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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 2017年合刊
  • 2016年合刊
  • 2015年合刊
  • 2014年下
  • 2014年上
  • 2013年合刊
  • 2012年合刊
  • 2011年第一期
  • 2008年第四期
  • 200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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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炳灵寺洞沟区石窟发展初探 (周玉州)

      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城西南50公里的黄河北岸,坐落在杨塔乡与王台乡之间的小积石山的群峰之中,是我国重要的石窟之一,主要包括上寺区、下寺区和洞沟区三部分。炳灵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窟龛是开创于十六国时期西秦建弘元年a(420年)的169窟,后来经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明各代继续开凿与修缮终成现今规模。洞沟区是炳灵寺藏传佛教发展的重要地区,因其地处峡谷深处,近代以来很少受人们关注。但这里保留了很多精美的明代藏传佛教遗迹,对于研究明代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藏传佛教在炳灵寺的传播

      炳灵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佛教发展中心,其发展历程经历了汉传佛教向藏传佛教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不仅仅是佛教发展形态的转变,而且还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吐蕃末期,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因朗达玛实行的灭佛运动而遭受严重的影响,导致藏传佛教在藏地长达一百多年的沉寂。“赞普朗达玛灭佛之时,有杰地方人藏·绕色、博东地方人约·格穷、堆龙地方人玛·释迦牟尼三人以一头骡子驮载律藏经典由吉祥曲沃日地方逃往阿里,以后又到葛禄逻地方,因为没有翻译,未能利益众生,又绕过霍尔地方,到了朵思麻的安穷南宗和丹底水晶寺。”b从此,藏·绕色等三人便在此地收徒弘法。在炳灵寺志中说,从前在益格浪谷居住着一位大成就者,有人说益格浪谷可能是约格浪谷,是由大成就者约·格迥之名而来。c由此可见,在9世纪中期约·格迥等三位大成就者在达玛灭佛期间携带大量律藏经典来到丹底寺、炳灵寺一带,并在此收徒传播藏传佛教,到10世纪中后期又通过“下路弘传”将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西藏,开启了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因此,炳灵寺藏传佛教的发展与传播在整个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元朝时期,中央王朝大力推崇藏传佛教并通过“凉州会谈”确立藏传佛教萨迦派为其在西藏的法定代理人,管理西藏的政教事务。“凉州会谈”的发起者是窝阔台汗的第二个儿子阔端。窝阔台汗1241年去世以后阔端被封为西凉王,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在此期间西凉王阔端为攻取西藏,于1244年8月派遣多达那波为金字使者,带着邀请诏书和礼物前往西藏,迎请享有“学富五明”崇高声望且具有代表西藏僧俗势力能力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到凉州会晤,共同商谈西藏的归属问题。1246年萨迦班智达应阔端邀请,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到达凉州,并于1247年初与阔端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从而使整个西藏地区归附元朝统治,使之正式划入元朝版图。萨迦班智达与八思巴等叔侄三人到达凉州后开展了系列宗教活动,尤其是八思巴因为学习教法和在凉州为萨迦班智达的圆寂做超荐法事,在内地居住了很多年,并且在河州接受了比丘戒律。因此,萨迦派教法及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已有藏传佛教传承的炳灵寺地区的藏传佛教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明朝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多封众建”的怀柔政策,因此大量高僧前往京城进行朝贡觐见。炳灵寺所处的永靖地区临近黄河,是从西藏前往北京的重要交通要道,来往于藏区和内地的僧侣络绎不绝。因此作为佛教重要活动场所的炳灵寺融入大量藏传佛教元素,得到不断壮大和繁荣。明代炳灵寺的藏传佛教石窟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很少重新开龛立窟,一般是在前代窟龛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重绘,洞沟区的诸多石窟便是以这种方式进行重构。因此,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地区的传播是汉藏佛教相互融合的重要表现。

      清代时期,炳灵寺地区的藏传佛教继续发展,先后出现嘉杨隆珠、禅僧旦增坚措、云迦玛锐、罗藏云旦、嘉祥沃色、嘛尼仓等六大活佛转世系统。嘉杨隆珠二世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前往北京朝觐康熙帝,被敕封为“灌顶”禅师呼图克图,并赐册文、玉印、珍珠伞、孔雀扇,还准乘八抬绿轿。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又颁赐《甘珠尔》大藏经一百零八卷,《诸品集咒经》一卷,并发度牒二十七张。同时还颁布了周围各地群众对寺院的差役负担的规定。d嘉杨隆珠四世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去北京朝觐,住在雍和宫,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去青海迎接六世班禅一同去北京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大寿,被封为呼图克图护国大师,并颁发度牒十五张。e可见清朝康乾时期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发展的盛况。但是在清朝末年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社会发展现状,炳灵寺屡遭战乱及土匪的侵扰而逐渐没落。

      纵观藏传佛教在炳灵寺的发展历程,它是藏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史,是藏族文化与周围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汉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佛教在洞沟区的发展及现状

      洞沟区是炳灵寺石窟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炳灵下寺与上寺之间(见图1f),目前主要为藏传佛教洞窟遗址,是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地区发展的另一个中心。

      1963年4月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洞沟区的窟龛进行了编号,共计编号八个。王亨通与杜斗城联合主编的《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中详细记述了上述八个窟龛的内容,其中佛教壁画是这些洞窟遗存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年代主要是在明代绘制。从目前所能够查阅的史料文献来看,鲜有关于洞沟区佛教发展的相关记载,但是从现存的石窟形制及内容来看,可大致推断其开凿年代远不止明代。如第3窟保存现状虽然不容乐观,窟内配置已经损毁,壁画也被火焚烧过,但从其窟顶的穹庐顶配置来看,此窟的开凿可以追溯到唐代,甚至是唐代以前。

      再如第8窟的形制与下寺区第3窟以及第147窟、上寺区第3窟极为相似,而下寺第3窟和第147窟都是盛唐时期的佛教洞窟,因此洞沟8窟也很有可能是盛唐时期开凿的洞窟,而到了明代又进行了重修和重绘。g因为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拥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有足够的实力进行大型窟龛的开凿。而事实也是如此,炳灵寺地区的窟龛有三分之二开凿于唐代。而明代在炳灵寺地区的佛事活动与唐朝时期的做法完全不同,明代从事佛事活动的一大特点是不开设新窟,而是着重对前代洞窟进行改造,即重修和重绘。而开凿如第8窟这样大型的洞窟需要有一定的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撑,否则是很难完成的。

      明朝时期,洞沟区的藏传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从现存的洞窟壁画中便可以得到证实。另外,在甘肃临夏地区近代著名诗人、学者张思温h的《炳灵寺纪游诗》中提到“坐佛庄严卧佛瞑,灵岩无复看传灯。幢幡敛影风铃寂,空说前朝千五僧”。其中“前朝千五僧”的说法是根据当时炳灵寺的朱喇嘛讲述,在明朝时期炳灵上寺和下寺的僧人一共有一千五百人,i足见明代时期炳灵寺佛教发展的繁荣盛况。另外,同样是在张思温的《炳灵寺纪游诗》中提到“洞沟深邃草花香,弥勒一龛倚谷旁。奇树数章芝有盖,卧看山景对斜阳”。诗人在对这几句诗的注释中讲到:“洞沟为一深谷,蜿蜒而上有窟八区。昔有殿宇僧舍,经乱皆废。谷中草木密茂,有树名‘札木颗’,形似野榆,有小果实甘可食,朱喇嘛言系藏榆,为炳灵寺独产之木。今只存大树数章,幸免斧斤,应加保护。有一本干生一木芝若盖,尺许大,余初见之,后为考古阎先生采归。又有草名‘完尕儿香’,干叶花通体皆香,闻昔者藏民至炳灵寺,必至此沟拜弥勒龛乃还,龛在沟尽处,其地辟也。”j由此可见,洞沟区虽然地处深谷,但曾经是藏民到炳灵寺之时必来朝拜之地,可见此地昔日佛教发展之繁盛。

      另外,在清朝时期,洞沟区曾是炳灵寺多位转世活佛的灵骨安葬之地。炳灵寺在历史上有六大转世活佛系统,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内蒙古地区巴音浩特的名僧吉美成来坚措来炳灵寺朝拜,为僧众讲经传法,博得了僧众和地方居士的尊重。由于他佛学造诣深厚,僧俗信徒们将寺权布施于他,恭奉他为寺主。他圆寂后,被追认为为炳灵寺第一位转世活佛,即嘉杨隆珠一世。之后,相继产生了禅僧旦增坚措、云迦玛锐、罗藏云旦、嘉祥沃色、嘛尼仓等五位活佛。其中嘉杨隆珠活佛三世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初三因病圆寂,其骨灰安置于洞沟自然洞泥塔。k此后,嘉杨隆珠活佛四世、五世、六世分别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道光十二年(1832年)安葬于洞沟泥塔;嘉杨沃色活佛二世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月十二日圆寂,以及三世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圆寂、四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圆寂,他们的骨灰也都安葬在洞沟泥塔或石塔内。l洞沟区在清朝时期因其地处幽静的深谷之中,而且是炳灵寺藏传佛教发展的重要场地,因此此地成为炳灵寺两大活佛转世系统活佛圆寂后灵骨的安葬之地,从康熙五十四年至光绪二十二年这181年之间共有7位活佛的灵骨安葬在此。这也是清朝时期洞沟区藏传佛教继续发展的重要表现。
    炳灵寺因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地区的战乱而遭到破坏,致使大量寺庙建筑被烧毁,又因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战乱使得炳灵寺最终成为一片废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其往日的辉煌成为历史的陈迹。直到1951年9月,中国著名学者冯国瑞到炳灵寺进行初步考察后发表《炳灵寺石窟勘查记》一文,才引起国内诸多学者和相关文化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由此,中央文化部联合西北文化部于1952年9月组织美术、考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成立考察团,对炳灵寺进行了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勘察,

      并首次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编号。时隔11年后的1963年4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再次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第二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勘察。在这次勘察活动中发现了169窟著名的西秦建弘元年墨书题记,轰动了全国石窟考古界。此后,又有北大阎文儒、宿白等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带队来到炳灵寺考察,随着相关学术成果的不断问世,炳灵寺辉煌的佛教艺术逐渐被世人所知,炳灵寺昔日的辉煌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洞沟区作为炳灵寺石窟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近几年来的石窟勘测中工作人员对其做了详细记录。根据相关勘测报告记录,洞沟区现存石窟八个,虽然有些石窟破坏比较严重,但有些石窟还是比较好地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佛教遗迹,能够充分反映出当年佛教繁荣发展的盛况。如第8窟为比较大型的石窟,深6.15米、宽6.3米、高2.9米,窟外两侧崖壁上浮雕喇嘛塔六座,窟顶绘佛教八宝图案。如此大型的洞窟明清时期很少见,而在盛唐时期比较兴盛,因此,此窟的开凿时间很有可能可以追溯到唐代。值得一提的是第2龛北壁正中有一块墨书方格题记,上部为草体藏文,下部为汉文。另外在高坛基上有墨书藏文六字真言,龛内绘有大面积壁画,彩绘佛像的背光和头光,在佛像的头光之间分别绘有藏传佛教各教派祖师像。第7龛位于洞沟最里面,利用自然洞穴略加修整成摩崖浅龛,龛内正壁开三个小浅龛,中间龛放置一尊米拉日巴石雕像,高70厘米,m而其壁画大部分已风化剥落。第5窟是洞沟区现存壁画最多而且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洞窟,壁画内容涉及五佛及八大菩萨、千手观音、米拉日巴祖师像等内容。

      三、洞沟石窟现存内容分析

      洞沟区石窟自清末以来长期受战乱影响,各个洞窟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正如上文所述临夏诗人张思温对洞沟的描述:“洞沟为一深谷,蜿蜒而上有窟八区。昔有殿宇僧舍,经乱皆废。谷中草木密茂,有树名‘札木颗’,形似野榆,有小果实甘可食,朱喇嘛言系藏榆,为炳灵寺独产之木。今只存大树数章,幸免斧斤,应加保护。有一本干生一木芝若盖,尺许大,余初见之,后为考古阎先生采归。又有草名‘完尕儿香’,干叶花通体皆香……”文中提及“考古阎先生”为北大教授阎文儒先生,阎文儒教授曾于1963年8月偕三位弟子从北京来到炳灵寺实地考察。就在此时,本地诗人、学者张思温闻听此消息,慕名前来炳灵寺加入考察队伍。上述诗词中对洞沟区的见闻便是作者在此时与阎文儒教授一起考察洞沟石窟时所得。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洞沟区石窟窟前的庙宇建筑已经被长期的战乱所毁,但是当时的洞沟区还保留了很多珍惜的自然植被,如锅盖大的灵芝、珍稀的藏榆大树数章、名为“完尕儿香”的珍贵香草等。但是自“文化大革命”以后,洞沟区的这些自然资源也已荡然无存。再加之此地地处偏僻的深谷之中,许多洞窟被牧羊人当做临时的羊圈使用,使得尚且存留的石窟遗迹遭到进一步破坏。为保护洞沟石窟免遭继续破坏,1994年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为其设置了围墙。

      目前洞沟区有编号的石窟共计8个,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1龛位于洞沟西崖最下层,利用自然洞穴开凿而成,洞窟形制为圆形,穹庐顶。窟内壁画基本全部脱落,仅剩三身佛像的头光和身光,头光为圆形,且在中间背光两侧绘有弟子像。可见这些背光之前应该有对应的佛像雕塑,可惜现已不存。此三身背光的位置在窟内左侧,因此,窟内同样规格的佛像有可能不止这三尊,只是其他的佛像及背光已毁和剥落。另外,从现存的壁画遗迹来看,其绘画风格属于明代,但壁画有叠压现象,应该是明朝时期在前代的壁画内容之上重新描绘。此外,在洞窟内散落大量泥质佛塔擦擦,其形制基本相同,但有大中小三种体量的差别。

      第2龛(见图2)位于第1龛北侧,同样是利用天然洞穴修整而成。龛内保留壁画内容较多,从其绘画风格来看同样是属于明代。龛内正壁彩绘五身佛像的背项光,其前方应该对应的有五尊佛像,可惜现在已不存。佛背光之间共绘有五尊胁侍菩萨,皆头戴宝冠,袒露上身,下着长裙,裙带下垂。在佛像头光之间分别彩绘藏传佛教各教派祖师像,从南到北依次为宗喀巴、阿底峡、西哇措、萨班·贡噶坚赞、莲花生。n其中有四身佛像头光上部分别对应的彩绘金翅鸟的形象,金翅鸟嘴中都衔有一条绿色小蛇。在每一身金翅鸟的左右两侧都绘有一位保持对称姿势的天人形象,在每一位天人背后同样有一条粗壮的绿色大蛇。在南壁上部绘四身菩萨坐像,下部残存菩萨立像一尊。北壁外侧彩绘千手千眼观音立像一身,观音头顶上部绘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左侧绘四臂观音一身。在千手千眼观音右侧描绘一位西藏高僧讲经图,高僧头戴尖顶僧帽,身穿降红色僧衣,结跏趺坐于法座之上。高僧前有或站或坐的十一位弟子在静听佛法,高僧右下侧有绘有一男一女藏族人形象,应为供养人。在高僧法座左侧则绘有两位辩经的僧人,在这两位僧人上部为一块方格形墨书题记。题记上部为草体藏文,下部为汉文,汉文内容为:说□□□/圣众普度临兰西向/佛等如一切僧俗/等听法授/戒超度三/代□远十/类孤魂早/得超生。在高坛基上有墨书藏文六字真言。在本龛壁画中也能够发现有两层壁画叠压的现象。

