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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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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一种博物馆”生存记 ——以四川安仁民族志展览馆为例 (吴银玲)

      人类学、民族学与博物馆的渊源由来已久,博物馆曾经是支持早期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基地,18 世纪末到19 世纪曾被称为人类学史上的“博物馆时代”a。中国学界已经有不少针对民族博物馆和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其中马腾岳在描述台湾泰雅族博物馆的研究中指出:“传统人类学博物馆目前已分化为遵循传统、着重于标本展示的‘民族志博物馆’和受去殖民运动影响而发生、以民族主体性为展示目的的‘民族博物馆’两类。”b 与有大量研究的“民族博物馆”相比,目前较少见到有关“民族志博物馆”相关的调研。笔者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的调查发现,被外界誉为“中国博物馆小镇”的安仁至少同时存在以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民族志展览馆为代表的三种类型的博物馆。其中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是安仁第一座博物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隶属于大邑县政府管辖。建川博物馆聚落被媒体评价为“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现已建成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四大系列26 座分馆。而民族志展览馆是由四川安仁镇老公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公馆公司)与西南民族大学他山学社共同策划、设计并完成的,展品为学者个人捐赠或手工制作的实物以及民族志电影等,它是老公馆公司所属的四座展馆之一。c 这三种类型的博物馆背后的支撑力量分别为政府、民间以及介于前两者之间的股份制公司。民族志展览馆代表着在官办和民办之外的“另一种博物馆”类型。本文在对民族志展览馆的筹建、展陈、策展活动等问题的口述史访谈和田野调查基础上,试图梳理安仁“另一种博物馆”的生存纪实。

      一、民族志展览馆的筹建

      民族志展览馆于2011 年10 月开馆试运行,而其筹划过程则要追溯到数年之前建川博物馆聚落进入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建成之后,外界更加关注安仁镇,许多组织和个人被安仁的资源所吸引,通过各种方式进驻安仁。川报集团(即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就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想要将安仁打造成四川“文化上的九寨沟”。关于川报集团与建川集团的合作,魏建民说:“川报集团实际上是从2006 年初开始(与安仁建川公司)谈,成立老公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是在当年5 月份。”d熊燕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到她与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渊源”:2005 年3 月,她随四川省旅游局局长到大邑县安仁镇,初次接触“建川博物馆聚落”项目。当时“聚落”还未动工,一个沙盘和几块展板,但馆长樊建川充满激情的讲解打动了熊燕。e 此后,川报集团有了要与建川合作的想法,熊燕于2006 年5 月28 日调到川报集团与建川集团合资成立的老公馆公司工作f,负责公馆开发、保护中的“文化定位”。

      老公馆公司成立之后,通过和安仁保育院进行土地置换,取得了15 个公馆的使用权,公司随后开始对安仁老街的全面打造,带动了“老街15 座老公馆的文化挖掘、修缮、对外定位的思考”g 等工作,但是这种打造的开展是耐心的,并不急躁。樊建川为了开展老街的打造工作曾带领团队参观了欧洲的所有古堡。h 熊燕也谈到,“之前这些年我们是想和看的比较多,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这样一下手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i

      几年之后的2009 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文旅集团)进入安仁,这给老街的打造带来了更大的推动力。同年12 月27 日,中国博物馆协会正式授牌安仁为“中国博物馆小镇”,这给安仁镇的发展带来了良机。2011 年3 月,文旅集团正式入股老公馆公司,这也为公司的博物馆创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文旅集团进入之后,老公馆公司最初打造的一个项目是“明轩书栈”,2011 年4 月28 日,书栈正式对外营业。为了配合明轩书栈的对外营业,熊燕举办了一个展览和一个画展:在服饰馆和珍品厅布置了“中国民族服饰刀剑甲胄展”;另外在素人画廊布置了杨学宁“芙蓉花开”油画展。j

      这两个展览的效果很好,使得熊燕开始思考在“老房子里建博物馆”的事情。熊燕原本是做旅游新闻的记者,后来攻读了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她一直谦虚地称自己为“人类学的票友”。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学了人类学之后,对这个学科有一种情结。这种情结让她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人类学民族志博物馆,而且她的想法得到了许多学术界人士的支持。k

    博物馆1.jpeg

      民族志展览馆的创建是一种商业行为,但在商业背后,更多的是学术的思考:

      我最早陪王铭铭和罗兰(Michael Rowlands) l 两位老师去安仁的时候,他们就有想法在这里做一个中国私立民族学研究院,举办一些学术的讨论,成为一个民族学的基地。为此我还跟王老师通了一些邮件。后来要在老街上办博物馆,我最有把握的就是这个民族志馆。通过之后我就找了张原、汤芸碰头,向王老师汇报后开始着手布置。我那时候心里有个目标,就是2011 年国庆节的时候,民族志馆对外开放。除此之外,我还有个想法,博物馆小镇一定要有学术研究,学术的前提是学者,我们要吸引学者们过来。m

    博物馆2.jpeg

      熊燕于2011 年7 月20 日向文博公司提交了“关于建立民间博物馆的报告”,如她所言,同时申请建立“国宝级老电影展、杨学宁油画展,新办民族志摄影展、民族服饰展、‘二手生活’用品馆、皮影表演馆”n 六座展馆。在报告中,熊燕写道:“民族志摄影展,在郑子权公馆举办……展品以著名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提供60 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收藏的民族志电影为主,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志珍贵影像和实物。此项展览与北大蒙养山学社和西南民大他山学社共同举办,有利于吸引国内外人类学、博物馆学、社会学等学者来安仁,营造博物馆小镇的学术氛围,提升博物馆小镇的研究力量。”o 因为安仁“中国民族服饰刀剑甲胄展”和“芙蓉花开”油画展的成功,文博公司作为出资方,老公馆公司作为执行方的博物馆建设方案顺利通过了。

      在报告中,新办民族志摄影展,展品以民族志电影为主,这个展馆策划是明确的。而作为展馆地点的郑子权公馆位于安仁镇树人街37 号,建于1945 年,占地面积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470 平方米,坐东朝西。公馆平面布局为“三进”:一进临街设计为铺面,共有5 间;二进为公馆二门和住房,在它们前面设计了一个横向长方形天井,长10 来米,宽约3 米;三进为主人内宅院,也有一个天井,但功用不仅是采光和排水,还是主人用来栽花养草的花园。公馆建筑为砖木穿斗式结构,青瓦斜坡顶,木雕花窗,灰塑堂门框。在改建为博物馆的过程中,并没有改变公馆的格局,只是在原有建筑基础上进行了展厅分配和外观改造。

      最初筹建的时候,熊燕计划建“民族学”展览馆,后来在实际操作中将展馆的名称改为“民族志展览馆”。她说,这是因为民族学博物馆很多地方很多国家都有,改为“民族志”更好把握,博物馆的目的就是要介绍人类学的经典民族志,另外也有独特性,这是全国唯一的私人民族志博物馆。展馆的名称涉及筹办方对民族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民族志博物馆等概念的理解。吴泽霖曾指出民族学博物馆与民族博物馆不同,前者是为科学服务而后者为政治服务。p 显然熊燕的尝试与官办民族博物馆不同,而在考虑到自身的特点和承办能力之后,她又将展陈重点落到了人类学学科内部的民族志上。

      可以说,从2006 年老公馆公司成立,到2011 年筹办创建民族志展览馆所经历的五年时间中,包括熊燕在内的很多人为这个民族志展览馆投入了精力,使得“在老房子里建博物馆”的想法终于落到实处。而展览馆最初从摄影展扩展为民族志影像及实物、模型等陈列,又经历了一系列的策展讨论和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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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展陈、活动及其批评

      2011 年8 月15 日,民族志展览馆的策展工作展开。西南民族大学张原和汤芸两位人类学青年教师与老公馆公司的员工一起加班加点赶工,因为按照熊燕申请建馆的报告所要求的时间,展览馆要在当年“十·一”国庆期间开始试运行。2011 年10 月1 日,民族志展览馆如期亮相。面向大众的民族志展览以人类学经典民族志著作为主要线索,结合实物、模型、影像等资料多层次、多视角地展现多区域的文化。展览馆分为人类学相关简介与概述、异邦想象、天下胸怀、非洲馆、海洋馆、美洲馆、中国馆等区域进行实物、图片、模型展陈,另有民族志影像馆播放人类学影像资料。

      展览开篇简要介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作业等关键概念,在展馆入口设置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场景“复原”,开辟了手工制作的互动区域;营造了“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书斋,陈列了从人类学家在田野中使用过又带回来的照相机、打字机;用从《山海经》到《天下全舆总图》来展现我国古代对世界的认知和探求。这些场景的设置都采用原图复制、手工创作加上主题的方式进行,这与一般的实物博物馆有所不同。安琪曾指出的人类学博物馆自出现以来表述“异文化”具有三种模式——概念式、场景式和情境式。q 民族志展览馆的展陈方式却是三种模式的混合。之所以会进行概念解释、场景复原并加入田野情境,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收集的展品不足所致。

      民族志展览馆“分别讲述了努尔人、俾格米人、昆族人的故事,陈列了非洲竖琴、豹骨烟斗、祈雨法器;复制了海岛渔民的独木舟和捕鱼工具,揭秘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介绍了不同人面对资本主义浪潮的策略和遭遇,展示了图腾信仰的神圣;回到亚洲,及至中国,结合实物阐释了广阔地域内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深刻含义;民族志影像馆定时播放人类学电影,生动呈现多彩的异域文化”r。虽然异域的努尔人、俾格米人、昆族人等在游客眼中非常陌生,但是影像资料与实物复制给大家带来了直观的感受。所以开馆之后,这个展馆颇受好评,媒体也争相报道。

      为了体现该展馆的学术性,展馆试运行之后,就举办了首场学术讲座。2011 年10 月15 日下午,西南民族大学他山学社和四川安仁镇民族志展览馆共同举办了题为“世界的音乐,音乐的视界” 的学术讲座。主讲人杨晓博士结合具体案例,为听众介绍了世界不同区域、不同风格的音乐,讨论了音乐的定义、元素等内容,并结合人类学研究相关理论分析了讨论对象的具体语境(context)等问题。老公馆公司认为这次讲座拉开了安仁镇学术性文化资源开发的序幕。s

