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所记匈奴车
在匈奴日常的交通中，马和车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其中又以马占据主导地位，这从文献记载以及整个欧亚草原、中国北方匈奴墓葬发现大量的马、牛、羊蹄骨和丰富的马具可以获悉。车作为适应游牧迁徙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文献中多有描述。有记载匈奴车数量之多的，如《盐铁论·散不足》：“胡车相随而鸣。”a《后汉书·耿夔列传》：永初三年（109 年），汉兵击败南单于，共获穹庐及车辆千余辆。b《后汉书·西域传》：阳嘉三年（134 年）夏，汉匈战，获匈奴车千余辆。c 有记载匈奴车形制特征的，如《盐铁论·论功》：“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d《汉书·匈奴传》记：“车以材木为之”，e 专门的制车工场设在方位错入张掖郡的地区。f 也屡次记述汉朝统治者赏赐匈奴贵族汉车。汉惠帝三年（公元前228 年），吕后赠匈奴冒顿单于“御车二乘，马二驷”。《汉书·匈奴传》：“使郎中系虖线奉书请，献橐驼一，骑马二，驾二驷。”g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向匈奴呼韩邪单于“赐以冠带衣裳……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建武二十六年（50 年），东汉光武帝颁赐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安车羽盖，华藻驾驷”。汉车的输入很可能对匈奴本地的车辆制造产生影响。
二、 匈奴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或许是由于马的形象过于突出和实物资料的匮乏，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甚少。有学者曾做过相关论述，以马利清、马健为代表，涉及车的形制、与汉车的关系、葬车的功能及其文化内涵。h 王晓坤、张文静在《阴山岩画研究》中对阴山地区发现的古代猎牧民族的岩画遗存做了全面的搜集，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类，也对车辆岩画的类型和年代进行了探讨。i
随着欧亚草原匈奴考古工作的深入，与匈奴车有关的遗存屡屡被发现，从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国以至中国境内新疆、内蒙古、陕西、河北等地，数量上虽不及陶器、兵器、马具等丰富，然而分布范围广、类型多样。目前确属匈奴的遗存按表现载体的差异可大体分为两个区域：随葬车器的蒙古国和外贝加尔地区，以及以驱车人物饰牌为代表的中国境内长城沿线和以匈奴岩画为代表的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阴山南北地区。
外贝加尔和蒙古国境内的匈奴高等级墓葬中多次发现车辆遗存。查拉姆墓地M7j、高勒毛都I 号墓地k、苏楚克台1 号墓地l、德尔利格墓地m 随葬完整车辆，呼泥河高勒毛都I 号墓地M1、M20n，诺音乌拉巴勒洛德墓，康德拉梯耶夫墓，苏楚克台1 号、6 号、24 号、25 号、26 号墓o、塔西特墓地p 将车辆零部件集中埋葬。有衡首、衡末、轙，祕齧，轭、軥首，伞盖上的盖斗、盖弓帽，漆木车厢、车轮，以及车轴上的軎、輨等等。中国境内发现的匈奴车实物遗存少，宁夏同心倒墩子墓地1985年发掘时发现一件有驾牲双轮车的铜饰牌。q 同心李家套子墓地墓室内出土青铜制衡末、轙、车軎等车器零件，和汉人同类器物相同。r 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s 发现一处西汉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其中2485 块岩石刻有人、动物、车辆、毡房的形象，大量描绘了游牧民族骑射、放牧、祭祀、舞蹈、战争的生活场景。内蒙古阴山地区磴口县的托林沟、乌拉特中旗西南部阴山、青海天峻县卢山也发现青铜时代的匈奴单轮双辕车岩画。t
除族属明确的遗存外，在阿尔泰山北麓、内蒙古、辽宁、陕西还发现一批具有匈奴文化因素的遗存。阿尔泰山北麓战国晚期的巴泽雷克5 号坟冢出土一辆四轮车，为随葬特别制造。西岔沟墓地发现一件西汉中晚期的骑马战士执剑搏斗铜饰牌u，为双轮篷车形象。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征集到两件武士驱车铜饰牌。陕西神木中沟村秦汉时期遗存曾发现一件铜车軎，西安东郊王许墓出土两件盖弓帽。v
