以来蒙古人崇尚“腾格里”(即“天”或“天神”),其传统观念认为“万物有灵,俱从天来”,因而天空的颜色是他们特别崇尚的一种颜色。通常蒙古人敬尊贵客人时多用蓝色哈达,萨满服的装饰飘带也常用蓝色。如图 2-2、2-3 中萨满法服和法裙上面钉缀天蓝色飘带;图 2-5中萨满法冠用蓝色作为垂饰,表达了呼唤天神之意,帽饰与天最近,加上用蓝色布装饰的萨满鼓槌,可以直接与天神沟通。因蓝色是蒙古族最喜爱的颜色,在民间男子服装也以蓝色为最多,属于永恒的“流行色”。

    白为圣洁之白——蒙古人认为白色最神圣、纯洁,在祭祀“长生天”时要洒洁白的马奶。《元史》中记载帝王衣物、旌旗、仪仗、帷幕多为白色。如忽必烈存世的两副画像中袍服皆为白色。马可·波罗在游记中道 :“每逢新年,举国衣白,四方贡献白色织物,白色马匹,人们互赠白色礼物,以为祝福”。在重要场合,百官“一身皓白为正服”。对蒙古人尚白,时人解释为 :“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另外蒙古族萨满教认为白色最容易吸引魂灵,魂灵一般都躲在白布幡下 ;萨满治疗精神疾病时制作捉鬼的剪纸房子“古碌木”也是白色;皈依佛教的萨满中有穿白色的萨满法服,称之为“莱青”。

    黑为吉祥高贵之黑——黑色是蒙古人心目中庄重威严而神秘的色彩。他们认为黑色是众色之母,融五色为一体,是五色的归宿。黑在五行中占水 , 居宇宙之北方。在萨满法服上,黑色多做镶边和配色点缀之用。在民间,蒙古人以穿黑坎肩、黑靴子、戴黑羊羔皮帽为美。

    三、蒙古族萨满法服动物图纹装饰符号意义

    动物崇拜作为萨满教文化的重要内涵,贯穿蒙古族萨满教文化发展及变迁的整个过程,其外延不断扩展,内涵不断丰富,萨满法服的装饰图案中动物图纹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也体现了蒙古族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

    (一)鹰形图纹装饰

    鹰的蒙语音译为“布日古德”,是萨满与天神交流的神物象征。鹰处于草原食物链顶端,具有极强的高空飞翔能力和迅猛捕食能力,蒙古族最好的猎手被称为“草原雄鹰”,所以在游牧民族的世界观中,鹰是苍天的霸主,鹰是最接近天神腾格里的神鸟,是人与神之间交流的使者。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匈奴族就以雄鹰为民族图腾和精神象征,并将其装饰在匈奴首领的王冠上,如内蒙古阿鲁柴登匈奴墓葬中出土了展翅立鹰形金冠。

    鹰一直是蒙古族萨满起源说的主角。有一则蒙古族神话故事道 :“鹰是天的神鸟使者,它受命降临到人间和部落头领成婚,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女孩,神鹰便传授给她与天及众神通灵的神术,并且用自己的羽毛给女孩编织成一件神衣,头上插上了羽毛做的神冠,让她遨游天界,把她培养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世界上最早的‘渥都根’(女萨满)。”c 在布里亚特蒙古族神话故事中,鹰是天神派到人间的神鸟使者,与一女子结合后生下男性萨满。科尔沁萨满白鹰教派的祈祷词中唱道:“向四方的神祗祷告,请一级一级降临 ;上方的万千神祗,请降临附身。太空的鹰,神圣的白鹰,把灾难祸害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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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萨满法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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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萨满法服正面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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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萨满法服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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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萨满法裙局部


     

    由于鹰孕化了萨满,所以鹰便成为了萨满的象征。图 5 所示萨满法冠以雄鹰头颈为冠饰,寓意为萨满作法时通过鹰可直接与神灵沟通。鹰的造型是萨满服上常见的装饰,纵观图 2 组图整套萨满法服,前胸中央位置是兽皮剪纸的鹰图案,(图 2-1,局部如图 6);萨满法服背面中央位置是变体为“鹰人型”的铁质图案装饰(图 2-2,局部如图 7);萨满法裙中也有用兽皮剪制的鹰图案装饰其中(图 2-3,局部如图 8),反映了鹰在萨满教中的重要地位。

    在萨满发展后期,萨满把人幻化成鹰,鹰既是人,人亦为鹰的变形,或者鹰被认为是人的祖先。至今,蒙古族对鹰仍然有一种崇敬心理,鹰仍是蒙古族最常用的一种装饰艺术图案,那达慕大会摔跤手出场时雄鹰展翅的舞蹈动作,蒙古族舞蹈演员跳的鹰舞都是对鹰的模仿。

    (二)鹿形图纹装饰

    鹿崇拜在北方草原有着悠久的历史,为北方猎牧民族共有的图腾信仰和独具草原气息的传统文化。在北方古代猎牧民族中“鹿文化”十分发达,如鹿形岩画从新时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历代都遗留有很多鹿形象的装饰艺术品,并流传有很多关于鹿的神话传说和尚鹿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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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蒙古族布里亚特部萨满服局部

    鹿,优美而灵敏,善于奔驰,曾是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的狩猎对象,蒙古族先民因喜爱和感激而产生崇拜心理,认为鹿具有神力,可以驱邪镇魔,因而鹿崇拜一直伴随着蒙古族宗教发展轨迹。如布里亚特、科尔沁等地蒙古族萨满法冠均有用铁或铜制成鹿角状,通常萨满法冠的铁质鹿角叉越多,级别越高,其萨满神力越大。萨满服也常用鹿形图案为装饰(图 3,局部如图 9)。北部蒙古族萨满服主题装饰图案为高大的驼鹿,其夸张的长长的鹿角具有与神沟通的能力。

    (三)狼形图纹装饰

    关于蒙古族起源,流传有“苍狼白鹿”的传说。从蒙古史籍中的记载中可以明确苍狼白鹿为古代蒙古人的图腾观念。在《蒙古秘史》等史籍中记载,远古时期,蒙古部落与其他部落发生战争,终因势单力孤而败,仅剩两男两女逃到额尔古涅昆山中隐居。后来子孙繁衍兴盛,分支渐多,狭小山谷不能容纳,于是其中一部落的首领名叫勃儿帖赤那 ( 意为苍狼 ) 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 ( 意为白鹿 ),率领本部落的人迁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定居下来,生子名巴塔赤罕。因此说蒙古先民存在过狼崇拜也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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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蒙古族布里亚特部萨满服局部

    狼崇拜现象几乎为北方草原诸多民族所共有,不仅匈奴、突厥存在狼崇拜,回鹘人也有过狼神的传说故事。狼对于北方民族来说,首先是一种可怕的动物,它们往往集合成群,协同搏斗,凶猛而富有灵性。于是人们由恐惧而敬畏,把它们视作自己的亲属和同类,这应该是狼崇拜的萌生。虽然对狼心存恐惧,但更多的是敬畏,从《多桑蒙古史》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蒙古人认为狼是吉祥物,属人类保护神,并把帝王的生死命运与狼联系在一起。蒙古族有的部落在萨满服上以狼形图案做装饰,应与传统狼观念有一定的关联。我们在中国民族博物馆征集的萨满服(图 10)中看到两头狼在一头鹿两侧仰天长啸,表达了狼为保护神之意。

    (四)蛇型图纹装饰

    蛇即是蟒。俗语云 :“九尺为蟒,八尺为蛇。”蛇无足而善行,似乎无处不能去,蛇有着人类望尘莫及的本领,能够吞下比自己大很多的东西。虽然蛇毒能致人死命,但在民间蛇是吉祥之物,藏传佛教中的四大天王中西方广目天王手持赤龙,实际为蛇,象征着风调雨顺、繁荣昌盛,与萨满教观念不谋而合。由于怕蛇而将其神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心理。在蒙古族萨满中,蛇被视为太阳神,能送来温暖,而人类繁衍需要阳光,才能兴旺,所以蛇又是守护神和生育神。在阿尔泰山旧石器时代的北曾赫尔洞穴发现有蛇形图案 ;蒙古国境内的匈奴古墓也出土有双虺(毒蛇)图案,说明人类崇拜蛇的历史之悠久及其宗教意义的根深蒂固。

    在蒙古族一些部落的萨满法冠上钉缀有各种布条制作的象征蛇形的长条辫饰,蛇的首段分成两叉,尾端饰以流苏,级别越高,法冠或法服上所缀辫形蛇越多。图3 中可以看到北方蒙古族萨满服法冠,辫形蛇数十条,代表了拥有此件法服的萨满具有很高的法力。

    (五)马形图纹装饰

    在内蒙古广阔的土地上,中国北方草原自古以来就是历代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突厥、乌桓、契丹、蒙古等活动的大舞台,他们从小生长在马背上,平时以放牧和狩猎为主,战时可全民皆兵。在历史长河中,马始终是游牧民族生命力的代表,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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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萨满法裙上的皮质马形图案(图 2-3 局部)

    从蒙古高原大量历代文化遗存和墓室壁画中,可以看到关于马的造型和对马的描绘是很多见的,如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的马 ;内蒙古阴山各种马形态的岩画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极其精彩、活灵活现的马……无不说明了马和古代北方民族的密切关系,以及马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其中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汉墓出土的鎏金带翼飞马纹铜饰牌,与萨满教飞马升天的观念一致。在近现代的萨满法服图案中,仍能看到这种马形图纹装饰(图 11)。

    称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民族 , 对马的赞颂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翻开蒙古族英雄史诗,几乎篇篇都有对骏马的赞歌 , 以及马和主人公同甘苦、共命运的战斗传说。马经常充当蒙古族祭祀礼节中的祭品。我们知道 , 一般情况下 , 蒙古人并没有杀马食肉的习惯 , 但重大节日、重要场合和对重要人物的祭祀却必须以马为牺牲。据《元史》载 , 蒙古人郊祭用马 , 冬至祭“用纯色马”, 七月祭亦用马。而且,萨满必须“衣以白衣 , 乘以白马 , 坐于上座而行祭礼”。

