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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 2017年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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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下
  • 2014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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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8年第四期
  • 200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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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疆文化遗产的地域特点与民族特色初探 (安尼瓦尔·哈斯木)

      长期以来,人们对新疆文化遗产的印象主要停留在大漠戈壁的自然景观、热情似火的民族歌舞、香甜无比的各类瓜果、独具特色的风味美食、具有地域特点的民族服饰与传统手工艺品等相对表层的事物之上,而没有深入到其所蕴含的深厚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中。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是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大区,绿洲文化与草原文化交相辉映所形成和遗留至今的文化遗产,曾经伴随刀耕火种的岁月,成为新疆各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即便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优秀民间文化依然被人们喜爱和接受,像珍珠一样洒落于民间,表现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归结起来,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的有机结合,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有机结合,优良传统与时代要求的有机结合,才可谓新疆文化遗产的精髓之所在。

      一、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的有机结合

      民族的交流与交往推进着文化的发展、沟通和融合,正因如此,新疆民族文化遗产则显得更加多彩绚丽、内涵丰富。在探究新疆文化遗产的地方特点与民族特色时不难发现,新疆民族文化遗产是“活文化”,它的形成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众多的民族构成以及当地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必然的联系。其本质特点就是依附于特定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存在,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现存性,对体现本民族、群体的文化特征具有真实的承续的意义,同时与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文化遗产对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适应性、符合性乃至选择性。综观社会发展进程,人与自然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人们为了得以生存不但从大自然中获取赖以生存的各种食物和其他生活物品,而且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对于许多自然现象的解释与理解要依赖自然界,这种状况促进了各民族文化遗产的形成和确立。因而研究民族文化遗产,首先应该考察各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从生态环境的特征中寻找出人文特色的对应处,梳理出民族地区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的有机结合。唯有如此,才能层次分明地理出民族民俗文化千变万化中的脉络和规律,也才能更深刻地体味民族文化遗产的奥妙所在。

      而有机结合并非简单之事,它和任何事物一样都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性。譬如以自然地理环境而言,天山将新疆划分成了南北两个风格迥异的自然景观。天山以南围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点缀着大大小小的绿洲,生活在这里的维吾尔等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较早步入了农耕文明阶段,故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情 ;而天山以北有着辽阔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草原文化气息相对浓厚,所以其文化内涵也有着自己的特点。新疆南农北牧式的生态割据和经济模式,使得新疆各族人民在特定的环境中创造出两种形态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而且经过持续的传承和沿袭,形成新疆民族文化遗产基本的特色。随着民族体系和构成的消长、文化的不断转型、各种文化元素的融汇,促使当地各族人们的饮食起居、服饰结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趣等方面都发生了或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但基本的文化形态与模式依然存在。在这辽阔而神秘的地理空间里,遗留至今的民族文化遗产,不仅折射出各民族精粹的哲学思想、审美观和对生活的态度,而且一直闪耀着灿烂的文明光辉。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聚居于新疆地区的各民族人民为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各民族灿烂辉煌的多元文化,这是人类社会的珍宝和智慧的总库存。而几十年来在新疆地区进行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也表明,除了古代文明遗留的痕迹,仿生学的元素较广泛的蕴藏于民族服饰、民族歌舞、民族节日、民间传统手工艺、民俗用品、建筑艺术、工艺美术、宗教生活和饮食习俗等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之中,而且由于民族众多,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文化形态、居住生活区域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和区别,所以特点也非常明显。服饰方面,农耕民族的服饰在质地、款式上与草原游牧民族就有着很大的区别。譬如农耕民族由于较早就已掌握植棉织布和养蚕缫丝技术,故基本以丝、棉、麻和毛为质地缝制款式丰富、色彩多样的衣物,服饰上面的织或绣的纹样多为植物花卉,制作比较考究,而且四季服饰构成明显 ;游牧民族因主要生活在草原和高寒地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于畜牧业,所以服饰基本以毛皮为主,款式和色彩相对比较单一,纹饰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点。在饮食方面,生活与居住在绿洲地区,较早步入农耕文明阶段的居民,其饮食构成主要以粮食作物、蔬菜和瓜果为主,肉类与奶制品属于附属地位,而以游牧经济为主者则基本为肉类和奶制品为主,农产品则处于附属地位。此外,在音乐舞蹈、传统技艺、工艺美术等许多方面,由于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经济形态、文化背景、生活模式、审美情趣和宗教信仰不尽相同,存在的差异也更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民族都拥有鲜明的本民族特点。

      这些带有浓郁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存在于自然,存在于民间,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由于其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环境里,因而整体再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发展的冲击,固有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日益遭受严重威胁,有些甚至处于濒危境地。虽然如此,但由于新疆地区的民族文化始终因深深扎根于民间,与自然和民族风情得到了有机的结合,所以在这块肥沃的土壤里还是在生机勃勃地发展、延续和传承。当地民众对自身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认同感、文化自豪感、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责任感在不断升华,投身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逐步在成为自觉行为。

      新疆的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特别是包括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手工技艺、传统服饰、饮食、建筑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等众多方面在内的文化遗产历史悠久,保存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反映的文化内涵也很多彩,且具有鲜明的个性。因此所遗留至今的大量文化遗产充分说明,在历史的长河中,新疆各族人民在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中,创造了地域特点浓郁且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身的风格与特点。

      二、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有机融合

      文化是历史中凝结而成的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民族或特定人群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精神与方式。人类文化犹如一条由千万条涓涓细流汇集而成、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融汇了世界各民族乃至个体的文化成果。而在这里所说的所谓的“地域文化”是指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各民族文化,而主流文化则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一种古老而又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在历史上,主流文化对周邻民族产生过很大影响,且不断地扩大着文化圈,因此有的地区或民族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促进了本地区或本民族的发展与兴盛。从汉族文化传播和影响的轨迹看,中原文化是以一种世俗文化的形式进入新疆的,而且一直在西域各种文化中起着积极的调和作用,因而现在新疆的社会生活,仍然是古代文明影响的一个结局,这些古老的文化也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各民族文化,往往被人们视为新疆独有的“土著文化”。譬如维吾尔族的《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十二木卡姆套曲”和“麦西来甫”,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回族“花儿”,以及各民族民间口头文学、音乐舞蹈、神话传说、宗教、习俗仪式和工艺等等,目前有部分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都是新疆各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疆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当然,与此同时汉族也受到周邻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文化。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流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因此遗留在这里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极为丰富。从出土文物来看,古希腊—罗马、古印度、波斯—阿拉伯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在此汇聚和碰撞,迸发出新的火花。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畅通,在促进商品贸易的发展、民族间的融合沟通之同时,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繁荣。各种文化与艺术、各种宗教相继传入这里,改变了因自然环境恶劣而相对闭塞状况,使这里成为各种文明自由交流的舞台,这无疑为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增添了色彩。而且新疆文化的多元性也支撑着人们对悠远历史的辽阔想象空间,其文明硕果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这个层面上看,能促使东西方文化汇流的环境,使其作为中华主体文化一个子系统,内涵显得格外丰富、深邃和多样。

      然而,由于文化与地理的隔阂,虽然丝绸之路的开辟已有两千余年之久,期间东西方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交往也从未中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机会相对我国其他区域而言还是较少,尤其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逐渐从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成为国际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边缘地带。步入近现代以后,交通工具乃至其他领域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之后,使丝绸之路作为东西往来的交通孔道的重要性也逐渐失去光彩,这里所获得的信息变得极为有限,外界对这里的认识也相应的减少。这种状况在无形中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和创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减缓了当地的发展步伐。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启闭带来的文化心态的开放与封闭给人留下许多思索。处在东西文化交汇的新疆,在古代之所以形成一种文化的良性交流的态势,是地缘优势使然,更是文化心态开放使然。而近代以后,新疆从文化中心地带的峰顶跌至谷底,成了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交通不畅、信息闭塞,缺乏与外部进行文化交流的动力之地。这种局面对于我们也是一种考验,需要我们去全面地反思,特别是若想获得更多的信息与认识,不仅要加快观念的转型,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到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有机融合。

      文化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传统与信仰。更进一步说,文化的内容包含了传统、习俗、信仰、技术、知识等,是人类为了适应生存要求与生活需要,所产生的综合性的生活事物。由此可知,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纯粹的、单一的,历史也证明纯粹的、单一的文化只有消亡,不可能有发展。纯粹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幻觉。由于文化基本都是多元复合的,所以只要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进行一次剥离,都能剥离出许多外来文化的因素。在多民族共同体中,文化融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能加速或者延缓融合的进程,想阻止融合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融合,我们各民族的文化得以丰富。

      但凡一种具体的文化,总有它一定的分布范围。沙漠地区的文化不同于草原地区的文化,山区的文化不同于盆地的文化,天山以南的文化不同于天山以北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地区差异现象,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分区问题。如果说文化发展的延续性是某一文化区系中心长期保持不变的内在原因,那么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则是形成文化分区的客观前提条件。众所周知,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之一,但是对于不同的人群而言,环境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在适应不同环境的过程中,不同的人群创造并发展了不同的文化,从而组成了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

      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活力的源泉和体现,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从新疆各民族的发展进程和文化史来看,自古代到现代各民族文化不仅显得丰富多彩和绚丽多姿,而且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局面,这无疑推进了民族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繁荣。当前,新疆大地正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时期,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吞逐步加剧,并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人类历史地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源和创新能力,因此各民族必然再次经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等领域的变化,尤其是自身若想得到持续发展,具备创新意识,那必须要与主流文化进行有机的融合,使自身的发展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节奏。

      三、优良文化传统与时代要求的有机结合

      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它既诉说着民族的过去,更昭示着民族的未来,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化传统和文化的发展。长期以来,一说到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民族文化永远保持“原汁原味”,不做任何改变。但民族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毫无疑问还要不断发展延续下去,绝不可能定格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注入新鲜元素,产生新鲜血液。古往今来,一切优良传统总是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许多物品既有古代的基因,又有当代文化的特点,这实际上是一种继承和发展乃至创新。

      就以保存至今的建筑而言,许多古建筑,不但拥有古代建筑的大量元素,又有不同时代和文化甚至是当代建筑的一些特点和理念,并非一成不变。这里存在一个继承与发展的交融关系,新旧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譬如喀什老城区的维吾尔族传统建筑是一部凝固的历史,带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其中喀什市的高台民居,是维吾尔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出的最能反映自身民族特点又能直接看出地域特征的文化载体,是当地居民根据当地的地理特征、气候特点、建材条件,按照自身的审美习惯、生活习俗而创造出的最符合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建筑,具有典型性。高台是喀什地理地貌的神奇特征,既不同于陕甘宁黄土高原上的陇与塬,也不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丘陵,吐曼河千万年的横穿、流经,将喀什噶尔切割得到处是深沟、高台,因此在吐曼河流域随处可见不高但陡峭如刀壁的高台土崖,土崖下或流水耕田,土崖上或居住建园。由于建筑地处高台土崖之上,因此街巷不那么宽敞,庭院较小,房屋均依地形而建,密集套叠,相邻房屋犬牙交错,但各家又自成完整院落。窄巷上面还常凌空架设过街楼,形成连续的小天井。建筑层次丰富,生活气息浓郁,其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风味独特。最鲜明的特点是善于利用空间,房屋主次分明,有高有低,层数有多有少,重点突出,还注重空间的虚实对比。这些民居从外观看是砖木本色,上下交错,比较粗陋简朴、随意、自然,如同维吾尔族包容而热情的民族性格,而屋内装修古朴,装饰别致,舒适怡人,别有一番洞天,显示了维吾尔族民居外粗内秀的独到之处。建筑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历史,它不仅能反映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生活、社会发展的状况。

      再者,一个城市是否具有可记忆性和可识别性,主要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可视性物质是否具有个性和特性。喀什的民居就标志着过去,展现着现在,具有浓郁的维吾尔民俗性和伊斯兰风情,是能够给后人留下深刻记忆的实体景观。因此,在这里保存至今的建筑文化,作为该地区之维吾尔等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征,充分反映了这里之居民的营建技术、民族艺术、场所精神、民族审美和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内涵。正因为如此,一般情况下,看了高台民居,如同参观了一座民族博物馆,因为这里的建筑模式和布局不仅有着自己的特点,而且由于这里还保存着当地的土陶烧制、花帽绣制、铜器制作、金银首饰的打制、土布印花和饮食加工等许多传统的行业和一些作坊,人们保存着许多古朴传统的民风和习俗,会让人们在增长不少知识的同时,在这里还能在其自然环境中体验到内涵,看到由这些文化流传并发展下来的现在当地文化,从而对喀什地区之维吾尔民族文化会有更直接的认识与了解。这种直观的感受,其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远胜于我们通过书本进行的宣传。

      如果优良传统排斥时代要求,那新疆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满、锡伯、达斡尔、俄罗斯和塔塔尔等民族的民族服装就不会如此丰富多彩。譬如维吾尔族服装不仅按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地位、仪式和季节给予严格的划分,而且居住生活在天山南北之人们因各地文化发展所存在的差异性,在图案纹样和款式方面有着一定的区别,故拥有的款式有上百种之多,许多情况下,人们基本依据其头饰或穿着方式,就可判定为那个地区之人。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者为喀什地区维吾尔人服饰、于阗妇女装束和哈密地区维吾尔人着装。譬如喀什地区作为维吾尔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享有着维吾尔文化艺术摇篮之美誉。同时,这里由于拥有浓郁的商业气息,与外域的交往亦极为频繁。因此,长期以来就生活在这片沃土上的维吾尔族人民的衣着风貌,从质地、款式结构到饰花等方面,不仅保持了古朴的民族文化特色,而且在同外族的接触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其他民族服饰文化的某些内容,丰富和发展了本民族的服饰文化。头饰中男女花帽和皮帽就有上百种之多,其中最有代表性者为巴旦木纹样男式花帽和以地毯图案构成的“吉连姆女式花帽”。

      此外,女性喜爱用汲取中原地区丝绸织造和印染术的基础上发展与创造出的“艾德莱斯绸”缝制的各种款式连衣裙 ;和田地区于阗县乃至民丰、策勒县和巴州地区且末县一带维吾尔族妇女盛行头戴白纱头巾,上斜别一种纯属装饰性、直径不足十公分、状似碟、以黑色羊羔皮做成的小花帽,身穿胸前、领口、袖口和衣摆用蓝色或白色绸缎缝有五至七条尖头对称排列,呈扇面形图案的长袍(维吾尔语称“袷袢”)。她们的这种具有独特地域民族风格的服饰,穿着时不仅显得别致而又华丽,而且可以说保持了古朴的民族服饰文化。尤其是头戴的小花帽,虽然没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富有浓郁的装饰趣味和欣赏价值,而且很早以来,就以其独具的特色、精致的制作工艺闻名全疆,可以说是该地区维吾尔族妇女艺术与智慧的结晶体 ;哈密地区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历史上作为丝绸之路的门户,居住有相当一部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这里的社会习俗,及当地人民的衣着装饰,受汉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较深。因而,该地区维吾尔族人民的服饰,在图案纹样和款式上,也较多地吸收和融合了这些民族的装饰和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仅据当地妇女的绣花长袍和马甲等看,很显然是受到了清朝满族服装的强烈影响,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时至今日,这种款式的服装依然是当地维吾尔女性在重大节庆活动中必穿的传统服饰。哈萨克族服饰虽然四季划分不是很明显,但是也有着严格的部落区别、等级区别、性别区别、年龄区别和仪式区别,图案纹样富有草原游牧民族之特点,款式也很丰富。而乌兹别克族服饰直观上虽然非常类似于维吾尔民族传统服饰,但依然具有其本民族的风格与特点,款式也极为丰富多样。俄罗斯族的“布拉吉”,有着该民族强烈的色彩,但从普及程度看,由于具有时尚之特点,很受各民族喜爱。

      仅依服装而言,各民族虽然都有着自身的特点,然而,由于他们长期在同一地域生活,故而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通过相互学习和借鉴,使得许多服饰款式,已打破民族和区域界限,成为各民族共同喜爱的物品,有些还成为一种流行服饰,当然在成为各民族喜爱之款式的同时,也融入了部分该民族的文化元素,使传统和时尚得以有机融合,在民族文化内涵中蕴含了许多民族长期以来的传承、参与和创造。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是民族的标志,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在民族地区,民族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深层次结构和稳定的核心要素,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各民族都怀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并由此产生了强烈珍视和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愿望。但固守陈旧的传统文化模式,肯定将不益于民族的发展进步。为此始终应该重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丰富多彩的现实文化相融合,必须突破现存的封闭状态,承传其历史文化本来就具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的历史个性,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吸收来自不同文化的养分,努力培养出兼容区域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乃至现代文化的多种形态于一体的文化生态系统。尤其以现代为出发点,深入挖掘传统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将传统优良文化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同时,积极吸收、融合各种文化形态,创造出符合自身特点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新的文化模式。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而文化都是由生产力提出课题,然后由人来完成的,不同时期的生产力提出的文化课题是不一样的,生产力对文化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适合它的发展。地方民族文化也具有同样的原理,每个时代的民族文化,都是这个地区各民族优良传统与时代要求有机结合的结晶。

      

      安尼瓦尔·哈斯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 大园苗族古村落风水考察 (郑文成 杨波)

      风水,古称“堪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民俗文化,蕴含着古人深邃的智慧,体现出古人对大自然谦卑的态度。它是一种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生活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真正的风水,是一门体系庞大的学术,是人们面对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运用智慧,适应环境的生存法则”a。

      在湘西南边陲的绥宁县中部,有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苗族聚居村落,叫大园村。它不仅因优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古朴的窨子屋建筑群而闻名遐迩,还因人才辈出而声名远播。走近大园村口,你会看到一座10 米多高的苗寨牌楼,它其实是“对领地的声明和捍域行为的物化”b。而登上大园村的“靠山”——后龙山顶,举目四望,你会感慨这的确是一个地灵人杰的理想风水地域。

      一、大园村简介

      大园村位于东经110°17′12″、北纬26°34′24″,地处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中部的关峡苗族乡,距县城18 公里,离乡政府仅1 公里。其地交通便利,紧挨S221 省道,并有S319 省道由西向东成玉带形环绕而过,直通城步县、武冈市,距桂林市也只有二百多公里。另外,其平均海拔365 米,土地类型构成具有“七分半山二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的特点。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大园村共有土地面积5551 亩,其中耕地面积1279 亩,水塘面积30 亩,林地面积4242 亩。在耕地资源中,水田的比重较大,为1122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7.72%,旱地面积仅有157 亩,占12.28%。而土地资源中,林地资源最为丰富,占全村土地总面积的76% ;其次是耕地资源,占全村土地面积总量的23%。c

      大园村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d 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南征时曾率军驻扎过,现有诸葛城、养马坡、孔明井等遗迹。唐末,朝廷在湘桂黔边境设置诚徽州为羁縻州,任命少数民族酋长杨再思为诚徽州刺史;杨分其地为十峒,命其十子分管,其第三子杨正修居赤水峒(今城步、绥宁一带)。宋朝,杨正修之孙杨光裕迁居“大荣枣子园”,开辟田地,建设房屋,逐渐形成了村落,后简称“大园”。

      这是一个典型的苗族聚居的古村落。该村苗族自称为“Μěně”(汉字无对应谐音),译成汉语就是“苗”的意思;使用的语言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苗语,他们自称为“平话”,即“关峡平话”e。据统计,全村现有8 个村民小组,318 户,人口1229 人,其中苗族占总人口的98%。f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姓杨,为原住苗民,奉杨再思为第一世,尊称其为“飞山令公”,村寨对面的燕子岩主峰脚下建有“飞山庙”,杨姓苗民定期进行宗族祭祀活动;另有陈姓1 家、胡姓2 家、刘姓2 家,都为汉族,且都是从外地迁入,其中陈姓为新化移民;而龚、龙、曹、张姓等人都为外地嫁入的女性。

      这还是一个山清水秀、古窨子屋院落成群、铜鼓石巷道纵横交错、沧桑古朴、神奇而又神秘的古老村落,北京、潇湘等多家电影制片厂曾在此地分别拍摄过《那山、那人、那狗》《秋收起义》等多部影片。另外,它还荣获各种称号和名誉:2008 年被绥宁县政府批准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挂上了“大园古苗寨”大牌匾;2009 年2月11 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湖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10 年元旦被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评为“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寨”;2011 年1 月24 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大园苗寨古建筑群”;2014 年1 月被认定为“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二、山环水抱——大园村“自然天成”的环境风水

      中国易理堪舆学认为,“山环水抱必有气”“山环水抱必有大发者”——这是人们长期对山、水的观察、分析及实践总结得出的概念性结论。坐南朝北的大园村背靠后龙山,并有玉带河(古称“赤水溪”)环绕;前有燕子岩(属土),东为云子头(属火),西是立脚山(属金),又有虎头岗(属土)与金狮山(属金)并肩扶持后龙山,另有坳口一高一低、一圆一平的两座山峰(分别属金和土)似两位门神把守着大园的西北门户,还有两座像两只天鹅的鹅行山(属金)一北一南由东向西矗立。这样,整个大园村福山环绕,五位相得,五行相生,相克全无,龙近虎远,龙强虎弱,大格局相当不错,正好符合“山环水抱”的理想风水模式,是易理堪舆学所称的极佳的、和谐的环境风水。

      大园坐南朝北,依后龙山而建,向赤水溪延伸,东西绵延,南北伸展整面山坡。俯瞰整个苗寨,它建在群山之间的一块“弓形”台地上,就像波涛翻滚的江面飘浮着的一条大船,即风水学上所称的“船形”:“寓借水而行,得神助,取真经,从而大吉大发。”加之整个大园“山环水抱”“枕山面屏”,很好地体现了易理堪舆学所强调的居住环境的整体性原则——将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以人为中心,包括天地万物。g下面具体介绍下大园村的环境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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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四面山环

      中国风水学称山脉为“山龙”,即“龙脉”;江河为“水龙”,即“水脉”。大园村的“靠山”为后龙山,山虽不高——海拔不过408 米,但来势悠远——传说这一“龙脉”发源于二百多公里之遥的桂林,经城步县向大园延伸,而“龙穴”就在井水湾屋后,当地有“公龙进梅口,母龙进大园”的说法。依“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后龙山为水行,因为其龙头方位有神奇的龙潭和仙女池,无论下多大的雨,水都不会满溢;而无论怎样的干旱,水绝不会干枯,而且越干旱,水越清净。而按四象之说,后龙山正是玄武,为旺寨福山。另外,此山上栽有千余棵高大挺拔的古松,树龄大多在300 年以上,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为大园村的“风水林”,人们认为它能“藏风聚气”。其实,古时民居房屋都建在山脚下,山是茅草山,经常受“三灾”(风灾、水灾、瘟疫)之害,后来人们将房屋向外移了100 多米,靠近小河,并在山上栽种了青松和翠竹。待青松、翠竹、杂木成林后,人们不再受“三灾”之害。这是苗民们顺应自然、改造环境的实践体现,也无意中改善了大园的环境风水,造就了一片“风水林”——“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h。古代大园人保护“风水林”的惩罚制度十分严厉。据被访谈人杨荣生老师介绍:“有一次,一个看牛娃,他的牛进了后龙山后,他砍了一根小杂柴做赶牛鞭,后来被罚杀家中大肥猪一头举行祭祀活动。”

      后龙山的背后有一山一岗,分别为金狮山和虎头岗。金狮山的正面像狮子头,整座山就像一只腾跃的雄狮。所以,大园有古对联:“后有金狮舞,前有石燕飞。”五行属金,旺寨金狮,威震八方。与金狮山并肩的虎头岗,则像一只伏身待跃的猛虎,五行属土,旺寨虎山(福山)。

      和后龙山遥遥相对的是一座山像“一个毛笔架”,故名“笔架山”,而又因为它像一只飞翔的神燕,故又美名“燕子岩”。它处在大园村前宽阔的一大片平坦田地的北面,是大园的“朝山”,五行属土,四象为朱雀。该山不高,山顶比较平,被认为是旺宅福地和人才辈出的标志。

      大园村东方的山叫云子头,山高而峰尖,按五行属火。古时顶峰修建有一寺庙,人们传说:“云子头敲钟鼓,大园出官府;云子头亮神灯,大园出将军。”后来大园屡出人才似乎让它得到灵验。可惜寺庙后来被毁,也没有再建。大园的西方是立脚山,山形较圆,山峰不高,五行属金,是旺寨福山,古代的大园人都说:“东有云子头,西边立脚山。”

      此外,在大园村西北方向的坳口有两座山峰,一高一低,一圆一平,一座五行属金,一座五行属土,似两位门神把守着大园的西北门户。还有两座山像一北一南由东向西飞翔的两只天鹅,山形都比较圆,如半球形,五行属金。

      ( 二) 秀水顾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被看作是“财源”的象征,与“财”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水为气之母,逆则聚而不散;水又属财,曲则留而不去也”i。水能聚气,人乘生气就可以得到富贵,村庄乘生气就能繁荣。

      “山主人丁,水主财。”大园村除了被群山环绕外,还有一条玉带河,其古称“赤水溪”,它被大园村人们视为财源。玉带秀水自东南曲折向北绕过村前后遇到西边的立脚山,再向西南流去,经定远桥上游约50 米处形成“大河流下,小河流上”的神奇景观,汇兰溪河后又注入巫水继续北流直抵沅江,终归洞庭湖而流进长江。因此,一直到民国初,玉带河都是大园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大园也成为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商贾过客的中转站、临时歇脚地。现今在大园村里还保留有古驿道、古驿馆遗迹。此外,因从事水路生意而致富的大园苗族富商,则修建了一些具有沅湘本土特色的传统建筑窨子屋。

      (三)风水小品风水学上将门、牌楼、牌坊、照壁、风水亭、水口庵、水口庙、塔、葫芦、竹等视为风水小品,或镇邪去凶,或以兴文运,或聚气补缺……一言以蔽之,即为了改善风水,弥补自然格局的不足。

      大园村口修有一座拱桥,史载建于北宋,有一千多年历史,至今保存完好。古拱桥横跨玉带河,是进入大园的必经之路,沟通了大园与外界的联系。另外,在大园村西边的水口之地,修建了水口庵以镇水口。水口庵在“文革”期间被毁,现已修复多年。而水口庵以北100 米处曾修有一座以铜鼓石和青石条为基础的回龙桥,可惜在道光十八年(1838 年)间一次大洪水中被冲毁,后来也没有再重建。古拱桥、水口庵和回龙桥其实都是大园人们风水改造观念的物化,其目的是把住水口、锁住水脉、留住财源、聚合龙气、聚水生财、聚水丁旺。我们知道,大园村四面环山,把住水口,村落便成了一个基本封闭的生存空间,这样也就完整而又安全了。

      综上所述,从易理堪舆学角度看,大园村确实可称为“风水宝地”,前有朝山似神燕(朱雀),后有靠山后龙山(玄武),古松挺拔,生生不息;左右两面分别为立脚山和云子头砂山护卫,又有自东南向北再转西南的玉带河(青龙)环绕而过,波光潋滟,亘古长流,更有水田、水塘形成“明堂”,再加上人工增设的石拱桥、水口庵等风水小品改善风水,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空间,人居在弓形台地上,与自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和谐统一。

      三、窨子屋——大园村“藏风聚气”的宅居风水

      大园村最为神奇玄妙的就是沧桑古朴的元、明、清古建筑窨子屋。现有保存比较完好的窨子屋:正屋34 座335 间,仓楼41 座552 间,建筑占地面积78231 平方米。j据文物部门和专家考证,大多数的古窨子屋的房龄在300 年以上,其中房龄最长的一座距今有849 年,为宋代所建,由于其形状像燕子窝,人们又叫它为“燕子屋”;另有元代所建1 座,明代3 座,其余都为清代建筑。

      窨子屋屋宇绵亘,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浑然一体,青砖黛瓦,沧桑古朴,五步一楼,十步一窨,檐牙高啄,鳌头雄奇。房屋之间,既有封火墙相隔,又有铜鼓石巷道纵横交错。各家各户之间相对独立,又路路相通,进了大园寨就像进入了八卦阵。

      一座窨子屋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按由外到内的顺序,依次是楼门、天井、正屋、厢房。其中天井是整个院落的中心。天井的作用,从风水的角度来看是为了“养气”,而从现代的建筑功能来看是为了采光、通风和提供共享空间——休憩、聚会、嬉玩的场所。天井地面皆用铜鼓石卵石、片石铺成,中间镶有灵动的花鸟鱼虫图案。天井四周是台阶,全部铺宽厚的青条石,侧面同样用青条石板镶嵌。台阶四角各有一个大石蟾蜍,每到雨季,屋四周的雨水便通过蟾蜍的嘴哗啦啦流到天井里,形成四水归堂的格局。因为天井有往外排水的暗道,所以即使雨天,屋内不积不潮,穿布鞋走动也不湿鞋底。登上台阶,便是正屋。这是窨子屋的主楼。当中一间是堂屋,堂屋门当左“ ”(坤)右“≡”(乾),蕴含着《周易》八卦思想。窨子屋内令人惊叹的靓丽风景是栩栩如生的门饰和窗花,有的门窗和栏杆一律采用镂空、浮雕工艺,饰之以花鸟和吉祥动植物,如:喜鹊、鹿、龙、凤、虎、蝙蝠、梅花、兰草等,象征福、禄、寿、喜。如此布局,形成一个舒适、喜气、吉祥的宅居空间。

      调查发现,这些窨子屋大多为四合院,是具有封闭性、内向性特点的建筑。其设计思想来源于《周易·系辞》所谓的“重门击木斥,以待暴客”,也就是说是为了防盗贼、匪寇。其实,除了防御功能外,笔者认为,更是为了“藏风聚气”,因为“气运、财气之类的抽象之气在建筑行为中是绝不可泄的, 不但不可泄, 还要想办法把它聚起来”k。

      另外,窨子屋都是“坐南朝北”,这让人疑惑不解。因为“坐南朝北”是为理想风水景观所忌讳的,而中国理想的宅居风水应该遵循“坐北朝南”原则——朝南的房屋便于采取阳光,坐北朝南,还可以避风。l 其实,大园村的实际地形要求他们不得不依靠后龙山而居,为了应对冬季寒冷的东北风迎面吹进屋,聪明的大园先辈设计了窨子屋,房屋的前面修筑一堵青砖高墙,也称“封火墙”,可防火灾、防匪盗、挡寒风。墙四角筑有鳌头,挺拔威武,显出阳刚之气,酷似杨氏族人先辈英勇善战的枪戟。

      四、人才辈出——风水影响下的大园村

      大园村的确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不仅山水秀美,而且人才辈出。前有光禄大夫、户部主事、太子太保、都统、贡生、举人、文武秀才、六县部员;后有黄埔军校学生、人民公社社长以及11 位抗美援朝英雄。如今,全村在外的公务员、教师、医生、记者等有300 人,是绥宁县出人才比例最高的村,平均每年村里都要出2~3名大学生。被外人称誉大园是块“风水宝地”。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园村人才