      第3龛与第2龛仅一墙之隔,龛内火烧痕迹明显,窟顶为穹庐顶,南壁残存有被火烧黑的壁画,正中绘一座门阕形建筑,门内绘有持伞天王像一身,头戴宝冠,身着铠甲、战裙,门阕左侧边框绘护法像四身,均骑于飞奔的马背之上;门阕上部绘有观音像两身。

      第4龛位于第3龛北上部,龛内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其壁画等内容已毁,但龛内土坯可见两层壁画痕迹。

      第5龛(见图3)位于第4龛北上部,内有高台基,平顶,无造像,但壁画内容保存较为完整。正壁(西壁)彩绘五方佛,从南到北依次为无量寿佛、弥勒佛、释迦牟尼佛、燃灯佛、药师佛。o此为横三世与竖三世佛的组合,应为表达三世十方世界支佛之意。释迦牟尼佛两侧为迦叶和阿难,宝座正面描绘护法像,在宝座方格内绘狮子和力士像,头光之上绘蓝色的金刚总持。五方佛头光之间即壁画的最上层从南到北依次彩绘元旦沃、宗喀巴、阿弥陀佛、多尔吉强、龙树菩萨、阿底峡、夏尕旦尖措。五方佛下部从南到北依次为吉祥天母、六臂第一护法、六臂第二护法、犀牛大海。p南壁、北壁的壁画题材为八大菩萨,南壁分为内外两层墙体,外层绘有四大菩萨,内层绘有送子观音和四臂观音像。窟顶绘莲花图案和圆轮梵文六字真言图案。窟外南北两侧各绘千手千眼观音一身,观音上部各绘米拉日巴坐像一身,窟外北壁绘天王像两身。从壁画剥离状况来看,皆有壁画叠压的痕迹。

      第6窟从现存情况来看曾长期被牧羊者占据,窟内壁画已破坏殆尽。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窟南壁上存有使用木炭书写的题记:大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七日/河州北塬二会二社/祁福来/在此。由此题记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在清朝光绪年间洞沟区的佛教发展已逐渐衰落,以致游人可以随意在窟龛内题字留念。

      第7龛位于洞沟最深处,为摩崖浅龛,龛内正壁开三个小浅龛,中间浅龛内现存米拉日巴雕像一尊,其余两小龛内应该也曾放置雕像,现已不存。龛内有两层壁画痕迹,但现已模糊不清。

      第8窟(见图4)是洞沟最大的石窟,现存高台基、石塔残件等,窟内壁画均已剥落,仅存窟顶小片吉祥八宝题材壁画。窟顶靠近窟口处浮雕二龙戏珠,现已脱落。窟外两侧崖壁上浮雕喇嘛塔六座,窟门左侧也残存小型喇嘛塔一座。从现存崖壁上密密麻麻的桩眼来看,本窟曾经是一座具有气势恢宏的窟前建筑的重要石窟寺。

      综上所述,炳灵寺洞沟区石窟现存的主要佛教遗迹为壁画、浮雕塔、佛像雕刻、佛塔擦擦等内容,其中壁画基本上是明代在原来的石窟壁画之上重绘的,其题材都是藏传佛教内容;浮雕塔的造型为喇嘛塔,也是藏传佛教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明朝时期洞沟区的佛教表现形式主要是藏传佛教,而且其造窟特点是很少重新开窟立龛,而是在原有窟龛基础上加以改造,使其成为表现本派教法内容的窟龛。从现存壁画内容及第7龛米拉日巴雕像来看洞沟区藏传佛教主要流传的是噶举派教法内容。

      四、结语

      炳灵寺地区地处汉藏交界之地,其藏传佛教的发展与汉藏两地的关系密不可分。尤其是自元朝西藏正式划入中国版图以后,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取代汉传佛教成为本地佛教发展的主要内容。洞沟区藏传佛教便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到明朝时期,把前代佛教窟龛全部改造成为藏传佛教形式,使藏传佛教在此地发展到鼎盛阶段。经长期战乱及自然风化等原因的影响,炳灵寺洞沟区窟龛虽然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还是保存下来很多重要的藏传佛教遗迹。这些佛教遗迹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现存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产,而且充分体现了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繁荣发展以及汉藏文化的密切交流。

      
    * 周玉州: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
    a 王惠民在《炳灵寺建弘纪年应为建弘五年》一文中认为炳灵寺169窟的墨书题记“建弘元年”是“建弘五年”的笔误。
    b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112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c 详见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217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d 详见郭友实主编:《炳灵寺史话》,69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e 详见郭友实主编:《炳灵寺史话》,70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f 此图出自张宝玺、王亨通主编:《昔日炳灵寺》,11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g 康明达、王亨通:《炳灵寺洞沟区石窟调查记》,载《丝绸之路》,2001(S1)。
    h 张思温(1913~1996),字玉如,甘肃省临夏市人,建国后曾任甘肃省政协委员、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等职,曾分别于51岁、62岁、70岁三上炳灵寺,对炳灵寺摩崖题记作了系统整理,并在炳灵寺留下了诸多诗篇。
    i 张思温:《张思温诗选》,郭栋、赵忠选辑,192~193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
    j 张思温:《张思温诗选》,郭栋、赵忠选辑,192~193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
    k 详见郭友实主编:《炳灵寺史话》,69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l 详见郭友实主编:《炳灵寺史话》,76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m 王亨通、杜斗城:《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246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n 详见王亨通、杜斗城主编:《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247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o 详见王亨通、杜斗城主编:《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248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p 详见王亨通、杜斗城主编:《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249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 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研究 (范明霞)

      一、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概述

      (一)国内外染色工艺历史及研究综述

      植物染色,顾名思义,是通过自然界生长的植物进行萃取,并以萃取物为相应的物品进行染色的一种工艺。

      1.我国染色工艺历史及研究综述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古代人民就已经能够利用彩色石头进行壁画的创作,到了晚期,天然的植物染色也被古代智慧的先人们发现,从古书的记载和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在西周就开设了专门管理染色的官职——“染人”,至此以后,历朝历代均设立了与染色相关的机构或部门,较为出名的有秦代的“染色司”、唐宋的染院、明清的“蓝靛所”。

      在植物染色工艺上,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工记》作为我国首部工艺规范及标准概述,记录了先秦时期我国练丝、纺绸、手绘、刺绣等纺织工艺,对织物色彩和纹样进行了翔实的叙述;西晋时代的《南方草木状》中更是记载了如何从苏木中能提取黄色染料的方法;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记载了多种植物染料的提炼方法;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则列明了20多种颜料的来源、染制和定色的方法。

      明清时期,我国在满足了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还利用丝绸之路进行植物染料的出口贸易,可见我国的植物染色工艺发展历史悠久,有着相当雄厚的积淀,只不过随着化工业的发展,植物染色工艺的身影日益变得模糊起来,只有在地域偏远,科技发展速度慢的偏远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传统的植物染色工艺。

      我国目前对植物染色的研究成果较少。飞渡、李鹏a对贵州苗家的植物染色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阐述了纯天然染料的健康。张璇b在《岭南传统染料植物与染色研究》中,对岭南地区瑶族、苗族、黎族等少数民族的植物染色进行探究。张正学就云贵地区植物染色开展了调研,并发现市场、消费者,以及植物染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严艳c则对大理白族扎染的传统工艺进行了分析,并对图案设计加以探讨。

      2.染色工艺历史及研究综述

      作为两河流域文化的发源,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就已经掌握了植物染色技术。作为古埃及的瑰宝和世界文化奇迹的金字塔,其墓壁上红色和红色的染色织物就是最好的佐证。

      公元前550年希腊开设羊毛手工纺织和染色的工作坊,开启染色生产工作。罗马自远古时期开始,经过纽克里特人的努力将海螺分泌物经氧化后得到的染料泰尔紫用在毛织品上染鲜艳紫蓝色,作为身份的象征。

      在西方植物染色出现情况来看,欧洲存有滞后性,直到公元1371年,才开始有所起色。相关的染色、印花的记载资料出现,这就表明在此以前,染色和印花所用的染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动、植、矿物染料,可见其植物染色工艺的发展起步虽然较晚但胜在发展迅猛。借助西方技术与革命的契机,文化层面上运用植物染色的几率上升。

      随着植物染色的出现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植物染色工艺展开研究。

      约在2500年前,印度已有从茜草中提取茜红、蓝草提取靛蓝来给棉织品染色的记录。而随着印度的生产力发展,印度在植物染色的研究上从染料逐步转移到应用上。印度专家J. Raghava Rao基于天然染料的优点,用天然材料对皮革染色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J. P. Mathur对天然染料印度楝树皮在羊毛染色工艺上的提升进行了探究。另外,印度使用超声波和微波证实了在微波和超声波的影响下,天然染料会使棉织物获得更高的上色率。

      日本大和民族在植物染色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不仅从天然植物中完成了提取和开发,更凭借媒染剂进行染色研究。小見山、 二郎、櫻井等d在《天然染料的棉布的浓颜色坚固的染色》一文中对天然染料对棉织物染色的媒染剂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就媒染剂与金属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近年,日本将植物染色运用到其他领域。伍浩松、张炎阐述了日本使用植物染料技术进行海水提铀的观点。

      韩国最早的植物染色可以追溯到高丽时期。韩国古代早期的天然染料染色,有时会产生色差。而这是随着染料提取方法,配制方法,所用溶剂以及染色方法的不同而变化的。除此之外,安恩卿e以韩国纺织品为代表,对自然染料进行普及。并从起源、特点、自然染料种类等不同层次描述的基础上,举例分析了韩国市场中纺织品的自然染料应用。

      (二)研究意义

      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与现代染色工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代表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心血的凝练,随着大家对环保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重视,对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开展研究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而且少数民族的植物染色工艺是少数民族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同化,这种文化标识正在逐渐消失,更显弥足珍贵。

      从文化方面,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是古代先民们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而对其展开研究,就是对传统文化最好的继承,避免优秀传统文化的断层与流失。

      从环保方面,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能够真正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避免化学染料对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污染问题。

      从艺术方面,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能够得到丰富而鲜艳的属于大自然缔造的色彩,通过不同色相的渲染加工,能够使物品表现出极为丰富多变的层次感,在优雅细腻中更显艺术品位。

      从市场方面,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热度日益提高,环保产品必然将成为未来市场的主流,而植物染色恰好能够满足其市场需求,尤其在高端市场的需求已经十分显而易见。

      二、植物染料的来源分类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植物染料资源丰富,尤其在我国少数民族仍保留着植物染色的传统工艺,据有关统计,目前记载有至少1000—5000种植物可以提取出色素,构成了植物染料庞大的家族体系。根据目前的植物染料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茶叶:茶叶作为我国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除了饮用的功效外,其老叶是一种资源丰富的植物染料,经相关研究发现,红茶、绿茶、乌龙茶、普洱茶都能够作为染料。

      中药:绝大多数中药材都可以做植物染料,是植物染料选材最多的来源。

      木本植物: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含有色素的木本植物,其树皮、树根、树枝、树叶都可以用来作为植物染料。

      草本植物:除了人工种植的草外,野生的杂草也可以选用为植物染料,如葎草、

      荩草、飞机草等。

      水果:有些水果的果壳含有色素,可用于植物染料。比如李子皮可以提取紫红色,草莓可以提取红色。

      蔬菜:蔬菜除了具有食用价值外,有些还可以作为染料,比如丝瓜叶、洋葱皮。

      植物染料来源丰富,可以从人工种植的植物中提取,可以从农副产品的废弃物中提取,可以从野生植物中提取。

      三、少数民族植物染色代表性工艺的技术原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传统染色工艺方面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其中,以云贵地区及岭南地区少数民族植物染色技术尤为突出,以苗族蜡染、白族扎染、黎锦絣染为例。

      (一)苗族蜡染

      以苗族为例,蜡染作为苗族极具代表性的染色技术,在苗族服饰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染料的提取

      1.苗族多选用植物作为染色的染料,且不同的植物会得到不同的颜料。

      蓝色可选用蓼蓝,将其放入特制的木桶中,加入石灰水进行发酵处理,经过数日沉淀,其沉淀物就是靛蓝染料。

      黑色可采用野杜鹃、板栗、野山柳等野果的果实,将其捣碎成泥,并用水熬成浓液,将沉淀的残渣清除,并加入分装的皂矾等固色剂,加热煮沸后便得到乌黑的颜色。

      黄色可选用栀子、槐花及石黄等,将其捣烂后泡入染缸制成染液,栀子能得到深黄色,槐花能得到浅黄色。

      红色可采用椿树皮、茜草等,将其切成小块放入锅中,文火慢煮,直到锅中的水全成为红色为止。

      绿色可选用绿条刺,取其皮,并加入明矾,熬成染液。

      灰色可选取烟子、油麻杆、稻草等,将烟子研磨成细粉,放入水中进行蒸煮即可;而油麻杆、稻草则需要将其燃烧成灰后,加入锅中煮,倘若想要使颜色更亮一些,可添加少许的碱、酒等。

      2.染料染色工艺

      在操作蜡染工艺前,需要准备一把蜡刀或一支蜡刀笔和一碗蜂蜡,然后准备好染色的染料。接下来,便是蜡染的制作工序:

      第一步,熔蜡,即将蜂蜡用火进行熔化,使其成为液体状。温度最好维持在60~70度之间,倘若温度过高,则会使蜡液渗浸范围过大,导致花纹模糊不清,温度过低则会不易让织物粘上蜡液。

      第二步,滚布,将被染织物的一端放在滚筒上,压上石板或木板,人将两只脚踩在两端进行摆动,反复压磨织物,使织物变得平整光滑,便于下一步操作。

      第三步,绘图,用蜡刀或蜡刀笔蘸取蜂蜡熔液,在织物上描绘需要的图案或花纹,不同的用途与个人审美标准的差异,造成描绘的主题与方法的不同。描绘时要注意覆盖均匀、适度。画好后,将织物平整放置或悬挂,使其自然风干,经过反复检查与修补,确认图案完整后即可准备浸染。

      第四步,浸染,以靛蓝为例,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配置染料,一般是每公斤蓝靛加二两酒和十斤水,充分搅拌后,加入适量的石灰水静置几天,将绘好图的织物放入染液中浸染,期间需不停搅动,使浸染均匀,时间越长,浸染越充分,然后将织物捞出,进行晾晒,风干后重复浸洗,这样反复几次,再将织物捞出进行清洗,漂洗干净后放入沸水中除蜡,等到蜡迹彻底除尽后,晒干即可。被蜡覆盖的部分保留原色,而其他地方被染成蓝色,各种图案花纹变换,使织物变得更加绚丽生动、丰富多彩。

      (二)白族扎染

      位于云南大理的白族,拥有一门独特的传统染色工艺,2006年,大理白族扎染被文化部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白族引以为傲的瑰宝。