      除了民族志展览馆之外,同时于2011 年10 月1 日与大众见面的还有清代服饰暨民族服饰博物馆、电影博物馆与素人画廊,这些展馆共同构成了熊燕所称的“泛博物馆”。配合这些展馆的正式开馆,并力图竖立安仁自己的会展品牌,2012 年4至5 月,熊燕策划了首届安仁博物馆月活动。首届安仁博物馆月主题为“博物馆与生活”,主办方组织、策划了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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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族志展馆入口处有一个写着“观·世界”的很醒目的标牌,背景是《天下全舆总图》,在背景之上是一双带有异域风情的眼睛(Buddhism eyes)。这是安仁博物馆月期间民族志展馆活动的中心主题——“从心观世界,重获世界观”。带着想要重新观察世界的目的,熊燕采用了王铭铭教授“重绘世界地图”的创意,开展了一个联合各界人士绘制一幅新的世界地图的活动。

      图5 就是后来媒体争相报道的《世界激刺图》,这幅地图以400 多年前利玛窦的地图为蓝本绘制而成。王铭铭解释说:“在古人的观念中,地面是平展铺开的,正是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出现,我们才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球形。”t 尤为特别的是这幅地图上的地名被绘制者们改成了现代化的具有嘲讽意味的词语,比如“爱斯基摩”变成了“爱死寂寞”,“爱琴海”变成了“爱情海”,“玛雅”成了“妈呀”,四大洋变成了第一、二、三、四“泡”……这些表达了今日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多样性。

      随着安仁博物馆月的成功举办,民族志展览馆越加为游人和学者所知。除了正面的关注,它也听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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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学术界对民族志展览馆实物不足的批评是带有比较对象的,比如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他看过其他地方的民族学博物馆,认为安仁在公馆建筑里添加的符号太多,而真正的实物又不足,这是一种缺憾。处于起步阶段的民族志展览馆显然没有办法从田野调查的实物数量上来说服学术大家。与此同时,不懂得人类学的普通游客带着新奇的情绪进来浏览,展览馆原本的目标是“要让人参观后知道人类学是什么、民族志是什么”,但“现在基本上95%的人还是分不清人类学是什么、民族志是什么”u。这些都是民族志展览馆面临的问题。

      除了展陈方式和展品的亟待提升,展馆的资金来源也在熊燕的考虑范围之内。包括民族志展览馆在内的泛博物馆从2011 年10 月到2014 年10 月的三年之间,资金来源是文博公司,但是2014 年之后,展馆必然要考虑自身的“造血功能”。尤其是目前的展览馆是不收门票的,这不同于刘氏庄园博物馆和建川博物馆聚落。在筹划阶段,熊燕原定门票为每人10 元。此外,就老公馆公司的博物馆免票的原因和相关的讨论,她说:

      为了配合博物馆月,我们对外免收门票。其实我们一开始是设计了门票的,20块钱看五个馆。但是这个门票在我们街上其他的景点还可以当20 块钱消费。博物馆本身是不盈利的,但是它可以拉动游客的配套消费。我们一开始是这样设计的。其实相当于免票。但因为免票,有些人就不进来展馆,进来也不好好看。

      未来是不是要收门票,也在酝酿当中,不过就算是收,我估计还会像最初设计的那样,门票本身可以抵扣消费。另外一块是门票的收入问题。我们这个馆在三年之内都是有资金资助的,从2011 年10 月到2014 年10 月,都不用担心资金营运的问题,但是现在也开始思考自己造血的事情,所以才会策划与博物馆相关的纪念品。v

      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在安仁的各大博物馆都有展开,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建川博物馆聚落。老公馆公司于2013 年元旦期间打开了“安仁购”的门面,专门销售自己设计的旅游纪念品。

      

      三、“另一种博物馆”的困境与希望

      西方的博物馆学经历过一个反思时期,针对博物馆与殖民主义的关联、博物馆所代表的西方智识传统与表征他者文化的合法性等问题,学者们展开过诸多讨论。2013 年7 月19 至21 日,克莱尔·哈里斯(Clare Harris)和米歇尔·奥汉伦(Michael O’Hanlon)召集“民族学博物馆之未来”主题学术会议。在会上,吉维塔·辛格(KavitaSingh)的发言《博物馆之未来是民族志的》针对民族志博物馆已然过时甚至濒临“死亡”这一论断而展开。她利用中国、东南亚、南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案例,证明民族志博物馆不仅不是过去之物,而且所有博物馆的未来都将是民族志式的,这意味着民族志式的展览或多或少将成为所有展览形式的基础。w 从辛格的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出民族学博物馆作为民族志的可能性。作为安仁的一个股份制公司创办一个民族志展览馆,而且策展和展陈范围实际上覆盖了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几大区域,这不仅反映了策展人本身对人类学学科知识的把握,也体现了他们对民族志博物馆功能的一种理解——向公众展示“人类学是什么”。

      罗伯特·伊森(Robert Eason)曾说:“博物馆应该通过展览、教育、扩展项目,尽可能地满足观者的需求,尽全力与公众相联结。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存放展品的大仓库,它是人与思想集会的场所,它的未来依靠它扮演公众生活中充满活力的一角。”x 在他看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博物馆,未来都可能面临着经费削减、前景黯淡等现实问题,而解决之道在于博物馆要发挥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y。民族志展览馆显然也面临着同样的现实问题,比如经费不足、场馆与展品不足、观众与展品之间的距离较远等。

      民族志展览馆在其运行过程中需要考虑生存维持问题,创办人不止一次考虑过要为博物馆找国家资源。但受股份制公司的限制,这种努力并不顺利。

      我们还是想争取每年国家对博物馆的补贴,但要这个补贴就必须要证,可是我们又一直没有办。2012 年准备以“安仁老公馆博物馆群”这个名称去申办,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很麻烦,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消防,因为最后是省文物局来确定、同意,省文物局要同意的话必须要场所的消防合格证,但是所有的老公馆是很难消防合格的。后来我们让县消防局做了一个测算,如果要消防合格的话至少要140 万。太不划算了,所以我们正在犹豫。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公司建的博物馆究竟是什么性质?这个扶持是针对民营博物馆的,如果是民营,则所有的藏品要归属到一个人头上。可是如果那样就会被冠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名声。z

      在熊燕申办建立民族志展览馆等博物馆的报告中,这些博物馆的性质被定位为“民间博物馆”,但显然川报集团、文旅集团以及安仁建川公司合资的老公馆公司并不属于“民营”性质,这也导致民族志展览馆不能如建川博物馆聚落那样被外界称为民间博物馆,更加不能争取到国家对民办博物馆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志展览馆的一些藏品,比如60 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收藏的民族志电影,这属于个人捐赠。民族志展览馆性质上的模糊性,导致了在适用博物馆政策时遭遇了困难,这是中国民间博物馆创建和发展中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但更为重要的困境恰恰不在这里,而在于展览本身与观众之间的距离问题。

      民族志展览馆开放已经两年了,但安仁为人所知的还是刘氏庄园博物馆和建川博物馆聚落。这有民族志展览馆自身对外宣传不足的原因,也有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的原因。不过即使面临着展品不足、人员局限、宣传不到位等种种不利因素,但熊燕他们仍然坚持着放慢节奏保护性地开发老公馆。对于老公馆与街道,老公馆公司的打造理念是“尽可能地保护这些东西,不想破坏它”aa,对于传统,他们的保护力度比较大。对这些承载了百年兴衰的建筑来说,“放慢节奏保护性的开发”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因为安仁各种类型的博物馆都与当地约50 余座公馆聚落有所关联,这些公馆是由川西平原上的乡绅、军阀家族于新中国成立前建成,把公馆“变成”博物馆并不简单是在建筑里填充外来的藏品。对此熊燕在访谈中说道:

      我个人希望安仁是自然生长的,希望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跟这个地方是合拍的,不希望看上去太像外来的。我特别希望建在这里的博物馆能够让当地的学生和老百姓受益。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ab

      熊燕试图通过建博物馆拉近安仁人与博物馆的关系,虽然效果不明显,但她还是看到了希望:去年一个晚上八九点钟,在服饰博物馆我遇到几个学生,在黑暗的灯光下抄写郑子权公馆的说明牌。我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自己是安仁中学的学生,老师要求他们写关于公馆的作文,他们就来查资料。我当时特别高兴,因为我确实是希望安仁本地的学校和社区做活动都能来这边。ac

      四、小结

      通过梳理安仁博物馆小镇的生存状态,我旨在表明,民族志展览馆作为官办、民办之外的“另一种博物馆”,其策展思路受到人类学的学科启发,而其生存又必然面临着政策、经费等方面的困境。此外向公众展示“人类学是什么”“拉近人与博物馆的距离”这样的雄心,也需要更多的人类学家与参观者,甚至设计者的多方参与和长期互动才能完成。

      但尽管置身于生存困境,该博物馆的展览仍在缓慢地影响当地居民对地方文化的理解。

      

      

      吴银玲,河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

      a 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王建民、潘守永:《人类学视野中的博物馆》,载《中国博物馆》,2012(3)。

      b 马腾岳:《迈向“民族博物馆”新纪元:台湾两座泰雅族博物馆的创置经验分析》,载《民族研究》,2014(6)。

      c 四川安仁镇老公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现有民族志展览馆、电影博物馆、服饰博物馆以及素人画廊。

      d 根据2012 年12 月27 日对魏建民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e 熊燕:《一个博物馆聚落的生产:历史记忆与意识形态表达》,西南民族大学,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

      f 魏建民在2012 年12 月27 日的访谈中提到老公馆公司的控股比例:“那时候川报是51% 的股份,建川是49% 的股份。”

      g 根据2012 年12 月27 日对魏建民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h 同a。

      i 根据2012 年12 月31 日对熊燕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j 根据2013 年3 月27 日访谈熊燕的笔记整理所得。

      k 比如她访谈中提到的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张原、汤芸副教授等人。

      l 罗兰(Michael Rowlands)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人类学系教授、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

      m 根据2013 年3 月27 日访谈熊燕的笔记整理所得。

      n 老公馆公司:《关于建立民间博物馆的报告》(电子版),2011 年7 月20 日。

      o 同n。

      p 吴泽霖:《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3)。

      q 安琪:《表述异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民族志类型研究》,载《思想战线》,2011(2)。

      r 摘自老公馆公司对民族志展览馆的介绍。

      s 老公馆通讯:《安仁民族志展览馆举办首次学术讲座》,2013年3 月2 日。

      t 杨莉、杨帆:《“重绘世界地图”火爆〈世界激刺图〉掀高潮》,载《华西都市报》,2012(4)。

      u 根据2012 年12 月31 日对熊燕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v 根据2013 年3 月27 日访谈熊燕的笔记整理所得。

      w 杜辉:《民族学博物馆之未来: 民族学博物馆发展的再思考》,载《东南文化》,2014(2)。

      x“ 2020 年的博物馆会是什么样的?”,2016 年 5 月 23 日。

      y 同x。

      z 根据2013 年3 月27 日对熊燕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aa 根据2012 年12 月31 日对熊燕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ab 根据2012 年12 月31 日对熊燕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ac 根据2012 年12 月31 日对熊燕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 我听你说唱 ——访赫哲族“伊玛堪”说唱代表性传承人尤秀云 (侯儒)

