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马古道形成的基质——从考古文化看青藏高原与横断山区域远古文明交往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是四川、云南两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一系列南北向山脉的总称。它是川滇茶马古道进入卫藏腹地的核心区域，也是东亚与南亚、东南亚跨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和远距离贸易的组成部分。茶马古道正是通过横断山区域实现青藏高原与四川、云南茶叶产地的联结。
横断山作为我国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梯的天然分界线，同时也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与青藏高寒气候、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西藏自治区与川滇两省行政区划的分界线。从自然地理看，青藏高原与横断山区域有着天然联系，横断山脉的形成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有关。在印度板块、太平洋板块与亚欧大陆板块相互冲击碰撞致使青藏高原隆起、喜马拉雅山被抬升为“世界屋脊”的过程中，东面扬子板块的阻挡使得青藏高原东缘的地壳被强烈挤压，形成巨大的褶皱，东西向横亘隆起的大山在这里被迫扭曲成南北纵列的横断山脉。可以说，青藏高原与横断山完全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共同产物。
除地理上的天然联系外，将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连接在一起的，还有物品交换和民族交往的需求，茶马古道就孕育于这一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环境下。呈南北走向的逶迤群山和奔流大河塑造了横断山区域最基本的地理特点，山川南北纵贯，东西骈列，自东而西有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砻江、沙鲁里山、金沙江、芒康山（宁静山）、澜沧江、怒山、怒江和高黎贡山等，形成山川并列、河床深切、高山峡谷相间的地貌形态。南北走向的深沟峡谷形成一条条天然通道，这一区域从久远的时代开始就成为古代部落民族迁徙流动的重要孔道，如今仍有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普米族、彝族、白族、回族、羌族、怒族、独龙族、傈僳族、傣族、阿昌族、布朗族、布依族、德昂族、哈尼族、基诺族、景颇族、拉祜族、佤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繁衍生息于此。
早在史前时代，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穿越横断山区域，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迁移流动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孔道。
从考古文化遗迹看，昌都出土的“卡若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两次发掘共获房屋遗址28座，石工具7968件（其中包括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种），骨工具366件，陶片2万余片，装饰品50件，以及粟米、动物骨骼等。从卡若文化出土物品中可见黄河上游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原始文化的明显影响，也可以看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某些因素与特点，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色，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b其复合性特征表现为：大量用砾石打片制成的石器，多半是单面加工，其基本器形如切割器、砍斫器、刮削器等均属于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分布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它又与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密切联系，而其细石器的较多出现，则明显带有北方草原民族的风格。c卡若文化遗迹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川滇地区通过西藏东部与黄河流域之间就已经存在一条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通道，后来茶马古道的形成正是奠基于此远古文明交流的孔道。因此，茶马古道形成的基质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图1 西藏昌都“卡若文化”出土文物
进入青铜时代，横断山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考古文化遗迹是石棺葬，其特点是用石板或石块垒砌成墓室，以一次葬、单人葬为主。这些石棺墓的年代为商周一直到两汉晚期，其分布从总体来看是以横断山区中心向四面展开，向四周辐射到滇、藏、川、青均有石棺葬。四川、云南境内的石棺葬主要集中岷江上游地区、大渡河—青衣江流域、金沙江—雅砻江流域和滇西北地区。d川、滇西部地区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有云南忙怀、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永仁菜园子、丹巴中路、雅安狮子山国、汶川龙溪沟阿尔寨、理县箭山寨、汶川姜维城等遗址），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而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如藏东昌都的芒康、贡觉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林芝、乃东、拉萨、朗县、加查等县，共计20多处，2000余座墓葬。昌都贡觉香贝遗址清理的5座石棺墓，共出随葬器物13件，其中陶器11件、铜器两件（均为铜刀），时间大约在战国秦汉时期。从香贝石棺葬所出陶器的整体风格看，与川滇西部石棺葬的陶器完全一致，反而与卫藏地区其他石棺葬在文化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异。e如双耳陶罐、陶簋与云南纳古石棺所出一致，与甘孜吉里龙石棺所出略有小别，铜短剑极接近巴塘札金顶所出短剑；从石棺形制看，与川滇西部高原石棺形制也大同小异，葬法亦为一次葬、单人葬。可见，香贝石棺与川滇西部高原石棺属同一文化系统。f自昌都往西，在林芝、山南地区、日喀则等地区以及藏北的安多、比如、索县、那曲四县境内也有石棺墓发现。综合起来看，除拉萨曲贡和藏北石棺葬以外，西藏的石棺葬主要集中在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一线，即东起金沙江，西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这一狭长地带。从石棺墓出土器物看，卫藏地区与藏东昌都、林芝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石棺墓形制上看，昌都—林芝—山南的墓多兼有以石板拼砌墓室和以石块筑墓两种形制，而日喀则的石棺墓则多趋不规则，往往是用石块筑墓。而以石板拼砌墓室是横断山区石棺葬最主要和最常见的形制，因此，从石棺墓的形制看，越往西变形越大，而越靠东则越与横断山区石棺葬相接近。g这一现象说明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一线的石棺葬与横断山区石棺葬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南线（川藏线的主线）均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可见，这条路线很早就成为横断山区与西藏腹心地区两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主要通道。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滇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属同一风格、同一文化”的古代岩画，被定名为“金沙江岩画”。在长约100公里、宽约60公里的范围内，集中分布有岩画51处，位于香格里拉、丽江、宁蒗等县的金沙江两岸，大多绘画于岩洞或岩厦的石壁上。岩画的技法主要有彩绘和凿刻两种，彩绘岩画颜料以赤铁矿为多，有一部分可能使用了动物血。彩绘岩画95%以上的图像都是野生动物，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野牛，其次是鹿、野羊、猴、虎、人物及一些抽象的图案和符号，其中人物形象很少。西藏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发现岩画以来，迄今共发现古代岩画地点近六十处，已发现的西藏岩画绝大部分分布在藏北地区，零星分布在藏南河谷地带和藏东。西藏岩画90%以上的图像都是动物，在所有动物中，出现数量最多的是牦牛，其次是鹿、羊、马、鹰、狗。西藏岩画的制作手法分为凿刻类岩画和涂绘类岩画两种，最早的岩画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为青藏高原早期金属时期的文化遗存。金沙江岩画和西藏岩画所反映的题材都是猎牧文化，而且西藏岩画在描绘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与金沙江岩画都有着诸多的相似性。h金沙江岩画与西藏岩画遗迹的发现，为证明滇藏远古文明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图2 上排两图为西藏那曲、阿里地区发现的岩画，下排两图为云南丽江发现的金沙江岩画
以横断山区域链接起来的滇、川、藏大三角地区，是诸部落民族沿着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业已形成的古道“北下”、“南上”，“东进”、“西出”的枢纽地带，在这里各民族的迁徙和交往异常活跃，来来往往的人群与当地土著先民汇聚、融合后更加频繁地移动。公元7世纪中叶随着吐蕃势力的南下，汉藏交往的日益紧密，茶马古道的兴起便水到渠成了。
二、茶马古道的定义、路线及历史分期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
“茶马古道”的提出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这一概念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此概念不断被重新界定和扩充。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
“茶马古道以马帮运茶为主要特征……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把汉地的茶和吐蕃的马、骡、羊毛、羊牛皮、麝香、药材等互换，运输方式是人赶着马在高山峡谷中跋涉，这就形成了茶马古道的重要特征。”i
“茶马古道是以滇藏川大三角地带为中心，跨越世界屋脊带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山系、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的远征古道，也是沟通欧亚大陆的重要古道网络。茶马古道是以马驮（包括牛、骡、驴、骆驼等驮运）、人背为主要运输方式，以运茶为主要目的，并伴随酒、盐、马、骡、皮毛、药材等物质商品交换和佛教等精神交流的文化传播纽带。” j
“茶马古道是这样一条道路：它主要兴盛于汉藏之间源远流长的茶马互市；它是连接横断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两大民族文化带的走廊；它主要呈东西走向，并与南北走向的人们所谓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南丝路）形成交汇并部分重合，同时与费孝通先生反复强调的藏彝走廊形成部分交汇和重合；它以背夫、马帮和牦牛驼队作为运输交通载体；它主要是一条历史之路：萌芽于唐，形成于宋元明，在清代达到商贸互动的鼎盛时期，到民国逐渐衰败，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段畸形高峰之后，它的使命和运作在20世纪50年代已基本结束。”k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l
“茶马古道就是历史因‘茶马互市’而开辟、随汉藏贸易发展而形成的商道。”m