    四、萨满法服上的金属装饰符号意义

    萨满法服通常有铁质装饰图案出现,表明了蒙古族萨满崇尚用铁制品,这和历史上蒙古族崇尚锻铁职业直接相关联,历史上有的蒙古族萨满本身就是铁匠。按照布里亚特人的宗教观念,铁匠的锻铁技能和工具都是由至上的腾格里赐给的,在天神腾格里庇护下的铁匠成为萨满。有史料记载“达尔罕·乌特哈泰·博”被赋予了很多神奇的能力 :能从烈火中过往而不受任何伤害 ;能在熊熊燃烧的簧火中完好无损地回到人们面前 ;能割下自己的头拿在手中 , 任鲜血从伤口涌出而淹没周围的一切 ;在某些必要的情况下 , 他还能变成看不见的隐形人等等。d萨满和铁匠被赋予的共同特征,对专业萨满的产生和确立起了决定性作用。萨满法服上用铁质符号表现就更赋予了装饰符号驱除邪恶的强大神力——符号内容包括铁刀、铁弓箭、铁铲、铁锤、铁矛等都是萨满驱除恶灵的法器。笔者认为,铁质符号能发出清脆的响声,在举行萨满仪式中也传达了一种与神沟通的能力,增加了法力,这也是蒙古族萨满崇尚铁质符号的重要原因。

    蒙古族萨满服的铜质装饰主要是铜镜和铜铃。铜镜因其具有超万物的神力,是光明和正义的象征,所以被古代北方通古斯民族用于萨满教仪式中。铜镜的镜面象征天国的“阳”,其清脆的声音和“照妖”功能使其具有“正气”和神力,铜镜互相碰撞而产生的充满神秘感的声音,象征着神灵的到来。神灵的声音足以对妖魔鬼怪产生惊吓和威慑的力量,进而达到驱魔逐妖的目的。

    有学者认为铜铃装饰源于北方民族的“星辰崇拜”e,最初都装饰 7 颗,象征北斗七星。随着星辰崇拜意识的淡化,后来的萨满服铜铃装饰比较随意,铜铃清脆的声音配合萨满鼓成为了萨满仪式中重要的“音乐”形式——铜铃是“招神”的重要媒介,萨满也认为铜铃清脆的声响就是神灵的脚步声。

    五、萨满法服的佛教与道教符号意义

    16 世纪后,虽然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广泛传播并占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后,但由于萨满教相对的独立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些地区的萨满仍在坚持履行自己的使命。如东部科尔沁草原蒙古族完整保留了萨满教的传承,包括萨满神衣、神冠、法器、唱词、祷词、仪式等。其中萨满法器中包括神鼓、铜镜、腰铃、铃鞭、神仗、神刀、宝剑等。

    而藏传佛教渗透较多的地区,其内容也融入了部分萨满教的成分,萨满教主要精神元素的传承在藏传佛教的“包裹下”仍在进行。如前述祭祀天、地、圣山、圣湖的习俗,以及蒙古族萨满法冠的五瓣莲花造型等,均为明显的萨满教与佛教结合的表现形式。

    蒙古族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

    他(萨满)和佛爷争斗法,几经回合,最后失败了。当他乘双面鼓向白雪山逃跑时被佛爷用“敖其尔”(五钻法器)把双面鼓打破了一面,另一面还被打了一个洞,郝伯格特就从那个洞中掉了下来,掉到一棵“叁丹树”上,他的 18 面铜镜被打得只剩下了 9 面,法裙也被树杈划成几十根破布条,经书也被佛爷收了去。从此萨满教就没有了经书,使用的鼓也变成了单面的,并且在把手那儿有一个窟窿,法裙也变 成了今天这种条带状围裙。f

    这个故事描述了萨满教与佛教的斗争和关系,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萨满服装饰由藏传佛教的传入所带来的变化,反映了蒙古族萨满教文化变迁和自我调适的能力。对萨满本身来讲,世袭的或被已故老萨满选中附身的萨满法力最大,均认为其在人间做善事后转世会得道进入佛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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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蒙古族蓝缎彩绘萨满神衣正、背面(内蒙古博物院藏,图片由安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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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蒙古族萨满神冠(通辽博物馆藏)

    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并存或相互渗透影响的现象,还直接反映在萨满服饰的符号文化上。如内蒙古博物院在呼伦贝尔征集的一件蒙古族蓝缎彩绘萨满神衣(图 12),其正面背弓挂箭的骑马男女手中所持的宝瓶、金刚杵、男子头带的佛冠、后背的金翅鸟均为藏传佛教进入后出现的图案 ;而左右肩下彩绘的日、月纹,以及其下所绘画的龟、蛇、蟾蜍、斧、锯、火纹等图案,即为萨满教的内容。另外科尔沁萨满所带的 5 个莲花瓣状的法冠也是后来受佛教影响而出现的,如通辽博物馆所收藏的与蒙古族萨满服配套的神冠即如此(图13)。神冠正面刻着萨满祖师爷郝伯格特的形象,顶端立 3 只鹰鸟,鸟身拴着 3 个挂有铜铃的彩绸。体现出萨满教对藏传佛教文化符号的吸纳和兼容。

    骷髅头是体现萨满教与藏传佛教交融的重要装饰符号。“骷髅”在萨满教中是神圣的符号,在 ecstasy (昏迷术)仪式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曲枫《大地湾骷髅地画的萨满教含义》一文有专门描述“仪式死亡与骷髅体验”:骨骼乃是不朽的生命的象征,具有神圣的意义指向,而血肉则是属于世俗世界的易于腐朽的物质……萨满从神界那里得到一种去除掉自己的肉体和血液而只剩下骨架的能力,把身体缩减至骷髅状态象征着对俗世社会 的超越和身心的释放。g
     

    萨满每次在完成灵魂旅行后,去掉旧的肉身而得到一个崭新的身体,这是一个重生的过程,骨骼被新的血液和肉体附着,萨满也因此获得更大的能力。

    藏传佛教则认为,通过对髑髅(注 :髑髅 dulou 头骨之意)的修行,能产生强大的神秘力量,实现主宰宇宙的目的。佛教密宗的金刚、明王、护法神等神佛造像大都有以人头或骷髅为装饰,有的戴骷髅冠,有的身上披挂的人头和骷髅璎珞(项链),有解释说其佩戴的骷髅头象征着战胜恶魔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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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萨满法冠局部               图 15  萨满鼓

    蒙古族萨满法服中蕴含的数字“三”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数字。“三”代表天人地三界,在祭敖包时人们要围着敖包转三圈。而祝福、诅咒往往重复三遍才更灵验等等,这些无疑与道教的哲学观念相吻合。老子曰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在民间三是属阳的数,“人三为众,兽三为群。”《易经》八卦中乾和坤是两个最基本的卦象,其中的“一始、二昌、三极”都是宇宙阴阳相和化生万物的终极意义。科尔沁萨满给人治病时就剪一幅白色的八卦天罗网剪纸套在病人头上,用来驱除邪魔。图 14 所示的萨满法冠背面有八卦图的铜镜作为重要装饰符号;图 15 为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非常有特点的蒙古族萨满鼓,鼓面整体画着阴阳八卦图,都表明了道教在萨满教传播中的重要影响。

    六、结语

    正如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一书对于北方萨满教的阐释 :中国北方的萨满教却以它的深厚根基不顾一切地传播着、发展着、变异着 , 顽强地和后来的世界性宗教抗衡着 , 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继续存活着 , 直至今 日。h 萨满法服装饰符号是萨满教文化的特殊语言和文字,对于没有经典的萨满教来说,萨满法服装饰符号的构成、意义及运用均是萨满教在不断发展变迁过程中的成果。


     


     

    邱先鹏 :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

     

    a[ 俄 ] 史禄国、吴有刚等译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b本文中没有特殊注明的图片均来自 于中国民族博物馆。

    c 王迅、 苏赫巴鲁 :《蒙古族风俗 志》,见《民俗文库之十》, 北京,中央 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d[ 苏 ] 加尔达诺娃著,宋长宏译 :《布里亚特蒙古萨满教中的铁匠崇拜》,见《喇嘛教前的布里亚特宗教 信仰》, 新西伯利亚, 科学出版社西伯利亚分社,1987。

    e 转引自刘桂腾 :《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诸民族的萨满铃》,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2)。

    f 转引自哈斯巴根 :《蒙古族萨满教服饰艺术中的三界魂灵说》,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2)。

    g 转引自曲枫 :《大地湾骷髅地画的萨满教 含义》,载《北方文物》,2011(3)。

    h乌丙安 :《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

  • 回族“汤瓶”小考(蒋佳宁)

      “汤瓶”,形似茶壶,鼓腹,长流,曲柄,有陶、铜、锡、铁等材质,为中国回族日常洁净沐浴之工具。回族谚语有云 :“回回家里三件宝,汤瓶盖碗白帽帽。”对于中国内地的回族而言,“汤瓶”极具象征意义,乃是伊斯兰教信仰的重要器物,由此也派生出有关汤瓶渊源的各种传说。笔者试以民间传说与史料文献对比,从中国“壶”之器型流变等角度,考据回族“汤瓶”的形成过程,由此佐证中国回族“和而不同”的二元文化属性。

      一、“汤瓶”传说辨伪

      关于回族“汤瓶”的来历,民间传说离不开唐太宗、宛尕斯(宛嘎素)、徐茂公三人,虽情节略有不同,但梗概几乎一致。传说唐王梦见大殿梁塌,被一位缠头绿袍大汉托起。梦醒后,大臣徐茂公告诉唐王此人为西域回回宛尕斯,遂唐王赐金瓶予他,以作穆斯林小净水器,是为“唐瓶”。后来,宛尕斯中助徐茂公平定安史之乱,从此定居中国。久而久之,唐王所赐的“唐瓶”演变为“汤瓶”。传说固然动人,然深究则与史实不符,笔者择取以下谬误几处,试辩之。

      (一)唐太宗与伊斯兰教入华

      关于伊斯兰教入华的时间,学界向来有争议,在此不辨。但是穆罕穆德 40 岁时始传教(公元 610 年),卒于公元 632 年,是为贞观六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 23 年,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649 年)殁,而公元 642 年,阿拉伯将领努尔曼才率军在波斯哈马丹以南的尼哈万德打败波斯萨珊王朝军队,继而征服波斯全境。 a 因而在此期间,穆斯林来华传教几乎不可能。 此外,传说中的徐茂公原名徐世勣,唐初名将,赐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 改名为李勣。《旧唐书·李勣传》记载,总章二年(公元 669 年),李勣薨。而安史之乱则发生于唐玄宗末年,也就是公元 755 年之后,二者时间上也有出入,可见为后人附会。