      宋代有光禄大夫杨关裕,据当地《杨氏族谱》手抄本记载,大园开山鼻祖杨光裕于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 年)出生在赤水峒杉坊m,为“飞山蛮酋”“十峒首领”、唐末龙虎大将军、威远侯杨再思嫡派曾孙、“赤水峒峒主”杨正修之孙、辰州知事杨通昭长子,后分居到大园开创家业,曾被封为金紫光禄大夫,寿终葬于石甑园磨山脚蛮驾形,坤山艮向(东北向)。墓前玉带河环山而流,墓区占地面积约380 平方米,墓高约1.5 米,墓碑高约2 米,上刻有一幅对联:“溯本源都梁赤水,分支派莳竹荣山。”后其第三子杨显安世袭了光禄大夫官职,殁葬于寺背江象形山壬山丙向。

      明清两朝,可以说是大园历史上人才璀璨的时期。如户部主事杨进显,《杨氏族谱》记载其曾任明朝南京户部主事,正六品官员;太子太保杨超,据说是杨进显的曾孙,明永乐年间被增援太子太保;贡生杨进福,据称,他为明代时大园所出的一位贡生;都统杨渊,其故居在今大园村一组,家中留有“三鳣堂”古窨子屋院落。他从小聪明机智,学识渊博,先后中举人、进士。清嘉庆年间曾被授予教谕、都统等官职;文武秀才,文秀才是杨昌武,武秀才分别是杨光楷和杨昌孝,当时朝廷授予木匾纪念,可惜“文革”时“破四旧”被烧毁;举人,分别是杨光选、杨昌质、杨昌禹、杨昌协、杨昌禧、杨显安、杨进荣、杨晟荣、杨进科、杨正品、杨再震、杨培槐等12 人。其中杨培槐于清嘉庆癸亥年(1803 年)考中举人,其亲人李光璇赠送一块大木匾,保存至今,木匾上为“鳣兆初升”四个大字,左侧有题字:嘉庆癸亥冬月为培槐贤弟逰泮,年家眷友生李光璇题。而为了表彰大园村的举人或进士,朝廷每次都会立石文墩,大园村的杨氏宗祠外至今还保存有8 块高约2.5 米的石文墩,其余的据说在“文革”期间被破坏。

      民国时期,大园村出了一位叫杨汉龙的六县部员,他管理绥宁、城步、武冈、洞口、通道、靖州等六县的行政事务。还出了一位黄埔军校学生杨进明,自幼读书投考黄埔军校,被录取为二十一期学生,有蒋中正佩剑为证;1944 年任连长,参加湖南省衡阳抗日保卫战,苦战38 天;1948 年在程潜部下任少校教官、连长等职务;1949 年在程潜领导下参加和平起义,共产党安排了工作;1950 年考入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毕业后参加广西剿匪、清匪、土改复查等工作,任队长、大乡组长等职;1985 年后任绥宁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园村人才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园村中专以上学校毕业的将近200 人,其中本科生50 人以上,研究生4 人,博士生2 人。杨姓族人的工作地点遍及北京、省府、市县,其职业有公务员、教师、医师、记者、技术员等,其中教师最多,有中国军事科学院师级研究员1 人,高中特级教师1 人,享受科局级干部待遇的10 人以上,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10 余人。n   

      除了以上高学历的人才外,新中国成立后大园村还出现了杨志超、杨国松、杨进仁、杨文池、杨玉等十一位抗美援朝英雄,他们都曾受训于解放军军校,是参加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英雄;也出现了关峡人民公社第一任社长——杨进选,他1950 年参加农会工作,1956 年任梅口大乡乡长,同年参加中央组织的少数民族参观团进北京,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958 年任新成立的关峡人民公社第一任社长。另外,还培养了一位绥宁县司法局局长,叫杨焕礼。

      此外,大园村还有会计、“首富”、养鸭专业户、西瓜种植户、蘑菇种植户、傩舞导演、“地理先生”以及技艺精湛的苗医、木匠、石匠、民间绘画艺人等各行各业的人才,他们推动着大园村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

      五、小结

      绥宁大园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聚居村落。从整体上说,自然天成的“山环水抱”格局,使大园拥有近乎完美的环境风水;从局部来看,这里的民众创造了独特的窨子屋,使他们有了“藏风聚气”的宅居风水。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空间的向往,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而这一村落人才辈出的原因,除了个人努力和重视教育的因素,比如开私塾、设学田、建识字祠等,其可遇不可求的“好风水”(环境气场)也无形中在施加影响、发生作用。其实,“好风水”就是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的和谐统一。

      已被人类破译的自然之谜,是科学;未被人类破译的自然之谜,是神秘;无中生有并加以牵强附会的,是迷信;一知半解就轻率横加指责的,是轻浮。在当前,对于风水,我们不能一味否定、唾弃、偏听、偏信,而应理性对待,取其合理内核,去其糟粕,为创造和谐、安定的居住环境发挥积极作用。

      

      

      

      郑文成、杨波,均为桂林博物馆馆员。

      a 陈怡魁讲述, 张茗阳编著:《生存风水学》,2 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b 俞孔坚:《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90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c 数据来源:绥宁县统计局2008 年统计数据。

      d 1980 年,一位村民在当地一个叫“棚子冲”的地方劳作时曾刨出石斧、石刀等石器,据当时的文物部门考证,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证明在数千年前就有人类在大园居住过。

      e“ 关峡平话”分布除关峡苗族乡全部外,还有长铺子苗族乡的一部分,城步苗族自治县邻近关峡苗族乡的部分乡镇村寨等。在这个语言区域内,虽因地域的不同有细微的差异,但完全能互相通话。他们与汉语及邻近地区的汉语土语、方言等完全不能通话,他们统称这些话为“客话”。而汉语及邻近地区的汉语土语、方言区则称“关峡平话”为“苗话”。

      f 黄忠义、成有道:《关峡苗族乡志》,345 页,内部资料,2012。

      g 刘道超:《易学与民俗》,131 页,北京,中国书店,2008。

      h 参见晋人郭璞所著的《葬书》,这是历史文献关于风水林的最早记载。

      i 陈牧川:《中国古代民间中的建筑风水文化——江西万载周家大屋考察》,载《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6(4),35 页。

      j 陶永灿主编、杨荣生整理:《大园》,11 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

      k 唐密、石铁矛:《风水与人居环境》,载《山西建筑》,2005(24),18 页。

      l 褚良才:《易经·风水·建筑》,76 页,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3。

      m 原绥宁县地区,今属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杉坊一带。

      n 冯彦明主编:《大园古苗寨调查》,22 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 对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现状的思考 (李福善)

      瞿昙寺位于青海省乐都县城南21 公里的瞿昙镇境内的马圈沟口,距省会西宁市80 余公里,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迄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寺名为朱元璋所赐,寺院占地面积3468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 万平方米、是我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组明代官式建筑群,以古朴的建筑、珍贵的文物、精美的壁画著称于世。1959 年被列为青海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瞿昙寺是藏传佛教寺院,寺院建筑从整体构想设计到营造施工手法,都是典型的明代官式和甘青地方汉族建筑风格,特别是和北京故宫十分相似接近,素有“小故宫”的美誉。寺院修建在略成正方形的城堡中,坐北面南,背依罗汉山,面临瞿昙河,建筑总体布局为前、中、后三个院落,从山门起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有金刚殿、瞿昙寺殿、宝光殿、隆国殿等主体建筑,依山势逐层升高,两侧对称地建有御碑亭、小钟鼓楼、壁画回廊、宝塔、配殿、经堂、大钟鼓楼等。布局规范,高低错落有致。形式各异的殿堂,石绿色装饰的彩画,古朴浑厚的斗拱,体现了典型的明代建筑艺术风格。同时,以寺院古城墙、古村落为代表的历史遗存,以药草台寺为代表的附属寺院,以及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风貌,组成了特色明显、规整严密的完整体系。具有极高的文物、历史、文化、建筑、宗教、环境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价值。

      一、瞿昙寺的文化价值

      (一)瞿昙寺体现的历史文化价值

      明朝初年,政权根基未稳,瞿昙寺的修建其实是朝廷安定塞外的战略措施。从瞿昙寺外残留的城垣可以看出,明朝初年的瞿昙寺不仅仅是一座佛教寺院,还是明朝的前沿阵地,是河西边陲重要的战略要地。瞿昙寺得到了明朝历代朝廷的扶持,目的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直到清初,当地还有“七分佛差,三分县差”之说,即农民纳差十分,给寺院七分,给县府三分。a 由此可见,瞿昙寺的修建和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是明朝维护政权、安定塞外的一个举措,当然这个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二)瞿昙寺的建筑文化价值

      瞿昙寺虽然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但其建筑规制具有强烈的明朝汉室的建筑风格特征。前院和内院的建筑配置,显示为典型的汉地佛寺“伽蓝七堂”之制,其中不少殿宇还是仿照明故宫的建筑形式,因此被人誉为“小故宫”。b 全寺共有前、中、后三进院落,寺院五座主要殿宇在中轴线上一一纵列,两侧游廊配殿对称环立,整座寺院端正、大气、素雅。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却有着明代汉式建筑式样,实属罕见。

      佛教寺院最早出现于印度,印度佛寺建筑的布局多为在中央设方形佛殿,殿外有僧房围绕。同一建筑主体中,往往按上中下大小不一、形状一致的规律分布。藏传佛教寺院不讲究中轴对称,往往以一个主要建筑为中心,其他建筑围绕着中心散落分布,由此使得寺院内的道路纵横交错。而中国传统建筑和空间布局强调轴线对称,比如明清北京城的建筑布局就是运用中轴线,以强调左右均衡对称的方式布局。受传统建筑模式的影响,汉传佛教寺庙一般也都南一组北一组的庭院式建筑组成,讲究中轴线分明,左右对称。瞿昙寺就是汉传佛教寺院的布局,甚至殿宇的名称都很类似,这个例外与瞿昙寺得到了明朝恩宠有关,于是当我们流连于寺内,处处可见熟悉的建筑形制:中轴线、四合院、左钟右鼓、琉璃砖瓦房项、飞檐吻兽等等。

      青海考古所的张君奇先生是青海古建维修专家,为维修复原瞿昙寺工作了六年。据他考证,瞿昙寺院内最宏伟的建筑隆国殿及两侧抄手斜廊,就是依照故宫太和殿的前身明代奉天殿为蓝本建成的。而隆国殿前左右对称的大钟楼、大鼓楼,则是模仿奉天殿两边的文楼和武楼(清代的体仁阁和弘义阁)建造的。“它们无论从大木结构、斗拱形制,还是细部隔扇‘蔟六雪花纹’、枋头‘霸王拳’、屋顶吻兽小跑、平座滴珠板、鼓镜柱础,均与故宫建筑一致无二。”c

      面积约为900 平方米的隆国殿建成于宣德二年(1427 年),是瞿昙寺内最后完成的建筑,也最完整地体现了明代建筑风格。在全殿建筑中,最富有情趣的是抄手斜廊,让你无论是身在斜廊还是身在廊外,都有如身在画中般的感受。抄手斜廊是唐宋时期宫殿寺庙建筑格局的遗规,在唐宋壁画、石刻和文献中常能看到,而唯一仅存的实物则是隆国殿了。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的明代奉天殿,其两侧的抄手斜廊,在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 重建太和殿时,已被拆除代以卡子墙。因此当你看到隆国殿两侧那完整无损的抄手斜廊时,你不能不为它如此的稀贵而肃然起敬。

      当然瞿昙寺也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瞿昙寺中院建筑宝光殿、瞿昙寺殿、金刚殿、小钟楼小鼓楼及配殿宝塔的大木结构和木装修就是甘青地方手法。院内的四座如意佛塔,也与西藏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相同,是藏式传统形制。六百多年来始终屹立在西北偏僻一隅的瞿昙寺,不仅建筑年代久远而且包罗万象,官式建筑与地方手法交相辉映,它以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被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誉为“国宝中之国宝”。

      二、瞿昙寺文物保护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瞿昙寺及其相连的古村落新城街保护和开发

      瞿昙寺背依罗汉山,面临瞿昙河,是西北地区至今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官式建筑群,也是青海境内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与之相关联的新城街是在当时“移民实边”政策影响下,由明代护寺旗军、工匠、商贾等新移民逐渐形成的屯堡式村落。这些古村落是青海河湟地区保留的难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极大的保护开发旅游的价值。

      但由于历史原因,与瞿昙寺相邻的古村落新城街及其周边村落目前却无人问津,屯堡城墙、城门、关帝庙已不复存在,唯村落街坊布局尚现原貌。同时,根据《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划定瞿昙寺古城墙周边二百米范围为保护范围,其保护范围内建筑应与瞿昙寺古建筑风貌相协调,因缺乏文物保护宣传,又疏于管理,瞿昙寺周边环境建筑群拥挤、凌乱,与瞿昙寺历史风貌不协调,破坏了瞿昙寺原有的空间格局和历史环境,严重影响了瞿昙寺的形象。目前瞿昙寺控制范围内民居、当地政府办公用房及商业楼等建筑严重破坏了瞿昙寺建筑群的天极线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性。
    因此,对瞿昙寺及其相连的古村落新城街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对更好地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壁画的保护

      瞿昙寺的壁画主要是明清壁画,壁画总面积为1523 平方米。其中近百分之八十是明代所绘,其余为清代作品。从内容上看,三大殿及配殿内主要是密宗之尊像画,画幅巨大,多数为沥粉贴金;回廊内全部为佛教故事画,即佛传故事。释迦神变图和少量的佛教画,人物形象优美,栩栩如生,线条流畅,绘艺高超,有极高的美学研究价值,是明清佛教壁画的范本。现存建筑彩绘约800 平方米,有官式和地方两种,官式中尤以隆国殿及大钟楼、鼓楼内梁枋彩绘为佳,为国内完整保存的明初彩绘精品。殿堂壁画由于几百年的烟熏、尘灰污染,以及年久失修造成的雨水的侵蚀,画面已看不清晰。回廊壁画常年裸露,受风吹日晒、鸟粪的腐蚀脱落严重,而且有“文革”期间人为破坏的痕迹,这些壁画亟待抢救性保护。

      (三)瞿昙寺内文物建筑亟待修缮

      瞿昙寺文物建筑整体格局保存基本完好。瞿昙寺建筑物经过历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的维修,寺院明代的砖构、木构物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但避雷设施不够完善,部分大殿屋面瓦当防水层损坏,雨天漏水对大殿内壁画破坏严重。部分建筑受白蚁啃食与雨水侵蚀致使木结构体系糟朽,部分建筑墙体裂缝。屋檐、椽子、檩条等构件有所下垂变形。寺院东北侧活佛贡院建筑精美,但年久失修,整体破坏严重。

      (四)砖花地面的保护

      瞿昙寺金刚殿和回廊内地面现存近200 平方米的砖花地面,是由明代瓦片与卵石铺成。其图案多样,有莲花、方孔钱、鱼鳞、波纹等多种样式。这些砖花地面是历史遗留的宝贵遗产,游人常年踩踏将会造成严重损毁,甚至将不复存在,有待于加以保护。

      (五)寺院夯土城墙的保护

      瞿昙寺为明代城堡式建筑,原貌四周有2000 米城墙围护,城正面有瓮城,四角有箭楼。但在“文革”期间,当地农民为治河造田将大部分城墙拆除,现残存明城墙仅有150 米段和800 米段土锥状墙体,入口瓮城及建筑物已被人为拆除,破坏了寺院整体的完整性。应将明城墙加以保护并恢复已破坏的部分城墙及其建筑物,使瞿昙寺再现昔日的风貌,真正体现出瞿昙寺的保护观赏与研究价值。

      (六)瞿昙寺现有消防设施的隐患

      瞿昙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对寺院主体建筑进行了保护性修葺,设立了文物管理所,设置消防设施,使瞿昙寺古建筑群及其文物得到很好的维护。但是,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一是现有消防设施配备还不达标,仅有的储存500 立方米的蓄水池,补充水源不足,冬季出现消防管道冻裂,同时没有预警报警设备,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二是寺内没有安装安防监控设施,全靠人防,给文物的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三、瞿昙寺文物保护与利用存在问题的原因

      对瞿昙寺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寻究其原因,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地方政府领导对文物保护管理了解不多,重视不足,法律意识不强。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事情,与当地政府无关,文物保护与否对其政绩无任何关系,缺乏“守土有责”的责任意识。不能充分认识到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沉淀。它不仅仅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传统教育的好素材,而且文物资源可直接或间接地为我县的经济建设服务,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

      其次,瞿昙寺于1956 年曾被国家征用为粮库使用。“文革”后(1976 年)成立瞿昙寺文物管理所,并负责瞿昙寺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在2001 年至2003 年间瞿昙寺文物管理所曾被撤销,寺院交由僧人组建的瞿昙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管理。从2004 年2 月又恢复管理职能,瞿昙寺由瞿昙文管所与寺管会共同管理,目前存在管理体制不顺、职责不明确等问题。

      再次,文物保护“五纳入”工作没有真正落实,保护资金匮乏。文物保护资金匮乏,一直是困扰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的一大难题。没有足够的物质保障,文物保护工作的许多具体措施就无法落实。尽管国务院、国家文物局、省、市相继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将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但是相关文件精神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瞿昙寺文物保护缺乏相应的财政拨款,存在维修资金不足、安全防范设施不齐全的问题。导致了瞿昙寺古建筑得不到及时维修和文物失窃案件的发生,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最后,缺少素质高、专业强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队伍。瞿昙寺文物管理所现有工作人员结构复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业务素质存在着差别。我所在编的文物管理工作人员10 人,大多数人员都是中途调入,文博专业知识薄弱。其中拥有高中文化程度者共2 人,中专学历者4 人,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包括进修文凭在内)4 人。就职称情况来,获中级职称者3 人,初级职称者6 人,其他情况者1 人。从专业情况看,无一人第一专业为文物保护。文物管理人员在文化程度上的参差不齐从而致使其业务素质也存在着巨大差别。由于长期缺乏必要的文物专业知识的培训、学习和深造,缺乏学习专业知识和提高自己业务素质的自觉性和条件,从而使得工作人员对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和判断事物的能力存在着极大差别,造成其目前逐渐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新形势。

      四、加强瞿昙寺文物保护管理的对策思考

      针对当前瞿昙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所面临和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将进一步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坚持有的放矢,加大力度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归纳起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依法科学做好瞿昙寺文物保护规划

      这是保护好瞿昙寺文化遗产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瞿昙寺文物的永续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规划要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并合理确定瞿昙寺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科学、合理、有效地制定保护、管理及环境整治措施,在有效保护遗存的前提下,发挥瞿昙寺文化旅游功能,实现瞿昙寺文物保护及发展的现代化。

      1. 指导思想—————

      (1)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2)坚持持续发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保护文物遗存的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切合实际,量力而行,科学客观地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保护目标,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确保方案得以顺利实行并达到预期的效果;

      (3)注重综合效益的原则:在强调以保护文物为核心的前提下,兼顾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效应。通过方案的实行,既达到有效保护文物的要求,又促进本地区社会文明意识的提高和经济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优化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

      (4)保护规划应保护瞿昙寺的整体性、原真性,尽可能完整地保存文物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5)根据瞿昙寺的保护要求与实际情况,对文物遗存周围的环境进行保护与治理。

      2. 分区分级控制与保护

      根据瞿昙寺的现存状况,本着保护区域内文物的安全和完整性及其确保与之相关的历史环境的完整性、和谐性,分区划定保护范围,针对不同的区域,分级进行保护。

      (1)重点保护区

      依据《文物保护法》和《青海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青海瞿昙寺文物重点保护范围为历史上寺院城墙范围。具体范围以保护寺院建筑和附属文物为核心;具体重点保护区范围描述为以瞿昙寺为核心,自东南侧寺院山门及广场向西北沿主轴线至隆国殿后界寺院城墙和其东北侧活佛贡院和西南侧的天官殿,面积约为2.5 公顷。

      对于重点保护区,必须保持建筑文物及其环境历史的真实性与整体性,严格保持其原貌和格局;严禁改变建筑文物及其环境的一切建设;保护与展示措施、设施不得破坏文物建筑现状或对其构成威胁,并且应与文物的整体环境与历史氛围相协调;文物及文物建筑的维护、加固、修复必须按原貌以“整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保护加固的目的应是出于保护文物的稳定状态,严禁对现状文物建筑进行重建。

      具体保护措施如下:a. 保护瞿昙寺寺院建筑的空间格局、道路结构;b. 保护文物建筑的结构形式、材料及装饰细节;c. 对已损坏的文物及文物建筑进行及时的加固与修缮;d. 区内不得进行改建、加建、新建等建设工程或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e. 内部不得建设污染文物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f. 保护区内古树名木与绿化环境。

      (2)一般保护区

      按照国家相关的文化遗产的标准,根据保护瞿昙寺及其遗存的原真性、安全性和完整性划出一般保护区范围:以瞿昙寺为核心,东北至寺院围墙外12 米, 东南至瞿昙河,西南至瞿昙寺街道,西北至罗汉山山脚(围墙外20 米);一般保护区面积约7.1 公顷。
    具体保护措施:a. 撤出区内粮库用地,恢复寺院使用用地;b. 拆除区内超高建筑,清理不当临时建筑;c. 整理和恢复区内绿化环境。

      (3)建设控制地带和景观控制区

      建设控制地带和景观控制区是为保持与文物遗存历史风貌相协调的区域。根据瞿昙寺的环境的完整性、和谐性及周边环境对瞿昙寺的威胁性划分出建设控制地带和景观控制区,主要包括外围的具有青海特色民居街区和为了确保瞿昙寺风水格局完整的罗汉山、凤凰山和瞿昙河等周边大环境。

      3. 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瞿昙寺存在着大量的可移动文物,主要包括石质文物、铜制文物、纸质文物、牌匾等。对于这类文物的保护,要做到:改善保护条件,逐步建设寺内文物保护与展示空间设施,改善无存放和展示空间的现状;为所有文物提供合适的温湿度环境,减小自然因素对文物的破坏;加强管理和防护,解决人为触摸对文物的损害;采取可靠技术措施,解决文物防火、防洪和抗震问题;加强科学研究,采取综合物理化学方法减弱壁画,铜质、石质、纸质文物的自然腐蚀风化。

      4. 保护区的环境整治

      加大对瞿昙寺周边环境的整治,切实做好瞿昙寺生态及景观保护工作。作为文物管理部门,建议政府加大资金投入,把瞿昙寺古村落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列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中,在新城街古村落的保护中要制定好规划,尽力保留历史原貌,加大对大寺坡、尕寺坡、漫洼等地周边环境的绿化治理,同时鼓励和扶持部分农户从事文化产业。主要做到:清除文物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内可能危及文物或有损景观的现代建筑物、构筑物及杂物;保护区范围内应严格保护文物建筑原有空间格局和风貌,恢复保持传统风貌;整理保护区与建筑控制地带内电线、天线、门牌、路灯等和户外乱堆乱放现象,逐步更换现有与文物环境不相协调的人行道和广场铺砌、水池、花坛,使之不影响整体景观风貌;在保护区尤其是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完善市政管线,增加市政公用设施,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在山体内种植当地树种(柞树、榛树、松树等),保持原有生态环境;建设控制地带内建筑色彩应采用和文物遗存区历史氛围相协调的灰色调。

      (二)落实文物保护工作经费
    2002 年10 月28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整整十年过去了,在瞿昙寺的文物保护经费的实际运作却很难落实兑现,乐都县给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的经费仅能满足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正常的办公和业务也难以开展。值得庆幸的是,2011 年10 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特别是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给我们文博事业迎来了改革的春风。《决定》指出:“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政策上完善了国家对文物保护经费的保障机制。与此同时,新修订的《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自2012 年2 月1 日起施行。《办法》内容全面,明确了文物保护工作经费等问题,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亮点突出。《办法》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并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对于今后做好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切实健全和理顺文物管理体制
    加强管理是实施文物有效保护的重要前提,健全文物管理机构是文物保护得以加强和改善的一个重要条件。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所有文物保护工作”的规定,乐都县瞿昙寺文物管理所是全面负责瞿昙寺文物日常维护和管理的直接实施保护机构。但目前瞿昙寺由文管所和寺管会共同管理,给文物的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笔者认为对瞿昙寺的文物保护工作应垂直管理,进行上划管理,集中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及财、权、物管理。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是便于推行统一的政策标准和规范管理;二是便于进行专业技术人员的统一调配;三是便于财力的统一平衡调配使用;四是免受地区差异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地方政令的干扰。最大的益处是便于统一的行政领导和统一的业务指导及监督。如此,就会使瞿昙寺文物工作有一个统一的工作思路,打破小框框,放开手脚,统一思想,发展有序。这种机制的改革,将会解决当前瞿昙寺文物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有利于国家文物事业整体的健康发展。

      (四)加强人才培养,壮大文博专业人才队伍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随着当前高科技时代的到来,人才队伍的建设是适应新形势下文博工作的迫切需求。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文博队伍。首先,加强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要引导文博工作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责任感,弘扬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发扬严谨笃学、潜心钻研、淡泊名利、自尊自律的风尚;其次,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珍惜现有人才资源,以事业留人,以情感暖人,把他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最后,完善在职人员培训制度,通过委培、脱产学习、岗位培训、挂职锻炼等多种形式,努力优化人才知识结构,不断提高现有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业务素质和创新能力。

      对于像瞿昙寺这样极具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文物进行保护,要本着系统的观点,解决好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瞿昙寺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了解人们生存和生活历史最真实的依据,应全力保护它,最大化地体现其文化价值。作为一名多年坚守瞿昙寺文物工作的基层文博工作者,因为对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艰难现状的担忧,内心感到非常困惑,而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我们坚信,只要上级政府重视文物工作,对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采取切实可行的做法,我们的文物工作就有一个向前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李福善:青海省乐都县瞿昙寺文物管理所所长。

      a 青海省文化厅主编:《瞿昙寺》,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b 程德美:《瞿昙寺深山里的小故宫》,载《中国西藏(中文版)》,2007(3)。

      a 王永坤、许楗:《瞿昙寺的文化价值及其保护规划》,见《建筑与文化2008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高密“家堂”年画的社会功能探究 (伍晴晴)

      西方文化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a 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认为,社会中的风俗、习惯、制度、观念、信仰以及物质设施都与某项确定的需要相对应,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而创作出来的。也就是说,一切文化都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功能源自于需求,存在于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中,文化与人的需要是不可分割的。

      高密“家堂”年画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无论是静态的“家堂”,还是动态的“请家堂”仪式,都受到了高密当地历史文化的影响,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文化事物。因此,高密“家堂”年画就存在一定的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是具有时代独创性和延续性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传统到现代,“家堂”的功能经历了不断的转换和变迁,每个不同的时间段都会出现符合时代需求的功能。“家堂”不仅是祭祀祖先仪式上的物品,还是人们装点时令节日的艺术品,更是附加了社会教化功能的宗教器物。但是,这种社会文化功能并非是片段性的更迭,而是在延续传统的过程中逐渐变化的。同样,也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并实现某种功能而存在的。

      一、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内容与形式的结合

      (一)实用功能

      年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几乎没有单纯是基于审美需要或某种无功利性目的的。它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也不是为求美而美的艺术,它是以满足人们生存需要为根本目的。从造物的角度来看,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对生活的创造、充实和完善过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产生紧密联系。因此,鲁迅先生称之为“生产者的艺术”。这就决定了其突出的生活实用功能,也就是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的“人的生物需求是文化产生的第一推动力”。高密“家堂”年画的创作动机,同样最初也不是单纯的审美性或者娱乐性,而是为了满足民众物质生活的直接需要而产生的。

      “家堂”是记载以同宗共祖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脉络特殊文化体裁的民间美术形式,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中产生,是高密地区老百姓春节祭祖最不可缺少的物品。b 因此,“家堂”首先是祭祀祖先与续家谱的用品,拜祭祖先、续家谱是第一位的,实用性是“家堂”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家堂”是一种实用民间艺术,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逐步形成。“家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期的祖先崇拜。它是原始社会后期家庭制开始形成时的一种原始宗教崇拜,同时,也是神灵信仰和家族、氏族观念结合的产物。年画早期的形成,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思维简单,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导致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这种信仰便构成了原始信仰民俗的主要内容。原始信仰是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包括对自然现象、动植物、众神信仰和始祖的信仰等等。中国民间信仰的神像十分庞杂,过年的祭拜则是“一个不能少”。佛、道、儒共聚一堂,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全神”。每到年夜必须烧香摆供,敬祀众神,这是中国独具的民间风俗。其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春节祭祀“祖始”是民间第一要事。

      山东胶东地区的高密,过年时分进行的种种年俗可谓“年味儿”十足。腊八过后,人们择“吉日”大扫除,粉刷墙壁,洗澡理发,做新衣,以示辞旧迎新;家家做馒头、蒸年糕,取意“年年高”;添买新碗筷,寓意增添人口;做豆腐,借“都福”之谐音,希求全家幸福;用生豆芽菜或用胡萝卜丝、粉条、菠菜梗等做“合菜”,取意“全家合睦”。除夕,家家挂年画,贴春联;午后,上坟祭祖;傍晚,到街头“接财神”;入夜,秉烛焚香,灯火通明,人们通夜不眠,称“守岁”;凌晨五更,吃饺子,辞旧迎新。此时,家家灯火辉煌、鞭炮齐鸣,祭天地、祀祖宗,然后晚辈给长辈叩头拜年,长辈向晚辈分叩头钱,称“压岁钱”。初一,人们成群结队,走亲串户,拜年祝福。初二,晚上送年、吃饺子、烧纸、放鞭炮、撤供、收“家堂”,表示年过去了。

      在这众多的年俗中,祭祖当数重头戏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在春节或清明期间,人们大多采用家祭、墓祭、祠祭的方式,以供奉酒菜、烧纸钱等方式祭祀。高密地区的“请家堂”仪式体现了高密百姓对祖先、上苍怀有的感恩和敬畏之心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

      “家堂”相当于祠堂,是后人供设祖先牌位的地方,是祖先的安灵之所在,象征着神圣祖先的存在。人们相信祖先之灵有与生人一样的需要和欲求,后人有供奉祖先的义务和责任;后人适时祭供就可以获得护佑和帮助,否则祖先将会要吃要穿,其方式是让后人遭灾或生病。因此,按时依礼祭祀祖先之灵就成为宗族、家庭的头等大事。

      “请家堂”是高密地区一种特殊的祭祖民俗现象,有固定的时间、地点,还有一定的仪式和禁忌。高密地区大年三十那天,家家户户都要挂“家堂”,表示“请”长辈“回家”,以此来祭祀祖先同时兼有祈福佑丰年的用意。“家堂”一般是挂在堂屋的墙上,当晚摆放丰厚的供品、烛台,并放鞭炮、烧元宝纸祭奠。“家堂”的两旁要配挂条幅,当地人称为“配轴”或“大花”,上画牡丹和莲花,挂时也有方位讲究。有的村子只有一个家族姓氏的,则往往会在村里修一间家族祠堂,挂上尺幅较大的家谱,称为“族影”或“大影”。整个家族的人会在大年三十那天一起祭拜祖先。正月初一早晨,家族的男人齐集祠堂或影房,按辈分排列,长者上香,带领后辈叩头。族人祭拜时,依辈分排出班次,一一进行。一般在过年后,即大年初二,收起“家堂”,称之为“落影”。c