“狭义的‘茶马古道’，是指从中古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条道路都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与西部边区游牧族群进行以茶换马贸易的通道。……只有当茶和马都成为经由这些道路贩运和交易的主要商品时，这些道路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而当茶马古道以茶换马的功能丧失以后，只成为贩运茶和其他货物的道路，这时的‘茶马古道’尽管还是原先以茶换马时所使用的道路，但这种道路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茶马古道，广义的茶马古道应该指这样的道路。”n
这些定义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特殊的运输方式即马帮运茶来界定；另一类是用茶马互市来界定。这两类定义的分歧在于马是作为运输工具还是本身就是这条古道上交易的物品。就马在茶马古道上的作用而言，它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与茶进行交换的物品，这就是茶马互市时期，茶马互市在清代中期以后转型成“茶土贸易”（茶叶与土特产的交换）之后，马不再用来与茶叶进行交换，但马帮驮茶的运输形态在滇藏线上一直保留下来。
在我看来，茶马古道的界定不必纠结于此。木霁弘等人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时，其初衷并不局限于这条古道作为运输载体的作用，而是将其视为“文明文化传播古道”，强调它的文化价值和在文明传播中的作用。他们首先是关注到滇川藏三角地带（以香格里拉、昌都、康定为三个顶点）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大三角’地区至今居住着二十几个民族，其语言、文化非常独特，何以如此？这片广袤的地域，受到过众多民族集团文化的冲击，最突出的如印度文化、中原文化以及西北氐羌、东南沿海的百越文化、中南地区的百濮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撞击，因其而成为民族文化的‘聚宝箱’。……
印度的佛教文化、艺术文化、糖文化向东渗入中华文化区，中华文化中的稻作、丝绸、茶叶、瓷器、纸文化等向西也渗透到了印度文化之中。在这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大三角’的茶马古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媒介’，是‘纽带’，现‘大三角’区仍蕴含着两种文化粘合的‘遗存’。我们也可以从种种文化积淀中探寻到‘大三角’区是中华文明加印度文明构成东方文明的‘粘合’区的线索。”o
之后，木霁弘对茶马古道的文化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他进而指出：
茶马古道以茶文化为其独特的个性在亚洲文明的传播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扎根在亚洲板块最险峻的横断山脉；它维系着两个内聚力最强的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和汉文化集团；它分布在民族种类最多、最复杂的滇、川、藏及东南亚和印度文化圈上；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至今发挥着它的活力。它是在亚洲板块上和北方丝绸之路、北方唐蕃古道并列的一条古代文化传播要道。……探索‘茶马古道’的目标就是要建筑一个新的‘人文生态’系统，为‘脆弱’文化类型提供一个新的生存模式。”p
木霁弘将茶马古道的文化特征概括为血亲性、多元性与融合性、特异性和拓展性。由此可知，“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其初衷是要透过“茶马古道”探寻文明传播、民族文化交往互动的独特模式。
基于此，我们这样描述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指历史上从云南、四川等茶叶产地以马驮（包括骡、牛、牦牛等）、人背为主要运输方式将茶叶运往青藏高原，把汉地的茶、日用品等与藏区的马、骡、皮毛、药材等物品进行互换，并伴随着佛教传播等精神文化交流的古道网络和文化传播纽带。它萌芽于唐，兴于汉藏之间的“茶马互市”，繁盛于明清，直到近代以来随着公路的修通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它以滇藏川三角地带为中心，连接横断山脉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两大民族文化带，维系着汉、藏两个内聚力最强的文化集团；它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与北方丝绸之路会合，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区，向西可抵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向南和东南可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的民族文化背景及其至今犹存的运输形态，使茶马古道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世界文明古道和文化传播的独特遗产。
在茶马古道兴起以前，有两条重要的远征线路开始把欧亚大陆连接起来，一条是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行经的西域道，后来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年）把这条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另一条是张骞提到的“蜀身毒道”，后人认为这是从蜀、滇、缅甸、印度到阿富汗的通道，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这两条道路一北一南，绕过了世界屋脊带的核心区域。世界屋脊带不仅地势险峻，其周边区域语言文化异常复杂，民族冲突此起彼伏，经常导致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蜀身毒道的受阻或隔断，从而在世界屋脊带周围形成陇蜀道、蜀道、灵关道、博南道、五尺道、步头道等局域性的古道。唐代开始，由于嗜茶行为在世界屋脊带的兴起，茶马古道将原有的局域古道连通成网，最终征服了世界屋脊带最艰险的横断山腹地。
茶马古道的形成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嗜茶民族的出现。由于藏族对茶叶的全民依赖，已经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茶叶成为藏民的生活必需品。需求成为古道形成的第一推动力。二是恃茶民族远离产茶区。茶不是世界屋脊带上的产物，必须远征方能获取，远征古道孕育而生。三是连接茶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路途极为险峻，现代化的交通方式在此难以施展，只能依赖马驮人背的独特运输方式，且不容易被马车道所替代。这一点构成滇藏川横断山深处马帮古道的
一个区别特征。q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正是在这一时期由内地传入吐蕃。据《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叶和茶碗。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亲眼见到赞普所珍藏的来自汉地的各式茶叶。唐代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r。而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s《汉藏史集》所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t最能说明这一点；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u的记载看，吐蕃时期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然而，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由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互市的兴起。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分期
1.茶马古道的萌芽在古代社会，马匹具有特殊的功能，它既是农耕生产中的重要畜力，也是狩猎、交通、骑射、战争中不可替代的工具，往往与国势盛衰联系在一起。历代中原王朝都非常重视马政，将拥有数量充足的马匹看成富国强兵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区域生产的特点和分工来看，中原农耕区一般缺少足够的马匹，而边疆游牧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牧养着数量可观的马匹。与此同时，游牧民族缺少的是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布帛、金属工具等日用品。在茶马互市出现之前，贡赐贸易与绢马贸易是中原王朝换取马匹及其畜产品、西北少数民族获得绢帛的主要途径，它是中原汉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经济往来的主要形式；唐代茶马互市的出现，开始与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并存，并成为汉藏贸易的新形态。v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种植茶树的国家。茶树原产于云南山区，后传入四川，随着饮茶风习的兴起和日渐普及，茶树的栽培种植，又从四川地区越过秦岭、三峡，向北向东广为流传，到中唐后，已遍布大江南北。西汉王褒《僮约》中令家奴“武阳买茶”的记载表明西汉时期茶叶在四川成都一带不仅已成为部分士大夫的日常饮品，而且在产茶集中和交通便利的城镇，已有公开的茶叶买卖，茶叶已作为一种商品出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风俗开始流行于南方各地，那时的人们还多饮用野生茶。到了唐代饮茶之风已经十分盛行，中原地区的茶叶种植与生产已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一个巨大产业，唐德宗时开始征收茶税。唐代人工栽培的茶树已遍及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4个省区，同现代的茶产地大体相当。w而且，唐代茶叶已出现以地域为标志的名优品牌。李肇《国史补》卷下有这样的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芷、茱英蔡，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渔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婆州有东白，睦州有鸡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随着中原农耕地区茶叶生产的发展与饮茶之风的盛行，饮茶风俗也逐渐传入草原畜牧业地区。茶叶具有助消化、解油腻、驱寒湿、提精神的特殊功能，在以肉类、奶酪为主食的草原牧民中颇受欢迎。以茶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论，则以藏族为最。藏族谚语有“汉家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一日无茶则病”之说，足见茶在藏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藏族人对茶的依赖，源于特殊的地理、气候和饮食条件。青藏高原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高寒、缺氧、干燥；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菜。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分，具有清热、润燥、解毒、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x。但高寒的藏区素不产茶，所需之茶全部依靠内地供给。
藏区需要内地的茶叶，内地农区需缺高原的马匹，一种互为补充、彼此相济的交换方式成为时代要求。青藏高原古国与中央王朝间与马有关互市的最早记载见于盛唐时期。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y。吐蕃政权主动要求与唐朝划界互市，提出在赤岭（今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交马，互市于甘松岭（今四川松潘县境内）。唐朝最终批准交马和互市的地点均在赤岭。尽管当时主要是用马来交换丝绸之类的物品，茶叶还不是大宗的交换商品，然而正是这两种互补的经济文化体之间固定市场的确定，以及相对固定的贸易路线的形成，开启了“茶马古道”汉藏贸易往来的先河。
2.茶马古道的兴盛
五代十国时期，茶马互市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北宋时期，茶马之法较唐代为完备，茶马互市迅速发展起来，这时的“茶马互市”形成制度，历代相沿。
