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多尔西博士（Dr. George A. Dorsey）详细地讨论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民族学藏品，其批评大致认为——这种安排就推广民族学研究成果而言，其尝试并不尽如人意。在讨论中，他设定大型博物馆的基本目标是研究，而非与讨论这种基本假设有效性无关的讲解。
我将在以下的评论中，探讨于我而言将博物馆作为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之用途的关键所在。由于我的实践经验大部分来自民族志博物馆，我将会特别以此为例，来说明民族志博物馆在哪些方面与自然历史博物馆有所不同。
博物馆服务于三种目标。其机构设计可用来提供有益健康的休闲活动，提供讲解与教育，以及推动研究等。
博物馆作为大众休闲场所的价值不可低估，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应创造各种机会，使人们能够在健康、积极的环境中休闲消遣，这些能够抵销酒吧和赛马场影响的有趣之物都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如果博物馆就是为此目的，它首先要有娱乐性，并且尝试通过消遣提供有益的兴奋之处。寻求休闲和消遣的人在其寻求刺激的时候并不乐意接收系统的讲解。他们想欣赏，想感受展品的精彩与美妙；如果展览潜在的理念能够清晰有效地被带出，则不需要做任何特别的努力，他们便可感受展品的伟大之处。这一类型的参观者不是去博物馆具体地研究展览，亦非严格遵循馆长安排的计划，而是在展厅间随意踱步，漫无目的地四处探寻吸引其关注之物。
许多博物馆工作人员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大多数公众态度认真严肃；但对在博物馆展厅中踱步参观的访客的观察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来此只是为了消遣而已。通过跟随他们穿过展厅，聆听他们的评论，以及参观者为了看遍博物馆而从头到尾穿越所有展厅的总体趋势中，很容易得到证明。在纽约市，周日午后，当父母和孩子们在愉快的环境中打发时间，并试图融入奇妙的景象时，也可以看到这种景象。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产生了，（博物馆）为此类人数众多的参观者可以做些什么呢？显然，系统的展览并不能吸引他们，我们最能期望的是通过蕴含重点的展览来使其轻松明白。大部分博物馆并非基于承诺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计划而修建。要传达某种观点至少需要考虑引起关注的可能性；而我们基于建筑印象而建的巨大展厅，总会使得参观者的注意力有可能分散，因为他才开始参观一个展览，就已经在期待下一个，所以根本无法在任何特别的主题上集中注意力。有效的基础在于使之能够集中注意力，以及每个展览中表达的理念一致。那些看过德累斯顿博物馆（the Dresden Museum）藏有西斯廷圣母（Sistine Madonna）雕塑展厅的人会知道我的意思。这间房内没有任何东西来分散参观者关注单一展品的注意力，因此，展厅成了圣地。
在决定呈现给公众的主题挑选之前，博物馆馆长应该清楚大众展览所接受的对象为何。科普成为近年的一种准则（Shibboleth），我们太倾向于相信通过简单方式来展现科学探索的成果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努力。
我担心在这种信念下，一些科普的基本目标被忽略了。在倾向普及知识的演讲、畅销书，以及在受欢迎的博物馆中，人们经常是从对未知事物和模糊观点的轻描淡写中获得理解，使大众相信无需努力，只要通过听上一个小时或更短的问题阐述就能掌握。此即我认为的科普展览的危险之处。这是促成对个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并反映在公共生活的许多阶段。它促使人们认为，严谨完善的工作培训的必要性乃过时的偏见，对知识一知半解式的常识将适用于生活、经商以及科学和公共事务等任何地方。
我所理解的科普是一种努力，以抵消这些影响，并体现真理的崇高以及为了获得它所需的真诚努力。因此，应该最大程度地去避免各种不精确，更不能通过试图消除所有模糊的东西来使所有问题显得幼稚、简单。