      赫哲族是我国东北边陲跨境而居、世代以渔猎为生的民族。“伊玛堪”说唱是赫哲族独有的一种口耳相授的口头文学形式,是赫哲族民间说唱艺术。从2005 年赫哲族“伊玛堪”说唱向国家文化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到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赫哲族伊玛堪说唱”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至此,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申报之路画上了圆满句号,开启了保护传承大门。与此同时,有关“伊玛堪”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陆续发表出版,但以往调查研究多是出于文学艺术角度,而关于“伊玛堪”说唱代表性传承人相关问题的研究,罕见笔墨。“伊玛堪”说唱的存在与传承离不开传承人,传承人消失,“伊玛堪”说唱也将不复存在。2013—2015 年笔者多次前往街津口采访“伊玛堪”说唱代表性传承人尤秀云,并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以期通过尤秀云的口述让读者更多了解这位赫哲族民间艺人和“伊玛堪”以及赫哲族的历史。

      一、家庭对尤秀云的影响

      也许尤秀云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陌生,但对于生活在街津口的赫哲人来说,这个名字可谓是家喻户晓。要想研究“伊玛堪”,听一段“伊玛堪”说唱,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新闻媒体都会来拜访尤秀云。

      (一)耳濡目染

      尤秀云1952 年出生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同江市邮电局退休工人,初中文化。家中兄弟姐妹七人,她排行老二。尤秀云的姥爷是从山东过来的汉族,姥姥是当地的赫哲族,爷爷家都是当地的赫哲族。尤秀云的父亲尤清海和母亲李淑连都以赫哲语为母语。尤秀云从小听母亲李淑连说唱“伊玛堪”,母亲对她的言传身教,让她在“伊玛堪”保护传承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侯儒(以下简称“侯”):当初为什么学“伊玛堪”说唱?

      尤秀云(以下简称“尤”):“伊玛堪”我小时候总听母亲说唱,我母亲她们几个姐妹聚到一起就唱歌,唱《哈鱼岗》《幸福赫哲人》这些,唱完还要来段“伊玛堪”。平时我母亲在家做饭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唱“伊玛堪”,我觉得好听,时间长了就能跟着简单地哼唱了。

      侯:您还和谁学过“伊玛堪”?

      尤:那时候赫哲族“伊玛堪”歌手吴连贵总坐在我们家前院唱。我们屯子小,地方不大,一共三十来户人家,都是赫哲族,他一唱大家就全围上去了。我也跟大人一起凑前去听。我对吴连贵印象最深的就是冬天他总把皮帽子挽上,打完鱼背着冰镩,帽子扇呼扇呼的,一边走一边哼着“伊玛堪”就回来了,老远就能听见。听见声音我就跑出去,跟他后面听,特别有意思。

      尤秀云之前的赫哲族先辈们是通过生产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无意识中将“伊玛堪”文化及父辈们的思维、观念传到后代,下一代也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这一传统文化,不知不觉地学会了说赫哲语,演唱“伊玛堪”。例如,尤秀云的母亲没有在特定的场所,也没有主动教尤秀云说唱“伊玛堪”,而是在平时的生活中简单地说唱。像做饭的时候兴致高了就会说上几段“伊玛堪”,这时厨房便成了上课的课堂;家人外出劳作满载而归的时候,也会来上一段“伊玛堪”助助兴,所以比较随性。儿时的尤秀云觉得“伊玛堪”生动有趣,这种无意识的认知已潜伏在她记忆中,她掌握了“伊玛堪”的基本曲调,眼看、耳听、心记,当日后需要的时候这种认知便会发挥作用,这也为尤秀云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自觉传承

      家庭环境除了让尤秀云从小对“伊玛堪”说唱耳濡目染外,更多的是家庭赋予她传承“伊玛堪”文化的责任感。

      侯:家里人支持您从事“伊玛堪”说唱吗?

      尤:家里人特别支持我,我爱人叫尤东升,也是赫哲族。他很有远见,年轻的时候他鼓励我到齐齐哈尔邮电学校学习,不仅有了学历,还学会写文稿,要不现在哪会写“伊玛堪”。他说我现在是传承人,这是国家对我的重视,也是我们家的荣誉。我女儿更是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工作,跟我学习说唱“伊玛堪”。她有一定的音乐天赋,教两遍她基本就能把音调掌握,而且说出来的赫哲语也非常地道。她现在能独立说唱几段现代的“伊玛堪”和传统“伊玛堪”《希特莫日根》的片段。她还让自己的孩子也跟着学,我女儿说自己学得晚了,所以要让下一代从小就学习赫哲族的传统文化,好好传承“伊玛堪”。

      小时候听母亲和吴连贵先生带着深厚的感情说唱“伊玛堪”,这让尤秀云印象深刻,既而铭记了这部口头文学。在与尤秀云多次深度访谈中,每当涉及她为什么学习“伊玛堪”,现在又如此辛苦地传承“伊玛堪”时,她提及次数最多的就是家庭的影响。从母亲李淑连开始至其本人及女儿和外孙女,共有四代人传承“伊玛堪”说唱。从这个传承谱系来看,尤秀云的“伊玛堪”说唱主要以家族传承为主,家庭文化语境对于尤秀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秀云继承了母亲的优良基因,天生一副好嗓子,能歌善舞,热爱“伊玛堪”说唱,虽然从未专门学习过“伊玛堪”说唱,但却能创作出现代“伊玛堪”。而母亲通过平时的言行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毫无保留地复制给了尤秀云,这种家族文化有着自己的逻辑结构,贯穿着整个家族,影响着几代人。尤秀云家族的“伊玛堪”说唱传承正是来自于其家族文化的延续发展。母亲影响着尤秀云,尤秀云影响着女儿,女儿影响着外孙女,他们说唱的“伊玛堪”片段通过家族文化语境一代代继续传承。可见,家庭文化语境对“伊玛堪”说唱的保护和传承奠定了不可撼动的情感基调和心理认知。

      二、传承“伊玛堪”说唱

      (一)宣传“伊玛堪”

      2009 年尤秀云成为“伊玛堪”说唱代表性传承人后,她对“伊玛堪”以及赫哲族其他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加深了她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同年,尤秀云在街津口民族文化村担任赫哲族文化导游。在街津口景区当导游期间,她每年接待中外游客约15 万人左右,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每天讲解导游词2 万多字,主要介绍赫哲族民族文化。尤秀云穿着赫哲族传统民族服装——鱼皮衣,为中外游客说唱“伊玛堪”。她要借助每一次机会每一个平台最大限度地宣传和传承“伊玛堪”。

      候:和我们谈谈您表演“伊玛堪”印象最深的经历吧。

      尤:2013 年7 月16 日是我接待游客最多的一天,共接待了十三个旅行团,每个团讲解时间都在四十分钟以上。一天下来,我累得话都说不出来,路也走不动,可我的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因为我将赫哲族文化讲给四方游客,想到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民族文化传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就特别有干劲。咱们国家领导人李克强、贾庆林、李长春和黑龙江省领导吉炳轩他们都来过街津口风景区,听过我的讲解。我要好好给他们介绍我们民族文化,给他们好好说唱我的“伊玛堪”。领导觉得好了,就会好好支持我们保护民族文化。2015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八岔考察调研,村干部把我叫过去了,我给总书记讲解了5 分钟的赫哲民俗,还和学员一起给总书记说唱了“伊玛堪”。总书记夸奖我讲得好,有激情,说赫哲族文化传承就要靠我们。我心里特别激动,这是我一生的幸福。

      尤秀云将“伊玛堪”说唱不仅带进了大众视野,成为游客来街津口观赏项目之一,同时也将“伊玛堪”说唱展示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和黑龙江省领导,使赫哲族文化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宣传。2012 年尤秀云开始在同江市街津口“伊玛堪”传习所任传习教师,招收学员十三人,都是赫哲族,以尤氏家族为主,大多是尤秀云的亲戚,有她的女儿、妹妹、外孙女、外甥、同事、侄女,最小的学员8 岁,最大的53 岁。她从一位普通的赫哲族民众,由自身爱好学说唱“伊玛堪”,转变为一名主动传承和保护“伊玛堪”的代表性传承人,她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觉”意识,使她担负起了传承“伊玛堪”说唱的责任。50 多岁的尤秀云对笔者说,她现在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了,但她仍在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每天说、唱,现已掌握教材中规定部分。街津口风景区的每一次讲解,参加的每一个会议,媒体的每一次采访,传习所每一节课都成了尤秀云宣传“伊玛堪”说唱的平台,她珍惜每一次机会,她谨记自己是一名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的代表性传承人。习总书记的鼓励和期望给尤秀云今后在“伊玛堪”传承道路上打了一剂强心针。

      (二)创新“伊玛堪”

      “伊玛堪”歌手和代表性传承人处于不同的生活背景,在不同时期他们的创作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尤秀云母亲的创作源泉主要来自上辈人传下的民间故事和赫哲人渔猎生活的经历,很多情况下他们说唱着老一辈赫哲人传承下来的传统 “伊玛堪”。尤秀云拥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从小跟父亲母亲说赫哲语,而学习“伊玛堪”的基础就是要会说赫哲语。引用尤秀云的话:“不懂语言唱出来的‘伊玛堪’不是那种感觉。”记忆中的“伊玛堪”,加上音乐方面的天赋,尤秀云掌握“伊玛堪”基本曲调后,相应填上不同的词,向听众边说边唱。她不仅能独立说唱传统“伊玛堪”片段,还能勇于创新。而今在尤秀云创作的“伊玛堪”中除保留了传统的“伊玛堪”音调和语言外,内容有了变化,融入了现代化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她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她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事件和感悟,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把自己看到的编成故事,唱中有说,说中有唱,以老调新唱的形式传承。她还将“伊玛堪”伴以舞蹈的形式重新登上舞台,使“伊玛堪”说唱得以创新发展。经过自身勤奋努力,直至今日尤秀云创作、收集、整理有二十多首“伊玛堪”片段。其中成功改编的作品有2009 年《我的阿哥莫日根》、2010 年的《哈鱼岗》和《幸福赫哲人》、2011 年的《三花五罗十八籽》;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整理的作品有《我的家街津口》《找阿哥》《萨其尼格格》《脱不吐鸟》《克库鸟》《哼呼啦呼啦鸟》和《山阴比拉鬼》。

      侯:能谈谈您创作这些作品的心路历程吗?