      1.染料的特殊性

      白族扎染主要以蓝靛为主,而染料的选取上则是我们较为熟悉的植物——板蓝根。众所周知,板蓝根作为预防感冒的药材,但殊不知,白族竟然以板蓝根作为原料制作扎染的染料。白族扎染的关键,就在于用板蓝根制作染料。将板蓝根的叶和茎按照一定比例加石灰和水,在松木桶里浸泡,每天用染棒进行捣打,在水起泡后,进行沉淀、上架、去渣等流程,经过一周的反复操作,由于水分的蒸发,传统扎染的蓝靛就完成了。

      2.染料染色工艺

      大理白族扎染在制作上主要有八项流程,分别是画纹样、手工缝扎、浸泡、染布、晾晒、漂洗、拆线及漂洗熨烫。其中以手工缝扎和染布技艺作为关键所在。由于缝扎时,针线的松紧程度会影响布料上色的深浅及纹路,除此之外,染布的次数和技巧更是对布料最终成色有所影响。

      除此之外好的扎染,需要优秀的染料和原料。板蓝根配以白族农家手织土布,青里带翠,素雅含蓄。而板蓝根的药性,使得扎染过的衣服具有消炎清凉作用。

      (三)黎锦絣染

      位于海南的黎族,有一门独门秘籍,它不仅是黎族千百年来的智慧结晶,也是对植物染色技艺的突破与肯定。

      1.染料

      黎锦所需的染料均来自于海南岛上的植物与动物资源。在植物染料的选取上主要有棉类植物、麻类植物和染料植物共十余种。用于黎锦织造的材料主要有:

      首先是海岛棉。海岛棉作为海南特有的棉布材料,所出的纤维具有细长、富有丝光、强力较高的特点。

      其次是木棉。木棉由于其果实纤维的缘由,不得不依附于木棉蒴果壳体内壁,由内壁细胞发育生长而成。木棉纤维由于长度较短、强度低、抱合力差和缺乏弹性,

      单独纺纱,所以一般作为辅料使用。

      2.工艺

      用于黎锦织造所用之染料分别为板蓝、蓼蓝、假蓝靛、乌墨、枫香、山蓝、苏木、谷木、黄姜、落葵等。而整个黎锦织造工序分为轧花、搓条、纺纱等八个工序。f 

      黎锦引以为傲的四大工艺:纺、染、织、绣。纺,指手捻纺纱,是人类最古老的纺纱工艺,主要工具包括手捻纺轮和脚踏纺车;染,指植物染料染色,在黎族方言区,一种被称之为“绞缬染”的扎染技术,秉承先扎经后染线再织布的特点将扎、染、织的工艺融会贯通、巧妙结合,成为我国染色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四、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介绍及应用

      我国少数民族染色工艺历史悠久,且应用十分广泛,主要涉及日常的吃穿用度,常见的三种古法染布成为“三缬”。也就是绞缬、蜡缬和夹缬。即便现在科技、技术发展迅猛,使用至今的染布方法所染的手工布仍然成为广大人民健康、无害的代名词,深受喜爱。

      绞缬,又叫扎染。扎染染布法被大理白族人称为疙瘩花布或疙瘩花。目前,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周城村的大仓、庙街等地仍保留着这一传统技艺,在大理的大街小巷都能随处可见各种色彩艳丽的扎染装饰品以及服装、鞋帽等,到处洋溢着鲜明的地方色彩。大理喜洲白族分支在原有图案艺术、古代结扎技法和现代印染工艺相结合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研究出了彩色扎染这种符合现代人民需求的新的手工印染技术。利用扎缝时的差异,造成染色的深浅不一,形成不同纹样的艺术效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白族地区出现了“反朴法仿扎染”的工艺制品,以色彩艳丽、层次深远的图案花纹博得游客及外来人士的喜爱。

      蜡缬,别名蜡染,始于汉代,至今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沿用。大多数苗族妇女的衣服及日用品都是蜡染制成。安顺、普定一带的苗族妇女则通过在衣服上装扮一些蜡染的花纹,染上多种颜色,使得服饰更加多彩艳丽。蜡染工艺在苗族比较普遍外,在瑶族、壮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中也很大众化。

      夹缬,顾名思义,就是利用雕板在绸棉等织物上夹染出预定的效果,最早始于隋唐,《辞源》中也有对此提及。g早些年间,夹缬布一度成为浙南地区嫁女娶媳的必备品,苍南宜山镇八岱村也因盛产夹缬布而名声远扬。但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目前正面临失传。

      近些年来,工业化带来的严重污染使得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的生存环境不断受到威胁,健康与环保意识得以进一步提高,而对于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品质也越来越严苛,为此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人才开始加大对环保产品研发的物质与精力的投入,进而使植物染色工艺重新被启用,并在继承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对工艺等进行改进优化处理,比如,可医治皮炎的艾蒿色织物,具有防虫、杀菌、护肤及防过敏的功效的茜草、靛蓝色织物。

      五、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的发展前景分析

      植物染色工艺具有取材天然,安全无公害的特征,且有许多种类还有益身体健康,因此经过植物染色的商品自身附加值增加,也越来越受到追捧,尤其在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开始着手加强对植物染色工艺的研究投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看来,仍存在一些不足,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针对植物染色工艺技术的改进与提升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植物染料的原料供应。

      如果用于工业化生产,必须保证原料供应的充足,过去单纯的民间手工操作已很难支撑,惟有规模化种植,不断提高原料产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植物染料提取技术的专业化。

      传统提取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染色加工的连续性与高效性,应尽早实现染料提取的专业化技术改进,提高提取纯度与产量的同时还要实现有效缩短提取时间,从而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第三,染色助剂的改进。

      在传统的植物染色工艺中采用的染色助剂都比较原始,大多是废物再利用,其中包含的有效成分过少,染色效率低,且还会产生二次污染,如靛类植物还原剂酒糟溏渣。另外有些媒染剂固色效果并不好,也会对人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在工业化生产中,必须要对染色助剂进行改进,通过精加工或使用其他代替物等处理方式,提高染色效率与质量,尽可能地实现工艺流程的简化。

      第四,商品功能属性的拓展。

      有些植物染料本身属于中药材范畴,具有天然的保健功能,如果能够对其中的有效成分进行合理的利用,使其充分发挥药效作用,有效促进人体的健康,从而使商品的功能属性得到拓展,同时也会提升商品的附属价值,增大利润空间。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与环保意识的提高,未来健康商品的市场空间将会得到明显扩大,更多宣扬安全无害有益健康的采用植物染色技术的商品将会层出不穷。

      六、总结

      少数民族的植物染色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的先辈们通过无数次的实践与失败中获得的来之不易的经验瑰宝,我们应该采取有效措施,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况且如今的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的热点与难点,人们对健康与环保的追求愈加强烈,而植物染色工艺恰好有着天然无公害的自然优势,势必会得到人们的喜爱,整个市场环境也将会发生改变,而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植物染色工艺来实现工业化生产,更好地适应市场,将会成为诸多企业寻求创新与突破的问题所在。目前已经有很多企业纷纷转型,开始着力于改进植物染色工艺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传统的植物染色工艺必然会焕发新的青春与活力。

      

      

      
    * 范明霞:中国民族博物馆助理馆员。
    a 飞渡、李鹏:《苗家食色一隅,植物染色更健康》,载《烹调知识》, 2008(10X)。
    b 张璇:《岭南传统染料植物与染色研究》,载《华南农业大学》,2012。
    c 严艳:《大理白族扎染的传统工艺与图案设计》,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2)。
    d 小見山、二郎、櫻井等:《天然染料による綿布の濃色で堅牢な染色》,実践女子大学生活科学部紀要,2006(43)。
    e 安恩卿:《浅谈自然染色——以韩国纺织品为例》,载《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8(14)。
    f 陈琛:《黎锦织造工艺技术的初步研究》,南京大学,2014。
    g 刘安定、叶洪光、李强:《唐宋时期夹缬织物中的文字研究》,载《丝绸》,2017(4)。

  • 浅论古籍装帧形式的演变 (白晓璇 白雪松)

      书籍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标志之一,它继承着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遗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期,先民便将文字写于甲骨与青铜之上,“简策成为书写材料后,其记言、记事都呈现出了一定的系统性,我国正式意义上的图书遂告出现”。a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古籍文献,书籍装帧形式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并受到民族、地域、文化及实用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形成了多样化的装帧艺术。本文拟结合实物资料,对古籍装帧形式的演变进行简要介绍。

      一、 概念界定

      (一)古籍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古籍”,前辈学者们聚讼纷纭,观点不尽相同。曹之先生在《中国古籍版本学》一书中对当时古籍概念存在的几种观点作了总结与评析,其观点已被广大学者接受,尤其是对古籍界定的下限年代,学术界已普遍认可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抄写、印刷的图书为“古籍”。b然而,在古籍界定的上限年代,即古籍的最初形式上,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对现有的几种争论归纳如下:

      1.以结绳书为最早的古籍

      杨永德先生认为,对“书”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简策书开始,经过众多的装帧形态,一直到现代的书籍,这是狭义的理解;从书籍装帧的初期形态结绳书开始,经过众多的装帧形态,到现代的书,是广义的理解。他在探讨书籍装帧形式问题时,使用的就是广义的概念。c

      2.以竹简木牍为最早的古籍

      《说文解字》中认为:“著于竹帛,谓之书。”钱存训先生认为:“雕铸或印盖在坚固材料上的各种文字记录,都不能称为‘书籍’。中国书籍的形式,始自竹简的运用,继以帛书、木牍、纸卷。”d

      3.以甲骨文为最早的古籍

      邱陵先生认为:“甲骨刻辞是应该是我们最早的书,因为这是有实物可证的。”e

      李致忠先生认为,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文字,甲骨上记载着占卜的记录,且中间钻孔、串联成册,“殷周时期的甲骨,有记事的内容、有装订的形式,所以我们把它们统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且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初期书籍。f

      魏隐儒先生认为:“在三千年前的殷代后期,就有了记载占卜吉凶事件的图书,那时用作图书材料的不是纸,而是把文字用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面。……把卜辞记载下来,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面,这就是最早的书。”g

      奚椿年先生认为,甲骨、金石、竹帛等材料上的记载是古人有目的地记录下来的,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思想,也传播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信息,与现代的书一样,具有共同的特征与功能,而且后期历史阶段的书都是由这些文字记载发展而来的,所以甲骨文等文字记载也是书的一种,而其中时代最早的就是甲骨文。h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书籍是文字的载体,我国古代用于记录文字的载体多种多样,纸的大量使用是在东晋时期,然而在更遥远的历史中,先人们将文字记录在甲骨、青铜器、简牍、缣帛等材料上。笔者认为这些材料是古籍的初始形态,古籍是由它们发源而来,但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古籍。此处探讨的装帧形式,主要是针对古代书写或刊印在纸张上装订成册的书籍。

      (二)装帧的概念

      20世纪 30 年代,丰子恺先生从日本引入了“装帧”这个词汇。当时中国所指的“装帧”,是指将纸张折叠起来,进行装订,最后附上书皮封面的过程。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中,“装”与“帧”分别有着不同的含义。《大辞典》中解释,“装”一共有四种含义,其中第四种是指“书册装订的形式,如线装、精装”;“帧”共有三种解释,其中第三种是“量词。画一幅,相片一张,叫帧”。明代《藏书纪要》中对装订有这样的陈述:“装订书籍,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大雅,厚薄得宜,精致端庄,方为第一。”可见古人常将装订作装帧使用。

      笔者在本文中采用的概念是李致忠先生的:装帧的“内容包括书籍的版式设计,封面、插图设计,及装订形式和水准设计”i。包括古籍的装订形式(即外部设计)与版式设计(即内部设计)两方面。

      二、演变过程

      我国古籍的装帧形式多种多样,根据时代不同,有着不同的变化。李致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大抵经历过简策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制度三大不同阶段,而具体的装帧形式则先后流行过简策装、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等十种。而笔者认为,书籍的装帧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历史情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最初的文字是记录在甲骨文、青铜器和玉石上的,在历史的发展中,竹简、纸张逐渐取代了原有的那些书写材料,故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石经和玉版可作为古籍的初始形态。现将各类形态结合实物资料介绍如下:

      (一)初期形态

      1.甲骨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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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故宫博物院藏殷王武乙(文丁?)贞问祭祀先公先王卜骨      图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毛公鼎铭文拓片

      通过考古发现,在河南殷墟出土了大量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图1)。所刻文字纵向成列,每列字数不一,皆随甲骨形状而定。由于甲骨文字型尚未规范化,字的笔画繁简悬殊,刻字大小不一,所以横向难以成行。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作为文字载体的材质。

      2.青铜器铭文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或称“金文”, 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毛公鼎的铭文达500 字(图2)。因此,人们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也看作是古代的重要文献。

      3.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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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故宫博物院藏秦石鼓及拓片

      《墨子》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的话,表明墨子生活的春秋战国之前,就存在有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在现存石刻文字实物中,最早的要算是唐朝初年在陕西发现的10个石鼓,每个鼓身的周围都刻有文字(图3)。后世刻书也常采用石头为材料,如东汉的《熹平石经》、三国魏的《正始石经》等。

      4.玉版

      关于使用玉来记载文字,在《韩非子·喻老》中就有“周有玉版”的话,说明周代就以玉为文字的载体了。大戴《保傅》说:“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素问》说:“著之玉版,每旦读之,名曰玉玑。”北宋时发现的诅楚文,就是把文字记在玉上的,字体与石鼓文大体相同,也考定为周代的遗物,但后来实物就散失了。a1942年,在河南曾发现十几片玉片与和石片,上面有墨写的文字,内容就是古人盟誓的载书。

      (二)简策形态

      简策,是对用竹、木简制作书籍时代装帧形式的总称,始于殷商,秦汉时最为盛行。《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说明简策在商代已经出现了,它们的使用时间很长,直到东晋末年才逐渐以纸代替简策。在纸出现和大量使用之前,它们是主要的书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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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居延汉简

      简策书已经具备了书籍装帧的基本形态,其文字的载体是竹和木。把竹子加工成统一规格的竹片,再放置火上烘烤,蒸发其中的水分,防止日久虫蛀和变形,然后在竹片上书写文字,仍沿袭甲骨文、金文的竖写直行、由右而左的款式,这就是竹简(图4)。《左氏传序疏》说:“单执一扎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竹简再以革绳相连成“册”,称为“简策”。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

      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是早期书籍装帧比较完整的形态,在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并行的还有木牍,牍是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与竹简不同的是木牍以片为单位,一般着字不多,多用于书信。

      (三)卷轴形态

      1.帛书卷轴装

      竹简的材料易得,制作工序也不复杂,但也有缺点。一是笨重,秦始皇时每日批阅公文用简达120斤,西汉东方朔上书,用简近3000片。其二,竹木简的长度宽度都有一定限制,除书写文字以外,很难适应绘制地图、作画等其他要求。而缣帛虽然价格昂贵、产量较少,但其分量轻、质地柔软、幅宽面广、易于着墨的优点使之很快成为与竹木简并行的书写材料。

      帛书,就是指写在丝织品上的书,或者说是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而制成的书。明罗颀《物原》说:“史籀始墨书于帛。”早在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已经出现了帛书。之后经秦、汉、三国,直到晋朝纸书盛行以前,帛书大约流行了千年左右。不过在帛书流行的过程中,简策也并未灭绝,而是几乎与帛书同时流行到纸书盛行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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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湖南省博物馆藏西汉帛书《周易》

