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名城苏黎世市中心的寸土寸金之地，有一座植物园。从游客如织的班霍夫大街步行来到植物园，用不了五分钟。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周围豪华写字楼里的白领职员们会在午休时分带上三明治，来到植物园里舒展一下身心。园内有一个高不过七八米的小土丘，土丘前是一座不大的“丁”字形三层楼建筑。建筑物里办公的是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而小丘下面则是博物馆的库房，馆藏文物中的一部分就保存在里面。博物馆有上下两层三个展厅，参观免费。一百二十六年以来，不同收藏者在各不相同的背景下，出于各不相同的动机将各大洲不同族群中平凡或者不平凡的物件汇集在这里。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座博物馆浓缩了瑞士的精神风貌：浪漫的景致，不大的规模，高精尖的质量。它以教学、科研为己任，并以此为基础服务于公众。技能民族学是贯穿在策展、研究和教学中的红线：让人们从博物馆藏品当中看到（曾经的）人之所能。这是傅玛瑞（Mareile Flitsch）馆长为博物馆制定的新学术取向，而这与瑞士人的精神风貌契合得再好不过：在现代发达国家当中，看重精工细作的手工艺、看重人之技能的莫过于瑞士了。德国人傅玛瑞在瑞士找到了能让自己的学术旨趣得以施展并发扬光大的平台，这让她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
Clair Lüdenbach（以下简称C）：这里的收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Mareile Flitsch（以下简称M）：最先开始民族学收藏的是苏黎世的商人和地理学家们。1889 年收藏活动正式启动，1913 年该收藏被转赠给苏黎世大学。大学也因此设立机构，来管理和推进这一收藏活动。可以说，先有收藏，后有博物馆，博物馆是为该项收藏而建立的。纳入大学之时，藏品有一万件，而现在有四万件，藏品日益增加。对于这类博物馆来说，这个收藏规模相当不错，不至于大得不着边际，且收藏质量很高。有些藏品是收藏者们环球旅行时带回来的，有些则来自于探险队的考察之旅：我们有来自俄罗斯航海家A.J.V. 克鲁森斯特恩男爵探险队的藏品，有系统植物学的奠基人汉斯·申茨（Hans Schinz）的纳米比亚收藏；我们也有海因里希·哈雷尔（Heinrich Harrer）和彼得·奥夫施奈特（Peter Aufschnaiter）关于西藏的收藏品，哈雷尔对苏利南和新几内亚的收藏也在我们这里。在民族学史上，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收藏。
C ：近年来，民族学博物馆经历了重大改变。在许多大城市，这些博物馆很长时间以来少有公众的关注。尽管博物馆的建筑物很大，但是公众的兴趣很小。人们期待着这些博物馆会有可观的参观人数，这也导致了博物馆实行一些新政策。您也面对这样的压力吗？您要实行与先前不同的做法吗？
M ：您所描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这里根本不存在。首先，我们是一个小博物馆。其次，我们根本不收门票，这让我们与其他博物馆在根本上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参观者的人次对我们不构成压力。我们有可能举办一场面向小众的展览，参观者可能不多，但却是对这一题目有深度兴趣的。我们并不太热衷于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要以参观者数量为导向、要依靠门票收入，策展时就会受到束缚。这是很多博物馆面临的问题，而我们幸运地不必去面对。
C ：这个博物馆的自我展示，发生了哪些改变？
M ：我们有一百二十六年的历史，前后有七位馆长。他们当中很多人任职时间较长。在任职期间，这些馆长们（我是第一位女馆长）可以划定出自己的学术轮廓，这反映在馆藏当中——如果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情况，那会非常有意思；这也反映在策划的展览中，在举办的各种活动中。在苏黎世大学以及瑞士学术界，我们的收藏自有其份量。对于这样的专业博物馆来说，参观者人数的多寡还不足以拿来判定博物馆的质量。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是一个集教学与科研为一身的学术型博物馆，与一个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讲席连在一起，由讲席教授来担任博物馆馆长。当然，馆长换任也意味着某一个新方向已经被预先确立下来。大学聘任我为馆长是否是一个全新的、出色的举措，这可以由别人去评说。在我自己看来，我之所以被聘任，是因为我带来的研究方向，而苏黎世大学希望在我的任职期间将这个研究方向植入大学，并为其提供生长的可能性。就地域而言，我从事关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就题目而言，我的重点是技能民族学。这两点肯定都不与这个博物馆有任何违和。我可以在十九年的任职期内，让自己的专业方向在教学、收藏、展览和公众活动中得到长足的发展。
C ：您让研究占据中心位置，再从研究扩展到其他领域？
