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 世纪 “中华民族”认知建构述略
19 世纪末，在中华文明面临的所有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中，近代“民族—国家”理论是其中之一。中国这一文明国家被迫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去适应西方所构筑的现代体系。作为应对这一西方话语体系的第一人，梁启超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将之设想为建构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元素。这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对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论的智慧回应。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始终经历着历史的验证与理论的建构。一方面，经由历史文本的发掘与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充足的证据表明“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历史的想象而是客观的历史存在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认知建构却始终在进行中，由于各种原因，建构共同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
由于民族话语成为 20 世纪史学观照的重要对象，民族史学在 20 世纪形成、发展、成熟并成为中国史学的一项重要成果。20 世纪 30 年代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三部同名的《中国民族史》与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是20 世纪早期民族史学的代表作，共同显示出对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初步探索 ；20 世 纪后期江应樑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与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均以浩大篇幅推进了中华民族源流研究。
1988年，以费孝通先生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标志，民族史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此文以对中华民族形成及结构特点的高度理论概括即“多元一体格局”而成为中华民族研究的里程碑。“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快为不同学科领域接受并运用于研究中，而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使这一理论得以充实与完善。其间，陈连开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整体研究方法成为研究者共同遵循的基本方法。
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研究还在民族关系史研究的路径上同时展开。20 世纪 50年代困惑学界的“民族英雄与少数民族英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等问题，因被广泛讨论而使民族关系史最终从中国通史中分离出来，并于 80 年代成为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确立了该学科的基本框架，一些基本结论也成为中华民族研究者的共识。
近年来，由于快速推进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为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国家普遍带来了内部认同危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其间，一批学者提出 将“中华民族”写进宪法、把中华民族建构为国家民族（the state nation）等观点，表明学界对全球化离散作用下强化中华民族认同重要性的深刻认识。2013 年，教育部 211 工程重大项目“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结题，该课题以对历史文化认同观念史的系统梳理，为推进中华民族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20世纪中华民族的认知建构还在另一条线上同时展开，这就是考古学的阐释。对于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深层思索，产生了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以及严文明教授的“重瓣花朵结构论”，两者均从考古学角度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科学性。而在民族考古学方面，佟柱臣先生的《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成为边疆民族考古的奠基之作，从边疆考古视角完成了对中华民族融合过程的探索。迄今，经由一百年考古实践的总结，尤其是最近十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于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明确揭示，考古学谱系下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框架已初现端倪。但是，系统而完整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考古学谱系建构，则有待来日。
综上所述，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华民族阐释已显示出一条经由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的交替互证从而不断走向纵深的路径，但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重建主要还是依靠历史文本进行。迄今为止，从历史实物出发完整地构建中华民族源流的工作，尚未系统地展开过。
二、创建“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实物表述体系的意义与价值
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中华文明在面对西方文化强力挤压下的自我拯救与现代转型，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与分裂企图下的救亡运动与领土完整，都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今，牢固的中华民族认同又成为凝聚 56 个民族的重大命题，成为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与基础。可以预见的是，“中华民族”认同还将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走向乃至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影响。
但民族国家的建立，只是国家民族建构的开端。郝时远先生称 ：“中国的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建构一直存在着对‘民族国家’‘国家民族’理论认知的缺失，这也导致对中华民族概念理解方面缺乏学理支持和民间自觉的认知。”a 可见， 虽然“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自近代以来早已渗透于中国的社会政治观念中，但关于中华民族的认知建构却并未彻底完成。
正是因此，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指导，以更加有力地塑造全球化时代 56 个民族的共同文化身份为目标，研究并构建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实物表征体系，就显示出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这一课题将有力地推进中华民族认知建构。现实表明 ：要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历史想象，就不仅需要文本阐释，更需要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置于考古材料、传世文物与近现代民族文物的语境中加以系统还原和构拟。通过历史文本与民族历史文物内在关联的逻辑互证，依托“物”的实景呈现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清晰历史脉络，从而完成中华民族认知再建构。
其次，对于希望在 21 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主体而言，“中华民族”的客观阐释不可回避 ；由此，依靠“物”的谱系建构，呈现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主体的客观性与不可争辩性，这将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存在提供强大的解释力。
最后，“ 中华民族实物实证体系研究”还将推动实现“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创新，这是“中华民族”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必要内容，它将破解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叙事的固有文本模式，对已有中华民族研究进行全面系统总结基础上进行再度深化与升华，从而实现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一次创新。
三、考古学与民族学人类学双重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实物实证体系建构
当代学者的研究表明，大量少数民族文物的发现与释读，为透过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遗存以重建中华民族史找到了一条新路径。这是一个重要启迪，即在考古学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古代民族传世文物与近现代民族文物，系统搭建一个“物”的谱系——在探寻、梳理、分析那些对于理解我国古代民族的起源、迁徙、分化、融汇、共生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实证价值的实物基础上，籍由“物”所蕴含的集体记忆与象征意义，探索物性史料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程的关系，在民族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与考古材料、传世文物、近现代民族文物的互证契机中，还原与再现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场景，重建一部物化的、实证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这是实物实证体系研究所要完成的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十分重要。以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范式对夷、蛮、狄、戎等古代族系进入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整体性观照，这将改变以往以华夏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观及其所导致的视野偏向。由此，深入呈现中华民族几大文化区系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多元起源格局，全面呈示不同生态空间里古代民族纷纷卷入中华文明体系、逐步走向一体化的共同历史记忆，系统梳理以物为纽结的中央与边疆、华夏与蛮夷、内陆与海外的互动交融史，以及商贸互市、婚姻盟誓、战争迁徙、文化传播的族际交往史，最后完成以“物”为话语链条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只有这样，由“物”所揭示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才能呈现出它真实的历史文化逻辑。