      缣帛易朽坏,很难见到出土实物。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出土了一批帛书(图5),其中有著名的老子《道德经》甲、乙本,此外还有《周易》、《战国策》、《左传》、《天文占星》、《医经》等二十多种书。自从这批帛书出土以后,真正古代帛书的形象才大白于人间。从出土实物看,帛书的制作与装帧基本上是在模仿简策图书。版式上,一般上下绘有边栏,类似简策图书上下两端的编绳,两行文字中间用竖线隔开,就像竹、木简之间自然形成的条格界线;装订上,也是仿简策书籍卷起,但在末尾装有木轴,而后以木轴为中心,从后向前卷起,中间系好以免散开,称为“卷子装”,也称“卷轴装”。由于缣帛比较珍贵,所以其装帧都很考究,可分为卷、轴、缥、带四部分。卷即绢帛,轴是用以旋转、舒卷的木片,缥是保护卷子的书衣,带是用来缚扎的。为了便于检阅,在卷口用籤条标上书名,称为“籖符”,又称“签条”。所用的材料因时代不同而异,汉代以竹简为签,汉唐以后都用象牙。

      2.纸书卷轴装

      帛书的产生,适应并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特别是到了秦汉以后,封建社会趋于成熟,社会文化更加发展,因而帛书也就逐渐暴露了它的弱点。因为其生产有限,显得特别贵重,如果继续使用缣帛写书,不但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文化需要,反而会形成科学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一种兼备缣帛优点而又非常便宜的新书写材料出现了。

      纸的发明,并经过蔡伦改进技术,但纸书并没有马上取代简策和帛书。直至东晋末年,才由政府下令,写书一律用纸,并规定了写书用纸的颜色标准和规格。由于纸书同样具有帛书的柔软和便于卷舒的优点,所以手写的纸书出现并盛行以后,乃至早期印本书,尤其是佛经,其装帧方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还是采取了卷轴装的形式。这无论从文献记载和实物留存都能得到充分的证实。生活在三国至西晋时的傅咸曾作有《纸赋》,说当时的纸书“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应当是最早对纸书卷轴装的形象描绘,可见三国两晋时期的纸制书籍已是卷轴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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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敦煌研究院藏卷轴装《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纸书卷轴装有简装与精装之分。简装纸书用普通纸和带漆或不带漆的木棒,不加任何装饰地从尾朝首卷起,如敦煌石室中保存的大量遗书就是这种简易的卷轴装(图6)。精装的卷轴装主要表现在轴、签、带的使用上,“缥”用丝织的绫锦,“带”用丝织的彩带,“签”、“轴”常常镶嵌象牙、珊瑚、金、玉等贵重物品。《隋书·经籍志》中说:“隋炀帝即位,秘阁之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大唐六典》说:“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

      卷轴装到唐代已经非常完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化发达,其缺点也日益明显。卷子一般都比较长,阅读时要边拉边卷,文字越多,卷子越长,阅读起来越不方便,要查检某一段落,尤为麻烦。到唐代后期,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与普及,纸书装帧首先出现从卷轴形态到册页形态过渡的旋风装、经折装形式。

      3.旋风装

      关于旋风装的形制,历来说法不一。刘国钧、郑如斯《中国书的故事》把一反一正折叠的长卷叫做经折装,并说:“后人因为它同印度来的梵文贝叶经的形式相象,就称之为‘经折装’或‘梵夹装’”,又把首尾用厚纸粘连的经折装称为旋风装,因为这样“在拿取时,就不会有散开的扯断书叶的危险,如果从第一叶翻起,直翻到最后,仍可接连翻到第一页,回环往复,不会间断;因此就把它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是经折装的变形”。大体上认为旋风装类似于经折装,又把经折装等同于梵夹装。a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则认为“旋风装是由印成单页粘成长幅后,再折叠起来的”,也把旋风装定义为折叠的形式。k直到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l、《古书旋风装考辨》m、《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n对旋风装作出翔实的考证,才彻底结束了学术界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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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故宫博物院藏旋风装《刊谬补缺切韵》        图8 敦煌研究院藏粘页装《妙法莲华经》

      现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图7),向我们展示了旋风装的形制。该书共五卷,凡二十四页,首页单面书写,其余二十三页均为双面书写,所以共是四十七面,每面三十五行(部分三十六行)。其装帧形式,是以一比书页略宽的长条纸作底,除首页因系单面书写,全幅裱于底纸右端外,其余二十三页因均系双面书写,故以每页右边无字空条处,逐页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在首页末尾的底纸上。“收藏时,从首向尾卷起,外表仍是卷轴装,但打开来翻阅时,除首页全裱于底纸上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页翻转。” o

      旋风装是从卷轴形态装帧到册页形态装帧的过渡形式。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它既具备册页装帧的基本特点,又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形。至于“旋风”的得名,因故宫所藏《唐写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一书经长期卷舒后,书页很像空气分成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而形成的旋风,所以称作“旋风装”,因展开平放时错落粘连、形如鳞次,又名“龙鳞装”。

      (三)册页形态

      1.粘页装与缝缋装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前,粘页装与缝缋装并无实物可循,世人对其的认识主要源自宋代张邦基的《墨装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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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敦煌研究院藏缝缋装《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

      宋代张邦基在《墨装漫录》中引用了王洙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作书册粘页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这里谈到书的制作方法用“粘”,就是把书叶粘在一起,所以称为“粘页装书”。基本是将纸单面书写,把有字的一面作为正面,相向对折,无字的一面作为背面。除第一叶上半叶和最后一叶下半叶外,各叶背面统统涂上浆糊,按顺序粘连,成为一册。

      《墨装漫录》云:“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扶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这里谈到的“缝缋”,就是指缝缋装书。缝缋装“这种装帧书籍的书叶多是把几件书叶叠放在一起对着,成为长方形一叠,几叠放在一起,用线串连。……这样装订的书多是先装订,再书写,然后裁切整齐”。在敦煌遗书中,这种形态装帧的书有不少,中国、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都有发现。在日本,现在还可以看到用缝缋方法装帧的书籍。p

      2.经折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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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敦煌研究院藏《佛说无量大慈教经》、《佛说续命经》、《佛说地藏菩萨经》等经文合册

      经折装,也称为“折子装”。名为“经”,大概因为与佛经有关,名为“折”,大概因为采用了折叠的形式。是将一幅长卷沿着文字版面按照一定的宽度一正一反地连续折叠,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在首末两页上分别粘贴硬纸板或木板作为护封而成(图10)。经折装是在卷轴装的形式上改造而来的。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阅读书籍的需求增多,卷轴装的许多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经折装首先是从佛经开始的。唐朝时佛教在中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善男信女普遍诵经。传统书籍的卷轴装给诵经带来不小的麻烦。卷轴装形式的书,展开后如不用镇纸压住,会自行回卷,和尚诵经时,打开的经卷必须压住,很不方便。于是在佛教界便首先出现了经折装这种形式。所以一场针对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写有文字的整幅经卷沿内文空隙,按照一定的行数或宽度,一反一正地折叠起来,形成一个长方形,完全展开以后为长卷,在某种意义上仍保留了卷轴的痕迹。这是经折装的简单形式,阅读时容易散开。虽有此不足,但在收藏、阅读时却不用卷舒,非常方便,是书籍制作的一大进步。后来有人针对经折装的弊病作了进一步改进:用一张整纸对折起来,作为书籍的封面、封底,并将其与书的首页、末页粘接在一起。这样在阅读时,书便不会散开了。这种折叠形式始于唐代,沿用到北宋。

      3.梵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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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梵夹装示意图

      

      梵装,也称梵夹装。它并不是从中国古代书籍装帧演变而来,“而是专指古印度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梵文佛教经典的装帧”q,后传入中国。(图11)

      印度境内盛产贝多罗树,树叶宽而长,表面光洁,所以古代印度佛经一般书写在这种树叶上。梵夹装的制作方式是:将书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内容顺序排好,然后用两块经过刮削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下各一块夹住,整齐以后在中间穿洞系绳。因其以竹木板夹住,内容又是梵文佛经,所以谓之“梵夹”,古代也习惯于以“夹”作为佛经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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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敦煌研究院藏梵夹装《唯识三十论要释》

      中国的古代也有类似梵夹装的书籍装帧形式,敦煌藏经洞便出土有梵夹装的经文。北京图书馆藏有五代时期回鹘文的《玄奘传》,其制作材料是纸,但采取的是单页长条双面书写的形式,显然是在模拟印度的贝叶经。其装帧方式也是集数页为一叠,每页中间都画有红色圆圈,显然也在模拟贝叶红穿洞结绳的遗迹。后世印刷的藏文佛经,很多都是采用这种形式,存世的也并不罕见。但这种装帧形式阅读时需要逐页取下,检索更谈不上方便,读后收藏也极费精力,所以“后世虽有模仿,但并没有成为图书装帧的主流形式”r。

      4.蝴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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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蝴蝶装示意图                   图14 敦煌研究院藏蝴蝶装《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

      蝴蝶装,简称蝶装,因书页展开似蝶形而得名,是由经折装演化而来的。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已经趋于盛行,而且印刷的数量相当大,以往的装帧形式已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印刷业。经过反复研究,人们发明了蝴蝶装的形式,盛行于宋朝,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图13)

      其装帧形式是将每张印好的书页以版心为中缝线,把有字的纸面相对折起来,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以折边居右戳齐成为脊,而后再在书脊处用浆糊或其他粘连剂逐页彼此粘连,粘贴成册,然后裁齐成书,再装上硬纸作封面,便成一册书。这种装帧形式,从外表看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页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飞翔,故称蝴蝶装。

      唐代中国开始出现雕版印刷术,宋代以后,雕版印书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雕版印书必须将一书分成若干版,一版一版地雕刻印制,印出来的书也相应地成为若干单页。传统的各种装帧已经不能适应新工艺制作的图书,于是出现了蝴蝶装。同时,蝴蝶装的特点是版心向内,单边向外,使书心得以保护。《明史·艺文志序》说:“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蝴蝶装在宋元时期盛极一时。

      5.包背装

      纵然蝴蝶装的优点有很多,但这种装帧也有弱点,即所有的书叶都是单叶,不但开卷使人看到的都是无字的反面,而且在翻阅时需经过两个背面的空白,翻两次才能看一页书,翻检极为不便,人们针对这一缺点进行改革,于是出现了包背装。

      包背装是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由于是正折书页,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页书页,依顺序摞好,而后戳齐左边书口,压稳。然后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用纸捻装订成册,将书的天头、地脚处剪切齐,在书脊上刷浆,再用整张封面纸从书脊到书的上下两面包上,封面于书脊处粘住,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包背装。包背装解决了蝴蝶装翻两次才能看一页书的问题,大约南宋后期开始出现,经过元朝,一直沿用到明朝中叶,甚至到了清代,一些官印书籍仍采用包背装的形式。但是,如果经常翻看则会因粘连不牢而散开,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线装慢慢出现了。

      6.线装

      线装指用线来装订书籍,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是我国书籍装帧技术发展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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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 线装书示意图                                                图16 毛装书

      线装书的起源大概在北宋末年或南宋初年,明朝中叶以后逐渐盛行。明朝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要求也日渐提高,书籍的流通更加频繁,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变革。蝴蝶装、包背装均是逐页粘连,费工费时。如果经常翻阅,非常容易散开。为解决这一问题,线装便逐渐流行起来了。采用线装的古籍现在依然不难见到,所以对其装帧学术界没有异议。线装与包背装在折页方面没有任何区别,但不用整纸包背作书衣。而是将封面裁成与书页大小相同的两张,前后各一张,与书页同时戳齐。而后将天头、地脚,左边余幅裁齐,即可打眼用线装订了(图15)。这是古代最为进步的一种装帧方式,外形美观又很实用,所以流行的时间也比较长。
    线装还有四种特殊的装帧形式:

      (1)毛装

      毛装形式在折叶和装订方法上与包背装没有任何区别,即仍然以版心为轴线,合叶折叠,集数叶为一叠,整齐书口,然后再书脊内侧打两眼或打四眼,用纸捻穿订,砸平。区别在于天头地脚及书脊毛茬自任,不用剪齐,也不用加封皮。这种毛茬参差而又纸捻粗装不要封皮的装帧形式称“毛装”,也称作“草装”(图16)。

      毛装书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种是官刻书,特别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的书,通常都要赠送给皇亲贵戚,因不知受书者如何装潢于是就毛装发送;另一种情况就是手稿,作者写完一章一节,为不使页码章节错乱,常常简单装订起来,毛毛糙糙、边缘参差。

      (2)套装、函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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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 故宫博物院藏锦面锦函《太上三光注龄资福延寿妙寿经》(明永乐四年沈度泥金写本)

      线装书因软面书携带不便,所以加入书函、书套中(图17)。有些用硬纸做成,包在书的前后左右四面;有些以木作匣;有些有夹板放在书的上下,左右各用两带束缚;有些用纸盒盛装。

      (3)夹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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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 夹页书                                                         图19 金镶玉

      有些线装书内文用纸很薄,书页印好后,在折页时加进一张稍厚一点的白纸,或其他颜色的纸,这页纸并不印刷(图18)。这种做法一是为了使书页加固、硬挺一些;二是避免因纸薄透印影响阅读效果。清代后期,这种装订方法应用很普遍。

      (4)金镶玉

      金镶玉是一种补缀旧书的方法,因旧书被虫蛀蚀,或纸张薄脆,所以通过在书页里面衬上白纸,使天头、地脚及书脊三边都镶衬出白色的衬纸,再用纸捻将衬纸与书页重新装订,使经过镶裱衬纸的古籍既保持了原始的装帧形式,又使天头、地脚和书脑三面得以加宽,古籍版本得以拓宽,而原书页不易再受到损伤,从而延长古籍寿命。修补后的古籍线装书,黄色的书页衬以洁白柔韧的棉连纸衬托下,有着黄中透白、白中衬黄的颜色,所以才叫做“金镶玉”,扬州人称“袍套衬”,据说此法于明代(图19)。

      三、结语

      根据上文的总结,笔者制作出了中国古籍装帧形式发展简表,内容如下:

      综上所述,古籍的装帧形式是随着书写材料、制作技术、传布方法和社会需要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新的装帧形式出现后,并不是立即取代旧的形式,旧形式依然在某些书籍上继续沿用,故同一时代可能同时使用有多种装帧形式,一种装帧形式的流行时间也不仅限于某一朝代。我国古籍装帧艺术历史久远,形式多样,技术卓绝,在世界书籍装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前人的研究让我们对古籍装帧形式有了丰富的认识与学习,而大量现存的实物资料和不断增加的考古发现也期待着更为深入的讨论和探索。

      

      
    * 白晓璇:北京市文物进出境鉴定所副主任科员。
    白雪松: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a 何卜吉:《中国图书知识》,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
    b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c 杨永德:《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d 钱存训编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15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e 邱陵编著:《书籍装帧艺术简史》,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f 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g 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3页,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
    h 奚椿年:《中国书源流》,1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i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12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j 刘国钧、郑如斯:《中国书的故事》,5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k 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154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l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m 李致忠:《古书旋风装考辨》,载《文物》,1982(2)。
    n 李致忠:《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载《文献》,2004(2)。
    o 李致忠:《古书旋风装考辨》,载《文物》,1982(2)。
    p 杜伟生:《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59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q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136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r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55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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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炳灵寺洞沟区石窟发展初探 (周玉州)