M ：这些是个统一体。我们有三十位员工，其中五位策展人，还有我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有六位学者以及三位助手。其余的工作人员分别负责文物修复、制图、摄影、图书馆管理以及展览场地的看护和执勤。我们在教学上提供博物馆学、物质文化和实用知识方面的基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让那些显示出特别才华的学生进入博物馆领域；在博物馆内，我们做一个博物馆需要做的事情：我们管理着一个收藏，要保管和修复藏品，要对藏品进行解释和说明，也要不时地解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也有自己在学术上的主线轮廓，由此生发出来的问题让我们致力于完成不同的著作、处理不同的收藏品、编制展览阐述文字、指导学生的学业以及购入特别符合我们研究旨趣的收藏品。各有一位策展人负责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伊斯兰文化地区，这并非因为二者有内在的关联，完全是因为策展人的专业背景使然。我自己负责的是区域是中国，可以说这是馆长的保留地。收藏、研究、教学和公众服务是一个整体。教学相长，我们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自己正在研究的内容，也策划相关题目的展览，这时我们会让参加修课的学生加入到策展工作当中。我们的全部学者都参与“博物馆实践”这一课程模块的教学，给学生提供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给他们提供专业性支持，让他们将自己充满活力的想法变成自己的展览。
C ：您如何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是通过依赖博物馆的收藏？
M ：不完全如此。我们的收藏有一定年头了。还有很多藏品尚未开发出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处理这些藏品，或者带着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意识来审视这些收藏，做基础研究。我们未必仅以自己的收藏为研究对象。不过我得加上一句，我们的收藏品足够丰富多彩，但要彻底弄清楚库藏中到底有些什么，还需要几十年。目前我们正在准备的展览是“非洲的铁线玩具”。为策划这个展览，我们新购了收藏品。我们想从一个特定的问题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些展品，并且带着问题意识将它们展示出来。大学和基金会都给予我们资助，我们自己也把博物馆预算当中的一部分投入进去。
C ：购入藏品，只是为了博物馆的策展需要？
M ：这次的购入是为举办展览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保存，因为我们的任务也在于，让重要的文化财富得以保存并留传给后世。如今，我们的馆藏达到了苏黎世州的A 级文物保护收藏级别，其具有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我们有策略地扩大收藏那些我们认为应该被保存下来、展示给人看的东西。
C ：技能民族学研究的是什么？
M ：这个专业领域，在德语里是Technik ethnologie, 在英语里应该被称为“对带有技能的实践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skilled practice）。可能这可以更清楚地表明，这里所涉及的范围之宽。
C ：这么说，手工艺也在其中。
M ：我们所关注的是在所有领域当中实际行动着的人。简单的解释是：存在于大脑里的文化或者知识，我用手将它们变成物质性的东西。技能民族学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才是技术知识？人们如何对其进行阐释？人们如何来解释物质改变、某些物品的发酵或者转化，以及物品的老化？对这些问题，并非仅有西方科学的解释模式，这里蕴含着很多解释的可能性。对技术知识的研究离不开特定的社会，一个社会在自己采用的技术和物质当中将自身映射出来。存在于这一社会中的世界观，也非常重要。我们试图在技术、社会、世界观这三合一——此外还有审美、感知、触觉、身体技术——中找到一个整体性的介入角度，来考察社会当中的实践行为。在这方面，我们实际上还做得太少。博物馆里全是物品，但是我们研究物品到底是为的什么？我认为，当我们民族学家从西方文化中走出去来到世界各地，我们需要考虑到一切可能的问题。然而，我们很少会问：这些（当地）人如何做事？我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启迪意义的事件：在对中国北方农村女性进行研究时，某次我访谈一位农村妇女，关于婆媳关系。可是她在考虑的问题是，柴禾够不够做一顿饭。在我们谈话期间，她一直在考虑着生火或者其他事情。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根本不合拍。当我问及关于火的知识时，这位妇女就滔滔不绝地讲如何点火、如何用小火炖煮，我意识到这些领域我们考虑得太少。我非常清楚自己在苏黎世的使命：这些我们曾经太少关注的实践知识是这个博物馆以及大学的这个民族学／社会人类学讲席要做的内容。这些来自异文化的收藏品，必须得保管、保护，也要向里面投钱，我们能用这些馆藏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将它们看做是知识的收藏，总要以新方式来追问：这里保存了哪些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的知识，我们还没有考虑过的知识？也许，着重点应该在人之所能，在技能上。