      “家堂”祭祖,要上祭品。祭品由于表达了人对神的尊敬,而成为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之间的重要纽带,一般用羊、猪,没有经济条件的家庭,不能宰牲,根据自身条件上供品。在牺牲之外,供品还有粮食及其制品、时鲜蔬菜、果品,并上酒、茶。d 祭品的备办、祭器的洗濯,一切上供的东西,全由子弟、媳妇操作,用以表现子孙祭祖的虔诚态度。

      除春节以外,在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山东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也保留着“请家堂”这一祭祖活动。与春节相比,七月十五“请家堂”的活动内容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其隆重程度略逊于春节。e 首先鞭炮放的次数比春节少,而且在供品上也没有春节讲究(春节供奉给祖先享用的必须要有鸡、鱼、肉)。其次,“请家堂”遵循的是早请晚送的原则,想让祖先在家可以多放一段时间。比如春节“请家堂”这一祭祖活动会延续三天,即从年三十到正月初二。但七月十五这一天则是早上“请家堂”,在当天晚饭前必须送走。更重要的区别是七月十五“请家堂”不一定要求挂家堂轴子,但春节家堂轴子必须得认真请出来挂上。

      (二)审美功能

      高密“家堂”年画的功能,随着历史更迭而变迁。在年画产生的年代,民间物质生活不充裕。虽然“家堂”最早是以祭拜祖先的实用功能而产生的,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其根本表现形态仍然是艺术,是对生活的艺术化表现。艺术所具有的审美功能、美化与装饰生活的功能它都具备。过去高密地区的农村,居住的房屋一般较矮、门窗很小而且室内光线不足,同时,在封建时代的乡土中国,农村家庭难以接受宫廷和文人士大夫的审美,也难以斥资装点自己简陋的家居环境。此时的劳动人民长年为生活奔波,每天在繁重的劳动之后,精神上需要一种轻松、活泼、浅显易懂、趣味性强的形象化艺术。年画的诞生适时地弥补了这一因贫穷而带来的遗憾,迎合了乡土中国的审美趣味及消费水平,从而成为与普通民众生活最为密切的艺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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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手工业的发展,高密年画的制作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做工也越来越精致。此时,作为商品进行生产和流通的“家堂”,为了更好地迎合市场,常常在纹饰、色彩的设计上满足购买者的心理和审美需要,以各种美好的祝福来吸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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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节这个除旧迎新的重要民俗时刻,即便最为贫困的家庭,也总是尽可能地去感受节日的气氛。尽管难以将房屋重新翻新,但是人们会通过物美价廉的年画来将房屋装点得焕然一新。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的“家堂”,以乡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并深受他们的喜爱。此时,“家堂”的功能,由祭祖的实用功能增添了审美功能。家家户户的老百姓在大年三十将其挂在自家堂屋,为简陋的房舍营造出一种浓郁的节日氛围,既美化了居室,也活跃了气氛,终年劳作的家庭因为它而显现出一派热闹、红火的气象。“家堂”因此也成为装点居室环境的艺术。

      明清时期,年画审美功能的突出,与当时的经济文化背景关系极大。由于经济的发展带动当地手工业的繁荣,年画作为一种民间工艺品畅销于市。此时,“家堂”对高密人来说不再仅仅是祭祖的物品,同时更是过年时人们用来装点的艺术品,起到了愉悦人们新年气氛的功能。“家堂”使没有经济条件装饰房间的广大农民,既可以祭祖纳福,又可以装扮房屋,更显新年气氛。综观明清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对高密年画影响很大。人们对“家堂”的审美需求的增强,促进了年画制作的专业化程度,反过来年画越来越专业化的制作工艺也提高了人们对审美的认识。

      “家堂”的装饰因素主要体现在其画面色彩的艳丽和图案的造型美上,它体现着民众对美的渴求以及体验美的愉悦。高密年画的色彩,早期以水墨为主,颜色并不浓重。f 但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色代墨、着色浓重、色彩艳丽的特点,给人一种对比强烈的印象。这种用色特点适应了节日的欢乐气氛。g 一般“家堂”的画面中的用色总数能达到九到十种,主要有红绿两色彩绘,兼施黄紫蓝等色。红色象征喜庆、吉祥、热烈、欢快,同时象征着生命和活力,传递出劳动人民朴实、热情、直爽、淳朴的民俗民风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高密年画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造型上更是与众不同。画面中的人物,在造型上的一个特点是上身长、下身短。无论是手持朝笏的明清官员,还是嬉戏玩耍的孩童,下半身都比上半身要明显短一些。此外,在造型上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物手中的物品只是象征性地表现出来,不去注重比例关系,画师们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h 例如,“家堂”中的幼儿们手中所拿的鞭炮、灯笼等物品,只是象征性地画了出来,并没有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通过这些小小的道具,使整个画面的人物具有了丰富的情感和真实的生活气息。年画色彩和造型的象征性、随意性,都反映了民间的审美意识。

      (三)实用与审美功能的统一

      高密“家堂”年画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衍生形成的,源于人们祭祀祖先的需要,反映了当地民众的心理慰藉和精神信仰。它将实用性和审美性紧密结合,是实用与装饰的统一体。实用功能是家堂存在的基础动力,审美功能是升华,体现了民众对美的渴望以及体验美的愉悦。民间美术是一种与底层物质生活更为接近的文化形态, 和生产活动的一体化,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交融,创造出了实用价值和审美功能和谐统一的手工艺产品,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无论是实用为主还是审美装饰为主,高密“家堂”年画从产生时,就是一种实用性伴随着装饰性的艺术。一方面满足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春节祭祖祈福的需求,另一方面满足百姓生活与装饰的需要。它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在形式上和最终目的上是统一的。

      二、社会教化功能

      作为中国“年文化”产物的高密年画,不仅是年节和民俗活动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当地民众情感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艺术化反映,它规范了一些民俗传统和行为准则,传递并塑造着民众的价值观、道德观。年画的教化功能体现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处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等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讲究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在人际关系中,讲究和气、和善、和睦;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讲究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结合。高密年画作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承载着“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文化作用。i

      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j“家堂”作为高密年画中的重要题材,承载着深厚的精神内涵,它不仅具有祭祀的实用功能和美化居住环境的审美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心灵沟通的精神纽带,具有强烈的社会教化功能。k

      “家堂”的生长、发育,始终与当地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交融在一起,那种不自觉地从生活中引发出来的艺术因素,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启迪和生活中的教谕。“家堂”是祭祀祖先的重要物品,祭祀是一条精神联系的纽带,人们通过“请家堂”“送家堂”的仪式,加强了家族的血缘关系,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特别是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通过家堂祭祀之礼,外则教之以尊君长,内则教之以孝其亲。这样家族的成员从幼年起,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礼仪就在其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以血缘和地位为核心的乡土中国,尤其在山东胶东地区,“家堂”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山东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该地居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讲究尊老爱幼、睦邻友好、互帮互助。“家堂”是尊祖祭祖的物品,是宣扬礼教和伦理道德的实物。“家堂”以宗族血缘为基础,挂“家堂”的目的是通过对先祖的祭祀供奉,起到收宗睦族、增强家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作用,以求家族的兴旺发达。

      三、小结

      高密“家堂”年画是一种具有较长发展历史的文化现象, 这一文化现象在其传承和发展过程中除了以上论述的实用功能、审美功能以及社会教化功能以外,还发挥着经济功能、传承功能等。经济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年画的制造者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是依托年画这一媒介发展起了一批年画中介商。传承功能包括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包括技艺的传承。年画艺人将每一特定历史阶段中的语言、艺术、思想和行为融汇到“家堂”年画的制作过程中, 满足民众的心理诉求,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对接,同时也传承了年画制作的工艺。

      

      

      伍晴晴,中国农业博物馆馆员。

      a [ 英] 马林诺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a 冯骥才主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高密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

      c 邵春生、伊红梅:《高密年俗——请出“家堂”拜祖先》,载《文化月刊》,2011(2)。

      d 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e 刁统菊、孙金奉、李久安:《节日里的宗族——山东莱芜七月十五请家堂仪式考察》,载《民俗研究》,2010(12)。

      f 单丽筠:《高密独有的艺术画种:扑灰年画》,载《艺术百家》,2010(7)。

      g 郑军:《高密扑灰年画的造型与色彩》,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9)。

      h 滕明堂:《高密民间年画特色谈》,载《装饰》,2005(9)。

      i 焦宝:《高密扑灰年画: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词》,载《潍坊学院学报》,2010(5)。

      j 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造型》,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

      k 宫丽娜:《高密扑灰年画功能的多维度审视》,载《金田》,2013(8)。

  • 土家族“撒尔嗬”内容及社会功能研究 (张传运)

      “撒尔嗬”是土家族丧葬歌舞的一种,其古朴、热烈、粗犷,体现着土家族对于死亡的乐观豁达态度。对“撒尔嗬”的历史文化内涵及社会功用进行理解研究,既有利于我们对于土家族历史文化进行保护和探求该民族在当今社会如何发展,又有利于我们审视自身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态度。

      一、“撒尔嗬”基本状况

      土家族整体上对于死亡的态度比较豁达,其丧葬歌舞有很多,如坐丧、转丧、跳牌、跳“撒尔嗬”等。其中,清江流域是 “撒尔嗬”主要传承地。据现今对“撒尔嗬”分布区域的考察表明:“撒尔嗬”分布范围的最东端,在宜昌市长阳县巴山东段的鸭子口(巴山是沿清江的一段小山脉,鸭子口是巴山东段的一个小集镇),西到恩施的浑水河,北到巴东三尖观,南到鹤峰裴家斑,这样环绕清江两岸。a 

      死亡是每个民族必须面对的事情。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说:“可怕的事件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的恐惧。”b 多数的民族对于死亡都是恐惧与哀伤的。居于武陵山区的土家族则对死亡是另一个态度,他们视死如归,他们称老人去世为走“顺头路”“黄金落窖”“白喜事”“老龙归山”, 有道是“生贺喜,喜贺死”。在该地素有“人死众人丧,一打丧鼓二帮忙”“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跳一夜丧鼓送亡人”的民谣,人们会走几里路甚至几十里路乃至百里来奔丧。

      二、土家族历史发展背景

      知人论世,对于一个文化现象研究仅仅局限于其现象本身,就现象来解释现象那是不够的,必须要自历史维度来探究其出现的原因,以及该现象在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情况下,人们口耳相传,土家族历史在故事与传说中传递。这样,对于土家祖先来源就有多种说法,但是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土家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古代巴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经过长时间发展演变,融合了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而渐渐形成的民族。在公元前316 年秦国灭巴子国的前后,有部分巴人便开始向东迁徙,到达今天的武陵山区。最早元朝中期(1300 年)开始,这一地区的人们被渐渐地称为“土家”。

      “巴文化”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那时便有风格独特的“早期巴文化”。巴文化遍布湘、鄂、川、黔边界地方是在东周时期。史籍中土家先民的称谓有很多,商周时期被称为“巴人”。秦灭巴以后,史籍中多以地名来称谓土家先民,如“巴郡南郡蛮”“五溪蛮”“建平蛮”“施州蛮”等。而宋朝大量使用“土丁”“土民”“土兵”“土蛮”称谓来专指湘鄂土家人。随着汉民的大量涌入,“土家”作为族称开始出现。五代以后,土家族渐成为单一民族。c 土家族人自称为“毕兹卡”,意思是“本地人”。

      土家族自巴人发源而来,也承袭了巴人英勇尚武的传统,具有非常豁达的人生观,他们不仅赞颂新生命的到来,也对一个生命的顺利离开而欢呼。这种勇猛气质在战争时期外化成了土家族人的骁勇善战、无所畏惧的战士气概;在和平时期则内化成了土家人坚韧不屈、勤奋向上的生命意志。他们在“撒尔嗬”仪式的《开场歌》中唱道:“先民在上,乐土在下。向王开疆辟地,我民守土耕种。”

      三、“撒尔嗬”的内容

      许多民族用歌舞来祭奠亡人,如刚果的“死人节”。中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也有这种仪式,比如壮族跳纸马舞纪念女英雄王二姐,傈僳族则以严肃悲伤的歌舞驱鬼,佤族跳“击杵舞”来纪念老人的逝世,哈尼族举行“莫搓搓”,景颇族跳“金再再”, 彝族跳“跳阴舞”和“打曳舞”等。这些仪式或因驱魔驱鬼而增添了神秘感,或因追怀英雄而多了庄严感,或因场地有限而缺少了自由感。d 土家族的“撒尔嗬”则不同,它的内容多样,或有固定歌词,或临时现编,呈现着丰富多彩的态势,其基调是欢快的、热闹的、自由的,娱乐性极强。

      (一)歌颂亡人与祝福东家

      在跳“撒尔嗬”时,对于亡人的歌颂以及对于东家的祝福是整个活动的重要部分。家里的老人去世了,不论从感情上还是生活经验上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家人不禁伤心不已。这时四邻八舍的乡亲过来,陪着孝子们送走亡人,热热闹闹跳起“撒尔嗬”,把他们从亲人逝世的悲痛之中解脱出来。因而,“撒尔嗬”又叫作“解忧愁哟”。

      歌颂亡人,一方面讲述亡人的一生功绩,为儿孙后代所做的奉献,平时的为人处世等等,讲述他在阳世的成就;另一方面,希望亡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能保佑儿孙平平安安,兴旺发达。如既有“埋在龙头生贵子,埋在龙尾出宰相,一下埋在龙身上,状元榜眼探花郎”的歌词,也有“向王天子一只角,吹出一条清江河”的传说。此外,在每家的堂屋的正中央必设有香火位,用以祭祀祖先。总的来看,缅怀祖先是土家族民间信仰的核心内容,也为“撒尔嗬”的传承奠定了宗教基础。这处于整个活动的开始。

      “撒尔嗬”也体现了土家族的祖先崇拜。土家族认为祖先会保佑子孙后代的发展,所以特别重视对祖先的崇拜,尤其是对向王天子的崇拜。所以,在土家族聚居区有将死去的老人安葬在房屋前后,让祖先与生人仍旧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面对困难。一方面祖先开天辟地的精神鼓舞着土家族人民一直顽强生存,另一方面也是土家族人希望祖先能够看着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一帆风顺。

      而对于东家的祝福,则贯穿于“撒尔嗬”的整个活动过程。舞者会不时祝福东家,以博得东家欢心,也讨个好口彩,如:“我敬孝官一杯茶,荣华富贵代代发;我敬孝官一杯酒,子孙万代富贵有。”这样,不仅活跃了灵堂的氛围,也使得“撒尔嗬”进入了一个小高潮。

      (二)情爱是“撒尔嗬”独具特色的话题

      “撒尔嗬”的动作有许多情爱内容,既有抽象的象征性暗示,也有明目张胆地模仿男女动作。如“古树盘根”这一动作便是模仿男女交媾时的样子,都是即兴动作,十分地张扬,这是对于性爱的一种火热朴素的追求。对此土家人开玩笑地称之为“丧鼓堂前有个窍,不打风流不热闹”。这表明土家族人对于生殖、繁衍及性教育的追求。在灵堂前的情爱表达,一死一生,一个代表着终结,一个代表着开始,生与死相伴,豁达而开朗。死亡意味着为新生命提供空间,也就是所谓的死不是终结,而是一切的开始。

      在我国古代,人性遭到了礼教的约束,对于性更是谈及色变。然而在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却没有受到儒家礼教的控制,无拘无束,以歌为媒。但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和礼教的完备,土家人大胆火热的情爱追求也受到压抑和束缚,情歌被斥为 “伤风败俗”,屡被下令禁止。e 但一件事物的变化必然是缓慢的,有余存的,因而“撒尔嗬”中至今仍然存在有许多关于情爱的内容。如:“挨姐坐来对姐说,问姐姐许我不许我,你若许我早点许,你若不许早点说,好让小郎找别个。”表达直白,质朴有趣。

      (三)动作丰富多彩

      “在舞蹈的沉迷中,人们跨过了现实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鸿沟,走向了魔鬼、精灵与上帝的世界。” f 每个简单的舞蹈动作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通过“撒尔嗬”,土家族在舞蹈中和祖先取得了某种联系,从而达到娱神目的;同时,诙谐有趣的动作,又在现实生活中给主家及亲属带来了欢乐,减轻了亲人离去的痛苦,从而达到了娱人目的。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看,宗教是指人类对超自然存在的信仰和仪式行为。g所以,在“撒尔嗬”里的动作有很多关于图腾崇拜的内涵。

      “撒尔嗬”体现了土家族以白虎为图腾的历史文化。作为图腾的动物与人们早期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h 土家族是一个山地民族,自开始便在心理上建立了与虎的血缘认识,且由于早先的生产力低下,产生了对虎的某种恐惧和敬畏心理,所以虎逐渐成为能够决定种族和个体命运的图腾。白虎信仰在清江流域的土家族中一直存在,它是土家先民构拟的族群标志。“撒尔嗬”唱词有“白虎坐堂是家神”“三梦白虎当堂坐,不是家神是财神”等。i

      “撒尔嗬”舞蹈动作中具有白虎图腾崇拜色彩。如在跳丧舞时,弯腰、弓背、曲腿、臀部向下颤动的姿态是舞者一般保持的姿态。模仿老虎脸则用双手握空拳左右晃动,节奏感极强的左右转身模仿“猛虎摆尾”,曲腿躬身、跳跃掀翻则比拟“猛虎下山”,相对逼视、轮臂撞肘时神似“猛虎扑食”。也有不少历史史料记载,鄂西土家族的跳丧习俗,源于巴人及其后裔对白虎的崇拜。由此可以推知,“撒尔嗬”仪式中的舞蹈就是由巴人的“踏歌”“踏蹄”等用以祭祀白虎的“虎舞”演化而来的。j此外,“撒尔嗬”的舞蹈动作中还有许多是模仿动物的动作,显得生动有趣。如“犀牛望月”“燕儿衔泥”“猛虎下山”“牛擦痒”“猴子攀岩”等,其中以“燕儿衔泥”的动作难度最大,要求舞者跨腿弯腰,学燕子衔泥筑巢样,用嘴衔起地上的烟、茶、方巾等物品。

      四、“撒尔嗬”的社会功能

      (一)文化传递功能

      “文化给人类的生存、生活、意识以符号的形式,将原始的混沌经验秩序化,形式化。开始时,它是集宗教、道德、科学、政治、艺术于一身的整体,已有‘审美’于其中矣,然而犹未也。”k文化是需要外在的媒介从而“秩序化”“形式化”来进行继承和发展,同时也需要一定的人才能将一定的文化传承下去,让“它具有社会集体的理性性质”l。“撒尔嗬”便在土家族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媒介功用,使得土家历史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下去。在这里它便具有了“社会集体的理性性质”。

      土家族人通过“撒尔嗬”唱词、舞蹈动作向年轻人传递文化内涵,讲述民族发展史及土家先民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如对先民原始生活记载的“走进门来抬头望,桑木弯弓挂在墙上”,对土家族祖先赞颂的“向王开疆辟土,我民守土耕稼,需要勤劳,不要懒惰……”;对民族英雄称赞的“朝请歌郎,晚请歌郎,请到歌郎,田真、田广、田元、田榜……”;讲述廪君功绩的“向王天子一只角,吹出一条清江河”;对白虎图腾形象描述的“三梦白虎当堂坐,白虎坐堂是家神”“不查财来不查喜,白虎坐堂我先生”等等。这些歌词虽然只能简单地诉说土家族历史,但是正是这些让历代土家儿女懂得自己的来源,形成了集体记忆,增进了民族认同。

      同时,年轻人一方面在这种奇异的朴野的文化氛围里,跟随自己的长辈唱着丧歌,跳着丧舞,潜移默化,不断了解土家族的历史,形成集体记忆,逐渐认同土家族的文化内涵,形成本民族特有的人生观;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用“撒尔嗬”这种媒介来不断传递自己民族的文化。

      此外,在与外迁而来的汉族的友好交往中,土家族又不断吸收汉族文化,横向扩充自身的内涵。如《盘古出世歌》云:“混沌初开出盘古,浑身一丈二尺五,手持开天辟地斧,劈开中央戊巳土,人凭天地号三皇、天皇地皇与人皇,轩辕皇帝织衣巾,神龙皇帝尝草……”《姊妹相合生后人》云:“天地相合在佛祖,日月相合生老君,龟蛇相合生黄龙,姊妹相合生后人……”m此外还有《姜子牙》《桃园三结义》《杨家将》《雷保记》等。

      这样,“撒尔嗬”便在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起到了传递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功能,同时也起到了横向扩充民族文化的功能。

      (二)社会教化功能

      伴随着民族融合与社会文化变迁,“撒尔嗬”由原来的娱神向娱人转化,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的社会教化功能。

      1. 传统伦理道德的教化

      由于大量汉族西迁到清江流域,必然会带来汉地的传统伦理道德,改变着土家人的观念。那么,在闭塞的山区如何才能有效地传播这些伦理道德呢?除了地方私塾和家族家法家规外,“撒尔嗬”便是其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如《姐劝郎》唱词有:“一杯茶劝郎,劝郎进书房。诗书勤苦读,文章可在身……三杯茶劝郎,劝郎在家乡。劝郎多种田,坪田多打埂,天干水不欠。”使用直白诙谐的词句规劝人们遵守耕读传家的汉族传统伦理观。尤值得提及的是十分注重“行孝”,特别是对母亲的“行孝”。因而有凡母亲去世,孝子戴的孝帕都要增加一尺长的遗俗。在“撒尔嗬”的《受恩歌》唱道:“提起亲恩大如天,木有根,水有源,不还焉能无罪意。”而其《十月怀胎歌》唱道:“一时痛来犹可忍,二时痛来痛钻心,银牙咬断青丝发,绣鞋蹬破一层层。上头喊天天不应,下头喊地地不灵,儿奔生来娘奔死,阴阳只隔一层纸。”更是讲明了母亲养育后人的不易。

      这样汉族的传统伦理道德便在人们一次又一次的传唱中传播开来,长辈教导晚辈遵守,而同辈之人则相互监督。倘若有不遵循的,人们可能在“撒尔嗬”演唱中即兴编唱讽刺不循礼法者。

      2. 人生观和历史观的培养

      土家族独特的人生观、世界观是在一次次的跳“撒尔嗬”中形成的,这种方法从声、体、意、情等方面对土家族人教育。如有唱词为:“周秦汉魏宋齐梁,人生哪个得久长?”“暑往寒来春复春,世上难活百岁人。”在演唱之中,寓教于乐,不知不觉教会了土家族人们历史朝代演变及自然规律,使人们的人生观历史观得到培养。

      (三)社区交往功能

      “舞蹈是原始生活最为严肃的智力活动,它是人类第一次把生命看作一个整体——连续的、超越个人生命的整体。”n 舞蹈使人超越个体,把族群里的人通过这个形式整合在一起,促进了人们的交往,加强了人们间的沟通交流,从而将生命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土家族是山地民族,世居于武陵山区,由于山高谷深,这里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山大人稀,人们交往机会很少,除了每年的女儿会外,举办丧事跳“撒尔嗬”就成了重要的社交场所。

      “半夜一听丧鼓响,脚板心里就发痒,你在南方我要去,你在北方我必行。”土家人天生就对“撒尔嗬”有认同感,这便是在长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下形成的“人文第六感”,是对自身文化的向心力。人们自四里八乡赶到东家,鼓声一起便你争我夺地上场。掌鼓师父是受人尊敬的,只有土老司或者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才能担任,所以大家也都愿意当掌鼓师父。

      土家男人大多会跳“撒尔嗬”,而且以跳得好、唱得好为荣,一个优秀的“撒尔嗬”舞者会引来更多异性青睐。因而,不会跳的不仅会被人嘲笑,而且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会不高。他们唱道:“不会跳丧的巴门站,眼睛鼓起像鸡蛋,厨屋里一声喊吃饭,肚子胀得像油罐,亏他还是个男子汉。”也打趣道:“不会跳丧不该来,该在屋里打草鞋。”

      整个葬礼成为人们社会交往、获得社会地位且确定自己在整个社区里的地位的场合,只有在这样的场合表现得好的土家男子才能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五、小结

      “撒尔嗬”丧舞,在历经历史的冲刷后保留了下来,从中体现了土家族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起到了传递文化、社会教化及社区交往的作用。其乐观豁达的生死观念,顺其自然的更替观念,使他们能够在当今物质发展迅速,人的能动性极度强势的时代,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

      一个人、一个民族只有在确立自己的生死观后,才能知道在一个变化迅速的世界里如何保持自己的发展方向,才能不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这是一个民族追寻生存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

      

      张传运,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学生。

      a 刘启明、田发刚:《清江流域撒叶儿》(修订本),228 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b 段德智:《死亡的哲学》,102 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c 唐胡浩:《社会变迁中的族认同研究——以来凤县土家族为例》,中南民族大学2000 年硕士学位

      d 田万振:《土家族生死观绝唱——撒尔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e 田发刚:《鄂西土家族传情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f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218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g 朱炳祥:《社会人类学》,159 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h 何星亮:《图腾与中国文化》,9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i 谭志满:《从祭祀到生活——对土家族撒尔嗬仪式变迁的宗教人类学考察》,77 页,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j 宋仕平:《鄂西土家族跳丧习俗的文化意蕴》,载《青海社会学》,2005(3),136 页。

      k 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7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l 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7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m 彭继宽等:《土家族文学史》,226 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n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217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雪梅庵僧人墓考释 (杨丽美 李俊)

      雪梅庵僧人墓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凤屯镇田丰村磨刀河村,海拔2255 米的华峰山上。因雪梅庵早已不存,僧人墓塔隐匿于密林中,故一直不为众人所知。2012 年7 月,华峰山一带修建风机发电设施,意外发现了塔林。2013 年2 月,笔者作为州县文物部门调查组成员,对该墓群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详细调查,经反复研究、考证,确认此为雪梅庵僧人墓无疑,墓葬内至少埋葬着自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至咸丰三年(1853 年),计一百七十五年以来的雪梅庵僧人九代。

      一、僧人墓状况

      雪梅庵僧人墓包括15 座僧人墓塔(以下简称T)及22 座僧人墓(以下简称M),建造于清乾隆十四年(1736 年)至咸丰三年(1853 年)。墓地总占地面积约600 平方米,分东、西两片,相距约300 米。T1 至T8 分布在东片区,分上下错层,上层三座,下层五座,塔间距0.8 米至2.35 米不等。T9 至T15 以及M1 至M22 分布在西片区,塔分上下两台,上台四座,下台三座,塔间距0.6 米至1.85 米不等;墓分布在塔东、西、北面。

      二、僧人墓塔

      塔均为覆钵式石塔,高2.5 至3.2 米不等,由塔基、须弥座、塔身、塔刹组成。须弥座为方形和六角形,高约1 米,须弥座上枋刻法螺、棋盘、书、缠枝荷花或暗八仙图案,上下枭刻如意状云纹或莲瓣纹,束腰部嵌浮雕石刻,转角处以竹节图案隔开,有的方形须弥座转角处有三层缩进。须弥座浮雕图案有麒麟、蝙蝠、象、马、鹿、荷花、狮滚绣球、凤穿牡丹、喜鹊登枝、金鹿鸣春、鱼跃龙门等。塔身高0.75 米至1.36米不等,覆钵加莲座,中腰收分明显,中部内嵌大理石碑,高均为45 厘米,宽26 厘米,上书墓主名讳、立碑年月及立碑徒、孙、重孙名。塔刹有四角形攒尖顶、六角形攒尖顶、圆形三种,上置摩尼宝珠,刹座为方形或六角形小须弥座,上雕人物、太极图、龙、凤、篆体团“寿”等图案及“阿弥陀佛”“安乐堂”等文字和楞严咒“悉、怛、多、般、怛、啰”。西片区塔林地宫入口距T10 北面2.8 米,墓门宽1 米,高1.4 米,墓道长1.35米,斜下坡至墓室,墓室长、宽均为3.7 米,高3.4 米,券顶,顶正中绘阴阳鱼图案。墓道左右、墓室内壁均有石龛分布,南面壁分布六层,其余各面均分布三层,石龛为方形,长、宽、高均为0.35 米,能分辨出的有九十个。

      T1 圆寂□□□妙闻净声和尚寿量塔

      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 年),通高2.75 米,塔刹高0.5 米,塔身1.35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二层小圆台刹座。须弥座为六角形,高1.05 米,上饰莲纹、卷云纹、鸟、鹿、西游记人物等及剑、阴阳板、 法螺、经卷、葫芦等图案。

      T2 洪法大戒沙门比丘上翠下峰讳祖悦寿量塔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通高3.1 米,塔刹高0.85 米,塔身1.35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斗式刹座,四面分别刻有屈膝坐、盘腿坐、手捧物品凝视、持物行走的不同人物造像。须弥座为六角形,高1 米,上饰莲纹、卷云纹、凤凰、牡丹、麒麟、鹿、象及剑、板、棋盘、书、经卷等图案。

      T3 ( 碑缺失)

      通高2.65 米,塔刹高0.5 米,塔身1.27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斗式刹座,上雕刻仿古建木雕图案。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88 米,上饰莲纹、卷云纹、凤凰、牡丹、麒麟、鹿、马、狮球、鲤鱼跃龙门、棋盘、书等及鼓、阴阳板、扇等暗八仙图案。

      T4 圆寂十戒恩师上德下止讳培寿塔

      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通高2.83 米,塔刹高0.76 米,塔身1.2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覆斗式刹座,饰莲纹、仿古建木雕图案。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87 米,上饰莲枝、牡丹、荷花、鸟、马、麒麟、凤凰、鹿、狮球、喜鹊登梅、如意、戟、笔墨等及板、扇、葫芦等暗八仙图案。

      T5 圆寂比丘大戒沙门上庆下止舟载然老和尚之寿塔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 年),通高2.5 米,塔刹高0.7 米,塔身0.95 米。覆钵式塔身,圆形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圆形小须弥座,束腰六面刻“悉、怛、哆、般、怛、啰”。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85 米,上饰麒麟、象、狮球、如意卷草等图案。

      T6 圆寂开山沙门黄公讳威和尚塔

      墓碑篆刻,建造年代不详,通高2.6 米,塔刹高0.7 米,塔身0.95 米。覆钵式塔身,六角攒尖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六角形小须弥座,束腰六面刻“悉、怛、哆、般、怛、啰”。须弥座为方形,四角三层缩进,高0.85 米,上饰麒麟、鹿、象、狮球、马、水仙、莲瓣纹等图案。

      T7 绍室雪梅比丘道昙禅师寿量塔

      墓碑篆刻,建造年代不详,通高2.5 米,塔刹高0.75 米,塔身0.97 米。覆钵式塔身,方形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圆形小须弥座,束腰六面刻“悉、怛、哆、般、怛、啰”。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78 米,上饰麒麟、荷花、菊花、莲纹等图案。