      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城西南50公里的黄河北岸,坐落在杨塔乡与王台乡之间的小积石山的群峰之中,是我国重要的石窟之一,主要包括上寺区、下寺区和洞沟区三部分。炳灵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窟龛是开创于十六国时期西秦建弘元年a(420年)的169窟,后来经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明各代继续开凿与修缮终成现今规模。洞沟区是炳灵寺藏传佛教发展的重要地区,因其地处峡谷深处,近代以来很少受人们关注。但这里保留了很多精美的明代藏传佛教遗迹,对于研究明代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藏传佛教在炳灵寺的传播

      炳灵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佛教发展中心,其发展历程经历了汉传佛教向藏传佛教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不仅仅是佛教发展形态的转变,而且还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吐蕃末期,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因朗达玛实行的灭佛运动而遭受严重的影响,导致藏传佛教在藏地长达一百多年的沉寂。“赞普朗达玛灭佛之时,有杰地方人藏·绕色、博东地方人约·格穷、堆龙地方人玛·释迦牟尼三人以一头骡子驮载律藏经典由吉祥曲沃日地方逃往阿里,以后又到葛禄逻地方,因为没有翻译,未能利益众生,又绕过霍尔地方,到了朵思麻的安穷南宗和丹底水晶寺。”b从此,藏·绕色等三人便在此地收徒弘法。在炳灵寺志中说,从前在益格浪谷居住着一位大成就者,有人说益格浪谷可能是约格浪谷,是由大成就者约·格迥之名而来。c由此可见,在9世纪中期约·格迥等三位大成就者在达玛灭佛期间携带大量律藏经典来到丹底寺、炳灵寺一带,并在此收徒传播藏传佛教,到10世纪中后期又通过“下路弘传”将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西藏,开启了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因此,炳灵寺藏传佛教的发展与传播在整个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元朝时期,中央王朝大力推崇藏传佛教并通过“凉州会谈”确立藏传佛教萨迦派为其在西藏的法定代理人,管理西藏的政教事务。“凉州会谈”的发起者是窝阔台汗的第二个儿子阔端。窝阔台汗1241年去世以后阔端被封为西凉王,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在此期间西凉王阔端为攻取西藏,于1244年8月派遣多达那波为金字使者,带着邀请诏书和礼物前往西藏,迎请享有“学富五明”崇高声望且具有代表西藏僧俗势力能力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到凉州会晤,共同商谈西藏的归属问题。1246年萨迦班智达应阔端邀请,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到达凉州,并于1247年初与阔端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从而使整个西藏地区归附元朝统治,使之正式划入元朝版图。萨迦班智达与八思巴等叔侄三人到达凉州后开展了系列宗教活动,尤其是八思巴因为学习教法和在凉州为萨迦班智达的圆寂做超荐法事,在内地居住了很多年,并且在河州接受了比丘戒律。因此,萨迦派教法及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已有藏传佛教传承的炳灵寺地区的藏传佛教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明朝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多封众建”的怀柔政策,因此大量高僧前往京城进行朝贡觐见。炳灵寺所处的永靖地区临近黄河,是从西藏前往北京的重要交通要道,来往于藏区和内地的僧侣络绎不绝。因此作为佛教重要活动场所的炳灵寺融入大量藏传佛教元素,得到不断壮大和繁荣。明代炳灵寺的藏传佛教石窟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很少重新开龛立窟,一般是在前代窟龛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重绘,洞沟区的诸多石窟便是以这种方式进行重构。因此,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地区的传播是汉藏佛教相互融合的重要表现。

      清代时期,炳灵寺地区的藏传佛教继续发展,先后出现嘉杨隆珠、禅僧旦增坚措、云迦玛锐、罗藏云旦、嘉祥沃色、嘛尼仓等六大活佛转世系统。嘉杨隆珠二世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前往北京朝觐康熙帝,被敕封为“灌顶”禅师呼图克图,并赐册文、玉印、珍珠伞、孔雀扇,还准乘八抬绿轿。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又颁赐《甘珠尔》大藏经一百零八卷,《诸品集咒经》一卷,并发度牒二十七张。同时还颁布了周围各地群众对寺院的差役负担的规定。d嘉杨隆珠四世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去北京朝觐,住在雍和宫,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去青海迎接六世班禅一同去北京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大寿,被封为呼图克图护国大师,并颁发度牒十五张。e可见清朝康乾时期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发展的盛况。但是在清朝末年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社会发展现状,炳灵寺屡遭战乱及土匪的侵扰而逐渐没落。

      纵观藏传佛教在炳灵寺的发展历程,它是藏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史,是藏族文化与周围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汉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佛教在洞沟区的发展及现状

      洞沟区是炳灵寺石窟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炳灵下寺与上寺之间(见图1f),目前主要为藏传佛教洞窟遗址,是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地区发展的另一个中心。

      1963年4月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洞沟区的窟龛进行了编号,共计编号八个。王亨通与杜斗城联合主编的《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中详细记述了上述八个窟龛的内容,其中佛教壁画是这些洞窟遗存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年代主要是在明代绘制。从目前所能够查阅的史料文献来看,鲜有关于洞沟区佛教发展的相关记载,但是从现存的石窟形制及内容来看,可大致推断其开凿年代远不止明代。如第3窟保存现状虽然不容乐观,窟内配置已经损毁,壁画也被火焚烧过,但从其窟顶的穹庐顶配置来看,此窟的开凿可以追溯到唐代,甚至是唐代以前。

      再如第8窟的形制与下寺区第3窟以及第147窟、上寺区第3窟极为相似,而下寺第3窟和第147窟都是盛唐时期的佛教洞窟,因此洞沟8窟也很有可能是盛唐时期开凿的洞窟,而到了明代又进行了重修和重绘。g因为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拥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有足够的实力进行大型窟龛的开凿。而事实也是如此,炳灵寺地区的窟龛有三分之二开凿于唐代。而明代在炳灵寺地区的佛事活动与唐朝时期的做法完全不同,明代从事佛事活动的一大特点是不开设新窟,而是着重对前代洞窟进行改造,即重修和重绘。而开凿如第8窟这样大型的洞窟需要有一定的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撑,否则是很难完成的。

      明朝时期,洞沟区的藏传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从现存的洞窟壁画中便可以得到证实。另外,在甘肃临夏地区近代著名诗人、学者张思温h的《炳灵寺纪游诗》中提到“坐佛庄严卧佛瞑,灵岩无复看传灯。幢幡敛影风铃寂,空说前朝千五僧”。其中“前朝千五僧”的说法是根据当时炳灵寺的朱喇嘛讲述,在明朝时期炳灵上寺和下寺的僧人一共有一千五百人,i足见明代时期炳灵寺佛教发展的繁荣盛况。另外,同样是在张思温的《炳灵寺纪游诗》中提到“洞沟深邃草花香,弥勒一龛倚谷旁。奇树数章芝有盖,卧看山景对斜阳”。诗人在对这几句诗的注释中讲到:“洞沟为一深谷,蜿蜒而上有窟八区。昔有殿宇僧舍,经乱皆废。谷中草木密茂,有树名‘札木颗’,形似野榆,有小果实甘可食,朱喇嘛言系藏榆,为炳灵寺独产之木。今只存大树数章,幸免斧斤,应加保护。有一本干生一木芝若盖,尺许大,余初见之,后为考古阎先生采归。又有草名‘完尕儿香’,干叶花通体皆香,闻昔者藏民至炳灵寺,必至此沟拜弥勒龛乃还,龛在沟尽处,其地辟也。”j由此可见,洞沟区虽然地处深谷,但曾经是藏民到炳灵寺之时必来朝拜之地,可见此地昔日佛教发展之繁盛。

      另外,在清朝时期,洞沟区曾是炳灵寺多位转世活佛的灵骨安葬之地。炳灵寺在历史上有六大转世活佛系统,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内蒙古地区巴音浩特的名僧吉美成来坚措来炳灵寺朝拜,为僧众讲经传法,博得了僧众和地方居士的尊重。由于他佛学造诣深厚,僧俗信徒们将寺权布施于他,恭奉他为寺主。他圆寂后,被追认为为炳灵寺第一位转世活佛,即嘉杨隆珠一世。之后,相继产生了禅僧旦增坚措、云迦玛锐、罗藏云旦、嘉祥沃色、嘛尼仓等五位活佛。其中嘉杨隆珠活佛三世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初三因病圆寂,其骨灰安置于洞沟自然洞泥塔。k此后,嘉杨隆珠活佛四世、五世、六世分别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道光十二年(1832年)安葬于洞沟泥塔;嘉杨沃色活佛二世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月十二日圆寂,以及三世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圆寂、四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圆寂,他们的骨灰也都安葬在洞沟泥塔或石塔内。l洞沟区在清朝时期因其地处幽静的深谷之中,而且是炳灵寺藏传佛教发展的重要场地,因此此地成为炳灵寺两大活佛转世系统活佛圆寂后灵骨的安葬之地,从康熙五十四年至光绪二十二年这181年之间共有7位活佛的灵骨安葬在此。这也是清朝时期洞沟区藏传佛教继续发展的重要表现。
    炳灵寺因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地区的战乱而遭到破坏,致使大量寺庙建筑被烧毁,又因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战乱使得炳灵寺最终成为一片废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其往日的辉煌成为历史的陈迹。直到1951年9月,中国著名学者冯国瑞到炳灵寺进行初步考察后发表《炳灵寺石窟勘查记》一文,才引起国内诸多学者和相关文化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由此,中央文化部联合西北文化部于1952年9月组织美术、考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成立考察团,对炳灵寺进行了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勘察,

      并首次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编号。时隔11年后的1963年4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再次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第二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勘察。在这次勘察活动中发现了169窟著名的西秦建弘元年墨书题记,轰动了全国石窟考古界。此后,又有北大阎文儒、宿白等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带队来到炳灵寺考察,随着相关学术成果的不断问世,炳灵寺辉煌的佛教艺术逐渐被世人所知,炳灵寺昔日的辉煌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洞沟区作为炳灵寺石窟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近几年来的石窟勘测中工作人员对其做了详细记录。根据相关勘测报告记录,洞沟区现存石窟八个,虽然有些石窟破坏比较严重,但有些石窟还是比较好地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佛教遗迹,能够充分反映出当年佛教繁荣发展的盛况。如第8窟为比较大型的石窟,深6.15米、宽6.3米、高2.9米,窟外两侧崖壁上浮雕喇嘛塔六座,窟顶绘佛教八宝图案。如此大型的洞窟明清时期很少见,而在盛唐时期比较兴盛,因此,此窟的开凿时间很有可能可以追溯到唐代。值得一提的是第2龛北壁正中有一块墨书方格题记,上部为草体藏文,下部为汉文。另外在高坛基上有墨书藏文六字真言,龛内绘有大面积壁画,彩绘佛像的背光和头光,在佛像的头光之间分别绘有藏传佛教各教派祖师像。第7龛位于洞沟最里面,利用自然洞穴略加修整成摩崖浅龛,龛内正壁开三个小浅龛,中间龛放置一尊米拉日巴石雕像,高70厘米,m而其壁画大部分已风化剥落。第5窟是洞沟区现存壁画最多而且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洞窟,壁画内容涉及五佛及八大菩萨、千手观音、米拉日巴祖师像等内容。

      三、洞沟石窟现存内容分析

      洞沟区石窟自清末以来长期受战乱影响,各个洞窟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正如上文所述临夏诗人张思温对洞沟的描述:“洞沟为一深谷,蜿蜒而上有窟八区。昔有殿宇僧舍,经乱皆废。谷中草木密茂,有树名‘札木颗’,形似野榆,有小果实甘可食,朱喇嘛言系藏榆,为炳灵寺独产之木。今只存大树数章,幸免斧斤,应加保护。有一本干生一木芝若盖,尺许大,余初见之,后为考古阎先生采归。又有草名‘完尕儿香’,干叶花通体皆香……”文中提及“考古阎先生”为北大教授阎文儒先生,阎文儒教授曾于1963年8月偕三位弟子从北京来到炳灵寺实地考察。就在此时,本地诗人、学者张思温闻听此消息,慕名前来炳灵寺加入考察队伍。上述诗词中对洞沟区的见闻便是作者在此时与阎文儒教授一起考察洞沟石窟时所得。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洞沟区石窟窟前的庙宇建筑已经被长期的战乱所毁,但是当时的洞沟区还保留了很多珍惜的自然植被,如锅盖大的灵芝、珍稀的藏榆大树数章、名为“完尕儿香”的珍贵香草等。但是自“文化大革命”以后,洞沟区的这些自然资源也已荡然无存。再加之此地地处偏僻的深谷之中,许多洞窟被牧羊人当做临时的羊圈使用,使得尚且存留的石窟遗迹遭到进一步破坏。为保护洞沟石窟免遭继续破坏,1994年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为其设置了围墙。

      目前洞沟区有编号的石窟共计8个,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1龛位于洞沟西崖最下层,利用自然洞穴开凿而成,洞窟形制为圆形,穹庐顶。窟内壁画基本全部脱落,仅剩三身佛像的头光和身光,头光为圆形,且在中间背光两侧绘有弟子像。可见这些背光之前应该有对应的佛像雕塑,可惜现已不存。此三身背光的位置在窟内左侧,因此,窟内同样规格的佛像有可能不止这三尊,只是其他的佛像及背光已毁和剥落。另外,从现存的壁画遗迹来看,其绘画风格属于明代,但壁画有叠压现象,应该是明朝时期在前代的壁画内容之上重新描绘。此外,在洞窟内散落大量泥质佛塔擦擦,其形制基本相同,但有大中小三种体量的差别。

      第2龛(见图2)位于第1龛北侧,同样是利用天然洞穴修整而成。龛内保留壁画内容较多,从其绘画风格来看同样是属于明代。龛内正壁彩绘五身佛像的背项光,其前方应该对应的有五尊佛像,可惜现在已不存。佛背光之间共绘有五尊胁侍菩萨,皆头戴宝冠,袒露上身,下着长裙,裙带下垂。在佛像头光之间分别彩绘藏传佛教各教派祖师像,从南到北依次为宗喀巴、阿底峡、西哇措、萨班·贡噶坚赞、莲花生。n其中有四身佛像头光上部分别对应的彩绘金翅鸟的形象,金翅鸟嘴中都衔有一条绿色小蛇。在每一身金翅鸟的左右两侧都绘有一位保持对称姿势的天人形象,在每一位天人背后同样有一条粗壮的绿色大蛇。在南壁上部绘四身菩萨坐像,下部残存菩萨立像一尊。北壁外侧彩绘千手千眼观音立像一身,观音头顶上部绘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左侧绘四臂观音一身。在千手千眼观音右侧描绘一位西藏高僧讲经图,高僧头戴尖顶僧帽,身穿降红色僧衣,结跏趺坐于法座之上。高僧前有或站或坐的十一位弟子在静听佛法,高僧右下侧有绘有一男一女藏族人形象,应为供养人。在高僧法座左侧则绘有两位辩经的僧人,在这两位僧人上部为一块方格形墨书题记。题记上部为草体藏文,下部为汉文,汉文内容为:说□□□/圣众普度临兰西向/佛等如一切僧俗/等听法授/戒超度三/代□远十/类孤魂早/得超生。在高坛基上有墨书藏文六字真言。在本龛壁画中也能够发现有两层壁画叠压的现象。