      (二)宛尕斯其人

      宛尕斯,也称宛葛思、宛嘎素、斡葛思、瓦嘎素等,乃是阿拉伯语名字 音译。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唐代确有名为宛尕斯的外国穆斯林,其全名为撒哈巴·赛义德·伊本·阿比·宛葛思。其人曾被认为是最早来华传教的穆斯林,今广州桂花岗尚存宛嘎素墓,为中国现有最早的一座穆斯林墓,据传广州怀圣寺(东南沿海四大清真古寺之一)是其所建。此墓本身建筑年代已不可考,但周围建筑则全部为清代重建。b 而《明史·西域四》也记载 :“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c“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循其音即是撒哈巴·赛义德·宛葛思。据国外学者从中文历史文献及日文、法文、英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资料考据,撒哈巴·赛义德·伊本·阿比·宛葛思为伊斯兰教圣人穆罕穆德的表兄弟,位列十大圣门弟子之一。此人生于公元 583 年,曾任伊拉克总督并建立库法城,公元 673—675 年葬于麦地那。d 中国最早记载此人为河北定州清真寺碑跋《重建礼拜寺记》,此碑署时“大元至正八年”。e 也有学者考证为明人假托元人所立,总之不早于元代,唐代尚无此人记载。而清代著名回族学者刘智在其《天方至圣实录》则述 :“圣人乃命其徒赛尔德宛歌斯以真经三十藏,计锁勒一百十四篇,分六千六百六十六段来献。云‘诵此经能灭诸邪’。太宗撰之,颁诸天下。而其教遂大行于中土焉。”f《古兰经》原是早期穆斯林口述背诵,直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期,始有三十章定本。奥斯曼在位为公元 644—656 年,唐太宗卒于公元 649 年,期间绝无可能有“真经三十藏”入华。然清代中叶以后在回族中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文本《回回原来》以及《西来宗谱》却延续了刘智的说法,并将其演绎为“宛尕斯巴巴”的口头文学溯源传说。g

      至此,“汤瓶”传说大抵可见其流传端倪,虽史实谬误,但本质上是回族外来族源说的变体。从宛尕斯的外来伊斯兰先贤身份,再到其助唐王平定安史之乱的功绩,继而得赐“唐壶”,得以保持信仰,由此定居中华大地,最终成为回族的祖先。此种演绎,既保证了回族先人西来的合法性,又强调了主流社会的接纳,使得回族在心理上获得内部与外部的共同认同。美国人类学家杜磊也认为外来族源传说对回族认同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仍代表着关于回族遗产的普同观念。他借用牛街的外来族源传说,以证明中国回族拥有关于共同祖先虚构的想象,源自同一祖先世系的共享观念是中国所有回族认同的根基,并提出通过自我界定和国家承认的有关变化过程后,回族最终成为一个族群或“民族”。

      二、“唐瓶”“汤瓶”与“胡瓶”

      “汤瓶”传说还有一个值得考据的疑点,“汤瓶”是否为“唐瓶”?“唐瓶”又是从何而来?

      (一)从“唐瓶”到“胡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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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北周李贤墓萨珊鎏金银壶      图 2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鎏金胡人头像银执壶

      “唐瓶”的器型、工艺及材质应具唐代西域之风,且功用当为水器,因此历史上曾记载的“胡瓶”较符合“唐瓶”的定位。关于“胡瓶”,唐代历史上多有记载,如《通鉴释文辩误》卷九 :“唐太宗赐李大亮胡瓶。瓶,盖酒器也,非汲水器也。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酬者,以曰胡瓶,未识其规制与太宗之胡瓶合乎否也。”此种胡瓶器型为侈口,细颈,溜肩,鼓腹,喇叭形高足,口沿与肩安柄。h 宁夏固原出土的北周李贤墓萨珊鎏金银壶(图 1)即是此类胡瓶的代表,极具异域风情,唐代称其为鹤嘴壶。此外中国各地也出土过其他相似造型的“萨珊式银执壶”,如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鎏金胡人头像银执壶(图 2),还有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的银平脱漆胡瓶,皆是唐代胡瓶的代表。然而后世对胡人常有认识误区,将其泛指中亚、西亚来华的穆斯林,实际上此“胡”非彼“胡”,至少在唐代,胡人确指波斯人、粟特人,非今人所说的“伊斯兰”文明承载者,而波斯与粟特之间的文化特质也有所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而这三件胡瓶,经齐东方考据就极有可能为粟特银器。i 中亚的古老民族粟特人在唐代极盛,史书称其为“昭武九姓”,尤善经商,陆上丝绸之路活跃的商队主要为粟特商人。而西亚的伊朗高原在唐初尚未伊斯兰化,波斯人于公元224—651 年建立的萨珊王朝曾对整个地区的艺术风格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粟特人和波斯人语言接近,高鼻深目,容貌相似,唐人常常混淆,以“西域胡”统称。萨珊王朝国教为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同时还有景教(聂斯脱利派)和摩尼教,而粟特人则主要信仰摩尼教。兼之伊斯兰教禁酒、禁偶像崇拜、禁使用金银器做食具,因此以金银为材质、酒器为用途、人像为装饰的胡瓶,实难担当中国穆斯林视为沐浴净手的“汤瓶”。之所以有此误解,皆因“胡”字。元代色目人大量进入中国,这些人大部分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并由此将伊斯兰教传至中国各地。后经明清两朝,因年代久远,回族遂以西域胡人、番客等词特指前朝来华的穆斯林先人,并将“胡瓶”视作外国穆斯林做小净的水器。殊不知,唐朝此“胡”非彼“胡”,需仔细辨别,才能对回族“汤瓶”溯源。而此类壶短流、无嘴、无盖、长颈,从实用角度而言,容量不大、易倾倒,并不适合穆斯林做小净。因此,依从中国古代器皿的发展规律,结合伊斯兰教中国传播的历史路径,唐代“胡瓶”并非回族“汤瓶”来源,乃是后来才逐渐发展出现的“汤瓶”器型。

      (二)从“胡瓶”到“汤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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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长沙窑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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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清代粉彩折枝花卉纹梨式壶

      既然上文所示“唐瓶”(胡瓶)并非回族“汤瓶”语音相转,那么中国古代“汤瓶”究竟何来?汤,古文意为热水,顾名思义,汤瓶就是盛热水之壶,又名“茶瓶”。唐以前,虽有鸡首壶、凤首壶等,但是中国传统的壶没有把手和管状流,乃是中唐之后才出现“注子”,盖、执、嘴俱全,皆因中国饮茶法之变化才致壶器型的流变。饮茶法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西汉至六朝的粥茶法,类似煮粥;第二阶段是唐至元代前期的末茶法 ;第三阶段是元代后期以来的散茶法。两宋时期,“点茶”的兴盛,催生了茶具的变化,此时开始大量出现便于注水并能控制流量且防烫手的长流执壶。唐末宋初苏廙《十六汤品》讲,茶末入茶盏,用带管状流的茶瓶向盏中注热水,同时用“茶筅”(竹制搅茶工具)调和茶与水,是为“点茶”。j 点茶时,必然要控制流量,注汤有准,唐代短直流的“注子”(图3)就不能满足“斗茶”的需求,由此便产生了现代意义上茶壶的前身——长流管状执壶。元末至明清,点茶式微,散泡法渐盛。茶壶(图4)圆鼓腹最大腹径逐渐下移,重心下沉,不易倾覆。壶流的位置在元代也渐下移至壶腹中部偏下,令液体压力加大,向外倒茶时不需较大倾斜度即可完成,且水也不易自口部溢出。同时为了控制流速,壶流曲线增至多弯,流速变缓,收手时迅速回流,不至于洒落。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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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宁夏博物馆馆藏民国铜汤瓶

      上述流变,使得壶之器型渐趋近于近代回族“汤瓶”,且功能也能满足穆斯林“小净”之需。小净,波斯语称“阿布代斯”,乃礼拜前即用净水按程序清洗身体局部的基本要求。《古兰经》中记载 :“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们当洗脸和手,洗至于两肘,当摩头,当洗脚,洗至两踝。如果你们是不洁的,你们就当洗周身。”l 回族“小净”首要条件必是用流水,且有规定的冲洗顺序和次数。由此可见,小净使用的汤瓶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长流,易控制水量;第二,曲柄,易于抓握;第三,鼓腹,保证一定容积;第四,矮足或无足,不易倾倒;第五,结实,常用之物耐磕碰。今常见民国往后的铜、铁、锡制汤瓶壶(图 5),皆满足以上要求,也是器物发生规律的必然选择。此外,清代回民起义使回族历经多次人口迁移,总趋势为中原迁往西北、西北散至更为偏僻的边疆。这些地区多为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等游牧民族世居之地,日用之物受杂居地传统习惯影响,未无可能。蒙古族、藏族酷爱奶茶,铜壶工艺颇具特色,而回族受其影响,将其稍作改动,作汤瓶之用,也在情理之中。

      三、“汤瓶”之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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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老北京“汤瓶牌”

      回族将“汤瓶”形象符号化,绘有阿拉伯文的汤瓶壶图案一度成为清真餐饮的标志(图 6)。而回族选择“汤瓶”作为自身符号,既可自我识别,也向回族以外的社会发出信号,以作区隔,皆是因为汤瓶与洁净紧密关联。以人类学观点论之,穆斯林在进入神圣空间或接触神圣物时,必须有大小净仪式,身体的洁净意味着断绝与世俗时空的关联,这种阈限使穆斯林从世俗的结构中进入神圣的反结构状态,在礼拜中接近真主。仪式结束后,又重返世俗生活,对穆斯林而言,“汤瓶”即是阈限中至为关键的物体,是流动净水是洁净的象征。

      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对此有过精辟的论断 :“在水中,一切事物被溶解,一切形状都被打破。曾经发生的事物不复存在 ;没有什么先前存在的东西能在浸入水之后残存下来,没有什么轮廓,没有标志,没有事件。打破一切形状,废除过去,水具有这种净化、更新、重生的力量,水之所以能够净化和更新,是因为它使过去无效并重建。”m 玛丽·道格拉斯的观点解释了“汤瓶”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从而使不可测度的文化边界转化为可识别的符号。至此,回族 “汤瓶”传说及其符号化便可得以解释,皆因伊斯兰中国化的事实需求,从而完成了二元一体的文化转变。

      

      

      蒋佳宁 :中国民族博物馆助理馆员。

      

      a 宛耀宾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

      b 刘致平 :《中国伊斯兰教建筑》,174 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c《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西域四》。

      d转引自 [ 澳 ] 唐纳德·丹尼尔·莱斯利 :《撒哈巴·赛义德·伊本·阿比·宛葛思在中国考》,载《宁 夏社会科学》,1999(4)。 

      e 余振贵、雷晓静 :《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f[ 清 ] 刘智 :《天方至圣实录》,北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4。 

      g转引自钟亚军 :《回族民间传说 < 回回原来 > 原型研究》,载《民间文化论坛》,2009(5)。

      h转引自董建丽 :《唐代胡瓶》,载《收藏家》,2004(5)。

      i 转引自齐东方、张静 :《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94(2)。

      j 转引自孙机 :《唐宋时代的茶具 与酒具》,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2。

      k 高纪洋 :《中国古代器皿造型样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苏州大学,2012。 

      l 马坚译 :《古兰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m[ 英 ] 玛丽·道格拉斯,黄剑波等译 :《洁净与危险》,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浅析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构成及美学特征(周玉州)