三、匈奴车形制
（一）查拉姆墓地查拉姆墓地发现一座年代为新莽时期的“甲”字形大墓M7。墓坑填充物中有一辆完整的马车以及另一辆车的一根车衡、车辀。马车保存完好，可见髹漆的木制车衡、车辀、车厢、伞盖、车轮及车轭、车軎、车輨。伞盖内侧髹红漆，上面绘白色、棕色、黑红色的几何花纹，与车衡、軛首、车轮髹漆上的纹样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车厢前、左、右三面有格子状车轼，表明车厢是用藤条编织而成，这与汉式窗棂车舆装饰手法一致。w
这辆车车衡不具备实用功能，应为随葬所用。发掘者米尼亚耶夫根据车衡上的三个軛首及车厢内的座椅，比对大葆台汉墓的安车，推断M7 随葬的是一辆三匹服马的双辕双衡施耳安车。马健补充到，车厢前安置的第二个车衡象征另有三匹马驾辕，与汉天子“六驾”契合，有仿照汉制的用意。x 此外，M7 一件桦树皮器上刻有双轮封闭、有伞盖的辎车图案。车旁刻圆顶穹庐，有的周围插有旌旗，底部有轮，似为篷车，反映了匈奴车不光为随葬明器，亦有现实功用。
（二）诺音乌拉墓地
诺音乌拉的匈奴车发现于巴勒洛德墓、康德拉梯耶夫墓、苏楚克台1 号、6 号、24 号、25 号、46 号墓棺椁之间的回廊内，除苏楚克台1 号墓车辆保存完整，其余皆为拆散的零部件。苏楚克台6 号、25 号墓发现与汉车相近的车轙，46 号墓车轮表面有黑色髹漆，20 号墓车厢属汉式窗棂车舆。此外还发现汉地常见的顶部装饰成花形的盖弓帽，马健认为属汉地奢华马车上的“金华蚤”。y 博罗斯马克对比汉代画像石推测苏楚克台20 号墓马车为施耳轺车。z 康德拉梯耶夫墓，苏楚克台I 号、6号、25 号墓由于出土“金华蚤”也应达到安车规格。
（三）高勒毛都1 号墓地
高勒毛都1 号墓地M1、M20 两座“甲”字形大墓木椁上部填土内埋葬配备马具的马匹、马车。M1 的车辆难以复原。M20 出土的1 号车保存较为完整。M20 軛軥首顶部有圆雕兽头，祕齧上施浮雕兽面，这类器物常见于汉墓。M20 的2 号车车厢可以看出由藤条编成，表面髹黑漆。据发掘者称，车轮无磨损迹象。安纬据“马车旁的马具饰物的数量和功能”推测M20 的车属于轺车，甚至属于安车类型，并认为车的金属零件多源自汉式工艺，漆从汉地进口，车体铺的毛毡以及盖弓的填充物于匈奴本地装配，为明器，象征墓主人身份尊贵，载墓主人入冥界。aa
（四）德尔利格墓地德尔利格墓地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的M2“甲”字形墓木椁上方的填土内发现一辆较为完整的马车，车轮、车厢、车辀上的黑色髹漆清晰可见。韩国学者YunHyeung won 比对孙机先生的车辆复原图推测墓坑中所葬为轺车。ab 车轮、车毂也髹黑漆，按规制可能为高等级轺车或轩车。
（五）宁夏同心倒墩子墓地宁夏同心倒墩子墓地为西汉中晚期归义北匈奴遗存。1985 年发现一件有驾牲双轮车的铜饰牌。饰牌仅剩一车轮形象，但整个构图与辽宁西岔沟墓地西汉中晚期的骑马战士执剑搏斗铜饰牌近乎一致，后者为一双辕双驾的轺车。中国民族博物馆藏的一件匈奴青铜饰牌也见这种形制。
从具体形制来看，匈奴车可能有两个系统，一是脱胎于匈奴毡帐的圆形车厢并饰以旌旗的篷车。另一
个系统则与汉式车无太大区别，分别对应至不同等级的汉式车辆。ac 髹漆的风格显然受汉地的影响，而车上所铺毡毯为典型匈奴文化。因此安纬、米尼亚耶夫等学者认为匈奴车辆是在本地装配，金属零件由汉工匠参与制作，漆从汉地进口，车上铺的毡毯等则由匈奴自己制作。这一系统源于大量汉人工匠带来的工艺传统，以及汉朝统治者给匈奴贵族的赏赐，也包括匈奴人与汉人长期往来中，主动对汉人物质文化的认识和实践，这与墓葬内伴出大量汉式的漆器、铜镜、玉器等遗物相契合，与文献所载匈奴境内有大量汉人工匠相符。
从匈奴车辆的具体功能以及出土环境来看，可以分为丧葬所用明器，以及日常游牧、作战的车。战车与日常生活所用之车似乎难有一个更为清晰的区分。查拉姆M7 号墓桦树皮器上绘的似毡帐、穹隆顶，周围插有旌旗的篷车提供了一个线索，只是这类遗存发现太少。杭爱省科布多苏木特不希山大量的车辆岩画中，有车上饰以战旗，旁边画着山羊，步兵引弓欲射，车厢呈圆圈状的带轮大车，ad 与上述篷车类似，旌旗或战旗是否可以成为战车的一个显著标志，还有待更多的发现。
三、 匈奴车所见社会等级
外贝加尔以及蒙古国境内出土较多可辨别形制的匈奴车实物，更重要的是它们与墓葬、其他随葬品关系明确，为我们深入探讨车在匈奴社会中的功能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依据。这种等级上的差异既表现在葬车皆出于匈奴高等级墓葬，又说明了匈奴贵族内部的权利分化。