      第3龛与第2龛仅一墙之隔,龛内火烧痕迹明显,窟顶为穹庐顶,南壁残存有被火烧黑的壁画,正中绘一座门阕形建筑,门内绘有持伞天王像一身,头戴宝冠,身着铠甲、战裙,门阕左侧边框绘护法像四身,均骑于飞奔的马背之上;门阕上部绘有观音像两身。

      第4龛位于第3龛北上部,龛内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其壁画等内容已毁,但龛内土坯可见两层壁画痕迹。

      第5龛(见图3)位于第4龛北上部,内有高台基,平顶,无造像,但壁画内容保存较为完整。正壁(西壁)彩绘五方佛,从南到北依次为无量寿佛、弥勒佛、释迦牟尼佛、燃灯佛、药师佛。o此为横三世与竖三世佛的组合,应为表达三世十方世界支佛之意。释迦牟尼佛两侧为迦叶和阿难,宝座正面描绘护法像,在宝座方格内绘狮子和力士像,头光之上绘蓝色的金刚总持。五方佛头光之间即壁画的最上层从南到北依次彩绘元旦沃、宗喀巴、阿弥陀佛、多尔吉强、龙树菩萨、阿底峡、夏尕旦尖措。五方佛下部从南到北依次为吉祥天母、六臂第一护法、六臂第二护法、犀牛大海。p南壁、北壁的壁画题材为八大菩萨,南壁分为内外两层墙体,外层绘有四大菩萨,内层绘有送子观音和四臂观音像。窟顶绘莲花图案和圆轮梵文六字真言图案。窟外南北两侧各绘千手千眼观音一身,观音上部各绘米拉日巴坐像一身,窟外北壁绘天王像两身。从壁画剥离状况来看,皆有壁画叠压的痕迹。

      第6窟从现存情况来看曾长期被牧羊者占据,窟内壁画已破坏殆尽。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窟南壁上存有使用木炭书写的题记:大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七日/河州北塬二会二社/祁福来/在此。由此题记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在清朝光绪年间洞沟区的佛教发展已逐渐衰落,以致游人可以随意在窟龛内题字留念。

      第7龛位于洞沟最深处,为摩崖浅龛,龛内正壁开三个小浅龛,中间浅龛内现存米拉日巴雕像一尊,其余两小龛内应该也曾放置雕像,现已不存。龛内有两层壁画痕迹,但现已模糊不清。

      第8窟(见图4)是洞沟最大的石窟,现存高台基、石塔残件等,窟内壁画均已剥落,仅存窟顶小片吉祥八宝题材壁画。窟顶靠近窟口处浮雕二龙戏珠,现已脱落。窟外两侧崖壁上浮雕喇嘛塔六座,窟门左侧也残存小型喇嘛塔一座。从现存崖壁上密密麻麻的桩眼来看,本窟曾经是一座具有气势恢宏的窟前建筑的重要石窟寺。

      综上所述,炳灵寺洞沟区石窟现存的主要佛教遗迹为壁画、浮雕塔、佛像雕刻、佛塔擦擦等内容,其中壁画基本上是明代在原来的石窟壁画之上重绘的,其题材都是藏传佛教内容;浮雕塔的造型为喇嘛塔,也是藏传佛教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明朝时期洞沟区的佛教表现形式主要是藏传佛教,而且其造窟特点是很少重新开窟立龛,而是在原有窟龛基础上加以改造,使其成为表现本派教法内容的窟龛。从现存壁画内容及第7龛米拉日巴雕像来看洞沟区藏传佛教主要流传的是噶举派教法内容。

      四、结语

      炳灵寺地区地处汉藏交界之地,其藏传佛教的发展与汉藏两地的关系密不可分。尤其是自元朝西藏正式划入中国版图以后,藏传佛教在炳灵寺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取代汉传佛教成为本地佛教发展的主要内容。洞沟区藏传佛教便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到明朝时期,把前代佛教窟龛全部改造成为藏传佛教形式,使藏传佛教在此地发展到鼎盛阶段。经长期战乱及自然风化等原因的影响,炳灵寺洞沟区窟龛虽然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还是保存下来很多重要的藏传佛教遗迹。这些佛教遗迹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现存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产,而且充分体现了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繁荣发展以及汉藏文化的密切交流。

      
    * 周玉州: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
    a 王惠民在《炳灵寺建弘纪年应为建弘五年》一文中认为炳灵寺169窟的墨书题记“建弘元年”是“建弘五年”的笔误。
    b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112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c 详见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217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d 详见郭友实主编:《炳灵寺史话》,69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e 详见郭友实主编:《炳灵寺史话》,70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f 此图出自张宝玺、王亨通主编:《昔日炳灵寺》,11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g 康明达、王亨通:《炳灵寺洞沟区石窟调查记》,载《丝绸之路》,2001(S1)。
    h 张思温(1913~1996),字玉如,甘肃省临夏市人,建国后曾任甘肃省政协委员、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等职,曾分别于51岁、62岁、70岁三上炳灵寺,对炳灵寺摩崖题记作了系统整理,并在炳灵寺留下了诸多诗篇。
    i 张思温:《张思温诗选》,郭栋、赵忠选辑,192~193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
    j 张思温:《张思温诗选》,郭栋、赵忠选辑,192~193页,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
    k 详见郭友实主编:《炳灵寺史话》,69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l 详见郭友实主编:《炳灵寺史话》,76页,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m 王亨通、杜斗城:《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246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n 详见王亨通、杜斗城主编:《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247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o 详见王亨通、杜斗城主编:《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248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p 详见王亨通、杜斗城主编:《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249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 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研究 (范明霞)

      一、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概述

      (一)国内外染色工艺历史及研究综述

      植物染色,顾名思义,是通过自然界生长的植物进行萃取,并以萃取物为相应的物品进行染色的一种工艺。

      1.我国染色工艺历史及研究综述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古代人民就已经能够利用彩色石头进行壁画的创作,到了晚期,天然的植物染色也被古代智慧的先人们发现,从古书的记载和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在西周就开设了专门管理染色的官职——“染人”,至此以后,历朝历代均设立了与染色相关的机构或部门,较为出名的有秦代的“染色司”、唐宋的染院、明清的“蓝靛所”。

      在植物染色工艺上,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工记》作为我国首部工艺规范及标准概述,记录了先秦时期我国练丝、纺绸、手绘、刺绣等纺织工艺,对织物色彩和纹样进行了翔实的叙述;西晋时代的《南方草木状》中更是记载了如何从苏木中能提取黄色染料的方法;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记载了多种植物染料的提炼方法;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则列明了20多种颜料的来源、染制和定色的方法。

      明清时期,我国在满足了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还利用丝绸之路进行植物染料的出口贸易,可见我国的植物染色工艺发展历史悠久,有着相当雄厚的积淀,只不过随着化工业的发展,植物染色工艺的身影日益变得模糊起来,只有在地域偏远,科技发展速度慢的偏远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传统的植物染色工艺。

      我国目前对植物染色的研究成果较少。飞渡、李鹏a对贵州苗家的植物染色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阐述了纯天然染料的健康。张璇b在《岭南传统染料植物与染色研究》中,对岭南地区瑶族、苗族、黎族等少数民族的植物染色进行探究。张正学就云贵地区植物染色开展了调研,并发现市场、消费者,以及植物染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严艳c则对大理白族扎染的传统工艺进行了分析,并对图案设计加以探讨。

      2.染色工艺历史及研究综述

      作为两河流域文化的发源,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就已经掌握了植物染色技术。作为古埃及的瑰宝和世界文化奇迹的金字塔,其墓壁上红色和红色的染色织物就是最好的佐证。

      公元前550年希腊开设羊毛手工纺织和染色的工作坊,开启染色生产工作。罗马自远古时期开始,经过纽克里特人的努力将海螺分泌物经氧化后得到的染料泰尔紫用在毛织品上染鲜艳紫蓝色,作为身份的象征。

      在西方植物染色出现情况来看,欧洲存有滞后性,直到公元1371年,才开始有所起色。相关的染色、印花的记载资料出现,这就表明在此以前,染色和印花所用的染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动、植、矿物染料,可见其植物染色工艺的发展起步虽然较晚但胜在发展迅猛。借助西方技术与革命的契机,文化层面上运用植物染色的几率上升。

      随着植物染色的出现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植物染色工艺展开研究。

      约在2500年前,印度已有从茜草中提取茜红、蓝草提取靛蓝来给棉织品染色的记录。而随着印度的生产力发展,印度在植物染色的研究上从染料逐步转移到应用上。印度专家J. Raghava Rao基于天然染料的优点,用天然材料对皮革染色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J. P. Mathur对天然染料印度楝树皮在羊毛染色工艺上的提升进行了探究。另外,印度使用超声波和微波证实了在微波和超声波的影响下,天然染料会使棉织物获得更高的上色率。

      日本大和民族在植物染色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不仅从天然植物中完成了提取和开发,更凭借媒染剂进行染色研究。小見山、 二郎、櫻井等d在《天然染料的棉布的浓颜色坚固的染色》一文中对天然染料对棉织物染色的媒染剂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就媒染剂与金属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近年,日本将植物染色运用到其他领域。伍浩松、张炎阐述了日本使用植物染料技术进行海水提铀的观点。

      韩国最早的植物染色可以追溯到高丽时期。韩国古代早期的天然染料染色,有时会产生色差。而这是随着染料提取方法,配制方法,所用溶剂以及染色方法的不同而变化的。除此之外,安恩卿e以韩国纺织品为代表,对自然染料进行普及。并从起源、特点、自然染料种类等不同层次描述的基础上,举例分析了韩国市场中纺织品的自然染料应用。

      (二)研究意义

      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与现代染色工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代表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心血的凝练,随着大家对环保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重视,对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开展研究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而且少数民族的植物染色工艺是少数民族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同化,这种文化标识正在逐渐消失,更显弥足珍贵。

      从文化方面,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是古代先民们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而对其展开研究,就是对传统文化最好的继承,避免优秀传统文化的断层与流失。

      从环保方面,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能够真正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避免化学染料对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污染问题。

      从艺术方面,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能够得到丰富而鲜艳的属于大自然缔造的色彩,通过不同色相的渲染加工,能够使物品表现出极为丰富多变的层次感,在优雅细腻中更显艺术品位。

      从市场方面,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热度日益提高,环保产品必然将成为未来市场的主流,而植物染色恰好能够满足其市场需求,尤其在高端市场的需求已经十分显而易见。

      二、植物染料的来源分类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植物染料资源丰富,尤其在我国少数民族仍保留着植物染色的传统工艺,据有关统计,目前记载有至少1000—5000种植物可以提取出色素,构成了植物染料庞大的家族体系。根据目前的植物染料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茶叶:茶叶作为我国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除了饮用的功效外,其老叶是一种资源丰富的植物染料,经相关研究发现,红茶、绿茶、乌龙茶、普洱茶都能够作为染料。

      中药:绝大多数中药材都可以做植物染料,是植物染料选材最多的来源。

      木本植物: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含有色素的木本植物,其树皮、树根、树枝、树叶都可以用来作为植物染料。

      草本植物:除了人工种植的草外,野生的杂草也可以选用为植物染料,如葎草、

      荩草、飞机草等。

      水果:有些水果的果壳含有色素,可用于植物染料。比如李子皮可以提取紫红色,草莓可以提取红色。

      蔬菜:蔬菜除了具有食用价值外,有些还可以作为染料,比如丝瓜叶、洋葱皮。

      植物染料来源丰富,可以从人工种植的植物中提取,可以从农副产品的废弃物中提取,可以从野生植物中提取。

      三、少数民族植物染色代表性工艺的技术原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传统染色工艺方面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其中,以云贵地区及岭南地区少数民族植物染色技术尤为突出,以苗族蜡染、白族扎染、黎锦絣染为例。

      (一)苗族蜡染

      以苗族为例,蜡染作为苗族极具代表性的染色技术,在苗族服饰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染料的提取

      1.苗族多选用植物作为染色的染料,且不同的植物会得到不同的颜料。

      蓝色可选用蓼蓝,将其放入特制的木桶中,加入石灰水进行发酵处理,经过数日沉淀,其沉淀物就是靛蓝染料。

      黑色可采用野杜鹃、板栗、野山柳等野果的果实,将其捣碎成泥,并用水熬成浓液,将沉淀的残渣清除,并加入分装的皂矾等固色剂,加热煮沸后便得到乌黑的颜色。

      黄色可选用栀子、槐花及石黄等,将其捣烂后泡入染缸制成染液,栀子能得到深黄色,槐花能得到浅黄色。

      红色可采用椿树皮、茜草等,将其切成小块放入锅中,文火慢煮,直到锅中的水全成为红色为止。

      绿色可选用绿条刺,取其皮,并加入明矾,熬成染液。

      灰色可选取烟子、油麻杆、稻草等,将烟子研磨成细粉,放入水中进行蒸煮即可;而油麻杆、稻草则需要将其燃烧成灰后,加入锅中煮,倘若想要使颜色更亮一些,可添加少许的碱、酒等。

      2.染料染色工艺

      在操作蜡染工艺前,需要准备一把蜡刀或一支蜡刀笔和一碗蜂蜡,然后准备好染色的染料。接下来,便是蜡染的制作工序:

      第一步,熔蜡,即将蜂蜡用火进行熔化,使其成为液体状。温度最好维持在60~70度之间,倘若温度过高,则会使蜡液渗浸范围过大,导致花纹模糊不清,温度过低则会不易让织物粘上蜡液。

      第二步,滚布,将被染织物的一端放在滚筒上,压上石板或木板,人将两只脚踩在两端进行摆动,反复压磨织物,使织物变得平整光滑,便于下一步操作。

      第三步,绘图,用蜡刀或蜡刀笔蘸取蜂蜡熔液,在织物上描绘需要的图案或花纹,不同的用途与个人审美标准的差异,造成描绘的主题与方法的不同。描绘时要注意覆盖均匀、适度。画好后,将织物平整放置或悬挂,使其自然风干,经过反复检查与修补,确认图案完整后即可准备浸染。

      第四步,浸染,以靛蓝为例,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配置染料,一般是每公斤蓝靛加二两酒和十斤水,充分搅拌后,加入适量的石灰水静置几天,将绘好图的织物放入染液中浸染,期间需不停搅动,使浸染均匀,时间越长,浸染越充分,然后将织物捞出,进行晾晒,风干后重复浸洗,这样反复几次,再将织物捞出进行清洗,漂洗干净后放入沸水中除蜡,等到蜡迹彻底除尽后,晒干即可。被蜡覆盖的部分保留原色,而其他地方被染成蓝色,各种图案花纹变换,使织物变得更加绚丽生动、丰富多彩。

      (二)白族扎染

      位于云南大理的白族,拥有一门独特的传统染色工艺,2006年,大理白族扎染被文化部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白族引以为傲的瑰宝。