      尤:我从小声音底子就很好,记得小时候我还经常跟着街津口居民宣传队坐着马爬犁,到周边兵团一带演出。退休以后去了老干部艺术团,后来成为传承人之后就开始研究创作说唱“伊玛堪”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方向,没人指导。当时我在“伊玛堪”艺术团,就自己开始整理、组词,找书学习赫哲族文化,现在不仅挖掘自己,还发现家族和周围的人。我每年都有收获,年年有新作品。我第一个创作的是《我的阿哥莫日根》,是我根据葛德胜的曲子创作的,我当时听不明白词,就自己编的词。我头些年当支局长和街道党委主任的时候总写材料,基本没离开过笔。

      侯:您的《三花五罗十八籽》是怎么来的?

      尤:那是我根据那乃族a 的调创作的,那乃族和赫哲族是同一个民族,他们也有自己的“伊玛堪”,但名称叫“ningmang”( 音译)。赫哲族的大节日“乌日贡”每四年一届,每届都会邀请那乃村的那乃族来参加,在“乌日贡”上我听那乃人唱的“ningmang”很好听,和“伊玛堪”很相似,我就利用休息时间和几个那乃族同胞学习。我唱“伊玛堪”给他们听,他们也愿意教我说唱“ningmang”,他们一边唱我一边录,回家跟着录音自己学。等下一届那乃族同胞来,我唱给他们听,让他们给我纠正把关,就这样几年下来,我就用“ningmang”的调创作了一首赫哲族的渔歌——《三花五罗十八籽》。我在风情园里给游客表演,一唱就是很多年,大家反响很好,但不能每天只唱一首歌,我自己也不满足,所以我继续创作,就有了后来自己的作品。

      说完尤秀云起身站了起来,给我们唱了一段。她说唱的同时还配以各种手势和动作,不难看出她对“伊玛堪”说唱文化的热爱。尤秀云说唱的“伊玛堪”不但故事结构完整,条理清晰,她还善于用美声唱法曲调演唱,并将每个故事中呈现的人物形象都运用得灵活自如,说唱优美动听、绘声绘色。

      三、政治环境对“伊玛堪”的影响

      从历史上的“伊玛堪”歌手到今天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家政策都与他们的生命历程交织在一起,赫哲族“伊玛堪”说唱也不无例外地服从着国家层面的政治形态。侯:“伊玛堪”从什么时候开始没人说唱的?

      尤: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唱“伊玛堪”的人就少了。那时候大家开始和汉族人接触,开始主要说汉语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没人唱了。后来我父母这一辈人相继去世,我们这代人又常年不说唱,就忘得差不多了。年轻的赫哲人也不愿意学,“伊玛堪”就成了今天这样。这两年赶上“伊玛堪”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大家又开始重视起来。再不抢救保护,“伊玛堪”是真要没有了。

      侯:那您的“伊玛堪”是什么时候又重新开始学的?

      尤:我退休后工作不忙了,总觉得“伊玛堪”这样扔下怪可惜的。加上前几年国家和政府都开始重视“伊玛堪”、赫哲语,我就想再重新学一学。我跟着尤金良的磁带开始学。我有赫哲语基础,他说什么内容我基本能听明白。我就一边听一边和书上的内容对照着学。有的个别赫哲语想不起来或者听不懂,我就拿着磁带去找街津口那几个赫哲族老人,让他们教我。后来我还学过吴连贵的《木竹林莫日根》和葛德胜的《希尔达鲁莫日根》。

      历史上“伊玛堪”受到两次巨大冲击,一是20 世纪50 年代十万官兵进军三江平原,大量的汉族迁入到赫哲族聚居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打破了赫哲族长期“封禁”的状态,从而使赫哲族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变迁,“伊玛堪”逐渐走向衰落;二是“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损失。b 在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浩劫中,很多“伊玛堪”歌手被贴上“唱野曲”的标签,使“伊玛堪”说唱遭遇了冰冻现象。带有民族传统文化符号的“伊玛堪”说唱成为与当时社会主流背道而驰的逆流,必然要遭受重创。在“政治化”背景下实行的“破四旧,立四新”,使“伊玛堪”说唱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造成“伊玛堪”歌手在该时期出现断档,“伊玛堪”说唱陷入了困境之中。在该语境下,“伊玛堪”歌手没有完成代际交替,出现了传承断裂。可见,国家意识形态主体导向成为“伊玛堪”说唱变迁的主导因素。

      “文化大革命”后,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各地赫哲族聚居区开始兴建文化站。最早建起的文化站是1979 年同江街津口赫哲族乡文化站;次年,八岔建立文化站;1986 年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文化站成立;次年,同江市少数民族文工团成立。随着这些机构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赫哲族文化艺术的传播。“伊玛堪”歌手的说唱和创作激情被激发出来,积极主动地在各种场合说唱“伊玛堪”,“伊玛堪”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20 世纪末,赫哲族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伊玛堪”歌手相继辞世,“伊玛堪”逐渐走向衰亡。面对多元文化冲击,从国家到赫哲族民众逐渐意识到保护“伊玛堪”的紧迫,开始积极呼吁抢救保护“伊玛堪”说唱。赫哲族地区相继建成伊玛堪艺术团、群众文化艺术馆等机构。

      2011 年“伊玛堪”说唱申遗成功,成为了关注的热点,从国家到社会各个层面都对“伊玛堪”给予了很高的期望。现在形成以传习所为保护传承基地,以传统“伊玛堪”说唱《希特莫日根》为传习教材,以六名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小唱为基础,全面系统地展开传习活动。在当今国家“伊玛堪”保护与传承语境下,尤秀云作为“伊玛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一次次地传习和外出展演,将“伊玛堪”说唱带出了本土空间。201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验收“伊玛堪”说唱成果,届时,六名代表性传承人和优秀学员将完成联排“伊玛堪”大唱《希特莫日根》,从而实现继尤金良辞世后“伊玛堪”传统大唱的再现。“伊玛堪”传统大唱的有效恢复,在“伊玛堪”说唱传承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希特莫日根》恢复后,将开展一系列相关活动,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和认识“伊玛堪”说唱。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伊玛堪”命运的改变,如今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伊玛堪”的鼓励政策也成为尤秀云坚持学、继续传承下去的动力。

      四、对“伊玛堪”说唱传承的建议

      “伊玛堪”说唱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传承,记忆的流动性使得同一部“伊玛堪”因不同的人说唱有不同的版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间会有说唱者个人的风格,即一人一部“伊玛堪”。现今由黄任远和于晓飞采录、尤金良说唱的“伊玛堪”传统大唱《希特莫日根》,共有十二个片段,由六位代表性传承人分段完成。

      侯:您对其他五个代表性传承人如何评价?

      尤:他们都特别棒,真的都不容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吴明新、尤文兰和尤文凤他们几个的赫哲语特别好,他们那个岁数是从小听家里长辈说赫哲语长大的,所以听他们说唱的“伊玛堪”原汁原味;吴宝臣说唱的“伊玛堪”有萨满神歌的韵味;葛玉霞会跳萨满舞,她会边唱边跳,很有新意。我们六个是一个整体,我们在一起才能完成《希特莫日根》这部大唱,缺一不可。侯:您对“伊玛堪”保护传承工作有什么建议吗?

      尤:现在在同江负责“伊玛堪”传承工作很多人是一职多兼,国家给列的项目我觉得应该由专职人员负责比较好,现在一个人兼好几个头衔,很多时候顾不上我们这几个传承人。另外,我们这几个传承人也觉得我们的学员可以合并一起,像学校上课那种,我们一起给上课,或者大家能多交流。我希望我讲课的时候,其他代表性传承人或者学员来听,我说错了都可以给我指出来。最后,希望资金能多投入一些,我们的演出服装都是自己花钱做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不过相比过去现在还算好了,从2014 年开始我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每节课有200 元传习费,以前都没有。

      尤秀云在教学中,注重根据学生的特点来指导。传承走得远走得好,需要内部动力即文化自觉。在这一点上,尤秀云开了好头,起到了表率作用。同时,在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当地政府以及其余五名代表性传承人的一起努力下,“伊玛堪”说唱现在已经在赫哲人心中烙上了民族标志的印记,但是“伊玛堪”说唱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小觑,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伊玛堪”说唱是每一个赫哲人的责任和义务。

      “伊玛堪”说唱承载着赫哲族的民族精神,是赫哲族文化的象征,在曾经的岁月中,“伊玛堪”曾是人们业余生活的全部,正是这样的说唱形式,在帮助赫哲人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让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同胞区别开来,加强了赫哲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它的传承主体是“伊玛堪”传承人,艺人在艺术在,艺人去艺术去。六名代表性传承人是“伊玛堪”说唱文化的传播者。赫哲族没有文字,“伊玛堪”说唱完全依靠“伊玛堪”歌手、传承人通过口传心记的方式传承下来。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对“伊玛堪”说唱文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给予六名代表性传承人足够的重视和相应的地位,这样才能做好“伊玛堪”说唱保护和传承工作。赫哲族“伊玛堪”说唱与赫哲族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伊玛堪”说唱进行承接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创新,使“伊玛堪”说唱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侯儒,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a 那乃族:生活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民族,与我国境内的赫哲族有同源关系。

      a 傅砚农、曹守和:《新中国体育指导思想研究》,9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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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一种博物馆”生存记 ——以四川安仁民族志展览馆为例 (吴银玲)