从墓葬形制上看，查拉姆墓地有几座“甲”字型墓葬，M7 为最大的一座。方形封堆边长32 米，封堆南侧的斜坡墓道长达20 米，墓坑深17 米。周围有若干石堆墓和无封堆的小墓。诺音乌拉有“甲”字型墓葬和圆形石堆墓两种，前者边长在14—35 米不等，后者直径在13—21 米不等。其中巴勒洛德墓，康德拉梯耶夫墓，苏楚克台1 号、6 号、24 号、25 号、46 号墓均为“甲”字形带墓道大墓。巴勒洛德墓封堆南北边长可达35 米，苏楚克台6 号墓坡道达到22.5 米，墓坑深度在7—12 米。德尔利格墓地有“甲”字形墓葬、多墓道方形石堆墓、无墓道方形石堆墓、单墓道圆形石堆墓以及无墓道圆形石堆墓五种，其中“甲”字形墓葬规模普遍较大。高勒毛都亦有“甲”字形墓葬与圆形石堆墓两种，前者规模最大，位于墓地中心。规模最大的M1，南北坡道长达35 米。M20 石围墙四角有巨大的立石。圆形石堆墓的规格明显小于“甲”字形大墓，属于中小型墓葬。塔西特墓地有若干大型的“甲”字形石堆墓以及小型从葬墓。
无论是外贝加尔的查拉姆抑或蒙古国境内的诺音乌拉、德尔利格、高勒毛都、塔西特墓地，与匈奴车有关的遗存无一例外皆出自这种“甲”字型墓葬，说明随葬车辆为匈奴贵族特有的葬仪。
从伴出的随葬品来看，发现车器的墓葬所使用棺椁、随葬品数量、种类丰富程度上都为其他墓葬所不及。查拉姆M7 有复杂的纵横交织的木骨架内填土、石，木骨架以下至椁顶以上铺设四层覆盖物，葬具采用二重木椁及一重木棺。墓坑内随葬汉式铜镜、完整的马车及零部件，椁室内发现人偶，多副马具、饰牌、玉片等。而其从葬墓只有M12 采用一重石椁、一重木椁、一重木棺，其余九座均使用一重石椁、一重木棺，随葬品简陋，数量不多。高勒毛都M1、M20 都使用二重木椁、一重木棺的最高等级葬具，装饰木条、金四瓣花形构成的菱格网状棺饰，并随葬大量的陶器、铜器以及汉地铜镜，甚至出现象征最高权力的权杖。其余墓葬除M79 以外，均使用一重木椁、一重木棺，或一重木椁、一重木棺，菱格网状的管饰由金质变为铁质，再到仅有彩绘漆棺，最低等级的从葬墓则无装饰。
查拉姆M7，康德拉梯耶夫墓，苏楚克台1 号、6 号、25 号墓封堆、墓坑规模都大于高勒毛都I 号墓地M20、德尔利格M2，与他们的葬车基本吻合。出土权杖的墓葬，所葬车辆等级相比其他较高，基本都接近汉制中最高等级的安车，表明墓主出于匈奴社会的核心。
外贝加尔及蒙古国匈奴车出土情况表
四、 匈奴车的葬俗
外贝加尔和蒙古国境内的匈奴车遗存皆为实物，而中国境内新疆、内蒙古、陕西、河北等地发现的多为透雕的青铜饰牌以及岩画。表现载体的不同，可见二者在功能与文化内涵上存在差异。外贝加尔和蒙古境内的匈奴葬车是匈奴集团内部等级制度的重要物化载体，代表着一个特定群体或个人的权利。而中国境内的匈奴车形象遗物，更多的是一种常民生活的写照，以及部分审美或价值取向的艺术载体。如内蒙古翁牛特旗的车夫驱车铜饰牌，展示的很可能是匈奴游牧迁徙，逐水草而居的场景。新疆巴里坤东黑沟有大量反映游牧生活的岩画。宁夏同心倒墩子、西岔沟出土的勇士执剑搏斗饰牌，表现的是其游猎、作战的情景，并借此表达“人习战攻以侵伐”的“天性”。境外的匈奴车遗存则体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化内涵，它们在墓葬中的位置，具体形态，以及与其他遗存的共存关系都应该被重视。
从境外高等级匈奴墓葬出土的车器，可以匈奴用车下葬的习俗有如下特点：首先，葬车只存在于高等级墓葬，这说明用车下葬在匈奴社会中并非偶然现象，车是特定群体拥有的财富、权力象征。其次，境外几座“甲”字形墓葬发现的车器皆位于椁外上方的填土内，为随葬所用明器，全部损毁后下葬，埋葬位置、方式有统一的要求。再次，车辆与马匹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应现实中的驾辕方式。这与汉地王公贵族有严格的车制差异较大。马健认为虽然查拉姆M7 等多处墓葬随葬汉式的车辆，但以明车随葬的习俗在早期铁器时代阿尔泰北麓的屈射部落以及甘肃东部西戎部落都有发现，因此匈奴葬车习俗是沿袭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先民，“巴泽雷克5 号墓出土的单辕四轮篷车的前轴为死轴，说明不是实用马车；甘肃张家川马家塬M1、M3 出土马车的车厢上满饰金、银箔片、车轮上满饰青铜牌饰。车軎、伞杠箍、盖弓帽等也无明显实用痕迹，显然不是实用车”。ae 这一结论是有依据的，对匈奴葬车习俗源流的考察，虽然墓葬所出车辆实物、青铜饰牌以及岩画中的匈奴车形象几乎与汉地无异，也只能说明受汉式影响，这与墓葬中伴出大量汉地的漆器、铜镜、玉器相符，但不能直接判断匈奴车源于汉地。显然，匈奴车下葬的具体葬俗与汉族差别较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匈奴贵族，尤其是拥有核心政治权利和地位的军事首领一直延续其先民用车下葬的习俗，并在与汉族日益频繁的交往中，将汉式车辆的风格部分吸收进匈奴车的制作中。这一方面有文化传播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创作主体中汉人成分的增加。