这并不意味着最复杂的问题应该被选来做大众展示，但应该强调获得研究成果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要在我前面所提及的引人注目的大众展览中付诸实践，应该围绕这些展览努力传达出这样的印象——参观者通过观看简单的展品，无法领会藏品想传达的所有意义，还需要更多的学习。
另一种观点应牢记于心。当引人入胜的展览技术趋于完美时，危险始终存在——沉于欣赏之中的公众，将无法理解展览想要传达的理念，甚至会忘记在赞赏布置展出技能中寻找这种理念。譬如，在一个关于海浪之上盘旋的鸥类展览中，参观者太有可能只会问“它们是怎么被悬置的？”从博物馆回来之后，他们会告诉朋友们这些鸟在看不见的悬架上展出的技术，却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鸟。因此所有展览要点之外的因素均会分散人们对于基本观念的注意力。我担心某种情况下会产生一种对模拟自然的人造物的兴趣，就像安徒生童话（Andersen's fairy tale）中《夜莺》故事里的中国皇帝侍臣感受到的那样，当他们发现夜莺不是机械玩具时，竟然惊呼：“多无趣啊！它居然是一只真鸟！”
为了吸引漫步展厅的参观者的注意力，博物馆需要一种不太有差别的背景，一个想要到处吸引观众的展览需由此出发；博物馆管理者的艺术在于适当选择这种让人明白确切理念的展览。一家收集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展品的博物馆一定程度上会败给自己，因为收集大量品位相同的藏品的结果，会削弱对每一件藏品的注意力。而且，由呈现某一特别设想的展览所构成的无差别背景阐明了所需面对的问题的广度，这也是一种针对展览悬置主题的肤浅假设的检验。
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引起博物馆消遣的参观者的注意。一种是藏有罕见的稀世珍宝，其自身的价值就是吸引人的地方。布鲁克林学院博物馆（the Museum of the Brooklyn Institute）部分地尝试实践了这种设想。然而，这显然不是一所试图在其展厅中陈列丰富展品，且不只是通过小型展览，还包括综合性主题呈现的大型博物馆的目标和方式。的确，一定要意识到不可能通过所有展品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对于参观者来说大多数展品仅仅只是一种背景，一些恰好引发其兴致的主题在其中鲜明地凸显出来。
我想所有大型博物馆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关注到普罗大众才是正确的。比如，当一件新的某种灭绝动物的巨型骨架陈列一公布，人们会蜂拥而至，一睹为快，藉由从整体展陈中脱颖而出的崭新且令人印象深刻的陈列，以及博物馆较平时特别不同的气氛，他们思维的感受能力得以提升。当一大群美丽的鸟类展出时亦复如是。然而，如果博物馆含有大量巨型骨架陈列，或者有大量相似特征的鸟群，印象就完全不一样了。参观者会从一个走到另一个，但每一组给人留下的印象会相应减少。
就这种观点而言，我想没有话比布朗·古德博士（Dr. Brown Goode）的一再声明更正确，他说博物馆即通过展品来呈现的安排有序的标签陈列。相反地，吸引公众的是突出的展品；无论什么附加信息，标签也好，周围的陈列也好，能将之带入访问者的内心，乃预期之唯一效果。
我相信有经验的博物馆管理者会同意我的观点，在有着访问率最高的博物馆中，只要不将博物馆参观者的讲座出席率也算进去人为提高比率的话，此类参观者的数量很容易达到90%，甚至更多。对被简单归为国家首都名胜之一的美国国家博物馆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同城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而言，其周末的访问量也是如此。
我倾向于认为通过合理且有见地的安排，博物馆可在公众教育方面贡献良多，但它需要高层次人才进行选择，寻找引人注目的目标，能让人们明了与无差别背景相对的重要观念，并以此获得最好的结果。
从已有评论可以看到，大型博物馆里挑选展品的机会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即，多种多样的重要观点往往通过特展体现出来。