宋代汉藏茶马互市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军事上对战马的需要。北宋王朝建立后，由于长城沿线草原被辽和西夏占据，失去养马的草场，军队缺乏战马，遂致力于向西部高原诸部族买马的策略。北宋前期主要用绢帛和铜钱支付马价，甚至主要用绢支付马价，并非完全意义的茶马贸易。从宋朝方面的利益考虑，用铜钱买马平均马价约30贯，以每年购买3万匹计，需费铜钱90万贯，几乎相当于宋朝每年的铸钱量，这是它根本无力支持的。而且铜钱外流，铸为兵器，威胁边境安宁，于军事上极为不利。在宋太宗时期就基本禁止用铜钱买马。而用绢买马，约30匹绢才能购买一匹战马，每年买马3万匹就需90万匹绢，真宗、太宗时期每年两税收入的绢抽不足200万匹，这也是它无力支持的。但宋朝年产茶叶约5000万斤，是过剩物资，以茶易马，舍其有余，换其不足。从吐蕃考虑，茶叶是一日不可缺乏之物，以马易茶，亦是以其所有换其所需，乐而为之。所以对于宋朝和吐蕃而言，完善茶马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因而，熙宁七年（1074年）宋朝在成都设置都大提举成都府路茶场，在秦州设置都大提举熙河路买马司，主管川秦茶马之政，运茶至熙河，置场买马，使茶马贸易从过去绢帛、金银、钱币、茶叶相兼的商品交换，发展到官营专用茶叶易马的新时期，正式建立汉藏茶马贸易制度。
《宋史》卷一八四 《食货志下六》载：“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于熙河。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宋王朝为防止安多地区落入敌手，主动发起出击，夺得安多吐蕃故地（今甘南及青海地区），在新获土地上设置了熙、和、洮、岷、叠、宕六州。鉴于西南诸族所产的“羁縻马”体态短小，不堪战阵，安多地区所产的“青唐马”强壮高大，可作战马，故宋代战马的来源地主要集中在今甘青地区，西南高原诸族的马匹作为补充。宋朝在新建的熙和路设立了6个面对安多吐蕃部的买马场，废掉先前受到西夏和辽钳制的陕北等地区的买马场，集中购买安多的青唐马。同时，为了换取西部高原诸族的马匹，宋王朝开始在四川实行茶叶专卖政策即榷法，官方垄断茶叶贸易，在“雅州名山县、蜀州永康县、邛州在城等处置场买茶，般往秦凤路、熙河路出卖博马”z。稍后的元丰四年（1081年），宋廷并茶、马二事为一司，雅州名山茶为买马专用茶，从而促进了宋王朝与安多吐蕃地区茶马交易的发展。
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是官府所垄断和直接经营的。为了保证用茶易马，茶马司的具体职责就是四川榷茶，在熙秦和四川买马。四川产茶州县设置买茶场，全部垄断蜀茶的产销。这些买茶场把茶园所产茶叶尽数收买，或由官府或由茶商凭引运至熙河地区的卖茶场、买马场易马，或留在四川易马，严禁商人贩茶至陕西、熙秦和在四川少数民族境内出售私茶，违者许人告捕，茶货没收，甚至按军法论处，以保证官府完全垄断对吐蕃的茶叶供应。
宋廷南渡后，关中地区和安多地区均被金人占据，宋王朝马的来源地进一步缩小，只有利州路的阶州、文州、西和等地可买到来自安多吐蕃部的安多马，马的数量大大减少。绍兴七年（1137 年），原川、秦二茶马司合并为一个都大提举茶马司，南宋马匹的主要来源开始南移，在四川与川西高原诸部族相邻诸军州设立了一些新的买马场，这就是 “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又 “复黎州、雅州、碉门、灵西寨易马场”aa。这些卖马场除广西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是与大理国（今云南一带）发生边境贸易外，茶马贸易的主要地区已经转移到四川西部和北部，距离四川产茶区越来越近，运茶的路程也随之缩短。
宋王朝灭亡后，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元王朝不存在缺少战马的问题，故元代仅收茶叶课税，并不用茶易马，元代官方的茶马互市也不复存在。只是由于青藏高原上的民众早已离不开茶，茶叶继续从四川等地沿着先前的通道源源不绝输入藏区，自宋代兴起的汉藏茶马互市通过民间的渠道一直延续下来。
明王朝建立后，北方蒙古残余势力的存在，需要保持强大的骑兵力量，而明王朝北方疆土延伸到草原的地区狭小，明军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马匹不足问题。为此，明王朝继续宋王朝垄断茶叶和以茶换马的政策，主要用茶叶向西部高原牧区的民族交换马匹。明朝把茶法、马政视为军国要政，形成了比宋代更为完整的茶法和庞大的榷茶官僚机构。明朝茶法区分为商茶和官茶。榷茶征课曰商茶，贮边易马曰官茶。商茶行于江南，官茶行于陕西汉中和四川地区。商茶允许商人买引贩卖，官茶则必须保证买马课额。
明朝推行严格的茶马官方专营的政策，明洪武初年，根据户部建议，在“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ab。为保证专供藏区的茶叶来源，明太祖“又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在四川成都、重庆、保宁（今四川阆中市）、播州（今贵州遵义市）等地设立储存茶叶的茶仓。为防止私茶出境，明太祖还“檄秦、蜀二府，发都司官军于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及入西番关口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另一方面，为保障优良马匹来源，明太祖还制作了金牌信符41块，分发给洮州、河州、西宁（即今甘南和青海一带）牧区的部族首领。明洪武十七年，“是岁四川碉门（天全）茶马司以茶易马，骡五百九十”；“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壬午，四川雅州碉门茶马司以茶一十六万三千六百斤，易驼、马、骡、驹百七十余匹”；“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二月，是岁雅州碉门及秦、河二州茶马司市马，得二百四十余匹”，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茶马互市的兴旺景象。明初茶禁甚严，携带私茶出境为大罪，以后，明政府又不断调整茶马政策，总的说来，茶马贸易实行的仍是茶马司给商人引票卖茶的“茶引制”；茶叶来源地从四川、陕南扩展到湖南，川茶为主而湖茶为辅。由于甘青安多地区的马匹优良，明军马匹来源主要依赖安多马也就是宋代的“青唐马”，永乐以后马匹来源地集中在甘青，以至于出现了“永乐以后，番马悉由陕西道，川茶多浥烂”的现象。正由于这个缘故，明代四川北部的保宁和陕西南部的汉中，成为明政府官方征收茶叶和发放茶引的中心。明代茶马互市重心仍然在川北、陕南和甘青，是当时“茶马古道”的主线。
3.茶马古道的蜕变
清代早期曾一度沿用明朝旧制，在“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在“四川设盐茶道”ac以主管茶马贸易。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在云南“北胜州互市茶马，令人往普洱及川、湘产茶处所采运交易”ad。但清王朝控制着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云南高原牧区，战马来源已不是问题，无须再推行茶马互市的政策。尽管茶马互市在康熙以后逐渐停止，但藏族对内地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和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马需求明显减少，对藏区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的需求大幅增加，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更为丰富。在这种情况下，“茶马互市”作为一项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边茶贸易”制度。清朝把“榷茶”制改为“引岸”制，将四川茶叶定为三种专岸：“南路边茶”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专销康（康巴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今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青海玉树一部分）；“西路边茶”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行销松潘、理县一带；行销内地的茶称为“腹茶”。清代的“引岸制”对边茶采取进一步放宽的政策，有助于茶叶生产发展，有利于茶土交流。
为加强与藏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保持西藏社会生活的平稳，清政府仍需维持内地农区对藏区茶叶的供应，不断维修和增修原先的道路，尤其是川藏之间的道路成为汉藏之间的主路以后，清政府在沿途建立驿站塘汛，过去以茶马互市作为主体的贸易通道，其商品的种类逐渐多样化，茶马互市之道已成为马帮驮运各种商品的通道。汉藏之间的“茶土交流”取代“以茶易马”。由此，宋代中期到清代早期的茶马交易古道，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蜕变为以茶叶为主的多种商品的贸易运输之道，“茶马古道”翻开了新的一页。抗日战争中后期，茶马古道成为通往同盟国的唯一路上出路。这条道路上的茶叶山货以及英印产物资的贸易陡然间兴盛起来，达到一个短暂的高峰。
（三）茶马古道的路线
尽管不同时期，汉藏之间交易的物品有所不同，但茶叶作为运输、贸易和消费的主体地位决定了这条古道的核心特点ae，连接茶叶产地、运输中转区域与茶叶消费地之间的道路构成茶马古道的基本走向。不同的茶叶产地构成茶马古道的多个起点，经过如梳的道路网络抵达藏区。
茶马古道并没有一条固定的单一线路，而是一个庞杂的陆上交通网络。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甚至在同一朝代的不同阶段，它都有着不同的路径，并延伸到不同的地区。从历史覆盖区域来看，茶马古道地跨川、滇、青、藏四区，辐射到陕西、甘肃、贵州、湖南等周边省份，外延可达南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历史上形成了川藏、滇藏和青藏等主干路线。我们今天所说较为成熟和定型的“茶马古道”，基本是特指明清时期确定和延续下来的川藏道和滇藏道。
1.唐宋时期
由于隋唐时期与中央王朝进行互市的青藏高原古国，其马的来源基本在青海一带，故当时唐蕃贸易道路的主要地段是在甘、青境内。唐蕃古道是唐代汉藏之间最主要的通道。这条道路从长安（西安）出发，经过陕西的咸阳、宝鸡、甘肃天水、襄武，然后或由临洮、临夏到西宁，或是从兰州到西宁，从西宁再西行南下，翻过日月山、倒淌河、通天河，到达青海玉树，之后分两路，一条大致沿今青藏公路，从查午拉山口翻越唐古拉山，南下经安多、那曲、当雄、林周到达拉萨；另一条则由玉树，经过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德格等地，南下西藏昌都地区，再进入卫藏。
到了宋代，吐蕃分崩离析，宋王朝也内敛孱弱，尤其是南宋时期，整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西北青海的通道基本放弃，只余川甘路、川陕路的连通，并在该地区实施对宋朝来说相当重要的茶马互市。
北宋茶马互市的产销区域和运输路线前后无大的变化，其基本方式大都一样，互市之茶主要来自四川（包括今陕西南部），互市换马场却主要在陕西（包括今陕甘宁青诸省）。除传统的四川产茶区外，陕南也是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加上西北地区是茶叶的主销区，由此形成了由四川、陕南的茶叶运销甘肃等地的茶马古道。这条古道的大体方向是经成都、绵阳、广元、宁强、汉中、天水至兰州。由于各地所产茶叶种类的差异和民众对茶叶不同的偏好，川陕（甘）道上的茶叶运输方向相对比较明确：如四川邓来、灌县、大邑所产的绿茶，经成都，转宁强、汉中，再转天水，也运抵兰州；紫阳茶由南紫阳、西乡、洋县、汉阴运至汉中，经双石铺、两当、徽县，到天水，再分销甘谷、秦安、清水及陇南各县，巴山绿茶由四川西北部的安县、北川、江油、平武运抵文县碧口镇，再经武都分运经天水达兰州。
在四川与甘陕地区道路形成的同时，连接四川盆地与川西地区的道路也开始形成，这就形成四川境内的三条干道：其一是连接四川与甘青之间的道路，由灌县（都江堰）溯岷江而上，经过汶川到松潘，出松潘后分两路，一路经若尔盖抵达临夏、临洮，另一路走迭部至临潭、岷县；其二是沿雅安循青衣江往西北，过芦山、宝兴，翻夹金山，穿丹巴，到达松城（今康定北）；其三是由雅安经过天全，翻越二郎山，经过岚安、烹坝过大渡河到松城。以碉门（今四川天全）为关口的入藏道路也就是后来的川藏道。
在云南境内，滇藏间的道路和贸易在唐代已见诸史载。吐蕃王朝强势之时其势力进入到滇西北一带，这条道路以及道路之上的贸易交往一直存在。唐代樊绰所著《蛮书》就曾提到由滇入吐蕃之道：“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周回百余里……三面皆是大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牙帐不远。”“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苍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广荡城六十日程。广荡城接吐蕃界。”
2.明清时期
明代的茶马互市基本上沿袭着宋代以来形成的格局，“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更置西宁茶马司”。明代茶马互市的茶叶来源更加广泛，重庆府和播州府（今贵州遵义）一带的茶叶也被纳入了茶马互市的范围。明代川茶和陕茶（即陕南汉中一带的茶）运往互市场所的道路大都与宋代相同，即主要通过两条道路运到甘青安多地区和川西康巴地区。