五、小结
古今的车都是交通工具，然而对于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意义。于游牧民族而言，车既是人群移动（迁居贸易）范围的标尺，也是其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载具。匈奴车在中国境内、境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其功能及所反映的匈奴社会文化亦有所不同。外贝加尔、蒙古国匈奴墓葬多处于匈奴主体的中心文化区内，发现的匈奴车器皆出自高等级墓葬中，与其共出的随葬品数量庞大、类型丰富，且与最典型的权力象征权杖共出的车等级最高，可以说明车是匈奴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物质载具。外贝加尔、蒙古国地区的匈奴车还表现出具有严格规范的葬俗，车也成为匈奴社会“礼制”的一个体现，虽然它们有大量的汉式车辆文化因素，但葬俗的不同说明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和发展脉络。中国境内的匈奴墓葬多为归义北匈奴以及南匈奴墓葬，出土车器极少，取而代之的是丰富的透雕青铜饰牌，这也可以反映经济生活的转变，使得这部分匈奴人不再需要频繁迁移游牧、战争，那么适应其游牧生业形态的车减少也很有可能，但在其意识领域中仍有对以往生活的美好怀念和价值的追求，也就出现了大量的具有装饰艺术功用的青铜饰牌，运用组合人、物、动物形态来描绘之前的生活图景。
李丹：中国民族博物馆助理馆员。
a《 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第二十九。
b《 后汉书》卷十九，《耿夔列传》。
c《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
d《 盐铁论》卷九，《论功》第五十二。
e《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f 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118 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g《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
h 马利清：《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 ；马健：《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i 王晓坤、张文静：《阴山岩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j 米尼亚耶夫著，毕波译：《匈奴考古》，载《新疆文物》，2003（2）：106—118 页。
k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291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l 鲁金科著，孙危译，马健校注：《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58—59 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m 该墓地的发掘资料由马健根据韩国考古学家Yun Hyeung won 在2008 年10 月16—18 日在乌兰巴托“匈奴考古国际研讨会”上的演示提供。转引自马健：《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124 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n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291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马健：《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54—56 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o 鲁金科著，孙危译，马健校注：《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58—59 