人们已经在入口大厅做过这种尝试，许多非常优秀的展品陈列在那里，部分依照系统的特色，部分则想要显示某种特殊的生物属性。我相信这里所传达的感觉是受参观者喜爱的，当参观者从大厅移步到该建筑中的各个展厅时，就因为这种在入口组合呈现的物质背景，发现众多展品的期待被营造出来。此外，人们也可能认为，如果这些展厅各处都有同样引人注目的展品的话，效果会更好。
我相信鉴于来此消闲的参观者的需求，大部分博物馆注重预备将某些特定的展品组合在一起陈列，试图呈现一些重要的意图。在过去15年的组合陈列实践中，为此打算的参观者的需求经常被忽略。一个陈列组并不能传达比一本普通图画书中的图片更能传达的信息，但它有异于图画信息的传达。通过规模和环境方面带来的深刻印象而与画册相区别。因此，一系列于不同层面阐明同一理念的组合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各种印象会被过多同样的陈列削弱。我认为这种类型相同且过度重复的组别的效果可以在美国国家博物馆（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的展品中察觉到。该博物馆的人类学部的组别重复的确不是以一个组别形式来呈现所有印第安文化类型而实施的系统努力。更多是由于博物馆承担的繁重的责任，要组织一系列新的引人注目的展览参与各种无休无止的国家或国际博览会，这些博览会几乎都只是给观光客看的，观光客根本不会轻易被什么打动，他们感兴趣的就是这种有着各种组别的大型展览。如果你去观察美国国家博物馆里漫步于陈列着印第安组的卡特林展厅（the Catlin Hall）的参观者，很容易感觉到第一组看起来非常有趣，但很快对其他组渐渐失去兴趣，并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因此我们可以确切地断言，将大型展品放在一起的方法应该谨慎采用，只有在无差别背景的映衬下，每一个展品陈列的效果才会更好。
我已经在这里提及那些会吸引普罗大众的大型展览。但这也不是那么准确，总还是有那么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参观者，他们可能会被小规模的特展所呈现的简洁精美所吸引。
博物馆也会被用于传递系统的信息。通过参观博物馆寻找这种信息的人相对较少，但却不可忽略；毋庸置疑，博物馆给此类观众提供信息责无旁贷。但问题在于，一所巨型博物馆能够多大程度给有这种需求的学生提供信息。倘若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样目前拥有18个展厅和6个画廊，展厅占地面积达到2438～3048米（8000～10000英尺），画廊面积1219～1524米（4000～5000英尺），想象各个展厅为了系统地展现各种科学而陈列，我们发现整个馆变成了一个既分离又相互交错的体系的迷宫，一般的参观者即使希望获得系统信息，也会因为陈列大量的展品而泄气。
显然，这里不得不运用初等教育的基本准则，即有效性并不依赖于多样性，而在于展品的完整性。“宁要完整，不要繁杂。”（Multum, non multa.）至此我意识到，没有人试过根据一个刚性方案来将一所巨型博物馆的藏品系统化，这显然是因为其自身呈现出的难以克服的困难。
困难之一即在于缺乏展现科学所有不同分支的系统收藏。这一欠缺在我们美国所有的博物馆都很明显，这些博物馆的大多数陈列由北美各处的藏品组成，而来自其他洲的素材呈现却不够充分。对于获取涵盖科学任一特定分支的小型系统藏品而言，并没有自身的困难，但在大型博物馆里总存在与特定问题或特别地区相连的藏品优势。这种展品缺乏总会是大型藏品完全系统化的一个障碍。许多小型博物馆已在尝试发展有代表性和系统性的藏品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并且以这种方式成为其所在城市教学设施的重要部分，其功效与小规模息息相关。
根据系统规划指导安排一所大型博物馆的方式存在多方面的困难。首先，必须明了，在大城市里有着完全不同兴趣的人们都会来博物馆咨询，因此希望在完全不同的系统陈列中找到展品。以动物学为例。一位老师可能想利用博物馆给其班级做一个系统动物学的回顾。另一位老师可能想让学生对神经系统或某种身体器官的发展印象深刻。然而，还有一位老师可能对与物种进化问题相关的基本现象感兴趣。另一位老师则可能想通过藏品来说明当地动物群的特性。希望以这种方式咨询博物馆的人数越多，就有更多人认为系统化观点可取。我认为甚至对那些不熟悉博物馆管理的人而言，都会立刻明白以这种观点来组织一所大型博物馆的所有藏品只会导致一种结果。如果所有有见地的观点都要包括，这种系统的复杂性会变得非常巨大，以至于整个系列的效用会变得十分可疑。另一方面，如果只有很少观点被采用，那么所有在特定的博物馆展示的科学将会因被采用的观点的限制而穿上了紧身衣，而素材应该如此安排，才可从多个角度把握。