    “隔帐陈述千古事,灯下挥舞鼓乐声。奏的悲欢离合调,演的历史奸与恶。三尺生绡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这是对集民间文学、戏曲、音乐、美术等传统技艺于一身的中国传统皮影戏的真实写照。皮影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民间娱乐形式之一。它起源于秦汉,发展于隋唐,兴盛于明清,没落于民国之后,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见证者。

    河南皮影艺术是中国皮影艺术的重要分支,在历代发展过程中受本土自然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具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皮影戏中的皮影又称“影人”,是皮影戏的物质载体,主要用牛皮、驴皮、羊皮、纸等材质镂刻成戏剧中的人物、动物、布景等造型,在皮影艺人的操纵下借助幕布和灯光,映出一出出生动感人的戏曲故事。鉴于影人在皮影戏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不管什么朝代和地区的皮影艺人都非常注重对影人的制作和加工。河南罗山皮影艺术中的影人同样受到了当地皮影艺人的高度重视,其在当地的地域环境及文化环境中经过几代艺人的积淀而呈现出特有的审美特征。本文将结合中国民族博物馆近期征集的一批罗山皮影影人对其人物造型的审美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一、罗山皮影戏的发展

    中国皮影戏的起源可追溯到西汉武帝时期,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记载:“李夫人少而蚤(早)卒……上(汉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a 此记载中的方士张灯设帐所呈现的李夫人的形象实际上便是一种“影戏”,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剧目形式,而且目的主要是为了缓解汉武帝对李夫人的相思之苦,而非娱乐大众,但是其“设帐张灯”的表演形式显然是皮影戏的滥觞。

    罗山皮影戏源远流长。据 1982 年版的《罗山县志》记载,罗山皮影源自河北滦州,从明嘉靖年间开始在罗山县繁衍发展,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至清代中叶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一说法在罗山民间被众多皮影艺人所推崇。但在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关注和重视,人们对当地皮影的起源问题也尤为重视。因此有一部分专家学者对于罗山皮影起源于明朝的说法产生了质疑,认为罗山皮影的真正滥觞期在南宋时期。据《信阳地区志》记载,北宋末年,皮影戏随宋都南迁而传入信阳。至清代中叶开始发展壮大,清末民初曾出现过一批著名的皮影表演艺术家。他们认为罗山皮影实际上就是信阳皮影的一种,信阳皮影从地域分布和唱腔差异上分为东路皮影和西路皮影,而西路皮影便包括罗山皮影,因其语言接近湖广,因此其唱腔和道白自成体系。

    不管罗山皮影起源于何时,经过历代皮影艺人的不懈努力,罗山县皮影艺术已经发展成熟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罗山影人制作美轮美奂,栩栩如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成为中国传统民间文艺表现形式中的一枝奇葩。
     

    二、罗山皮影人物的构成
    “一张牛皮演绎喜怒哀乐,半边人脸收尽忠奸贤恶”,此语道出了影人在皮影戏这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罗山皮影主要由头部、盔帽、胸部、手臂、腰胯、腿部等几部分构成。

    头部,主要包括头饰、颜面、胡须以及颈部,其中头饰部分主要体现在女性头部的皮影中,根据人物角色身份的不同其头饰雕刻的繁简程度也会不同。有时头部皮影中也雕刻有帽子的造型,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一般情况下帽子会作为人物身份的重要标志而单独雕刻。头部的下端为楔子,演出时插入胸上部的卡口内,不用时则卸下保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影人头这部分因可以随意拆卸,所以没有严格的人物角色特征,根据角色需要,同一个影人头组装在不同的影人身体上而担任不同的角色。

    盔帽 一般为男性影人头部的装饰,是影人身份、角色的重要标志,比如皇帝、武将、官吏、员外等都佩戴不同形制的帽饰。帽饰根据人物身份的不同其装饰的繁简程度也有很大区别。

    胸部 是构成影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上部装置卡口,以备插影人头之用。胸部为整个影人的主体构成部分,其上部所装置的卡口部分是影人操纵杆的连接点,起到支撑整个影人的作用。另外,其镂刻装饰的特点也是影人身份的标志之一。

    手臂 同点钉结于胸部上半部分居中的位置,一般包括上臂、前臂以及手三部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上臂由两节构成,这是罗山皮影造型艺术的独特之处,其作用可以使影人在操作时手臂更加灵活,所展现出来的人物动作更加生动。两只手的位置为操纵影人另外两个操纵杆的连接点所在。

    腰胯 影人躯干的主体部分,上部与胸相连,下部与双腿相连。此部位根据人物角色的需要,有时还雕刻有刀、剑、腰带等装饰物,以显示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点。

    腿部 上部与腰胯相连,其连接点位于腰胯底端左右对称两点,下部与足为一个整体,其中包括靴鞋在内。双腿形态为正侧面,在表演时通过两个与腰胯部的钉结点垂于身体下端。

    三、罗山皮影的制作流程

    罗山影人不仅在形体构成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而且在制作工艺方面也有着严格的工艺流程。一套完整的影人艺术品主要包括制皮、过稿、镂刻、勾绘、上色、固色、连缀等过程 b。

    制皮 罗山皮影的材料主要以黄牛皮为主,经过去毛、除油脂、裁切、敲平等一系列流程,最终使牛皮平整、光滑、透明,以备后面上稿、镂刻。

    过稿 这道工序是影人的造型阶段,通过线稿确定影人的形体特征。皮影艺人在画线稿时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进行自由发挥,而是遵循固定图案样式进行描绘,这些固定的图案样式来自于世代流传下来的图样和经典的雕刻作品。对于线稿的质量则力求线条流畅、比例协调。

    镂刻 在镂刻的过程中一般从外轮廓开始,遵循“由外而内”“先粗后细”的原则,先确定人物的外形,然后逐渐深入刻画内部的细节。在镂刻的过程中必须要保持足够的整体意识,正如绘画创作一样。在刻绘的过程中要以刀为笔,注意线条之间的衔接,避免交叉线条、产生毛刺。皮影制作的镂刻技法与绘画、篆刻等艺术形式的创作技法有众多相通之处。影人在此过程完成之后要及时找重物压平,以便后面上色。

    勾绘 对皮影人物头部及其他部位的勾绘是制作罗山皮影的重要流程,也是罗山皮影人物制作的点睛之笔。此道工序因为要对人物皮影的五官及帽饰、服饰进行勾勒和创作,因此对皮影艺人的工艺水平有较高的要求。在画脸谱时,一般会对照流传下来的粉本小样或经典皮影造型进行临拓,而那些水平较高的艺人则可以直接脱稿进行描绘。

    上色 这道工序一定要趁皮料松软之时进行,目的是为了防止褪色。罗山皮影的上色技法主要分平涂和晕染两种,犹如中国的工笔画。平涂时一定要将颜色涂均匀,尽量不要一遍完成,多涂几遍颜色会显得比较厚重 ;晕染要力求过渡柔和自然,如面颊、腮红等细节的描绘。对于颜色的种类主要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红、绿、黄、黑等颜色为主,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固色 影人在勾完线稿、上好颜色之后要对其进行固色,以便更好地对其保护。固色要用在铁锅中熬制的桐油进行,将桐油熬好后待凉透后便可使用。

    连缀 此道工序是影人制作的最后流程,是把制作好的胸、腹、四肢等部分用棉线连缀起来连接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胸部上端的卡口要用较软的材料包裹,用牛皮绳或铁丝缠绕,以便影人头部的穿插、拼接。最后再用三根细竹竿分别固定在胸部的卡口及两手的位置。

    至此一套完整的皮影艺术品便制作完成。

    四、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美学特征

    罗山因其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氤氲化育出了独特的人文环境,罗山皮影在此环境中传播、发展,自然也表现出与之相契合的美学特征。

    (一)浓厚的乡土气息
    罗山地区自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始置县,后世沿用至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因此罗山县是一个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文化古城。罗山皮影正是在这片充满文明气息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民间艺术,其人物造型则充分体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罗山皮影的人物造型从整体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厚重感和朴实感。罗山地区的皮影所用的材质主要是当地的黄牛皮,黄牛皮的韧性比较大,用此制作的皮影质地比较坚硬、厚实。也正是因为黄牛皮皮影坚硬厚实的特点,所以皮影上所雕刻的花纹图案自然不如驴皮、纸等轻薄材质皮影的图案花纹精细、圆润,其雕刻的线条多以长直线为主,大刀阔斧的雕刻手法表现出了粗犷朴实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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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 薛刚反唐》中的崔文德

    例如罗山皮影中的文官可以饰演这一角色(图 1)。但是从此皮影的衣饰款式来看,却与崔文德所处的年代不相符合。在此剧情中崔文德所处的年代为唐朝,但此皮影中人物角色所佩戴的冠服样式及颜色却具有明显的宋明时期的特征。在民间的文艺表现形式中,老百姓并不太关注“崔文德们”应该穿什么样式的官服,他们真正关心和在意的是其中的故事情节,官与民穿什么样的衣服,只要能让他们区分人物角色,看懂故事情节便可以。罗山皮影不是突然产生的一种民间文艺表现形式,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完善起来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融合新时代的特征。所以皮影中的服饰样式也是不断融合当时的服饰特征,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形式特征,而这种特征也充分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最终他们会达成一种共识,那就是:只有穿这种衣服的才是“崔文德”,他不能穿其他衣服。这种意识观念广泛存在于罗山皮影的人物造型中,是罗山皮影具有浓厚乡土意味的重要表现。

    另外,从雕刻手法的角度,此件皮影整体上给人们以粗犷、大气之美。先从外轮廓来看,其外形由连贯的长直线或弧线构成。如手臂部分由近似于椭圆形、梯形的三段几何形构成、腿部服饰由长弧线表现与正侧面的靴子连为一体,呈现一种剪影的表现效果,使人物造型简洁大方、浑然一体 ;从内部装饰细节来看,装饰简洁,朴实无华。“侧面的形象如同影子,就像植物学家压制的标本,平整了,也单纯了,在艺术的处理上也方便得多了。”c 如腰部装饰,也为三角形、半圆形等几何形状的镂刻装饰,即使是装饰最为复杂的圆形帽翅部分,也是用外圆内方的铜钱造型间饰造型古朴的卷草纹来表现。而在两臂及两腿等部位,几乎采用素面的形式来表现而不做任何装饰。因此,这件皮影从内而外、从整体到局部都表现出了一种朴拙之美,充分体现了黄土高原文化的乡土风情。

