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了解与掌握散布于民间的古代民族文物情况，中国民族博物馆组建了“流散民间的古代民族文物调研课题组”。作为课题组的首次调研活动，“三江平原、松嫩平原流散古代民族文物调研”于 2015 年 9 月启动，中国民族博物馆特聘课题组专家伊葆力、李新泉先生赴黑龙江与吉林等地执行调研任务。作为本次调研的总结，本文提供了有关古代民族留存民间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及保存情况，其中涉及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尤其值得重视。
遵照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安排，我们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至 26 日赴黑龙江省东部三江平原、南部松嫩平原地区的部分市、县（包括吉林省松原市），对流散民间的古代民族文物进行了调研。现将行程经过及所见、所闻、所感略述如下。
调研活动得到了黑龙江省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关注与支持。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陈润儿在约见我们时，不仅表示了对调研活动的大力支持，而且提出了建议性的调研路线，并希望这次考察活动能为黑龙江省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人文旅游资源的进一步梳理整合奠定基础。在此后的调研活动中，我们相继得到了黑龙江省旅游局、哈尔滨社会科学院、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黑龙江省收藏家协会、哈尔滨市满族联谊会、鹤岗市收藏家协会等部门的热情帮助，从而使此次调研活动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
此次活动总计行程近九千公里。我们每到一地，在走访收藏家协会、古玩市场的同时，重点参观了以展示地方历史、民族文化遗存为主要内容的民营博物馆。在黑龙江纳兰满族文化博物馆、哈尔滨辽金文化博物馆、哈尔滨药厂古玩城、蓝谷企业博物馆、萝北名山黑龙江流域博物馆、鹤岗建宇古代印章展室、拉林京旗文化博物馆和一些民间收藏者处，我们观赏了一万多件古代民族文物，并有选择地对其中的三百多件（套）文物进行了拍照和信息登记。
这三百多件（套）文物虽未系统地经过文物专家鉴定，但多数为目前我国公办博物馆所未备，有一些更属首次发现。可以初步认定，这些发现于中国东北边陲的文物，既同中原古代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更与我国历史上的肃慎、东胡、鲜卑、扶余、高句丽、沃沮、挹娄、勿吉、靺鞨、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等古代民族血脉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活动发现的历史文化遗存，填补了中国东北古族、古国、古文明演进谱系中的一些实证。
一、黑龙江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地区的历史文化遗迹
近几十年来，众多的考古发现已经充分证明了三江平原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的早期发祥地。有关学者根据考古发掘研究成果，通过民族学与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对考古发掘的成果和考古调查的成果进行综合研究，目前已经对三江平原地区掩埋在地下的古代文明遗迹与古代民族的形成、发展、融合、消亡的过程有了概括性了解 ：三江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曾孕育和诞生了东北古代三大民族系统之一的肃慎族谱系，是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一系的发源地。
在三江平原上的双鸭山市的滚兔岭文化、凤林古城的凤林文化、宝清的炮台山文化等遗迹，以及位于三江平原腹地的七星河流域、安邦河流域、挠力河流域等地的城堡群文化，很可能就是肃慎的后裔挹娄人的文化遗存，而双鸭山滚兔岭文化的晚期、凤林古城文化的晚期、炮台山古城文化的晚期等，则应该是勿吉人的文化遗存。另外，三江平原北部的蜿蜒河文化类型、同仁文化类型、萝北团结文化类型的早期文化遗迹，很可能就是靺鞨—女真文化遗存。
三十多年来，三江平原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发掘了大批的古城、古墓葬、古遗址等遗迹，如在鹤岗市北部靠近黑龙江右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富锦市郊区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依兰县桥南下层遗址、同江市街津口遗址，在饶河县、宝清县、集贤县、绥滨县、同江市、抚远县、建三江农垦总局、鸡西市、密山市、虎林县、桦川县、勃利县、七台河市、穆棱河流域等地，出土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并且大都具有鲜明的地域及民族特色。
松嫩平原在黑龙江省西南部，南以松辽分水岭为界，北与小兴安岭山脉相连，东西两面分别与东部山地和大兴安岭接壤。在辽阔广袤的松嫩平原，自古以来当地先民就在这里居住生活，历史上东胡、扶余、鲜卑、肃慎等古代民族都曾在此留下丰富的遗迹遗物，而地处松嫩平原中段的阿什河、拉林河流域，更是女真族的发祥地，他们在今天哈尔滨市的阿城区建立了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王朝金帝国的第一个都城——上京会宁府。
在松嫩平原，这些古族、古国的历史遗存分布广泛，历代都有文物出土发现，特别是近年随着全民“收藏热潮”的兴起，以“各种形式”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物时有出现，数量逐年增多。其中，不仅包括契丹族建立的辽朝（907—1125 年）、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115—1234 年）、蒙古族建立的元朝（1271—1368 年）的众多文物，还包括中古时期的扶余（公元前 2 世纪—公元 494 年）、高句丽（公元前 37 年—公元 668 年）、渤海（698—926 年）以及 13 世纪初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1215—1233 年）的一些文物。