学校博物馆和大学博物馆的经验清楚指出了该困难可能得以解决的最佳方式。一所大型博物馆可能会有一翼或一小组的展厅留出来给系统陈述，在那里班级可以逐一观看实例，用于科学普及教学的基本观点被当作陈列的准则，但这些展厅的用处不应被高估，因为有着大量展品的博物馆不是一个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理想地点。小型博物馆倒是可以依靠这种方式达到效果，通过细微的手段，比如通过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年度支出为8000美元（包括所有的工资、行政费用和购置费）的博物馆，在爱德华·莫尔斯教授（Professor Edward S. Morse）的有力指导下为公共教育做出许多贡献。
在像纽约、芝加哥或费城这样规模的城市，这样一种集中收藏的最佳效果却无法实现。由于城市的巨大距离，很少有可能在任何确切时间在博物馆聚集一群可能会从这种收藏中有所收获的学生。而且，一旦在大型博物馆设立意在服务于分散于城市中的教育旨趣，则多少应为固定展览，而越是这样，就要为了保证优质陈列花更多钱，并且无法根据不同学校的需求来调整。因此，用于许多学校，意图服务于此目的的不同的学校博物馆系统极其可取，使一个大型机构主要服务于学校班级需求，完全没有必要。
再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例，我相信该博物馆的管理已经表明藏品的系统安排对公立学校有益，博物馆从市政获取大量经费也是情有可原。我相信每年支出将近200000美元，而没有场地的建筑物大约价值3000000美元。如果我们想象这笔年度支出仅1/3用于维持学校博物馆，而不是单一的大型建筑群，那么20座小型博物馆就能建于城市的不同地方，将更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而中央博物馆，亦即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能从其试图履行的责任中获得解脱，这个责任由于机构和城市规模太大而未能实现。这种小型博物馆将会与主要博物馆保持像公共图书馆分馆与中央图书馆一样的关系，即通过这样的机构，大大提升了教育的效用，并且把某些需求从中央图书馆转移给了其他能更好满足的渠道。
这将是一个极好的计划，如果博物馆和其他得到类似支持的机构能够为学校博物馆提供必要展品与信息，让学校老师可以自由使用标本，因为没有印刷标签可以代替标本选取的自由，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能会碰到此类情况。
法国和瑞士做了许多年的努力去配置公立学校使用的小型藏品，并在学校之间传递，最近这些努力在美国重现。这样的尝试值得鼓励，尽管在我们大纽约的学校里也会有丰富的机会去利用标本来证明有必要在学校建立小型固定展览，人们会发现这会比经常将博物馆藏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更经济，并且可能从教学用品的经销商那里以相当合理的价格购买到。
即使建立这种学校博物馆，博物馆将一些展厅留给系统陈述还是合理且必要的，但如果博物馆仅仅是服务于教育目的，那么大型博物馆不仅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
人们对于展览的大型展品大规模淘汰，以及只保留引人注目的展览而提出的反对意见，同样见于针对博物馆展品的图式化上。没有比将整个博物馆作为完整的成品展览来呈现更能有助于传达完整性及进一步努力无效的情形，这种呈现中，每一样展品都有其在确切系统内的位置。这样一所博物馆会无法让人理解自然的复杂性，以及欣赏掌握其秘密所需要的努力。
以人类学展览为例，不可能从单一材料的角度对博物馆进行分类。同时，这种考虑会表明人类学展品和自然历史展品的不同之处。像人类学展品中发现的素材的聚集，完全由世界不同民族的所造之物构成——他们的工具、日用器具、仪式物品等等。所有这些都用于民族的日常生活，并且几乎都只通过伴随其中的思想而获得其意义。譬如，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不只是一件印第安人用来抽烟的古怪器具，还有着许多用途和意义，只有从这个民族的社会与宗教生活的角度来看才能理解。在人类学藏品中甚至会经常看到，思想的广阔领域可能会通过一件简单的物品甚或不通过物品来表达，因为生活的某些特殊方面可能只由思想构成。