    (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相结合

    罗山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地处江淮之间,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处,南与湖北孝感、黄陂接壤,东与安徽刘安、阜阳毗邻,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促使中原文化与相邻的荆楚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本地特有的文化特色。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罗山皮影的造型特征表现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特点。

    中原文化是以商周礼乐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其一切文化现象基本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荆楚文化则是以夏朝神巫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表现出了崇尚鬼神的原始宗教气息,比较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因此其文化作品表现出了一种上天入地、放荡不羁、怪诞幻想的浪漫主义色彩。罗山皮影艺术则是这两种文化想结合的产物。

    如前文所述,罗山皮影人物造型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这种乡土气息便是建立在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特征。罗山皮影的人物造型概括整体,制作手法朴拙大胆是以黄土高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真实反映。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剪影式外轮廓的处理手法,以及皮影人物内部简洁的几何形镂刻图案等都是中原文化特征的反映,这种装饰风格和造型特征来自于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爱好,直接反映了当地人实实在在的生活面貌,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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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皮影妖怪头部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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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皮影丑角头部造型

    通过观察罗山皮影的人物造型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其很多造型还运用了夸张、变形、意会、象征等手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造型手法在罗山皮影头部造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图 2 所示皮影头部造型为妖怪角色,妖怪本身是出现在神话传说中被人们想象出来的人物角色,表现在罗山皮影造型中更是充分发挥了罗山艺人的丰富想象力。这件皮影夸张的造型主要表现在其头顶部位,其尖尖的独角和夸张的发型以及眼睛、嘴部的表现都充分体现了罗山皮影艺人天马行空、无所拘束的风格。再如图 3 所示,皮影人物的眉毛上方及脸颊处弯弯曲曲的波浪线、从眉毛经过外眼睑环绕到鼻翼的绿色彩带以及鼻头、下巴、眼睛下方所绘的红色圆圈等抽象的装饰符号,充分体现了其丑角的人物角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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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皮影人物整体造型

    另外,罗山皮影的人物造型还充分体现出了观念性、意向性的特征。罗山皮影属于平面的二维造型艺术,尽管如此,罗山民间艺人在雕刻皮影人物时,运用变形、移位等手法,将空间感和立体感融入到皮影的平面造型中。罗山皮影人物的头部造型为正侧面的视角,但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其间的眼睛和眉毛的造型却是正面的造型,再看人物造型的盔帽部分,其帽体部分为半侧面的形象,但是帽翅部分却为正侧面造型(如图 1 所示);皮影人物造型中包括双脚在内的四肢及腰胯部位也基本上为正侧面的视角,但通过观察人物服饰造型我们能够明确看出人物胸部的视角为正面的造型(如图 4 所示)。这种变形、移位的造型手法是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典型特征,使得“在同一件皮影的艺术造型中,会出现平视、俯视、侧视、仰视的不同角度被综合在一个平面上,并形成一定的立体感”d。

    综上所述,罗山皮影人物造型从材质到整体造型特点都体现出了明显的中原文化的现实主义特点,而其结构内部的装饰、透视等方面则体现出了浓厚的荆楚文化的浪漫主义风格。因此,罗山皮影人物造型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化风格的有机结合体。

    (三)刻绘结合的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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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皮影人物造型

    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另一个特征是刻绘结合的表现手法。通过观察我们很容易发现,罗山皮影人物造型的结构表现是通过镂刻的方式,而其内部的细节特别是人物头部的细节处理,则主要是通过勾绘的表现方式。如图5所示,此皮影人物的头部除了张开的嘴巴为了表现露出的牙齿而采用了镂刻的方式以外,剩余的部分都是采用笔墨描绘的方式,如眼睛、眉毛、胡须、耳朵、头发等部位描绘得生动传神、惟妙惟肖 ;而其服饰衣帽的表现也是通过镂刻的方式表现出服饰的结构、腰带的位置以及帽子的内部装饰结构,其内部细节则是采用线描彩绘的方式进行补充。如此镂刻与勾绘两种表现手法的有机结合、互相补充的造型手段使罗山皮影的人物造型更富艺术美感。另外,这种表现方式与中国传统年画的表现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传统年画如天津杨柳青、山东高密等地的木版年画都是“半印半绘”的表现手法,即在年画印好以后还要经过手绘的工序流程,使得年画更加出彩生辉。罗山皮影艺术的人物造型中的手绘流程同样也是皮影制作工程中的重要环节。皮影艺人通过对影人头部的精细描绘,使得罗山皮影人物相对粗犷朴拙的外形增加了精致的内容,使得人物造型粗中有细,朴实中见精致,大大提升了罗山皮影的整体艺术水平,形成了罗山皮影独特的审美特征。
     

     

     

    周玉州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

     

    a 班固撰,颜师古注 :《汉书》,第十二册,3952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b 转引自李菊红 :《罗山皮影的造型、色彩及其工艺特征研究》,载《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5)。

    c 张道一 :《张道一论民艺》,189 页,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

    d 转引自江玉祥:《略谈皮影的造型特征》,载《文史杂志》, 1997(4)。

  • 清世祖福临 “顺治乙未仲冬” 御笔书画小考(杜恒伟)

      清世祖福临(1638 年—1661 年),法名行痴,字山臆,号痴道人、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等,爱新觉罗氏,满族,盛京 ( 今沈阳 ) 人。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子,于清崇德三年 ( 明崇祯十一年,1638 年 ) 三月十五日出生在盛京宫廷 ( 今沈阳故宫 ) 内院的“永福宫”( 原称次西宫 ),生母是庄妃 ( 蒙古王爷之女 ),姓博尔济吉特氏,死后晋封为孝庄文皇后。清崇德八年 (1643 年 ) 九月,皇太极死后不久,年仅六岁的福临由其叔父多尔衰和济尔哈朗等护立,于 1643 年 10 月 8 日登上了皇位,年号顺治。1644 年 5 月,清军入关定鼎北京,顺治成为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受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爱好绘画、书法。俞剑华《中国绘画史》记载 :“世祖顺治以政治之暇,游心翰墨,善山水,工写貌,时以所作颁赐群臣。”其山水泉壑窈窕,烟云幽颐,得宋元人神髓。他曾为中书盛际斯画像,面如钱大而须眉毕现,十分逼真,令众臣咸叹。福临在指头画的形成中也有突出贡献,他曾以指作画,对于清初指头画派的形成影响甚大,如高其佩指头画派的推广。乾隆朝编辑的皇家书画录《石渠宝笈》中著录了福临的绘画 15 件。其中有 5 幅作品落款“顺治乙未仲冬”是赏赐给大臣的,“顺治乙未年”即顺治十二年(1655 年),为福临 18 岁所作。

      一、《石渠宝笈》著录以及广东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所藏清世祖赏赐大臣的几件作品

      《世祖章皇帝御笔山水轴》 素绫本,墨画。款识云:“顺治乙未仲冬朔日御笔写。”上钤“广运之宝”玺一,又另行署“赐大学士刘正宗”七字。纵四尺七寸五分,横一尺六寸一分。

      受赏赐者刘正宗 (1594 年—1662 年 ),字可宗,号宪石,清顺治时赐字中轩,明末清初大臣,世称“刘阁老”,山东安丘城里人。生于书香门第,天启五年(1625 年)县岁试第一,天启七年(1627 年)八月乡试中举。崇祯元年(1628 年)三月中进士,历任真定府司理、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侍讲、礼部会试副主考。清顺治元年(1644年)为暂避战乱,携眷南下金陵。翌年五月清兵破金陵后,携眷回归安丘故里。

      《清史列传》有详细记载 :“(刘正宗)顺治二年,以山东巡按李之奇奏荐,起授国史院编修。六年,迁侍讲。九年,由弘文院侍读学士,迁秘书院学士。十年四月,上亲试翰林,分别外转,正宗留原职;五月,擢吏部右侍郎,仍兼秘书院学士;十一月,谕曰 :‘吏部居六部之首,尚书员缺,宜慎加选用。大学士刘正宗清正耿介,堪充此任。特加太子太保,管吏部尚书事。’十四年,考满,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五年,改授文华殿大学士。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狭隘,终日诗文自矜,大廷议论,辄以已意为是,虽公事有误,亦不置念,降旨严饬。十七年二月,应诏自陈乞罢,不允;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浙江道御史季振宜先后奏劾正宗阴险欺罔诸罪,命明白回奏,正宗被革职追夺诰命,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十八年,圣祖仁皇帝御极,以世祖章皇帝遗诏内曾及正宗罪状,当置之重典,念其年老,特予宽免。未几,病死。”

      刘正宗博览群书,最工诗律,尤精五言古诗。他爱好书法,笔法秀妙无伦,顺治帝凡得著名书画,经他鉴别评定后才归御府收藏,常将所得名人字画和自己作的字画及亲笔题字赐给他,御府图书题跋也多出自他手。为显示所获荣耀,他于安丘城相府内特建“御墨楼”。著作有《逋斋诗集》八卷、《御墨楼诗选》《木天草》《雪鸿斋草》一卷等,及诗集数卷。

      《世祖章皇帝御笔仿米家山轴》 素笺本,墨画。款识云 :“顺治岁在乙未仲冬望日御笔仿宋米元章父子画赐司吏院承院王进善。”上钤“广运之宝”“万几余暇”二印。左方上有:“寄兴图书漱六艺之芳润,怡情翰墨措万物于笔端”印一。纵三尺五寸二分,横一尺六分。

      《清实录》(顺治朝)、《清史列传》关于王进善的生卒以及履历均未有记载。由上述题款可知,顺治朝,王进善官职为司吏院承院。他曾于顺治十三年撰写了《内铨奏草》一书,共四卷,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于顺治十二年十月十六日至顺治十三年六月十七日期间,上奏皇帝的奏折以及顺治皇帝的御旨情况,显示了他的耿耿忠心。画中题款“顺治乙未年仲冬”,即顺治十二年之冬十一月,在《内铨奏草》中“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奏折虽未提及受到顺治皇帝赏赐的情况,但是此间王进善欲辞去司吏院承院一职 :“……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题二十五日奉御旨 :司吏院议奏钦此,年终自陈疏奏为微臣年稚、才疏,重任实难肩荷,谨揣分自陈祈准罢……”见卷一,六十八页。顺治皇帝不但没有罢免王进善,而且还嘉赏了他 :“……顺治十二年十五日奏十七日奉御旨 :王进善精勤敏练,才力素优……请辞自陈加级疏。”王进善回奏 :“天眷弥隆臣心亦惧……国家之爵赏原以予非常之功。”那么此幅“顺治乙未仲冬”款《世祖章皇帝御笔仿米家山轴》之作,亦或为顺治皇帝赏赐给王进善的御笔墨宝,以安抚之。