      T8 圆寂比丘大戒沙门上乐下止讳猷寿量塔

      建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 年),通高2.55 米,塔刹高0.70 米,塔身1.1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斗式刹座,北面刻龙纹,其余各面刻仿古建木雕图案。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75 米,上饰荷花、松、鸟、麒麟、龙、鹿、马、狮球、经卷、凤鸟衔桃、凤穿牡丹等图案。

      T9 圆寂洪法大戒沙门比丘上祖下坤乾照宝塔

      建于清嘉庆十年(1805 年),通高2.7 米,塔刹高0.85 米,塔身1.05 米。覆钵式塔身,六角攒尖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圆形小须弥座,束腰六面刻“悉、怛、哆、般、怛、啰”。须弥座为方形,四角三层缩进,高0.8 米,上饰荷花、凤鸟、麒麟、鹿、狮球等图案。

      T10 华峰山□□□□佛塔

      建造年代不详,通高3.2 米,塔刹高1 米,塔身1.36 米。覆钵式塔身,六角攒尖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六角形小须弥座,北面刻一罗汉坐像,其余三面为篆书团“寿”图案。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84 米,上饰牡丹、麒麟、鹿、凤、经卷、笔墨、三圆环、三菱形、鸟衔桃枝、凤穿牡丹及暗八仙葫芦、扇子、剑、板等图案。

      T11 圆寂大戒沙门比丘上元下常觉止寿量塔

      建于清嘉庆十年(1805 年),通高2.65 米,塔刹高0.75 米,塔身1.05 米。覆钵式塔身,六角攒尖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圆形小须弥座,束腰六面刻“悉、怛、哆、般、怛、啰”。须弥座为方形,四角三层缩进,高0.85 米,上饰凤凰、麒麟、马、鹿、梅花等图案。

      T12 圆寂比丘四十一世洪法上奇下书清讳翰之寿塔

      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 年),通高2.61 米,塔刹高0.6 米,塔身1.1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方形刹座,上饰仿古建木雕图案。须弥座为方形,高1.05 米,上饰凤凰牡丹、二狮滚绣球、凤鸟荷花、凤鸟麒麟等图案。

      T13 曹洞正宗具戒比丘上慈下云讳清润之寿塔

      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 年),通高2.7 米,塔刹高0.65 米,塔身1.15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斗式刹座,西面刻有阴阳鱼,其余三面饰仿古建木雕图案。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9 米,上饰荷花、凤凰、鹿、蝙蝠、龙、狮子、如意、经卷、戟、扇、板等图案。

      T14 曹洞正宗具戒比丘上宗下照讳荣老和尚之寿量塔

      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 年),通高2.85 米,塔刹高0.8 米,塔身1.15 米。覆钵式塔身,六角攒尖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圆形小须弥座,束腰刻有佛像、“阿、弥、陀、佛”字样、香炉等,香炉正上方刻有“安乐堂”三字。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9 米,上饰梅花几何纹、鱼跃龙门、缠枝忍冬、凤鸟衔书、凤鸟衔如意、四蝙蝠围团“寿”、麒麟等图案。

      T15 曹洞正宗大戒沙门上馨下照讳祖香寿量塔

      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 年),通高2.6 米,塔刹高0.6 米,塔身1.15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斗式刹座,北面刻有团凤鸟图案,其余三面饰仿古建木雕图案。须弥座呈正六面体,高0.85 米,上饰菊花、佛手、麒麟、象、鹿、马、笔、梅花几何纹等图案。

      三、僧人墓

      僧人墓多由红砂石围砌,宽1.05 至2 米、高1.25 至2 米不等,碑额呈三边形或圆弧形,有的有三层联柱、有的有两层联柱,外联柱头立石狮、石象或石宝珠,碑心为砂石或大理石质。碑额、柱、座刻有文字及题联和麒麟、龙、凤等瑞兽和荷花、牡丹等图案。有的墓碑还刻有“序”“赞”。

      M1 菩萨戒弟子上义下止讳忠福海寿量之塔墓

      墓宽2 米,高1.7 米,碑立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碑额书“净乐”, 正中绘一太极图。碑头横书“解脱”,内联右书“万派皆归海”,左书“千山必仰宗”;外联右书“莲清净为藕心空”, 左书“萍自在因根解脱”。碑额两侧石柱上立两石狮,下方刻狮球图案。

      M2 菩萨戒弟子上行下善讳悔寿量福海之塔墓

      墓宽1.27 米,高1.4 米,碑立于丁丑年仲春月。碑头横书“自在”,内联右书“眼前传经流东土”,左书“面向白马往西来”;外联右书“青山藏父母骨肉”,左书“绿水应后代荣昌”。

      M3 圆寂本刹第二世上开下朗讳宗用禅师之塔

      墓已毁,碑掉落于地,长0.7 米,宽0.42 米,立于清乾隆丁丑年(1757 年)。

      M4 圆寂本刹第二世讳宗本师公之墓

      墓宽1.15 米,高1.4 米,碑立于乾隆丁丑年(1757 年)仲春月。碑头横书“安养”,联书“松风腾师德,雪颜著宗功”。

      M5 圆寂大戒沙门比丘上学下止讳元品老和尚寿墓

      墓宽1.3 米,高2 米,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碑头横书“元亨利”,内联右书“祖德流芳远”,左书“宗功庇佑长”;外联右书“了悟楞严居福地”,左书“参透华藏入佳城”,外联柱头右蹲一象,左蹲一狮。碑文书“品老和尚生平序:作善力行,不放迅远光阴,经营世故,真是本来面目,昔日朱颜瞬成白头之翁,到今笔藏九千,参透真空妙义楞严一卷,了悟如来心愿,是为序”及“品老和尚中年寿赞:年已过于六旬,福已臻于花甲,色色形形悟得本来无一物也,滔滔滚滚持经自可登高岸也,异日洗垢西江,得证菩提愿,果列坟山下,转见铁树奇花”。碑额、柱、座刻二龙戏珠、瓶插花、麒麟、飞马、鹿、钟等图案。

      M6 大戒比丘上经下照讳祖文老和尚之寿墓

      墓宽1.17 米,高2 米,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碑头横书“佳城”,碑额、柱、座上刻蝙蝠、竹、菊、鹿、花等图案。

      M7 圆寂具戒比丘上见下善讳同观师公海寿之塔

      墓宽1.25 米,高1.5 米,碑立于乾隆乙卯年(1795 年)。碑头横书“当空”,内联右书“龙兴云自致”,左书“虎啸风必从”;外联右书“身在海中休觅水”,左书“日寻岭上莫行山”,外联柱头各蹲一石狮。 碑额、柱、座上刻太极、缠枝花卉、

      瓶插菊花、狮球等图案。

      M8 圆寂恩师上悟下止讳玄照寿墓

      墓宽1.25 米,高1.5 米,碑立于乾隆乙卯年(1795 年)。碑头横书“明月”,内联右书“心随流水去”,左书“身与白云闲”;外联右书“终天未报功劳德”,左书“徒增血泪染麻裳”。碑额、柱、座刻缠枝莲花、瓶插菊花、狮子图案。

      M9 圆寂大戒比丘上慧下止讳元教老和尚寿墓

      墓宽1.15 米,高1.6 米,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碑头横书“明月”,联右“清风徐入户”,左“明月正当头”,联柱头各立一狮。碑额、柱、座分别刻两条龙,暗八仙剑、板,狮子、三戟等图案。

      M10 曹洞正宗圆寂大戒比丘法讳庆和师爷之墓

      墓宽1.1 米,高1.6 米,碑立于道光七年(1827 年)。碑额刻二只蝙蝠拥一篆刻“寿”字,联右“承先厚德恭真书”,左“启后芳规广法禅”,联柱头各立一狮。碑柱、座刻松、菊、暗八仙葫芦、狮球等图案。

      M11 圆寂具戒比丘四代师祖上逊下若讳庆玉之寿墓

      墓宽1.05 米,高1.55 米,碑立于道光元年(1821 年)。碑额绘一太极图,碑头横书“弟藏界”,联右书“宗风振遐迩”,左书“光明照古今”,联柱头各蹲一狮。碑柱、座刻瓶插荷、菊等图案。

      M12 圆寂十戒师公上训下善讳章老和尚寿之墓

      墓宽1.36 米,高1.6 米,碑立于嘉庆十二年(1807 年)。碑头横书“梦幻泡影”, 内联右书“清风徐入户”, 左书“明月正当行”; 外联右书“愿生净土常安乐”,左书“欢喜同登七宝莲”,外联柱头各立一石狮。碑上刻:“诗曰,八十九年在世,随身作筒活计,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风自在”。碑额、柱、座分别刻二龙口衔忍冬、瓶插花、鹿、凤鸟、麒麟等图案。

      M13 圆寂恩师上万下善讳考之墓

      墓宽1 米,高1.55 米,碑立于丁丑年仲春望月。碑头横书“安乐堂”,内联右书 “大山超比海”,左书“华峰映雪梅”;外联右书“上以先师长之德”,左书“下不负训悔之恩”,两侧护柱头上各立一石狮。碑额正中刻一太极图,碑座倒伏,上刻麒麟图案。

      M14 圆寂菩萨弟子上庆下有乐然师公之墓

      墓宽1.1 米,高1.25 米,碑立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圆弧形碑额,两侧碑柱头各立一石宝珠。

      M15 圆寂本刹第三世师公庆海之墓志

      墓宽1.1 米,高1.4 米,碑立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圆弧形碑额,两侧碑

      102柱头各立一石宝珠。

      M16 圆寂比丘大戒沙门上受下善讳兴和尚之塔

      墓宽1.1 米,高1.25 米,碑立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碑头横书“清闲”,联右书“寺古松还老”,左书“山深纳自闲”,联柱头各立一石狮。

      M17 圆寂比丘大戒沙门上智下然讳文翁老和尚之塔

      墓宽1.05 米,高1.35 米,碑立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碑头横书“净土”,联右书“到得千里目”,左书“更上一层楼”。圆弧形碑额,两侧碑柱头各立一石宝珠。

      M18 曹洞正宗洪法大戒沙门第七十六世上玉下书讳清儒寿塔

      墓宽1.45 米,高1.9 米,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碑头横书“当空”,内联右书“法遍三千界”,左书“灵山第一峰”,内联座为两只站立的石狮;外联右书“龛□□□三更月”,左书“□□□□二世身”,外联柱头各立一石狮。碑题为“正法眼藏”,碑文为“赞曰:窃思滇南法眼,始自维忠,五位茅阳宗风,终归住相两人,玉书和尚苦心振作,远追和尚之渊源,是以得受毗尼之慈悲,尚愧般若之杆格”及“序曰:从中尘缘断后,何劳西竺为人,继天童五世踏破海上寒水,清净之身即佛身,清净之心即佛心,解得拈花微笑意,一龛佛”。碑额、柱、座刻缠枝荷花、松鼠葡萄、连枝梅花、狮球、象、马等图案。

      M19 曹洞正宗大戒沙门上禄下照讳祖福老和尚寿量之塔

      墓宽1.45 米,高1.9 米,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碑头横书“普陀山”,内联上半部仅两字:右书“富”,左书“贵”,下半部为两只倒垂的狮子;外联右书“世上良宰府”,左书“山中老比丘”。碑题“丕振宗风”,碑文为“赞曰:如来一脉统开汉唐,释氏五支法传梁宋,福老和尚继此而入空门,炼铅华而陶熔海月,洗尘垢而托影江澄,就中磨错进步到底转身”及“序曰:回念人身是幻,了悟色空总以楞严是念,无量慧光独以法藏维心,职领焚香、扫地,尚希打凤罗龙,竭力碾玉烹金,正好挑灯拨火”。碑额刻两只凤鸟拥一光焰闪烁的太阳,碑柱左右各刻一只凤鸟在牡丹枝下相向啼鸣,碑座刻双凤衔桃、鹿衔笔、麒麟等图案。

      M20 圆寂大戒比丘上清下宝之寿墓

      墓宽1 米,高1.5 米,碑立于道光七年(1827 年)。碑头横书“解脱”,联右书“果然是佛地”,左书“真不愧名山”,联柱头立二石狮。碑额、柱、座刻如意、瓶插花、凤鸟、鹿等图案。

      M21 圆寂大戒沙门比丘上朝下峰讳祖兴和尚之寿墓

      墓宽1.15 米,高1.7 米,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碑头横书“元老”,联右书“长卧泉台人不醒”,左书“久处荒郊看月明”。碑额、柱、座刻缠枝忍冬、花卉、荷花、鹭鸶、猴子等图案。

      M22 圆寂比丘大戒沙门上彻下然讳净明老和尚寿墓

      墓宽1.5 米,高1.7 米,碑立于咸丰三年(1853 年)。墓碑倒塌严重,仅存左联书“唤醒梦中人”。墓门柱上倒垂两只石狮,碑柱、座刻瓶插花、鹿、如意、马等图案。

      四、雪梅庵僧人墓石雕图案特色、寓意考释

      雪梅庵僧人塔、墓上的图案,有一小部分或图案模糊不清,或造型不规范,给辨识带来困难。如T1“西游题材”那一组,六角形须弥座上“唐僧骑马”“八戒持钉耙”“沙僧肩挑行李”三幅比较清楚,反映“悟空”那幅构图却比较奇怪,画面上是一个长着猴面的人物骑在牛背上,手持一笛作吹奏状,又似悟空又似牧童,另两幅一幅斑斑点点看不清,一幅好像刻的是一枝荷花(不太像),一副拍板,还有一对绳子状物。又如暗八仙图案,一是刻得不是很规范,如阴阳板只刻一块,鱼鼓浑圆,剑短而粗,扇形扁大,与传统造型有较大出入;二是刻得不全,八件器物中,葫芦、剑、扇、鼓、笛、板虽有变形,但在不同的须弥座上时有出现,而花篮、荷花图案不曾出现;三是图案拆开混搭,按理说作为一组图案,应该有规律地一组一组刻在同一须弥座上,而这些图案有时与棋盘、书、笔墨、经卷等混在一起,分处相同或不同须弥座的枋上,更像杂宝图。再如,有一须弥座枋上出现了一组与佛八宝之一法螺极相似的两幅图案,一幅似单螺,一幅似双螺,又似像非像。另外,T6的四角形塔刹上,分别刻有四个造型各异的人物像:一个双脚交叉于膝上,面带微笑;一个头上扎髻,赤裸上身,手捧一物正专心致志地看;一个双手抱膝曲坐;一个双手持物,左腿微抬如行走状,寓意不清。还有一些几何图案、不规则纹饰,也极难辨认。经请教浙江省考古所同仁,认为这批僧人墓、塔雕刻很有特色,但图案不规范,不完整,很有可能是中国传统图案纹饰受当地民俗、建筑等的影响,相互融合的产物。尽管如此,这些浮雕图案,雕刻技艺精湛,线条圆润流畅,诗文题字刚劲有力,草书如行云流水,楷书字正方圆,图案精美,栩栩如生,寓意深刻,极具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是图案题材广泛。最普遍出现的有麒麟、狮子、鹿、凤鸟、喜鹊、龙、象、马、牛、猴、蝙蝠等动物及荷花、菊花、梅花、牡丹、缠枝、卷草、竹节等植物,此外有暗八仙图、阴阳鱼、人物、文字、绣球、莲纹、云纹、如意纹等,T1 更以唐僧师

      徒西天取经故事为题材,雕刻了一组造型逼真的人物像。

      二是图案寓意深刻。象征吉祥喜庆、富贵美丽、力量和财富、聪慧幸福、勤劳踏实、长寿高洁、多子多福、高尚情操的龙、凤、狮、象、麒麟、鹿、牛、马、蝙蝠、猴、等瑞兽和莲花、牡丹、梅、竹、菊、桃、葡萄等植物图案在塔、墓上反复出现,且表现形式灵活。图案不是单一、呆板的造型,而往往是动植物、纹饰混搭,既和谐统一,又蕴含丰富寓意。如狮球组合寓意吉祥;牡丹与凤凰组合寓意富贵吉祥,与花瓶组合寓意富贵平安;莲花与三戟组合,寓意连升三级;喜鹊与梅花组合寓意喜气洋洋;象负盆景寓意万象更新。还有鲤鱼跃龙门、松鼠葡萄、蝙蝠团寿等寓意学而优则仕、多子、福寿绵延等。

      三是图案反映了佛教文化的内涵,塔、墓上除了大量运用荷花、莲枝等图案外,还刻了一些与佛教文化有关的文字题联,如T14 塔刹刻有“阿、弥、陀、佛”字样,而“悉、怛、哆、般、怛、啰”几个字,至少在五座塔的塔刹上出现。又如“莲清净为藕心空,萍自在因根解脱”“心随流水去,身与白云闲”“了悟楞严居福地,参透华藏入佳城”“愿生净土常安乐,欢喜同登七宝莲”“眼前传经流东土,面向白马往西来”“……清净之身即佛身,清净之心即佛心,解得拈花微笑意,一龛佛”“寺古松还老,山深纳自闲”“法遍三千界,灵山第一峰”“大山超比海,华峰映雪梅”“果然是佛地,真不愧名山”等诗文题联,或描述清修心得,或言明心志,或暗喻佛典故事,或称颂华峰美景,文笔优美、意境深远之余,充满了佛境的空灵与极强的哲理意味。

      四是图案体现了极浓的本土特色,却又与外来的佛教文化极好地融合在一起。这里的本土特色,是指雕刻图案既采用了很多中国传统的图案元素,如麒麟、龙、凤等瑞兽,牡丹、竹、菊、梅、棋、书等传统纹样,又有源于道教的葫芦、鼓、板、剑、扇、笛等暗八仙图案和太极图(阴阳鱼),而且好几个塔刹上,甚至还有仿木结构的建筑图案。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而道教是源于中国的宗教,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它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到了南宋至明清,佛道合一的思想流行,佛道文化交融渗入各个方面,上述图案集中在一起,雕刻在僧塔上,恰恰表明了当时中国本土民俗、文化与佛教艺术的深度融合。

      五、雪梅庵考释

      调查中,附近村民不知华峰山有“雪梅庵”,而知“大寺”“小寺”,并以“大寺上”(当地方言“有大寺的地方”之意)指代华峰山。村民所说的“小寺”,与僧人墓塔直线距离约600 米,仅遗存零星柱础、石头垒砌的墙基及不足20 厘米高的夯土墙遗迹,面积大约300 平方米左右。对于“大寺”,共和镇文化站熊国英四十年前来过,据其讲:“有山门,穿过一个长长的土洞进入寺内,院中有口水井,正房很大,内有大铜钟……”发现者徐增秦在开荒时,确实挖到了一条长约5 ~ 6 米、宽约0.5 ~ 0.6 米、高约1.5米的土夯券顶暗道,距《雪梅庵开山碑记》碑及《定远县西界华峰山雪梅庵常住田粮碑记》碑出土点不到100 米。但为何会有这样一条暗道的原因已无处可考。而可以肯定的是,后来人们所称“大寺”即雪梅庵,“小寺”则有可能是其附属建筑或雪梅庵毁后,人们取了雪梅庵遗存构件所建。

      关于雪梅庵,文献资料记载甚少,遍查地方典籍史志,仅在清《道光定远县志·寺观》寥寥数语:“雪梅庵,邑南二十五里,顺治五年建。”出土的两块碑,红砂石质,一为《雪梅庵开山碑记》碑,立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由“威楚九台山大戒沙门知空和尚蕴老人谨撰,水目戒堂具戒比丘道增书丹,具戒沙门广威率徒仝立”。高1.45 米,宽0.8 米,厚0.14 米,530 余字,记述了广威开创雪梅庵的始末。一为《定远县西界华峰山雪梅庵常住田粮碑记》碑,立于清雍正六年(1728 年),住持道增率徒仝立。高1.15 米,宽0.73 米,厚0.15 米,1000 余字,记述了开山大师广威置办山场、田亩价银及坐落、坵口、四至界限之事宜。

      由碑文可知,开山祖师广威开建雪梅庵,当在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初时仅有“佛殿、两厢、过道”,在众檀信的资助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供奉金相文殊、普贤、观音、韦陀四尊,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塑中尊毗卢、左尊舍那佛、右尊牟尼佛及伽蓝祖师。雪梅庵建成之初“……东至石头山顶,南至尖山顶,西至小山岭,北至阱底,四至分明为界……”,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始至雍正二年(1724 年),开山祖师广威、三代道昙等备银约100 两,广置山场、田亩,多坐落于磨刀河、福土龙等地。结合碑文及墓碑信息,雪梅庵是清咸丰三年(1853年)之后衰落无存。

      关于庵名由来,碑载 “……种松万树,蓄竹千竿,菌林池沼,花草茂盛,名曰雪梅……”也许,当时的雪梅庵附近种满了梅树,梅香阵阵,庵名也就由此而得了,这从墓碑题联“分明林声梅影传佛昌,寻到花香夜听钟鸣□”,以及“□齐居士”所题《梅香记》碑“……每见得梅香奇奇,云堆雾集……”可得佐证。可是,雪梅庵由“行师广威”(比丘)所创,为何不叫“寺”,而称“庵”呢?传统意义上,“庵”一般是比丘尼修行处。故在塔林刚发现之初,只见比丘塔、墓,而不见比丘尼塔、墓,笔者一度深感困惑,甚至以为塔和庵没有任何关系,又或者这里还有别的寺,或是存在比丘尼塔、墓。然而经调查,比丘尼塔、墓是不存在的。据《释名·释宫室》载“草圆屋谓之庵”,又《广雅》载“庵,舍也”,说明“庵”古时是一种圆形小草屋,旧时文人的书斋、僧人清修的小寺庙均可称“庵”,只因汉以后建了一些专供佛徒尼姑居住的庵堂,于是“庵”成了佛教女子出家行佛事的专用建筑名称。由此可见,此为“和尚庵”而非“尼姑庵”,名“雪梅庵”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比《道光定远县志·寺观》及《雪梅庵开山碑记》碑文,二者至少有三处出入:一是方位不同,前者曰“邑南二十五里”,后者曰“髳邑之西去城三十里”;二是建立时间有异,前者曰“顺治五年建”,后者云:“于戊午年偶尔入山……师遂放下蒲团插草为标……”,戊午年应为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三是距离不一,相差5里。事实上,从现在的牟定县地图看,雪梅庵在城西南,清代的牟定县治所应该与现在出入不大,说西或南都可以,距离稍有出入也算正常,然而顺治五年(1648 年)与康熙十七年(1678 年)相差30 年,若始建年代差异如此大则肯定不对了。经调

      查,在牟定县境内,再无第二个“雪梅庵”,那么产生这个差异的合理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道光县志记载有误,虽然这只是个大胆的解释或推测,但也不是没有可能:道光距顺治一百七十七年,后人记述前几代之事,如果疏于验证,错漏在所难免。

      六、雪梅庵僧人世系、宗派考

      雪梅庵僧人墓、塔墓碑上均无墓主人生卒年月,仅能从立碑年代、碑刻上师、徒、孙等关系来推定墓主人间的关系,通过比对分析,可以肯定雪梅庵僧人墓、塔共埋葬着雪梅庵自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开山以来至咸丰三年(1853 年)九代僧人:T6 为开建雪梅庵一代开山祖师广威墓塔;M3、M4 为二代宗用、宗本墓;T7 为三代道昙墓;T5、M10、M11、M14、M15、M17 分别为四代庆舟、庆和、庆玉、庆有、庆海、庆文墓;M2、M7、M12、M13、M16 分别为五代同悔、同观、同章、同考、同兴墓;T4、T8、T11、M1、M5、M8、M9 分别为六代元培、元猷、元常、元忠、元品、元(玄)照、元教墓;T2、T9、T14、T15、M6、M19、M21 分别为七代祖悦、祖坤、祖荣、祖香、祖文、祖福、祖兴墓;T12、T13、M18、M20 分别为八代清翰、清润、清儒、清宝墓;T1、M22 为九代净声、净明墓。T3 由于墓碑缺失,墓主不清;T10 墓碑损毁,从目前所存“华峰山□□□□佛塔”的“山”字后及“佛”字前笔画猜测,所缺字应是“雪梅庵众”,而且距塔2.8 米处正是地宫口,地宫内有九十余个骨灰坛安放格,印证了此塔为圆寂众僧墓塔。塔、墓虽只埋葬着九代僧人,

      但从碑刻信息,至少可推出雪梅庵十三代僧人世系:广→宗→道→庆→同→元(玄)→祖→清→净→真→如→海→湛。具体关系如下所示。

      一代

      广威:

      徒宗用、宗本,孙道昙、道成、道云、道专,曾孙庆海、庆和、庆桂、庆玉、庆文、庆善、庆舟、庆有、庆莲、庆道

      二代

      宗用:

      孙庆文、庆道

      宗本,孙庆莲、庆舟

      三代

      道昙、道成、道云、道专

      四代

      庆海:

      孙元(玄)品、元(玄)猷

      庆文:

      徒同兴,孙元忠,曾孙祖星、祖清、祖洋

      庆玉:

      孙元品,曾孙祖香、祖坤、祖福、祖禅、祖悦

      庆舟:

      徒同进、同观、同超、同岳,孙元常、元猷、元依、元培、元教、元恭等

      庆有:

      孙元(玄)依、元(玄)高

      庆和、 庆桂、庆善、庆道、庆莲等

      五代

      同悔:

      徒元(玄)开,孙祖宗

      同考:

      徒元(玄)教、元(玄)高,孙祖福

      同兴:

      徒元忠,孙祖星,曾孙清洋、清淳

      同观:

      孙祖悦,曾孙清泉

      同章:

      孙祖荣、祖香,曾孙清润、清浩、清注

      同进、同超、同岳等

      六代

      元猷:

      徒祖贤,孙清沺、清池,曾孙净慧、净林

      元常:

      徒祖坤,孙清宝、清翰,曾孙净明、净心

      元教:

      徒祖福、祖洋,孙清儒,曾孙净立、净兰

      元培:

      徒祖香、祖荣,孙清浩、清注、清润,曾孙净浴、净藻

      元忠:

      徒祖星,孙清洋、清淳、清立

      元品:

      徒祖兴,孙清洁、清正,曾孙净莲、净显,玄孙真映、真文、真如、真林、

      真珠

      元(玄)照:

      徒祖悦,孙清顺、清泉,曾孙净声

      元恭、元依、元( 玄) 高、元(玄)开等

      七代

      祖兴:

      徒清正、清学、清洁,孙净莲、净显,曾孙真映、真文、真如、真林、真珠

      祖香:

      徒清泉、清浩,孙净达、净慧

      祖荣:

      徒清泉、清润,孙净藻,曾孙真龙、真鹤

      祖星:

      徒清洋、清淳、清立

      祖文:

      徒清正

      祖坤:

      徒清宝、清翰,孙净明、净心,曾孙真经、真宽

      祖贤:

      徒清沺、清池,孙净慧、净林

      祖福:

      徒清儒、清修、清澄、清淳,孙净莲、净兰,净立、净文,曾孙真彦、真显,玄孙如万、如善

      祖悦:

      徒清泉,孙净声、净音,曾孙真定、真常,玄孙如司、如超,来孙海润、海悟

      祖禅、祖洋等

      八代

      清儒:

      徒净兰,孙真彦、真量,曾孙如法、如春

      清翰:

      徒净明,孙真宝、真经、真宽,曾孙如尘、如璋

      清宝:

      徒净明,孙真宽,曾孙如乘,玄孙海润,来孙湛扬

      清润:

      徒净藻,孙真龙、真鹤

      清浩:

      徒净藻、净浴

      清注、清澄、清修、清淳、清泉、清正、清池、清沺、清学、清洁、清洋等

      九代

      净明:

      徒真宽,孙如乘,曾孙海润,玄孙湛扬

      净声:

      徒真常、真定,孙如司、如超,曾孙海润、海悟

      净兰、净立、净浴、净藻、净文、净莲、净显、净音、净慧、净林、净心等

      十代

      真经、真宽、真彦、真量、真龙、真鹤、真宝、真定、真常、真映、真文、真如、

      真林、真珠等

      十一代

      如乘:

      徒海润,孙湛扬

      如璋、如尘、如万、如善、如法、如春、如司、如超等

      十二代

      海润、海悟

      十三代

      湛扬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西塔林南边距塔约10 米,各有一座三碑四柱重檐墓,墓宽约4.5 米,高约2.2 米,损毁均很严重,碑柱倒塌,墓有盗洞。东边那座仅存碑额书“永振千古”,外联右书“远流百代”,左书“万派宗源”;内联右书“白云为伴侣”,左书“青山作主人”及一块刻有麒麟的墓基石。西边那座存石碑“梅香记”书:“静室静室也,到有些乐趣,看起来山家境况,僧人佛地,内藏着多少物怪。闻声气息,每见得梅香奇奇,云堆雾集,俨然罗汉梵□,何曾往来形迹这边事情,那畔消息,左思右想有甚巴鼻 □齐居士题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三月中浣吉旦 开建华峰一世广威,二世宗用,三世道昙、道成、道云、道专,四世……”;左碑已倒卧于地,上刻“题贺”书:“华峰海众梵仙塔铭曰:合筵大众,体泰安康,道德高超,释氏之光证金刚身,法力金彰,□无□塔,共乐行藏,寿若岳峰,海阔天长,尊师遗嘱,

      敬友贤良,训后有节,代代馨香,余赞不尽,稽首心香,法光庆魁亲题志 雪梅绍室代立”;内联右书“分明林声梅影传佛倡”,左书“寻到花香雪夜听钟鸣”,两块墓基石上刻狮球、鹿图案。可以确定,这两座也是僧人墓,西边那座落款年代“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这是所有墓、塔里立碑年代最早、形制最大的墓,由“开建华峰一世广威,二世宗用,三世道昙、道成、道云、道专,四世……”等立,从“题贺”看都是赞誉之词。既是一世(代)广威参与立的碑,墓主人当是更早于他的了,只可惜主碑缺失,很难考证其真实身份了。

      尽管如此,这两座墓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一是雪梅庵附近当时确实梅树林立,梅香阵阵。二是雪梅庵前三世僧人名与《雪梅庵开山碑记》所载一致,相互印证。三是“雪梅绍室”,即T7 墓主三代道昙。关于“绍室”,笔者认为是“少室”的别写, 意指“少林寺”,道昙以“雪梅绍室”自称,暗示其所属宗派。结合前述T14、T15、M10 墓主名讳前“曹洞正宗”四字及《雪梅庵开山碑记》载:“……有一行师乃洞宗派下讳广威号严修……”笔者认为雪梅庵僧人属禅宗曹洞宗派。

      七、小结

      雪梅庵僧人塔、墓群是楚雄州境内发现的数量最多的清代僧人墓,塔均为覆钵式石塔,由地宫、塔基、须弥座、塔身、塔刹组成,顶置摩尼宝珠,符合佛塔定制。塔、墓上石雕技艺精湛,图案精美,寓意深刻,是反映清代楚雄地区佛道文化融合的一个佳例,对研究牟定县清代民俗、宗教文化及建筑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杨丽美,楚雄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俊,楚雄州博物馆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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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疆文化遗产的地域特点与民族特色初探 (安尼瓦尔·哈斯木)