限于条件和时间，本次流散民间古代民族文物的调研活动，在调查范围上还不够全面，比如对黑龙江西北部大庆、齐齐哈尔市、大兴安岭地区的调研便未进行 ；而且在走访藏家、选录文物时，基本上是“走马观花”式的，背景资料考察记录尚嫌不足。尽管如此，这次调研活动发现、登记的古代民族文物的数量、类别和价值，都出乎我们事前的预想，令人十分兴奋。
二、东胡、鲜卑、扶余时期文物
战国至两汉时期，是松花江、嫩江流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相互交流、联系的关键阶段。当历史进入到西周至汉魏时期，我国东北西部地区的东胡人、中部地区的扶余人登上了历史舞台，紧随其后，东部三江平原的肃慎人、挹娄人、东南部地区的沃沮人也异常活跃。从早铁时期延至汉魏时代，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出现了飞跃。先后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称霸一方的政权，如古橐离国、扶余国、渤海国、金国等。这些民族政权相互争雄，势力此消彼长，各国和各部族互相吞并，加快了东北地区古代民族间的融合和社会进步。
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鲜卑属东胡族系 , 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 , 以山名族 , 依地理位置分东部与西部鲜卑两大部分，东部鲜卑即宇文部鲜卑，西部鲜卑即拓跋部鲜卑 , 拓跋部鲜卑发源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 ( 嘎仙洞 )。东汉时期，南下的拓跋鲜卑集团中，还有向东挺进到松嫩平原的一支。
扶余（公元前 2 世纪—公元 494 年），亦作夫余、夫于，古代族名、古国名， 是中国古代东北部族濊貊的分支。扶余国后来又再发展成为四个国家 ：北扶余、东扶余、卒本扶余 ( 即高句丽 ) 和南扶余 ( 即百济 )。扶余人聚居于吉林、黑龙江地区。扶余国的起源地位于今吉林、辽宁北部、黑龙江南部，大体以扶余王城（今吉林省长春市）为中心，包括吉林省长春市、松原市、四平市、白城市，辽宁省昌图县、黑龙江省嫩江流域。扶余最强盛之时，疆域达到万里长城以北，南达高句丽、东达挹娄、西接鲜卑，方圆约两千里，所以《后汉书》卷 85 的《东夷列传》记载 ：“扶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 本濊地也。”扶余是东北第一个建国的民族，一直臣服于中原王朝，汉时属玄菟郡，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改属辽东郡。晋至南北朝时期，扶余多次受鲜卑族和高句丽的袭击。公元 494 年，勿吉族攻占扶余国，存在了 700 多年的扶余国灭亡。
本次调研中，共发现流散民间的东胡、鲜卑、扶余时期文物总计 36 件，其发现的原属地均在松花江南岸、嫩江右岸，如松原、阿城、五常、双城、榆树、农安、大安等市县。其中属东胡、鲜卑时期文物有：青铜猎钩1件、镂空动物形青铜带饰2种、人面形青铜牌饰 2 种、方形镂空人物车马纹形青铜带饰 1 件、椭圆形镂空神兽纹形青铜带饰 1 件、镂空柄青铜短剑 1 件 ；镂空柄青铜短剑还有骨质制品鸣镝 6 件、解锥 4 件、哨笛 9 件，计 26 件。其中，青铜猎钩和椭圆形镂空神兽纹形青铜带饰在1990 年 5 月发现于阿城大岭乡新兴村上雷木屯西北约 2 公里处的一撮毛山上，该地与一座远古的山城相邻，曾经出土过青铜短剑、铜泡钉。二者的形制、纹饰前所未见，如果结合出土地点，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
图 1 青铜猎钩 图 2 椭圆形镂空神兽纹形青铜带饰
图 3 镂空动物形青铜带饰
图 4 镂空鸟形青铜带饰
图 5 方形镂空人物车马纹形青铜带饰
图 6 乳钉纹鸟形盖钮双系葫芦形青铜卣 图 7 乳钉几何纹青铜敦
图 8 双禽回首形铜柄铁剑
图 9 铜柄铁剑
调研中发现的扶余时期文物有 ：乳钉纹鸟形盖钮双系葫芦形青铜卣 1 件、乳钉几何纹青铜敦 1 件、青铜炊具 1 套（5 件）、蛙钮几何纹青铜井盖饰（残断）1 片、双禽回首形铜柄铁剑 3 件（其中 2 件铜柄残）。乳钉纹鸟形盖钮双系葫芦形青铜卣、乳钉几何纹青铜敦和蛙钮几何纹青铜井盖饰，皆出土于吉林省松原市，据说是一个农民在耕田时发现。从乳钉纹鸟形盖钮双系葫芦形青铜卣的造型和纹饰看，与中原传统的青铜器明显不同，有新的创意，更为生活化，应该是扶余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
三、 渤海国时期文物
渤海国（698—926 年）是我国唐代时期以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的兼有粟末各部，并有突厥、契丹、室韦等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性政权。公元 698 年，由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自号震国。公元 713 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都城初驻旧国（今吉林敦化），742 年迁至中京显德府（今吉林和龙），755 年迁至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785 年再迁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794 年复迁上京龙泉府。公元926 年为辽国所灭，传国十五世，历时 229 年。渤海国全盛时期，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两岸、鞑靼海峡沿岸及库页岛，东至日本海，西到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鲜之咸兴附近。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是当时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的强国。渤海国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依靠渤海人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勇敢，以发达的民族经济和灿烂的渤海文化，创造了“海东盛国”