比如，如果一个部落在其宗教崇拜中使用许多物品，而另一个部落的崇拜中几乎没有使用物品，这些部落的宗教生活可能同样充满活力，在博物馆藏品中却显得不大真实。另一个原因则是物品的自然损毁，使得考古学藏品几乎无法系统起来。因此，物品的任何陈列总只是一个民族真实生活的非常碎片的呈现。所以，想通过展品的系统分类来展现民族学素材的任何企图不仅仅是人为的，而且完全是一种误导。人类学调查的唯一对象——文化的心理学与历史联系，不能通过任何基于物品陈列所显示的极小部分的民族生活来表达。任何抓住这个事实的人会马上认清，一个人类学展览不能铸成全世界每个人都在自动重复的简单模型示意图。然而，有了丰富、有趣且重要的人类学问题，就很容易根据人们应对生活的特征，用一种通俗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其特点。
人类学展览和那些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展览的差异更在于程度，因为展品自身无法传递展览想要表达的完整理念。这在任何试图表达功能而非形式的展览中更为确切，如在阐明动力地质学或与植物和动物生理学相关的事实的展览中。但是，人类学藏品与自然历史藏品的区别在于，与其在人类学中的功能重要性相比，展品的重要性可谓微不足道，事实上，所有展品基本都是人类学调查主题自身的复杂心智过程的附带表达，后者在博物馆平常陈列的生物学领域中几乎完全缺失。
为此，人类学藏品应该被视为艺术产业的藏品以及艺术收藏品，而非解释自然科学的藏品。
因此，很显然，只要公众关注，人类学藏品与自然历史藏品的基本理念完全不同，并且，如果试图阐明人类学展览蕴含的理念，则不需要参观者在通过人类学展厅时接触到自然历史展览。总的来说，要在一座大型、复杂的博物馆建筑中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由此问题将被很好地提出，把人类学藏品和那些与自然历史相关的藏品完全分开是否会更好。
这里仍然会有另一种考虑，对人类学展品的系统陈列有重要影响。之前已经指出，人类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所以不容易服从于系统化，但比这更进一步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人类学家中，存在着很多关于主题系统呈现中人类学素材的重要意义的争论，似乎对于任何博物馆来说，几乎没有理由去假定通过其安排来提出人类学科学所认可的系统应该是什么。
在进一步讨论博物馆与公众和学校的关系有关的政策前，也许可以讨论一下博物馆作为一个意在体现科学进步的机构的价值。
反对大型博物馆的工作集中于这些方面，即反对服务少数人而非多数人的旧异议，而非教育层面。严谨的教育者很久之前就认识到，离开教师最全面、辛苦的教育，我们想要的大众教育不可能实现，一个可靠的教育系统的适用性不能仅限于小学，如果没有中学、专科学院、大学和教师的培训学校，公众教育的整个系统就会失败。因此，我们根本不同意民众的错觉，认为给予发展科学的少数人机会是反对大众的进步，但我们在他们当中更看到进步的公众教育的必不可少的方法。
无疑，维护大型博物馆的必要理由完全在于其作为科学进步的必要手段的重要性。这在美国国家博物馆的案例中尤其明显，它是所有政府调查的存放处，职责就是要保存作为调查工作基础的资料。小型博物馆则对大众教育大有裨益。
大型博物馆的功能是什么呢？它是汇集和保存形成于科学归纳基础之上的完好、大型系列素材的唯一手段。直至20世纪中叶，由于缺乏大型博物馆，每年旧藏品的遗失，显然成为科学进步的严重障碍之一。博物馆就是贮藏库，其中，藏品必须以经由科学家的推演可以被检查到的手段来保存，同时，它们也是来自遥远国度的科学素材、消失的物种、古生物学遗骸以及消失的部落使用过的物品，为将来保管与保存，并且可能作为研究的基础，没有它们，研究就不可能进行。我们历年花费巨资将遥远国度与旧时代生命形式的证据集合起来，收集过去的古迹与遥远部落使用的物品。我们收集这些，因为它们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那么我们会不乐意为保持我们昂贵的调查结果之完整而提供适当的手段吗？博物馆作为一个科学机构的基本功能，就是要为未来以最好的可能的方式来保存已收藏的有价值之物，不允许它散落他处以及损坏。