      长期以来,人们对新疆文化遗产的印象主要停留在大漠戈壁的自然景观、热情似火的民族歌舞、香甜无比的各类瓜果、独具特色的风味美食、具有地域特点的民族服饰与传统手工艺品等相对表层的事物之上,而没有深入到其所蕴含的深厚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中。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是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大区,绿洲文化与草原文化交相辉映所形成和遗留至今的文化遗产,曾经伴随刀耕火种的岁月,成为新疆各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即便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优秀民间文化依然被人们喜爱和接受,像珍珠一样洒落于民间,表现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归结起来,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的有机结合,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有机结合,优良传统与时代要求的有机结合,才可谓新疆文化遗产的精髓之所在。

      一、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的有机结合

      民族的交流与交往推进着文化的发展、沟通和融合,正因如此,新疆民族文化遗产则显得更加多彩绚丽、内涵丰富。在探究新疆文化遗产的地方特点与民族特色时不难发现,新疆民族文化遗产是“活文化”,它的形成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众多的民族构成以及当地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必然的联系。其本质特点就是依附于特定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存在,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现存性,对体现本民族、群体的文化特征具有真实的承续的意义,同时与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文化遗产对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适应性、符合性乃至选择性。综观社会发展进程,人与自然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人们为了得以生存不但从大自然中获取赖以生存的各种食物和其他生活物品,而且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对于许多自然现象的解释与理解要依赖自然界,这种状况促进了各民族文化遗产的形成和确立。因而研究民族文化遗产,首先应该考察各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从生态环境的特征中寻找出人文特色的对应处,梳理出民族地区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的有机结合。唯有如此,才能层次分明地理出民族民俗文化千变万化中的脉络和规律,也才能更深刻地体味民族文化遗产的奥妙所在。

      而有机结合并非简单之事,它和任何事物一样都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性。譬如以自然地理环境而言,天山将新疆划分成了南北两个风格迥异的自然景观。天山以南围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点缀着大大小小的绿洲,生活在这里的维吾尔等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较早步入了农耕文明阶段,故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情 ;而天山以北有着辽阔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草原文化气息相对浓厚,所以其文化内涵也有着自己的特点。新疆南农北牧式的生态割据和经济模式,使得新疆各族人民在特定的环境中创造出两种形态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而且经过持续的传承和沿袭,形成新疆民族文化遗产基本的特色。随着民族体系和构成的消长、文化的不断转型、各种文化元素的融汇,促使当地各族人们的饮食起居、服饰结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趣等方面都发生了或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但基本的文化形态与模式依然存在。在这辽阔而神秘的地理空间里,遗留至今的民族文化遗产,不仅折射出各民族精粹的哲学思想、审美观和对生活的态度,而且一直闪耀着灿烂的文明光辉。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聚居于新疆地区的各民族人民为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各民族灿烂辉煌的多元文化,这是人类社会的珍宝和智慧的总库存。而几十年来在新疆地区进行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也表明,除了古代文明遗留的痕迹,仿生学的元素较广泛的蕴藏于民族服饰、民族歌舞、民族节日、民间传统手工艺、民俗用品、建筑艺术、工艺美术、宗教生活和饮食习俗等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之中,而且由于民族众多,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文化形态、居住生活区域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和区别,所以特点也非常明显。服饰方面,农耕民族的服饰在质地、款式上与草原游牧民族就有着很大的区别。譬如农耕民族由于较早就已掌握植棉织布和养蚕缫丝技术,故基本以丝、棉、麻和毛为质地缝制款式丰富、色彩多样的衣物,服饰上面的织或绣的纹样多为植物花卉,制作比较考究,而且四季服饰构成明显 ;游牧民族因主要生活在草原和高寒地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于畜牧业,所以服饰基本以毛皮为主,款式和色彩相对比较单一,纹饰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点。在饮食方面,生活与居住在绿洲地区,较早步入农耕文明阶段的居民,其饮食构成主要以粮食作物、蔬菜和瓜果为主,肉类与奶制品属于附属地位,而以游牧经济为主者则基本为肉类和奶制品为主,农产品则处于附属地位。此外,在音乐舞蹈、传统技艺、工艺美术等许多方面,由于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经济形态、文化背景、生活模式、审美情趣和宗教信仰不尽相同,存在的差异也更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民族都拥有鲜明的本民族特点。

      这些带有浓郁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存在于自然,存在于民间,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由于其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环境里,因而整体再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发展的冲击,固有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日益遭受严重威胁,有些甚至处于濒危境地。虽然如此,但由于新疆地区的民族文化始终因深深扎根于民间,与自然和民族风情得到了有机的结合,所以在这块肥沃的土壤里还是在生机勃勃地发展、延续和传承。当地民众对自身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认同感、文化自豪感、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责任感在不断升华,投身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逐步在成为自觉行为。

      新疆的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特别是包括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手工技艺、传统服饰、饮食、建筑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等众多方面在内的文化遗产历史悠久,保存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反映的文化内涵也很多彩,且具有鲜明的个性。因此所遗留至今的大量文化遗产充分说明,在历史的长河中,新疆各族人民在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中,创造了地域特点浓郁且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身的风格与特点。

      二、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有机融合

      文化是历史中凝结而成的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民族或特定人群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精神与方式。人类文化犹如一条由千万条涓涓细流汇集而成、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融汇了世界各民族乃至个体的文化成果。而在这里所说的所谓的“地域文化”是指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各民族文化,而主流文化则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一种古老而又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在历史上,主流文化对周邻民族产生过很大影响,且不断地扩大着文化圈,因此有的地区或民族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促进了本地区或本民族的发展与兴盛。从汉族文化传播和影响的轨迹看,中原文化是以一种世俗文化的形式进入新疆的,而且一直在西域各种文化中起着积极的调和作用,因而现在新疆的社会生活,仍然是古代文明影响的一个结局,这些古老的文化也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各民族文化,往往被人们视为新疆独有的“土著文化”。譬如维吾尔族的《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十二木卡姆套曲”和“麦西来甫”,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回族“花儿”,以及各民族民间口头文学、音乐舞蹈、神话传说、宗教、习俗仪式和工艺等等,目前有部分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都是新疆各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疆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当然,与此同时汉族也受到周邻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文化。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流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因此遗留在这里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极为丰富。从出土文物来看,古希腊—罗马、古印度、波斯—阿拉伯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在此汇聚和碰撞,迸发出新的火花。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畅通,在促进商品贸易的发展、民族间的融合沟通之同时,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繁荣。各种文化与艺术、各种宗教相继传入这里,改变了因自然环境恶劣而相对闭塞状况,使这里成为各种文明自由交流的舞台,这无疑为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增添了色彩。而且新疆文化的多元性也支撑着人们对悠远历史的辽阔想象空间,其文明硕果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这个层面上看,能促使东西方文化汇流的环境,使其作为中华主体文化一个子系统,内涵显得格外丰富、深邃和多样。

      然而,由于文化与地理的隔阂,虽然丝绸之路的开辟已有两千余年之久,期间东西方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交往也从未中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机会相对我国其他区域而言还是较少,尤其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逐渐从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成为国际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边缘地带。步入近现代以后,交通工具乃至其他领域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之后,使丝绸之路作为东西往来的交通孔道的重要性也逐渐失去光彩,这里所获得的信息变得极为有限,外界对这里的认识也相应的减少。这种状况在无形中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和创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减缓了当地的发展步伐。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启闭带来的文化心态的开放与封闭给人留下许多思索。处在东西文化交汇的新疆,在古代之所以形成一种文化的良性交流的态势,是地缘优势使然,更是文化心态开放使然。而近代以后,新疆从文化中心地带的峰顶跌至谷底,成了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交通不畅、信息闭塞,缺乏与外部进行文化交流的动力之地。这种局面对于我们也是一种考验,需要我们去全面地反思,特别是若想获得更多的信息与认识,不仅要加快观念的转型,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到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有机融合。

      文化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传统与信仰。更进一步说,文化的内容包含了传统、习俗、信仰、技术、知识等,是人类为了适应生存要求与生活需要,所产生的综合性的生活事物。由此可知,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纯粹的、单一的,历史也证明纯粹的、单一的文化只有消亡,不可能有发展。纯粹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幻觉。由于文化基本都是多元复合的,所以只要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进行一次剥离,都能剥离出许多外来文化的因素。在多民族共同体中,文化融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能加速或者延缓融合的进程,想阻止融合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融合,我们各民族的文化得以丰富。

      但凡一种具体的文化,总有它一定的分布范围。沙漠地区的文化不同于草原地区的文化,山区的文化不同于盆地的文化,天山以南的文化不同于天山以北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地区差异现象,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分区问题。如果说文化发展的延续性是某一文化区系中心长期保持不变的内在原因,那么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则是形成文化分区的客观前提条件。众所周知,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之一,但是对于不同的人群而言,环境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在适应不同环境的过程中,不同的人群创造并发展了不同的文化,从而组成了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

      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活力的源泉和体现,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从新疆各民族的发展进程和文化史来看,自古代到现代各民族文化不仅显得丰富多彩和绚丽多姿,而且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局面,这无疑推进了民族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繁荣。当前,新疆大地正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时期,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吞逐步加剧,并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人类历史地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源和创新能力,因此各民族必然再次经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等领域的变化,尤其是自身若想得到持续发展,具备创新意识,那必须要与主流文化进行有机的融合,使自身的发展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节奏。

      三、优良文化传统与时代要求的有机结合

      文化传统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它既诉说着民族的过去,更昭示着民族的未来,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化传统和文化的发展。长期以来,一说到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民族文化永远保持“原汁原味”,不做任何改变。但民族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毫无疑问还要不断发展延续下去,绝不可能定格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注入新鲜元素,产生新鲜血液。古往今来,一切优良传统总是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许多物品既有古代的基因,又有当代文化的特点,这实际上是一种继承和发展乃至创新。

      就以保存至今的建筑而言,许多古建筑,不但拥有古代建筑的大量元素,又有不同时代和文化甚至是当代建筑的一些特点和理念,并非一成不变。这里存在一个继承与发展的交融关系,新旧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譬如喀什老城区的维吾尔族传统建筑是一部凝固的历史,带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其中喀什市的高台民居,是维吾尔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出的最能反映自身民族特点又能直接看出地域特征的文化载体,是当地居民根据当地的地理特征、气候特点、建材条件,按照自身的审美习惯、生活习俗而创造出的最符合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建筑,具有典型性。高台是喀什地理地貌的神奇特征,既不同于陕甘宁黄土高原上的陇与塬,也不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丘陵,吐曼河千万年的横穿、流经,将喀什噶尔切割得到处是深沟、高台,因此在吐曼河流域随处可见不高但陡峭如刀壁的高台土崖,土崖下或流水耕田,土崖上或居住建园。由于建筑地处高台土崖之上,因此街巷不那么宽敞,庭院较小,房屋均依地形而建,密集套叠,相邻房屋犬牙交错,但各家又自成完整院落。窄巷上面还常凌空架设过街楼,形成连续的小天井。建筑层次丰富,生活气息浓郁,其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风味独特。最鲜明的特点是善于利用空间,房屋主次分明,有高有低,层数有多有少,重点突出,还注重空间的虚实对比。这些民居从外观看是砖木本色,上下交错,比较粗陋简朴、随意、自然,如同维吾尔族包容而热情的民族性格,而屋内装修古朴,装饰别致,舒适怡人,别有一番洞天,显示了维吾尔族民居外粗内秀的独到之处。建筑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历史,它不仅能反映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生活、社会发展的状况。

      再者,一个城市是否具有可记忆性和可识别性,主要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可视性物质是否具有个性和特性。喀什的民居就标志着过去,展现着现在,具有浓郁的维吾尔民俗性和伊斯兰风情,是能够给后人留下深刻记忆的实体景观。因此,在这里保存至今的建筑文化,作为该地区之维吾尔等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征,充分反映了这里之居民的营建技术、民族艺术、场所精神、民族审美和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内涵。正因为如此,一般情况下,看了高台民居,如同参观了一座民族博物馆,因为这里的建筑模式和布局不仅有着自己的特点,而且由于这里还保存着当地的土陶烧制、花帽绣制、铜器制作、金银首饰的打制、土布印花和饮食加工等许多传统的行业和一些作坊,人们保存着许多古朴传统的民风和习俗,会让人们在增长不少知识的同时,在这里还能在其自然环境中体验到内涵,看到由这些文化流传并发展下来的现在当地文化,从而对喀什地区之维吾尔民族文化会有更直接的认识与了解。这种直观的感受,其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远胜于我们通过书本进行的宣传。

      如果优良传统排斥时代要求,那新疆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满、锡伯、达斡尔、俄罗斯和塔塔尔等民族的民族服装就不会如此丰富多彩。譬如维吾尔族服装不仅按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地位、仪式和季节给予严格的划分,而且居住生活在天山南北之人们因各地文化发展所存在的差异性,在图案纹样和款式方面有着一定的区别,故拥有的款式有上百种之多,许多情况下,人们基本依据其头饰或穿着方式,就可判定为那个地区之人。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者为喀什地区维吾尔人服饰、于阗妇女装束和哈密地区维吾尔人着装。譬如喀什地区作为维吾尔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享有着维吾尔文化艺术摇篮之美誉。同时,这里由于拥有浓郁的商业气息,与外域的交往亦极为频繁。因此,长期以来就生活在这片沃土上的维吾尔族人民的衣着风貌,从质地、款式结构到饰花等方面,不仅保持了古朴的民族文化特色,而且在同外族的接触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其他民族服饰文化的某些内容,丰富和发展了本民族的服饰文化。头饰中男女花帽和皮帽就有上百种之多,其中最有代表性者为巴旦木纹样男式花帽和以地毯图案构成的“吉连姆女式花帽”。

      此外,女性喜爱用汲取中原地区丝绸织造和印染术的基础上发展与创造出的“艾德莱斯绸”缝制的各种款式连衣裙 ;和田地区于阗县乃至民丰、策勒县和巴州地区且末县一带维吾尔族妇女盛行头戴白纱头巾,上斜别一种纯属装饰性、直径不足十公分、状似碟、以黑色羊羔皮做成的小花帽,身穿胸前、领口、袖口和衣摆用蓝色或白色绸缎缝有五至七条尖头对称排列,呈扇面形图案的长袍(维吾尔语称“袷袢”)。她们的这种具有独特地域民族风格的服饰,穿着时不仅显得别致而又华丽,而且可以说保持了古朴的民族服饰文化。尤其是头戴的小花帽,虽然没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富有浓郁的装饰趣味和欣赏价值,而且很早以来,就以其独具的特色、精致的制作工艺闻名全疆,可以说是该地区维吾尔族妇女艺术与智慧的结晶体 ;哈密地区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历史上作为丝绸之路的门户,居住有相当一部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这里的社会习俗,及当地人民的衣着装饰,受汉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较深。因而,该地区维吾尔族人民的服饰,在图案纹样和款式上,也较多地吸收和融合了这些民族的装饰和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仅据当地妇女的绣花长袍和马甲等看,很显然是受到了清朝满族服装的强烈影响,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时至今日,这种款式的服装依然是当地维吾尔女性在重大节庆活动中必穿的传统服饰。哈萨克族服饰虽然四季划分不是很明显,但是也有着严格的部落区别、等级区别、性别区别、年龄区别和仪式区别,图案纹样富有草原游牧民族之特点,款式也很丰富。而乌兹别克族服饰直观上虽然非常类似于维吾尔民族传统服饰,但依然具有其本民族的风格与特点,款式也极为丰富多样。俄罗斯族的“布拉吉”,有着该民族强烈的色彩,但从普及程度看,由于具有时尚之特点,很受各民族喜爱。

      仅依服装而言,各民族虽然都有着自身的特点,然而,由于他们长期在同一地域生活,故而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通过相互学习和借鉴,使得许多服饰款式,已打破民族和区域界限,成为各民族共同喜爱的物品,有些还成为一种流行服饰,当然在成为各民族喜爱之款式的同时,也融入了部分该民族的文化元素,使传统和时尚得以有机融合,在民族文化内涵中蕴含了许多民族长期以来的传承、参与和创造。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是民族的标志,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在民族地区,民族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深层次结构和稳定的核心要素,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各民族都怀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并由此产生了强烈珍视和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愿望。但固守陈旧的传统文化模式,肯定将不益于民族的发展进步。为此始终应该重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丰富多彩的现实文化相融合,必须突破现存的封闭状态,承传其历史文化本来就具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的历史个性,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吸收来自不同文化的养分,努力培养出兼容区域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乃至现代文化的多种形态于一体的文化生态系统。尤其以现代为出发点,深入挖掘传统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将传统优良文化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同时,积极吸收、融合各种文化形态,创造出符合自身特点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新的文化模式。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而文化都是由生产力提出课题,然后由人来完成的,不同时期的生产力提出的文化课题是不一样的,生产力对文化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适合它的发展。地方民族文化也具有同样的原理,每个时代的民族文化,都是这个地区各民族优良传统与时代要求有机结合的结晶。

      

      安尼瓦尔·哈斯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 大园苗族古村落风水考察 (郑文成 杨波)

      风水,古称“堪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民俗文化,蕴含着古人深邃的智慧,体现出古人对大自然谦卑的态度。它是一种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生活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真正的风水,是一门体系庞大的学术,是人们面对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运用智慧,适应环境的生存法则”a。

      在湘西南边陲的绥宁县中部,有一个保存比较完整的苗族聚居村落,叫大园村。它不仅因优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古朴的窨子屋建筑群而闻名遐迩,还因人才辈出而声名远播。走近大园村口,你会看到一座10 米多高的苗寨牌楼,它其实是“对领地的声明和捍域行为的物化”b。而登上大园村的“靠山”——后龙山顶,举目四望,你会感慨这的确是一个地灵人杰的理想风水地域。

      一、大园村简介

      大园村位于东经110°17′12″、北纬26°34′24″,地处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中部的关峡苗族乡,距县城18 公里,离乡政府仅1 公里。其地交通便利,紧挨S221 省道,并有S319 省道由西向东成玉带形环绕而过,直通城步县、武冈市,距桂林市也只有二百多公里。另外,其平均海拔365 米,土地类型构成具有“七分半山二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的特点。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大园村共有土地面积5551 亩,其中耕地面积1279 亩,水塘面积30 亩,林地面积4242 亩。在耕地资源中,水田的比重较大,为1122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87.72%,旱地面积仅有157 亩,占12.28%。而土地资源中,林地资源最为丰富,占全村土地总面积的76% ;其次是耕地资源,占全村土地面积总量的23%。c

      大园村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d 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南征时曾率军驻扎过,现有诸葛城、养马坡、孔明井等遗迹。唐末,朝廷在湘桂黔边境设置诚徽州为羁縻州,任命少数民族酋长杨再思为诚徽州刺史;杨分其地为十峒,命其十子分管,其第三子杨正修居赤水峒(今城步、绥宁一带)。宋朝,杨正修之孙杨光裕迁居“大荣枣子园”,开辟田地,建设房屋,逐渐形成了村落,后简称“大园”。

      这是一个典型的苗族聚居的古村落。该村苗族自称为“Μěně”(汉字无对应谐音),译成汉语就是“苗”的意思;使用的语言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苗语,他们自称为“平话”,即“关峡平话”e。据统计,全村现有8 个村民小组,318 户,人口1229 人,其中苗族占总人口的98%。f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姓杨,为原住苗民,奉杨再思为第一世,尊称其为“飞山令公”,村寨对面的燕子岩主峰脚下建有“飞山庙”,杨姓苗民定期进行宗族祭祀活动;另有陈姓1 家、胡姓2 家、刘姓2 家,都为汉族,且都是从外地迁入,其中陈姓为新化移民;而龚、龙、曹、张姓等人都为外地嫁入的女性。

      这还是一个山清水秀、古窨子屋院落成群、铜鼓石巷道纵横交错、沧桑古朴、神奇而又神秘的古老村落,北京、潇湘等多家电影制片厂曾在此地分别拍摄过《那山、那人、那狗》《秋收起义》等多部影片。另外,它还荣获各种称号和名誉:2008 年被绥宁县政府批准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挂上了“大园古苗寨”大牌匾;2009 年2月11 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湖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10 年元旦被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评为“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寨”;2011 年1 月24 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大园苗寨古建筑群”;2014 年1 月被认定为“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二、山环水抱——大园村“自然天成”的环境风水

      中国易理堪舆学认为,“山环水抱必有气”“山环水抱必有大发者”——这是人们长期对山、水的观察、分析及实践总结得出的概念性结论。坐南朝北的大园村背靠后龙山,并有玉带河(古称“赤水溪”)环绕;前有燕子岩(属土),东为云子头(属火),西是立脚山(属金),又有虎头岗(属土)与金狮山(属金)并肩扶持后龙山,另有坳口一高一低、一圆一平的两座山峰(分别属金和土)似两位门神把守着大园的西北门户,还有两座像两只天鹅的鹅行山(属金)一北一南由东向西矗立。这样,整个大园村福山环绕,五位相得,五行相生,相克全无,龙近虎远,龙强虎弱,大格局相当不错,正好符合“山环水抱”的理想风水模式,是易理堪舆学所称的极佳的、和谐的环境风水。

      大园坐南朝北,依后龙山而建,向赤水溪延伸,东西绵延,南北伸展整面山坡。俯瞰整个苗寨,它建在群山之间的一块“弓形”台地上,就像波涛翻滚的江面飘浮着的一条大船,即风水学上所称的“船形”:“寓借水而行,得神助,取真经,从而大吉大发。”加之整个大园“山环水抱”“枕山面屏”,很好地体现了易理堪舆学所强调的居住环境的整体性原则——将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这个系统以人为中心,包括天地万物。g下面具体介绍下大园村的环境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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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四面山环

      中国风水学称山脉为“山龙”,即“龙脉”;江河为“水龙”,即“水脉”。大园村的“靠山”为后龙山,山虽不高——海拔不过408 米,但来势悠远——传说这一“龙脉”发源于二百多公里之遥的桂林,经城步县向大园延伸,而“龙穴”就在井水湾屋后,当地有“公龙进梅口,母龙进大园”的说法。依“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后龙山为水行,因为其龙头方位有神奇的龙潭和仙女池,无论下多大的雨,水都不会满溢;而无论怎样的干旱,水绝不会干枯,而且越干旱,水越清净。而按四象之说,后龙山正是玄武,为旺寨福山。另外,此山上栽有千余棵高大挺拔的古松,树龄大多在300 年以上,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为大园村的“风水林”,人们认为它能“藏风聚气”。其实,古时民居房屋都建在山脚下,山是茅草山,经常受“三灾”(风灾、水灾、瘟疫)之害,后来人们将房屋向外移了100 多米,靠近小河,并在山上栽种了青松和翠竹。待青松、翠竹、杂木成林后,人们不再受“三灾”之害。这是苗民们顺应自然、改造环境的实践体现,也无意中改善了大园的环境风水,造就了一片“风水林”——“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h。古代大园人保护“风水林”的惩罚制度十分严厉。据被访谈人杨荣生老师介绍:“有一次,一个看牛娃,他的牛进了后龙山后,他砍了一根小杂柴做赶牛鞭,后来被罚杀家中大肥猪一头举行祭祀活动。”

      后龙山的背后有一山一岗,分别为金狮山和虎头岗。金狮山的正面像狮子头,整座山就像一只腾跃的雄狮。所以,大园有古对联:“后有金狮舞,前有石燕飞。”五行属金,旺寨金狮,威震八方。与金狮山并肩的虎头岗,则像一只伏身待跃的猛虎,五行属土,旺寨虎山(福山)。

      和后龙山遥遥相对的是一座山像“一个毛笔架”,故名“笔架山”,而又因为它像一只飞翔的神燕,故又美名“燕子岩”。它处在大园村前宽阔的一大片平坦田地的北面,是大园的“朝山”,五行属土,四象为朱雀。该山不高,山顶比较平,被认为是旺宅福地和人才辈出的标志。

      大园村东方的山叫云子头,山高而峰尖,按五行属火。古时顶峰修建有一寺庙,人们传说:“云子头敲钟鼓,大园出官府;云子头亮神灯,大园出将军。”后来大园屡出人才似乎让它得到灵验。可惜寺庙后来被毁,也没有再建。大园的西方是立脚山,山形较圆,山峰不高,五行属金,是旺寨福山,古代的大园人都说:“东有云子头,西边立脚山。”

      此外,在大园村西北方向的坳口有两座山峰,一高一低,一圆一平,一座五行属金,一座五行属土,似两位门神把守着大园的西北门户。还有两座山像一北一南由东向西飞翔的两只天鹅,山形都比较圆,如半球形,五行属金。

      ( 二) 秀水顾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被看作是“财源”的象征,与“财”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水为气之母,逆则聚而不散;水又属财,曲则留而不去也”i。水能聚气,人乘生气就可以得到富贵,村庄乘生气就能繁荣。

      “山主人丁,水主财。”大园村除了被群山环绕外,还有一条玉带河,其古称“赤水溪”,它被大园村人们视为财源。玉带秀水自东南曲折向北绕过村前后遇到西边的立脚山,再向西南流去,经定远桥上游约50 米处形成“大河流下,小河流上”的神奇景观,汇兰溪河后又注入巫水继续北流直抵沅江,终归洞庭湖而流进长江。因此,一直到民国初,玉带河都是大园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大园也成为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商贾过客的中转站、临时歇脚地。现今在大园村里还保留有古驿道、古驿馆遗迹。此外,因从事水路生意而致富的大园苗族富商,则修建了一些具有沅湘本土特色的传统建筑窨子屋。

      (三)风水小品风水学上将门、牌楼、牌坊、照壁、风水亭、水口庵、水口庙、塔、葫芦、竹等视为风水小品,或镇邪去凶,或以兴文运,或聚气补缺……一言以蔽之,即为了改善风水,弥补自然格局的不足。

      大园村口修有一座拱桥,史载建于北宋,有一千多年历史,至今保存完好。古拱桥横跨玉带河,是进入大园的必经之路,沟通了大园与外界的联系。另外,在大园村西边的水口之地,修建了水口庵以镇水口。水口庵在“文革”期间被毁,现已修复多年。而水口庵以北100 米处曾修有一座以铜鼓石和青石条为基础的回龙桥,可惜在道光十八年(1838 年)间一次大洪水中被冲毁,后来也没有再重建。古拱桥、水口庵和回龙桥其实都是大园人们风水改造观念的物化,其目的是把住水口、锁住水脉、留住财源、聚合龙气、聚水生财、聚水丁旺。我们知道,大园村四面环山,把住水口,村落便成了一个基本封闭的生存空间,这样也就完整而又安全了。

      综上所述,从易理堪舆学角度看,大园村确实可称为“风水宝地”,前有朝山似神燕(朱雀),后有靠山后龙山(玄武),古松挺拔,生生不息;左右两面分别为立脚山和云子头砂山护卫,又有自东南向北再转西南的玉带河(青龙)环绕而过,波光潋滟,亘古长流,更有水田、水塘形成“明堂”,再加上人工增设的石拱桥、水口庵等风水小品改善风水,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空间,人居在弓形台地上,与自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和谐统一。

      三、窨子屋——大园村“藏风聚气”的宅居风水

      大园村最为神奇玄妙的就是沧桑古朴的元、明、清古建筑窨子屋。现有保存比较完好的窨子屋:正屋34 座335 间,仓楼41 座552 间,建筑占地面积78231 平方米。j据文物部门和专家考证,大多数的古窨子屋的房龄在300 年以上,其中房龄最长的一座距今有849 年,为宋代所建,由于其形状像燕子窝,人们又叫它为“燕子屋”;另有元代所建1 座,明代3 座,其余都为清代建筑。

      窨子屋屋宇绵亘,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浑然一体,青砖黛瓦,沧桑古朴,五步一楼,十步一窨,檐牙高啄,鳌头雄奇。房屋之间,既有封火墙相隔,又有铜鼓石巷道纵横交错。各家各户之间相对独立,又路路相通,进了大园寨就像进入了八卦阵。

      一座窨子屋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按由外到内的顺序,依次是楼门、天井、正屋、厢房。其中天井是整个院落的中心。天井的作用,从风水的角度来看是为了“养气”,而从现代的建筑功能来看是为了采光、通风和提供共享空间——休憩、聚会、嬉玩的场所。天井地面皆用铜鼓石卵石、片石铺成,中间镶有灵动的花鸟鱼虫图案。天井四周是台阶,全部铺宽厚的青条石,侧面同样用青条石板镶嵌。台阶四角各有一个大石蟾蜍,每到雨季,屋四周的雨水便通过蟾蜍的嘴哗啦啦流到天井里,形成四水归堂的格局。因为天井有往外排水的暗道,所以即使雨天,屋内不积不潮,穿布鞋走动也不湿鞋底。登上台阶,便是正屋。这是窨子屋的主楼。当中一间是堂屋,堂屋门当左“ ”(坤)右“≡”(乾),蕴含着《周易》八卦思想。窨子屋内令人惊叹的靓丽风景是栩栩如生的门饰和窗花,有的门窗和栏杆一律采用镂空、浮雕工艺,饰之以花鸟和吉祥动植物,如:喜鹊、鹿、龙、凤、虎、蝙蝠、梅花、兰草等,象征福、禄、寿、喜。如此布局,形成一个舒适、喜气、吉祥的宅居空间。

      调查发现,这些窨子屋大多为四合院,是具有封闭性、内向性特点的建筑。其设计思想来源于《周易·系辞》所谓的“重门击木斥,以待暴客”,也就是说是为了防盗贼、匪寇。其实,除了防御功能外,笔者认为,更是为了“藏风聚气”,因为“气运、财气之类的抽象之气在建筑行为中是绝不可泄的, 不但不可泄, 还要想办法把它聚起来”k。

      另外,窨子屋都是“坐南朝北”,这让人疑惑不解。因为“坐南朝北”是为理想风水景观所忌讳的,而中国理想的宅居风水应该遵循“坐北朝南”原则——朝南的房屋便于采取阳光,坐北朝南,还可以避风。l 其实,大园村的实际地形要求他们不得不依靠后龙山而居,为了应对冬季寒冷的东北风迎面吹进屋,聪明的大园先辈设计了窨子屋,房屋的前面修筑一堵青砖高墙,也称“封火墙”,可防火灾、防匪盗、挡寒风。墙四角筑有鳌头,挺拔威武,显出阳刚之气,酷似杨氏族人先辈英勇善战的枪戟。

      四、人才辈出——风水影响下的大园村

      大园村的确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不仅山水秀美,而且人才辈出。前有光禄大夫、户部主事、太子太保、都统、贡生、举人、文武秀才、六县部员;后有黄埔军校学生、人民公社社长以及11 位抗美援朝英雄。如今,全村在外的公务员、教师、医生、记者等有300 人,是绥宁县出人才比例最高的村,平均每年村里都要出2~3名大学生。被外人称誉大园是块“风水宝地”。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园村人才