的辉煌。
图 10 方形狮戏纹鎏金青铜带饰
图 11 兽钮青铜印章
图 12 兽钮青铜印章
图 13 兽钮青铜印章
图 14 “ 永德”款青铜鎏金释迦坐像
这次调研，我们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市的一些收藏家的藏品中，发现渤海时期各类文物 40 件。其中佛教造像类有 ：“永德”款青铜鎏金释迦坐像 1 件、石雕佛教人物立像 3 件。带饰类有 ：方形狮戏纹鎏金青铜带饰 1 条（9 件）、镂空青铜蹀躞带饰 1 条（21 件）。印章押记类有 ：兽钮青铜印章 15 件。
这些渤海国时期的遗存以青铜类文物最为精美，15 件青铜印章兽钮造型各异，动感强烈；印文篆法古奥而富于变化，在我国古代印章中独树一帜，十分罕见。而“永德”款青铜鎏金释迦坐像，工艺之精湛，造型之别致，更是前所未见。
这尊佛像通高 22 厘米，底座直径 5.2 厘米，铜质，鎏金（多已剥蚀）。底座与束腰均为八棱形，上为双层仰莲，仰莲上端坐佛祖，后有火焰形背光，刻饰云头纹。佛祖跏趺端坐，头戴宝冠，身着帔帛，胸前饰璎珞珠宝，大耳垂肩，宽颐阔面，目微张，口半闭，一手执莲蕾，一手置膝，掌向上作施愿印，神态雍容，妙相庄严。佛像背部竖刻“永德今”三字及一押记。查“永德”，乃渤海国第六代王大元瑜年号，时为 810 年至 812 年。此年号前后共使用了三年。第三字“今”则不解何意，其押记的写法形状，与其后辽、金时期一些铜器上的“花押”相似。
据文献记载，受中原地区北魏和唐的影响，渤海也信奉和崇尚佛教。渤海立国不久，便派王子朝唐，奏请入寺礼佛。《册府元龟》卷 972 曾记载 ：“元和九年（835年）正月，曾有渤海使臣朝唐，并贡献金、银佛像。”今天，在渤海上京龙泉府旧城及其他一些渤海古城址的考古中，发现了当年寺庙遗址数十处，并均有佛像（包括陶、石雕、青铜、金、银质地）出土。其佛像的造型，在姿态上有坐像、立像 ；在色彩上有身后带背光的、通体着色的，多为单体的佛或菩萨。有的研究者认为，纵观渤海时期的佛教造像，与大同云岗北魏龛佛和洛阳龙门唐代石窟的佛造像，在体态、神情、服饰，及雕造技法等方面，有一脉相承之感。
目前发现的渤海国时期佛像，数量虽然不多，但种类众多，形象生动，且同中有异，衣纹璎珞处理的简捷流畅，有若“吴带当风”，堪与隋唐时期中原地区同类造像比肩雁行。此件造像，总体造型上接北魏遗绪，佛像面容则不乏隋唐之风神，而其执莲蕾、作法印之姿，又下开辽金佛像造型之先河，洵为难得一见的精品。
四、辽代文物
辽（916—1125 年）是契丹族在我国北部建立的一个王朝，它和后唐、五代几乎同时开始，又和北宋几乎同时灭亡。辽朝地域广阔，境内民族除契丹外，还有奚、渤海、女真、汉等族。辽国东邻今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西越阿尔泰山，北达外兴安岭，南抵河北霸县、雄县一带，《辽史·太祖纪》记其四至 ：“东自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
契丹本是游牧民族，辽立国后，建立了独特的、较完整的管理体制，开创“两院制”的政治体制，并创造契丹文字以保存自己的文化。在汉族文化影响下，他们基本承续了中原王朝的国家体制，尊崇佛教与儒学，倡导发展各类艺朮；辽人还吸收渤海国、五代、北宋、西夏及西域各国的文化，有效地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调研中发现，距今千载的辽代遗迹、遗物几乎遍及松嫩平原，而中部平原和西部草原的数十座古代城址，多数兴建于辽代。城址中先后出土有金银器和铜制、铁制农业生产工具、手工业工具、马具和生活用品，表明辽代已普遍使用铁器，并出现了以铁器耕种的农业。这里出土各式各样的陶瓷器，有中原传入的，也有当地烧造的。从出土的辽代陶瓷器看，无论造型或制作技术，都明显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保持着本民族的特有风貌。如鸡冠壶、鸡腿坛、长颈瓶、凤首瓶等均为辽瓷中的典型器物。此外，还有仿唐三彩工艺传统的三彩釉陶器等，这类三彩器工艺精湛，造型别致，绚丽多彩，艳而不俗。而金银器和青铜器，从形制设计、纹饰构图，到制作工艺，大都直追唐宋，精品迭出，令人赞叹。
在松嫩平原民间流散文物中，我们相继看到了约两千件契丹历史文化遗存，制作材质分类有陶瓷、青铜、金银、木、铁、玉石，社会文化分类有佛教、军事、生活、生产、艺术用品。调研过程中，我们择要分类登记了三十多种（一百余件）文物，庶几从一斑而窥全豹。
青铜类有 ：行龙交颈钮六面梵文经咒铭契丹青铜大钟、团凤花草纹瓜棱形青铜奁、龟莲纹青铜行炉、方形鹭鸶水草纹青铜带饰（12 件）、方形瑞兽纹鎏金青铜带饰（14 件）、方形禽鸟纹鎏金青铜带饰（11 件）、方形禽鸟纹鎏金青铜带饰（14 件）、花卉纹鎏金青铜蹀躞带饰（24 件）、花卉纹鎏金青铜蹀躞带饰（26 件）、方形飞雁纹鎏金青铜带饰（12 件）、契丹文青铜官印 3 方、契丹文兽钮青铜押记 5 件、契丹文青铜钱币 1 枚、兽首鹰爪足花卉纹青铜烤炉 1 件、
草木纹鎏金青铜玉壶春瓶 1 件、忍冬纹鎏金青铜马具饰件 3 件、契丹文铭青铜镜 1 件。
金银类有 ：莲瓣形双鱼戏水纹鎏金银盘 1 件、卷草纹银带饰 1 套（6 件）、凤形金耳环 1 对（2 件）、“辽州之印”银质官印 1 方。
陶瓷类有：“大安三年”款黄釉释迦佛坐像 1 尊、牵狮贡宝纹绿釉瓷灯 1 件、黄、绿釉鸡冠壶 2 件、“大辽大安元年”款“大安元宝”钱范 1 方。
木质类有 ：墨书契丹文木牌（12 件）。
图 15 行龙交颈钮六面梵文经咒铭契丹青铜大钟
图 16 团凤花草纹瓜棱形青铜奁
图 17 方形奔鹿纹鎏金青铜带饰
图 18 花卉纹鎏金青铜蹀躞带饰
图 19 莲瓣形双鱼戏水纹鎏金银盘
图 20 契丹文青铜官印
图 21 兽首鹰爪足花卉纹青铜烤炉
图 22 草木纹鎏金青铜玉壶春瓶
图 23 契丹文铭文青铜镜
经初步整理、研究，上述流散民间的契丹历史文化遗物都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物价值，而其中的行龙交颈钮六面梵文经咒铭契丹青铜大钟、团凤花草纹瓜棱形青铜奁、契丹文青铜官印、莲瓣形双鱼戏水纹鎏金银盘、“大安三年”款黄釉释迦佛坐像，则是历史、文物、艺术价值兼具，反映了契丹王朝文明发展的高度。
图 24 契丹文墨书木牌 图 25 契丹文墨书木牌 图 26 契丹文墨书木牌
图 27 凤形金耳环图 28 “ 大辽大安元年”款“大安元宝”钱范