就此观点而言，相信对藏品的恰当照料没有华丽的展览重要，对博物馆管理员职责的误解没有比此更大的了。缺乏对易燃和易腐坏物品的恰当照料，经常改变非陈展物品的位置，缺乏对因基础教育目的而交换及赠送的藏品的保守，属于博物馆管理最不可原谅的疏失。不幸的是，我们博物馆里藏品的保存方法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其应有的状态，部分来自需要，部分来自选择。像美国国家博物馆那样的场地拥挤的状态，或是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那样试图把巨大数量的展品转移到储藏室，以及使用木质容器来储藏贵重物品，危及藏品的安全，使之暂时或永久不易使用。严谨的科学家们心知肚明的是：当研究生物学和人类学现象时，只观察某件单一展品通常会引起错误，在现代，能够对一系列物件而不是单一个体进行调查，这是在博物馆方法进步基础上获得的巨大进展。原因在于单独一个系列可以告诉我们特点是什么，而当只有一个个体可用，性状特点可能会被忽视，或者我们可能会倾向于把一个偶然的特点认为是一整组的特点。因此与一个地方同样问题相关的大型系列的保存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科学，而非通过分散在许多不同地方的系列。这对所有科学都适用，并且这是在同一点上的扩大展品收藏的正当理由。所有尽责的科学家都应该反对博物馆为获得分散各处的展品而推进的大规模收藏，否则不予展陈的做法。
为了使大型系列有用，博物馆里大多数展品应该保持在这样的状态，即不但随时可以参观，而且也可从任何角度审视。当动物学藏品由骨骼和皮肤组成，这种目的可通过储藏在系统陈列且容易打开的金属盒而易于实现，其他展品则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这对人类学展品尤其适用，由于展品尺寸、形式和物质的不同，以及看待展品观点的多样性，人类学藏品只有以这种每件藏品都能被看到的方式来储藏才能令人满意。
我并不认为有必要更详细地讨论大型博物馆作为一个推广科学的机构的功能，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没有太大区别。如果调查主要是基于需要保存的标本，那么这项工作必然由博物馆或与博物馆密切相关的机构承担。但可能会有人指出，收集标本的强烈倾向常常是人类学发展的一个不利条件，因为如前所述，在这门科学的许多方面，较之相关的实际科学问题，实物并不重要。
像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美国国家博物馆这些机构的经验清楚表明，收集藏品的必要性实际上排除了来自博物馆活动领域的人类学工作的重要方面。从前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这方面遵循更自由的政策，而现在更广泛的观点似乎逐渐变得被菲尔德博物馆认可，但这些机构经历过的政策的迅速变化表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需要一种比博物馆藏品收集的严格要求更广阔的视角。提供必要特权的唯一机构为美国民族学局，通过它的调查不受任何收集藏品的要求的阻碍。
同样，相比于注重细节的解剖学研究，自然历史博物馆倾向于更多注重系统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解剖学研究的结果不能同样很好地展示出来。功能特征的研究几乎没有试过，对于策展人而言，依旧面临更大的困难。
关注博物馆的科学管理，首要问题就是为了克服获得可观数量的展品的趋势所带来的局限而引发的博物馆活动的延伸。我相信在美国的博物馆管理员中，帕特南教授（Professor F. W. Putnam）应得到最高的赞誉，因为他曾是最早意识到如果完全受限于获得藏品的渴望，将会使博物馆活动受限，并勇敢地开始认真探讨依照其科学重要性而选择博物馆的科学问题，而非根据出产许多展品的概率。
有了这些观点，问题就产生了，公众的兴趣和科学的兴趣多大程度上可以协调？我认为，必须要放弃一所大型博物馆完全系统化的努力，因为它是基于对大型博物馆功能的一个误解。系统的博物馆应该是小型博物馆。
在一所为了有助于教育目的而将展览系统化作为主要理念的大型博物馆，馆长个人的功能很可能会变成越来越像一个执行来自综合博物馆管理命令的官员的功能，所以在这样一个机构里几乎没有空间留给最高层次的调查者。一所大型博物馆的藏品的系统化和大众化与科学的最大利益并不一致，美国国家博物馆的管理就明显地体现出来，在那里，生物学部门展厅的作品已完全与关于藏品的科学工作分离。