C ：民族学博物馆的收藏大多与殖民地历史相关。这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吗？
M ：瑞士没有直接的殖民地历史，但是在许多收藏——申茨等人的西南非洲的收藏中——也可见到殖民地历史的影子。也可以说，殖民地历史在这里也并非了无痕迹。我们可以将人类历史描绘成进步的历史，于是我们就去看什么是最现代的。我们也可以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一部失落的历史，那么就值得我们回过头去看：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对于技能民族学来说，只要提出的问题得当，从石器时代到今天的一切事情都富有意味。要想了解人在过去和今天的技能，藏品的年代是否久远根本没有意义。我们发现了完整的四十万年以前的狩猎长矛和冰川木乃伊奥茨，这让我们看到，还有很多未知的过去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但对学术研究者来说，对象有多久远这一问题的意义，最多是分析性的。我们从某一时代、某一社会中将某件物品取出来，加入到我们的收藏当中，对于彼时的彼社会我们真的了解吗？或者说我们有足够多的关于该社会的材料，只是我们还没有去翻检？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根本不依据“旧”“新”这样的标准来收藏，而是收藏所有那些有认知价值的东西。我们刚购入的铁线玩具，就属于这类收藏。在20 世纪70 年代，那些非洲人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在用垃圾和余料来制作物品；那是儿童和青少年应用有创新性的材料来展示那些他们也许还不了解、至少还没有机会享受的现代生活：大飞机、直升机、汽车、漂亮的赛车、现代技术。这些东西我们当然要收藏，因为这里蕴含着认知价值。今天在市场上所见的非洲铁线玩具，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会在展览中将这些不同层面展示出来。我们这样的博物馆，要提出重要的学术问题，然后围绕着问题去收藏那些能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的物品。
C ：对于这个博物馆，您有什么样的愿望？
M ：我们有非常舒适的条件来以新方式展现自己，作为向公众敞开的学术窗口，让公众了解民族学。我不能设想还有比这更好的条件。我没有太大的野心，只想发出一个信号：人有所能，我要一直从新角度来观察人的技能。我觉得，我们往往把人展示得太小了，好像他们什么都不能，什么都做不到。但是只要仔细审视，我们会明确地看到：无论哪个社会都曾经勇敢地打拼过。总要以新方式给它们以声音，在今天这个时代这非常重要。我要把这个模式——作为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型博物馆——做下去，一直要有不受羁绊的新尝试，参观者只好容忍我们的任性。我要让参观者看到，如何能学会一种弹奏竖琴的新技术？与远方的人如何相互交流？孩子们如何学习知识，以便成为一位成年人？在现代世界中作为一位易洛魁人，这会意味着什么？我们总会围绕着这类问题而展开各种活动。我们也会在这样的视角下来观察政治上、经济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将重要的观察所得作为教育材料提供给公众。瑞士一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这里的参观者对人的技能感兴趣，对技能的失落历史有着清醒的意识。使用手机以后，我们就忘记了如何记住电话号码。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让那些触觉性质的、实在的、手工艺性质的或者手头上的能力非常严重地衰退了。“去技能化”（de-skilling）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个重要话题。许多人会意识到，我们在博物馆能观察到或者学到的东西，再没有人去实际操作了。当然，我们涉及的题目是多样的。
我们举办过一个这样的展览：中国近地面制陶。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人们蹲在地上制作陶器？为什么人们会从欧洲买回去一个（高度适合站立操作的）制陶板，在地上挖一个洞以便将它放低，然后蹲在地上制陶？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当然也要让人看到，陶器制作在中国是什么样。我们找来瑞士的制陶人，让他们自己动手在离地面不高的制陶板上操作。我们也想让人们明白，假如一个欧洲人行走在世界各地时看到一个人蹲在地上，并非那个人“尚且”处于蹲在地上这一阶段；那是另外一种技术，是对世界的另外一种感知：他们有另外的思考角度，另外的动作姿势，另外的身体功能。让人们看到这一点，也能给人带来一种明确的意识：人各不同，人之所能也各不相同。
访谈人：德国文化记者Clair Lüdenbach，翻译：吴秀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