      宋代有光禄大夫杨关裕,据当地《杨氏族谱》手抄本记载,大园开山鼻祖杨光裕于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 年)出生在赤水峒杉坊m,为“飞山蛮酋”“十峒首领”、唐末龙虎大将军、威远侯杨再思嫡派曾孙、“赤水峒峒主”杨正修之孙、辰州知事杨通昭长子,后分居到大园开创家业,曾被封为金紫光禄大夫,寿终葬于石甑园磨山脚蛮驾形,坤山艮向(东北向)。墓前玉带河环山而流,墓区占地面积约380 平方米,墓高约1.5 米,墓碑高约2 米,上刻有一幅对联:“溯本源都梁赤水,分支派莳竹荣山。”后其第三子杨显安世袭了光禄大夫官职,殁葬于寺背江象形山壬山丙向。

      明清两朝,可以说是大园历史上人才璀璨的时期。如户部主事杨进显,《杨氏族谱》记载其曾任明朝南京户部主事,正六品官员;太子太保杨超,据说是杨进显的曾孙,明永乐年间被增援太子太保;贡生杨进福,据称,他为明代时大园所出的一位贡生;都统杨渊,其故居在今大园村一组,家中留有“三鳣堂”古窨子屋院落。他从小聪明机智,学识渊博,先后中举人、进士。清嘉庆年间曾被授予教谕、都统等官职;文武秀才,文秀才是杨昌武,武秀才分别是杨光楷和杨昌孝,当时朝廷授予木匾纪念,可惜“文革”时“破四旧”被烧毁;举人,分别是杨光选、杨昌质、杨昌禹、杨昌协、杨昌禧、杨显安、杨进荣、杨晟荣、杨进科、杨正品、杨再震、杨培槐等12 人。其中杨培槐于清嘉庆癸亥年(1803 年)考中举人,其亲人李光璇赠送一块大木匾,保存至今,木匾上为“鳣兆初升”四个大字,左侧有题字:嘉庆癸亥冬月为培槐贤弟逰泮,年家眷友生李光璇题。而为了表彰大园村的举人或进士,朝廷每次都会立石文墩,大园村的杨氏宗祠外至今还保存有8 块高约2.5 米的石文墩,其余的据说在“文革”期间被破坏。

      民国时期,大园村出了一位叫杨汉龙的六县部员,他管理绥宁、城步、武冈、洞口、通道、靖州等六县的行政事务。还出了一位黄埔军校学生杨进明,自幼读书投考黄埔军校,被录取为二十一期学生,有蒋中正佩剑为证;1944 年任连长,参加湖南省衡阳抗日保卫战,苦战38 天;1948 年在程潜部下任少校教官、连长等职务;1949 年在程潜领导下参加和平起义,共产党安排了工作;1950 年考入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毕业后参加广西剿匪、清匪、土改复查等工作,任队长、大乡组长等职;1985 年后任绥宁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园村人才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园村中专以上学校毕业的将近200 人,其中本科生50 人以上,研究生4 人,博士生2 人。杨姓族人的工作地点遍及北京、省府、市县,其职业有公务员、教师、医师、记者、技术员等,其中教师最多,有中国军事科学院师级研究员1 人,高中特级教师1 人,享受科局级干部待遇的10 人以上,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10 余人。n   

      除了以上高学历的人才外,新中国成立后大园村还出现了杨志超、杨国松、杨进仁、杨文池、杨玉等十一位抗美援朝英雄,他们都曾受训于解放军军校,是参加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英雄;也出现了关峡人民公社第一任社长——杨进选,他1950 年参加农会工作,1956 年任梅口大乡乡长,同年参加中央组织的少数民族参观团进北京,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958 年任新成立的关峡人民公社第一任社长。另外,还培养了一位绥宁县司法局局长,叫杨焕礼。

      此外,大园村还有会计、“首富”、养鸭专业户、西瓜种植户、蘑菇种植户、傩舞导演、“地理先生”以及技艺精湛的苗医、木匠、石匠、民间绘画艺人等各行各业的人才,他们推动着大园村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

      五、小结

      绥宁大园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聚居村落。从整体上说,自然天成的“山环水抱”格局,使大园拥有近乎完美的环境风水;从局部来看,这里的民众创造了独特的窨子屋,使他们有了“藏风聚气”的宅居风水。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空间的向往,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而这一村落人才辈出的原因,除了个人努力和重视教育的因素,比如开私塾、设学田、建识字祠等,其可遇不可求的“好风水”(环境气场)也无形中在施加影响、发生作用。其实,“好风水”就是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的和谐统一。

      已被人类破译的自然之谜,是科学;未被人类破译的自然之谜,是神秘;无中生有并加以牵强附会的,是迷信;一知半解就轻率横加指责的,是轻浮。在当前,对于风水,我们不能一味否定、唾弃、偏听、偏信,而应理性对待,取其合理内核,去其糟粕,为创造和谐、安定的居住环境发挥积极作用。

      

      

      

      郑文成、杨波,均为桂林博物馆馆员。

      a 陈怡魁讲述, 张茗阳编著:《生存风水学》,2 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b 俞孔坚:《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90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c 数据来源:绥宁县统计局2008 年统计数据。

      d 1980 年,一位村民在当地一个叫“棚子冲”的地方劳作时曾刨出石斧、石刀等石器,据当时的文物部门考证,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证明在数千年前就有人类在大园居住过。

      e“ 关峡平话”分布除关峡苗族乡全部外,还有长铺子苗族乡的一部分,城步苗族自治县邻近关峡苗族乡的部分乡镇村寨等。在这个语言区域内,虽因地域的不同有细微的差异,但完全能互相通话。他们与汉语及邻近地区的汉语土语、方言等完全不能通话,他们统称这些话为“客话”。而汉语及邻近地区的汉语土语、方言区则称“关峡平话”为“苗话”。

      f 黄忠义、成有道:《关峡苗族乡志》,345 页,内部资料,2012。

      g 刘道超:《易学与民俗》,131 页,北京,中国书店,2008。

      h 参见晋人郭璞所著的《葬书》,这是历史文献关于风水林的最早记载。

      i 陈牧川:《中国古代民间中的建筑风水文化——江西万载周家大屋考察》,载《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6(4),35 页。

      j 陶永灿主编、杨荣生整理:《大园》,11 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

      k 唐密、石铁矛:《风水与人居环境》,载《山西建筑》,2005(24),18 页。

      l 褚良才:《易经·风水·建筑》,76 页,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3。

      m 原绥宁县地区,今属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杉坊一带。

      n 冯彦明主编:《大园古苗寨调查》,22 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 对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现状的思考 (李福善)

      瞿昙寺位于青海省乐都县城南21 公里的瞿昙镇境内的马圈沟口,距省会西宁市80 余公里,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迄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寺名为朱元璋所赐,寺院占地面积3468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 万平方米、是我国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一组明代官式建筑群,以古朴的建筑、珍贵的文物、精美的壁画著称于世。1959 年被列为青海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瞿昙寺是藏传佛教寺院,寺院建筑从整体构想设计到营造施工手法,都是典型的明代官式和甘青地方汉族建筑风格,特别是和北京故宫十分相似接近,素有“小故宫”的美誉。寺院修建在略成正方形的城堡中,坐北面南,背依罗汉山,面临瞿昙河,建筑总体布局为前、中、后三个院落,从山门起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有金刚殿、瞿昙寺殿、宝光殿、隆国殿等主体建筑,依山势逐层升高,两侧对称地建有御碑亭、小钟鼓楼、壁画回廊、宝塔、配殿、经堂、大钟鼓楼等。布局规范,高低错落有致。形式各异的殿堂,石绿色装饰的彩画,古朴浑厚的斗拱,体现了典型的明代建筑艺术风格。同时,以寺院古城墙、古村落为代表的历史遗存,以药草台寺为代表的附属寺院,以及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风貌,组成了特色明显、规整严密的完整体系。具有极高的文物、历史、文化、建筑、宗教、环境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价值。

      一、瞿昙寺的文化价值

      (一)瞿昙寺体现的历史文化价值

      明朝初年,政权根基未稳,瞿昙寺的修建其实是朝廷安定塞外的战略措施。从瞿昙寺外残留的城垣可以看出,明朝初年的瞿昙寺不仅仅是一座佛教寺院,还是明朝的前沿阵地,是河西边陲重要的战略要地。瞿昙寺得到了明朝历代朝廷的扶持,目的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直到清初,当地还有“七分佛差,三分县差”之说,即农民纳差十分,给寺院七分,给县府三分。a 由此可见,瞿昙寺的修建和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是明朝维护政权、安定塞外的一个举措,当然这个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二)瞿昙寺的建筑文化价值

      瞿昙寺虽然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但其建筑规制具有强烈的明朝汉室的建筑风格特征。前院和内院的建筑配置,显示为典型的汉地佛寺“伽蓝七堂”之制,其中不少殿宇还是仿照明故宫的建筑形式,因此被人誉为“小故宫”。b 全寺共有前、中、后三进院落,寺院五座主要殿宇在中轴线上一一纵列,两侧游廊配殿对称环立,整座寺院端正、大气、素雅。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却有着明代汉式建筑式样,实属罕见。

      佛教寺院最早出现于印度,印度佛寺建筑的布局多为在中央设方形佛殿,殿外有僧房围绕。同一建筑主体中,往往按上中下大小不一、形状一致的规律分布。藏传佛教寺院不讲究中轴对称,往往以一个主要建筑为中心,其他建筑围绕着中心散落分布,由此使得寺院内的道路纵横交错。而中国传统建筑和空间布局强调轴线对称,比如明清北京城的建筑布局就是运用中轴线,以强调左右均衡对称的方式布局。受传统建筑模式的影响,汉传佛教寺庙一般也都南一组北一组的庭院式建筑组成,讲究中轴线分明,左右对称。瞿昙寺就是汉传佛教寺院的布局,甚至殿宇的名称都很类似,这个例外与瞿昙寺得到了明朝恩宠有关,于是当我们流连于寺内,处处可见熟悉的建筑形制:中轴线、四合院、左钟右鼓、琉璃砖瓦房项、飞檐吻兽等等。

      青海考古所的张君奇先生是青海古建维修专家,为维修复原瞿昙寺工作了六年。据他考证,瞿昙寺院内最宏伟的建筑隆国殿及两侧抄手斜廊,就是依照故宫太和殿的前身明代奉天殿为蓝本建成的。而隆国殿前左右对称的大钟楼、大鼓楼,则是模仿奉天殿两边的文楼和武楼(清代的体仁阁和弘义阁)建造的。“它们无论从大木结构、斗拱形制,还是细部隔扇‘蔟六雪花纹’、枋头‘霸王拳’、屋顶吻兽小跑、平座滴珠板、鼓镜柱础,均与故宫建筑一致无二。”c

      面积约为900 平方米的隆国殿建成于宣德二年(1427 年),是瞿昙寺内最后完成的建筑,也最完整地体现了明代建筑风格。在全殿建筑中,最富有情趣的是抄手斜廊,让你无论是身在斜廊还是身在廊外,都有如身在画中般的感受。抄手斜廊是唐宋时期宫殿寺庙建筑格局的遗规,在唐宋壁画、石刻和文献中常能看到,而唯一仅存的实物则是隆国殿了。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的明代奉天殿,其两侧的抄手斜廊,在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 重建太和殿时,已被拆除代以卡子墙。因此当你看到隆国殿两侧那完整无损的抄手斜廊时,你不能不为它如此的稀贵而肃然起敬。

      当然瞿昙寺也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瞿昙寺中院建筑宝光殿、瞿昙寺殿、金刚殿、小钟楼小鼓楼及配殿宝塔的大木结构和木装修就是甘青地方手法。院内的四座如意佛塔,也与西藏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相同,是藏式传统形制。六百多年来始终屹立在西北偏僻一隅的瞿昙寺,不仅建筑年代久远而且包罗万象,官式建筑与地方手法交相辉映,它以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被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誉为“国宝中之国宝”。

      二、瞿昙寺文物保护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瞿昙寺及其相连的古村落新城街保护和开发

      瞿昙寺背依罗汉山,面临瞿昙河,是西北地区至今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官式建筑群,也是青海境内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与之相关联的新城街是在当时“移民实边”政策影响下,由明代护寺旗军、工匠、商贾等新移民逐渐形成的屯堡式村落。这些古村落是青海河湟地区保留的难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极大的保护开发旅游的价值。

      但由于历史原因,与瞿昙寺相邻的古村落新城街及其周边村落目前却无人问津,屯堡城墙、城门、关帝庙已不复存在,唯村落街坊布局尚现原貌。同时,根据《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划定瞿昙寺古城墙周边二百米范围为保护范围,其保护范围内建筑应与瞿昙寺古建筑风貌相协调,因缺乏文物保护宣传,又疏于管理,瞿昙寺周边环境建筑群拥挤、凌乱,与瞿昙寺历史风貌不协调,破坏了瞿昙寺原有的空间格局和历史环境,严重影响了瞿昙寺的形象。目前瞿昙寺控制范围内民居、当地政府办公用房及商业楼等建筑严重破坏了瞿昙寺建筑群的天极线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性。
    因此,对瞿昙寺及其相连的古村落新城街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对更好地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壁画的保护

      瞿昙寺的壁画主要是明清壁画,壁画总面积为1523 平方米。其中近百分之八十是明代所绘,其余为清代作品。从内容上看,三大殿及配殿内主要是密宗之尊像画,画幅巨大,多数为沥粉贴金;回廊内全部为佛教故事画,即佛传故事。释迦神变图和少量的佛教画,人物形象优美,栩栩如生,线条流畅,绘艺高超,有极高的美学研究价值,是明清佛教壁画的范本。现存建筑彩绘约800 平方米,有官式和地方两种,官式中尤以隆国殿及大钟楼、鼓楼内梁枋彩绘为佳,为国内完整保存的明初彩绘精品。殿堂壁画由于几百年的烟熏、尘灰污染,以及年久失修造成的雨水的侵蚀,画面已看不清晰。回廊壁画常年裸露,受风吹日晒、鸟粪的腐蚀脱落严重,而且有“文革”期间人为破坏的痕迹,这些壁画亟待抢救性保护。

      (三)瞿昙寺内文物建筑亟待修缮

      瞿昙寺文物建筑整体格局保存基本完好。瞿昙寺建筑物经过历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的维修,寺院明代的砖构、木构物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但避雷设施不够完善,部分大殿屋面瓦当防水层损坏,雨天漏水对大殿内壁画破坏严重。部分建筑受白蚁啃食与雨水侵蚀致使木结构体系糟朽,部分建筑墙体裂缝。屋檐、椽子、檩条等构件有所下垂变形。寺院东北侧活佛贡院建筑精美,但年久失修,整体破坏严重。

      (四)砖花地面的保护

      瞿昙寺金刚殿和回廊内地面现存近200 平方米的砖花地面,是由明代瓦片与卵石铺成。其图案多样,有莲花、方孔钱、鱼鳞、波纹等多种样式。这些砖花地面是历史遗留的宝贵遗产,游人常年踩踏将会造成严重损毁,甚至将不复存在,有待于加以保护。

      (五)寺院夯土城墙的保护

      瞿昙寺为明代城堡式建筑,原貌四周有2000 米城墙围护,城正面有瓮城,四角有箭楼。但在“文革”期间,当地农民为治河造田将大部分城墙拆除,现残存明城墙仅有150 米段和800 米段土锥状墙体,入口瓮城及建筑物已被人为拆除,破坏了寺院整体的完整性。应将明城墙加以保护并恢复已破坏的部分城墙及其建筑物,使瞿昙寺再现昔日的风貌,真正体现出瞿昙寺的保护观赏与研究价值。

      (六)瞿昙寺现有消防设施的隐患

      瞿昙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对寺院主体建筑进行了保护性修葺,设立了文物管理所,设置消防设施,使瞿昙寺古建筑群及其文物得到很好的维护。但是,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一是现有消防设施配备还不达标,仅有的储存500 立方米的蓄水池,补充水源不足,冬季出现消防管道冻裂,同时没有预警报警设备,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二是寺内没有安装安防监控设施,全靠人防,给文物的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三、瞿昙寺文物保护与利用存在问题的原因

      对瞿昙寺文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寻究其原因,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地方政府领导对文物保护管理了解不多,重视不足,法律意识不强。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事情,与当地政府无关,文物保护与否对其政绩无任何关系,缺乏“守土有责”的责任意识。不能充分认识到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沉淀。它不仅仅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传统教育的好素材,而且文物资源可直接或间接地为我县的经济建设服务,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

      其次,瞿昙寺于1956 年曾被国家征用为粮库使用。“文革”后(1976 年)成立瞿昙寺文物管理所,并负责瞿昙寺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在2001 年至2003 年间瞿昙寺文物管理所曾被撤销,寺院交由僧人组建的瞿昙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管理。从2004 年2 月又恢复管理职能,瞿昙寺由瞿昙文管所与寺管会共同管理,目前存在管理体制不顺、职责不明确等问题。

      再次,文物保护“五纳入”工作没有真正落实,保护资金匮乏。文物保护资金匮乏,一直是困扰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的一大难题。没有足够的物质保障,文物保护工作的许多具体措施就无法落实。尽管国务院、国家文物局、省、市相继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将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但是相关文件精神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瞿昙寺文物保护缺乏相应的财政拨款,存在维修资金不足、安全防范设施不齐全的问题。导致了瞿昙寺古建筑得不到及时维修和文物失窃案件的发生,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最后,缺少素质高、专业强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队伍。瞿昙寺文物管理所现有工作人员结构复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业务素质存在着差别。我所在编的文物管理工作人员10 人,大多数人员都是中途调入,文博专业知识薄弱。其中拥有高中文化程度者共2 人,中专学历者4 人,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包括进修文凭在内)4 人。就职称情况来,获中级职称者3 人,初级职称者6 人,其他情况者1 人。从专业情况看,无一人第一专业为文物保护。文物管理人员在文化程度上的参差不齐从而致使其业务素质也存在着巨大差别。由于长期缺乏必要的文物专业知识的培训、学习和深造,缺乏学习专业知识和提高自己业务素质的自觉性和条件,从而使得工作人员对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和判断事物的能力存在着极大差别,造成其目前逐渐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新形势。

      四、加强瞿昙寺文物保护管理的对策思考

      针对当前瞿昙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所面临和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将进一步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坚持有的放矢,加大力度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归纳起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依法科学做好瞿昙寺文物保护规划

      这是保护好瞿昙寺文化遗产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瞿昙寺文物的永续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规划要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并合理确定瞿昙寺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科学、合理、有效地制定保护、管理及环境整治措施,在有效保护遗存的前提下,发挥瞿昙寺文化旅游功能,实现瞿昙寺文物保护及发展的现代化。

      1. 指导思想—————

      (1)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2)坚持持续发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保护文物遗存的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切合实际,量力而行,科学客观地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保护目标,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确保方案得以顺利实行并达到预期的效果;

      (3)注重综合效益的原则:在强调以保护文物为核心的前提下,兼顾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效应。通过方案的实行,既达到有效保护文物的要求,又促进本地区社会文明意识的提高和经济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优化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环境;

      (4)保护规划应保护瞿昙寺的整体性、原真性,尽可能完整地保存文物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5)根据瞿昙寺的保护要求与实际情况,对文物遗存周围的环境进行保护与治理。

      2. 分区分级控制与保护

      根据瞿昙寺的现存状况,本着保护区域内文物的安全和完整性及其确保与之相关的历史环境的完整性、和谐性,分区划定保护范围,针对不同的区域,分级进行保护。

      (1)重点保护区

      依据《文物保护法》和《青海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青海瞿昙寺文物重点保护范围为历史上寺院城墙范围。具体范围以保护寺院建筑和附属文物为核心;具体重点保护区范围描述为以瞿昙寺为核心,自东南侧寺院山门及广场向西北沿主轴线至隆国殿后界寺院城墙和其东北侧活佛贡院和西南侧的天官殿,面积约为2.5 公顷。

      对于重点保护区,必须保持建筑文物及其环境历史的真实性与整体性,严格保持其原貌和格局;严禁改变建筑文物及其环境的一切建设;保护与展示措施、设施不得破坏文物建筑现状或对其构成威胁,并且应与文物的整体环境与历史氛围相协调;文物及文物建筑的维护、加固、修复必须按原貌以“整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保护加固的目的应是出于保护文物的稳定状态,严禁对现状文物建筑进行重建。

      具体保护措施如下:a. 保护瞿昙寺寺院建筑的空间格局、道路结构;b. 保护文物建筑的结构形式、材料及装饰细节;c. 对已损坏的文物及文物建筑进行及时的加固与修缮;d. 区内不得进行改建、加建、新建等建设工程或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e. 内部不得建设污染文物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f. 保护区内古树名木与绿化环境。

      (2)一般保护区

      按照国家相关的文化遗产的标准,根据保护瞿昙寺及其遗存的原真性、安全性和完整性划出一般保护区范围:以瞿昙寺为核心,东北至寺院围墙外12 米, 东南至瞿昙河,西南至瞿昙寺街道,西北至罗汉山山脚(围墙外20 米);一般保护区面积约7.1 公顷。
    具体保护措施:a. 撤出区内粮库用地,恢复寺院使用用地;b. 拆除区内超高建筑,清理不当临时建筑;c. 整理和恢复区内绿化环境。

      (3)建设控制地带和景观控制区

      建设控制地带和景观控制区是为保持与文物遗存历史风貌相协调的区域。根据瞿昙寺的环境的完整性、和谐性及周边环境对瞿昙寺的威胁性划分出建设控制地带和景观控制区,主要包括外围的具有青海特色民居街区和为了确保瞿昙寺风水格局完整的罗汉山、凤凰山和瞿昙河等周边大环境。

      3. 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瞿昙寺存在着大量的可移动文物,主要包括石质文物、铜制文物、纸质文物、牌匾等。对于这类文物的保护,要做到:改善保护条件,逐步建设寺内文物保护与展示空间设施,改善无存放和展示空间的现状;为所有文物提供合适的温湿度环境,减小自然因素对文物的破坏;加强管理和防护,解决人为触摸对文物的损害;采取可靠技术措施,解决文物防火、防洪和抗震问题;加强科学研究,采取综合物理化学方法减弱壁画,铜质、石质、纸质文物的自然腐蚀风化。

      4. 保护区的环境整治

      加大对瞿昙寺周边环境的整治,切实做好瞿昙寺生态及景观保护工作。作为文物管理部门,建议政府加大资金投入,把瞿昙寺古村落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列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中,在新城街古村落的保护中要制定好规划,尽力保留历史原貌,加大对大寺坡、尕寺坡、漫洼等地周边环境的绿化治理,同时鼓励和扶持部分农户从事文化产业。主要做到:清除文物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内可能危及文物或有损景观的现代建筑物、构筑物及杂物;保护区范围内应严格保护文物建筑原有空间格局和风貌,恢复保持传统风貌;整理保护区与建筑控制地带内电线、天线、门牌、路灯等和户外乱堆乱放现象,逐步更换现有与文物环境不相协调的人行道和广场铺砌、水池、花坛,使之不影响整体景观风貌;在保护区尤其是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完善市政管线,增加市政公用设施,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在山体内种植当地树种(柞树、榛树、松树等),保持原有生态环境;建设控制地带内建筑色彩应采用和文物遗存区历史氛围相协调的灰色调。

      (二)落实文物保护工作经费
    2002 年10 月28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整整十年过去了,在瞿昙寺的文物保护经费的实际运作却很难落实兑现,乐都县给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的经费仅能满足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正常的办公和业务也难以开展。值得庆幸的是,2011 年10 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特别是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给我们文博事业迎来了改革的春风。《决定》指出:“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政策上完善了国家对文物保护经费的保障机制。与此同时,新修订的《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自2012 年2 月1 日起施行。《办法》内容全面,明确了文物保护工作经费等问题,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亮点突出。《办法》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并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对于今后做好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切实健全和理顺文物管理体制
    加强管理是实施文物有效保护的重要前提,健全文物管理机构是文物保护得以加强和改善的一个重要条件。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所有文物保护工作”的规定,乐都县瞿昙寺文物管理所是全面负责瞿昙寺文物日常维护和管理的直接实施保护机构。但目前瞿昙寺由文管所和寺管会共同管理,给文物的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笔者认为对瞿昙寺的文物保护工作应垂直管理,进行上划管理,集中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及财、权、物管理。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是便于推行统一的政策标准和规范管理;二是便于进行专业技术人员的统一调配;三是便于财力的统一平衡调配使用;四是免受地区差异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地方政令的干扰。最大的益处是便于统一的行政领导和统一的业务指导及监督。如此,就会使瞿昙寺文物工作有一个统一的工作思路,打破小框框,放开手脚,统一思想,发展有序。这种机制的改革,将会解决当前瞿昙寺文物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有利于国家文物事业整体的健康发展。

      (四)加强人才培养,壮大文博专业人才队伍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随着当前高科技时代的到来,人才队伍的建设是适应新形势下文博工作的迫切需求。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文博队伍。首先,加强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要引导文博工作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责任感,弘扬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发扬严谨笃学、潜心钻研、淡泊名利、自尊自律的风尚;其次,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珍惜现有人才资源,以事业留人,以情感暖人,把他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最后,完善在职人员培训制度,通过委培、脱产学习、岗位培训、挂职锻炼等多种形式,努力优化人才知识结构,不断提高现有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业务素质和创新能力。

      对于像瞿昙寺这样极具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文物进行保护,要本着系统的观点,解决好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瞿昙寺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了解人们生存和生活历史最真实的依据,应全力保护它,最大化地体现其文化价值。作为一名多年坚守瞿昙寺文物工作的基层文博工作者,因为对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艰难现状的担忧,内心感到非常困惑,而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我们坚信,只要上级政府重视文物工作,对瞿昙寺文物保护工作采取切实可行的做法,我们的文物工作就有一个向前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李福善:青海省乐都县瞿昙寺文物管理所所长。

      a 青海省文化厅主编:《瞿昙寺》,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b 程德美:《瞿昙寺深山里的小故宫》,载《中国西藏(中文版)》,2007(3)。

      a 王永坤、许楗:《瞿昙寺的文化价值及其保护规划》,见《建筑与文化2008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高密“家堂”年画的社会功能探究 (伍晴晴)

      西方文化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a 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认为,社会中的风俗、习惯、制度、观念、信仰以及物质设施都与某项确定的需要相对应,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而创作出来的。也就是说,一切文化都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功能源自于需求,存在于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中,文化与人的需要是不可分割的。

      高密“家堂”年画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无论是静态的“家堂”,还是动态的“请家堂”仪式,都受到了高密当地历史文化的影响,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文化事物。因此,高密“家堂”年画就存在一定的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是具有时代独创性和延续性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传统到现代,“家堂”的功能经历了不断的转换和变迁,每个不同的时间段都会出现符合时代需求的功能。“家堂”不仅是祭祀祖先仪式上的物品,还是人们装点时令节日的艺术品,更是附加了社会教化功能的宗教器物。但是,这种社会文化功能并非是片段性的更迭,而是在延续传统的过程中逐渐变化的。同样,也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并实现某种功能而存在的。

      一、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内容与形式的结合

      (一)实用功能

      年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几乎没有单纯是基于审美需要或某种无功利性目的的。它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也不是为求美而美的艺术,它是以满足人们生存需要为根本目的。从造物的角度来看,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对生活的创造、充实和完善过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产生紧密联系。因此,鲁迅先生称之为“生产者的艺术”。这就决定了其突出的生活实用功能,也就是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的“人的生物需求是文化产生的第一推动力”。高密“家堂”年画的创作动机,同样最初也不是单纯的审美性或者娱乐性,而是为了满足民众物质生活的直接需要而产生的。

      “家堂”是记载以同宗共祖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脉络特殊文化体裁的民间美术形式,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中产生,是高密地区老百姓春节祭祖最不可缺少的物品。b 因此,“家堂”首先是祭祀祖先与续家谱的用品,拜祭祖先、续家谱是第一位的,实用性是“家堂”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家堂”是一种实用民间艺术,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逐步形成。“家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期的祖先崇拜。它是原始社会后期家庭制开始形成时的一种原始宗教崇拜,同时,也是神灵信仰和家族、氏族观念结合的产物。年画早期的形成,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思维简单,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导致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这种信仰便构成了原始信仰民俗的主要内容。原始信仰是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包括对自然现象、动植物、众神信仰和始祖的信仰等等。中国民间信仰的神像十分庞杂,过年的祭拜则是“一个不能少”。佛、道、儒共聚一堂,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全神”。每到年夜必须烧香摆供,敬祀众神,这是中国独具的民间风俗。其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春节祭祀“祖始”是民间第一要事。

      山东胶东地区的高密,过年时分进行的种种年俗可谓“年味儿”十足。腊八过后,人们择“吉日”大扫除,粉刷墙壁,洗澡理发,做新衣,以示辞旧迎新;家家做馒头、蒸年糕,取意“年年高”;添买新碗筷,寓意增添人口;做豆腐,借“都福”之谐音,希求全家幸福;用生豆芽菜或用胡萝卜丝、粉条、菠菜梗等做“合菜”,取意“全家合睦”。除夕,家家挂年画,贴春联;午后,上坟祭祖;傍晚,到街头“接财神”;入夜,秉烛焚香,灯火通明,人们通夜不眠,称“守岁”;凌晨五更,吃饺子,辞旧迎新。此时,家家灯火辉煌、鞭炮齐鸣,祭天地、祀祖宗,然后晚辈给长辈叩头拜年,长辈向晚辈分叩头钱,称“压岁钱”。初一,人们成群结队,走亲串户,拜年祝福。初二,晚上送年、吃饺子、烧纸、放鞭炮、撤供、收“家堂”,表示年过去了。

      在这众多的年俗中,祭祖当数重头戏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在春节或清明期间,人们大多采用家祭、墓祭、祠祭的方式,以供奉酒菜、烧纸钱等方式祭祀。高密地区的“请家堂”仪式体现了高密百姓对祖先、上苍怀有的感恩和敬畏之心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

      “家堂”相当于祠堂,是后人供设祖先牌位的地方,是祖先的安灵之所在,象征着神圣祖先的存在。人们相信祖先之灵有与生人一样的需要和欲求,后人有供奉祖先的义务和责任;后人适时祭供就可以获得护佑和帮助,否则祖先将会要吃要穿,其方式是让后人遭灾或生病。因此,按时依礼祭祀祖先之灵就成为宗族、家庭的头等大事。

      “请家堂”是高密地区一种特殊的祭祖民俗现象,有固定的时间、地点,还有一定的仪式和禁忌。高密地区大年三十那天,家家户户都要挂“家堂”,表示“请”长辈“回家”,以此来祭祀祖先同时兼有祈福佑丰年的用意。“家堂”一般是挂在堂屋的墙上,当晚摆放丰厚的供品、烛台,并放鞭炮、烧元宝纸祭奠。“家堂”的两旁要配挂条幅,当地人称为“配轴”或“大花”,上画牡丹和莲花,挂时也有方位讲究。有的村子只有一个家族姓氏的,则往往会在村里修一间家族祠堂,挂上尺幅较大的家谱,称为“族影”或“大影”。整个家族的人会在大年三十那天一起祭拜祖先。正月初一早晨,家族的男人齐集祠堂或影房,按辈分排列,长者上香,带领后辈叩头。族人祭拜时,依辈分排出班次,一一进行。一般在过年后,即大年初二,收起“家堂”,称之为“落影”。c