清中期茶马互市终止后的茶土贸易之道，由于不再买马，贸易重心从甘青地区转移到了四川。这一时期茶土贸易路线基本上沿袭先前的路线，但清政府为了加强与藏区的联系，大力整修先前的道路，新建驿站塘汛，无论从四川入藏的川藏线，还是从青海入藏的青藏线和滇藏线，其道路都比原先好走了许多。在清代内地与藏地间的三条交通线中，川藏线是最主要的一条，驻藏大臣入西藏和达赖、班禅进京觐见清帝，都走的这条道路。四川是保障藏区茶叶供应的主要茶叶生产和加工区域。四川边茶的行销区域又被细划为三路：“其行销打箭炉者，曰南路边引；行销松潘厅者，曰西路边引；行销邛州者，曰邛州边引。”邛州边茶涉及的范围较小，故这一时期的“茶马古道”主要有南路和西路之分。南路从雅州（今雅安）起就分为大南路和小北路两条线，两路在四川打箭炉（今康定）会合，出打箭炉后，该路又分为南、北两路，两路后来又会合于察木多（今西藏昌都），从察木多到拉萨的道路也有南、北两道，在拉萨会合后再延伸到日喀则。这条南路边茶之道，无论是在哪一个分岔地段，南面的都是正道，沿途驿站数量较多，往来官员僧侣商贩一般都愿意走这条道路。后来的川藏公路也基本上沿着这条道路修筑。西路出成都西门，过灌县（今都江堰）逆岷江而上，经汶川、茂州、叠溪、平蕃诸州县，直达松州（今松潘）。松州是川西北重镇，从这里北上，东北行可以到南坪县，出柴门关至甘肃文州（文县）等地 ；西北出黄胜关，可以至若尔盖和甘南草原。明清时期在灌县以北设置有专门检验贩茶引票的关口。
云南“茶马古道”是南诏、大理以来通西藏的旧道。该道以大理为中心，可南下思茅（近改名为普洱），北上中甸和西藏的察木多（昌都）。根据清人记载，由滇入藏的道路有两条：“自中甸进藏有两路：由天竺寨、察木多一路，道宽而远，多夹巴、高山、大川，为滇蜀会兵孔道；由卜自立、阿敦子、摖瓦、崩达、洛笼宗一路，高坡峻岭，鸟道羊肠，几非人迹所到，然颇近……”af至于清代早期以后从甘青入藏的道路，严格地说已不属于 “茶马古道”，因为那时进入藏区销售的茶叶已经很少通过这条道路。
川滇“茶马古道”在明清时期已基本定型，我们今天所说的“茶马古道”也主要是指这两条古道：
（1）川藏线
川藏线是茶马古道的主线之一。川藏茶马古道，起始于成都平原西缘的产茶山区，出邛崃、名山、雅安、天全、荥经、汉源等地，翻大相岭、飞越岭和二郎山，经泸定到达康定，再由康定西去雅江、理塘、巴塘、察雅到昌都；或经泸定、康定，再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由竹巴笼过金沙江到岗拖，再经江达、妥坝到昌都，后经恩达、或至洛隆宗、边坝，嘉黎、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达孜到拉萨；或北上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和藏北重镇那曲，再南下当雄、林周到拉萨。
（2）滇藏线
滇藏茶马古道，即以云南产茶区西双版纳和传统普洱茶集散地普洱为中心的路线。走向大致是由云南南部通向西北部，即由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普洱茶产地和集散中心，经大理、怒江、丽江、迪庆等地到西藏，再经碧土、邦达、昌都、类乌齐、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等地，最后到达拉萨，从拉萨出境后再进入尼泊尔、不丹、印度、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主线为：大理——洱源——剑川——丽江——石鼓，在这里分为两线，一线过小中甸、香格里拉，一线过巨甸——塔城——拖顶——奔子栏。两条线路最后在德钦汇合，过盐井，到芒康。从芒康开始的路线再次分为几条路线，一条是北线：经芒康——察雅——昌都，与川藏茶马古道汇合后过类乌齐——马利——洛隆——边坝——尼木——嘉黎到工布江达，过金达、如多，到墨竹工卡，经达孜进入拉萨；另一条为南线：芒康——登巴——左贡——八宿——然乌——波密——林芝——工布江达，与北线汇合后，沿着金达、如多，到墨竹工卡，经达孜进入拉萨。
三、茶马古道上的“物”
（一）茶叶的社会生命
茶叶是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输出物品之一。茶的输送和茶文化的传播是茶马古道的核心，从茶叶产地到消费地之间远隔千山万水，茶的流动穿越了不同的地理圈和文化圈，其“生命”历程也被沿途不同的社会、文化所形塑。以“茶”为视角，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如何因“茶”聚会，以“茶”为纽带不断地接触、互动、交流与共生。围绕着茶叶的生产、运输、交换和消费，我们看到一个充满“物”的世界，以及通过茶及其他物品所展开的西南各族交互共生的社会生活和意义生成的文化图景。
1.不同形制的“茶”为满足远距离高海拔运输的需要，茶叶的形态要经历一系列的变化与转化。不同的茶叶形态背后都有一套特殊的制作工艺相匹配，不同产地的茶叶形制各具特色。茶马古道上流动的茶叶具有多种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是以雅安为中心的产茶区（名山、雅安、天全、荥经、邛崃等五县）。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境内多山，属邛崃山脉的延续，雨水丰富，空气湿润，古来就有“漏天”、“雨城”之称。雅安名山县境内的蒙顶山以出产蒙顶茶著称，唐代被列为贡茶。杨晔所著《膳夫经手录》称：“蜀茶犹可以首冠诸茶。别处之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唯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蜀茶用采收季节较晚的成熟茶叶制成，在长途运输后仍能保持芳香，远销吐蕃，深受欢迎。火蕃饼，是唐代蜀茶销往吐蕃地区的茶叶形态，因要用火烘制加工，压成饼状，且专销吐蕃之地，故得此名。五代时期，蜀人毛文锡所著《茶谱》就有记载：“临邛出火蕃饼，每饼重四十两。销往吐蕃、党项。”明代中期，蜀茶区分了销往内地的“腹茶”和销往藏区的“边茶”。边茶，民间又称“乌茶”、“马茶”。销往西藏的边茶有粗细两种：细茶为毛尖、芽子、芽砖（芽细）；粗茶分金玉、金仓和康砖。藏民饮用的边茶以粗茶为主，细茶为辅。由于散茶运输颇为不便，明代四川开始生产黑茶，并逐步扩大到湖南产区，当时生产黑茶是将立夏后采收的茶叶用锅热炒杀青，然后蒸煮，加上糯米粉汤制成饼状的团饼茶，团饼茶在运输、存放、饮用上较散茶有巨大改进。
清代四川边茶的制作又有过一次突破性的改进和提高。《天全州志》记载：“散茶造至清朝，天全乃设架口制造包，每包四甑，用甑蒸熟，以木架筑成方块。每甑六斤四两。恐包同易混，各编番地鸟兽人物形制，上书番字，以为票号。故有大帕、小帕、锅焙、黑仓、皮茶等名。锅焙为上，大、小帕、黑仓次之，皮茶又次之。”“荥、雅、邛三邑，闻天全造包之法，颇为便运。三邑自颁引后，每茶百斤装以篾篼运炉。于是邛州主宋，向天全借跐手（造包工匠）至邛州教习造包，即以小帕为式样。雅州亦向天全借跐手教习，造以大帕为式样，荥邑亦照样造包。各编夷号，一同发售。”天全将茶叶打包的加工技艺，而后在雅安、邛崃、荥经等地得到推广。蒸压成块的砖茶不仅压缩了体积，方便长期储存和远距离运输，也便于藏区实行无度量衡的交易，深受藏区的欢迎。清代四川境内各路边茶的制作、包装、品种都有各自的定式，并承袭下来。雅安、天全、荥经等地所产的“南路边茶”，成茶曾分为毛尖、芽细、康砖、金尖、金玉、金仓六个花色。金尖为上品，以二三月采摘的嫩叶为原料，蒸至半熟后加少许面粉压制而成，形如砖，故称砖茶，每砖一斤，十八斤为一包；金玉居中，为后采的二道茶焙制，形如甑，故称甑茶，每甑四斤半，四甑一包。灌县、北川一带生产的“西路边茶”，与南路边茶有很大差异，灌县所产的“方包茶”，形同桌子，又称“桌茶”；北川所产的为“圆包茶”。西路边茶的原料比南路边茶更为粗老，大都实行粗细并采制，一般在春天采摘一次细茶之后，再采摘边茶，加工工艺比较简单，一般杀青后晒干，蒸压后装入篾包即可。
滇藏茶马古道的起点是位于云南省南部西双版纳境内古称“六大茶山”的产茶区。西双版纳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植物种类繁多，生长迅速。清人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悠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今西双版纳的茶山地区有茶王树，已生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茶王树”多为野生，也有一部分是人工种植。当地居民长年采摘古茶树的茶叶，主要以供佐食或充药物，作为饮品的时间稍晚。唐代，云南出现采茶供饮的记载，但尚未形成大规模的产业。《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滇南茶叶的大规模种植始于清代，清廷在普洱府设立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茶叶的加工制作和贸易，普洱成为茶叶精制和贸易的集散地，“普洱茶”因此得名，乾隆年间被列为贡茶，于是“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ag。在北胜州与中甸等地获准进行云南与西藏之间的茶马互市后，滇南的大叶种茶因价廉耐泡，被选为输出成茶的主要原料。 滇南所产之茶， 遂得以大量生产并销往藏区。
普洱茶的制作以“六大茶山”所产的大叶种茶为原料，经杀青、捻揉、晒干等工序加工而成的晒青毛茶，再由晒青毛茶压制成各种规格的紧压茶。这种茶含水量一般较多，在运往集散地前，为防止茶叶在装筐时被挤碎，常常又要喷些清水，这样经过十天左右达到目的地时，茶叶已完成初步的冷发酵。在集散地的茶庄，经过精挑细选，通过马帮千里迢迢运往藏区，这个过程又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于是茶叶又经过一个缓慢的冷发酵过程，最终形成有云南特色的普洱茶。经过漫长发酵的普洱茶具有独特的陈香，去掉了生茶的苦涩味，茶汤柔绵醇厚，深受藏民喜爱。普洱茶具有散茶、饼茶、沱茶和砖茶等多种形制。圆形茶饼又称圆茶，也叫七子茶、筒茶，每饼形似圆盘，重约400克，直径半尺左右，七饼茶为一筒，包上笋壳，再用竹篾捆扎结实，印上茶号字样。24筒为一担，约合现在的120斤，分装成两箩，便于马驮。老茶带梗剁细蒸软，压成茶砖，只用于销往藏区，这种茶砖无法冲泡饮用，却是打酥油茶的上好之选。沱茶的形制如锅底中空的半圆块形状，五个用笋壳包成一包，再以树皮绳或竹篾捆扎，便于长途运输，也易于透气陈化、防止霉坏。销往藏区的沱茶又叫“藏庄茶”，茶汤颜色格外浓，味道苦涩，更有助于消化，并且热量高、营养丰富，正是打酥油茶的上好茶。沱茶在藏区占有稳定的市场，在藏民中拥有良好口碑。
2.茶叶的运输
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到青藏高原，从四川盆地西缘山区到雪域圣城，茶叶产地生产出来的带有浓厚地域特点的多种形制的茶，需要经过千里迢迢的长途跋涉才能最终抵达藏区。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其通行难度之大在古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它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亦有生动的描述，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录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除地形条件恶劣外，茶马古道沿途气候也很严酷，所谓“一日有四季”即一天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正是在如此艰险的条件下，特殊的运输方式应运而生。滇藏线主要依靠马帮驮运；川藏线从雅安到康定主要依靠背夫运输，从康定改为牦牛驮运入藏。
川茶又被称为“大茶”（藏语叫“龙布斯卡”），乃是因为其特殊的包装方式：用竹篾编成一米多长的容器，将砖茶装入其中，成长长的条状。这跟云南的沱茶、饼茶形成显著的区别。由于四川缺乏善走山地高原的骡马，而且人力比畜力成本更为低廉，背夫，俗称“茶背子”，就成为川藏线上独特的运输群体。从雅安、荥经、天全等茶产地出发，翻越大相岭、飞越岭、二郎山，过泸定桥达到康定，背夫走一趟需要20天左右。体力最强健者能背20个茶包，一般体力的背10包左右，妇女孩童只能背三四包到五六包。每个茶包重约16斤。一人一次约背200斤重，几乎是两匹骡马的负重量。在艰险的山路上风雪无阻地负重前行，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背夫们为了负重驮运发明出一套背运工具，如胸前系着的圆形竹篾圈，专门用来刮汗水；脚上套着防滑的竹圈或铁环“雪抓子”；歇息时起支撑作用的柺子，今天古道沿途仍留着许多清晰可见的杵拐子的痕迹。
背夫将茶叶背运到康定就交货。康定作为汉藏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埠，又是人文与生态的分界和过渡地带。以康定为界，关内和关外不仅是汉人和藏人聚集区的分界，同时也是农耕与游牧、高原与盆地的分界。翻过折多山，即进入雪域高原，习惯上把翻山西去称为“出关”。茶叶运抵康定之后，为了适应关外长距离高海拔运输，原先竹篾包装的茶叶要在此用牛皮进行改装，这就是在康定孕育出来的特殊行业“缝茶包”，专门从事此业的藏族工人被称为“甲朱娃”，意思就是缝茶工。受气候、地理的因素和物资条件之限制，牛皮便成为包装材料的首选之物。牛皮先用水泡软，用专门割牛皮的小刀割成宽约一公分的皮线，缝针长约15公分，就可以开始缝茶包。缝茶包的工具很简单，但却需要娴熟的技艺。改装的茶包有两种：一种叫“花包”，用于运输旅途较短的茶叶。做法是先把牛皮按照需要的尺寸切割成块，再将每块割一些交错的条缝，把整包的三包茶重叠起来，用割了缝的牛皮把茶包裹起来，再用针线把两块牛皮之间的缝口缝起来，两头也用大小合适的两块皮缝起来。接缝的地方要用猪血涂抹，以防雨水浸湿。这样缝好的茶包就叫一只，两只为一驮，供一头牛或一匹马驮运；另外一种叫“满包”，即运输距离较远的茶包，花包在这里已不管用，只有把整块牛皮用上。做法是半包茶为一层，重叠至六层，总共也是三包之数，用整张牛皮缝包起来成方形，用刀子在上面刻上藏文的收货信息，再将刀痕涂红，缝口也涂红，一大块为一只，两只为一驮，和花包一样。