      《世祖章皇帝御笔仿黄公望山水轴》 素绫本,墨画。款识云 :“顺治岁在乙未仲冬望日仿元黄子久画赐左承议、郭进忠。”上钤“广运之宝”“万几余暇”二印。左方上有:“寄兴图书漱六艺之芳润,怡情翰墨措万物于笔端”印一。纵三尺六寸四分,横一尺五寸五分。

      郭进忠在《清实录》《清史列传》等文献中均未见记载,有待考证。

      以上三件是在《石渠宝笈》著录的“顺治乙未仲冬”款赏赐大臣的作品。

      《福临古柏图》 藏广东省博物馆,绢本,水墨。顺治乙未十二年(1655 年 )。 纵 167.5 公分,横 47.6 公分。画面上题“顺治乙未仲冬朔日御笔写赐大学士陈之遴”。钤“广运之宝”玺一。

      画中受赏赐者陈之遴 (1605—1666 年 ),字彦升,号素庵,海宁盐官人,出身名门望族。年轻时与东林、复社名士钱谦益、吴伟业、陈名夏等结交,参与活动。明崇祯十年(1637 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迁中允。顺治二年,投诚,授秘书院侍读学士。五年,迁礼部右侍郎。六年,恩诏加都察院右都御史。八年,擢礼部尚书。时御史张煊劾大学士陈名夏结党营私,语涉之遴,鞠讯不实,免议。寻加太子太保。九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十年,调任户部尚书。会与名夏等集议革。职总兵任珍罪状,与同官两议,得旨责问,复以支饰欺朦,论死,诏从宽削官衔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十二年正月,奏请照律例以定满洲官员有罪籍没家产、降革职之法,下所司议行 ;二月,复授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后陈之遴被革职,皇上念之遴既已擢用,位至大臣,不忍即行斥革,以原官发辽阳居住。是年冬,上复念之遴效力多年,不忍终弃,令回京入旗。

      《清世祖画钟馗轴》 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纸本,纵 132.4 公分,横 63.6 公分。水墨画,款书“御笔”二字。上钤“广运之宝”,又墨书一行“赐户部尚书戴明说”。钤玺二“顺治御笔”“顺治乙未御笔”。鉴藏宝玺“宣统尊亲之宝”。此幅钟馗造型和水墨技法呈现指画风格,作为清初皇帝,他对于清后期指头画风的流行和形成规模作用不小。

      受赏赐者戴明说,字道默,号岩荦,晚号定圃,沧州(河北沧县)人。崇祯七年 (1634年 ) 进士,入清顺治十二年(1655 年)擢户部尚书,由户部主事,累迁兵科都给事中。流贼李自成陷京师,明说从贼。贼遁,明说逃归原籍,十七年(1660 年)去官。

      《清史列传》记载:“(戴明说)顺治元年六月,以招抚天津锦衣卫百户危列宿荐,起原官。顺治二年五月,迁太常寺少卿。九月,调大理寺少卿。四年,迁太常寺卿。五年,擢户部右侍郎。六年,加右都御史御。七年,给事中杜笃祜劾户部不奏销钱粮及徇私注差等事,尚书谢启光降二级,明说罚俸。十年,补河南汝南道。十一年四月,迁广西布政使。七月,谕吏部 :‘戴明说年力富强,才识明敏,向经降调惩诫,必洗涤自新。遇京堂缺补用。’十二年正月,授刑部右侍郎。三月,擢户部尚书。十三年六月,调太常寺少卿。十四年,迁右通政。十五年,迁太仆寺卿。十七年, 左都御史魏裔介劾。明说居心浮躁,前在户部时,家有庆贺事,必徧告司官,希图馈送。丁忧回籍后,私入京师。有乖礼制。疏下部议,革职。寻死。”

      戴明说为官同时工书、画;墨竹得吴镇法,尤精山水。世宗时赐以银质巨章,曰“米芾、画禅(董其昌),烟峦如觌,明说克传,图章用锡。”王铎评为博大奇奥,不让 古人。天启五年(1625 年)作《墨竹图》藏故宫博物院。康熙五年(1666 年)作《谿涧高隐图》,著作有《定圃集》。

      二、福临的儒学修养与汉化情结以及笼络大臣的赏赐手段

      顺治皇帝作为满族最高统治者、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位皇帝,虽在风华正茂时辞世 , 但他短暂而极富个性的一生却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他的儒学修养与汉化情结更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顺治皇帝自幼受汉族文化的熏陶,饱读儒家经典,传统文化修养很深。且受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重视汉族传统文化、重用汉族文人的影响。亲政后对汉族传统文化艺术、宗教等倍加提倡。福临是一位好学而明智的年轻君主。1651 年,当他开始亲政后执掌政权处理朝政时,他很难看懂各方呈递上来的奏折,由此深感自己对汉文化的无知,于是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攻读汉文。短短几年后,他已经能够用汉文读、写、评定考卷、批阅公文。据《国朝画征录》《中国绘画史》等记载 :“清室以皇帝好书画,故一班王公宗室,亦多附庸雅从事书画为雅兴。”“世祖顺治以政治之暇,游心输墨,善山水、工写貌,时以所作颁赐群臣,山水泉壑窈窕,烟云幽颐,得之者珍逾珠贝,又尝以指蘸墨印其螺纹作渡水牛,神肖多姿,可谓生面别开,为高其佩指画之所仿,所擅指墨其法盖始自世祖也。”据画史记载,有一次顺治驾临内阁,“适中书盛际斯(满族大学士)趋而过,
    世祖呼使前跪,凝视片刻,命取笔墨画一盛际斯肖像,须眉毕肖,十分逼真,以示诸臣,众皆咸叹,震翰之工也”。

      从《清世祖实录》第九十三卷可知 :“(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顺治帝谕令兵部 :‘国家选举人才,共襄治理,文武两途,允宜并重……’九月二十五日,顺治帝颁赐异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御制’之《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儆心录》各一部。”其目的就是要汉族官僚做忠于清朝的忠臣孝子、贤人廉吏。

      清初期,顺治帝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汉族官员的措施,赏赐几位大臣书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清史稿》有记载,顺治皇帝曾旨谕 :“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胭焉弗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明礼达用。诸臣政事之暇,亦宜留心学问佐朕右之治……”并召纳文学博雅之士及高僧,编纂大部历史与文化艺术等书籍。这说明顺治皇帝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宗教的崇尚,也体现了顺治皇帝的雄才大略以及治国方策的远见卓识。

      

      

      杜恒伟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参考书目 :
    《石渠宝笈》第一卷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三册
    《国立故宫书画》第十卷
    《清史列传》第五卷、七十九卷
    俞剑华《中国绘画史》
    赵尔巽《清史稿》(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
    王洪源《清世祖福临及其书画艺术》(发表于《满族研究》1995 年第 1 期)
    王进善《内铨奏草》(选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科丛刊三编第三十九辑》,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天山阿尔泰山古代游牧民族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吴艳春)

    天山、阿尔泰山,是横亘在亚欧大陆上的两座重要山系。这里的高山草场和戈壁原野,不但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林木、植物等资源,还养育着多种多样的动物生灵,两大山系的自然宝藏更是形成古代亚欧游牧文化的坚实基础。自古以来许多游牧民族在这里驰骋牧放,利用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创造了独特而辉煌的游牧文化。动物纹艺术则是古代游牧民族文化中最为璀璨的明珠。

    天山、阿尔泰山又是两座跨境山脉。天山山系横亘在中国新疆境内,向西延伸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 ;阿尔泰山跨越中国、蒙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部分领土。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天山、阿尔泰山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艺术与中国北方草原、中亚、西伯利亚古代文化艺术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中国北方草原、中亚和西伯利亚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学界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新疆境内两山系的动物纹艺术尚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研究。这是一个涉及许多古代游牧民族,且文化相互联系,思想意识相互交融的重要演化发展课题,凭一篇论文难以周全,本文仅在笔者的能力范围内做粗略梳理和探讨。
     

    一、天山、阿尔泰山古代动物纹艺术研究概述

    探讨天山、阿尔泰山古代游牧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必须首先明确它是整个亚欧草原古代游牧文化动物纹艺术整体构成中的一部分,其产生发展变化都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整体的律动息息相关。国内外学界对欧亚草原古代游牧文化艺术的研究,依托考古学的重大发现进行。前苏联借助地域优势早在 19 世纪初就开始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针对动物纹艺术的研究,笔者所知鲁金科著《阿尔泰的斯基泰艺术》 a,是一部专门从艺术角度对阿尔泰山系所发现动物纹遗存研究的较早著作。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研究颇具系统性,论述了“斯基泰艺术出现的理论”“阿尔泰斯基泰艺术造型方法和技术”“阿尔泰斯基泰艺术主题”“现实存在的动物圆雕及图案制品”“野兽风格”“阿尔泰斯基泰艺术中的前亚成分”“抽象化动物造型”“阿尔泰斯基泰艺术中的装饰主题”“复杂的艺术结构和整体组合”等问题。

    波罗斯马克 2001 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乌科克高原上的骑马人》b,虽然没有直接从动物纹艺术入手,但却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呈现了阿尔泰古代动物纹艺术所发挥的社会文化功能,如动物纹艺术产生的生活环境、服饰、毡毯、马具、礼仪器具、纹身绘体中出现的动物纹艺术等等。或者说这本书从更加广泛的层面,对早期铁器时代阿尔泰山区游牧民族的生活及精神追求进行探讨,且这种探讨大部分资料都涉及对动物纹艺术的研究。

    笔者所知涉及天山山系动物纹艺术研究的前苏联学者主要是阿基舍夫。在他所著《伊塞克古墓——哈萨克斯坦的塞人艺术》c 一书中,有专门的一个章节探索伊塞克古墓出土 165 件装饰动物纹样器物的造型与风格。在这 165 件动物纹的器物中,表现题材有狮子、老虎、雪豹、狼、狐狸、野猪、马、鹿、羚羊、盘羊等,出现最多的是生活在天山的雪豹形象。阿基舍夫对这些动物纹艺术的研究,首先是详细观察描述其细致入微的造型情景,并把它们的特征与亚欧草原其他地区类似艺术品相比较,指出“在伊塞克古墓艺术品上,多半是单一动物形象,其中每件都是完美制品。”这些古代金属浮雕佳品“源于当地是不容置疑的”。但他同时指出 :“伊塞克古墓的塞克野兽纹艺术是一种混合艺术,是自身和外来两种成分的混合体,但在这种艺术中……难以划出各成分间明显的界限,他们已经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并溶为一体了。”在所谓的外来成分中,狮子、狮身鹰头兽、有翼兽明显是借用了伊朗艺术的元素。