问题来了，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藏品做些什么来使其对公众有用，且同时对科学进步有用？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两种可能的方法。我们可能把面向公众和面向科学家的藏品完全分隔开来，或者决定让公众和科学家同样易于接近全部藏品。
两种方法都可能会有其支持的理由，应该延续什么方法主要是经济的问题。所采用的方法也会决定博物馆建筑的形式。不幸的是这种观点很少在规划博物馆大型建筑时被考虑到。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例，我们发现整座博物馆除了地下室以及为半个阁楼的顶层之外，布局大都是宏伟、巨大的展厅，意味着整座博物馆要使公众容易进入。因此，除了展览同时对科学家和民众的目的有所帮助，别无选择。这种建筑物用于存储的可用空间的比例太小，以致根本谈不上科学用途的藏品的完全使用。柏林的动物学博物馆（Zoological Museum）遵循了相反的原则，它是为数不多的在分隔展览藏品和研究藏品方面做了深思熟虑的尝试的建筑。但在这里，分给研究藏品的空间是分给展览藏品的空间的两倍多。
如果一所博物馆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那样规划，唯一要做的事是慷慨地承认公众是允许接近博物馆内所有藏品的，要从科学的角度来陈列藏品，并从这些置于显著之处的藏品出发，使人理解那些意在公众的展览。譬如，大型展厅的中央通道更适于此类展览，而侧厅则可能用来提供无差别背景，以陈设受人欢迎的展览。
我绝不相信这是一个困难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以这种方式使所有展品容易接近的尝试会是不必要的破费；如果博物馆要成为一个极具生命力的机构，要在展陈中继续的工作会趋向于从展厅的雍容中转移，我认为只要考虑到公众，博物馆的必要特征之一。于我而言，既然公众进入博物馆大厅，大厅里的所有东西就应该被设计来增强雍容的印象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区别。打扫、擦拭、重物移动，都不应在公众参观的大厅里进行，因为它会干扰最适合理解博物馆状态的理念的心境。
有人提出可以通过把研究藏品置于大城市之外，如土地便宜而且可以修建不铺张的建筑的郊区，来克服让大型藏品易于接近的必要性的经济困难，以及意在公众的展厅的巨大开销。这个议题在英国提出过，柏林的民族志博物馆就实施了。尽管分隔展览藏品和储存藏品有着相当大的管理困难，同时对科学异议持开放态度，若必要被引向采用这种管理准则也并非不可能。然而，既然藏品集中在一个大型建筑物，我们应当接受藏品必须得到妥善的保管、必须对科学研究可用的准则。在我们现今不得不与之相处的博物馆建筑中，这个目的可能可以通过把面向民众以及那些在高中、特殊培训学校、专科院校的学生，甚至许多大学学生的展览置于一翼或一层上来很好地实现。在这种藏品中面向学生的更高级的藏品会给出我之前所说的无差别背景，而这对于民众而言非常必要。但许多展厅会不得不以一种更浓缩的方式来陈列，可能是通过把画廊加在多余高度的展厅里，在里面学生可以接近展品。尽管大概没什么参观者会带着任何更胜于对博物馆覆盖的工作领域的大小的印象离开，公众没有理由不应进入这种展厅。直到博物馆的运作计划在博物馆建筑兴建之前就决定，作为基础教育附属物的小型而系统的教育博物馆完全与大型博物馆分离，博物馆管理的彻底整顿才有可能。就像大学，为了科学最高的理想，大型博物馆必须始终立足于其与公众的关系以及其与科学家的关系。
* 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德国裔美国人类学家，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作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开创了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博厄斯曾任职于德国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以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部。
郑姗姗：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