上述观念下中华民族形成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实物实证体系，应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通过方法论创新，突破以往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书写方式，构建一部实证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这对塑造和培育 56 个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认同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关于“中华民族”的博物馆表述体系
（ 一）“中华民族”的博物馆表述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文化事件
实物实证体系的研究，为“中华民族”的博物馆表述体系的创建奠定了前提与基础。在此之前，我们应当充分认识构建“中华民族”博物馆表述体系的重大意义：它并非一个简单的文化事项，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文化事件，因为它将表明中国如何向世界宣说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概念，中国如何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
欧洲的知识精英最迟到 19 世纪已经发现博物馆在对于“民族—国家”表述方面之不同于一般性文化设施的独特意义。这一独特性就是 ：博物馆收藏品体现的是由国家权力所认可的集体记忆，它为国家提供权力象征或合法性依据 ；它在叙述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塑造人民的群体身份，并由此创造出牢固的国家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被认为是“孵化国家认同”的工具。
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空间，其对于民族历史的知识性叙述，能够直接转化为民族认同。因此，博物馆是一个直接构建民族身份、解释国家疆域的历史合法性的空间和场所。特定的民族群体通过博物馆的实物展示，可以向世人宣告自身的特殊品质和传统以及与其他民族群体区别开来的理由。而正是因为民族认同的塑造功能与民族身份的构建功能，现代意义博物馆成为了各种认同竞争的场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博物馆表述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与价值。对于“民族—国家”理论发源地的西方来说，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特性是难以理解的 ；中国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不可分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难以理解的 ；所以，以博物馆方式来阐释“中华民族”，通过历史场景的实物还原来阐释中国作为“文明—国家”之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逻辑，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认知建构将是不可替代的。
（二）“中华民族”的博物馆表述应遵循“多元一体格局论”所揭示的历史逻辑
关于“中华民族”的博物馆表述，应当遵循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 自从费孝通先生完成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史发展史的阐释，这一理论便经过了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文献学等不同学科、不同理论范式的实证、检验、补充、完善，逐渐远播四海，深入人心，成为解释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主流理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揭示了历史上许许多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融合以及分裂和消亡，逐渐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多元统一、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多元”与“一体”，是中国古代民族在历史长河里呈现出的不曾分割、相互依存的两股潮流与趋势，这两条历史路线在五千多年间运行出的奇妙的对立与统一。对此，费孝通先生的理论建构显示出高度的智慧与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性。在这一理论中，“中华民族”正是从“多元一体”的结构阐释中汲取了它的历史合法性 ；而“一体”对于“多元”的尊重与保护，则是“中华民族”取得现实合法性的来源。费老论述道 ：作为一个高层次的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并不取代或排斥 56 个民族对于自身的认同 ；不同层次的民族认同并存不悖，同时可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中华民族整体。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中，费孝通先生科学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 ：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孕育期（旧石器时代至秦统一前的漫长历史时代）——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秦汉至公元 1840 年）——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公元 1840 年后，中华民族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的历史阶段）。费孝通先生认为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比如在新石器时期在黄河中下游都有不同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区逐步融合出现汉族的前身华夏的初级统一体……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散，才逐步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又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的过程，汉族形成了特大的核心……同时，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个实体的格局是包含着多元的统一体，所以中华民族还包含着 50 多个民族。”b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既祛除了“中华民族就是汉族”的偏见，又揭示出古代社会各民族相互依存、命运相关、共创中华的历史记忆。由此所构建出的中华民族认知系统，才能成为各民族相互认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牢固的中华民族认同。
事实上，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的理论观点已出现了较多学派，而不同学者的阐释亦各自围绕自身的学理依据展开。但我们认为，关于“中华民族”的博物馆表述体系应遵循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中所揭示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是因为这一理论已普遍传播并在学术界与民众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共识，这是博物馆构建展览展示并开展社会宣传教育应有的牢固基础。
（三） 运用历史文物与近现代民族文物共同搭建“ 中华民族” 博物馆表述体系
依据实物实证研究所获取的“物”的谱系成果，利用那些能够充分呈现历史上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及其所达到的文明高度的历史文物，利用那些能够充分反映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文物，利用那些能够充分揭示中华民族融铸成自觉实体的历史轨迹的近现代民族文物，展示各民族共同开拓国家疆域、共同缔造中华文化，并最终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和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明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以此构建出一个科学、完整、生动的“中华民族”博物馆表述体系。
在参照历史记载以搭建实物的意义体系——即“史”与“物”的互证过程中，除了采纳历史文献的记述，还应更加广泛地将少数民族古籍、民族志等历史资料纳入研究视野中，由此梳理出实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最终完成实物实证体系的整合。
总之，对于“中华民族”实物实证体系的研究，将使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构建于系统的、完整的历史物证之上，而不只是依据于抽象的“历史记忆”；而对于“中华民族”博物馆表述体系的构建，则将以“物”“史”互证，再现出“中华民族”这一历史文化指称所含藏的浩茫的时空语意，所浑融的丰富的隐语与注脚，所投射的沧桑的历史场景与记忆影像，所直承与辐照的血脉渊源与当今流变，在一个可视的物理空间里完成对于苍茫浩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完整表达，同时也完成对于中华民族认知的当代再建构。
郑茜 ：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
a 郝时远 ：《关于中华民族建构问题的几点思考——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五》（中），载《中国 民族报》，2012。
b 费孝通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5—36 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