    在阿尔泰古代动物纹艺术中,鹰兽合体动物造型比较常见,这种动物也被称作“格里芬”。从造型形态上看,阿尔泰的“格里芬”与古希腊、伊朗狮身鹰头兽“格里芬”还是有所区别。日本学者林俊雄所著《格里芬的飞翔——圣兽所见之文化交流》d 一书专门研究追溯其产生发展脉络。中国学者李零在《入山与出塞》e一书中,也对东西方古代文化艺术中的有翼兽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随着新疆考古事业的发展,新疆各地发现的动物纹艺术品不断增加,但对它们的研究尚没有全面、系统地展开,有限的几篇论文仅选取某一种风格动物纹,将其与周边地区相似类型作比较,或者对动物纹资料按照时序进行梳理。以天山、阿尔泰山两大山系为观察视角,研究古代游牧民族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是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方向,有利于我们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考虑动物纹艺术发展、传播、交流的状态。
    二、天山阿尔泰山系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动物纹艺术品

    本文所指天山、阿尔泰山系考古发现古代游牧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主要指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制品。以各种动物形象为表现题材的艺术制品种类繁多,有野生动物中的走兽、飞禽、游鱼,也有家养动物中的马、牛、羊、驼等。数量较多的动物纹艺术品,在艺术题材的选择、艺术表现手法的应用、艺术思想的表达等方面,展示出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风格。以下选择典型纹样进行探讨。

    (一)典型动物纹样的概念界定

    这里所说典型动物纹样特指在亚欧草原古代游牧文化艺术中既具有普遍性,同时又具有特殊性的艺术品。就艺术题材的选择而言,食肉类动物中的狮、虎、猛禽、野猪,食草类动物中的鹿、马、牛、羊等是动物纹艺术中最普遍的表现主题。在表达这些主题时,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为 :同类动物两两相对或相背造型、异类动物两个或多个相咬斗出现、多个动物某种躯体特征组合为一体现象、单个动物夸大某种器官造型或抽象其肢体形象造型等等,从而形成典型动物纹。通过这些独特的艺术展示手法,可以感受到蕴藏其中的独特艺术思维及与其相关联的思想文化意识。以下选择一些典型纹样加以介绍。

    (二)天山阿尔泰山典型动物纹主题类型

    虎 在新疆境内天山、阿尔泰山系的考古发现中,以虎为题材的造型艺术品数量比较多,表现风格也多样化。概括起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组 :单个虎造型、两两组合虎造型、虎与其他动物相互咬斗造型。

    第一组 : 单个虎形

    从第一组虎形造像看,侧面全身像较多,正面全身或正面头像相对较少。侧面全身造型中,后半体上翻曲卷成圆形的表现形式有纹章似的风格,中亚和阿尔泰地区类似造型虽然也有所见,但展示形态比较自然。而头部及前半体向后扭转的表现风格在整个亚欧草原动物纹中更为普遍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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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中天山北麓阿拉沟出土 图 2  东天山南麓鄯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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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东天山北麓奇台出土 图 4  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出土 图 5  东天山北麓吉木萨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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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阿尔泰山南麓哈巴河出土 图 7  阿尔泰山南麓青河出土 图8  阿尔泰山北麓乌科 克出土

     

    第二组 :两两组合虎形

    虎形构筑在同一个物件上,或两两相对、或相背,或上下分置、或左右错位,或者独立构件,但对称排布,形成有意味的造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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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中天山北麓阿拉沟出土 图 10  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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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中天山北麓伊犁新源出土 图 12  西天山阿拉木图伊塞克出土 图 13  中天山北麓鱼儿沟出土

    第三组 :虎与其他动物组合型

    虎与其他动物组合形成一个整体画面的典型个例有三例,其中两个是虎与羊的组合,一个是鹰与虎的组合。根据现实生活中虎为羊的天敌、以羊等食草动物为食物的情况,学界将这类主题的动物纹命名为“咬斗”或“撕咬”型。按照这个思路,下面的三个画面被命名为“虎食羊”“鹰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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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出土 图 15  中天山北麓伊犁巩留出土 图 16  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出土

    通过上述不完全资料的搜集整理可知,目前新疆东天山地区虎形动物纹发现相对较多。虽然新疆境内阿尔泰山南麓也有发现,但数量相对较少。最近披露的阿尔泰山南麓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出土的 800 多件金器中,有 10件金箔虎形 f,为阿尔泰山麓动物纹艺术中的虎形主题增添了新看点。

    狮 在新疆境内天山、阿尔泰山系的考古发现中,以狮为题材的造型艺术品数量与虎比较刚好相反,极为少见。具有代表性的是天山北麓阿拉沟出土的狮形金箔。这个狮形金箔的典型性在于其表现形式及造型风格与同出的虎纹金牌饰、虎纹金箔完全类同,应该是当地工匠的艺术创作。但就狮子题材的来源而言,狮子主题元素来自西亚古老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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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中天山北麓阿拉沟出土
     

    格里芬 首先要介绍一下格里芬的概念。格里芬是希腊神话中一种鹰头狮身有翅怪兽,据记载格里芬“有很长的耳朵,豹子嘴,脚上有爪,大如牛角”。亚欧考古发现表明,“除了西亚和爱琴,亚欧内陆草原、斯基泰和中亚文明,均有大量格里芬及与之同类的带飞翼的诸兽混合的造型”g。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文化动物纹艺术中,格里芬的形像很多,其最鲜明的特点是鹰头、兽耳造型凸显,兽体抽象简略化。新疆境内天山山系有类似形象发现,但数量不多。最典型的是伊犁尼勒克县加勒格斯哈音古墓出土的骨质剑鞘上雕刻的格里芬形象。将其与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的格里芬比较,都有鹰嘴兽耳,兽体抽象简化的特征,不同的是前者采用了阴刻的造型手法,而后者却是立体塑形。新疆天山山麓发现的格里芬形象中,还有另类的一例,即与伊犁新源对虎纹铜环同出的对翼兽铜环。铜环上塑造的身带翼翅、头上长角长耳的有翼兽,被学者林俊雄认为是格里芬。但这个格里芬鹰嘴特征不明显,可看作是混合特征的兽类。著名的中亚阿姆河宝藏中有一个金手镯上的有翼兽,兽头上的嘴有鹰喙特征。通过这两个器物的比较可以判断,伊犁的有翼兽虽然缺了鹰喙特征,但格里芬的因素还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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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8  中天山北麓伊犁尼勒 克出土
    图 19  西天山山麓阿拉木图伊 塞克出土
    图 20  阿尔泰山北麓乌科克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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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中天山北麓伊犁新源出土
    图 22  阿姆河宝藏
     

    有翼兽 这里所说的有翼兽指混合了两种及以上动物特征、体侧生翼的动物。在新疆阿尔泰山南麓青河发现的金质有翼兽(也称飞鹿或飞马)是一个代表性形象。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文化中兽性特征明显,鹰喙特征减弱的有翼兽也比较多见。通过图片可以观察到,青河有翼兽和乌科克有翼兽总体风格类同,兽呈侧面奔跑状,尾巴高竖,细部有区别,最大的共同点是体侧展开的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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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新疆阿尔泰青河有翼兽图样 图 24  俄罗斯阿尔泰乌科克有翼兽图样

    鹿 在亚欧古代艺术中,鹿作为一种吉祥的动物,被各地区不同民族广泛选用,表达不同的思想文化内涵。新疆天山、阿尔泰山系考古发现的鹿形动物纹也有所见。代表性文物有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发现的骨雕鹿头、中天山北麓呼图壁石门子墓出土鹿形铜带钩,中天山南麓米兰发现的鎏金铜卧鹿、西天山南麓发现的鹰鹿组合金牌饰等。在阿尔泰山系,新疆阿勒泰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现的鹿形金箔,以简约的形态,塑造了一只曲肢回首的鹿形。俄罗斯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动物纹艺术中,鹿的形象也比较多见。以鹿形为题材的动物纹艺术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鹿鸟组合图像。组合的类型又有两种,一种是鹿与鸟(有时表现为鹰)为两个独立个体组合出现,另一种是鹿的躯体和鸟的头像合为一体,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构图。新疆天山西部克孜勒苏阿合奇出土的金鹿与金鹰组合最典型,类似的图像在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也有表现。更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有鹿上生产多个鸟头的造像,这种题材在西天山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墓、东天山巴里坤黑沟遗址等处都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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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  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出土 图 26  天山南麓米兰出土  图 27  阿尔泰山北麓乌科克 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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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8  天山西南麓克孜勒苏阿合奇出土 图 29  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图样

    除了鹿角生鸟的鹿形,鹿嘴巴变为鸟喙的情况在阿尔泰地区也有典型表现,如乌科克木雕鹿形的嘴呈鸟喙状,巴泽雷克古尸纹身图案中也有鹿嘴为鸟喙的造型,这种造型在中国东北部的鄂尔多斯金器、新疆南部扎滚鲁克古墓毛织物上都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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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0  俄罗斯阿尔泰乌科克 出土  图 31  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巴 泽雷克图样  图 32  新疆天山南扎滚鲁克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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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  东天山巴里坤黑沟梁出土 图 34  西天山哈萨克斯坦伊塞克 出土

    图 35  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 克出土

    马 马在亚欧游牧文化中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地位。马是游牧民族亲密的伙伴,也是他们思想意识中神圣的崇拜对象,是太阳神的象征。天山、阿尔泰山系动物纹艺术中写实性普通马的造型在此不一一例举,这里只举出阿尔泰山系巴泽雷克文化中出土马头上有鹿角装扮的艺术造型和哈萨克斯坦有翼马的头上有盘羊角的造形。前者是对祭祀马的装扮,后者则是人体冠帽上的装饰。马头饰鹿角或羊角,究其是角形艺术题材的移植还是有意味的象征,需要专门的讨论,这里暂时仅提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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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6  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马头 鹿角造型    图 37  天山山麓哈萨克斯坦伊塞克马头盘羊角造型
     

     

     

    羊 羊的形象在亚欧游牧文化动物纹艺术中也被广泛使用。天山、阿尔泰山系考古发现中,大角羊的造像因数目相对多、造型醒目而给人以深刻印象。东天山地区的哈密、伊吾、阜康,西天山地区的伊犁、哈萨克斯坦伊塞克,俄罗斯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大角羊以单个独立、成对相向或背向,或者大小羊相依等各种造型的艺术形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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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8  东天山伊吾出土 图 39  东天山哈密出土 图 40  东天山阜康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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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1  西天山伊犁出土 图 42  俄罗斯阿尔泰乌科克出土 图 43  俄罗斯阿尔泰乌科克出土