      人类学、民族学与博物馆的渊源由来已久,博物馆曾经是支持早期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基地,18 世纪末到19 世纪曾被称为人类学史上的“博物馆时代”a。中国学界已经有不少针对民族博物馆和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其中马腾岳在描述台湾泰雅族博物馆的研究中指出:“传统人类学博物馆目前已分化为遵循传统、着重于标本展示的‘民族志博物馆’和受去殖民运动影响而发生、以民族主体性为展示目的的‘民族博物馆’两类。”b 与有大量研究的“民族博物馆”相比,目前较少见到有关“民族志博物馆”相关的调研。笔者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的调查发现,被外界誉为“中国博物馆小镇”的安仁至少同时存在以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民族志展览馆为代表的三种类型的博物馆。其中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是安仁第一座博物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隶属于大邑县政府管辖。建川博物馆聚落被媒体评价为“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现已建成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四大系列26 座分馆。而民族志展览馆是由四川安仁镇老公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公馆公司)与西南民族大学他山学社共同策划、设计并完成的,展品为学者个人捐赠或手工制作的实物以及民族志电影等,它是老公馆公司所属的四座展馆之一。c 这三种类型的博物馆背后的支撑力量分别为政府、民间以及介于前两者之间的股份制公司。民族志展览馆代表着在官办和民办之外的“另一种博物馆”类型。本文在对民族志展览馆的筹建、展陈、策展活动等问题的口述史访谈和田野调查基础上,试图梳理安仁“另一种博物馆”的生存纪实。

      一、民族志展览馆的筹建

      民族志展览馆于2011 年10 月开馆试运行,而其筹划过程则要追溯到数年之前建川博物馆聚落进入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建成之后,外界更加关注安仁镇,许多组织和个人被安仁的资源所吸引,通过各种方式进驻安仁。川报集团(即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就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想要将安仁打造成四川“文化上的九寨沟”。关于川报集团与建川集团的合作,魏建民说:“川报集团实际上是从2006 年初开始(与安仁建川公司)谈,成立老公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是在当年5 月份。”d熊燕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到她与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渊源”:2005 年3 月,她随四川省旅游局局长到大邑县安仁镇,初次接触“建川博物馆聚落”项目。当时“聚落”还未动工,一个沙盘和几块展板,但馆长樊建川充满激情的讲解打动了熊燕。e 此后,川报集团有了要与建川合作的想法,熊燕于2006 年5 月28 日调到川报集团与建川集团合资成立的老公馆公司工作f,负责公馆开发、保护中的“文化定位”。

      老公馆公司成立之后,通过和安仁保育院进行土地置换,取得了15 个公馆的使用权,公司随后开始对安仁老街的全面打造,带动了“老街15 座老公馆的文化挖掘、修缮、对外定位的思考”g 等工作,但是这种打造的开展是耐心的,并不急躁。樊建川为了开展老街的打造工作曾带领团队参观了欧洲的所有古堡。h 熊燕也谈到,“之前这些年我们是想和看的比较多,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这样一下手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i

      几年之后的2009 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文旅集团)进入安仁,这给老街的打造带来了更大的推动力。同年12 月27 日,中国博物馆协会正式授牌安仁为“中国博物馆小镇”,这给安仁镇的发展带来了良机。2011 年3 月,文旅集团正式入股老公馆公司,这也为公司的博物馆创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文旅集团进入之后,老公馆公司最初打造的一个项目是“明轩书栈”,2011 年4 月28 日,书栈正式对外营业。为了配合明轩书栈的对外营业,熊燕举办了一个展览和一个画展:在服饰馆和珍品厅布置了“中国民族服饰刀剑甲胄展”;另外在素人画廊布置了杨学宁“芙蓉花开”油画展。j

      这两个展览的效果很好,使得熊燕开始思考在“老房子里建博物馆”的事情。熊燕原本是做旅游新闻的记者,后来攻读了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她一直谦虚地称自己为“人类学的票友”。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学了人类学之后,对这个学科有一种情结。这种情结让她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人类学民族志博物馆,而且她的想法得到了许多学术界人士的支持。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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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志展览馆的创建是一种商业行为,但在商业背后,更多的是学术的思考:

      我最早陪王铭铭和罗兰(Michael Rowlands) l 两位老师去安仁的时候,他们就有想法在这里做一个中国私立民族学研究院,举办一些学术的讨论,成为一个民族学的基地。为此我还跟王老师通了一些邮件。后来要在老街上办博物馆,我最有把握的就是这个民族志馆。通过之后我就找了张原、汤芸碰头,向王老师汇报后开始着手布置。我那时候心里有个目标,就是2011 年国庆节的时候,民族志馆对外开放。除此之外,我还有个想法,博物馆小镇一定要有学术研究,学术的前提是学者,我们要吸引学者们过来。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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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燕于2011 年7 月20 日向文博公司提交了“关于建立民间博物馆的报告”,如她所言,同时申请建立“国宝级老电影展、杨学宁油画展,新办民族志摄影展、民族服饰展、‘二手生活’用品馆、皮影表演馆”n 六座展馆。在报告中,熊燕写道:“民族志摄影展,在郑子权公馆举办……展品以著名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提供60 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收藏的民族志电影为主,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志珍贵影像和实物。此项展览与北大蒙养山学社和西南民大他山学社共同举办,有利于吸引国内外人类学、博物馆学、社会学等学者来安仁,营造博物馆小镇的学术氛围,提升博物馆小镇的研究力量。”o 因为安仁“中国民族服饰刀剑甲胄展”和“芙蓉花开”油画展的成功,文博公司作为出资方,老公馆公司作为执行方的博物馆建设方案顺利通过了。

      在报告中,新办民族志摄影展,展品以民族志电影为主,这个展馆策划是明确的。而作为展馆地点的郑子权公馆位于安仁镇树人街37 号,建于1945 年,占地面积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470 平方米,坐东朝西。公馆平面布局为“三进”:一进临街设计为铺面,共有5 间;二进为公馆二门和住房,在它们前面设计了一个横向长方形天井,长10 来米,宽约3 米;三进为主人内宅院,也有一个天井,但功用不仅是采光和排水,还是主人用来栽花养草的花园。公馆建筑为砖木穿斗式结构,青瓦斜坡顶,木雕花窗,灰塑堂门框。在改建为博物馆的过程中,并没有改变公馆的格局,只是在原有建筑基础上进行了展厅分配和外观改造。

      最初筹建的时候,熊燕计划建“民族学”展览馆,后来在实际操作中将展馆的名称改为“民族志展览馆”。她说,这是因为民族学博物馆很多地方很多国家都有,改为“民族志”更好把握,博物馆的目的就是要介绍人类学的经典民族志,另外也有独特性,这是全国唯一的私人民族志博物馆。展馆的名称涉及筹办方对民族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民族志博物馆等概念的理解。吴泽霖曾指出民族学博物馆与民族博物馆不同,前者是为科学服务而后者为政治服务。p 显然熊燕的尝试与官办民族博物馆不同,而在考虑到自身的特点和承办能力之后,她又将展陈重点落到了人类学学科内部的民族志上。

      可以说,从2006 年老公馆公司成立,到2011 年筹办创建民族志展览馆所经历的五年时间中,包括熊燕在内的很多人为这个民族志展览馆投入了精力,使得“在老房子里建博物馆”的想法终于落到实处。而展览馆最初从摄影展扩展为民族志影像及实物、模型等陈列,又经历了一系列的策展讨论和实践工作。

    博物馆3.jpeg

      二、展陈、活动及其批评

      2011 年8 月15 日,民族志展览馆的策展工作展开。西南民族大学张原和汤芸两位人类学青年教师与老公馆公司的员工一起加班加点赶工,因为按照熊燕申请建馆的报告所要求的时间,展览馆要在当年“十·一”国庆期间开始试运行。2011 年10 月1 日,民族志展览馆如期亮相。面向大众的民族志展览以人类学经典民族志著作为主要线索,结合实物、模型、影像等资料多层次、多视角地展现多区域的文化。展览馆分为人类学相关简介与概述、异邦想象、天下胸怀、非洲馆、海洋馆、美洲馆、中国馆等区域进行实物、图片、模型展陈,另有民族志影像馆播放人类学影像资料。

      展览开篇简要介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作业等关键概念,在展馆入口设置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场景“复原”,开辟了手工制作的互动区域;营造了“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书斋,陈列了从人类学家在田野中使用过又带回来的照相机、打字机;用从《山海经》到《天下全舆总图》来展现我国古代对世界的认知和探求。这些场景的设置都采用原图复制、手工创作加上主题的方式进行,这与一般的实物博物馆有所不同。安琪曾指出的人类学博物馆自出现以来表述“异文化”具有三种模式——概念式、场景式和情境式。q 民族志展览馆的展陈方式却是三种模式的混合。之所以会进行概念解释、场景复原并加入田野情境,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收集的展品不足所致。

      民族志展览馆“分别讲述了努尔人、俾格米人、昆族人的故事,陈列了非洲竖琴、豹骨烟斗、祈雨法器;复制了海岛渔民的独木舟和捕鱼工具,揭秘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介绍了不同人面对资本主义浪潮的策略和遭遇,展示了图腾信仰的神圣;回到亚洲,及至中国,结合实物阐释了广阔地域内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深刻含义;民族志影像馆定时播放人类学电影,生动呈现多彩的异域文化”r。虽然异域的努尔人、俾格米人、昆族人等在游客眼中非常陌生,但是影像资料与实物复制给大家带来了直观的感受。所以开馆之后,这个展馆颇受好评,媒体也争相报道。

      为了体现该展馆的学术性,展馆试运行之后,就举办了首场学术讲座。2011 年10 月15 日下午,西南民族大学他山学社和四川安仁镇民族志展览馆共同举办了题为“世界的音乐,音乐的视界” 的学术讲座。主讲人杨晓博士结合具体案例,为听众介绍了世界不同区域、不同风格的音乐,讨论了音乐的定义、元素等内容,并结合人类学研究相关理论分析了讨论对象的具体语境(context)等问题。老公馆公司认为这次讲座拉开了安仁镇学术性文化资源开发的序幕。s