关外严酷的高原气候使得人力背运无法胜任，甚至连马匹也很难适应。牦牛是藏区人民的“神牛”，被赋予了神圣的力量，同时也是藏民重要的运输和交通的工具，被称为“高原之舟”。牦牛能在高寒缺氧的雪域高原长途跋涉，成为将茶叶从康定运抵卫藏的主力，牦牛帮从康定出发，藏民还有一套出行前的仪式：“牛群的前头一般有带头牛领路，颈项挂着活佛念过经的珠子，以资辟邪，祈求神明保佑。也有披搭红毯子，以示牛的勇敢和功劳大。牛群出发前，藏民先默祷念经，有的取下头上的绸线打疙瘩默数，如果打的死疙瘩解不开，表明不吉利，当天就不出发，要择好日子再走。路过每一处地方，赶牛人都要照旧念经，求山神菩萨保佑。” ah
与川藏线不同，滇藏线上的运输主力是马帮。云南的马帮以骡马为主，骡马走山路灵活、通过性比马强，负载能力和行走耐力也都远远超过马匹。云南的马帮拥有一套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头骡、二骡是马帮里的领头，一队马帮在路上能不能安全、顺畅，与头骡、二骡的带头作用密切相关。一般选用母骡作头骡二骡，因为母骡比较灵敏、懂事、警觉，能知道哪里有危险，不像公骡那样莽撞。它们不仅是马帮里最好的骡子，装饰也非常特别，上路要戴花笼头，上有护脑镜、缨须，眉毛处有红布红绸做的“红彩”，鼻子上有鼻缨，鞍子上有碰子，尾椎则用牦牛尾巴做成。头骡脖颈上挂着响亮的大铜铃，二骡则挂小一点的“二釵”，头骡二骡往往要一个毛色，“头裸奔，二骡跟”，将马帮带成一条直线，便于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行进。头骡身上还要插上马帮的“帮旗”，写着马帮的名字，让人一目了然。头骡二骡一威风，整个马帮就有了气势，赶马人也有了精神。在马帮队伍的最后，还要有一匹十分得力的尾骡，也叫追骡。它既要能跟紧大队，又要压得住阵脚，使浩浩荡荡的马帮形成一个整体。
常见的马帮用具有马鞍、驮架、驮包、马笼头、马项套、马袋头、马铃、马衔、马镫、缰绳、马鞭、马尾扣、马尾珠、马蹄铁、栓马钉以及钉马掌工具、手术用具、洗马刮等。另外，赶马人风餐露宿的生活方式，构成一套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如餐饮器具：锣锅、木碗、刀鞘筷子、茶盒、茶壶、奶壶、酥油盒、酥油茶桶、酥油茶碗、糌粑盒；生活用品：火镰、暖炉、烟斗、水烟筒、烟膏盒、烟刀、鼻烟壶、煤油灯、剃须刀、革囊酒水壶、竹节水桶；计量工具：戥子、算盘、马帮权衡、量斗、杆秤；防身工具：弩、佩刀、匕首、火药筒、火药枪、铜锣；行路工具：铁锤、铁抓子、斧子、挑担；乐器：短笛、双排短笛、三弦琴；宗教用品：护身佛盒、金刚杵、转经筒；服饰配件：皮挎包、腰带、皮行囊、小银包、麂皮褂子等。
长期以来，马帮形成一种特定的组织，也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行规和习俗。马帮的组织一般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家族式的，就以自家姓氏和商号名称命名；第二种是逗凑帮，一般是同一个村或邻近村的人，每家出上几匹骡马，结队而行。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担任“马锅头”（马帮的领头人），由其出面联系生意；第三种可称为散帮，没有固定组织，只是因为同路担心匪患而临时集结在一起，达到目的地即解散。一般较大的马帮组织都很专业化。赶马人，俗称“马脚子”在马帮里听从马锅头的指挥，各司其职、训练有素。作为赶马人，他们要具备基本的本事和能耐，如要会看天气，要会选路，同时还要通各民族的语言，善于和各色人等打交道；其次，还要了解骡马的性情；最后，要会马帮生活的各种技巧，诸如支帐做饭、上驮下驮，钉掌修掌，找草喂料，乃至医人医畜。走西藏的马帮一般雇用滇藏、川藏边沿的藏族男性青壮年做马脚子，这样就不存在语言和习俗的障碍，也能适应严酷的高原环境。马帮运茶叶进藏，来往一趟需耗时四五个月甚至半年多，这漫长而艰险的旅途以及沿途接人待物的历练，造就了赶马人坚毅、合作、诚信的精神特质。川流不息的马帮，犹如鲜活流动的血脉，让茶马古道生生不息。
3.茶叶的交换
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不同，后者运送的商品由起点到终点，途中一般没有消耗；而茶马古道运输的主要是茶叶，串联在古道上的村寨和牧场都需要茶叶，所以马帮驮运的茶叶不总是如量到达终点，而是沿途消耗。随着茶马古道的通行，以及茶叶与其他物品的交换，沿途的集市、城镇孕育而生。滇藏线上的易武、普洱、巍山、丽江、香格里拉、德钦、昌都，川藏线上的雅安、荥经、天全、泸定、康定、理塘、巴塘、甘孜等等都是伴随着茶马古道的通行而逐渐商贾云集、人烟辐辏、店铺林立，
形成市镇并兴盛起来。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围绕茶马古道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服务行业（如旅店、皮具店、缝制店、马料店等），通过茶叶与其他物品的交换形成百货流通的市集。我们以康定和丽江为例简要描述一下。
康定，旧称“打箭炉”，地处川藏交通之咽喉，是汉藏商贾往来之要地和各种商品集散地。据任乃强考证：“其地本非市场，自宋元以来，随茶马交易，日趋繁盛；由架设帐幕之临时市场，而为建筑碉房之锅庄交易。”ai康熙末年，已是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的闹市；光绪之时，炉城人烟辐辏，市亦繁华。“由内地输入炉城之货物主要有茶叶、棉纱、布匹、帛、米、铁器等；藏地运至炉城货物则以其土特产为主，有羊绒、藏香、羊皮毛、动物皮张、虫草、贝母、鹿茸等。市有藏茧、羊、绒、氆氇、藏香、藏布及食物，如葡萄、核桃等物。藏番男妇皆卖，但不设阛阓，惟席地货之。”aj康定遂有“山海各货咸集，交易之盛，冠于西陲”之称。城中商号林立，茶帮、金香帮（经营黄金、麝香）、药材帮、杂货帮、邛布帮（专营四种土布、哈达、旗布等）、制瓷帮、皮革帮（用土法制红牛皮）遍及炉城。茶叶与其他商品贸易并行，但茶叶仍是川藏贸易之主打产品。康定及藏区并不产茶，但其居民却“嗜茶如命，无论贫富贵贱、僧侣、食必熬茶”ak。清代乾隆时期，打箭炉已有茶庄80余家，当时的茶商主要集中在茶店街和茶店后街两条街道，康定城就主要依茶店街展开。“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交易，以是成为通衢。”al据统计，康熙年间泸定桥建成之后，运输更为方便，康定茶市更加繁荣，最多时年销售茶叶达15万引，合1230万斤。am
康定因茶马互市而起，其他各业皆因茶而兴，锅庄业、缝茶业、皮房业成为康定独具特色的三大产业。历史上锅庄的功能有过沿革an，后逐渐演变成由藏人开办的一种集旅店、堆栈、经纪交易场所于一身的经济组织形式。锅庄主利用自身精通汉藏两门语言的优势，为汉藏商人牵线搭桥，成交之后按货价收取一定数额的费用。藏商一般都落脚在自己固定的锅庄，与锅庄主结成稳固的主顾关系，不会随意更换。锅庄主不仅为他们提供住宿、草料，还负责收付货款、交纳税金、包装、交运货物等。大一点的锅庄，都会有固定的“甲朱娃”，人数在20人左右，专门为锅庄缝制茶包。清代康定锅庄的数量与日俱增，由清初的4家到嘉庆年间发展至48家，可见贸易之繁盛。任乃强在《西康图经·境域篇》中所言“（炉城）四时幡凑，骡马络绎，珍宝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驮商集息之所，称为锅庄，共有四十八家，最大有八家，称八大锅庄。有瓦斯碉者，锅庄之巨擘也，碉在水会流处，建筑之丽积蓄之富，并推炉城第一。”ao锅庄为汉藏民族间的贸易发展和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锅庄业的兴衰也见证了康定城的兴衰。
与康定一样，丽江也是因茶马古道而兴盛的城镇。它地处滇、川、藏的交接点上，“居全滇之上游，通巴蜀之要塞”，“外控蕃藏，内敝滇西”ap。丽江坝子气候温和，海拔介于西藏高原与内地之间，玉龙雪山的融水滋润着整个坝子，用水十分方便，古城周围有大片开阔地便于放养骡马，为马帮滞留和露营的最佳场所。丽江城市格局的形成与茶马古道有密切的关系，以四方街为中心，街道呈蛛网状衍生出去。“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方男妇偕来，商贾小贩、中甸者必业于此，以便雇脚转运。”aq每天四方街上摊贩云集，货物五光十色。来往于茶马古道上的茶叶、山货、铜器以及各式民族用品在这里集散。丽江自古有“花马国”的美称，丽江马远近闻名，因其背上有白色龟背花纹而与其他马形成显著的辨识特征。丽江马体型小而精悍，能负重，耐力好，善于爬山越岭，不怕寒热，适应性强。每年7月在丽江举行的“骡马大会”就是大型牲口的交易大会，同时也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物资交流盛会，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和数万头牲口云集在这里，藏、白、彝、汉等各族民众来此选购丽江马，交易物品。“丽江市集以骡马会最著，每年三月、七月初间行之，盖丽地天候温和，山脉绵延，水源清洁，百草郁茂，所产骡马为西南巨擘，每次赴会公骡母骡不下千头，儿马、骟马不下数百头，购运出境者十之八九。”ar
早在唐宋时期，丽江与吐蕃、大理国的交往就很频繁。“有吐蕃到赕贸易”，“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as元明时期，丽江已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从清初开始，纳西族地区与邻近藏区的物资贸易就十分兴盛，那时丽江就有人赶着骡马进入西藏做生意。清乾隆、嘉庆年间，纳西族中的“藏客”崛起，开始大规模地前往藏区经商，以专销内地茶叶、丝绸、铜器皿为主，不仅遍布西藏各地，还进入到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到清末民初，较大的商号有“裕春和”、“仁和昌”、“永兴号”、“永聚兴”等。与此同时，藏商及各地商家也纷纷到丽江设店开号。大批西藏马帮将丽江作为进入内地进行贸易的中转站。各地来丽江的马帮，常常以籍贯所属，习惯性地聚集在一起，如城北的双善村，就是藏族马帮最喜欢落脚的地方，大理来的行商多集中在“建洛阁”。丽江每天来往的马帮络绎不绝，常驻足的牲口在二百头以上。“在极盛时期，来往于丽江、拉萨之间的马帮由四五千匹牲口增加到一万多匹，双程运输量达一千多吨。”at随着马帮运输业的兴盛，丽江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丽江的铜器历来深受藏族和其他民族欢迎，如锅、勺、盆、壶、火锅以及著名的“丽锁”（丽江铜锁）等，古城的金鑫街就是著名的铜匠街，专门制作各式铜器。另外，还有专门为马帮服务的行业：卖马料、打制马掌、马钉，缝制马垫、马绨，做皮条等，以及为藏民服务的糌粑店，酥油店。丽江的旅马店与康定锅庄性质相同，也是“房东制”贸易。纳西话称这种与之有固定生意往来的藏族商人叫“扣巴”，与古城居民用来称呼常来常往有生意关系或朋友关系的主顾一样。仅双善村专门接待藏族马帮的就有17家旅马店，另外，古城大研镇的旅马店还有数十家，甚至还有藏族商人开设的马店。茶马古道为丽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也为这一区域民族经济的繁荣起到积极作用。
除了康定、丽江这样的大型市镇，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还要经过数不胜数的村落和小城镇，有的尽管规模较小也形成了繁荣的集市。盐，是茶马古道上流动的重要物品之一。大理沙溪寺登街，被称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沙溪作为离滇西四个盐井最近的集市，一跃成为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食盐集散地。明清时期，沙溪逐渐形成以盐为主辐射四周的古道网络。这个因盐而生的集市兴盛一时，曾出现过繁华的“夜市”。历史常有藏族马帮、回族马帮、纳西族马帮、傈僳族马帮、白族马帮往来于此。藏族马帮主要是长途运输，运来皮革、药材等交换茶叶、布匹、盐等。其他马帮多为短途运输，多以运盐为主。各大盐井的食盐通过短途马帮先汇集到沙溪，再从沙溪转运到更远的地方。西藏昌都芒康县的盐井，也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盐产地，传说这里就是格萨尔史诗中《姜岭之战》姜岭两国为争夺食盐而战的地方。这里出产的盐，随着马帮的运输被销售到西藏的左贡、芒康、察隅，以及云南的德钦、丽江，四川的巴塘、理塘等地。盐井所产的“红盐”（夹杂着红土的三道盐），深受牲畜喜爱。马帮也经常使用这种盐来喂牲口。围绕着盐的交换，盐井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商品集散地，藏区来的皮张、山货、药材、氆氇，内地来的茶、糖、粉丝、布匹等在这里交汇。
茶马古道串联起沿途的城镇、村落，犹如一条彩线串起散落的珠子，使它们之间互通有无，彼此相济。来自各地的物产汇聚在一起，这不仅仅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物”的世界，通过“物”的汇聚，背后更深层的是各民族间的交往与交融，正如这首歌谣唱到：
“茶叶没有脚，茶叶没有脚。
经过马帮驮，来到了船边。
西藏的酥油，一包捆五饼，
经过马帮驮，来到了船边。
茶叶和酥油，来到丽江城，
两族两颗心，相会在一起。”au