      “家堂”祭祖,要上祭品。祭品由于表达了人对神的尊敬,而成为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之间的重要纽带,一般用羊、猪,没有经济条件的家庭,不能宰牲,根据自身条件上供品。在牺牲之外,供品还有粮食及其制品、时鲜蔬菜、果品,并上酒、茶。d 祭品的备办、祭器的洗濯,一切上供的东西,全由子弟、媳妇操作,用以表现子孙祭祖的虔诚态度。

      除春节以外,在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山东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也保留着“请家堂”这一祭祖活动。与春节相比,七月十五“请家堂”的活动内容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其隆重程度略逊于春节。e 首先鞭炮放的次数比春节少,而且在供品上也没有春节讲究(春节供奉给祖先享用的必须要有鸡、鱼、肉)。其次,“请家堂”遵循的是早请晚送的原则,想让祖先在家可以多放一段时间。比如春节“请家堂”这一祭祖活动会延续三天,即从年三十到正月初二。但七月十五这一天则是早上“请家堂”,在当天晚饭前必须送走。更重要的区别是七月十五“请家堂”不一定要求挂家堂轴子,但春节家堂轴子必须得认真请出来挂上。

      (二)审美功能

      高密“家堂”年画的功能,随着历史更迭而变迁。在年画产生的年代,民间物质生活不充裕。虽然“家堂”最早是以祭拜祖先的实用功能而产生的,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其根本表现形态仍然是艺术,是对生活的艺术化表现。艺术所具有的审美功能、美化与装饰生活的功能它都具备。过去高密地区的农村,居住的房屋一般较矮、门窗很小而且室内光线不足,同时,在封建时代的乡土中国,农村家庭难以接受宫廷和文人士大夫的审美,也难以斥资装点自己简陋的家居环境。此时的劳动人民长年为生活奔波,每天在繁重的劳动之后,精神上需要一种轻松、活泼、浅显易懂、趣味性强的形象化艺术。年画的诞生适时地弥补了这一因贫穷而带来的遗憾,迎合了乡土中国的审美趣味及消费水平,从而成为与普通民众生活最为密切的艺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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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手工业的发展,高密年画的制作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做工也越来越精致。此时,作为商品进行生产和流通的“家堂”,为了更好地迎合市场,常常在纹饰、色彩的设计上满足购买者的心理和审美需要,以各种美好的祝福来吸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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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节这个除旧迎新的重要民俗时刻,即便最为贫困的家庭,也总是尽可能地去感受节日的气氛。尽管难以将房屋重新翻新,但是人们会通过物美价廉的年画来将房屋装点得焕然一新。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的“家堂”,以乡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并深受他们的喜爱。此时,“家堂”的功能,由祭祖的实用功能增添了审美功能。家家户户的老百姓在大年三十将其挂在自家堂屋,为简陋的房舍营造出一种浓郁的节日氛围,既美化了居室,也活跃了气氛,终年劳作的家庭因为它而显现出一派热闹、红火的气象。“家堂”因此也成为装点居室环境的艺术。

      明清时期,年画审美功能的突出,与当时的经济文化背景关系极大。由于经济的发展带动当地手工业的繁荣,年画作为一种民间工艺品畅销于市。此时,“家堂”对高密人来说不再仅仅是祭祖的物品,同时更是过年时人们用来装点的艺术品,起到了愉悦人们新年气氛的功能。“家堂”使没有经济条件装饰房间的广大农民,既可以祭祖纳福,又可以装扮房屋,更显新年气氛。综观明清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对高密年画影响很大。人们对“家堂”的审美需求的增强,促进了年画制作的专业化程度,反过来年画越来越专业化的制作工艺也提高了人们对审美的认识。

      “家堂”的装饰因素主要体现在其画面色彩的艳丽和图案的造型美上,它体现着民众对美的渴求以及体验美的愉悦。高密年画的色彩,早期以水墨为主,颜色并不浓重。f 但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色代墨、着色浓重、色彩艳丽的特点,给人一种对比强烈的印象。这种用色特点适应了节日的欢乐气氛。g 一般“家堂”的画面中的用色总数能达到九到十种,主要有红绿两色彩绘,兼施黄紫蓝等色。红色象征喜庆、吉祥、热烈、欢快,同时象征着生命和活力,传递出劳动人民朴实、热情、直爽、淳朴的民俗民风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高密年画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造型上更是与众不同。画面中的人物,在造型上的一个特点是上身长、下身短。无论是手持朝笏的明清官员,还是嬉戏玩耍的孩童,下半身都比上半身要明显短一些。此外,在造型上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物手中的物品只是象征性地表现出来,不去注重比例关系,画师们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h 例如,“家堂”中的幼儿们手中所拿的鞭炮、灯笼等物品,只是象征性地画了出来,并没有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通过这些小小的道具,使整个画面的人物具有了丰富的情感和真实的生活气息。年画色彩和造型的象征性、随意性,都反映了民间的审美意识。

      (三)实用与审美功能的统一

      高密“家堂”年画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衍生形成的,源于人们祭祀祖先的需要,反映了当地民众的心理慰藉和精神信仰。它将实用性和审美性紧密结合,是实用与装饰的统一体。实用功能是家堂存在的基础动力,审美功能是升华,体现了民众对美的渴望以及体验美的愉悦。民间美术是一种与底层物质生活更为接近的文化形态, 和生产活动的一体化,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交融,创造出了实用价值和审美功能和谐统一的手工艺产品,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无论是实用为主还是审美装饰为主,高密“家堂”年画从产生时,就是一种实用性伴随着装饰性的艺术。一方面满足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春节祭祖祈福的需求,另一方面满足百姓生活与装饰的需要。它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在形式上和最终目的上是统一的。

      二、社会教化功能

      作为中国“年文化”产物的高密年画,不仅是年节和民俗活动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当地民众情感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艺术化反映,它规范了一些民俗传统和行为准则,传递并塑造着民众的价值观、道德观。年画的教化功能体现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处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等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讲究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在人际关系中,讲究和气、和善、和睦;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讲究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结合。高密年画作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承载着“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文化作用。i

      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j“家堂”作为高密年画中的重要题材,承载着深厚的精神内涵,它不仅具有祭祀的实用功能和美化居住环境的审美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心灵沟通的精神纽带,具有强烈的社会教化功能。k

      “家堂”的生长、发育,始终与当地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交融在一起,那种不自觉地从生活中引发出来的艺术因素,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启迪和生活中的教谕。“家堂”是祭祀祖先的重要物品,祭祀是一条精神联系的纽带,人们通过“请家堂”“送家堂”的仪式,加强了家族的血缘关系,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特别是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通过家堂祭祀之礼,外则教之以尊君长,内则教之以孝其亲。这样家族的成员从幼年起,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礼仪就在其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以血缘和地位为核心的乡土中国,尤其在山东胶东地区,“家堂”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山东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该地居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讲究尊老爱幼、睦邻友好、互帮互助。“家堂”是尊祖祭祖的物品,是宣扬礼教和伦理道德的实物。“家堂”以宗族血缘为基础,挂“家堂”的目的是通过对先祖的祭祀供奉,起到收宗睦族、增强家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作用,以求家族的兴旺发达。

      三、小结

      高密“家堂”年画是一种具有较长发展历史的文化现象, 这一文化现象在其传承和发展过程中除了以上论述的实用功能、审美功能以及社会教化功能以外,还发挥着经济功能、传承功能等。经济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年画的制造者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是依托年画这一媒介发展起了一批年画中介商。传承功能包括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包括技艺的传承。年画艺人将每一特定历史阶段中的语言、艺术、思想和行为融汇到“家堂”年画的制作过程中, 满足民众的心理诉求,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对接,同时也传承了年画制作的工艺。

      

      

      伍晴晴,中国农业博物馆馆员。

      a [ 英] 马林诺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a 冯骥才主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高密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

      c 邵春生、伊红梅:《高密年俗——请出“家堂”拜祖先》,载《文化月刊》,2011(2)。

      d 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e 刁统菊、孙金奉、李久安:《节日里的宗族——山东莱芜七月十五请家堂仪式考察》,载《民俗研究》,2010(12)。

      f 单丽筠:《高密独有的艺术画种:扑灰年画》,载《艺术百家》,2010(7)。

      g 郑军:《高密扑灰年画的造型与色彩》,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9)。

      h 滕明堂:《高密民间年画特色谈》,载《装饰》,2005(9)。

      i 焦宝:《高密扑灰年画: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词》,载《潍坊学院学报》,2010(5)。

      j 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造型》,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

      k 宫丽娜:《高密扑灰年画功能的多维度审视》,载《金田》,2013(8)。

  • 土家族“撒尔嗬”内容及社会功能研究 (张传运)

      “撒尔嗬”是土家族丧葬歌舞的一种,其古朴、热烈、粗犷,体现着土家族对于死亡的乐观豁达态度。对“撒尔嗬”的历史文化内涵及社会功用进行理解研究,既有利于我们对于土家族历史文化进行保护和探求该民族在当今社会如何发展,又有利于我们审视自身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态度。

      一、“撒尔嗬”基本状况

      土家族整体上对于死亡的态度比较豁达,其丧葬歌舞有很多,如坐丧、转丧、跳牌、跳“撒尔嗬”等。其中,清江流域是 “撒尔嗬”主要传承地。据现今对“撒尔嗬”分布区域的考察表明:“撒尔嗬”分布范围的最东端,在宜昌市长阳县巴山东段的鸭子口(巴山是沿清江的一段小山脉,鸭子口是巴山东段的一个小集镇),西到恩施的浑水河,北到巴东三尖观,南到鹤峰裴家斑,这样环绕清江两岸。a 

      死亡是每个民族必须面对的事情。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说:“可怕的事件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的恐惧。”b 多数的民族对于死亡都是恐惧与哀伤的。居于武陵山区的土家族则对死亡是另一个态度,他们视死如归,他们称老人去世为走“顺头路”“黄金落窖”“白喜事”“老龙归山”, 有道是“生贺喜,喜贺死”。在该地素有“人死众人丧,一打丧鼓二帮忙”“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跳一夜丧鼓送亡人”的民谣,人们会走几里路甚至几十里路乃至百里来奔丧。

      二、土家族历史发展背景

      知人论世,对于一个文化现象研究仅仅局限于其现象本身,就现象来解释现象那是不够的,必须要自历史维度来探究其出现的原因,以及该现象在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在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情况下,人们口耳相传,土家族历史在故事与传说中传递。这样,对于土家祖先来源就有多种说法,但是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土家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古代巴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经过长时间发展演变,融合了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而渐渐形成的民族。在公元前316 年秦国灭巴子国的前后,有部分巴人便开始向东迁徙,到达今天的武陵山区。最早元朝中期(1300 年)开始,这一地区的人们被渐渐地称为“土家”。

      “巴文化”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那时便有风格独特的“早期巴文化”。巴文化遍布湘、鄂、川、黔边界地方是在东周时期。史籍中土家先民的称谓有很多,商周时期被称为“巴人”。秦灭巴以后,史籍中多以地名来称谓土家先民,如“巴郡南郡蛮”“五溪蛮”“建平蛮”“施州蛮”等。而宋朝大量使用“土丁”“土民”“土兵”“土蛮”称谓来专指湘鄂土家人。随着汉民的大量涌入,“土家”作为族称开始出现。五代以后,土家族渐成为单一民族。c 土家族人自称为“毕兹卡”,意思是“本地人”。

      土家族自巴人发源而来,也承袭了巴人英勇尚武的传统,具有非常豁达的人生观,他们不仅赞颂新生命的到来,也对一个生命的顺利离开而欢呼。这种勇猛气质在战争时期外化成了土家族人的骁勇善战、无所畏惧的战士气概;在和平时期则内化成了土家人坚韧不屈、勤奋向上的生命意志。他们在“撒尔嗬”仪式的《开场歌》中唱道:“先民在上,乐土在下。向王开疆辟地,我民守土耕种。”

      三、“撒尔嗬”的内容

      许多民族用歌舞来祭奠亡人,如刚果的“死人节”。中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也有这种仪式,比如壮族跳纸马舞纪念女英雄王二姐,傈僳族则以严肃悲伤的歌舞驱鬼,佤族跳“击杵舞”来纪念老人的逝世,哈尼族举行“莫搓搓”,景颇族跳“金再再”, 彝族跳“跳阴舞”和“打曳舞”等。这些仪式或因驱魔驱鬼而增添了神秘感,或因追怀英雄而多了庄严感,或因场地有限而缺少了自由感。d 土家族的“撒尔嗬”则不同,它的内容多样,或有固定歌词,或临时现编,呈现着丰富多彩的态势,其基调是欢快的、热闹的、自由的,娱乐性极强。

      (一)歌颂亡人与祝福东家

      在跳“撒尔嗬”时,对于亡人的歌颂以及对于东家的祝福是整个活动的重要部分。家里的老人去世了,不论从感情上还是生活经验上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家人不禁伤心不已。这时四邻八舍的乡亲过来,陪着孝子们送走亡人,热热闹闹跳起“撒尔嗬”,把他们从亲人逝世的悲痛之中解脱出来。因而,“撒尔嗬”又叫作“解忧愁哟”。

      歌颂亡人,一方面讲述亡人的一生功绩,为儿孙后代所做的奉献,平时的为人处世等等,讲述他在阳世的成就;另一方面,希望亡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能保佑儿孙平平安安,兴旺发达。如既有“埋在龙头生贵子,埋在龙尾出宰相,一下埋在龙身上,状元榜眼探花郎”的歌词,也有“向王天子一只角,吹出一条清江河”的传说。此外,在每家的堂屋的正中央必设有香火位,用以祭祀祖先。总的来看,缅怀祖先是土家族民间信仰的核心内容,也为“撒尔嗬”的传承奠定了宗教基础。这处于整个活动的开始。

      “撒尔嗬”也体现了土家族的祖先崇拜。土家族认为祖先会保佑子孙后代的发展,所以特别重视对祖先的崇拜,尤其是对向王天子的崇拜。所以,在土家族聚居区有将死去的老人安葬在房屋前后,让祖先与生人仍旧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面对困难。一方面祖先开天辟地的精神鼓舞着土家族人民一直顽强生存,另一方面也是土家族人希望祖先能够看着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一帆风顺。

      而对于东家的祝福,则贯穿于“撒尔嗬”的整个活动过程。舞者会不时祝福东家,以博得东家欢心,也讨个好口彩,如:“我敬孝官一杯茶,荣华富贵代代发;我敬孝官一杯酒,子孙万代富贵有。”这样,不仅活跃了灵堂的氛围,也使得“撒尔嗬”进入了一个小高潮。

      (二)情爱是“撒尔嗬”独具特色的话题

      “撒尔嗬”的动作有许多情爱内容,既有抽象的象征性暗示,也有明目张胆地模仿男女动作。如“古树盘根”这一动作便是模仿男女交媾时的样子,都是即兴动作,十分地张扬,这是对于性爱的一种火热朴素的追求。对此土家人开玩笑地称之为“丧鼓堂前有个窍,不打风流不热闹”。这表明土家族人对于生殖、繁衍及性教育的追求。在灵堂前的情爱表达,一死一生,一个代表着终结,一个代表着开始,生与死相伴,豁达而开朗。死亡意味着为新生命提供空间,也就是所谓的死不是终结,而是一切的开始。

      在我国古代,人性遭到了礼教的约束,对于性更是谈及色变。然而在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却没有受到儒家礼教的控制,无拘无束,以歌为媒。但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和礼教的完备,土家人大胆火热的情爱追求也受到压抑和束缚,情歌被斥为 “伤风败俗”,屡被下令禁止。e 但一件事物的变化必然是缓慢的,有余存的,因而“撒尔嗬”中至今仍然存在有许多关于情爱的内容。如:“挨姐坐来对姐说,问姐姐许我不许我,你若许我早点许,你若不许早点说,好让小郎找别个。”表达直白,质朴有趣。

      (三)动作丰富多彩

      “在舞蹈的沉迷中,人们跨过了现实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鸿沟,走向了魔鬼、精灵与上帝的世界。” f 每个简单的舞蹈动作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通过“撒尔嗬”,土家族在舞蹈中和祖先取得了某种联系,从而达到娱神目的;同时,诙谐有趣的动作,又在现实生活中给主家及亲属带来了欢乐,减轻了亲人离去的痛苦,从而达到了娱人目的。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看,宗教是指人类对超自然存在的信仰和仪式行为。g所以,在“撒尔嗬”里的动作有很多关于图腾崇拜的内涵。

      “撒尔嗬”体现了土家族以白虎为图腾的历史文化。作为图腾的动物与人们早期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h 土家族是一个山地民族,自开始便在心理上建立了与虎的血缘认识,且由于早先的生产力低下,产生了对虎的某种恐惧和敬畏心理,所以虎逐渐成为能够决定种族和个体命运的图腾。白虎信仰在清江流域的土家族中一直存在,它是土家先民构拟的族群标志。“撒尔嗬”唱词有“白虎坐堂是家神”“三梦白虎当堂坐,不是家神是财神”等。i

      “撒尔嗬”舞蹈动作中具有白虎图腾崇拜色彩。如在跳丧舞时,弯腰、弓背、曲腿、臀部向下颤动的姿态是舞者一般保持的姿态。模仿老虎脸则用双手握空拳左右晃动,节奏感极强的左右转身模仿“猛虎摆尾”,曲腿躬身、跳跃掀翻则比拟“猛虎下山”,相对逼视、轮臂撞肘时神似“猛虎扑食”。也有不少历史史料记载,鄂西土家族的跳丧习俗,源于巴人及其后裔对白虎的崇拜。由此可以推知,“撒尔嗬”仪式中的舞蹈就是由巴人的“踏歌”“踏蹄”等用以祭祀白虎的“虎舞”演化而来的。j此外,“撒尔嗬”的舞蹈动作中还有许多是模仿动物的动作,显得生动有趣。如“犀牛望月”“燕儿衔泥”“猛虎下山”“牛擦痒”“猴子攀岩”等,其中以“燕儿衔泥”的动作难度最大,要求舞者跨腿弯腰,学燕子衔泥筑巢样,用嘴衔起地上的烟、茶、方巾等物品。

      四、“撒尔嗬”的社会功能

      (一)文化传递功能

      “文化给人类的生存、生活、意识以符号的形式,将原始的混沌经验秩序化,形式化。开始时,它是集宗教、道德、科学、政治、艺术于一身的整体,已有‘审美’于其中矣,然而犹未也。”k文化是需要外在的媒介从而“秩序化”“形式化”来进行继承和发展,同时也需要一定的人才能将一定的文化传承下去,让“它具有社会集体的理性性质”l。“撒尔嗬”便在土家族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媒介功用,使得土家历史文化能够不断传承下去。在这里它便具有了“社会集体的理性性质”。

      土家族人通过“撒尔嗬”唱词、舞蹈动作向年轻人传递文化内涵,讲述民族发展史及土家先民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如对先民原始生活记载的“走进门来抬头望,桑木弯弓挂在墙上”,对土家族祖先赞颂的“向王开疆辟土,我民守土耕稼,需要勤劳,不要懒惰……”;对民族英雄称赞的“朝请歌郎,晚请歌郎,请到歌郎,田真、田广、田元、田榜……”;讲述廪君功绩的“向王天子一只角,吹出一条清江河”;对白虎图腾形象描述的“三梦白虎当堂坐,白虎坐堂是家神”“不查财来不查喜,白虎坐堂我先生”等等。这些歌词虽然只能简单地诉说土家族历史,但是正是这些让历代土家儿女懂得自己的来源,形成了集体记忆,增进了民族认同。

      同时,年轻人一方面在这种奇异的朴野的文化氛围里,跟随自己的长辈唱着丧歌,跳着丧舞,潜移默化,不断了解土家族的历史,形成集体记忆,逐渐认同土家族的文化内涵,形成本民族特有的人生观;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用“撒尔嗬”这种媒介来不断传递自己民族的文化。

      此外,在与外迁而来的汉族的友好交往中,土家族又不断吸收汉族文化,横向扩充自身的内涵。如《盘古出世歌》云:“混沌初开出盘古,浑身一丈二尺五,手持开天辟地斧,劈开中央戊巳土,人凭天地号三皇、天皇地皇与人皇,轩辕皇帝织衣巾,神龙皇帝尝草……”《姊妹相合生后人》云:“天地相合在佛祖,日月相合生老君,龟蛇相合生黄龙,姊妹相合生后人……”m此外还有《姜子牙》《桃园三结义》《杨家将》《雷保记》等。

      这样,“撒尔嗬”便在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起到了传递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功能,同时也起到了横向扩充民族文化的功能。

      (二)社会教化功能

      伴随着民族融合与社会文化变迁,“撒尔嗬”由原来的娱神向娱人转化,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的社会教化功能。

      1. 传统伦理道德的教化

      由于大量汉族西迁到清江流域,必然会带来汉地的传统伦理道德,改变着土家人的观念。那么,在闭塞的山区如何才能有效地传播这些伦理道德呢?除了地方私塾和家族家法家规外,“撒尔嗬”便是其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如《姐劝郎》唱词有:“一杯茶劝郎,劝郎进书房。诗书勤苦读,文章可在身……三杯茶劝郎,劝郎在家乡。劝郎多种田,坪田多打埂,天干水不欠。”使用直白诙谐的词句规劝人们遵守耕读传家的汉族传统伦理观。尤值得提及的是十分注重“行孝”,特别是对母亲的“行孝”。因而有凡母亲去世,孝子戴的孝帕都要增加一尺长的遗俗。在“撒尔嗬”的《受恩歌》唱道:“提起亲恩大如天,木有根,水有源,不还焉能无罪意。”而其《十月怀胎歌》唱道:“一时痛来犹可忍,二时痛来痛钻心,银牙咬断青丝发,绣鞋蹬破一层层。上头喊天天不应,下头喊地地不灵,儿奔生来娘奔死,阴阳只隔一层纸。”更是讲明了母亲养育后人的不易。

      这样汉族的传统伦理道德便在人们一次又一次的传唱中传播开来,长辈教导晚辈遵守,而同辈之人则相互监督。倘若有不遵循的,人们可能在“撒尔嗬”演唱中即兴编唱讽刺不循礼法者。

      2. 人生观和历史观的培养

      土家族独特的人生观、世界观是在一次次的跳“撒尔嗬”中形成的,这种方法从声、体、意、情等方面对土家族人教育。如有唱词为:“周秦汉魏宋齐梁,人生哪个得久长?”“暑往寒来春复春,世上难活百岁人。”在演唱之中,寓教于乐,不知不觉教会了土家族人们历史朝代演变及自然规律,使人们的人生观历史观得到培养。

      (三)社区交往功能

      “舞蹈是原始生活最为严肃的智力活动,它是人类第一次把生命看作一个整体——连续的、超越个人生命的整体。”n 舞蹈使人超越个体,把族群里的人通过这个形式整合在一起,促进了人们的交往,加强了人们间的沟通交流,从而将生命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土家族是山地民族,世居于武陵山区,由于山高谷深,这里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山大人稀,人们交往机会很少,除了每年的女儿会外,举办丧事跳“撒尔嗬”就成了重要的社交场所。

      “半夜一听丧鼓响,脚板心里就发痒,你在南方我要去,你在北方我必行。”土家人天生就对“撒尔嗬”有认同感,这便是在长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下形成的“人文第六感”,是对自身文化的向心力。人们自四里八乡赶到东家,鼓声一起便你争我夺地上场。掌鼓师父是受人尊敬的,只有土老司或者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才能担任,所以大家也都愿意当掌鼓师父。

      土家男人大多会跳“撒尔嗬”,而且以跳得好、唱得好为荣,一个优秀的“撒尔嗬”舞者会引来更多异性青睐。因而,不会跳的不仅会被人嘲笑,而且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会不高。他们唱道:“不会跳丧的巴门站,眼睛鼓起像鸡蛋,厨屋里一声喊吃饭,肚子胀得像油罐,亏他还是个男子汉。”也打趣道:“不会跳丧不该来,该在屋里打草鞋。”

      整个葬礼成为人们社会交往、获得社会地位且确定自己在整个社区里的地位的场合,只有在这样的场合表现得好的土家男子才能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五、小结

      “撒尔嗬”丧舞,在历经历史的冲刷后保留了下来,从中体现了土家族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起到了传递文化、社会教化及社区交往的作用。其乐观豁达的生死观念,顺其自然的更替观念,使他们能够在当今物质发展迅速,人的能动性极度强势的时代,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

      一个人、一个民族只有在确立自己的生死观后,才能知道在一个变化迅速的世界里如何保持自己的发展方向,才能不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这是一个民族追寻生存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

      

      张传运,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学生。

      a 刘启明、田发刚:《清江流域撒叶儿》(修订本),228 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b 段德智:《死亡的哲学》,102 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c 唐胡浩:《社会变迁中的族认同研究——以来凤县土家族为例》,中南民族大学2000 年硕士学位

      d 田万振:《土家族生死观绝唱——撒尔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e 田发刚:《鄂西土家族传情歌》,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f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218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g 朱炳祥:《社会人类学》,159 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h 何星亮:《图腾与中国文化》,9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i 谭志满:《从祭祀到生活——对土家族撒尔嗬仪式变迁的宗教人类学考察》,77 页,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j 宋仕平:《鄂西土家族跳丧习俗的文化意蕴》,载《青海社会学》,2005(3),136 页。

      k 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7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l 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7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m 彭继宽等:《土家族文学史》,226 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n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217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雪梅庵僧人墓考释 (杨丽美 李俊)

      雪梅庵僧人墓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凤屯镇田丰村磨刀河村,海拔2255 米的华峰山上。因雪梅庵早已不存,僧人墓塔隐匿于密林中,故一直不为众人所知。2012 年7 月,华峰山一带修建风机发电设施,意外发现了塔林。2013 年2 月,笔者作为州县文物部门调查组成员,对该墓群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详细调查,经反复研究、考证,确认此为雪梅庵僧人墓无疑,墓葬内至少埋葬着自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至咸丰三年(1853 年),计一百七十五年以来的雪梅庵僧人九代。

      一、僧人墓状况

      雪梅庵僧人墓包括15 座僧人墓塔(以下简称T)及22 座僧人墓(以下简称M),建造于清乾隆十四年(1736 年)至咸丰三年(1853 年)。墓地总占地面积约600 平方米,分东、西两片,相距约300 米。T1 至T8 分布在东片区,分上下错层,上层三座,下层五座,塔间距0.8 米至2.35 米不等。T9 至T15 以及M1 至M22 分布在西片区,塔分上下两台,上台四座,下台三座,塔间距0.6 米至1.85 米不等;墓分布在塔东、西、北面。

      二、僧人墓塔

      塔均为覆钵式石塔,高2.5 至3.2 米不等,由塔基、须弥座、塔身、塔刹组成。须弥座为方形和六角形,高约1 米,须弥座上枋刻法螺、棋盘、书、缠枝荷花或暗八仙图案,上下枭刻如意状云纹或莲瓣纹,束腰部嵌浮雕石刻,转角处以竹节图案隔开,有的方形须弥座转角处有三层缩进。须弥座浮雕图案有麒麟、蝙蝠、象、马、鹿、荷花、狮滚绣球、凤穿牡丹、喜鹊登枝、金鹿鸣春、鱼跃龙门等。塔身高0.75 米至1.36米不等,覆钵加莲座,中腰收分明显,中部内嵌大理石碑,高均为45 厘米,宽26 厘米,上书墓主名讳、立碑年月及立碑徒、孙、重孙名。塔刹有四角形攒尖顶、六角形攒尖顶、圆形三种,上置摩尼宝珠,刹座为方形或六角形小须弥座,上雕人物、太极图、龙、凤、篆体团“寿”等图案及“阿弥陀佛”“安乐堂”等文字和楞严咒“悉、怛、多、般、怛、啰”。西片区塔林地宫入口距T10 北面2.8 米,墓门宽1 米,高1.4 米,墓道长1.35米,斜下坡至墓室,墓室长、宽均为3.7 米,高3.4 米,券顶,顶正中绘阴阳鱼图案。墓道左右、墓室内壁均有石龛分布,南面壁分布六层,其余各面均分布三层,石龛为方形,长、宽、高均为0.35 米,能分辨出的有九十个。

      T1 圆寂□□□妙闻净声和尚寿量塔

      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 年),通高2.75 米,塔刹高0.5 米,塔身1.35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二层小圆台刹座。须弥座为六角形,高1.05 米,上饰莲纹、卷云纹、鸟、鹿、西游记人物等及剑、阴阳板、 法螺、经卷、葫芦等图案。

      T2 洪法大戒沙门比丘上翠下峰讳祖悦寿量塔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通高3.1 米,塔刹高0.85 米,塔身1.35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斗式刹座,四面分别刻有屈膝坐、盘腿坐、手捧物品凝视、持物行走的不同人物造像。须弥座为六角形,高1 米,上饰莲纹、卷云纹、凤凰、牡丹、麒麟、鹿、象及剑、板、棋盘、书、经卷等图案。

      T3 ( 碑缺失)

      通高2.65 米,塔刹高0.5 米,塔身1.27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斗式刹座,上雕刻仿古建木雕图案。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88 米,上饰莲纹、卷云纹、凤凰、牡丹、麒麟、鹿、马、狮球、鲤鱼跃龙门、棋盘、书等及鼓、阴阳板、扇等暗八仙图案。

      T4 圆寂十戒恩师上德下止讳培寿塔

      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通高2.83 米,塔刹高0.76 米,塔身1.2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覆斗式刹座,饰莲纹、仿古建木雕图案。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87 米,上饰莲枝、牡丹、荷花、鸟、马、麒麟、凤凰、鹿、狮球、喜鹊登梅、如意、戟、笔墨等及板、扇、葫芦等暗八仙图案。

      T5 圆寂比丘大戒沙门上庆下止舟载然老和尚之寿塔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 年),通高2.5 米,塔刹高0.7 米,塔身0.95 米。覆钵式塔身,圆形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圆形小须弥座,束腰六面刻“悉、怛、哆、般、怛、啰”。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85 米,上饰麒麟、象、狮球、如意卷草等图案。

      T6 圆寂开山沙门黄公讳威和尚塔

      墓碑篆刻,建造年代不详,通高2.6 米,塔刹高0.7 米,塔身0.95 米。覆钵式塔身,六角攒尖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六角形小须弥座,束腰六面刻“悉、怛、哆、般、怛、啰”。须弥座为方形,四角三层缩进,高0.85 米,上饰麒麟、鹿、象、狮球、马、水仙、莲瓣纹等图案。

      T7 绍室雪梅比丘道昙禅师寿量塔

      墓碑篆刻,建造年代不详,通高2.5 米,塔刹高0.75 米,塔身0.97 米。覆钵式塔身,方形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圆形小须弥座,束腰六面刻“悉、怛、哆、般、怛、啰”。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78 米,上饰麒麟、荷花、菊花、莲纹等图案。