      除了民族志展览馆之外,同时于2011 年10 月1 日与大众见面的还有清代服饰暨民族服饰博物馆、电影博物馆与素人画廊,这些展馆共同构成了熊燕所称的“泛博物馆”。配合这些展馆的正式开馆,并力图竖立安仁自己的会展品牌,2012 年4至5 月,熊燕策划了首届安仁博物馆月活动。首届安仁博物馆月主题为“博物馆与生活”,主办方组织、策划了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

    博物馆4.jpeg

      在民族志展馆入口处有一个写着“观·世界”的很醒目的标牌,背景是《天下全舆总图》,在背景之上是一双带有异域风情的眼睛(Buddhism eyes)。这是安仁博物馆月期间民族志展馆活动的中心主题——“从心观世界,重获世界观”。带着想要重新观察世界的目的,熊燕采用了王铭铭教授“重绘世界地图”的创意,开展了一个联合各界人士绘制一幅新的世界地图的活动。

      图5 就是后来媒体争相报道的《世界激刺图》,这幅地图以400 多年前利玛窦的地图为蓝本绘制而成。王铭铭解释说:“在古人的观念中,地面是平展铺开的,正是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出现,我们才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球形。”t 尤为特别的是这幅地图上的地名被绘制者们改成了现代化的具有嘲讽意味的词语,比如“爱斯基摩”变成了“爱死寂寞”,“爱琴海”变成了“爱情海”,“玛雅”成了“妈呀”,四大洋变成了第一、二、三、四“泡”……这些表达了今日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多样性。

      随着安仁博物馆月的成功举办,民族志展览馆越加为游人和学者所知。除了正面的关注,它也听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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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学术界对民族志展览馆实物不足的批评是带有比较对象的,比如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他看过其他地方的民族学博物馆,认为安仁在公馆建筑里添加的符号太多,而真正的实物又不足,这是一种缺憾。处于起步阶段的民族志展览馆显然没有办法从田野调查的实物数量上来说服学术大家。与此同时,不懂得人类学的普通游客带着新奇的情绪进来浏览,展览馆原本的目标是“要让人参观后知道人类学是什么、民族志是什么”,但“现在基本上95%的人还是分不清人类学是什么、民族志是什么”u。这些都是民族志展览馆面临的问题。

      除了展陈方式和展品的亟待提升,展馆的资金来源也在熊燕的考虑范围之内。包括民族志展览馆在内的泛博物馆从2011 年10 月到2014 年10 月的三年之间,资金来源是文博公司,但是2014 年之后,展馆必然要考虑自身的“造血功能”。尤其是目前的展览馆是不收门票的,这不同于刘氏庄园博物馆和建川博物馆聚落。在筹划阶段,熊燕原定门票为每人10 元。此外,就老公馆公司的博物馆免票的原因和相关的讨论,她说:

      为了配合博物馆月,我们对外免收门票。其实我们一开始是设计了门票的,20块钱看五个馆。但是这个门票在我们街上其他的景点还可以当20 块钱消费。博物馆本身是不盈利的,但是它可以拉动游客的配套消费。我们一开始是这样设计的。其实相当于免票。但因为免票,有些人就不进来展馆,进来也不好好看。

      未来是不是要收门票,也在酝酿当中,不过就算是收,我估计还会像最初设计的那样,门票本身可以抵扣消费。另外一块是门票的收入问题。我们这个馆在三年之内都是有资金资助的,从2011 年10 月到2014 年10 月,都不用担心资金营运的问题,但是现在也开始思考自己造血的事情,所以才会策划与博物馆相关的纪念品。v

      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在安仁的各大博物馆都有展开,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建川博物馆聚落。老公馆公司于2013 年元旦期间打开了“安仁购”的门面,专门销售自己设计的旅游纪念品。

      

      三、“另一种博物馆”的困境与希望

      西方的博物馆学经历过一个反思时期,针对博物馆与殖民主义的关联、博物馆所代表的西方智识传统与表征他者文化的合法性等问题,学者们展开过诸多讨论。2013 年7 月19 至21 日,克莱尔·哈里斯(Clare Harris)和米歇尔·奥汉伦(Michael O’Hanlon)召集“民族学博物馆之未来”主题学术会议。在会上,吉维塔·辛格(KavitaSingh)的发言《博物馆之未来是民族志的》针对民族志博物馆已然过时甚至濒临“死亡”这一论断而展开。她利用中国、东南亚、南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案例,证明民族志博物馆不仅不是过去之物,而且所有博物馆的未来都将是民族志式的,这意味着民族志式的展览或多或少将成为所有展览形式的基础。w 从辛格的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出民族学博物馆作为民族志的可能性。作为安仁的一个股份制公司创办一个民族志展览馆,而且策展和展陈范围实际上覆盖了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几大区域,这不仅反映了策展人本身对人类学学科知识的把握,也体现了他们对民族志博物馆功能的一种理解——向公众展示“人类学是什么”。

      罗伯特·伊森(Robert Eason)曾说:“博物馆应该通过展览、教育、扩展项目,尽可能地满足观者的需求,尽全力与公众相联结。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存放展品的大仓库,它是人与思想集会的场所,它的未来依靠它扮演公众生活中充满活力的一角。”x 在他看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博物馆,未来都可能面临着经费削减、前景黯淡等现实问题,而解决之道在于博物馆要发挥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y。民族志展览馆显然也面临着同样的现实问题,比如经费不足、场馆与展品不足、观众与展品之间的距离较远等。

      民族志展览馆在其运行过程中需要考虑生存维持问题,创办人不止一次考虑过要为博物馆找国家资源。但受股份制公司的限制,这种努力并不顺利。

      我们还是想争取每年国家对博物馆的补贴,但要这个补贴就必须要证,可是我们又一直没有办。2012 年准备以“安仁老公馆博物馆群”这个名称去申办,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很麻烦,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消防,因为最后是省文物局来确定、同意,省文物局要同意的话必须要场所的消防合格证,但是所有的老公馆是很难消防合格的。后来我们让县消防局做了一个测算,如果要消防合格的话至少要140 万。太不划算了,所以我们正在犹豫。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公司建的博物馆究竟是什么性质?这个扶持是针对民营博物馆的,如果是民营,则所有的藏品要归属到一个人头上。可是如果那样就会被冠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名声。z

      在熊燕申办建立民族志展览馆等博物馆的报告中,这些博物馆的性质被定位为“民间博物馆”,但显然川报集团、文旅集团以及安仁建川公司合资的老公馆公司并不属于“民营”性质,这也导致民族志展览馆不能如建川博物馆聚落那样被外界称为民间博物馆,更加不能争取到国家对民办博物馆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志展览馆的一些藏品,比如60 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收藏的民族志电影,这属于个人捐赠。民族志展览馆性质上的模糊性,导致了在适用博物馆政策时遭遇了困难,这是中国民间博物馆创建和发展中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但更为重要的困境恰恰不在这里,而在于展览本身与观众之间的距离问题。

      民族志展览馆开放已经两年了,但安仁为人所知的还是刘氏庄园博物馆和建川博物馆聚落。这有民族志展览馆自身对外宣传不足的原因,也有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的原因。不过即使面临着展品不足、人员局限、宣传不到位等种种不利因素,但熊燕他们仍然坚持着放慢节奏保护性地开发老公馆。对于老公馆与街道,老公馆公司的打造理念是“尽可能地保护这些东西,不想破坏它”aa,对于传统,他们的保护力度比较大。对这些承载了百年兴衰的建筑来说,“放慢节奏保护性的开发”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因为安仁各种类型的博物馆都与当地约50 余座公馆聚落有所关联,这些公馆是由川西平原上的乡绅、军阀家族于新中国成立前建成,把公馆“变成”博物馆并不简单是在建筑里填充外来的藏品。对此熊燕在访谈中说道:

      我个人希望安仁是自然生长的,希望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跟这个地方是合拍的,不希望看上去太像外来的。我特别希望建在这里的博物馆能够让当地的学生和老百姓受益。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ab

      熊燕试图通过建博物馆拉近安仁人与博物馆的关系,虽然效果不明显,但她还是看到了希望:去年一个晚上八九点钟,在服饰博物馆我遇到几个学生,在黑暗的灯光下抄写郑子权公馆的说明牌。我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自己是安仁中学的学生,老师要求他们写关于公馆的作文,他们就来查资料。我当时特别高兴,因为我确实是希望安仁本地的学校和社区做活动都能来这边。ac

      四、小结

      通过梳理安仁博物馆小镇的生存状态,我旨在表明,民族志展览馆作为官办、民办之外的“另一种博物馆”,其策展思路受到人类学的学科启发,而其生存又必然面临着政策、经费等方面的困境。此外向公众展示“人类学是什么”“拉近人与博物馆的距离”这样的雄心,也需要更多的人类学家与参观者,甚至设计者的多方参与和长期互动才能完成。

      但尽管置身于生存困境,该博物馆的展览仍在缓慢地影响当地居民对地方文化的理解。

      

      

      吴银玲,河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

      a 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王建民、潘守永:《人类学视野中的博物馆》,载《中国博物馆》,2012(3)。

      b 马腾岳:《迈向“民族博物馆”新纪元:台湾两座泰雅族博物馆的创置经验分析》,载《民族研究》,2014(6)。

      c 四川安仁镇老公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现有民族志展览馆、电影博物馆、服饰博物馆以及素人画廊。

      d 根据2012 年12 月27 日对魏建民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e 熊燕:《一个博物馆聚落的生产:历史记忆与意识形态表达》,西南民族大学,2008 年硕士学位论文。

      f 魏建民在2012 年12 月27 日的访谈中提到老公馆公司的控股比例:“那时候川报是51% 的股份,建川是49% 的股份。”

      g 根据2012 年12 月27 日对魏建民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h 同a。

      i 根据2012 年12 月31 日对熊燕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j 根据2013 年3 月27 日访谈熊燕的笔记整理所得。

      k 比如她访谈中提到的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西南民族大学张原、汤芸副教授等人。

      l 罗兰(Michael Rowlands)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人类学系教授、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

      m 根据2013 年3 月27 日访谈熊燕的笔记整理所得。

      n 老公馆公司:《关于建立民间博物馆的报告》(电子版),2011 年7 月20 日。

      o 同n。

      p 吴泽霖:《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3)。

      q 安琪:《表述异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民族志类型研究》,载《思想战线》,2011(2)。

      r 摘自老公馆公司对民族志展览馆的介绍。

      s 老公馆通讯:《安仁民族志展览馆举办首次学术讲座》,2013年3 月2 日。

      t 杨莉、杨帆:《“重绘世界地图”火爆〈世界激刺图〉掀高潮》,载《华西都市报》,2012(4)。

      u 根据2012 年12 月31 日对熊燕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v 根据2013 年3 月27 日访谈熊燕的笔记整理所得。

      w 杜辉:《民族学博物馆之未来: 民族学博物馆发展的再思考》,载《东南文化》,2014(2)。

      x“ 2020 年的博物馆会是什么样的?”,2016 年 5 月 23 日。

      y 同x。

      z 根据2013 年3 月27 日对熊燕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aa 根据2012 年12 月31 日对熊燕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ab 根据2012 年12 月31 日对熊燕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ac 根据2012 年12 月31 日对熊燕的访谈录音整理所得。