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p 马健：《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191 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q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考古组、同心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载《考古学报》，1988（3）：333—356 页；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同心县文管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考古组：《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发掘简报》，载《考古》，1987（1）：33—37 页。
r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同心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同心李家套子匈奴墓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
1988（3）：17—20 页。
s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考古学研究中心、哈密地区文物局、巴里坤县文物管理所：《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
址调查》，载《考古与文物》，2006（5）。
t 童永生：《中国岩画中的交通工具演变发展考释》，载《历史教学》，2013（2）。
u 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载《文物》，1960（8）：25—32 页。
v 戴应新、孙嘉祥：《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载《文物》，1983（12）：
23—30 页。
w 王振铎：《东汉车制复原研究》，53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x 马健：《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306—307 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y 王振铎：《东汉车制复原研究》，116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z N.Polosmak，“Xiongnu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 of Tomb 20 from Noyon-uul”. 转引自马健：《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aa 安纬、奚芷芳：《蒙古匈奴贵族墓地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2009（1）：82—83 页。
ab Yun Hyeung won, “Royal Tombs of the Xiongnuin East Mongolia: Excavations at Durling Nars.” 转引自马健：《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124 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ac 高崇文：《再论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载《考古》，2008（11）。
ad 陈弘法编译：《亚欧草原岩画艺术论集》，7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ae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6 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载《文物》，20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