      1.染料的特殊性

      白族扎染主要以蓝靛为主,而染料的选取上则是我们较为熟悉的植物——板蓝根。众所周知,板蓝根作为预防感冒的药材,但殊不知,白族竟然以板蓝根作为原料制作扎染的染料。白族扎染的关键,就在于用板蓝根制作染料。将板蓝根的叶和茎按照一定比例加石灰和水,在松木桶里浸泡,每天用染棒进行捣打,在水起泡后,进行沉淀、上架、去渣等流程,经过一周的反复操作,由于水分的蒸发,传统扎染的蓝靛就完成了。

      2.染料染色工艺

      大理白族扎染在制作上主要有八项流程,分别是画纹样、手工缝扎、浸泡、染布、晾晒、漂洗、拆线及漂洗熨烫。其中以手工缝扎和染布技艺作为关键所在。由于缝扎时,针线的松紧程度会影响布料上色的深浅及纹路,除此之外,染布的次数和技巧更是对布料最终成色有所影响。

      除此之外好的扎染,需要优秀的染料和原料。板蓝根配以白族农家手织土布,青里带翠,素雅含蓄。而板蓝根的药性,使得扎染过的衣服具有消炎清凉作用。

      (三)黎锦絣染

      位于海南的黎族,有一门独门秘籍,它不仅是黎族千百年来的智慧结晶,也是对植物染色技艺的突破与肯定。

      1.染料

      黎锦所需的染料均来自于海南岛上的植物与动物资源。在植物染料的选取上主要有棉类植物、麻类植物和染料植物共十余种。用于黎锦织造的材料主要有:

      首先是海岛棉。海岛棉作为海南特有的棉布材料,所出的纤维具有细长、富有丝光、强力较高的特点。

      其次是木棉。木棉由于其果实纤维的缘由,不得不依附于木棉蒴果壳体内壁,由内壁细胞发育生长而成。木棉纤维由于长度较短、强度低、抱合力差和缺乏弹性,

      单独纺纱,所以一般作为辅料使用。

      2.工艺

      用于黎锦织造所用之染料分别为板蓝、蓼蓝、假蓝靛、乌墨、枫香、山蓝、苏木、谷木、黄姜、落葵等。而整个黎锦织造工序分为轧花、搓条、纺纱等八个工序。f 

      黎锦引以为傲的四大工艺:纺、染、织、绣。纺,指手捻纺纱,是人类最古老的纺纱工艺,主要工具包括手捻纺轮和脚踏纺车;染,指植物染料染色,在黎族方言区,一种被称之为“绞缬染”的扎染技术,秉承先扎经后染线再织布的特点将扎、染、织的工艺融会贯通、巧妙结合,成为我国染色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四、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介绍及应用

      我国少数民族染色工艺历史悠久,且应用十分广泛,主要涉及日常的吃穿用度,常见的三种古法染布成为“三缬”。也就是绞缬、蜡缬和夹缬。即便现在科技、技术发展迅猛,使用至今的染布方法所染的手工布仍然成为广大人民健康、无害的代名词,深受喜爱。

      绞缬,又叫扎染。扎染染布法被大理白族人称为疙瘩花布或疙瘩花。目前,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周城村的大仓、庙街等地仍保留着这一传统技艺,在大理的大街小巷都能随处可见各种色彩艳丽的扎染装饰品以及服装、鞋帽等,到处洋溢着鲜明的地方色彩。大理喜洲白族分支在原有图案艺术、古代结扎技法和现代印染工艺相结合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研究出了彩色扎染这种符合现代人民需求的新的手工印染技术。利用扎缝时的差异,造成染色的深浅不一,形成不同纹样的艺术效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白族地区出现了“反朴法仿扎染”的工艺制品,以色彩艳丽、层次深远的图案花纹博得游客及外来人士的喜爱。

      蜡缬,别名蜡染,始于汉代,至今被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沿用。大多数苗族妇女的衣服及日用品都是蜡染制成。安顺、普定一带的苗族妇女则通过在衣服上装扮一些蜡染的花纹,染上多种颜色,使得服饰更加多彩艳丽。蜡染工艺在苗族比较普遍外,在瑶族、壮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中也很大众化。

      夹缬,顾名思义,就是利用雕板在绸棉等织物上夹染出预定的效果,最早始于隋唐,《辞源》中也有对此提及。g早些年间,夹缬布一度成为浙南地区嫁女娶媳的必备品,苍南宜山镇八岱村也因盛产夹缬布而名声远扬。但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目前正面临失传。

      近些年来,工业化带来的严重污染使得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的生存环境不断受到威胁,健康与环保意识得以进一步提高,而对于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品质也越来越严苛,为此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人才开始加大对环保产品研发的物质与精力的投入,进而使植物染色工艺重新被启用,并在继承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对工艺等进行改进优化处理,比如,可医治皮炎的艾蒿色织物,具有防虫、杀菌、护肤及防过敏的功效的茜草、靛蓝色织物。

      五、少数民族植物染色工艺的发展前景分析

      植物染色工艺具有取材天然,安全无公害的特征,且有许多种类还有益身体健康,因此经过植物染色的商品自身附加值增加,也越来越受到追捧,尤其在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开始着手加强对植物染色工艺的研究投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看来,仍存在一些不足,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针对植物染色工艺技术的改进与提升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植物染料的原料供应。

      如果用于工业化生产,必须保证原料供应的充足,过去单纯的民间手工操作已很难支撑,惟有规模化种植,不断提高原料产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植物染料提取技术的专业化。

      传统提取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染色加工的连续性与高效性,应尽早实现染料提取的专业化技术改进,提高提取纯度与产量的同时还要实现有效缩短提取时间,从而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第三,染色助剂的改进。

      在传统的植物染色工艺中采用的染色助剂都比较原始,大多是废物再利用,其中包含的有效成分过少,染色效率低,且还会产生二次污染,如靛类植物还原剂酒糟溏渣。另外有些媒染剂固色效果并不好,也会对人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在工业化生产中,必须要对染色助剂进行改进,通过精加工或使用其他代替物等处理方式,提高染色效率与质量,尽可能地实现工艺流程的简化。

      第四,商品功能属性的拓展。

      有些植物染料本身属于中药材范畴,具有天然的保健功能,如果能够对其中的有效成分进行合理的利用,使其充分发挥药效作用,有效促进人体的健康,从而使商品的功能属性得到拓展,同时也会提升商品的附属价值,增大利润空间。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与环保意识的提高,未来健康商品的市场空间将会得到明显扩大,更多宣扬安全无害有益健康的采用植物染色技术的商品将会层出不穷。

      六、总结

      少数民族的植物染色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的先辈们通过无数次的实践与失败中获得的来之不易的经验瑰宝,我们应该采取有效措施,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况且如今的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的热点与难点,人们对健康与环保的追求愈加强烈,而植物染色工艺恰好有着天然无公害的自然优势,势必会得到人们的喜爱,整个市场环境也将会发生改变,而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植物染色工艺来实现工业化生产,更好地适应市场,将会成为诸多企业寻求创新与突破的问题所在。目前已经有很多企业纷纷转型,开始着力于改进植物染色工艺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传统的植物染色工艺必然会焕发新的青春与活力。

      

      

      
    * 范明霞:中国民族博物馆助理馆员。
    a 飞渡、李鹏:《苗家食色一隅,植物染色更健康》,载《烹调知识》, 2008(10X)。
    b 张璇:《岭南传统染料植物与染色研究》,载《华南农业大学》,2012。
    c 严艳:《大理白族扎染的传统工艺与图案设计》,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2)。
    d 小見山、二郎、櫻井等:《天然染料による綿布の濃色で堅牢な染色》,実践女子大学生活科学部紀要,2006(43)。
    e 安恩卿:《浅谈自然染色——以韩国纺织品为例》,载《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8(14)。
    f 陈琛:《黎锦织造工艺技术的初步研究》,南京大学,2014。
    g 刘安定、叶洪光、李强:《唐宋时期夹缬织物中的文字研究》,载《丝绸》,2017(4)。

  • 浅论古籍装帧形式的演变 (白晓璇 白雪松)

      书籍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标志之一,它继承着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遗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期,先民便将文字写于甲骨与青铜之上,“简策成为书写材料后,其记言、记事都呈现出了一定的系统性,我国正式意义上的图书遂告出现”。a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古籍文献,书籍装帧形式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并受到民族、地域、文化及实用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形成了多样化的装帧艺术。本文拟结合实物资料,对古籍装帧形式的演变进行简要介绍。

      一、 概念界定

      (一)古籍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古籍”,前辈学者们聚讼纷纭,观点不尽相同。曹之先生在《中国古籍版本学》一书中对当时古籍概念存在的几种观点作了总结与评析,其观点已被广大学者接受,尤其是对古籍界定的下限年代,学术界已普遍认可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抄写、印刷的图书为“古籍”。b然而,在古籍界定的上限年代,即古籍的最初形式上,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对现有的几种争论归纳如下:

      1.以结绳书为最早的古籍

      杨永德先生认为,对“书”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简策书开始,经过众多的装帧形态,一直到现代的书籍,这是狭义的理解;从书籍装帧的初期形态结绳书开始,经过众多的装帧形态,到现代的书,是广义的理解。他在探讨书籍装帧形式问题时,使用的就是广义的概念。c

      2.以竹简木牍为最早的古籍

      《说文解字》中认为:“著于竹帛,谓之书。”钱存训先生认为:“雕铸或印盖在坚固材料上的各种文字记录,都不能称为‘书籍’。中国书籍的形式,始自竹简的运用,继以帛书、木牍、纸卷。”d

      3.以甲骨文为最早的古籍

      邱陵先生认为:“甲骨刻辞是应该是我们最早的书,因为这是有实物可证的。”e

      李致忠先生认为,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文字,甲骨上记载着占卜的记录,且中间钻孔、串联成册,“殷周时期的甲骨,有记事的内容、有装订的形式,所以我们把它们统看成是我国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且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初期书籍。f

      魏隐儒先生认为:“在三千年前的殷代后期,就有了记载占卜吉凶事件的图书,那时用作图书材料的不是纸,而是把文字用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面。……把卜辞记载下来,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面,这就是最早的书。”g

      奚椿年先生认为,甲骨、金石、竹帛等材料上的记载是古人有目的地记录下来的,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思想,也传播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信息,与现代的书一样,具有共同的特征与功能,而且后期历史阶段的书都是由这些文字记载发展而来的,所以甲骨文等文字记载也是书的一种,而其中时代最早的就是甲骨文。h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书籍是文字的载体,我国古代用于记录文字的载体多种多样,纸的大量使用是在东晋时期,然而在更遥远的历史中,先人们将文字记录在甲骨、青铜器、简牍、缣帛等材料上。笔者认为这些材料是古籍的初始形态,古籍是由它们发源而来,但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古籍。此处探讨的装帧形式,主要是针对古代书写或刊印在纸张上装订成册的书籍。

      (二)装帧的概念

      20世纪 30 年代,丰子恺先生从日本引入了“装帧”这个词汇。当时中国所指的“装帧”,是指将纸张折叠起来,进行装订,最后附上书皮封面的过程。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中,“装”与“帧”分别有着不同的含义。《大辞典》中解释,“装”一共有四种含义,其中第四种是指“书册装订的形式,如线装、精装”;“帧”共有三种解释,其中第三种是“量词。画一幅,相片一张,叫帧”。明代《藏书纪要》中对装订有这样的陈述:“装订书籍,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大雅,厚薄得宜,精致端庄,方为第一。”可见古人常将装订作装帧使用。

      笔者在本文中采用的概念是李致忠先生的:装帧的“内容包括书籍的版式设计,封面、插图设计,及装订形式和水准设计”i。包括古籍的装订形式(即外部设计)与版式设计(即内部设计)两方面。

      二、演变过程

      我国古籍的装帧形式多种多样,根据时代不同,有着不同的变化。李致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大抵经历过简策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制度三大不同阶段,而具体的装帧形式则先后流行过简策装、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毛装等十种。而笔者认为,书籍的装帧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历史情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最初的文字是记录在甲骨文、青铜器和玉石上的,在历史的发展中,竹简、纸张逐渐取代了原有的那些书写材料,故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石经和玉版可作为古籍的初始形态。现将各类形态结合实物资料介绍如下:

      (一)初期形态

      1.甲骨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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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故宫博物院藏殷王武乙(文丁?)贞问祭祀先公先王卜骨      图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毛公鼎铭文拓片

      通过考古发现,在河南殷墟出土了大量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图1)。所刻文字纵向成列,每列字数不一,皆随甲骨形状而定。由于甲骨文字型尚未规范化,字的笔画繁简悬殊,刻字大小不一,所以横向难以成行。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作为文字载体的材质。

      2.青铜器铭文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或称“金文”, 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毛公鼎的铭文达500 字(图2)。因此,人们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也看作是古代的重要文献。

      3.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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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故宫博物院藏秦石鼓及拓片

      《墨子》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的话,表明墨子生活的春秋战国之前,就存在有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在现存石刻文字实物中,最早的要算是唐朝初年在陕西发现的10个石鼓,每个鼓身的周围都刻有文字(图3)。后世刻书也常采用石头为材料,如东汉的《熹平石经》、三国魏的《正始石经》等。

      4.玉版

      关于使用玉来记载文字,在《韩非子·喻老》中就有“周有玉版”的话,说明周代就以玉为文字的载体了。大戴《保傅》说:“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素问》说:“著之玉版,每旦读之,名曰玉玑。”北宋时发现的诅楚文,就是把文字记在玉上的,字体与石鼓文大体相同,也考定为周代的遗物,但后来实物就散失了。a1942年,在河南曾发现十几片玉片与和石片,上面有墨写的文字,内容就是古人盟誓的载书。

      (二)简策形态

      简策,是对用竹、木简制作书籍时代装帧形式的总称,始于殷商,秦汉时最为盛行。《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说明简策在商代已经出现了,它们的使用时间很长,直到东晋末年才逐渐以纸代替简策。在纸出现和大量使用之前,它们是主要的书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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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居延汉简

      简策书已经具备了书籍装帧的基本形态,其文字的载体是竹和木。把竹子加工成统一规格的竹片,再放置火上烘烤,蒸发其中的水分,防止日久虫蛀和变形,然后在竹片上书写文字,仍沿袭甲骨文、金文的竖写直行、由右而左的款式,这就是竹简(图4)。《左氏传序疏》说:“单执一扎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竹简再以革绳相连成“册”,称为“简策”。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

      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是早期书籍装帧比较完整的形态,在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并行的还有木牍,牍是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与竹简不同的是木牍以片为单位,一般着字不多,多用于书信。

      (三)卷轴形态

      1.帛书卷轴装

      竹简的材料易得,制作工序也不复杂,但也有缺点。一是笨重,秦始皇时每日批阅公文用简达120斤,西汉东方朔上书,用简近3000片。其二,竹木简的长度宽度都有一定限制,除书写文字以外,很难适应绘制地图、作画等其他要求。而缣帛虽然价格昂贵、产量较少,但其分量轻、质地柔软、幅宽面广、易于着墨的优点使之很快成为与竹木简并行的书写材料。

      帛书,就是指写在丝织品上的书,或者说是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而制成的书。明罗颀《物原》说:“史籀始墨书于帛。”早在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已经出现了帛书。之后经秦、汉、三国,直到晋朝纸书盛行以前,帛书大约流行了千年左右。不过在帛书流行的过程中,简策也并未灭绝,而是几乎与帛书同时流行到纸书盛行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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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湖南省博物馆藏西汉帛书《周易》