  • 我听你说唱 ——访赫哲族“伊玛堪”说唱代表性传承人尤秀云 (侯儒)

      赫哲族是我国东北边陲跨境而居、世代以渔猎为生的民族。“伊玛堪”说唱是赫哲族独有的一种口耳相授的口头文学形式,是赫哲族民间说唱艺术。从2005 年赫哲族“伊玛堪”说唱向国家文化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到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赫哲族伊玛堪说唱”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至此,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申报之路画上了圆满句号,开启了保护传承大门。与此同时,有关“伊玛堪”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陆续发表出版,但以往调查研究多是出于文学艺术角度,而关于“伊玛堪”说唱代表性传承人相关问题的研究,罕见笔墨。“伊玛堪”说唱的存在与传承离不开传承人,传承人消失,“伊玛堪”说唱也将不复存在。2013—2015 年笔者多次前往街津口采访“伊玛堪”说唱代表性传承人尤秀云,并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以期通过尤秀云的口述让读者更多了解这位赫哲族民间艺人和“伊玛堪”以及赫哲族的历史。

      一、家庭对尤秀云的影响

      也许尤秀云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陌生,但对于生活在街津口的赫哲人来说,这个名字可谓是家喻户晓。要想研究“伊玛堪”,听一段“伊玛堪”说唱,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新闻媒体都会来拜访尤秀云。

      (一)耳濡目染

      尤秀云1952 年出生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同江市邮电局退休工人,初中文化。家中兄弟姐妹七人,她排行老二。尤秀云的姥爷是从山东过来的汉族,姥姥是当地的赫哲族,爷爷家都是当地的赫哲族。尤秀云的父亲尤清海和母亲李淑连都以赫哲语为母语。尤秀云从小听母亲李淑连说唱“伊玛堪”,母亲对她的言传身教,让她在“伊玛堪”保护传承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侯儒(以下简称“侯”):当初为什么学“伊玛堪”说唱?

      尤秀云(以下简称“尤”):“伊玛堪”我小时候总听母亲说唱,我母亲她们几个姐妹聚到一起就唱歌,唱《哈鱼岗》《幸福赫哲人》这些,唱完还要来段“伊玛堪”。平时我母亲在家做饭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唱“伊玛堪”,我觉得好听,时间长了就能跟着简单地哼唱了。

      侯:您还和谁学过“伊玛堪”?

      尤:那时候赫哲族“伊玛堪”歌手吴连贵总坐在我们家前院唱。我们屯子小,地方不大,一共三十来户人家,都是赫哲族,他一唱大家就全围上去了。我也跟大人一起凑前去听。我对吴连贵印象最深的就是冬天他总把皮帽子挽上,打完鱼背着冰镩,帽子扇呼扇呼的,一边走一边哼着“伊玛堪”就回来了,老远就能听见。听见声音我就跑出去,跟他后面听,特别有意思。

      尤秀云之前的赫哲族先辈们是通过生产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无意识中将“伊玛堪”文化及父辈们的思维、观念传到后代,下一代也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这一传统文化,不知不觉地学会了说赫哲语,演唱“伊玛堪”。例如,尤秀云的母亲没有在特定的场所,也没有主动教尤秀云说唱“伊玛堪”,而是在平时的生活中简单地说唱。像做饭的时候兴致高了就会说上几段“伊玛堪”,这时厨房便成了上课的课堂;家人外出劳作满载而归的时候,也会来上一段“伊玛堪”助助兴,所以比较随性。儿时的尤秀云觉得“伊玛堪”生动有趣,这种无意识的认知已潜伏在她记忆中,她掌握了“伊玛堪”的基本曲调,眼看、耳听、心记,当日后需要的时候这种认知便会发挥作用,这也为尤秀云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自觉传承

      家庭环境除了让尤秀云从小对“伊玛堪”说唱耳濡目染外,更多的是家庭赋予她传承“伊玛堪”文化的责任感。

      侯:家里人支持您从事“伊玛堪”说唱吗?

      尤:家里人特别支持我,我爱人叫尤东升,也是赫哲族。他很有远见,年轻的时候他鼓励我到齐齐哈尔邮电学校学习,不仅有了学历,还学会写文稿,要不现在哪会写“伊玛堪”。他说我现在是传承人,这是国家对我的重视,也是我们家的荣誉。我女儿更是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工作,跟我学习说唱“伊玛堪”。她有一定的音乐天赋,教两遍她基本就能把音调掌握,而且说出来的赫哲语也非常地道。她现在能独立说唱几段现代的“伊玛堪”和传统“伊玛堪”《希特莫日根》的片段。她还让自己的孩子也跟着学,我女儿说自己学得晚了,所以要让下一代从小就学习赫哲族的传统文化,好好传承“伊玛堪”。

      小时候听母亲和吴连贵先生带着深厚的感情说唱“伊玛堪”,这让尤秀云印象深刻,既而铭记了这部口头文学。在与尤秀云多次深度访谈中,每当涉及她为什么学习“伊玛堪”,现在又如此辛苦地传承“伊玛堪”时,她提及次数最多的就是家庭的影响。从母亲李淑连开始至其本人及女儿和外孙女,共有四代人传承“伊玛堪”说唱。从这个传承谱系来看,尤秀云的“伊玛堪”说唱主要以家族传承为主,家庭文化语境对于尤秀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秀云继承了母亲的优良基因,天生一副好嗓子,能歌善舞,热爱“伊玛堪”说唱,虽然从未专门学习过“伊玛堪”说唱,但却能创作出现代“伊玛堪”。而母亲通过平时的言行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毫无保留地复制给了尤秀云,这种家族文化有着自己的逻辑结构,贯穿着整个家族,影响着几代人。尤秀云家族的“伊玛堪”说唱传承正是来自于其家族文化的延续发展。母亲影响着尤秀云,尤秀云影响着女儿,女儿影响着外孙女,他们说唱的“伊玛堪”片段通过家族文化语境一代代继续传承。可见,家庭文化语境对“伊玛堪”说唱的保护和传承奠定了不可撼动的情感基调和心理认知。

      二、传承“伊玛堪”说唱

      (一)宣传“伊玛堪”

      2009 年尤秀云成为“伊玛堪”说唱代表性传承人后,她对“伊玛堪”以及赫哲族其他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加深了她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同年,尤秀云在街津口民族文化村担任赫哲族文化导游。在街津口景区当导游期间,她每年接待中外游客约15 万人左右,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每天讲解导游词2 万多字,主要介绍赫哲族民族文化。尤秀云穿着赫哲族传统民族服装——鱼皮衣,为中外游客说唱“伊玛堪”。她要借助每一次机会每一个平台最大限度地宣传和传承“伊玛堪”。

      候:和我们谈谈您表演“伊玛堪”印象最深的经历吧。

      尤:2013 年7 月16 日是我接待游客最多的一天,共接待了十三个旅行团,每个团讲解时间都在四十分钟以上。一天下来,我累得话都说不出来,路也走不动,可我的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因为我将赫哲族文化讲给四方游客,想到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民族文化传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就特别有干劲。咱们国家领导人李克强、贾庆林、李长春和黑龙江省领导吉炳轩他们都来过街津口风景区,听过我的讲解。我要好好给他们介绍我们民族文化,给他们好好说唱我的“伊玛堪”。领导觉得好了,就会好好支持我们保护民族文化。2015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八岔考察调研,村干部把我叫过去了,我给总书记讲解了5 分钟的赫哲民俗,还和学员一起给总书记说唱了“伊玛堪”。总书记夸奖我讲得好,有激情,说赫哲族文化传承就要靠我们。我心里特别激动,这是我一生的幸福。

      尤秀云将“伊玛堪”说唱不仅带进了大众视野,成为游客来街津口观赏项目之一,同时也将“伊玛堪”说唱展示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和黑龙江省领导,使赫哲族文化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宣传。2012 年尤秀云开始在同江市街津口“伊玛堪”传习所任传习教师,招收学员十三人,都是赫哲族,以尤氏家族为主,大多是尤秀云的亲戚,有她的女儿、妹妹、外孙女、外甥、同事、侄女,最小的学员8 岁,最大的53 岁。她从一位普通的赫哲族民众,由自身爱好学说唱“伊玛堪”,转变为一名主动传承和保护“伊玛堪”的代表性传承人,她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觉”意识,使她担负起了传承“伊玛堪”说唱的责任。50 多岁的尤秀云对笔者说,她现在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了,但她仍在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每天说、唱,现已掌握教材中规定部分。街津口风景区的每一次讲解,参加的每一个会议,媒体的每一次采访,传习所每一节课都成了尤秀云宣传“伊玛堪”说唱的平台,她珍惜每一次机会,她谨记自己是一名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的代表性传承人。习总书记的鼓励和期望给尤秀云今后在“伊玛堪”传承道路上打了一剂强心针。

      (二)创新“伊玛堪”

      “伊玛堪”歌手和代表性传承人处于不同的生活背景,在不同时期他们的创作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尤秀云母亲的创作源泉主要来自上辈人传下的民间故事和赫哲人渔猎生活的经历,很多情况下他们说唱着老一辈赫哲人传承下来的传统 “伊玛堪”。尤秀云拥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从小跟父亲母亲说赫哲语,而学习“伊玛堪”的基础就是要会说赫哲语。引用尤秀云的话:“不懂语言唱出来的‘伊玛堪’不是那种感觉。”记忆中的“伊玛堪”,加上音乐方面的天赋,尤秀云掌握“伊玛堪”基本曲调后,相应填上不同的词,向听众边说边唱。她不仅能独立说唱传统“伊玛堪”片段,还能勇于创新。而今在尤秀云创作的“伊玛堪”中除保留了传统的“伊玛堪”音调和语言外,内容有了变化,融入了现代化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她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她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事件和感悟,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把自己看到的编成故事,唱中有说,说中有唱,以老调新唱的形式传承。她还将“伊玛堪”伴以舞蹈的形式重新登上舞台,使“伊玛堪”说唱得以创新发展。经过自身勤奋努力,直至今日尤秀云创作、收集、整理有二十多首“伊玛堪”片段。其中成功改编的作品有2009 年《我的阿哥莫日根》、2010 年的《哈鱼岗》和《幸福赫哲人》、2011 年的《三花五罗十八籽》;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整理的作品有《我的家街津口》《找阿哥》《萨其尼格格》《脱不吐鸟》《克库鸟》《哼呼啦呼啦鸟》和《山阴比拉鬼》。

      侯:能谈谈您创作这些作品的心路历程吗?