另外，12 件柏木质契丹文墨书木牌，为目前国内仅见。牌高 12.5 厘米，宽 4.5厘米，厚 0.9 厘米，重 26.4 克。木牌边缘凸起，饰距离不等的十二出菱花形，上端有穿孔，边缘镶有金属边。每个牌子皆正反面均墨书契丹文 8 至 4 字不等 ；书法带有浓重的汉字楷书意蕴。日前，我们曾就此牌保留的契丹文字请教了契丹语、女真语专家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教授，她在研究后复信，认为“这些牌子皆正反有字 ,正面墨书‘大太保’至‘十一太保’( 下面尚有不同的动词 ) ；背面墨书各自不同 ,似皆录自墓志的短语。如果从正面文字来看 , 可能是辽代文物。但背面文字有些原本不能断句的也断了句。当然 , 契丹人的想法我们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还仅仅是一部分 , 也许有其特定的含义”。据其形制、文字推测，或应是官员悬挂的腰牌。此套木牌保留了近二百个契丹文字，非常珍贵，而其墨书的写法在中国少数民族书法史上，亦具有特殊的意义。
五、 金代文物
由东北地区女真人建立的金（1115—1234 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这个王朝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在 12 世纪初先后灭掉了辽与北宋，国势强于宋，幅员广于辽，雄踞中国北方，拥有了当时中国大半壁江山。金王朝对先进文明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入主中原后，便开始了融合汉文化的进程，几乎是兼收并蓄地继承了中国此前历代的传统文化。有金一代，尚武崇文，尊佛敬道，所以史家谓其“典章制度，几近汉唐”。
黑龙江省东部的三江平原和南部松嫩平原，是女真人世居之地，也是金朝统治者的肇兴之地，哈尔滨市阿城区是金上京会宁府遗址所在，史称“金源故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女真人及金代的遗存遍及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所见文物数千件，而且类别丰富，给人以目不暇接、异彩纷呈之感。
在所见文物中，青铜制品为大项，内容包括礼器、宗教法器、佛道造像、官私印押、带饰、配饰以及军事、生产、生活用品等。铁器制品是仅次于青铜器的一项，类型可分为渔猎用具、农耕用具、生活用具、军事用品、宗教法器、兵器、随葬用品、 渔猎用具。金银制品包括牌符、银铤、钱币、配饰等。陶瓷制品包括造像和盘、盞、瓶罐等生活用品。
图 29 契丹文“传递公牍”铭文银牌 图 30 “ 上京王家花银”铭五十两银铤
在青铜制品里，以金代官印居多，计有 ：东怀国王至圣至明皇帝之宝、都元帅府和扎都提控印、 左副元帅之印、征行元帅之印、元帅右都监印、独吉烈徙河谋克 印、唵僧割里罕谋克印、合懒胡主谋克之印、中里马等利仓之记、右虎鲁印、仁斯 仓贞字号监纳印、门字号监纳印、户臺邨酒务记、总领行尚书六部印、行六部主事印、武烈都尉司印、行部委差汉字号之印、行省委差官印、勾当公事之印、招抚使司之印、立盟记郎之印、管勾所记、安抚司经历印、勾当公事熙字号之印、勾当公事先字号之印、汉军万户之印、行军万户之印、征行万户之印、万户之印、万户所印、都统之印、义军都统之印、都统府印、行军都统所印、飞虎军副统吕字号印、副统之印、提控之印、兵马提控之印、兵马副都之印、总领都提控印、兵马都提控印、副提控印、 镇抚弹压之印、都弹压印、总领之印等官署、官员用印近一百方。这些印章制作和颁行的年代，上起自金初，下迄于金末，不仅年代跨度大、数量多，其证史、补史的价值也十分重要。
图 31 带座铜坐龙
图 32 铜坐龙
图 33 方形婴戏纹青铜带饰
金人灭辽建国后，起初没有印章，曾将缴获的大量宋、辽官印作为本政权的官印使用，后来虽有颁制，但仍与旧印兼用。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 年），方正式规范官印之制，“命礼部更铸焉”。从整体上看，金代官印和宋、辽官印相比，有明显不同，如柱钮、印面大小和厚度，以及印的重量，都明显变大；印文文体仍为叠篆，但折叠层数更多 ；不过，印章的铸造工艺水平明显变差。另外，金代官印开始出现了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及《千字文》为序的编号 ；而这种以编号管理官印的办法，此后一直沿用到清朝。
图 34 女真人萨满服饰上的青铜佩饰 118 件
图 35 祭祀用青铜礼器 20 件
图 36 有刻款青铜佛教法铃 图 37 春宫纹青铜镜 图 38 阿骨打“东怀国王 至圣至明皇帝之宝”印。
在这批金代官印中，“东怀国王至圣至明皇帝之宝”印章的发现尤为重要。此印青铜质，通高 4.6 厘米，重 680 克，铸制。印面正方形，边长 8 厘米，印文汉字九叠篆“东怀国王至圣至明皇帝之宝”12 字；右起三行竖排，行 4 字，右上起顺读；印文结构饱满，书法端谨。印背起台，台上焊接桥型双龙连尾纽 ；纽两侧各阴刻契丹小字一行，其中一行刻 7 字 ：“□□□皇帝□□”，应是印面汉字“东怀国王至圣至明皇帝之宝”的简写；另一行刻 8 字：“□□□□□三月日”，应是颁制单位和年款。
史载 ：“东怀国王至圣至明皇帝之宝”，是金朝（1115—1234 年）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御用玺之一，制作于公元 1119 年 3 月。1119 年为宋宣和元年、辽天庆九年、金天辅三年。据文献记载，这是当时与金国对峙的辽国天祚皇帝，应完颜阿骨打“求封册”的要求，于当年八月，派遣太傅习泥烈等奉封册、玺印来金行册封礼时，颁赐了这方“东怀国王至圣至明皇帝之宝”。此印的发现，证实了关于金国在建立之初曾请求辽国颁赐封册、玺印，并被赐名为“东怀国”和颁发了印文为“东怀国王至圣至明皇帝之宝”玺的一段历史事实。
我们还发现了两件金代中期皇室的御用器物铜坐龙。这两件铜坐龙造型相近，一大一小，大者通高 50.5 厘米、底座 28.5 厘米，小者通高 19.6 厘米，重 2100 克。青铜坐龙造型为踞坐式，以青铜材料铸造。其造型以三角形的构图弓身踞坐，尾部上翘，与云纹卷成旋状。右爪着地，左爪抬起放在一朵祥云上边，并与后爪相连，龙身整体造型流畅，做工精美考究。据收藏者讲，两件铜坐龙皆发现于金代建筑遗址。目前，我国已知出土的数件金代铜坐龙，出土地点一在黑龙江阿城金上京会宁府遗址，一在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1956年，在阿城市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南城城墙边，曾出土了一件与这次发现的小铜坐龙重量、造型一样的铜坐龙，目前已经作为镇馆之宝被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关于这种铜坐龙的功用，有的研究者认为是金代皇帝 御用辇輅上的装饰物，有的认为是皇家殿堂的建筑构件，目前尚未有定论。
图 39 兽钮青铜押记 图 40 兽钮青铜印章