值得一提的是，在茶马古道沿线，茶叶不单是用来交换的物品，在藏区某些地方甚至被当做货币来流通，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在康巴地区，随着汉藏贸易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边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粮食、牲畜、酥油、盐等实物等价物，成为最普遍、最重要的“准货币”。交换以茶、借贷以茶、工价以茶、纳税以茶、布施以茶。茶成为康巴地区上下通行的“准货币”和财富的象征。av边茶具有制作特殊、包装定量、分拆容易、便于运输、耐于保存等特点使得它能够担当货币的基本职能。首先，边茶具有价值尺度的货币职能。在康巴地区，用茶计价已成为广大商民的习惯，一包茶能值多少粮食、牲畜和其他商品，在普通商民心里清清楚楚，不必见到茶的实物，就能以茶论价。在交换中，一般以“包”论价，相当于内地货币的“元”“两”，即主币单位。“包”以下为“甑”（四甑为一包），“甑”以下为“砖”（即斤），四斤或四斤半为一甑，每包共计在十六到十八斤之间。十包为一支。其次，边茶具有货币的交换功能。茶为众人所需要，价值稳定，可长期保存。它成为康巴地区信誉很高的“硬通货”，就有“有茶走遍康巴”的说法。《打箭炉志略》载：“市中交易以茶为货，其零星小物则以青稞为准算。”第三，边茶具有货币的储藏功能。边茶包装牢固，存放多年也不会变质，富裕之家都要储存很多茶叶，有的牧民甚至把边茶码成一道墙，作为帐篷之内的隔断。在康巴地区，茶是储藏财富的最好物资。最后，边茶具有优良的支付职能。在康巴地区以茶放债是货币支付功能的典型表现，一种是放出茶叶，到期以茶叶归还本息；一种是预付、赊销。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开春放出茶叶，秋后用农、牧、土特产品折茶归还本息。也有先发其他商货，以后用茶叶定期支付货款的做法。
4.茶叶的饮用方式
茶马古道沿线民族都有饮茶习俗，而就茶叶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论，则以藏族为最。藏族谚语有“汉家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一日无茶则病”之说，足见茶在藏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藏族人对茶的依赖，源于特殊的地理、气候和饮食条件。青藏高原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高寒、缺氧、干燥；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菜。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分，具有清热、润燥、解毒、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aw。藏族的民间歌谣形象地唱出了茶叶从种植、采摘、运输到熬制、饮用的整个“生命”历程：
茶叶最先出在哪里？茶叶最先出在南方。
三个汉族子孙种的茶，三个汉族姑娘采的茶。
雪山的铜锅烘出的茶，商人洛布桑布买来的茶。
汉白大洋换来的茶，驮夫道桑翁姆驮来的茶。
渡过了大江小河的茶，翻过了高山峻岭的茶。
用黄金白银换来的茶，种在家乡土地上的茶。
将茶放在锅里熬，好像空中黑鹫飞。
茶在锅中开三遍，好像大海波涛翻。
黄金酥油放其中，好像黄鸭湖中游。
白盐放入茶水中，好像草原降冰雹。
将茶倒入茶桶里，恰如喇嘛戴黄帽。
头道茶香敬贵宾，二道茶香敬朋友。
最后共饮如意茶。
饮茶是藏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汉族饮茶用沸水冲泡不同，藏族饮茶需要熬煮。按照烹饮方式，有酥油茶、奶茶、甜茶和清茶之分。制作酥油茶需要一套专门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打茶工具叫浆桶，系用直径约半尺、高一米左右的原木挖空，以几道拇指粗细的树条箍紧，再配上个桶底而成。除了桶身，还需要一个“浆砣”才能打茶。浆砣用约一寸厚的木板，圆成桶空大小，中间紧紧楔上一根比桶长过尺许的握杆。所谓打茶，就是将茶水和酥油放入浆桶后，不断抽拉桶中的浆砣，使之水乳交融。打茶非常有讲究，一桶茶打得好不好，手艺全在浆砣上。制作酥油茶的工具还有熬茶的铜锅、茶瓢、茶壶、砂盔子（碎茶器具）等。盛酥油茶的茶具，多为银质，藏族饮茶的茶碗，制作精细，非常讲究。以木碗为多，木碗常用桦树、桃树、枣树等木材，经过水泡、日晒、毛坯、成型、磨光、上色、镶银等工序制作，轻便结实，不烫嘴，不怕摔；木碗盛茶，茶味更浓。有的木碗甚至用黄金、翡翠镶嵌，这些华丽而又昂贵的茶具，常被看做是传家宝，也是身份地位的显现。
藏民饮茶，不管是酥油茶还是清茶，都必须放盐。藏族谚语说：“相亲相爱，犹如茶和盐”，“茶无盐，水一样”。藏族民间流传着一个茶与盐的故事：“相传一对藏族男女文登巴和麦美措相爱，但遭到族人的反对。相爱的情侣决心以死殉情。他们死后，灵魂相约。文登巴的灵魂飞到羌塘地方，变成了盐湖中的盐；麦美措的灵魂飞到雅州地方，变成茶树长出茶叶。佛见他们有缘，便让他们在茶碗中相会。藏商到雅州买来茶叶，到羌塘买来盐巴。在煮好的茶水里放入盐，味道特别好。这是因为相爱的两个人又相会了。茶和盐融合在一起，就是缘分。”
藏族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吐蕃时期。传说松赞干布之曾孙都松莽布杰得了一场重病，一日偶然尝到小鸟衔来的树叶，顿时倍感清爽，便命大臣去寻找这种树叶。大臣不远千里四处寻找，终于在汉地找到，带回西藏后，赞普加水煮沸日日饮用，身体逐渐康复，于是将其作为上好的保健饮品，这就是茶。这个略带神话色彩的故事与中原神农尝百草遇毒得茶而解有类似之处，表明藏人最初结识茶叶是因其药用价值。茶在唐代传入吐蕃也可以从语言学上得到证明。“茶”在藏文中读dza，是一个浊声母词。“茶”在《广韵》中也是浊声母，《广韵》反映的是唐及唐以前的中原汉语读音，当时“茶”的声母还没有清化。自宋及宋以后，在各种韵书中，“茶”字便开始清化了。唐代输入藏区的茶叶，种类已经很丰富，如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汩湖者。’”常鲁公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奉使入吐蕃，当时赞普已拥有汉区各地名茶，安徽寿州的小围茶、六安茶；浙江顾渚的紫笋茶；湖北蕲门的黄芽茶；湖南汩湖的银毫茶，四川雅州的昌明茶。受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饮茶最初只是在王公贵族中流行。
成书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对当时藏区存在的各种茶及饮茶方法很有研究，按照茶叶所生长的地理环境、施肥种类和烘制方法等多方面的差异，将茶分成16种，详细介绍了每种茶叶的形状、颜色、味道及药物功能，并一一命名。其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到人间，国王宫中烹茶叶，众生亦能获吉祥。此茶叶可以分为十六种，现将各种茶叶分述如下：
生长在山谷深处的茶树，叶小，枝干粗圆，颜色灰白，气味如当归，味涩，烧煮后饮用，能治疗涎分之病，这种茶称为扎耶普达茶。
生长在山谷谷口处的茶树，叶片大而柔软，树干粗圆，颜色深黑，汁味大苦，适作饮料，对风病有大疗效，被称为乌苏南达茶。
生长在旱地的茶树，叶片大，枝干粗，颜色红黑，气味难闻，汁黑色，味涩，适烧煮，去胆热，若加封藏，其汁红黄，被称为郭乌玛底茶。
生长在水浇地之茶树，被称为阿米巴罗茶，叶片厚而光滑，颜色青绿，多次浸泡汁色不变，气味甜。味柔和，适研细浸泡，平寒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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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还记载了茶碗的起源和分类。制作茶碗的材料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是珍宝，中等是石疖，下等是白色陶土。上等碗的颜色为黄色，中等碗为白色，下等碗为青色。从图案上看，上等碗绘小鸟口衔树枝，中等碗绘鱼儿在水中游，下等碗绘鹿在草山之上。按照碗的形状和图案来区分，具体又可以分为八组十六种，即巴若达罗和夏底迦，巴陵达迦和穆鲁底，本都迦和巴梨底，迦梨迦达和迦郎迦，玛底古达罗和古那萨，森古达若和迦若迦，布格达和毕顶格，巴若哈斯和查达玛格。
巴若达罗碗颜色纯黄，犹如睡莲花，绘有许多大鹏和枝叶繁茂的树木，什么地方有这种碗，该地就能吉祥平安。
夏底迦碗颜色白黄，碗上有许多斑迹，但大鹏图案很少，有许多水纹，状如白香花花朵，拥有这种碗能增加受用。
巴陵达迦碗颜色白而碗壁薄，有大鹏图案和水纹，犹如瞻波伽花，拥有这种碗能增长智慧和保持禅定。
穆鲁底碗颜色杏黄，碗壁内外都没有图案，犹如呼杜伽花，持有此碗的人食物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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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具体到碗的造型上，又可分为六类：“夏布则的碗口宽阔，碗底低，颜色白而发青，碗壁薄，绘有云彩、树木、水纹、虫、龙等图案，因而具有功德；拉布则碗下部鼓出，样子不好看，碗壁薄而明亮，碗口宽，与琉璃颜色相同，绘有飞禽走兽的图案作为装饰；襄则碗样子好看，颜色青蓝，具有光泽，碗底高，有斜棂花格和树木等图案作为装饰，使人十分喜爱；特则碗颜色青蓝，碗底粗圆，碗大而深，容积大，碗口小碗肚大显得不大协调，有树木图案装饰，庄重而朴素。多布则碗质料低劣颜色不好看，各部分大小不协调，图案阴晦，既无功德亦无妨害。”az从该书对茶碗如此细致的分类和描述来看，可见明代藏民对茶叶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入。
藏族在选择、吸收汉地茶文化的过程中，依据自身的客观条件和生活习惯，融和本民族的思想精神，赋予茶文化一种新的文化特质和形态，因此形成独具特色的藏族茶文化。汉地的饮茶习俗也适应了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久而久之，饮茶逐渐成为藏族大众化的、全民族的生活习惯。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就有很多关于茶叶以及饮茶礼俗的描绘，将藏族的茶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茶是礼敬的表示，友谊的象征。来人待客，公众聚会、英雄出征都离不开茶，总是以茶表敬意。公众场合讲究尊卑、长幼有序，敬酒献茶也要严格按这个次序进行。茶也是清洁、吉祥的象征，敬茶之礼与宗教信仰、祭祀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当有重大事情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前都要用茶供奉天、念、龙三界的神，以求神灵的保佑和庇护。有时茶也作为贵重的物品用来供奉神佛。史诗中就有专门的献茶之歌：
银壶中的这奶茶，汉地毛尖茶煮成。
牦牛奶子提颜色，酥油精华作养分,
姜地白盐把味提，六种妙药调其中,
温和香甜且滋润，色味俱全可养身。
具八功德甘露精，头份新茶献天神，
愿三宝地位比天尊!二份新茶献念神，
愿幸福广得普天闻!三份茶供下界龙，
愿畜运能像雨降临!茶献部落大头领，
四方之敌用威镇。
茶更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中介，作为珍贵的馈赠品而倍受青睐。适逢探亲访友时，礼物中不可缺茶。藏族婚丧嫁娶都必用茶。聘礼中要拿上砖茶和哈达；订婚时嫁妆中也得有茶，在婚礼的各个礼节中酥油茶自然更不可少。藏民认为，汉地的茶叶和藏地的乳汁在茶壶中相聚，乃是世界上最圆满的结合，是姻缘会聚的佳果，用以敬人会带来吉祥幸福，用以敬神会带来神佛保佑。丧葬仪礼中也贯穿着敬茶、敬酒的习俗。在整个丧葬过程中茶是重要的饮品之一，招待客人、请喇嘛念经都要用茶来款待，在念经做法期间茶更是不能间断。茶是亲密、友爱的象征，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当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时，一碗热茶可以化解旧恨新仇而和好如初。茶已渗透到藏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体现着人们彼此间的包容、尊敬、礼让和节制。
茶在西藏社会的广泛流行，与佛教的修行方式有关。茶具有提神醒脑的功效，是僧人在禅修中重要的食物补给。藏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每座寺院都安置有特大的铜锅，专为熬茶之用。寺院是茶叶消费的大户，尤其是每当法会期间，茶叶的需要量更是大得惊人。大昭寺保留着世界上最大的熬茶铜锅，可以想见当年法会时熬茶的盛况。寺院里熬茶，先熬浓茶汁，头道茶煮沸，二道茶熬浓，二者合一，以瓢舀之，入茶桶打匀。第三道茶渣，太阳晒干，又作头道茶的茶垫再熬。掺兑比例、茶水浓淡并无定制，各寺有别，以致各寺茶味皆具特色。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深知，茶叶是给西藏宗教领袖最好的赏赐品。清朝特地规定雅安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礼茶，专供朝廷赏赐西藏喇嘛活佛所用，称之为“赏需茶”。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决定每年赏赐达赖5000斤，班禅2500斤茶叶，由打箭炉拨运。《雅安县志》记载：“赏需茶单年300包，双年200包，由道署领价，商人承办。其中赏给达赖喇嘛茶75包，每包重50斤。”每当清廷举行各项大典及西藏上层朝贡时，茶叶常常是最重要的赏赐品。凡清帝驾崩，西藏各大寺庙都要大做法事，清廷则赐以大量茶叶作为奖赏。如雍正驾崩时，朝廷颁赏三大寺煎茶银3000两，大小哈达各300根，茶800甑。如今在一些大喇嘛寺里，还能看到明清时期皇帝赐的茶叶仍被当作吉祥的神灵供奉在寺庙里。