      尤:我从小声音底子就很好,记得小时候我还经常跟着街津口居民宣传队坐着马爬犁,到周边兵团一带演出。退休以后去了老干部艺术团,后来成为传承人之后就开始研究创作说唱“伊玛堪”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方向,没人指导。当时我在“伊玛堪”艺术团,就自己开始整理、组词,找书学习赫哲族文化,现在不仅挖掘自己,还发现家族和周围的人。我每年都有收获,年年有新作品。我第一个创作的是《我的阿哥莫日根》,是我根据葛德胜的曲子创作的,我当时听不明白词,就自己编的词。我头些年当支局长和街道党委主任的时候总写材料,基本没离开过笔。

      侯:您的《三花五罗十八籽》是怎么来的?

      尤:那是我根据那乃族a 的调创作的,那乃族和赫哲族是同一个民族,他们也有自己的“伊玛堪”,但名称叫“ningmang”( 音译)。赫哲族的大节日“乌日贡”每四年一届,每届都会邀请那乃村的那乃族来参加,在“乌日贡”上我听那乃人唱的“ningmang”很好听,和“伊玛堪”很相似,我就利用休息时间和几个那乃族同胞学习。我唱“伊玛堪”给他们听,他们也愿意教我说唱“ningmang”,他们一边唱我一边录,回家跟着录音自己学。等下一届那乃族同胞来,我唱给他们听,让他们给我纠正把关,就这样几年下来,我就用“ningmang”的调创作了一首赫哲族的渔歌——《三花五罗十八籽》。我在风情园里给游客表演,一唱就是很多年,大家反响很好,但不能每天只唱一首歌,我自己也不满足,所以我继续创作,就有了后来自己的作品。

      说完尤秀云起身站了起来,给我们唱了一段。她说唱的同时还配以各种手势和动作,不难看出她对“伊玛堪”说唱文化的热爱。尤秀云说唱的“伊玛堪”不但故事结构完整,条理清晰,她还善于用美声唱法曲调演唱,并将每个故事中呈现的人物形象都运用得灵活自如,说唱优美动听、绘声绘色。

      三、政治环境对“伊玛堪”的影响

      从历史上的“伊玛堪”歌手到今天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家政策都与他们的生命历程交织在一起,赫哲族“伊玛堪”说唱也不无例外地服从着国家层面的政治形态。侯:“伊玛堪”从什么时候开始没人说唱的?

      尤: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唱“伊玛堪”的人就少了。那时候大家开始和汉族人接触,开始主要说汉语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没人唱了。后来我父母这一辈人相继去世,我们这代人又常年不说唱,就忘得差不多了。年轻的赫哲人也不愿意学,“伊玛堪”就成了今天这样。这两年赶上“伊玛堪”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大家又开始重视起来。再不抢救保护,“伊玛堪”是真要没有了。

      侯:那您的“伊玛堪”是什么时候又重新开始学的?

      尤:我退休后工作不忙了,总觉得“伊玛堪”这样扔下怪可惜的。加上前几年国家和政府都开始重视“伊玛堪”、赫哲语,我就想再重新学一学。我跟着尤金良的磁带开始学。我有赫哲语基础,他说什么内容我基本能听明白。我就一边听一边和书上的内容对照着学。有的个别赫哲语想不起来或者听不懂,我就拿着磁带去找街津口那几个赫哲族老人,让他们教我。后来我还学过吴连贵的《木竹林莫日根》和葛德胜的《希尔达鲁莫日根》。

      历史上“伊玛堪”受到两次巨大冲击,一是20 世纪50 年代十万官兵进军三江平原,大量的汉族迁入到赫哲族聚居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打破了赫哲族长期“封禁”的状态,从而使赫哲族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变迁,“伊玛堪”逐渐走向衰落;二是“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损失。b 在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浩劫中,很多“伊玛堪”歌手被贴上“唱野曲”的标签,使“伊玛堪”说唱遭遇了冰冻现象。带有民族传统文化符号的“伊玛堪”说唱成为与当时社会主流背道而驰的逆流,必然要遭受重创。在“政治化”背景下实行的“破四旧,立四新”,使“伊玛堪”说唱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造成“伊玛堪”歌手在该时期出现断档,“伊玛堪”说唱陷入了困境之中。在该语境下,“伊玛堪”歌手没有完成代际交替,出现了传承断裂。可见,国家意识形态主体导向成为“伊玛堪”说唱变迁的主导因素。

      “文化大革命”后,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各地赫哲族聚居区开始兴建文化站。最早建起的文化站是1979 年同江街津口赫哲族乡文化站;次年,八岔建立文化站;1986 年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文化站成立;次年,同江市少数民族文工团成立。随着这些机构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赫哲族文化艺术的传播。“伊玛堪”歌手的说唱和创作激情被激发出来,积极主动地在各种场合说唱“伊玛堪”,“伊玛堪”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20 世纪末,赫哲族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伊玛堪”歌手相继辞世,“伊玛堪”逐渐走向衰亡。面对多元文化冲击,从国家到赫哲族民众逐渐意识到保护“伊玛堪”的紧迫,开始积极呼吁抢救保护“伊玛堪”说唱。赫哲族地区相继建成伊玛堪艺术团、群众文化艺术馆等机构。

      2011 年“伊玛堪”说唱申遗成功,成为了关注的热点,从国家到社会各个层面都对“伊玛堪”给予了很高的期望。现在形成以传习所为保护传承基地,以传统“伊玛堪”说唱《希特莫日根》为传习教材,以六名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小唱为基础,全面系统地展开传习活动。在当今国家“伊玛堪”保护与传承语境下,尤秀云作为“伊玛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一次次地传习和外出展演,将“伊玛堪”说唱带出了本土空间。201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验收“伊玛堪”说唱成果,届时,六名代表性传承人和优秀学员将完成联排“伊玛堪”大唱《希特莫日根》,从而实现继尤金良辞世后“伊玛堪”传统大唱的再现。“伊玛堪”传统大唱的有效恢复,在“伊玛堪”说唱传承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希特莫日根》恢复后,将开展一系列相关活动,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和认识“伊玛堪”说唱。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伊玛堪”命运的改变,如今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伊玛堪”的鼓励政策也成为尤秀云坚持学、继续传承下去的动力。

      四、对“伊玛堪”说唱传承的建议

      “伊玛堪”说唱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传承,记忆的流动性使得同一部“伊玛堪”因不同的人说唱有不同的版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间会有说唱者个人的风格,即一人一部“伊玛堪”。现今由黄任远和于晓飞采录、尤金良说唱的“伊玛堪”传统大唱《希特莫日根》,共有十二个片段,由六位代表性传承人分段完成。

      侯:您对其他五个代表性传承人如何评价?

      尤:他们都特别棒,真的都不容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吴明新、尤文兰和尤文凤他们几个的赫哲语特别好,他们那个岁数是从小听家里长辈说赫哲语长大的,所以听他们说唱的“伊玛堪”原汁原味;吴宝臣说唱的“伊玛堪”有萨满神歌的韵味;葛玉霞会跳萨满舞,她会边唱边跳,很有新意。我们六个是一个整体,我们在一起才能完成《希特莫日根》这部大唱,缺一不可。侯:您对“伊玛堪”保护传承工作有什么建议吗?

      尤:现在在同江负责“伊玛堪”传承工作很多人是一职多兼,国家给列的项目我觉得应该由专职人员负责比较好,现在一个人兼好几个头衔,很多时候顾不上我们这几个传承人。另外,我们这几个传承人也觉得我们的学员可以合并一起,像学校上课那种,我们一起给上课,或者大家能多交流。我希望我讲课的时候,其他代表性传承人或者学员来听,我说错了都可以给我指出来。最后,希望资金能多投入一些,我们的演出服装都是自己花钱做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不过相比过去现在还算好了,从2014 年开始我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每节课有200 元传习费,以前都没有。

      尤秀云在教学中,注重根据学生的特点来指导。传承走得远走得好,需要内部动力即文化自觉。在这一点上,尤秀云开了好头,起到了表率作用。同时,在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当地政府以及其余五名代表性传承人的一起努力下,“伊玛堪”说唱现在已经在赫哲人心中烙上了民族标志的印记,但是“伊玛堪”说唱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小觑,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伊玛堪”说唱是每一个赫哲人的责任和义务。

      “伊玛堪”说唱承载着赫哲族的民族精神,是赫哲族文化的象征,在曾经的岁月中,“伊玛堪”曾是人们业余生活的全部,正是这样的说唱形式,在帮助赫哲人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让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同胞区别开来,加强了赫哲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它的传承主体是“伊玛堪”传承人,艺人在艺术在,艺人去艺术去。六名代表性传承人是“伊玛堪”说唱文化的传播者。赫哲族没有文字,“伊玛堪”说唱完全依靠“伊玛堪”歌手、传承人通过口传心记的方式传承下来。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对“伊玛堪”说唱文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给予六名代表性传承人足够的重视和相应的地位,这样才能做好“伊玛堪”说唱保护和传承工作。赫哲族“伊玛堪”说唱与赫哲族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伊玛堪”说唱进行承接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创新,使“伊玛堪”说唱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侯儒,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a 那乃族:生活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民族,与我国境内的赫哲族有同源关系。

      a 傅砚农、曹守和:《新中国体育指导思想研究》,9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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