在三江平原绥滨县的一位收藏家处，我们还发现了一套女真人萨满服饰上的青铜佩饰，计 118 件 ；还有女真祭祀用青铜礼器 20 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研究通古斯民族早期宗教的文物遗存，可谓弥足珍贵。另外，此次发现的“上京僧录司”铭青铜法铃、“神飞”铭铜火铳、“真鉴无容”铭青铜镜、十余套（一百多件）纹饰各异的女真人带饰、女真小铜人配饰及一套 20 件龙纹配饰，都是金代青铜文物遗存中罕见的精品。
此次发现的近二百件金代铁器， 大部分都在近年出土于黑龙江省境内的一些金代遗址。这批金代铁器中，有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刑具、车马器等。其中， 生产工具有铧、镬、镰、铡刀、锹、斧、锄、钳、扠、锛、锚；生活用具有剪刀、铁锅、铁灯、火炉、方盘、吊锅、罐、瓶、壶、碗、锁、钟、钵、熨斗；车马器有铃、马嚼子、链、环钩、蹬、烙马印 ；兵器有火炮、铁箭头、枪、刀、剑、矛、盾、斧、钺、戟、殳、鞭、锏、锤、叉、戈、流星锤、 龙须钩、飞爪、甲胄等。
图 41 蟠龙柄八楞铁锤 图 42 兽面足铁鼎
图 43 铁执壶 图 44 戟形宗教铁制法器 图 45 铁釜、铁炉一套
图 46 匏状铁火炮 图 47 大铁盘
图 48 牛头形铁铧 图 49 铁楼阁（冥器）
其中兵器里的一组（6 件）匏状火炮，均通长 50 厘米，口内径 5 厘米， 外径16.5 厘米，通高 4.5 厘米，均出土于一座金代古城遗址，形制罕见。据文献记载，我国火器制造应用在军事上，始于五代 ；金朝攻灭北宋，主要就是靠大量集中使用火器击垮了宋军的士气。金朝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生产技术，在北宋的基础上又向前有所发展。元好问《续夷坚志》，金世宗大定末年，太原府阳曲县郑村中社的李姓猎户，将火药装入陶罐，挂在腰间备用，途中遇见狐群，将药线点燃，“药火发，猛作大声”，因而捕杀了狐群。这种火罐不仅具有燃烧的性能，而且带有爆炸性。以后，在对宋、蒙的战争中，金朝的工匠自己生产出大批铁火炮。这些炮外形象匏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二寸，作战时发射后，声如霹雳，震动城壁，威力很大。铁火炮后来又改进为“震天雷”，用铁罐装上火药，用火点着，有记载说“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着甲铁皆透”，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还有“飞火枪”，用纸十六层做筒，简中装上柳炭、铁屑、磁末、硫磺、砒硝，用绳缚在枪头上，临阵时点着，火焰喷出枪前十多步。蒙古军在与金军作战时，最惧怕这两种火器（见《金史·赤盏合喜传》）。嘉定十四年（1221 年），金军用铁火炮进攻蕲州，于城外环列抛石机，向城内抛射铁火炮，打在城上，守军中炮而死。蕲州知府赵与裕全家 16口阵亡，他本人幸免于难，事后作《辛已泣蕲录》，记其事说 ：铁火炮“形如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爆炸时“其声大如霹雳”。铁火炮在战争过程中经过金军改进后，成为威力更大的“震天雷”。绍定元年（1232 年）蒙、金开封大战，金军从城上用铁索悬吊震天雷，点燃火捻后，沿城壁下吊至蒙军攻城处爆炸，使蒙军“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根据以上所引史料，可推定这六件匏状火炮，应制作于金代晚期。
在这些金代铁器中，还有四件体量甚大的铁盘，盘圆形，口径 160 厘米， 高 27厘米，关于这件铁盘的功用，众说纷纭，多数认为用于军事通讯 ：内盛油脂以举火示令，故称其为“灯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金代女真人渔猎活动、居家生活、农业生产、军事战争、丧葬礼仪的原貌。对于这些数量众多的各种铁器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对进一步了解由肃慎后裔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冶铁业、农业、手工业以及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社会形态，无疑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金银器中，契丹文“传递公牍”铭文银牌、“上京王家花银”铭五十两银铤两种，为前所未见。其中，契丹文“传递公牍”铭文银牌，据说出土于哈尔滨市阿城区双城村金上京遗址。长方形，四端萎角 , 体如薄板，通长 19.9 厘米，宽 5.9 厘米， 缘厚 0.25 厘米，重 229.3 克。牌面有污锈，呈亮黑色。上端有穿孔，孔周围突起如箍，上部磨损。正面孔双钩阴刻五组契丹大字铭文，下端一字是单文，为契丹文“主”字的押记体，书法类似汉字的正书体，其上三字为复字 ；另一面光素。契丹女真满洲语专家、日本京都大学史学博士及中国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博士、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教授认为，此牌的铭文乃契丹字，牌文合读即汉语“传递公牍”之意，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面使用契丹大字书写女真语的符牌，时间当在女真大字制作之前——亦即 1115—1119 年之间。因为其文字意译为“传递公牍”, 故也可以称之为“递牌”。
六、后辽、东夏国文物
这次调研，在三江平原一个边陲小镇，意外发现了后辽、东夏国时期的官印各一方。
后辽，金末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性政权，契丹人耶律金山（1216—1217 年）所建。耶律金山原是金末将领耶律留哥的部属，1215 年，耶律留哥投靠了成吉思汗；后来耶律留哥的弟弟耶律厮不杀死蒙古使者，于 1216 年在澄州（今辽宁海城）称帝，国号辽，史称后辽，年号天威。不久，耶律厮不为其部下所杀，丞相耶律乞奴监国。当时金国派兵来攻，耶律乞奴战败，东渡鸭绿江，被耶律金山所杀。耶律金山在高 丽境内自称大辽收国王，年号天成（一作天德）。高丽国王王皞派兵在延州将耶律金山击败。耶律金山转至高丽西京平壤，渡大同江。1217 年，被部下统古与杀死。
后辽“左副元帅之印”，青铜质，板钮，通高 4.4 厘米，正方形，边长 7 厘米，铸制，印背刻“天成元年五月□日 少府监造”等楷书 17 字。印文汉字九叠篆“左副元帅之印”6 字，印文右起两行竖排，每行 3 字，右上起顺读。这是一方后辽高级武职官员用印，颁行时间可能在 1216 年耶律金山在高丽境内自称大辽收国王之际。