    在现实生活中,羊是被人畜养和食肉类猛兽捕食的弱小动物。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在游牧文化意识及艺术题材中不重要。相反,正因为它是支撑游牧社会和草原生态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所以在游牧文化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野猪、骆驼、牛 东天山木垒发现过多个组成野猪圆环透雕牌饰和野猪与马组合牌饰。阿尔泰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发现用黄金制作的野猪形牌饰,使野猪题材动物纹艺术的流布范围延伸到阿尔泰地区。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发现过小的金骆驼牌饰和金质双联牛头、绿松石镶金金牛头。东天山北麓昌吉四棵树墓地也发现了金牛造型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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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6  阿尔泰山哈巴哈金质野猪 牌饰
    图 44  东天山木垒野猪牌饰 图 45  东天山木垒野猪与马牌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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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7  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双联金牛头   图 48  东天山北麓昌吉金牛

    综上,对天山、阿尔泰山古代游牧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资料进行粗略梳理可以感觉到,天山山系虎及猫科类动物、马、羊为题材的艺术造型比较突出,地位相对重要 ;阿尔泰山系飞禽、格里芬及类似混合型兽、鹿、马所占比重较大、较重要。但这只是一个趋向,其他动物题材也都有所表现。

    三、天山、阿尔泰山典型动物纹涉及的一些问题

    天山、阿尔泰山是古代游牧民族生活、驰骋的疆场。长期的游牧生产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生活,使动物在游牧文化意识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用动物符号进行艺术思想的表达是亚欧草原游牧文化的共同特征。具体到每种动物纹艺术品或者某一组相互关联的动物纹艺术品(如一个王或贵族服装上的成套装饰,或者一匹殉葬马匹马具上的成套装饰),其创造者所要表达的艺术思想,则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文化背景做分析。

    (一)天山山系虎、狮等猫科类动物纹艺术的文化归属问题

    目前学术界认为,新疆境内阿拉沟发现的虎纹、狮纹金牌饰是古代塞人的文化遗物。如果从古代民族文化心理视角探讨,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学界的研究表明,塞人早期图腾信仰中,鹿、马是重要的图腾动物。在公元前 5 世纪前后信仰祆教后,马又作为太阳神的象征得到尊崇。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墓发现的全身穿金衣的塞人贵族,其头戴金冠正中的动物,主题元素就是马,但这种马又长上了盘羊的角和猛禽的翼翅。主持发掘这座古墓的阿基舍夫先生认为,这是塞人文化与当地更古老的图腾文化(以盘羊为图腾文化)融合的表现。

    在新疆天山山系,天山东部、中部各地都发现数量较多的虎纹,而用黄金、青铜等贵重金属表现马的形象并不多见。天山西部地区的克孜勒苏阿合奇有一例金马出现,这个地区恰恰是与文献记载塞人迁徙后一段时间的活动地域相符。塞人在公元前 5 至公元前 4 世纪与波斯人交往频繁,并接受了波斯祆教信仰。在祆教经典《阿维斯塔》中,记载了祆教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所创战斗神十次变化显示其威力的情景。十次变化中,除了两次化显为青年和中年男子汉形象,一次化作疾风外,其他七次分别化作金犄角公牛、黄金耳朵的白骏马、极其威严且力大无比的骆驼、凶猛好斗的公野猪、矫健的雄鹰、弯犄角的肥美绵羊、尖犄角的肥美公羚羊,h 但没有提及虎。在古代亚欧游牧文化中,虎到底与哪个游牧部族关系密切呢?从整个亚欧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整体情况看,东部草原地区动物纹艺术中,虎的形象更多一些。从东天山地区虎形艺术形象凸显的情况推测,我们认为东天山地区虎的形象应该和亚欧东部草原联系更为紧密。目前新疆学术界把东天山许多带有游牧文化特色的文物都划归塞克或者月氏,但却忽略了天山东南部也有古羌人这个游牧民族的存在,他们的图腾信仰是猛虎。学界有学者研究推测,塞克与羌人在天山山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往与融合。这个观点也应该适合对天山、阿尔泰山动物纹艺术的认识。塞克从祁连山地区向天山山系迁徙的过程中,应该与当地早就存在的古羌人发生过斗争与融合。学界有一种认识,认为中国古代传说的西王母原型,是远嫁塞克的古羌人女首领。i 东天山北麓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学界大多推测是塞人遗存,但我们注意到,这幅岩画中表现的图腾动物中,除了有对马图外,还有斑斓猛虎的图像。康家石门子岩画的文化成分,除了塞人文化元素外,诸如猴形图像、虎形图像的文化内涵都需要做进一步思考。

    狮子的形象学界一般认为其源头应该在西亚地区。但在天山阿拉沟,狮子与虎的形象同处。数量上虎形多于狮形。

    (二)阿尔泰山系格里芬与西方格里芬的造型区别

    如果把阿尔泰山系发现的格里芬形象和亚欧草原西部发现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格里芬形象做对比就会发现,阿尔泰山系发现的格里芬与亚欧西部草原格里芬形象差异较大。阿尔泰山系格里芬更多地凸显鹰的特征,兽形仅仅表现在耳朵部位,躯体往往抽象化了,而西部草原格里芬形象明显地具有狮子的兽体特征。或者说阿尔泰山系的格里芬是从鹰的原型演化而来,草原雄鹰在早期游牧民族文化艺术中,可能与早期的太阳崇拜意识相结合,已经有象征太阳的寓意。阿尔泰山系巴泽雷克考古文化中有一件非常独特的双鹰环日艺术品,看后会使人马上联想到中国的成语“凤鸣朝阳”或“丹凤朝阳”。这个成语产生的文化背景非常遥远,早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文献《诗经·大雅·卷阿》中就已出现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而诗中所提到的梧桐树,是凤凰栖息之所。凤凰这种在传说中象征吉祥幸福的太阳鸟,为何只栖于梧桐树?或许是因为梧桐树高入云天,繁盛茂密,让古代先民们将之与神话传说中的扶桑树相联系。扶桑树是远古社会先民们想象太阳升起之所在,这种树与太阳的升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中国先秦文献记载凤凰的形象是“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与阿勒泰山系巴泽雷克考古文化中发现的双鹰环日图中的鹰形象上有差异,但根据阿尔泰巴泽雷克考古资料复原的独特的女性头饰在高棒状头饰上装饰的多鸟栖息状的情景,又让我们联想到中国远古神话太阳母亲羲和与她的十个儿子在扶桑树上轮流值日的故事。这种装饰似乎是太阳母亲羲和与她的十个太阳儿子,维持自然界光明日夜循环的一个象征性情景。我国先秦时代的阿尔泰地区是游牧民族联系东西方文明的一个中转站,其西部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间接东渐,影响着阿尔泰游牧世界的文化发展。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描述西方文化中与东方凤凰性情相似的不死鸟时说 :“我并没有亲眼见过它,只是在绘画中见过,它的羽毛一部分是金黄色的,一部分是鲜红色的,外形像一只巨鹰,而且还拥有美丽的歌喉。”从对动物纹艺术的观察中我们更加确信,古老的阿尔泰山系早期游牧民族,不但是东西方古老文明的传播者,更是将两者融汇贯通并整合发展的智慧民族。古老的阿尔泰山系,是远古东西文明交汇的圣地,更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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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9  阿尔泰格里芬造型图                50  亚欧西部草原格里芬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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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  阿尔泰山系巴泽雷克文化中双鹰环日造型

    (三)天山、阿尔泰山动物艺术造型与对立统一哲学观念的表达天山、阿尔泰山动物纹艺术,在艺术表达形式上,显示出清晰的两元对立统一模式。无论是同一种动物的两两相对或相背,还是不同种动物的相咬相斗,都巧妙地统一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艺术形态表达,如果仅仅理解是为了装饰或者适应空间布局的要求而创作可能是不够的。首先,用黄金和青铜等贵重金属制作动物纹艺术,表明动物纹艺术所表达的主题绝不是简单模拟动物的形象进行视觉愉悦,而是利用动物形象作文化表达符号,表达游牧民族对世界万物相互关联的认知,并力图把这种认知表达体现出来,让所有游牧社会的人们形成共识和认同,也就是说动物纹艺术是当时游牧社会统治者进行文化引领的有效手段。古代东方古老哲学的两元对立思想,不是凭空构想出来的,而是对现实生活不断体验、深刻领会总结出来的。其中,游牧文化艺术的作用不可忽视。或者说,通过动物纹艺术内敛(相向而对)、外放(背向而联)、自旋如圆(后体反转、前体扭旋)的律动形态,我们似乎对古代中国的原始哲学意境有了清晰的感知和形象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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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2  阿尔泰山系巴泽雷克文化中女性头饰多鸟装饰

    动物纹艺术主题中常见的草原上野生动物猛兽猛禽对食草动物的袭击的情景,如果简单地理解对现实生活中类似事件的记录或者不同部落斗争的反映,就不能圆满解释草原动物纹艺术中最典型的现象 :鹰鹿组合图像的多种意味。如果把鹰啄鹿(雄鹰站在鹿背上)解释为雄鹰袭击鹿,就无法解释鹿嘴变成鸟喙或者鹿角生出鸟头这种现象。后两者现象显然表达两种动物的完美结合,构成一体的意味。正如对中国内地著名的青铜雕塑艺术品虎食人图像的解释,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认为是原始宗教中对巫师与神灵(虎是神灵化显的标志)能量合一的表现。我们认为,天山、阿尔泰动物纹艺术中两种动物相咬斗的主题,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争斗,最起码应是两种能量的相互碰撞与融合。

    草原动物纹艺术最繁胜的时期,恰恰是各种文化繁荣交流最兴盛的时期,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交流融合是大趋势,动物纹艺术正是应和这种趋势而出现的。

     

     

    吴艳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

     

    a[ 俄 ]НМ 鲁金科 :《阿尔泰的斯基泰艺术》,俄罗斯,普希金国立艺术博物馆,1949。

    b[ 俄 ]НП 波罗斯马克 :《乌科克高原上的骑马人》,见新西伯利亚《 ИНФОЛИО—пресс》,2001。

    c[ 俄 ] 阿基舍夫 :《伊塞克古墓——哈萨克斯坦的塞人艺术》,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87。

    d 日 ] 林俊雄 :《格里芬的飞翔——圣兽所见之文化交流》,东京,雄山阁出版社,2006。

    e 李零 :《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f 转引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考古发掘简报》,载《新疆文物》,2013(1),17 页。

    g 沈艾凤 :《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405 页,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

    h[ 伊朗 ]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元文琪选编译:《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244—251 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i 叶舒宪、萧兵、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下册),1270 页,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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