饮茶成为藏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文化，已经渗透到藏区僧俗民众盛大的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不可分离。在藏民看来，茶叶随着文成公主来到西藏，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婚姻，茶叶与酥油结合而成的酥油茶，茶与盐的完美结合，都被认为是一种前世和来生的缘分，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商品。
茶叶本来具有实用功能，但这种实用功能逐步转化，它同各个不同民族的性格、情感，及审美情趣相结合，并融于众多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习俗之中，茶的魅力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单纯的饮品，而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不断地在茶马古道上流动。在今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就有“茶会”，茶会是流行于大、小中甸男女青年中的一种集体社交活动，颇受藏族男女青年的欢迎。茶会由男方或女方邀请其他村寨的客人到本村赴会，邀约时首先要抢一件对方的信物，如果能赴约就把信物留下到茶会上取回，如不同意就把不能赴约的理由阐述清楚拿回信物。失信者的信物会被剁碎，表示从此一刀两断，今后不再往来。茶会的时间，在双方约定的当天傍晚开始，直到第二天黎明结束。茶会由主客双方组成，主方称“扎里”，意思是备菜，客方称“扎汤”意为吃茶，茶会的主方要备好酥油茶，对客人表示热烈的欢迎。茶会的主题是唱歌、对歌，可通宵达旦。如果一个村里的男青年邀请了两个村子的女青年，那歌会的场面就会更加激烈，在茶会中青年男女可以寻求情侣知己、建立友谊。第一次茶会上认识的，不到三年的为新交朋友；三年后成为老朋友。在彼此的交往中，骑马相遇要下马相让，互相问候。茶会上主要由客方唱歌，主方只在段落间隙回敬唱一两首。如果是新交朋友的茶会，歌声通宵达旦、放歌抒怀，如果是旧友相会，就用较长的时间说话叙旧，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意，互换纪念品。茶调有颂茶调、欢聚调、情谊调、鸡鸣调、分别调、伤心调等，有的欢快，有的哀愁，有的激昂，有的深沉。类似此种“茶会”的习俗，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有，茶把不同民族联结在一起，通过饮茶结成群体性的社会活动，使人们彼此交融。
（二）茶马古道上的其他物品
茶叶是茶马古道上最核心的物，而与茶叶构成交换关系的物品却随着不同时代不断地发生变化。从茶马互市到茶土贸易，汉藏之间经济的二元性，决定了双边交换物品的互补性。从汉地输入藏区最重要的物品就是茶叶、丝绸、布匹、纸张、金属制品、玻璃制品、玉石、香料、佛教用品等。藏区向汉地输出的物品以畜产品和土特产为主，如马、绵羊、牦牛尾、天然矿物、盐、硼砂、沙金、银、各种药材、宝石以及金银器、毛纺织品等。以下是古籍中记载的云南特色物产，这些物品应该曾经活跃在茶马古道上。
1.纺织品类
桐华布：东汉时期的永昌郡（今云南保山）不仅出产棉布，而且还能生产许多种类的纺织品。不仅有内地普遍的绢、彩帛、纹绣、绫锦等丝织品，还有独具特色的桐华布和兰干细布。“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与人。有兰干细布——兰干，獠言纻也，织成文如绫锦。” aaa
娑罗笼段：唐代史籍将南诏境内的木棉树称为“娑罗树”。“南诏诸蛮不蚕，惟收娑罗木子中白絮纫为丝，织为幅，名娑罗笼段”；“自银生城、柘南城、寻传、祁鲜以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唯收娑罗树子破其壳，中白如柳絮，组织为方幅，裁之笼头，男女妇女通服之”。aab
白氎布：南诏制作的白氎布质量上乘，“吉贝木如低小桑，枝萼类芙蓉，花之心叶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棉，有黑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为坚善。……南诏所织尤为精好。白色者，朝霞也；国王服白氎，王妻服朝霞；唐史所谓白氎吉贝，朝霞吉贝是也。” aac
氈：“西南蛮地产绵羊，固宜多氈毳。自蛮王而下至小蛮，无一不披氈者，但蛮王中锦衫披氈，小蛮袒裼披 尔。北氈厚而坚，南氈之长，至三丈余，其阔亦一丈六七尺，摺其阔而夹缝之，犹阔八九尺许。以一长氈带贯其摺处，乃披氈而系带于腰，婆娑然也。昼则披，夜则卧，雨晴寒暑，未始离身。其上有核桃纹，长大而轻者为妙，大理国所产者，佳者缘以皂。”aad
2.金属制品
生金：“麸金出丽水，盛沙淘汰取之。”“生金，出金山及长傍诸山、腾冲北金保山……有得片块，大者重一斤，或至二斤，小者三两五两，价贵于麸金数倍。” aae
云南刀：“云南刀，即大理所作，铁青黑沉沉不，南人最贵之”；“蛮刀以褐皮为鞘，金银丝饰靶，朱皮为带。今世所谓吹毛透风，乃大理刀之类，盖大理国有丽水，故能制良刀云。”aaf
甲胄：“大理国之制，前后掩心以大片象皮如龟壳，其披膊以中片皮相次为之，其护项以全片皮捲圈成之，其他则小片如中国之马甲叶。皆坚与铁等而厚几半寸，苟试之以弓矢，将不可徹，铁甲殆不及也。” aag
另有青铜制作的佛像、法器等。
3.珍宝品
玉石、翡翠、琥珀、珊瑚、砗磲、光珠、水晶、琉璃、蚌珠、紫贝、犀角、象牙。
4.畜产品
马：“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马，出越赕川东面一带，岗西向，地势渐平，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初生如羊羔，一年后，纽莎为拢头縻系之。三年内饲以米清粥汁，四五年稍大，六七年房成就。尾高，尤善驰骋，日行数千里。本种多骢，故代称越赕骢，近年以白为良。腾充及申赕亦出马，次赕、滇池尤佳，东爨乌蛮中亦有马，比于越赕皆少。一切野放，不置槽枥。唯羊苴咩及大厘、邓川各有槽枥，喂马数百匹。” aah
羊：“大雪山，在永昌西北……往往有吐蕃至赕贸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
此外还有羊毛、皮张。
5.药材、山货类
麝香：“麝与麞相类，亦无角，牡之下腹，具有一囊，分泌腺质，能放芳香，取制入药，即有名麝香也。滇中真品，称为西香，入药有力，故至今仍珍视之。”aai麝香是西藏向外输出的最知名的产品，不仅质量上乘，且产量高，闻名遐迩，深受喜爱。
此外还有虫草、贝母、黄连、牛黄、熊胆、鹿茸、虎骨、香菌、茯苓、藏红花、黄蜡、生漆等。
6.香料
沉香、蓬莱香、鹧鸪斑香、橄榄香、 香、钦香、龙涎。
7.生活用品
纸张、陶器、铜器皿、木碗、铁三角、铁制农具、工具。
四、茶马古道上的文化
茶马古道贯穿的横断山区域，其因自然形成的生态格局，孕育了各民族及其文化，而茶马古道的网状贯通，使得这种种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奔子栏是茶马古道由滇西北入藏和进入四川藏区的咽喉之地，因地处金沙江西岸的沙坝而得名。“奔子栏”藏语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沙坝。
这里是马帮驻足停靠的大码头，从这里往西北行进即进入西藏，逆江北上即是四川的德荣、巴塘；沿江而下可到维西、大理；往东南行则是香格里拉、丽江。历史上的奔子栏以出最能干的“马脚子”（赶马人）而闻名于茶马古道，每个家庭的男人都有赶马帮走西藏的经历。而且当地藏民善于制作藏式木碗、糌粑盒等，远近闻名。由于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商客云集，使得奔子栏成为多种民族文化交汇地。尽管该镇全为藏族，全都信仰藏传佛教，但由于地处河谷，多为农耕，其建筑为平顶碉楼式，近似四川巴塘的藏式住房。其语言接近西藏与中甸之间的语言。奔子栏妇女的服饰更体现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普米族式的大包头、蒙古式的夹袄、彝族式的百褶裙，与其他藏区的服饰大异其趣又独具特色。奔子栏虽是藏族聚居的村落，但并不像其他藏族地区一样盛行过藏历年，而是隆重地欢度农历的春节，这一节庆活动热闹非凡，其中包含了多民族的文化习俗——年三十合家团聚，喜过年关，初一访亲拜年，给压岁钱，初二到喇嘛寺拜佛，初三、初四上坟祭祖（奔子栏藏族的丧葬习俗除天葬、水葬外，还兴土葬，只是葬式与汉族不同，棺材为正方形，人死后使其保持屈身状，正好能放入方形棺内，呈婴儿在子宫中状，然后入土），初五初六朝拜山神（庆山神、敬山神，与神同乐的活动将春节气氛推向高潮）。奔子栏的春节将汉族、藏族、纳西族等民族文化中的佛教、东巴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许多民间信仰都融合在一起。
历史上藏族与纳西族之间的交往非常频繁，茶马古道进一步促成两个民族之间深度的交往和融合。例如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小中甸吉孜宗村、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纳西族民族乡以及四川德荣的白松乡，他们都是历史上从滇西迁到藏区的纳西族移民，为当地藏民带去农耕文化，同时也入乡随俗，与当地藏族共同生产生活，相互之间形成了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他们仍保留了纳西族的文化特征，如部分语言词汇和祭天仪式等，而在日常生活，如饮食起居、服饰，甚至婚丧嫁娶等方面则与藏族没有太大区别，成为融合在藏区的纳西族。在吉孜宗村，现在村民都自称是藏族，都信仰藏传佛教，每个年初和年末都要去喇嘛寺朝拜喇嘛。富有的家庭家中设有专门的经堂，其中建有佛龛，供奉菩萨。他们的服饰、饮食、房屋建筑乃至婚俗都与藏区无异。奇特的是，年轻人都讲藏语，老年人依然讲纳西话。数十年前这里还有纳西族的东巴。村里还实行跟藏族天葬、水葬不同的土葬。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依旧保留有一年一度的祭天仪式。祭天仪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纳西族区别于周边邻近民族的主要特征。吉孜宗村的祭天场在村外的空地上，是一个用石头堆垛圈成的圆形场地。场地入口处建有一座小屋作供奉用，场内的正北方是祭台，用以栽神树、安神石，放置供品。每年腊月二十八至正月初八，他们都在这里祭天。先是由青壮年男子到山上砍下一棵柏树、两棵栗树插在祭坛中央，还要杀两头猪献祭，一头叫天猪，也叫大猪；一头叫地猪，也叫小猪。全村男性都要在祭天场中跪拜。由于没有东巴，整个祭天仪式由村中长者用纳西话念诵东巴经主持。有时，他们也从中甸三坝纳西东巴教圣地请来东巴主持。祭祀的整个过程不准讲藏语，也不允许妇女进入。
西藏昌都地区的芒康自古就是西藏的东南大门，也是茶马古道入藏的第一站。芒康县盐井纳西族乡，历史上是吐蕃通往南诏的要道，也是滇茶入藏的必经之地。盐井的盐田现在是茶马古道上唯一保留有人工原始晒盐风貌的地方。盐井也是西藏迄今唯一有天主教教堂和信徒的村落。纳西族的东巴教、藏族的藏传佛教以及19世纪传入的天主教和谐地共存在这个横断山峡谷深处的古镇里。盐业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井口和盐田全分布在境内的澜沧江两岸，居住在这里的纳西族，大多是明代随着丽江木氏土司远征康巴藏区时留居当地的土兵后裔。如今，盐井的纳西族男女都穿藏装，但耳环缀饰仍保留着纳西族的传统样式，平时都讲藏语，老人还能讲纳西话。下盐井村还保留着祭天仪式以及祭祀纳西族全民信仰的“三朵”神。家庭内部成员，既有信仰天主教的，又有信仰藏传佛教的，他们相互尊重、互不干涉。这里天主教过圣诞节时，教堂会邀请云南德钦茨中教堂的教友和当地藏传佛教刚达寺的寺主和僧人以及村里信佛的群众前来聚会。教民在教堂里做完弥撒之后，所有的教民和被邀请者一起载歌载舞，跳起当地的弦子舞，通宵达旦。而盐井的藏传佛教刚达寺在每年的“跳神节”上，也会邀请神父及其教民去观赏寺庙僧人的“跳神舞”。盐井成为纳西族、藏族以及其他民族和睦相处，东巴教、藏传佛教和天主教和平共存，多元文化汇聚之地。
滇藏川大三角横断山脉区域，其北部、西北部连接着广袤的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东部、东北部紧靠着辽阔的中华内地，南部、西南部则毗邻着南亚、东南亚诸国，正好处于佛教文化圈内，因而这一地区形成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宗教文化，再加上丰富的民族民间信仰，和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进入，使得这一地区的宗教文化异彩纷呈。茶马古道联系的不仅仅是汉藏之间的经济交往，更成为两地宗教传播的重要途径。茶马古道是观察佛教传播与多元宗教融和并存的最佳窗口，不同信仰的民族交互共生，同一民族同一村落中不同的宗教也能和平相处，体现了茶马古道上宗教文化的多元性与融合性。
从保留下来的佛教造型艺术可以看出茶马古道的交通对滇藏川三角地带宗教文化的巨大影响。如著名的剑川石宝山石窟明王堂，是佛教密宗造像保存较完整且最精好者。明王堂雕有一佛二菩萨，八大明王及北方多闻天王和南方广目天王像，全长11米，高3米，是整个石窟中最大的一窟。正中央雕有如来佛、阿难、迦叶分伺左右，三头六臂的八大明王各持法器，呈忿怒状，分列于两边。密宗在中原，自唐代以后日趋衰落。云南自南诏后期一直到大理国，密宗一直极为兴盛。石宝山八大明王，因其精湛的雕凿工艺及保存完整的密宗重要本尊造像，都堪称独一无二。石宝山石窟堪称古代佛教造像的艺术瑰宝，从中可以窥见藏传佛教造像风格的影响，又明显带有自身特点。