东夏 (1215—1233 年 ) 即大真国，朝鲜史书称“东真国”，是 13 世纪初女真人蒲鲜万奴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蒲鲜万奴原为金朝将领，他于贞祐三年(1215年)自名为天王，国号大真，年号天泰。1216年降于蒙古；1217 年再度自立，国号东夏。势力最大时，西北至上京城 ( 今黑龙江省阿城的白城 )，西南至婆速路 ( 今辽宁省丹东九连城 )，东南到曷懒路 ( 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州 ) 与恤品路(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双城子)。东夏国前期的政治中心在咸平(今辽宁开原北)，复国后移至南京 ( 今吉林延吉城子山 )。1233 年，蒙古窝阔台派皇子贵由灭之。作为一个国家实体，东夏于大金衰亡之际，为求女真人的复兴，脱而自立，领有吉林、黑龙江两省大部，曾与蒙古共享高丽的纳贡，称雄于辽东地区。
图 50 后辽“左副元帅之印” 青 铜官印
东夏“勾当公事来字号之印”，青铜质，板钮，通高 4 厘米，正方形，边长5.5厘米，铸制。印背刻“大同四年二月 礼部造”楷书9字。印文汉字九叠篆“勾当公事来字号之印”9字，印文右起三行竖排，每行3字，右上起顺读。这是一方东夏国官署属吏用印，颁行时间在 1218 年春。
七、 元、明时期文物
元朝（1206—1368 年），又称大元，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并统治了中国全境的封建王朝。元朝建立以后，在入海口 ( 今俄罗斯伯力边疆区的庙街附近 ) 设征东元帅府，属于辽阳行省下设的机构。当时，黑龙江上游流域居住着布里亚特蒙古人，属于岭北行省管辖，而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和辽东的契丹族、汉族归辽阳行省管辖。1409 年，明朝（1368—1644 年）征服苦兀 ( 库页岛 )，在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址( 今庙街一带 ) 设努尔干都司，管辖整个黑龙江流域，包括贝加尔湖以东的布里亚特蒙古族人。努尔干都司下设 115 个卫，这些卫都是建立在原有氏族、部落基础上的，并任命其酋长担任长官。
这次调研中发现的元、明时期文物数量相对较少，但也有罕见的珍品。如龙首顶游龙牡丹纹铜鎏金髹漆胄、八思巴文银牌以及十余方元代官印，都堪称是元代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 元代八思巴文银牌。长方形，长 20.6 厘米，宽 5.6 厘米，厚 0.2 厘米，重 242 克。上端有一个 10 毫米大小的悬挂孔环，孔环上阴刻有“丙字十号”四个汉字。银牌两面均用双钩法錾刻了共四行巴思八文。类似此种元代八思巴文牌符，目前在世界已各发现 13 面（有金、银两种材质），其中计有 7 块长形牌、6 块圆形牌。牌上有的刻八思巴文字，有的还刻有汉字或契丹文字。
据专家考证，从这类八思巴文牌符所刻文字内容看，无论长形牌、圆形牌都是当时传达元代皇帝的意旨的载体，因此可以称作“圣旨金牌”和“圣旨银牌”。关于其功用，目前专家认为有三种 ：其一是作为君王或将帅赏赐臣僚和部下的奖励，在这方面多使用长形牌。《元史》卷 147《张柔传》记元宪宗即位 (1251 年 ) 张柔入奏，“帝悦，赐金符 9、银符 19，颁将校之有功者。”此类金牌、银牌也可以由朝廷颁发，如《元史》卷 44 载，顺帝十五年十月“命兵、工二部尚书撒八儿、王安童，以金银牌 166 面，给淮东宣慰使司等处义兵官员”；也可以由将帅颁发，如《元史》卷 149记，刘元振“造金银牌分赏有功”， 《元史》卷 151 记“木华黎送银牌 10 赐有功者”。
其二是符牌作为权力的象征，作用等同圣旨。无论长形、圆形牌都是作为皇帝特别授权的标志。其三是金银牌还被作为佩戴者或拥有者身份等级的标志，所以不同官爵的人只能佩带不同等级的牌子。如《元史》卷 17 记，梁会与陈孚同使安南，梁会官吏部尚书，佩三珠虎符 ；陈孚官礼部郎中，就只能佩金符。《元史》卷 120《兀鲁台传》记，兀鲁台为“武略将军，佩银符”。
元代龙首顶游龙牡丹纹铜鎏金髹漆胄。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通高19 厘米，直径 20 厘米，重 458 克。此青铜胄纹饰精致，制作精细、考究，用材华贵，可能是元代帝王所用之物。此次发现的元代官印，类别丰富，既有朝廷直属机构的印章，又有地方官署的印章，还有武职官员和文职官员的印章。印文有的使用八思巴文，有的使用汉文。
计有 ：元帅之印、户部宝钞之印、兵马司印、尚饮局印、□□县诸军奥鲁之印、 元代八思巴文官印、龙城军民百户印、管军千户印、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前卫亲军百户印、元国侍卫亲军百户印等十余方。
图 52 元代八思巴文银牌 图 53 龙首顶游龙牡丹纹铜鎏金髹漆胄
元朝的官印制度是在政权建立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完善的。元代官印一如宋、辽、金之制，如印体加大、铜铸、印台分层上敛，有较高的柄钮，诸般皆有定制。据史书记载，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 年）始设铸印局“设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秩正八品，掌凡刻印、销印之事”。印文有汉文、蒙古文两种，汉文为九叠篆，蒙文为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后者在至元六年（1269 年）以后才开始应用，并有详细的品级规格规定。
图 54 户部宝钞之印 图 55 □□县诸军奥鲁之印 图56 元代八思巴 文官印
图57 元代 铜火铳
图58 明代摩泥守御 千户所百户印 图 59 明代铜火铳 图 60 明代铁权 图 61 明代铁权
在调研区域内，我们在民间所见的明代文物数量，比元代更少。只在两位收藏家的藏品里，发现了一些铁制、皮制的渔具和明代早期官印。官印计有 ：会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千户所百户印、摩泥守御千户所百户印（两方）、竹山守御千户所百户印、 左弼道奇祯祥一術四校都司、左军道前军府候威术护军使。考上述官印印文所示地址，均在当时中原以南地区，与三江平原、松嫩平原无涉，所以推测应该是收藏家在外地购入。
八、纳兰满族文化博物馆的清代文物