      缣帛易朽坏,很难见到出土实物。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出土了一批帛书(图5),其中有著名的老子《道德经》甲、乙本,此外还有《周易》、《战国策》、《左传》、《天文占星》、《医经》等二十多种书。自从这批帛书出土以后,真正古代帛书的形象才大白于人间。从出土实物看,帛书的制作与装帧基本上是在模仿简策图书。版式上,一般上下绘有边栏,类似简策图书上下两端的编绳,两行文字中间用竖线隔开,就像竹、木简之间自然形成的条格界线;装订上,也是仿简策书籍卷起,但在末尾装有木轴,而后以木轴为中心,从后向前卷起,中间系好以免散开,称为“卷子装”,也称“卷轴装”。由于缣帛比较珍贵,所以其装帧都很考究,可分为卷、轴、缥、带四部分。卷即绢帛,轴是用以旋转、舒卷的木片,缥是保护卷子的书衣,带是用来缚扎的。为了便于检阅,在卷口用籤条标上书名,称为“籖符”,又称“签条”。所用的材料因时代不同而异,汉代以竹简为签,汉唐以后都用象牙。

      2.纸书卷轴装

      帛书的产生,适应并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特别是到了秦汉以后,封建社会趋于成熟,社会文化更加发展,因而帛书也就逐渐暴露了它的弱点。因为其生产有限,显得特别贵重,如果继续使用缣帛写书,不但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文化需要,反而会形成科学文化发展的障碍。因此,一种兼备缣帛优点而又非常便宜的新书写材料出现了。

      纸的发明,并经过蔡伦改进技术,但纸书并没有马上取代简策和帛书。直至东晋末年,才由政府下令,写书一律用纸,并规定了写书用纸的颜色标准和规格。由于纸书同样具有帛书的柔软和便于卷舒的优点,所以手写的纸书出现并盛行以后,乃至早期印本书,尤其是佛经,其装帧方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还是采取了卷轴装的形式。这无论从文献记载和实物留存都能得到充分的证实。生活在三国至西晋时的傅咸曾作有《纸赋》,说当时的纸书“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应当是最早对纸书卷轴装的形象描绘,可见三国两晋时期的纸制书籍已是卷轴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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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敦煌研究院藏卷轴装《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纸书卷轴装有简装与精装之分。简装纸书用普通纸和带漆或不带漆的木棒,不加任何装饰地从尾朝首卷起,如敦煌石室中保存的大量遗书就是这种简易的卷轴装(图6)。精装的卷轴装主要表现在轴、签、带的使用上,“缥”用丝织的绫锦,“带”用丝织的彩带,“签”、“轴”常常镶嵌象牙、珊瑚、金、玉等贵重物品。《隋书·经籍志》中说:“隋炀帝即位,秘阁之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大唐六典》说:“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

      卷轴装到唐代已经非常完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化发达,其缺点也日益明显。卷子一般都比较长,阅读时要边拉边卷,文字越多,卷子越长,阅读起来越不方便,要查检某一段落,尤为麻烦。到唐代后期,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与普及,纸书装帧首先出现从卷轴形态到册页形态过渡的旋风装、经折装形式。

      3.旋风装

      关于旋风装的形制,历来说法不一。刘国钧、郑如斯《中国书的故事》把一反一正折叠的长卷叫做经折装,并说:“后人因为它同印度来的梵文贝叶经的形式相象,就称之为‘经折装’或‘梵夹装’”,又把首尾用厚纸粘连的经折装称为旋风装,因为这样“在拿取时,就不会有散开的扯断书叶的危险,如果从第一叶翻起,直翻到最后,仍可接连翻到第一页,回环往复,不会间断;因此就把它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是经折装的变形”。大体上认为旋风装类似于经折装,又把经折装等同于梵夹装。a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则认为“旋风装是由印成单页粘成长幅后,再折叠起来的”,也把旋风装定义为折叠的形式。k直到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l、《古书旋风装考辨》m、《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n对旋风装作出翔实的考证,才彻底结束了学术界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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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故宫博物院藏旋风装《刊谬补缺切韵》        图8 敦煌研究院藏粘页装《妙法莲华经》

      现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图7),向我们展示了旋风装的形制。该书共五卷,凡二十四页,首页单面书写,其余二十三页均为双面书写,所以共是四十七面,每面三十五行(部分三十六行)。其装帧形式,是以一比书页略宽的长条纸作底,除首页因系单面书写,全幅裱于底纸右端外,其余二十三页因均系双面书写,故以每页右边无字空条处,逐页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在首页末尾的底纸上。“收藏时,从首向尾卷起,外表仍是卷轴装,但打开来翻阅时,除首页全裱于底纸上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页翻转。” o

      旋风装是从卷轴形态装帧到册页形态装帧的过渡形式。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它既具备册页装帧的基本特点,又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形。至于“旋风”的得名,因故宫所藏《唐写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一书经长期卷舒后,书页很像空气分成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而形成的旋风,所以称作“旋风装”,因展开平放时错落粘连、形如鳞次,又名“龙鳞装”。

      (三)册页形态

      1.粘页装与缝缋装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前,粘页装与缝缋装并无实物可循,世人对其的认识主要源自宋代张邦基的《墨装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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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敦煌研究院藏缝缋装《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

      宋代张邦基在《墨装漫录》中引用了王洙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作书册粘页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这里谈到书的制作方法用“粘”,就是把书叶粘在一起,所以称为“粘页装书”。基本是将纸单面书写,把有字的一面作为正面,相向对折,无字的一面作为背面。除第一叶上半叶和最后一叶下半叶外,各叶背面统统涂上浆糊,按顺序粘连,成为一册。

      《墨装漫录》云:“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扶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这里谈到的“缝缋”,就是指缝缋装书。缝缋装“这种装帧书籍的书叶多是把几件书叶叠放在一起对着,成为长方形一叠,几叠放在一起,用线串连。……这样装订的书多是先装订,再书写,然后裁切整齐”。在敦煌遗书中,这种形态装帧的书有不少,中国、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都有发现。在日本,现在还可以看到用缝缋方法装帧的书籍。p

      2.经折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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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敦煌研究院藏《佛说无量大慈教经》、《佛说续命经》、《佛说地藏菩萨经》等经文合册

      经折装,也称为“折子装”。名为“经”,大概因为与佛经有关,名为“折”,大概因为采用了折叠的形式。是将一幅长卷沿着文字版面按照一定的宽度一正一反地连续折叠,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在首末两页上分别粘贴硬纸板或木板作为护封而成(图10)。经折装是在卷轴装的形式上改造而来的。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阅读书籍的需求增多,卷轴装的许多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经折装首先是从佛经开始的。唐朝时佛教在中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善男信女普遍诵经。传统书籍的卷轴装给诵经带来不小的麻烦。卷轴装形式的书,展开后如不用镇纸压住,会自行回卷,和尚诵经时,打开的经卷必须压住,很不方便。于是在佛教界便首先出现了经折装这种形式。所以一场针对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写有文字的整幅经卷沿内文空隙,按照一定的行数或宽度,一反一正地折叠起来,形成一个长方形,完全展开以后为长卷,在某种意义上仍保留了卷轴的痕迹。这是经折装的简单形式,阅读时容易散开。虽有此不足,但在收藏、阅读时却不用卷舒,非常方便,是书籍制作的一大进步。后来有人针对经折装的弊病作了进一步改进:用一张整纸对折起来,作为书籍的封面、封底,并将其与书的首页、末页粘接在一起。这样在阅读时,书便不会散开了。这种折叠形式始于唐代,沿用到北宋。

      3.梵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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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梵夹装示意图

      

      梵装,也称梵夹装。它并不是从中国古代书籍装帧演变而来,“而是专指古印度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梵文佛教经典的装帧”q,后传入中国。(图11)

      印度境内盛产贝多罗树,树叶宽而长,表面光洁,所以古代印度佛经一般书写在这种树叶上。梵夹装的制作方式是:将书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内容顺序排好,然后用两块经过刮削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下各一块夹住,整齐以后在中间穿洞系绳。因其以竹木板夹住,内容又是梵文佛经,所以谓之“梵夹”,古代也习惯于以“夹”作为佛经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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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敦煌研究院藏梵夹装《唯识三十论要释》

      中国的古代也有类似梵夹装的书籍装帧形式,敦煌藏经洞便出土有梵夹装的经文。北京图书馆藏有五代时期回鹘文的《玄奘传》,其制作材料是纸,但采取的是单页长条双面书写的形式,显然是在模拟印度的贝叶经。其装帧方式也是集数页为一叠,每页中间都画有红色圆圈,显然也在模拟贝叶红穿洞结绳的遗迹。后世印刷的藏文佛经,很多都是采用这种形式,存世的也并不罕见。但这种装帧形式阅读时需要逐页取下,检索更谈不上方便,读后收藏也极费精力,所以“后世虽有模仿,但并没有成为图书装帧的主流形式”r。

      4.蝴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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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蝴蝶装示意图                   图14 敦煌研究院藏蝴蝶装《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

      蝴蝶装,简称蝶装,因书页展开似蝶形而得名,是由经折装演化而来的。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已经趋于盛行,而且印刷的数量相当大,以往的装帧形式已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印刷业。经过反复研究,人们发明了蝴蝶装的形式,盛行于宋朝,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图13)

      其装帧形式是将每张印好的书页以版心为中缝线,把有字的纸面相对折起来,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以折边居右戳齐成为脊,而后再在书脊处用浆糊或其他粘连剂逐页彼此粘连,粘贴成册,然后裁齐成书,再装上硬纸作封面,便成一册书。这种装帧形式,从外表看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页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看去仿佛蝴蝶展翅飞翔,故称蝴蝶装。

      唐代中国开始出现雕版印刷术,宋代以后,雕版印书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雕版印书必须将一书分成若干版,一版一版地雕刻印制,印出来的书也相应地成为若干单页。传统的各种装帧已经不能适应新工艺制作的图书,于是出现了蝴蝶装。同时,蝴蝶装的特点是版心向内,单边向外,使书心得以保护。《明史·艺文志序》说:“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蝴蝶装在宋元时期盛极一时。

      5.包背装

      纵然蝴蝶装的优点有很多,但这种装帧也有弱点,即所有的书叶都是单叶,不但开卷使人看到的都是无字的反面,而且在翻阅时需经过两个背面的空白,翻两次才能看一页书,翻检极为不便,人们针对这一缺点进行改革,于是出现了包背装。

      包背装是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由于是正折书页,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页书页,依顺序摞好,而后戳齐左边书口,压稳。然后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用纸捻装订成册,将书的天头、地脚处剪切齐,在书脊上刷浆,再用整张封面纸从书脊到书的上下两面包上,封面于书脊处粘住,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包背装。包背装解决了蝴蝶装翻两次才能看一页书的问题,大约南宋后期开始出现,经过元朝,一直沿用到明朝中叶,甚至到了清代,一些官印书籍仍采用包背装的形式。但是,如果经常翻看则会因粘连不牢而散开,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线装慢慢出现了。

      6.线装

      线装指用线来装订书籍,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是我国书籍装帧技术发展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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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 线装书示意图                                                图16 毛装书

      线装书的起源大概在北宋末年或南宋初年,明朝中叶以后逐渐盛行。明朝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要求也日渐提高,书籍的流通更加频繁,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变革。蝴蝶装、包背装均是逐页粘连,费工费时。如果经常翻阅,非常容易散开。为解决这一问题,线装便逐渐流行起来了。采用线装的古籍现在依然不难见到,所以对其装帧学术界没有异议。线装与包背装在折页方面没有任何区别,但不用整纸包背作书衣。而是将封面裁成与书页大小相同的两张,前后各一张,与书页同时戳齐。而后将天头、地脚,左边余幅裁齐,即可打眼用线装订了(图15)。这是古代最为进步的一种装帧方式,外形美观又很实用,所以流行的时间也比较长。
    线装还有四种特殊的装帧形式:

      (1)毛装

      毛装形式在折叶和装订方法上与包背装没有任何区别,即仍然以版心为轴线,合叶折叠,集数叶为一叠,整齐书口,然后再书脊内侧打两眼或打四眼,用纸捻穿订,砸平。区别在于天头地脚及书脊毛茬自任,不用剪齐,也不用加封皮。这种毛茬参差而又纸捻粗装不要封皮的装帧形式称“毛装”,也称作“草装”(图16)。

      毛装书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种是官刻书,特别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的书,通常都要赠送给皇亲贵戚,因不知受书者如何装潢于是就毛装发送;另一种情况就是手稿,作者写完一章一节,为不使页码章节错乱,常常简单装订起来,毛毛糙糙、边缘参差。

      (2)套装、函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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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 故宫博物院藏锦面锦函《太上三光注龄资福延寿妙寿经》(明永乐四年沈度泥金写本)

      线装书因软面书携带不便,所以加入书函、书套中(图17)。有些用硬纸做成,包在书的前后左右四面;有些以木作匣;有些有夹板放在书的上下,左右各用两带束缚;有些用纸盒盛装。

      (3)夹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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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 夹页书                                                         图19 金镶玉

      有些线装书内文用纸很薄,书页印好后,在折页时加进一张稍厚一点的白纸,或其他颜色的纸,这页纸并不印刷(图18)。这种做法一是为了使书页加固、硬挺一些;二是避免因纸薄透印影响阅读效果。清代后期,这种装订方法应用很普遍。

      (4)金镶玉

      金镶玉是一种补缀旧书的方法,因旧书被虫蛀蚀,或纸张薄脆,所以通过在书页里面衬上白纸,使天头、地脚及书脊三边都镶衬出白色的衬纸,再用纸捻将衬纸与书页重新装订,使经过镶裱衬纸的古籍既保持了原始的装帧形式,又使天头、地脚和书脑三面得以加宽,古籍版本得以拓宽,而原书页不易再受到损伤,从而延长古籍寿命。修补后的古籍线装书,黄色的书页衬以洁白柔韧的棉连纸衬托下,有着黄中透白、白中衬黄的颜色,所以才叫做“金镶玉”,扬州人称“袍套衬”,据说此法于明代(图19)。

      三、结语

      根据上文的总结,笔者制作出了中国古籍装帧形式发展简表,内容如下:

      综上所述,古籍的装帧形式是随着书写材料、制作技术、传布方法和社会需要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新的装帧形式出现后,并不是立即取代旧的形式,旧形式依然在某些书籍上继续沿用,故同一时代可能同时使用有多种装帧形式,一种装帧形式的流行时间也不仅限于某一朝代。我国古籍装帧艺术历史久远,形式多样,技术卓绝,在世界书籍装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前人的研究让我们对古籍装帧形式有了丰富的认识与学习,而大量现存的实物资料和不断增加的考古发现也期待着更为深入的讨论和探索。

      

      
    * 白晓璇:北京市文物进出境鉴定所副主任科员。
    白雪松: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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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c 杨永德:《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d 钱存训编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15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e 邱陵编著:《书籍装帧艺术简史》,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f 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话》,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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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奚椿年:《中国书源流》,1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i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12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j 刘国钧、郑如斯:《中国书的故事》,5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k 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154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l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m 李致忠:《古书旋风装考辨》,载《文物》,1982(2)。
    n 李致忠:《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载《文献》,2004(2)。
    o 李致忠:《古书旋风装考辨》,载《文物》,1982(2)。
    p 杜伟生:《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59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q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136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r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55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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