丽江历史上是藏传佛教南传的重地，宁玛派、萨迦派、噶玛噶举派和格鲁派都先后在纳西族地区传播。特别是从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间的180年里，丽江境内各地先后建立起有一定宗教势力和经济实力的藏传佛教噶举派十三大寺，而丽江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宁蒗县则成为格鲁派重地。丽江五大寺——福国寺、文峰寺、指云寺、普济寺、玉峰寺，皆属藏传佛教寺院，其建筑兼容汉、纳西、白等民族风格，其中保留下来的壁画，更多有藏画的风格。如福国寺护法堂所绘诸护法，内容与画风都与藏区喇嘛寺一样。大宝积宫西壁绘有宁玛派祖师及“大宝法王”、“四宝法王”等，南壁绘“孔雀明王大佛母”、“南无五色毫米圣母”等，都各有藏文题名。这反映出纳西族与藏族两个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往来和相互影响，创造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另外，纳西族普遍信奉的东巴教，与藏传佛教和苯教也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茶马古道也是一条朝圣之路。转山是藏民独特的朝圣方式。位于云南西北端滇藏边界上的梅里雪山，其主峰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为云南第一高峰，它具有多种文化背景，而且有着不同时代的传承积淀，成为三江并流区域藏族共同崇拜的神山。每年秋冬之际，都有大批来自四川、西藏乃至青海、甘肃的信众前来朝圣。羊年转山的人数远远多于平常年份，而且所来地区的信众也广远得多，崎岖蜿蜒的山道上善男信女络绎不绝。藏传佛教信众相信，在羊年转卡瓦格博一圈，转经的功德就会大增。卡瓦格博神山的范围，东西两方即以澜沧江、怒江河谷为边缘，南起德钦县云岭乡，北至德钦县佛山乡，形成大致的圆圈，将以卡瓦格博为首的太子十三峰包容在内，这一圆圈即为外转经线路的必经之地。行政上包括了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察瓦弄乡，左贡县扎玉区的一些行政村和云南德钦县云岭乡的大部，佛山乡的溜筒江、鲁瓦两个行政村的一部分以及德钦县城升平镇的一部分。西藏方向来的朝圣者，穿过邦达草原后，在草原南端穿过第一道神门折嘎山，到了左贡县城附近过第二道神门卓然山，再沿茶马古道旧路过扎玉，再到觉玛乡外10公里处穿过第三道神门多拉山到碧土，然后进入卡瓦格博的外转经路途。这条转经路线与茶马古道路线基本重合在一起。
时至今日，云南境内的佛教仍旧保存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并存的格局。不同教派各有信众的区域，藏传佛教主要集中在滇西北，丽江、中甸、德钦等地；南传上座部信仰主要在滇西南的西双版纳、思茅、德宏、临沧；其他区域则主要是汉传佛教。有趣的是，位于大理州宾川县的鸡足山正好处在三种佛教教派的交汇点和止点上。历史上，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都在鸡足山上有所体现。直到今天，鸡足山仍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信徒共同信仰的佛教名山。茶马古道正是藏民鸡足山朝圣的主要道路。
鸡足山，藏名“仁俄霞岗”，是鸡年藏族朝圣必到之地。每逢鸡年，是灵山最热闹的时光。藏民认为，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只要朝拜鸡足山三次，临终时灵魂就会回归佛国乐土；如果在华首门叩拜一百零八次，就可以投生为人7次。原鸡足山石钟寺内塑有一尊巨大的泥塑睡佛，是藏族朝山必到之地。睡佛着黄底起花袍服，头戴珠冠，黑红脸膛，嘴唇微张，浓眉微陷，带有典型的西藏高原特色。传说这位睡佛从西藏跋山涉水来到鸡足山遥礼初祖，礼叩华首门后返回石钟寺，本想在殿后屋檐下休息片刻继续赶路。然而，他却从此睡去。后人按照他入定时的姿态，塑成睡佛。过去，来朝山的藏民敬香后，要在这里为睡佛演奏家乡的音乐，跳起家乡的舞蹈；回家时，还要从睡佛身下取一点泥土带回去，供在佛堂驱魔辟邪，并作药引子用。临终时，还可以用此煨水洒在身上，以便能尽快往生佛国。今天，石钟寺的睡佛已不复存在。但是来朝山的藏民通常夜宿石钟寺旁的香会街，夜晚他们依旧会在香会街的草坪上载歌载舞。在鸡足山山间道旁，经常可见藏族同胞悬挂的经幡和他们堆放的玛尼堆。在金顶后山，藏族同胞修筑有一座藏式白塔，朝山的藏民来此煨桑、绕塔、念经。
在茶马古道，沿途还有一些规模不大的关帝庙，它们是随着进驻西藏的清朝军队和经商的晋陕商人、四川商人在藏区修建起来的，它们的遗迹遍及昌都、拉萨、山南、那曲、日喀则等地。大约从清代始，关帝从战神演变为财神，走茶马古道的商人也将关帝作为保护神和财神来供奉。清代丽江商人曾在拉萨八朗学（今吉日巷一带）建有云南会馆，藏族人称之为“云南拉康”，会馆里塑有关帝和“三朵”神像。每年农历八月，在拉萨的纳西人都会在会馆里祭祀三朵神。
茶马古道上的宗教交流是双向的，有由西向东传播的，也有由东向西传的，多元宗教就在这一条路上交织融合在一起。茶马古道所经地域的宗教文化，可以说是世界宗教文化的一片神奇而罕见的天地，其五彩纷呈、其复杂特殊，均与茶马古道相关。由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历史沿革，更由于众多民族生存于斯，于是造就了茶马古道沿线宗教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性、地方性、扩散性和融合性的特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及儒家思想等汇集在一起。世世代代生息于此的20多个民族，更是各取所信，又各自保留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加上各地各民族之间密切的往来，茶马古道的宗教文化就如万花筒一般缤纷杂呈，气象万千。综观茶马古道所拥有的漫长而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它对沟通滇、藏、川宗教文化的历史意义和重大影响，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条绵亘散布在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崇山深谷间的茶马古道，对形成这一地域的宗教文化特点所具有的巨大而深远的作用。
茶马古道一线相连的区域，之所以具有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茶马古道依托马帮、背夫和牦牛驼队这一独特的运输方式。流动的马帮无疑是最容易进行文化交流的载体，他们落脚于客栈、锅庄甚至村寨房东家这样的民间深处，具有极强的传播和渗透力，就像一股股涌动的血脉，源源不断地将新鲜的文化氧气输送到西南边疆的末梢细胞，使之具有生机和活力，他们就像活性很强的黏合剂，将各民族及其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aaj。
五、结语：茶马古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不同时期茶叶与不同物品的交换关系清晰地构筑出理解中国及世界历史的一条路径。唐宋以来中原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茶马二元对立/互补的结构关系，在进入到明代中叶之后，随着茶叶走向世界并迅速成为风靡欧洲的饮品，其重要性逐渐被中国的茶叶与海洋帝国的白银构成的交换关系所取代。中国进入到与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交往时代。随着这一交换关系的破裂，茶与鸦片之间的对峙就出现了，战争随之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是茶叶、白银和鸦片之间结构关系变动所引发的。
1888年英国入侵西藏。英国此时已经在印度开辟了大规模的茶园种植茶叶，企图用茶叶来分化西藏。之前英国人希望通过贩卖西藏的羊毛、牛毛和输入英国的布料来获取高额利润。但随着认识的深入，英国人意识到中国之所以能安定西藏，茶与丝是两种主要的工具。aak如果印度茶叶能够占领西藏市场，那么英国就能够进一步控制西藏。为了达到“以茶治藏”的目的，英国将茶叶种植推进到大吉岭。修建了从印度平原直抵大吉岭的喜马拉雅铁路，大吉岭成为了印茶最大的生产基地。光绪十九年（1893年），随着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侵略的加剧和《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订，英国获得在亚东开埠通商，自由出入西藏哲孟雄（即今天的锡金）边界、免税贸易和治外法权等政治经济特权。英印茶叶开始源源不断地倾销西藏。印度茶叶凭借工业化机器生产加工的技术规模优势，以极近的运程（从康定到拉萨行程有85个马站，而从印度噶伦堡到拉萨却只需要18个马站）、极低的价格在西藏销售，严重冲击着边茶市场。这些印度茶叶甚至通过西藏销售到四川的康定和云南的丽江、中甸一带。
但由于长期饮用边茶，藏民并不能接受印度茶叶的口感，亦非常反感英属印度生产的茶叶强行入藏倾销。印茶在藏地长期滞销，迟迟扩大不了市场，英人为了推销印茶多次派人到雅安等地调查川茶，以便焙制合乎藏人口味的茶叶。英人贝尔身历藏区目睹藏民拒食印茶的情况。他写道：“凡有藏人踪迹者，无不嗜茶。即在大吉岭山下之西藏居民，亦不顾大吉岭所产极名贵之本地茶，偏喜历尽艰辛山路而运入之中国茶，中国茶较贵，而人民又贫，但仍视为不可缺。”aal西藏地方政府面临印茶销藏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竭力主张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号召僧俗民众抵制印度茶叶。清朝四川总督刘秉璋更是主张“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清政府奉命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张荫棠从川藏茶利、汉藏经济、政府收税以及茶农茶商利益考虑，亦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侵销印茶，保护川茶销藏。其后，先后担任过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和四川总督的赵尔丰，主张抵制印茶入藏，振兴四川茶业，力挽川茶利权。以川茶种子输入藏地，教民自种。严禁假茶，提高雅州茶叶的声誉。宣统二年（1910年）官督商办的“奏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在雅安成立，公司在打箭炉、理塘、巴塘、昌都、界姑五处设立售茶分号。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赵尔丰抵制印茶的诸举搁浅。
进入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事频繁，边茶的生产深受影响，大量茶号破产倒闭，边茶产量不断下滑。但“千余年来，汉藏间之贸易，即以边茶为正宗（其他各货，仅属附带），我以茶叶济彼，彼则以其特产售我，两区间政治经济关系之连接，民族感情之融洽，莫不以此为纽带”aam的汉藏关系借茶而依存融洽的历史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康藏公路通车，内地茶业可以大量快速运抵西藏，改变了以前由于路途遥远，藏民边茶难求的局面。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藏民生活中的吃茶问题，人民政府除了在四川等省产茶区生产数量更多、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茶叶以供给藏区需要之外，还积极改进生产技术，提供独立试验从事茶叶生产和种植，大大促进川康藏族地区藏民生活的改善。占据西藏茶叶市场近半个世纪的印茶，随着中印自卫反击战、中印贸易的停止而最终退出了西藏历史舞台。
布罗代尔曾指出：“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aan
茶马古道正是这样一条融合之道。茶在汉藏等不同“民族单位”之间流动，对于凝聚中华民族起着重要作用。各民族在长期的迁徙、流动和物品交流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和信仰也相互碰撞、融合、互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沿途的一个个村落，有的是单一民族居住，有的是多个民族共居、多种信仰并存，相邻的村子可能是同一民族，也可能是不同的民族，但人们彼此尊重各自的信仰文化，相互通婚，相互学习和借鉴对方的衣食住行习俗。一个民族可以说多种邻族的语言，甚至在一个民族的服饰里都混合着多个民族服饰的要素，一种宗教里包含了多民族宗教因素。小到一个家庭内部，可以有来自多个民族的家庭成员，多种信仰并存。
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域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各民族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各民族是如何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 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 舒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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