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的纳兰满族文化博物馆收藏清代、满族文物近万件。因为馆长明继学先生是康熙年间首相纳兰明珠的 12 世孙，所以该馆藏品的精华和主体，是纳兰明珠、纳兰性德父子及其家族的遗物，其余便是近年从黑龙江各地征集的满族生产、生活用品和民俗活动用品。纳兰明珠、纳兰性德遗物包括 ：纳兰明珠、纳兰性德亲笔题写的木质匾额、楹联 4 种 ；纳兰明珠夫妇老影（供奉图像）及族谱 2 种 ；纳兰家族历代传世的珍贵物品 ：如“江山永固”铭景泰蓝摆件、虎形座百寿图景泰蓝坐屏、狮钮兽耳花卉纹豆形景泰蓝香薰、御赐佩刀、各类金、银、漆、玉制品等约百余件，其中以纳兰明珠、性德父子亲笔题写的木质匾额、楹联四种（明珠 1 件、性德 3 件）尤为珍贵。
图 62 纳兰性德题写的木质匾额
图 63 纳兰性德题写的木质楹联
图 64 虎形座百寿图景泰蓝坐屏
图 65 御赐佩刀
图 66 碧玉如意
官印“黑龙江城管理库玛尔鄂伦春协领钤记”，是此次调研发现的一件反映清代晚期黑龙江少数民族管理情况的重要文物。此印铜质，柱形纽。通高11厘米，重 1100 克，铸制。印面长方形，边长分别为8.6厘米和5.6厘米；印文满、汉两种文字并列，右侧朱文汉字篆书“黑龙江城管理库玛尔鄂伦春协领钤记”16 字，印文右起两行竖排，每行 8 字，右上起顺读；左侧朱文满语 3 行，系印文“黑龙江城管理库玛尔鄂伦春协领钤记”的满文对释。印背起台，纽一侧阴刻汉文楷书 2
行 ：“黑龙江城管理库玛尔鄂伦春协领钤记印 同治三年九月□日 礼部造”，另一侧阴刻满文 3行，系汉文“黑龙江城管理库玛尔鄂伦春协领钤记印 同治三年九月□日 礼部造”的满文对写。印面一侧阴刻汉文楷书一行：“同字一千一百八十号。”
图 67 “ 黑龙江城管理库玛尔鄂伦春协领钤记” 官印 图68 “ 黑龙江城管理库玛尔鄂伦春协 领钤记”官印印面
这是一方清代中级武官用印，颁造于同治三年（1864 年）九月。“钤记”是古代官印的一种。“协领”是清代各省驻防将军的属官，正三品。职掌驻防各旗之中一旗的军、政诸务。“黑龙江城”即“瑷珲”城，是中国清代黑龙江省军事重镇之一，在今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南35 公里，汉语称黑龙江城，满语称萨哈连乌拉霍通。这里周以前为肃慎地，汉至三国时期为挹娄地，晋时入寇漫汗，后魏、北齐属豆莫娄国，隋时分属靺鞨黑水及北室韦地，唐代同之。五代至辽属五国部，金为扶余路的辖境，元时为斡赤斤分地，后属开元路。明时在此设置考郎兀、忽里吉山、巴忽鲁等卫。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抗击沙皇俄国的入侵，于黑龙江左岸设置镇守黑龙江等处的将军，筑城驻兵，任命抗俄名将萨布素为第一任黑龙江将军。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黑龙江将军移驻江右岸的达呼尔族城堡，并称此地为新爱珲城，又名黑龙江城。当时的将军及副都统均移驻新爱珲城，而江左岸的城堡称旧爱珲，设城守尉镇守；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根据将军萨布素关于墨尔根“首尾易制”的奏请，黑龙江将军驻地移至墨尔根城，黑龙江城由城守尉驻守。1900 年“庚子事变”后，瑷珲、黑河及黑龙江右岸的各都市，均为俄军占领。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归还后，清政府复设瑷珲副都统，同时又设置了兴东道，二者以逊河为界。同年在黑河设交涉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撤消交涉局，并于此地设置黑河副都统府，黑河副都统府设立后的第二年，即宣统元年（1909 年）撤消瑷珲副都统府，以兵备道代之。
“库玛尔鄂伦春协领”。库玛尔，也作呼玛、呼玛尔，均为蒙语，即行围前列之人的意思 ；后演化为地域范围，泛指黑龙江的一条较大支流呼玛尔河流域（今呼玛县一带）。此印印文中所谓“黑龙江城管理”的“库玛尔”，实际上是“库玛尔路鄂伦春部落”的简写。鄂伦春，即鄂伦春族，是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黑龙江流域兴安岭林区的一个游猎民族。据专家考证，鄂伦春族散属内兴安岭山中，夙来以捕猎为业，对内对外自称鄂伦春，与鄂温克族有同源关系。鄂温克称在河边的鄂伦春为“特额”，称山上驯鹿的鄂伦春为“鄂伦千”。驯鹿的鄂温克也称“鄂伦千”，亦即鄂伦春人，但对外仍自称“鄂温克”，“特额”“鄂伦千”是族内区别的称呼。自元至清，汉人把鄂温克、鄂伦春均称为“林中百姓”“林中人”和“栖林”。栖林亦作“麒麟”“奇勒”“齐凌”，其经济生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鄂温克族悉同。《龙沙纪略·山川篇》记载 ：“黑龙江以北、精奇里江江源以南，皆其射猎之地，其众夹精奇里江以居。”此即居住在今呼玛、瑷珲、逊克一带的鄂伦春人。
从后金开始，清政权对居住在呼玛尔河及注入黑龙江的各河流域的鄂伦春部落，一直没有放松管理。崇德五年（1640 年），他们把“索伦部”居民划归牛录章京，分编为八牛录（佐领），鄂伦春人属于“索伦部”中的一部分。康熙元年（1662 年）在宁古塔将军之下设“布特哈八旗”，鄂伦春人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在宁古塔将军管辖内分出黑龙江将军，下设八城，设副都统、总管等职。同年，根据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奏请，将鄂伦春人编入布特哈八旗，并依照居住地编入佐，二、三佐为一旗，若干旗合为一路，鄂伦春人的地方最高统治者是副都统，每一路设协领。协领下设佐领 1 名、骁骑校 1 名、领催 4 名、委官 2 名还有委领催、披甲等。在鄂伦春地区，派有布特哈官员五人分治，三年一易，号曰“谙达”，以征貂之便，统治鄂伦春人。布特哈是打牲部落的总称，在广阔的统治范围内，以嫩江为界，东为东布特哈，西为西布特哈。清同治年间，清廷将呼玛尔河流域的鄂伦春部落划为库玛尔路，“以备调用”，此印即应是在这种背景下颁发的。
图 69 “ 兴祖直皇帝之宝”水晶印 图 70 “ 兴祖直皇帝之宝”水晶印印面拓本
另外，该馆展出的一方“兴祖直皇帝之宝”水晶印，系 2001 年于法国拍卖回流。此印正方形，兽（天禄）钮，高 14 厘米、宽 7.8 厘米，满、汉两种文字并列，右侧朱文汉字篆书“兴祖直皇帝之宝”7 字，左侧朱文满语行，系 “兴祖直皇帝之宝”的满洲文字。
兴祖直皇帝，即爱新觉罗·福满，清太祖努尔哈赤曾祖父。明代建州左卫人，居住在赫图阿拉，他光大了祖宗开创的事业。1522—1542 年，袭父职任建州左卫都督，世称都督福满。福满死后安葬在赫图阿拉旧老城，这一地方也尊为兴京。1636 年，皇太极称帝，追尊他为庆王，顺治五年（1647 年），尊为直皇帝，与清肇祖（努尔哈赤的高祖父，也就是福满之父）、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 3 祖合葬于兴京。顺治十六年（1659 年），合四墓尊为“永陵”，庙号兴祖。推测这方“兴祖直皇帝之宝”，应是顺治五年福满被上尊号为直皇帝时，雕制奉祀的“宝玺”。