      T8 圆寂比丘大戒沙门上乐下止讳猷寿量塔

      建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 年),通高2.55 米,塔刹高0.70 米,塔身1.1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斗式刹座,北面刻龙纹,其余各面刻仿古建木雕图案。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75 米,上饰荷花、松、鸟、麒麟、龙、鹿、马、狮球、经卷、凤鸟衔桃、凤穿牡丹等图案。

      T9 圆寂洪法大戒沙门比丘上祖下坤乾照宝塔

      建于清嘉庆十年(1805 年),通高2.7 米,塔刹高0.85 米,塔身1.05 米。覆钵式塔身,六角攒尖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圆形小须弥座,束腰六面刻“悉、怛、哆、般、怛、啰”。须弥座为方形,四角三层缩进,高0.8 米,上饰荷花、凤鸟、麒麟、鹿、狮球等图案。

      T10 华峰山□□□□佛塔

      建造年代不详,通高3.2 米,塔刹高1 米,塔身1.36 米。覆钵式塔身,六角攒尖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六角形小须弥座,北面刻一罗汉坐像,其余三面为篆书团“寿”图案。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84 米,上饰牡丹、麒麟、鹿、凤、经卷、笔墨、三圆环、三菱形、鸟衔桃枝、凤穿牡丹及暗八仙葫芦、扇子、剑、板等图案。

      T11 圆寂大戒沙门比丘上元下常觉止寿量塔

      建于清嘉庆十年(1805 年),通高2.65 米,塔刹高0.75 米,塔身1.05 米。覆钵式塔身,六角攒尖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圆形小须弥座,束腰六面刻“悉、怛、哆、般、怛、啰”。须弥座为方形,四角三层缩进,高0.85 米,上饰凤凰、麒麟、马、鹿、梅花等图案。

      T12 圆寂比丘四十一世洪法上奇下书清讳翰之寿塔

      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 年),通高2.61 米,塔刹高0.6 米,塔身1.1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方形刹座,上饰仿古建木雕图案。须弥座为方形,高1.05 米,上饰凤凰牡丹、二狮滚绣球、凤鸟荷花、凤鸟麒麟等图案。

      T13 曹洞正宗具戒比丘上慈下云讳清润之寿塔

      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 年),通高2.7 米,塔刹高0.65 米,塔身1.15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斗式刹座,西面刻有阴阳鱼,其余三面饰仿古建木雕图案。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9 米,上饰荷花、凤凰、鹿、蝙蝠、龙、狮子、如意、经卷、戟、扇、板等图案。

      T14 曹洞正宗具戒比丘上宗下照讳荣老和尚之寿量塔

      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 年),通高2.85 米,塔刹高0.8 米,塔身1.15 米。覆钵式塔身,六角攒尖宝珠顶塔刹,刹座为圆形小须弥座,束腰刻有佛像、“阿、弥、陀、佛”字样、香炉等,香炉正上方刻有“安乐堂”三字。须弥座为六角形,高0.9 米,上饰梅花几何纹、鱼跃龙门、缠枝忍冬、凤鸟衔书、凤鸟衔如意、四蝙蝠围团“寿”、麒麟等图案。

      T15 曹洞正宗大戒沙门上馨下照讳祖香寿量塔

      建于清道光元年(1821 年),通高2.6 米,塔刹高0.6 米,塔身1.15 米。覆钵式塔身,四角攒尖宝珠顶塔刹,斗式刹座,北面刻有团凤鸟图案,其余三面饰仿古建木雕图案。须弥座呈正六面体,高0.85 米,上饰菊花、佛手、麒麟、象、鹿、马、笔、梅花几何纹等图案。

      三、僧人墓

      僧人墓多由红砂石围砌,宽1.05 至2 米、高1.25 至2 米不等,碑额呈三边形或圆弧形,有的有三层联柱、有的有两层联柱,外联柱头立石狮、石象或石宝珠,碑心为砂石或大理石质。碑额、柱、座刻有文字及题联和麒麟、龙、凤等瑞兽和荷花、牡丹等图案。有的墓碑还刻有“序”“赞”。

      M1 菩萨戒弟子上义下止讳忠福海寿量之塔墓

      墓宽2 米,高1.7 米,碑立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碑额书“净乐”, 正中绘一太极图。碑头横书“解脱”,内联右书“万派皆归海”,左书“千山必仰宗”;外联右书“莲清净为藕心空”, 左书“萍自在因根解脱”。碑额两侧石柱上立两石狮,下方刻狮球图案。

      M2 菩萨戒弟子上行下善讳悔寿量福海之塔墓

      墓宽1.27 米,高1.4 米,碑立于丁丑年仲春月。碑头横书“自在”,内联右书“眼前传经流东土”,左书“面向白马往西来”;外联右书“青山藏父母骨肉”,左书“绿水应后代荣昌”。

      M3 圆寂本刹第二世上开下朗讳宗用禅师之塔

      墓已毁,碑掉落于地,长0.7 米,宽0.42 米,立于清乾隆丁丑年(1757 年)。

      M4 圆寂本刹第二世讳宗本师公之墓

      墓宽1.15 米,高1.4 米,碑立于乾隆丁丑年(1757 年)仲春月。碑头横书“安养”,联书“松风腾师德,雪颜著宗功”。

      M5 圆寂大戒沙门比丘上学下止讳元品老和尚寿墓

      墓宽1.3 米,高2 米,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碑头横书“元亨利”,内联右书“祖德流芳远”,左书“宗功庇佑长”;外联右书“了悟楞严居福地”,左书“参透华藏入佳城”,外联柱头右蹲一象,左蹲一狮。碑文书“品老和尚生平序:作善力行,不放迅远光阴,经营世故,真是本来面目,昔日朱颜瞬成白头之翁,到今笔藏九千,参透真空妙义楞严一卷,了悟如来心愿,是为序”及“品老和尚中年寿赞:年已过于六旬,福已臻于花甲,色色形形悟得本来无一物也,滔滔滚滚持经自可登高岸也,异日洗垢西江,得证菩提愿,果列坟山下,转见铁树奇花”。碑额、柱、座刻二龙戏珠、瓶插花、麒麟、飞马、鹿、钟等图案。

      M6 大戒比丘上经下照讳祖文老和尚之寿墓

      墓宽1.17 米,高2 米,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碑头横书“佳城”,碑额、柱、座上刻蝙蝠、竹、菊、鹿、花等图案。

      M7 圆寂具戒比丘上见下善讳同观师公海寿之塔

      墓宽1.25 米,高1.5 米,碑立于乾隆乙卯年(1795 年)。碑头横书“当空”,内联右书“龙兴云自致”,左书“虎啸风必从”;外联右书“身在海中休觅水”,左书“日寻岭上莫行山”,外联柱头各蹲一石狮。 碑额、柱、座上刻太极、缠枝花卉、

      瓶插菊花、狮球等图案。

      M8 圆寂恩师上悟下止讳玄照寿墓

      墓宽1.25 米,高1.5 米,碑立于乾隆乙卯年(1795 年)。碑头横书“明月”,内联右书“心随流水去”,左书“身与白云闲”;外联右书“终天未报功劳德”,左书“徒增血泪染麻裳”。碑额、柱、座刻缠枝莲花、瓶插菊花、狮子图案。

      M9 圆寂大戒比丘上慧下止讳元教老和尚寿墓

      墓宽1.15 米,高1.6 米,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碑头横书“明月”,联右“清风徐入户”,左“明月正当头”,联柱头各立一狮。碑额、柱、座分别刻两条龙,暗八仙剑、板,狮子、三戟等图案。

      M10 曹洞正宗圆寂大戒比丘法讳庆和师爷之墓

      墓宽1.1 米,高1.6 米,碑立于道光七年(1827 年)。碑额刻二只蝙蝠拥一篆刻“寿”字,联右“承先厚德恭真书”,左“启后芳规广法禅”,联柱头各立一狮。碑柱、座刻松、菊、暗八仙葫芦、狮球等图案。

      M11 圆寂具戒比丘四代师祖上逊下若讳庆玉之寿墓

      墓宽1.05 米,高1.55 米,碑立于道光元年(1821 年)。碑额绘一太极图,碑头横书“弟藏界”,联右书“宗风振遐迩”,左书“光明照古今”,联柱头各蹲一狮。碑柱、座刻瓶插荷、菊等图案。

      M12 圆寂十戒师公上训下善讳章老和尚寿之墓

      墓宽1.36 米,高1.6 米,碑立于嘉庆十二年(1807 年)。碑头横书“梦幻泡影”, 内联右书“清风徐入户”, 左书“明月正当行”; 外联右书“愿生净土常安乐”,左书“欢喜同登七宝莲”,外联柱头各立一石狮。碑上刻:“诗曰,八十九年在世,随身作筒活计,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风自在”。碑额、柱、座分别刻二龙口衔忍冬、瓶插花、鹿、凤鸟、麒麟等图案。

      M13 圆寂恩师上万下善讳考之墓

      墓宽1 米,高1.55 米,碑立于丁丑年仲春望月。碑头横书“安乐堂”,内联右书 “大山超比海”,左书“华峰映雪梅”;外联右书“上以先师长之德”,左书“下不负训悔之恩”,两侧护柱头上各立一石狮。碑额正中刻一太极图,碑座倒伏,上刻麒麟图案。

      M14 圆寂菩萨弟子上庆下有乐然师公之墓

      墓宽1.1 米,高1.25 米,碑立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圆弧形碑额,两侧碑柱头各立一石宝珠。

      M15 圆寂本刹第三世师公庆海之墓志

      墓宽1.1 米,高1.4 米,碑立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圆弧形碑额,两侧碑

      102柱头各立一石宝珠。

      M16 圆寂比丘大戒沙门上受下善讳兴和尚之塔

      墓宽1.1 米,高1.25 米,碑立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碑头横书“清闲”,联右书“寺古松还老”,左书“山深纳自闲”,联柱头各立一石狮。

      M17 圆寂比丘大戒沙门上智下然讳文翁老和尚之塔

      墓宽1.05 米,高1.35 米,碑立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碑头横书“净土”,联右书“到得千里目”,左书“更上一层楼”。圆弧形碑额,两侧碑柱头各立一石宝珠。

      M18 曹洞正宗洪法大戒沙门第七十六世上玉下书讳清儒寿塔

      墓宽1.45 米,高1.9 米,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碑头横书“当空”,内联右书“法遍三千界”,左书“灵山第一峰”,内联座为两只站立的石狮;外联右书“龛□□□三更月”,左书“□□□□二世身”,外联柱头各立一石狮。碑题为“正法眼藏”,碑文为“赞曰:窃思滇南法眼,始自维忠,五位茅阳宗风,终归住相两人,玉书和尚苦心振作,远追和尚之渊源,是以得受毗尼之慈悲,尚愧般若之杆格”及“序曰:从中尘缘断后,何劳西竺为人,继天童五世踏破海上寒水,清净之身即佛身,清净之心即佛心,解得拈花微笑意,一龛佛”。碑额、柱、座刻缠枝荷花、松鼠葡萄、连枝梅花、狮球、象、马等图案。

      M19 曹洞正宗大戒沙门上禄下照讳祖福老和尚寿量之塔

      墓宽1.45 米,高1.9 米,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碑头横书“普陀山”,内联上半部仅两字:右书“富”,左书“贵”,下半部为两只倒垂的狮子;外联右书“世上良宰府”,左书“山中老比丘”。碑题“丕振宗风”,碑文为“赞曰:如来一脉统开汉唐,释氏五支法传梁宋,福老和尚继此而入空门,炼铅华而陶熔海月,洗尘垢而托影江澄,就中磨错进步到底转身”及“序曰:回念人身是幻,了悟色空总以楞严是念,无量慧光独以法藏维心,职领焚香、扫地,尚希打凤罗龙,竭力碾玉烹金,正好挑灯拨火”。碑额刻两只凤鸟拥一光焰闪烁的太阳,碑柱左右各刻一只凤鸟在牡丹枝下相向啼鸣,碑座刻双凤衔桃、鹿衔笔、麒麟等图案。

      M20 圆寂大戒比丘上清下宝之寿墓

      墓宽1 米,高1.5 米,碑立于道光七年(1827 年)。碑头横书“解脱”,联右书“果然是佛地”,左书“真不愧名山”,联柱头立二石狮。碑额、柱、座刻如意、瓶插花、凤鸟、鹿等图案。

      M21 圆寂大戒沙门比丘上朝下峰讳祖兴和尚之寿墓

      墓宽1.15 米,高1.7 米,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碑头横书“元老”,联右书“长卧泉台人不醒”,左书“久处荒郊看月明”。碑额、柱、座刻缠枝忍冬、花卉、荷花、鹭鸶、猴子等图案。

      M22 圆寂比丘大戒沙门上彻下然讳净明老和尚寿墓

      墓宽1.5 米,高1.7 米,碑立于咸丰三年(1853 年)。墓碑倒塌严重,仅存左联书“唤醒梦中人”。墓门柱上倒垂两只石狮,碑柱、座刻瓶插花、鹿、如意、马等图案。

      四、雪梅庵僧人墓石雕图案特色、寓意考释

      雪梅庵僧人塔、墓上的图案,有一小部分或图案模糊不清,或造型不规范,给辨识带来困难。如T1“西游题材”那一组,六角形须弥座上“唐僧骑马”“八戒持钉耙”“沙僧肩挑行李”三幅比较清楚,反映“悟空”那幅构图却比较奇怪,画面上是一个长着猴面的人物骑在牛背上,手持一笛作吹奏状,又似悟空又似牧童,另两幅一幅斑斑点点看不清,一幅好像刻的是一枝荷花(不太像),一副拍板,还有一对绳子状物。又如暗八仙图案,一是刻得不是很规范,如阴阳板只刻一块,鱼鼓浑圆,剑短而粗,扇形扁大,与传统造型有较大出入;二是刻得不全,八件器物中,葫芦、剑、扇、鼓、笛、板虽有变形,但在不同的须弥座上时有出现,而花篮、荷花图案不曾出现;三是图案拆开混搭,按理说作为一组图案,应该有规律地一组一组刻在同一须弥座上,而这些图案有时与棋盘、书、笔墨、经卷等混在一起,分处相同或不同须弥座的枋上,更像杂宝图。再如,有一须弥座枋上出现了一组与佛八宝之一法螺极相似的两幅图案,一幅似单螺,一幅似双螺,又似像非像。另外,T6的四角形塔刹上,分别刻有四个造型各异的人物像:一个双脚交叉于膝上,面带微笑;一个头上扎髻,赤裸上身,手捧一物正专心致志地看;一个双手抱膝曲坐;一个双手持物,左腿微抬如行走状,寓意不清。还有一些几何图案、不规则纹饰,也极难辨认。经请教浙江省考古所同仁,认为这批僧人墓、塔雕刻很有特色,但图案不规范,不完整,很有可能是中国传统图案纹饰受当地民俗、建筑等的影响,相互融合的产物。尽管如此,这些浮雕图案,雕刻技艺精湛,线条圆润流畅,诗文题字刚劲有力,草书如行云流水,楷书字正方圆,图案精美,栩栩如生,寓意深刻,极具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是图案题材广泛。最普遍出现的有麒麟、狮子、鹿、凤鸟、喜鹊、龙、象、马、牛、猴、蝙蝠等动物及荷花、菊花、梅花、牡丹、缠枝、卷草、竹节等植物,此外有暗八仙图、阴阳鱼、人物、文字、绣球、莲纹、云纹、如意纹等,T1 更以唐僧师

      徒西天取经故事为题材,雕刻了一组造型逼真的人物像。

      二是图案寓意深刻。象征吉祥喜庆、富贵美丽、力量和财富、聪慧幸福、勤劳踏实、长寿高洁、多子多福、高尚情操的龙、凤、狮、象、麒麟、鹿、牛、马、蝙蝠、猴、等瑞兽和莲花、牡丹、梅、竹、菊、桃、葡萄等植物图案在塔、墓上反复出现,且表现形式灵活。图案不是单一、呆板的造型,而往往是动植物、纹饰混搭,既和谐统一,又蕴含丰富寓意。如狮球组合寓意吉祥;牡丹与凤凰组合寓意富贵吉祥,与花瓶组合寓意富贵平安;莲花与三戟组合,寓意连升三级;喜鹊与梅花组合寓意喜气洋洋;象负盆景寓意万象更新。还有鲤鱼跃龙门、松鼠葡萄、蝙蝠团寿等寓意学而优则仕、多子、福寿绵延等。

      三是图案反映了佛教文化的内涵,塔、墓上除了大量运用荷花、莲枝等图案外,还刻了一些与佛教文化有关的文字题联,如T14 塔刹刻有“阿、弥、陀、佛”字样,而“悉、怛、哆、般、怛、啰”几个字,至少在五座塔的塔刹上出现。又如“莲清净为藕心空,萍自在因根解脱”“心随流水去,身与白云闲”“了悟楞严居福地,参透华藏入佳城”“愿生净土常安乐,欢喜同登七宝莲”“眼前传经流东土,面向白马往西来”“……清净之身即佛身,清净之心即佛心,解得拈花微笑意,一龛佛”“寺古松还老,山深纳自闲”“法遍三千界,灵山第一峰”“大山超比海,华峰映雪梅”“果然是佛地,真不愧名山”等诗文题联,或描述清修心得,或言明心志,或暗喻佛典故事,或称颂华峰美景,文笔优美、意境深远之余,充满了佛境的空灵与极强的哲理意味。

      四是图案体现了极浓的本土特色,却又与外来的佛教文化极好地融合在一起。这里的本土特色,是指雕刻图案既采用了很多中国传统的图案元素,如麒麟、龙、凤等瑞兽,牡丹、竹、菊、梅、棋、书等传统纹样,又有源于道教的葫芦、鼓、板、剑、扇、笛等暗八仙图案和太极图(阴阳鱼),而且好几个塔刹上,甚至还有仿木结构的建筑图案。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而道教是源于中国的宗教,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它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到了南宋至明清,佛道合一的思想流行,佛道文化交融渗入各个方面,上述图案集中在一起,雕刻在僧塔上,恰恰表明了当时中国本土民俗、文化与佛教艺术的深度融合。

      五、雪梅庵考释

      调查中,附近村民不知华峰山有“雪梅庵”,而知“大寺”“小寺”,并以“大寺上”(当地方言“有大寺的地方”之意)指代华峰山。村民所说的“小寺”,与僧人墓塔直线距离约600 米,仅遗存零星柱础、石头垒砌的墙基及不足20 厘米高的夯土墙遗迹,面积大约300 平方米左右。对于“大寺”,共和镇文化站熊国英四十年前来过,据其讲:“有山门,穿过一个长长的土洞进入寺内,院中有口水井,正房很大,内有大铜钟……”发现者徐增秦在开荒时,确实挖到了一条长约5 ~ 6 米、宽约0.5 ~ 0.6 米、高约1.5米的土夯券顶暗道,距《雪梅庵开山碑记》碑及《定远县西界华峰山雪梅庵常住田粮碑记》碑出土点不到100 米。但为何会有这样一条暗道的原因已无处可考。而可以肯定的是,后来人们所称“大寺”即雪梅庵,“小寺”则有可能是其附属建筑或雪梅庵毁后,人们取了雪梅庵遗存构件所建。

      关于雪梅庵,文献资料记载甚少,遍查地方典籍史志,仅在清《道光定远县志·寺观》寥寥数语:“雪梅庵,邑南二十五里,顺治五年建。”出土的两块碑,红砂石质,一为《雪梅庵开山碑记》碑,立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由“威楚九台山大戒沙门知空和尚蕴老人谨撰,水目戒堂具戒比丘道增书丹,具戒沙门广威率徒仝立”。高1.45 米,宽0.8 米,厚0.14 米,530 余字,记述了广威开创雪梅庵的始末。一为《定远县西界华峰山雪梅庵常住田粮碑记》碑,立于清雍正六年(1728 年),住持道增率徒仝立。高1.15 米,宽0.73 米,厚0.15 米,1000 余字,记述了开山大师广威置办山场、田亩价银及坐落、坵口、四至界限之事宜。

      由碑文可知,开山祖师广威开建雪梅庵,当在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初时仅有“佛殿、两厢、过道”,在众檀信的资助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供奉金相文殊、普贤、观音、韦陀四尊,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塑中尊毗卢、左尊舍那佛、右尊牟尼佛及伽蓝祖师。雪梅庵建成之初“……东至石头山顶,南至尖山顶,西至小山岭,北至阱底,四至分明为界……”,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始至雍正二年(1724 年),开山祖师广威、三代道昙等备银约100 两,广置山场、田亩,多坐落于磨刀河、福土龙等地。结合碑文及墓碑信息,雪梅庵是清咸丰三年(1853年)之后衰落无存。

      关于庵名由来,碑载 “……种松万树,蓄竹千竿,菌林池沼,花草茂盛,名曰雪梅……”也许,当时的雪梅庵附近种满了梅树,梅香阵阵,庵名也就由此而得了,这从墓碑题联“分明林声梅影传佛昌,寻到花香夜听钟鸣□”,以及“□齐居士”所题《梅香记》碑“……每见得梅香奇奇,云堆雾集……”可得佐证。可是,雪梅庵由“行师广威”(比丘)所创,为何不叫“寺”,而称“庵”呢?传统意义上,“庵”一般是比丘尼修行处。故在塔林刚发现之初,只见比丘塔、墓,而不见比丘尼塔、墓,笔者一度深感困惑,甚至以为塔和庵没有任何关系,又或者这里还有别的寺,或是存在比丘尼塔、墓。然而经调查,比丘尼塔、墓是不存在的。据《释名·释宫室》载“草圆屋谓之庵”,又《广雅》载“庵,舍也”,说明“庵”古时是一种圆形小草屋,旧时文人的书斋、僧人清修的小寺庙均可称“庵”,只因汉以后建了一些专供佛徒尼姑居住的庵堂,于是“庵”成了佛教女子出家行佛事的专用建筑名称。由此可见,此为“和尚庵”而非“尼姑庵”,名“雪梅庵”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比《道光定远县志·寺观》及《雪梅庵开山碑记》碑文,二者至少有三处出入:一是方位不同,前者曰“邑南二十五里”,后者曰“髳邑之西去城三十里”;二是建立时间有异,前者曰“顺治五年建”,后者云:“于戊午年偶尔入山……师遂放下蒲团插草为标……”,戊午年应为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三是距离不一,相差5里。事实上,从现在的牟定县地图看,雪梅庵在城西南,清代的牟定县治所应该与现在出入不大,说西或南都可以,距离稍有出入也算正常,然而顺治五年(1648 年)与康熙十七年(1678 年)相差30 年,若始建年代差异如此大则肯定不对了。经调

      查,在牟定县境内,再无第二个“雪梅庵”,那么产生这个差异的合理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道光县志记载有误,虽然这只是个大胆的解释或推测,但也不是没有可能:道光距顺治一百七十七年,后人记述前几代之事,如果疏于验证,错漏在所难免。

      六、雪梅庵僧人世系、宗派考

      雪梅庵僧人墓、塔墓碑上均无墓主人生卒年月,仅能从立碑年代、碑刻上师、徒、孙等关系来推定墓主人间的关系,通过比对分析,可以肯定雪梅庵僧人墓、塔共埋葬着雪梅庵自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开山以来至咸丰三年(1853 年)九代僧人:T6 为开建雪梅庵一代开山祖师广威墓塔;M3、M4 为二代宗用、宗本墓;T7 为三代道昙墓;T5、M10、M11、M14、M15、M17 分别为四代庆舟、庆和、庆玉、庆有、庆海、庆文墓;M2、M7、M12、M13、M16 分别为五代同悔、同观、同章、同考、同兴墓;T4、T8、T11、M1、M5、M8、M9 分别为六代元培、元猷、元常、元忠、元品、元(玄)照、元教墓;T2、T9、T14、T15、M6、M19、M21 分别为七代祖悦、祖坤、祖荣、祖香、祖文、祖福、祖兴墓;T12、T13、M18、M20 分别为八代清翰、清润、清儒、清宝墓;T1、M22 为九代净声、净明墓。T3 由于墓碑缺失,墓主不清;T10 墓碑损毁,从目前所存“华峰山□□□□佛塔”的“山”字后及“佛”字前笔画猜测,所缺字应是“雪梅庵众”,而且距塔2.8 米处正是地宫口,地宫内有九十余个骨灰坛安放格,印证了此塔为圆寂众僧墓塔。塔、墓虽只埋葬着九代僧人,

      但从碑刻信息,至少可推出雪梅庵十三代僧人世系:广→宗→道→庆→同→元(玄)→祖→清→净→真→如→海→湛。具体关系如下所示。

      一代

      广威:

      徒宗用、宗本,孙道昙、道成、道云、道专,曾孙庆海、庆和、庆桂、庆玉、庆文、庆善、庆舟、庆有、庆莲、庆道

      二代

      宗用:

      孙庆文、庆道

      宗本,孙庆莲、庆舟

      三代

      道昙、道成、道云、道专

      四代

      庆海:

      孙元(玄)品、元(玄)猷

      庆文:

      徒同兴,孙元忠,曾孙祖星、祖清、祖洋

      庆玉:

      孙元品,曾孙祖香、祖坤、祖福、祖禅、祖悦

      庆舟:

      徒同进、同观、同超、同岳,孙元常、元猷、元依、元培、元教、元恭等

      庆有:

      孙元(玄)依、元(玄)高

      庆和、 庆桂、庆善、庆道、庆莲等

      五代

      同悔:

      徒元(玄)开,孙祖宗

      同考:

      徒元(玄)教、元(玄)高,孙祖福

      同兴:

      徒元忠,孙祖星,曾孙清洋、清淳

      同观:

      孙祖悦,曾孙清泉

      同章:

      孙祖荣、祖香,曾孙清润、清浩、清注

      同进、同超、同岳等

      六代

      元猷:

      徒祖贤,孙清沺、清池,曾孙净慧、净林

      元常:

      徒祖坤,孙清宝、清翰,曾孙净明、净心

      元教:

      徒祖福、祖洋,孙清儒,曾孙净立、净兰

      元培:

      徒祖香、祖荣,孙清浩、清注、清润,曾孙净浴、净藻

      元忠:

      徒祖星,孙清洋、清淳、清立

      元品:

      徒祖兴,孙清洁、清正,曾孙净莲、净显,玄孙真映、真文、真如、真林、

      真珠

      元(玄)照:

      徒祖悦,孙清顺、清泉,曾孙净声

      元恭、元依、元( 玄) 高、元(玄)开等

      七代

      祖兴:

      徒清正、清学、清洁,孙净莲、净显,曾孙真映、真文、真如、真林、真珠

      祖香:

      徒清泉、清浩,孙净达、净慧

      祖荣:

      徒清泉、清润,孙净藻,曾孙真龙、真鹤

      祖星:

      徒清洋、清淳、清立

      祖文:

      徒清正

      祖坤:

      徒清宝、清翰,孙净明、净心,曾孙真经、真宽

      祖贤:

      徒清沺、清池,孙净慧、净林

      祖福:

      徒清儒、清修、清澄、清淳,孙净莲、净兰,净立、净文,曾孙真彦、真显,玄孙如万、如善

      祖悦:

      徒清泉,孙净声、净音,曾孙真定、真常,玄孙如司、如超,来孙海润、海悟

      祖禅、祖洋等

      八代

      清儒:

      徒净兰,孙真彦、真量,曾孙如法、如春

      清翰:

      徒净明,孙真宝、真经、真宽,曾孙如尘、如璋

      清宝:

      徒净明,孙真宽,曾孙如乘,玄孙海润,来孙湛扬

      清润:

      徒净藻,孙真龙、真鹤

      清浩:

      徒净藻、净浴

      清注、清澄、清修、清淳、清泉、清正、清池、清沺、清学、清洁、清洋等

      九代

      净明:

      徒真宽,孙如乘,曾孙海润,玄孙湛扬

      净声:

      徒真常、真定,孙如司、如超,曾孙海润、海悟

      净兰、净立、净浴、净藻、净文、净莲、净显、净音、净慧、净林、净心等

      十代

      真经、真宽、真彦、真量、真龙、真鹤、真宝、真定、真常、真映、真文、真如、

      真林、真珠等

      十一代

      如乘:

      徒海润,孙湛扬

      如璋、如尘、如万、如善、如法、如春、如司、如超等

      十二代

      海润、海悟

      十三代

      湛扬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西塔林南边距塔约10 米,各有一座三碑四柱重檐墓,墓宽约4.5 米,高约2.2 米,损毁均很严重,碑柱倒塌,墓有盗洞。东边那座仅存碑额书“永振千古”,外联右书“远流百代”,左书“万派宗源”;内联右书“白云为伴侣”,左书“青山作主人”及一块刻有麒麟的墓基石。西边那座存石碑“梅香记”书:“静室静室也,到有些乐趣,看起来山家境况,僧人佛地,内藏着多少物怪。闻声气息,每见得梅香奇奇,云堆雾集,俨然罗汉梵□,何曾往来形迹这边事情,那畔消息,左思右想有甚巴鼻 □齐居士题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三月中浣吉旦 开建华峰一世广威,二世宗用,三世道昙、道成、道云、道专,四世……”;左碑已倒卧于地,上刻“题贺”书:“华峰海众梵仙塔铭曰:合筵大众,体泰安康,道德高超,释氏之光证金刚身,法力金彰,□无□塔,共乐行藏,寿若岳峰,海阔天长,尊师遗嘱,

      敬友贤良,训后有节,代代馨香,余赞不尽,稽首心香,法光庆魁亲题志 雪梅绍室代立”;内联右书“分明林声梅影传佛倡”,左书“寻到花香雪夜听钟鸣”,两块墓基石上刻狮球、鹿图案。可以确定,这两座也是僧人墓,西边那座落款年代“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这是所有墓、塔里立碑年代最早、形制最大的墓,由“开建华峰一世广威,二世宗用,三世道昙、道成、道云、道专,四世……”等立,从“题贺”看都是赞誉之词。既是一世(代)广威参与立的碑,墓主人当是更早于他的了,只可惜主碑缺失,很难考证其真实身份了。

      尽管如此,这两座墓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一是雪梅庵附近当时确实梅树林立,梅香阵阵。二是雪梅庵前三世僧人名与《雪梅庵开山碑记》所载一致,相互印证。三是“雪梅绍室”,即T7 墓主三代道昙。关于“绍室”,笔者认为是“少室”的别写, 意指“少林寺”,道昙以“雪梅绍室”自称,暗示其所属宗派。结合前述T14、T15、M10 墓主名讳前“曹洞正宗”四字及《雪梅庵开山碑记》载:“……有一行师乃洞宗派下讳广威号严修……”笔者认为雪梅庵僧人属禅宗曹洞宗派。

      七、小结

      雪梅庵僧人塔、墓群是楚雄州境内发现的数量最多的清代僧人墓,塔均为覆钵式石塔,由地宫、塔基、须弥座、塔身、塔刹组成,顶置摩尼宝珠,符合佛塔定制。塔、墓上石雕技艺精湛,图案精美,寓意深刻,是反映清代楚雄地区佛道文化融合的一个佳例,对研究牟定县清代民俗、宗教文化及建筑艺术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杨丽美,楚雄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俊,楚雄州博物馆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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