九、日本多贺城碑与李氏朝鲜尚德祠碑拓本
在鹤岗市，我们发现了来自境外的古代石刻文献两种——日本《多贺城碑》拓本和李氏朝鲜《尚德祠碑》拓本。
日本《多贺城碑》拓本，一纸，37 厘米 ×72 厘米。汉文正书竖写 11 行，共计151 字 ：
多贺城去京一千五百里， 去虾夷国界一百廿里，去常陆国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国界四百二十里，去靺鞨国界三千里。此城神龟元年岁次甲子，按察使兼镇守将军四位上勋四等大野朝臣东人之所置也。天平宝字六年岁次壬寅，参议东海东山节度使从四位上 仁部省卿兼按察使镇守将军藤原惠美朝臣朝将修造也。
天平宝字六年十二月一日天平宝字，是日本奈良时代孝谦天皇、淳仁天皇、称德天皇的年号，天平宝字六年是公元 762 年，时为中国唐代宗宝应元年。
图 71 日本《多贺城碑》拓本 图 72 李氏朝鲜《尚德祠碑》拓本
多贺城碑是日本著名三大古碑之一，又称“壶碑”或“靺鞨碑”。多贺城位于日本东北方，为日本奈良平安时代陆奥国的首府，1666 年在多贺城遗址发现此碑，因为碑文内容有“去靺鞨国三千里”的字样，故中国学者往往称之为“靺鞨碑”。碑
文纪录了多贺城修筑时重要的信息，对于研究多贺城有比较重要的价值。而碑文中所涉“靺鞨国”，显指渤海国无疑。碑文证实渤海国的存在，早于高丽国（918 年），是考证靺鞨族历史的重要金石文献。
李氏朝鲜《尚德祠碑》拓本。一纸，57 厘米 ×140 厘米。汉文右起竖写 30 行，每行 49 至 12 字不等。此碑刊立于李氏朝鲜后期，赵寅永撰文，洪稚圭书丹，俞长柱篆额。内容为记述李朝名臣领议政俞拓基（谥号文翼）创建尚德祠、光大礼教的业绩。
李氏朝鲜（1392—1910 年），是以朝鲜人为主体，统一朝鲜半岛的封建君主制国家。开国始祖为李成桂，李成桂是元朝斡东千户所千户兼达鲁花赤吾鲁思不花嫡长子，1356 年与其父帮助高丽恭愍王收复双城总管府后归附高丽，由于在抵御蒙元和红巾军的入侵中战功显赫而被提拔。1392 年，李成桂自立为王，创建朝鲜王朝。因君主姓李，所以在中国大陆和日本等地被称为“李氏朝鲜”，简称李朝，正式国号朝鲜国。李朝建都于汉阳（即今日首尔汉江以北地区）。历经27代君主共五百余年，其大部分时间内先后作为中国明、清两朝的重要的属国，也是东亚汉文化覆盖的主要区域之一。
撰文者赵寅永，是李氏朝鲜后期的名臣，他字羲卿，号云石，本贯丰壤，朝鲜翼宗妃神贞王后赵氏的叔父，是丰壤赵氏势道政治的核心人物。他朝鲜纯祖年间科举及第，进入政界，朝鲜宪宗时得势，官至领议政，并在 1839 年主导镇压天主教的“己亥邪狱”。宪宗末年失势，朝鲜哲宗即位后重新出任领议政，并死于任上，谥号“文忠”。此外，他在金石学上也有较高的造诣，著有《云石遗稿》传世。
细读此碑，就会发现，这件出自当时清朝属国的刻石，无论从碑文的结构、文体、句式、用语，还是书写格式、书法体势，以至文章理念，几乎与同时期中国的石刻文献毫无二致。所以，此碑对于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演进的历史，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十、 结语
中国东北黑龙江地区各民族，自古以来与中原关系密切，均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这些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对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开拓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其他区域的各个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历代绵延的中华古国。因此，研究东北的古国、古民族，征集、保护东北的古代民族文物，就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补充和扩展。
在调研中见到的这些古代民族文物，从历史深处走来，负载着大量原始的信息，作为历史和文明的载体，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实物的形态积淀着各民族的文化蕴藏。此次调研中发现的一些流散文物，有的虽不见于载籍，有的是公营博物馆的空白，但是其珍贵的资料价值不言而喻。目前，一大批古代民族文物流散于民间，它们多数被私人收藏，所以，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对文物形成的年代、族属和价值的误判，相对于唐、宋、明、清的“官造”遗物，往往得不到重视。“幸运者”展示于私营博物馆，“不幸者”被挂在互联网上求售，甚至面临着流失海外的危险。
另外，在三江平原东端的一些边陲县、乡调查时，我们了解到，俄罗斯远东地区近十几年来，曾出土了许多我国金、元、明时期的文物，目前大多流散在当地民间。一位收藏家告诉我们，他的一些藏品即来自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 ( 海参崴 )、比罗比詹等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城市，他的藏品金代独吉烈徙河谋克印、僧割里罕谋克印，出土地点就在我国抚远县对面的哈巴罗夫斯克。据他所知，那里的一个市民手中，还有金、元时期的官印十余方，因为索价太高，这位收藏家还未能购得。
图 73 金代独吉烈徙河谋克印
图 74 金代 僧割里罕谋克印
历史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千余年来本是中国领土，清代后期被沙俄侵占，在该地区发现我国古代文物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这些珍贵的中华文化遗存，长久飘零于异国他乡，实在是件憾事。我们期待着祖国珍宝回归、珠还合浦的那一天！
伊葆力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艺术品市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特聘研究 员，日本亚钢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
李新泉 ：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